虽然国内早已进入了现代化的发展，但是也保留着许多美丽古老的小镇，很多人在繁华喧嚣的大城市中生活久了就想着能够去一些安闲宁静的地方散散心，而这些小镇子就非常适合人们过来散心放松，慢节奏的生活能够让人的心情都变得缓慢起来，不用担心太多的俗事，只剩下旅行的愉悦之感。

若说国内景色最美的地方，云南在人们心中肯定能排在前几位，这里有着迷人优雅的自然景色，还有着独特的少数民族风情，到处都呈现着让人着迷的风景。在云南有许多古老而宁静的城镇，就比如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被誉为“文献名邦”的绝美古城。

建水古城位于云南昆明的南边，古称步头，最早是南诏时期在此修建的土城，而等到明洪武二十年的时候才扩建为砖城，算下来也有着千百年的历史了。当时古城被修建完毕后还曾多次毁坏，后又被修复，如今仅剩东门朝阳楼在经历多次战乱和自然灾害中仍巍然屹立，距今也有近六百年。

此处自古就人杰地灵，走出了很多有名气的人，素有“文献名邦”的称呼，如今古城也成了云南境内最著名的景点之一，在里面还有着许多知名古建筑，就比如被誉为“滇南大观园”的朱家花园，建筑规模仅次于朱家花园的张家花园，岿然屹立的朝阳楼等等，都保存完好值得参观。

在这里还保留着近百所的古寺庙，虽历尽沧桑却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给建水古城增添了更多的人文魅力，走在古城里面让人有种穿越时光的感觉，似乎随着古城一起回到了那个古老的年代。除了各种景色之外，在建水还能品尝到许多天然的绿色食品，烧豆腐、泡糕、狮子糕等等，让人回味无穷。

在建水古城里面能让人享受到悠闲的时光，似乎整个人都在这里慢了下来，适合游客过来度假散心。大家有没有去过建水古城呢？你们喜欢这座古城吗？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昆明是中华文化发祥地之一，早在三万年前，“昆明人”就在滇池周围生息繁衍，三万年间昆明的历史连绵不断，文化代代传承。

昆明是历史大戏频频上演的舞台，这里上演过庄蹻开滇、明末农民军据昆反清、创办云南陆军讲武堂、修建滇越铁路、西南联大迁驻、抢修滇缅公路、开通驼峰航线等历史大剧。

公元765年，南诏国筑拓东城，为昆明建城之始。大理国时称鄯阐城。拓东城、鄯阐城分别为南诏国、大理国的东京。

公元937年，大理段氏夺取南诏政权，建立大理国，统一了云南，在拓东城的基础上设鄯阐府，为大理国八府之一。府治沿袭拓东城。段氏政权在其内部经历了较剧烈的社会变革，释奴隶，免徭役，进一步瓦解南诏的贵族统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

鄯阐府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繁华的市中心逐渐移至盘龙江以西（今金碧路、三市街）一带，大理国国主也经常驻节于此。段氏统治者在鄯阐营造宫室园林，兴修水利，到大理国末期，鄯阐城已发展成为滇中一座“商工颇众”的繁华城市。

昆明是有重要历史地位的都会，它曾作为滇国的中心、南诏大理国五百多年的副都、明末永历政权的“滇都”、支撑抗战的重要基地和抗战决胜的桥头堡、闻名世界的“民主堡垒”。

昆明曾孕育和汇聚了一批杰出的历史人物，郑和、杨升庵、孙髯翁、蔡锷、朱德、叶剑英、聂耳、蔡希陶、李广田、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等历史名人或生于此或在此长期活动。

昆明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重九起义、护国首义、“一二·一”运动、昆明起义等影响全国的重大历史事件发生在此。

扩展资料

昆明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城市，世居26个民族，形成聚居村或混居村街的有汉、彝、回、白、苗、哈尼、壮、傣、傈僳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既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延续着许多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

生活在昆明地区的各民族同胞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风淳朴，无论是其待人接物的礼仪、风味独特的饮食、绚丽多彩的服饰，还是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妙趣横生的婚嫁，都能使人感受到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众多的民族节日中，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绕三灵”，傣族的“泼水节”，苗族的“踩花山”，傈僳族的“刀杆节”等久负盛名，节日活动丰富多彩。

每逢节日，各民族群众都会穿上自己手工刺绣染制的民族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举行摔跤、斗牛、对歌等活动。按照岁时节令，农历三月初三的西山调子盛会、正月初九的金殿踏春、九九重阳的螺峰登高、中秋之夜的大观赏月等许多习俗在民间十分流行。

-昆明

1381年，明朝，汪藏海设计

从苴兰城、谷昌城到拓东城

　神秘“龟蛇之城”的形成历经两千多年六百多年前的一天，几个在当时响当当的人物登上了滇池边的高山，俯瞰着眼前的这片坝子。这些人当中除了明朝开国名将沐英，还有大名鼎鼎的风水大师、勘舆家汪藏海。他们雄心勃勃地想在这片坝子里构建一个全新的城市——而彼时那片郁郁葱葱的坝子，就是今天的昆明。事实上，昆明城市的历史，远远不止明初到今天的这几百年。早在石器时代，滇池周边就已经有了定居的部落，不过以当时的规模来说，并不能称之为“城”。从苴兰、谷昌，到拓东城，和世界上任何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城市一样，昆明发展到今天，并非一朝一夕。

　苴兰城、谷昌城——小部落时期

　公元前3-4世纪的滇池周边，已经分布着“劳浸”、“靡莫”等数十个部落，其中又以“滇”最大。就在这一时期，昆明城市发展史上的第一个时间节点出现了，这就是楚国大将庄蹻入滇。《史记·西南夷列传》中记载：“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黔中以西……蹻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饶数千里，以兵威定属楚。”可以确定的是，庄蹻并没有花多大力气，就将滇池周边的小部落一一征服。

　取胜之后的庄蹻回报楚王，相约击秦，但因“道塞不通”，庄蹻只能“以其众王滇，变服，从其俗，以长之”。既然要留下来当山大王，庄蹻也就寻思着在滇池周边建一座城居住，最后他把位置选在了三面环山、南临滇池的昆明坝子。

　看中这块地方的原因，首先在于军事上的考虑——这片坝子地处滇东和滇西的交通要道，地形险要，适合筑城防守，可以扼守滇国门户。这个选择可以说非常明智，后世凡改朝换代，进攻者无不为此易守难攻之地伤透了脑筋。除此之外，因为土地肥沃、农业生产相比较为发达，庄蹻也就在这里安心地当起了滇王。

　这座在滇池旁最早建起来的城就叫“苴兰城”，而“苴兰”则是“且兰”的异写。《后汉书》记载：“庄豪（蹻）从沅水伐夜郎，军至且兰，椓船于岸而歩战。”庄蹻非常看重进入云南的第一仗，所以在建城时也就称之为“苴兰”，后人则将其称为“庄蹻故城”。大部分史学家都相信，这座城市就在今天的昆明黑林铺一带。

　一直到秦灭汉兴，庄蹻时代都有封土。汉武帝时的滇王常羌，就是庄蹻的后代。但在数百年的时间里，苴兰城并没有太大的发展，以今天的眼光看来，它也只不过是一个稍微大一点的部落而已。

　张骞出使西域时，想借道云南，被滇王所阻，于是滇与汉朝结怨。汉武帝盛怒之下发兵滇池，滇王降服，归顺汉朝。从此汉在滇池地区设立益州郡，郡治在今天的晋宁，但所辖的24个县中就有被称为“谷昌”的昆明。

　谷昌城建于金马山麓，大概的位置在今天的凉亭一带，城内驻扎着汉军，目的是为了威慑周边部落，监控滇王的一举一动。值得一提的是，尽管谷昌城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能算一座军营，但驻军在滇池边垦荒造地、修筑灌渠，开垦了2000多顷农田，滇池周边已经出现了“沃野千里”的景象。

　不过，军人毕竟只是军人，在开荒修渠这种事情上显得不是那么专业，而且当时也没有城市规划的意识，后世的昆明城水患频频，没少让昆明人吃苦头。而在之后几百年的时间里，滇池地区尽管分布着很多部落，但昆明也并没有形成一座真正的城市模样。

　拓东城、鄯阐城——军事要塞期

　这种情况一直到公元8世纪，洱海地区南诏的崛起——既然是崛起，那就肯定要扩张地盘。唐天宝五年，南诏王皮罗阁率军东征，但他的步伐只迈到了今天的祥云一带就去世了。其子阁罗凤即位后继续东进，灭掉了延续数百年的爨氏政权，进入滇池地区，继而统一了云南。

　事实上，南诏政权是唐王朝本着“以夷制夷”的想法一手扶植起来的，但南诏在羽翼丰满后，就不可避免地会与唐产生矛盾。天宝十年和十三年的“天宝战争”，南诏两次击败唐军，最后成功割据一方。在洱海边长大的阁罗凤很有湖泊情结，他的看法和庄蹻一致，也认为滇池区域很适合修建一座重镇，这样就在军事上进可攻退可守。酝酿了几年后，他开始让自己的长子负责建造“拓东城”。

　“拓东”意在“开拓东境”，从名字上不难看出阁罗凤的野心。南诏在政治上也很重视这座新城，专门设置南诏六节度使之一的拓东节度使，所以这座城也被称为拓东节度城。在今天的昆阳和安宁，还同时修筑了拓东龟城和蒙氏城。和之前不一样的是，拓东城下辖今天的晋宁，这意味着滇池区域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由滇池东岸晋城一带，开始向滇池北岸的盘龙江三角洲转移，昆明的城池位置也逐渐清晰。

　事实上，拓东城的规模也并不算大，它只是一个周长3公里的狭长土城，分为东、南、北三面，河上的木桥可通往滇池西岸。但相比之前比较单一的城市形态，拓东城里有王宫、官署、馆驿、寺庙，算得上有了城市的模样了。根据考证，这座城池的大致位置就在今天昆明的南市区，地跨盘龙江两岸，北迄人民中路，南至金碧路，东起五里多、拓东路，西到得胜桥。受中原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建筑多为唐代的风格。

　由此看来，今天昆明市的中心一带，就是当年的拓东城。南诏政权从滇西大量移民填充滇池地区，后来的拓东节度使还邀请了中原的工匠，在拓东城西的滇池湖畔修建了觉照、慧光两座寺庙和东西寺双塔——后者我们今天还能看到，而前者已经堙没在了历史的长河中。

　当然，拓东城得以发展，和当时统治者的重视是分不开的。它被看作是一个“陪都”，地位仅次于南诏的都城，由此也被称为“东京”、“上京”。从阁罗凤之子开始，历代国王都是住在这个“陪都”，只有死后才归葬滇西。

　然而，历史总是向前走的，就算统治者再怎么重视，江山也不可能万年永固。公元937年，“白蛮”段思平联络滇东乌蛮三十七部，灭南诏杨氏政权建大理国，行政上划分八府，设立在滇池湖畔的鄯阐府为其中之一。此时拓东城周边的滇池水域，已经慢慢发展成为了城市的附属部分。

　1119年，三十七部再度起事，攻克鄯阐，拓东城也在这一场战火中严重毁坏，几乎被夷为平地，成为了一座“废城”。战事平定后，大理国政权才在拓东城的基础上重新筑起土城，称之为“鄯阐城”。

　相比之前的拓东城，鄯阐城已经越过盘龙江向西发展，城区大概位于盘龙江西岸，在今天的文庙、人民中路、东寺街一带。整座城东临盘龙江，南靠玉带河，西到鸡鸣桥，北至五华山，“城际滇池，三面皆水，既险且坚”。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这一时期鄯阐城在经济上有了长足地发展，但统治者建城首要考虑的，仍然是军事上的需求——当然，这也让后来者吃尽了苦头。

　公元1253年秋，蒙古大元帅兀良合台率大军进攻大理国，大理城破，大理王段兴智逃到鄯阐城继续抵抗。看了鄯阐城的地形后，兀良合台制定了详细的攻城计划，但这座土城竟然连续七天抵挡住了强大的元军进攻。

　究其原因，不在于大理军有多顽强，而是鄯阐城修建的位置太绝了——三面临水，一面靠山，元军又缺水战经验，自然久攻不下。兀良合台在鄯阐城打了一场入滇以来最大规模的战役，最终城内弹尽粮绝才取胜。毫无疑问的是，这也验证了一座城市选址的重要性。

　马可·波罗笔下“壮丽的大城”

　元灭大理之后，在云南设置万户、千户、百户互相辖制，鄯阐为万户总管昆明二千户，这也是首次将“昆明”用为本地地名并延续至今。大多数学者认为，“昆明”最早是西南地区一个古代民族的族名，在古籍文献中一般被写作“昆”或是“昆弥”。《华阳国志》解释：“夷人大种曰昆，小种曰叟。”这也解释了人口众多的昆明族。

　公元1267年，忽必烈封忽哥赤为云南王，也就是后世所称的梁王。7年后，赛典赤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前来治理云南。他首先在行政区划上进行了改革，使其与内地的建制一体化。万户所、千户所、百户所被相应地改成了路、府、州、县，昆明二千户被改为昆明县，鄯阐万户被改为中庆路，同时行政中心也从大理迁到了昆明。从此之后，昆明正式成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云南也成为了全国的十一个行省之一。

　赛典赤的第一个历史重任，则是兴修昆明水利——事实上，这一直是昆明历代统治者最头疼的问题。从汉代开始，地方官就已经开始了对盘龙江的治理，宋代时开挖了金汁河及银汁河，算得上是昆明历史上最早的重大水利工程。大理国时期，大理国王段素兴也曾征调民夫疏通盘龙江与金汁河，还设置了专门的机构管理滇池水利。

　不尽如人意的是，尽管每朝每代都很重视这个民生问题，但他们在建城的时候大多只考虑军事了，没有意识到随着城市的发展，水利会成为一个大麻烦。事实上昆明的水环境并不好，位于背面是山、南面是湖的狭长地带，唯一一条灌溉河流盘龙江落差较大，夏天洪水泛滥，冬天却供水不足。直到元代时，昆明还经常被水淹，人们把这座城池叫做“鸭池城子”，意思是大水淹城时里面的人就像水里的鸭子。

　以往的统治者一般都是开挖河渠分流盘龙江的水，但赛典赤却看到了问题的实质：滇池承受了过多的水源，而排泄的地方却只有海口一处，河床更是有泥沙淤积，一到雨季，真正倒流淹城的不是盘龙江而是滇池，也就容易酿成严重水灾。为此，赛典赤首先在昆明东北地区清理水源、疏浚盘龙江，把群山里的“邵甸九十九泉”引入盘龙江，从而消除了滇池上游水患。

　接下来，他在金马山下建造了松华坝闸，用于截流分洪，同时在滇池下游开凿了6条人工河。松华坝至今还在起着关键作用，被称作是“春城人民头上的一碗水”。

当这些水利工程基本完工之后，赛典赤才着手在鄯阐城的基础上修建中庆城。这是一座南北长而东西窄的土城。南端为土桥，北端是五华山，东至盘龙江，西至鸡鸣桥。城里有大德桥、白塔，西南两面有玉带河作为护城河，北城墙的内外建有悯忠寺和圆通寺，整座城池的中心是三市街，也就是今天的正义路中端至金碧路一带。

　这是赛典赤对云南的一大贡献，昆明的城市规模，从这一时期开始有了进一步地发展。当马可·波罗来到这里后，他毫不掩饰自己的艳羡之感，将中庆城描述为一座“壮丽的大城”。城中有商人和工匠，有各种教派，有制酒业和盐业，繁华程度不亚于中原。元代的云南文人王升也在《滇池赋》中写道：“金马逶迤而玲珑，玉案峨峨而耸翠，五华钟造化之秀，三市当闾阎之冲，双塔挺擎天之势，一桥横贯日之虹，前千艘蚁聚于云津，万舶蜂屯于城垠……”

从文中可以看到，彼时的昆明，金马山、玉案山、五华山已经是周边的景点，三市街、东西寺双塔被视作是城市的地标，而云津河（盘龙江）和码头上的繁忙景象，意味着盘龙江已经成为了滇池重要的运输网。

　“龟蛇之城”——汪藏海的杰作公元1381年，朱元璋遣大将沐英、傅友德率大军三十万征讨云南，次年大破元军，攻入中庆城，梁王一家跳滇池自尽。明王朝改中庆路为云南府，设嵩明、昆阳、安宁、晋宁四州，昆明、呈贡、宜良等九县，这就和今天的行政规划很相像了。

　沐英因功而世守云南，这位明朝开国将军决定完全抛弃此前的旧城池，另起炉灶重新建造一座新城。当然，沐英已经不是当年庄蹻修小阁楼的气魄，而是请来了大明帝国能与刘伯温比肩的大堪舆家汪藏海，让他来主持新昆明的城市建设。历史证明，汪藏海对昆明城市格局的规划，足有资格被授予昆明最高荣誉奖。

　看过《盗墓笔记》的读者对这位汪藏海先生可以说是耳熟能详，在书中他被描述为一个神一般的人物。不可否认的是，汪藏海确实是一个奇人，他在风水上的造诣可以说是登峰造极，明皇宫和中国的好几个大城市都是他参与设计的，后人称其为“定脉寻龙”的鼻祖。在参与澳门的设计后，这位奇人在广西辞世，相传他以海葬的形式葬于海南海域，后人曾寻找过其墓址，但都一无所获。

　昆明的城市设计规划，汪藏海可以说是耗尽了心血。他来到昆明后，顶着高层的压力，不急不躁地用了八年的时间“审山龙，察地脉，别阴阳，定子午”，亲力亲为地跑遍了西南各个省，凭借长虫山之首的说法，定下了“龟蛇相交，产生帝王之气”的设计格局。

　昆明自古有段童谣“长虫山，长虫山，吃云南，屙四川”，一是形容长虫山之长，孙髯翁的大观楼长联就将其称为“北走蜿蜒”，二是长虫山会吞噬昆明城的财富。汪藏海找到了昆明的“来龙”长虫山，正是风水学说的“上好龙脉”，而这条“龙脉”在来到昆明后“龙气”更旺，到铁峰庵处便停顿，吐纳五华秀气（五华山），结于文庙地场。汪湛海认为这是艮龙向乾，又掉头向离，是地脉中极为难见的“紫微龙”。

　于是，汪藏海将昆明城设计构筑为龟形，让城在蛇山之麓与其气脉相接，形成龟蛇相交之态，昆明城便能成为一大福地。从地理上看，昆明城的南门为龟头，北门为龟尾，大东门、小东门、大南门、小南门分别为龟的四足，整个城市的主脉则是五华山。

　在主脉的基础上，正义路作为贯穿南北的中轴线，巡抚公署、布政司、蕃台、臬台等衙门一律坐北朝南，一字排开；土地庙、城隍庙，圆通寺、武王庙等寺庙都按这个风水走向，脉络布局在各个旺地，昆明城池的格局由此形成。

　而随着古籍《汪湛海先生钤记》被发现，更多谜团也被揭开。他的风水诗“三山一水轴线清”描绘了对昆明城市的祝福，堪称一绝。所谓“三山”即五华山、螺峰山、祖遍山，“一水”则是“洋洋大海作明堂”的滇池。长虫山与昆明城气脉相连，就形成龟蛇相交之势，使昆明有了一股天造地设、山长水远的气势。

　城市快要建好时，汪藏海用青铜浇铸了一座“龟蛇相交”的铜像深埋地下，同时还埋下了三块石碑，一块上书“五百年前后云南胜江南”，另一块则写“云南处处占先机”，而第三块石碑上刻了什么，至今无人知晓。尽管“龟蛇之城”昆明的建设颇有后人意会的神秘色彩，但不可否认的是，昆明自此也真正有了城市的气魄。

一、远古时期

滇池周边及附近地区是地球生物起源地之一。在昆明海口发现的“海口华夏鱼”和“中新鱼”，隐藏着人类生命起源的奥秘。

距今300多万年前，正处于雏形的昆明盆地只有几条小河缓缓流过。距今290万年至260万年前，形成了一些面积较小且彼此孤立的湖泊；距今102万年前到20万年前，现在意义上的滇池出现。

远古时期的滇池周围，山上是原始森林，山下坝子则竹草丰盛，亚洲象、犀牛、大熊猫等动物在此繁衍生息。九乡张口洞发现的牙齿化石证明，30万年前，昆明地区就有早期智人生存。稍晚些时候，滇池地区，开始有“现代人”活动的踪迹。

在呈贡区龙潭山，考古工作者发现了滇池周边迄今为止最早的人类颅骨、颌骨、体骨、牙齿化石。经科学测定，年代为距今30500年，±800年，属晩期智人（现代人），专家们将其命名为“昆明人”。

当时，“昆明人”住在溶洞中，能使用简单、粗糙的石制、骨制、蚌制工具。比“昆明人”时代稍晚的大板桥遗址、小石坝野猫洞遗址、石林板桥乡的旧石器遗址，也都发现了许多古人类活动的遗迹。

新石器时代，滇池地区原始人群大为增加，已有了“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

2、先秦时期

滇池地区居住着不同的部落，他们与巴（在今川东）、蜀（在今川西）和中原地区都有联系。《禹贡》将夏代的昆明地区划入九州之一的梁州。商沿夏制。周朝合梁于雍。公元前七八世纪，即内地的西周时代，滇池地区进入了原始社会末期，开始出现了阶级分化。

春秋战国时期，滇池及周边地区出现了数以千计的部落联盟，其中“滇”的规模最大。当时滇池周围，“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

战国时期，楚国大将庄蹻入滇，统一了滇池流域各大大小小的部落，建立起统一的滇国政权。滇国的都城在今晋宁县晋城镇，庄蹻还在今昆明市区修建了一座“苴兰城”。“庄蹻开滇”，将楚国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带到滇池地区，加速了当时以“滇族”部落为首的滇池地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

滇国各族创造出了享誉世界、独成体系、灿烂夺目的青铜文化——晋宁石寨山文化。这些青铜器工艺精湛、题材广泛，具有浓厚的地方民族特色，反映了古滇国的社会发展水平。

3、秦汉时期

秦朝时开通五尺道，于夜郎、滇、邛都等地设置郡县，派遣官吏前往治理。西南边疆的少数民族被称为“西南夷”。

汉朝初年，曾一度放弃秦朝对“西南夷”地区的经营。至汉武帝时，决定开拓西南夷。元封二年（前109），汉武帝开滇，滇国举国归附汉朝。汉武帝封尝羌为“滇王”，并赐“滇王之印”，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立益州郡，郡治滇池县（今晋宁晋城）。

时益州郡所领24县中属今昆明地区的有滇池县（今晋城一带）、谷昌县（范围约当清代昆明县范围）、连然县（今安宁市）、建伶县（今晋宁县昆阳镇周围至易门一带）、昆泽县（今宜良县）、牧靡县（今嵩明县、寻甸县地）、秦臧县（今富民县、禄丰县地）。

益州郡的设立，是古代云南直接接受中央王朝统治的开始，东汉永平十二年（69），从益州郡西部划出6县，设永昌郡。今昆明地区仍属益州郡范围。

汉朝实施屯田实边政策，大量汉族移民来到昆明地区，他们与土著居民共同开发生产，推动社会经济向前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这些汉族移民，因掌握先进的生产技术，逐渐殷富。其中不少人成为有权有势的“大姓”。

4、魏晋南北朝时期

汉朝末年，南中大姓豪强时叛时服。为稳固蜀汉在南中地区的统治，建兴三年（225）春，诸葛亮率军征讨，平定了南中。此后，采取“和抚”政策，把南中四郡调整为南中七郡，将益州郡改名为建宁郡，郡治从滇池县迁驻味县（今曲靖）。

晋武帝泰始年间，在南中地区设置宁州，为全国19州之一，今昆明属宁州所辖之建宁郡。太康三年（282），废宁州，建宁郡归并入益州。太安元年（302），西晋王朝再设宁州，又把建宁郡西部的滇池等七县划出来设益州郡（今滇中地区），郡治滇池县。

永嘉二年（308）西晋王朝又把益州郡改名为晋宁郡，领七县，今昆明市县（市）区当时大部分在晋宁郡、建宁郡范围内。西晋末年至东晋初年，宁州实为霍氏、爨氏等地方大姓所控制。

东晋时期，晋宁郡仍领七郡，除西晋时的冷丘县复改称建伶县外，其余均沿袭西晋制。建宁郡中属今昆明范围的谈槁、牧靡、昆泽等县沿西晋制，仍属建宁郡。

南朝刘宋、萧齐、萧梁等政权及西魏时期，宁州（西魏时称南宁州）及所辖之建宁、晋宁郡隶属关系及管理范围时有变化，表面上仍由中原政权控制，实际上已经为地方大姓爨氏家族控制。北周时，任命土长爨瓒为南宁州刺史，南宁州完全为爨氏控制。

爨氏统治时期，与内地混乱局面相比，南宁州保持了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滇池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爨龙颜任建宁太守时，达到了极盛，经济繁荣、社会稳定。爨氏统治区域又有东爨、西爨之分，并有东爨乌蛮、西爨白蛮之称，今昆明地区属西爨白蛮地。

5、隋、唐（南诏）时期

隋朝，今昆明地区属南宁州总管府所辖之昆州（亦称昆川）。委任爨翫为昆州刺史，后因不能直接统治而废昆州。

唐王朝建立后，重设昆州，委爨宏达为昆州刺史。武德四年（621），唐朝于味县（今曲靖），设南宁州总管府（后改为都督府），昆州属之。昆州治所在益宁县（今昆明市，具体城址不详）。昆州管辖益宁（今昆明）、晋宁（今晋宁县晋城）、安宁（今安宁）、秦臧（今禄丰、富民）等4县。

公元8世纪初，南诏势力在大理地区崛起。时唐朝想打开一条南北纵贯爨氏地区的交通线，触犯了爨氏贵族们利益，导致爨氏的反对并发生叛乱。天宝五至六年（746～747），唐王朝令“云南王”皮罗阁率部从大理地区到东部爨地镇压爨氏贵族的叛乱。

南诏的势力借镇压爨氏叛乱之机从滇西伸入滇中和滇东地带。此后，唐与南诏间发生天宝战争，唐失败，南诏便脱离唐朝，建立了南诏政权。

763年，南诏王阁罗凤视察滇池地区，765年阁罗凤即命其长子凤伽异在今昆明市区范围内筑拓东城，又称拓东节度城。拓东城成为南诏的副都，后因拓东城地位的重要，先后称为东都、东京、上京。拓东城是有准确史料可查的今昆明的建城之始。

南诏筑成拓东城后不久，即设置了拓东节度。在拓东节度的军事防守区域内，南诏仿效唐设置府、州、郡、县。拓东城立为副都后，又设置了鄯阐府（驻今昆明市，拓东城亦称鄯阐城），与拓东节度同城。

府领镇一城三赕一部一，即安宁镇（今安宁），拓东城（今昆明市）、龙和城（今禄丰腰站）、呈贡城（今呈贡），次赕（今罗次），强宗部（今呈贡东南）。

902年，南诏政权灭亡。随后的36年间有3个政权更替，期间行政区划无详载。

6、宋（大理国）时期

后晋天福二年（937），段思平推翻了杨干贞的义宁国，建立了大理国。宋绍圣元年（1094），大理国权臣高升泰夺取政权，改国号“大中国”。宋绍圣三年（1096），高升泰之子高泰明还位段正淳，仍称“大理国”，史家称为“后理国”。传8世至段兴智，为蒙古军所灭。前后两个时期同为段氏家族统治，同称大理国。

大理国的行政区划和政权机构，前期与后期不同。大理前期沿袭南诏时的制度。与南诏不同的地方是设郡，郡隶属于节度或都督，与称为“部”“赕”的行政单位并列；大理后期则废节度、都督，而以府、郡统率部、赕。

大理国前期在今昆明地区，设鄯阐节度，并置鄯阐府，其辖境分别与南诏时期的拓东节度、鄯阐府相同。鄯阐城（今昆明）一如南诏国的拓东城，为大理国的副都，称为“东京”，是大理国东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大理国后期，废节度，鄯阐府成为大理国东部重镇。

大理国时期，鄯阐府成了高智升家族的世袭领地，鄯阐府辖区内，“白蛮”与“乌蛮”交错居住，或分别组成“部”，或共居于甸，或筑城自守。各部、甸、城以相当于县一级的行政区隶属于府。大理国东方乌蛮三十七部，其中的一部分即在鄯阐府辖区内，以些莫徒人组成的部最多。

宋宣和元年（1119），乌蛮三十七部起事，攻陷鄯阐城，全城夷为平地，后称作“废城”。高氏鉴于鄯阐城废弃，扩大占地面积重建土城，称新城，沿称鄯阐城。到大理国末期，鄯阐已发展成为一座“城大而名贵，商工甚众”的繁华城市。

7、元代

1253年，忽必烈率兵攻灭大理，后又经过两年多的战争，征服大理政权全境。

兀良合台征服大理后，设鸭赤（今昆明）、哈剌章、茶罕章、金齿、赤秃哥儿五城，进行军事统治，系元初设置云南行省以前的五个行政区域。鸭赤即鄯阐，为五大行政区域之一，包括大理国时期的鄯阐府、东川郡、河阳郡、石城郡、秀山郡以及三十七部之地。

蒙古宪宗五年（1255），元朝在大理段氏行政区划的基础上，根据其势大小，设置了19个万户府，各万户府之下又分设千户、百户所，递相统率。鄯阐万户府管辖约当今昆明地区范围。时鄯阐万户府设置有“昆明二千户”，“昆明”作为地名，第一次在滇池地区出现。

宪宗七年（1257），设大元帅府于大理，统帅19个万户府。1260年又把19个万户府合并为5个总管府。总管府分别管辖若干个万户所。其中鄯阐总管府范围，相当于今昆明市及嵩明县、寻甸县、宜良县、易门县等地，管辖鄯阐万户府、阳城堡万户府、巨桥万户府、嵩明万户府。

1274年，元世祖忽必烈派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建云南行省，行政中心在大理。至元十三年（1276），将行政中心由今大理迁到今昆明。

昆明成为了云南省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赛典赤撤销原来的万户、千户、百户等军事组织，改设路、府、州、县等行政机构。昆明地区设中庆路，领3县4州。

8、明代

明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任命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率军征讨云南。洪武十五年（1382）初占领昆明。经两年征战招抚，明军占领云南各地。洪武十六年（1383），留沐英镇守云南，巩固明朝对云南的统治。

洪武十五年（1382），明朝改元代云南行中书省为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实行“三司”制，即承宣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分掌行政、军事、司法。布政使司下辖府、州、县；都指挥使司统帅军队，其编制为卫、所；提刑按察使司分巡各道，并察诸府、州、县、司、卫、所及驿站。

洪武十五年由元朝的中庆路改设云南府，府治昆明县，布、都、按三司及随后的巡抚皆驻于此。洪武十五年，修筑了昆明砖城（元代为土城），周围九里左右，高近三丈，有六座城门，城外有护城河，河上可行舟楫。

明代，在云南实行大规模移民屯田，大量内地人口移民到云南。沐英刚入滇时，昆明还是“人民半杂夷”，少数民族还占相当大的数量。经移民屯田，滇池地区民族结构得到根本性改变，汉族人口全面超过了土著民族人口。所以，至今有的昆明人说祖籍是“南京应天府”，是有一定历史根据的。

1647年，明末农民起义军张献忠大西军余部李定国等四将军，入云南建立抗清政权，于1650年把云南省改为云兴省，云南府改为昆明府，昆明县改为昆海县。后南明永历帝入滇，以贡院为皇宫，称昆明为滇都。

9、清代

清顺治十五年（1658），清兵由吴三桂、铎尼、赵布泰等人率领，分川、黔、桂三路入滇。清军占领云南之后改明代承宣布政使司为云南省，设巡抚，并设云贵总督在云南、贵州两省互驻。省辖府、州（厅）、县。云南府辖区基本沿袭明朝时期设置，共有4州，7县，府治昆明。

吴三桂入滇后，不断坐大，云贵逐渐成为不为清廷控制的独立王国，历史上把他与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合称“三藩”。吴三桂割据期间，在云南实行一系列残暴统治，激起了云南各族人民的反抗，各地起义不断。

1673年农历11月21日，吴三桂在昆明竖起反清大旗，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下令恢复汉族服装发式，打击满清贵族统治，俨然以民族代表自居。1678年3月，吴三桂在湖南衡阳称帝，国号“周”，年号“昭武”。

8月，吴三桂病死，其孙吴世璠在贵阳继位，改元“洪化”，不久后退回昆明，以五华山为宫城，其新府后称“洪化府”。1681年，清军攻入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结束。

清朝后期，自鸦片战争，特别是1885年中法战争以后，法、英等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云南。1905年（光绪三十一年），昆明自辟为商埠（与约开商埠不同，自辟商埠有较大的自主权，可尽量减少西方列强的控制）。

1910年（宣统二年），滇越铁路修通，昆明开放程度加大。光绪十年（1884）云南机器局创立，成为昆明近代工业的开端，昆明开始了近代化历程。

10、中华民国时期

民国二年（1913）4月，“废府存县”，裁去云南府，保留昆明县，由省政府直接领导。昆明城区在建制上仍属昆明县，但划归省会警察厅管辖。

民国八年（1919），省长唐继尧“废督裁兵，实行民治”，把省会所在地划出来为市，设云南市政公所于翠湖的湖心亭，为市政机关萌芽。当时，昆明为开办市政较早的省会之一。

1920年，因顾品珍发动政变，逼走唐继尧，云南市政公所即撤裁。1922年春，唐继尧回云南，复掌省政，于同年8月1日恢复成立市政公所，划定省会区域，脱离昆明县，隶属于市，并按历史地理关系命名为昆明市。

市政公所直接受省政府的监督，督办由省长任命。昆明市政公所管辖区域东西长54里，南北宽63里，面积1796方里（449平方公里）。行政上分为6个区。

1928年8月1日，昆明市政公所改组，正式成立昆明市政府。1930年7月，民国政府颁布《修正市组织法》，昆明市因人口、税收条件不符合设市规定，民国政府内务部“不准予备案”。

1934年，昆明市政府呈准将昆明县附近市郊村落大小27村划入市区管辖。市辖区域总面积77方里（1925平方千米）。

至此，昆明市人口、税收始符合《修正市组织法》规定。1935年2月云南省政府正式向国民政府内务部呈递建市备案报告。同年4月23日，国民政府内务部正式颁发昆明市政府暨昆明市参议会铜质印信各1枚。至此，成立了5年多的昆明市政府才正式办妥合法的法律手续。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人口剧增，昆明战略地位更显得重要，云南省政府又于1939年11月正式批准昆明市为云南省政府直辖市。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1949年12月9日昆明和平起义。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成立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同时成立昆明市人民政府。当时接管的8个区公所，均为市政府派出机构。昆明市的辖区范围总面积78平方公里左右。昆明县由武定专区管辖。

1951年市辖8个区调整为5个区，昆明县由武定专区划归昆明市。1953年市区由5个区调整为4个区。撤销昆明县，将原县属8个区调整为5个郊区，共辖9个区。1954年昆阳县第三区（海口）划归昆明市，设立第十区。

1956年，第一、第三区合并设立盘龙区；第二、第四区合并设立五华区；第五、第六区合并成立官渡区；第七区改为龙泉区；第八、第九区合并设立西山区；第十区改为海口区；安宁市从楚雄专区划归昆明市，改设安宁区。

1959年撤销安宁区、海口区，辖区合并恢复安宁县；富民县从楚雄州划归昆明市；晋宁县从玉溪专区划归昆明市，全市管辖4区3县。

1963年将原属晋宁县的呈贡行政区域划出设立呈贡区。全市管辖5区3县。1965年撤销呈贡区，恢复呈贡县，全市管辖4区4县。

1983年宜良县、嵩明县、路南彝族自治县从曲靖地区划归昆明市；禄劝县从楚雄彝族自治州划归昆明市，全市管辖4区8县。

1985年撤销禄劝县，设立禄劝彝族苗族自治县，仍属昆明市。

1995年10月，安宁撤县建市。

1998年10月8日，国务院批准路南彝族自治县更名为石林彝族自治县；12月正式更名。

1998年12月6日，国务院批准：撤销地级东川市，设立昆明市东川区；将寻甸回族彝族自治县划归昆明市。至此，昆明市辖区为5区1市8县。

2011年，经国务院批复，同意撤销呈贡县，设立昆明市呈贡区；同意昆明市人民政府驻地由昆明市盘龙区东风东路迁移至昆明市呈贡区锦绣大街。

以上内容参考 昆明市人民政府——昆明历史简介

　　民风民俗

　　昆明是一个多民族汇集的城市，世居26个民族，形成聚居村或混居村街的有汉、彝、回、白、苗、哈尼、壮、傣、僳僳等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各民族既相互影响，融会贯通，同时又保持各自的民族传统，延续着许多独特的生活方式、民俗习惯和文化艺术。生活在昆明地区的各民族同胞热情好客，能歌善舞，民风纯朴，无论是其待人接物的礼仪、风味独特的饮食、绚丽多彩的服饰，还是风格各异的民居建筑、妙趣横生的婚嫁，都能使人感 受到鲜明的民族特色。

　　在众多的民族节日中，彝族的“火把节”，白族的“三月街”，“绕三灵”，傣族的“泼水节”，苗族的“踩花山”，僳僳族的“刀杆节”等久负盛名，节日活动丰富多彩。每逢节日，各民族群众都会穿上自己手工刺绣染制的民族盛装，从四面八方汇聚到一起，举行摔跤、斗牛、对歌等活动。按照岁时节令，农历三月初三的西山调子盛会、正月初九的金殿踏春、九九重阳的螺峰登高、中秋之夜的大观赏月等许多习俗在民间十分流行。

　　昆明地方文艺种类繁多，滇剧、花灯戏、民歌小调以及少数民族剧种、民间叙事长诗、民间传说等，历经数百年的发展和传颂，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旅游景点

　　·大观楼 ·云南民族村 ·圆通寺

　　·西山-龙门 ·筇竹寺

　　·滇池 ·大观楼 ·九乡风景区 ·世博园

　　·石林风景区 ·翠湖 ·圆通山

　　·金殿风景名胜区 ·昆明黑龙潭 ·玉龙湾·云南陆军讲武堂·轿子雪山

　　其他主要旅游景点：昆明湖 岩泉寺 炼象关 文庙 官渡古镇 一二一四烈士墓 梅树村 杨升庵 大理古国留宝幢 昆明近日楼 金刚塔 昆明太华寺 大德寺双塔 法华寺石窟 王仁求碑 逼死坡 赛典赤墓 昆明西华园 石寨山古墓群 西南联大纪念碑 聂耳墓 太和宫 昆明石林 九乡 西山 翠湖 滇池 昆明西山森林公园 轿子雪山 七彩云南 白邑黑龙潭 小江 五华山 普渡河 小白龙森林公园 钟灵山

　　名称由来

　　“昆明”一词作为地名，在唐代以前很难稽考。关于“昆明”一词的起源，有多种说法，大多数学者认为，“昆明”最初是我国西南地区一个古代民族的族称。“昆明”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写作“昆”、“昆弥”或“昆淋”。早期并非城市名称，而是居住在中国西南地区即今日的云南西部、四川西南部的一个古代民族的族称。

　　见诸记载，“昆明”一词的出现，可追溯到汉武帝时期。当时的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道：“西自同师(今保山)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嶲、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毋君长，地方可数千里。”由此可见，“昆明”一词是古代云南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称。

　　“昆明”作为地名出现，则是在唐代。“武德二年，于镇置昆明县，盖南接昆明之地，因此为名。”按此处置昆明县，非今之昆明，乃四川定笮镇(今盐源县境)。唐代为什么把定笮镇命名为“昆明”，记载当中已写得很清楚，系它接近昆明之故。此处昆明仍指昆明族而言，盖汉唐以前，昆明族大部定居云南西部地区。直到南诏、大理国时期，乌蛮、白蛮兴起，昆明族居住的地方，为乌蛮、白蛮据有，昆明族才东迁滇中，聚居于滇池周围。宋宝佑二年(1254年)，元灭大理，在鄯阐设“昆明千户所”，“昆明”始作为地名出现，延续至今。

　　“昆明”一词的含义，晋常琚解释说：“夷人大种日昆，小种日叟。”这句话可解释为人口众多的昆明族。

　　至于有的地方志记载：“昆明北之梁王山名昆仑……昆明之名取义于云南洪水退除，昆仑山南方有离(黎)明景象，当属非虚…… 昆明名取义不外标识云南之文明景象……谓日月相推而明生可以烛照一切，盖云南僻处边徼，开辟较后，以昆明名省会，谓自后当可比同腹省，或其光明更著，可以照耀各先进省也。更就字形言，昆为日比二字并合而成，即日日相比之意，言其文明将日比一日进步也；明为日月二字并合而成，即日月合璧之意，言其前途之发达将如日月之升恒也，昆明之取义如是……”此一家之说，仅供参考。

　　气候特点

　　昆明四季温暖如春，全年温差较小，市区年平均气温在15℃左右，最热时月平均气温19℃，最冷时月平均气温76℃。

　　由于温度、湿度适宜，日照长，霜期短，所以鲜花常年不谢，草木四季长青，昆明“春城”的美誉由此得来。

　　昆明日温差较大，一天之中有四季，一下雨就成秋天了，在冬、春两季，日温差可达12~20℃，去时别忘了带件毛衣或外套。另外，昆明的雨季大多集中在5~10月，只要一下雨，气温就会降下来，这个时候前往，建议游客最好带件风衣。

　　历史文化

　　昆明历史沿革

　　1、远古 昆明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它与滇池的形成和演变有着密切的关系。远在数万年前昆明人的祖先就已在这一带过着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原始生活。约四千至七千年前，滇池一带已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从事“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和捕捞、狩猎、采集、饲养畜禽等多种经营活动，并已能纺纱、织布。滇池地区和稻谷种植至今至少已约有数千年的历史。

　　2、青铜器时代 青铜器时代滇池地区各氏族部落，以叟族为主，属氐羌族语系。氐羌，是中国古代分布在陕西、甘肃、青海、四川到云南北部一带的古老游牧民族。其中一部份从越@（今四川越西）渡金沙江而南进入滇池地区，与当地傣僮语系氏族“蒲”、“僚”等部落相融合，共同促进了滇池地区的开发和发展。

　　3、楚王入滇 公元前三世纪（纪元前298－277年间），楚人庄率众入滇，抵滇池地区，与当地的叟族部落联盟，建立了以叟族为主的“滇国”，自称“滇王”。“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浸、靡莫，皆同姓相扶”。“庄开滇”带来了楚国和中原内地先进的文化、技术，对促进当时以滇部落为主的滇池地区的政治、经济发展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4、汉设益州郡 西汉王朝建立后，积极谋求对“西南夷”地区的开发。公元前109年（西汉元封二年），汉武帝征发巴蜀地区士卒，以大兵临滇，先后征服了滇池东北面的劳侵、靡莫等部落，滇王被迫归降。汉王朝以滇池地区为中心设置了益州郡，郡治与滇王驻地同在今晋城附近。郡下设县：昆明为谷昌县，昆阳为建伶县，晋宁为滇池县，安宁为连然县，富民为秦臧县，宜良为昆泽县，把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推行到了西南边疆，标志着古代云南接受中央王朝直接统治的开始。郡县制度的施行，有力地促进了滇池地区奴隶制社会的解体。汉族移民和中原内地先进技术、文化的传播，使滇池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蜀汉诸葛亮平定南中后，改益州郡为建宁郡，“郡治仍益州郡之旧”，任用“大姓”为地方官吏，实行促进民族团结的政策。

　　5、设宁州 公元271年（晋武帝泰始七年），晋王朝把南中四郡（建宁、云南、永昌、兴古）从益州（治成都）分划出来，设立宁州，与益州同列，为全国十九州之一。东晋以后，“方土大姓”爨氏势力逐渐强盛，成为滇中地区的统治者。公元339年（成帝咸和十四年），晋王朝封爨琛为宁州刺史，并承认其世袭地位。历经南北朝隋初的二百多年间，在中原政治动乱、民族纷争的形势下，爨氏对昆川一隅的统治，保持了“力役齐平，教化清静”的较为安定的社会局面，使滇池地区的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到公元414年（晋义熙十年），爨龙颜任建宁太守，达到了极盛时代，有所谓“剖符本邦，衣锦昼游，民歌其德，士咏其风”之喻。到梁末隋初爨瓒、爨震时代，滇池地区已是“户口殷众，金宝富饶”、“多骏马、犀象、明珠”，成为当时西南在经济上较为繁荣和富庶的地区。

　　6、唐南诏国 公元617年唐王朝建立，先后在云南设置了九十二州。滇池地区为九十二州的主要部份。公元618年（唐高祖武德元年），唐朝任命爨氏子孙爨弘达为昆州刺史，治理属县，治所仍设在益宁城。唐代中叶，蒙氏势力在洱海地区崛起，建立南诏国。公元746－747年，蒙氏皮罗阁进兵安宁，攻灭爨氏。于昆川（今昆明城区一带）置拓东城，成为南诏国的东部重镇。拓东城的开辟，为古代昆明的城市发展奠定了基础，并发展成为南诏的第二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中心，往来广西、贵州和安南（今越南）的重要通道，在当时大西南的社会经济发展和与东南亚的国际交往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7、大理国鄯阐府 公元937年，大理段氏夺取南诏政权，建立大理国，统一了云南，在拓东城的基础上设鄯阐府，为大理国八府之一。府治沿袭拓东城。段氏政权在其内部经历了较剧烈的社会变革，释奴隶，免徭役，进一步瓦解南诏的贵族统治，解放了社会生产力。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和商业贸易的兴盛，城市日趋繁荣。鄯阐府的城市规模进一步扩大，繁华的市中心逐渐移至盘龙江以西（今金碧路、三市街）一带，大理国国主也经常驻节于此。段氏统治者在鄯阐营造宫室园林，兴修水利，修筑河堤，发展古代城市建设。到大理国末期，鄯阐城已发展成为滇中一座“商工颇众”的繁华城市，商业、手工业和对外贸易都有了一定的发展。

　　8、元昆明县 公元1253年（元宪宗三年），元军攻占云南。1276年（元世祖至元十三年），赛典赤主滇后，把军事统治时期所设的万户、千户、百户改为路、府、州、县，正式建立云南行中书省。置昆明县，为中庆路治地（昆明命名即始于此），并把行政中心由大理迁到昆明。自此，“云南”正式成了行省一级行政区划的名称，“昆明”也正式作为全省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元朝统治时期，经过初期的军事掠夺和民族镇压之后，逐渐代之以定赋税和改善民族关系的政策，并大兴民屯，整修水利，订立租赋，免除徭役，“开云南驿路”，“驰道路之禁，通民往来”，这些措施虽未必得到完全的贯彻施行，但对安定云南政局，加强与祖国内地的政治经济联系，打击农奴主和奴隶主势力，促进封建地主经济的发展，仍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元朝官吏在昆明地区挖海口河，疏通螂螳川，降低了滇池水位，不仅解除了昆明城市的水患，还“得壤地万余顷，皆为良田”，扩大了农田面积。并修金汁河、松花坝，引盘龙江水灌溉滇池东岸农田；还从内地引进养蚕技术，发展丝织业，使农民和手工业者“收利十倍于旧”，使滇池地区的政治经济在元朝中期有了新的发展。公元1381年（洪武十四年）明朝进军云南后，改元代“路”一级行政区划为府，仿内地建制，设置云南承宣布政使司和都指挥使司。先将中庆路改为云南府，置知府、知州、知县。云南省治、府治和昆明县治同设在昆明城内。洪武十五年，修筑了昆明城池，由砖砌成，周围9里左右，高近3丈，有六座城门，城外有护城河，河上可行舟船。城内以五华山为中心，修建了比元代更多的官衙、宅第和牌坊，在风景名胜地修建了亭台楼阁。城南为居民区，划分为若干“里”。东关、南关为“商阜之地”，“列肆纵模”。清朝时建置沿袭明制，昆明仍为云南府和昆明县治所，城市规模没有超出明代的范围。

　　9、清和民国 到了清朝后期，自鸦片战争，特别是1885年（光绪十一年）中法战争以后，法、英等帝国主义势力迅速侵入云南。1905年（光绪三十年），清朝把昆明辟为商埠。1910年（宣统二年），滇越铁路修通昆明。进一步加强了昆明作为全省商业、贸易中心的经济地位和交通枢纽地位。1884年（光绪十年）创立的云南机器局，成为昆明近代工业的开端。之后，造币厂、制革厂、官印局、电报局、邮政局等官办企业也应时而生。1900年（光绪廿六年），昆明开始出现商办企业。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滇池出现小火轮，市内也开办有“人力车公司”。到1911年（宣统三年），全市已有火柴、面粉、玻璃、香烟、五金、制茶、皮货加工、西药加工、火腿罐头等十多种行业，最多的为火柴业，已有厂商四家。此外，还有四十三处煤、铅、铜、铁、碗花（钴）等矿产的小规模开采。1937年抗日军兴，外地的工厂、学校内迁，大量的资金、设备和人材流入昆明，促进了昆明经济的短暂繁荣。国民党中央和云南地方的官僚资本纷纷在昆设置和开办工厂企业，如中央机器厂、炼铜厂、电工厂、发电厂、53兵工厂、电力制钢厂、纺纱厂、烟厂等相继建立。到1940年，昆明已发展成为与重庆、川中、广元、川东等地同时是当时西南大后方八个工业中心区之一，是战时重要的经济支柱和工业支柱。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的统计，1940年昆明地区主要的工厂企业已达80个，仅次于重庆和川中区，居西南第三位。其中：机器制造工业11个，冶炼工业6个，电器工业7个，化学工业25个，纺织工业18个，其他工业13个。工类门类也较齐全。对保证当时的军需民用起了一定的作用。在工业发展的同时，交通运输、商业、贸易、金融等也有了较迅速的发展。随着滇缅公路的建成，打通了国际交通线，昆明已成为当时与抗日盟国保持国际联系的唯一通道，是西南大后方重要的交通枢纽，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了当时抗战军需物资的供给和国际出口贸易的往来。由于“西南联合大学”以及大批学术文化界人士的迁来，使昆明不仅是支持抗战的军事重镇和工业基地，也是西南大后方的学术文化中心，在传播民主思想，发扬科学文化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911年，昆明人民继武昌起义后，举行重九起义，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1915年，又首举护国义旗，组成护国军出师讨袁，在全国人民的声援下，粉碎了窃国大盗袁世凯投靠帝国主义复辟封建帝制的反动阴谋。1926年，以王德三烈士为首的中国***云南省临工委成立①，为昆明人民的革命斗争开辟了光辉的道路。抗战胜利后，在中国***的领导下，昆明大、中学生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要求成立联合政府的斗争中，爆发了声振全国的“一二一”爱国运动，极大地震撼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之后，昆明人民不断地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斗争，并与云南农村掀起的人民武装斗争汇合成革命巨流，在全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的形势下，迎来了昆明的和平解放。

　　10、昆明解放 1949年12月9日，云南和平解放。1950年3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昆明，成立“军管会”。城区按原来八个区的建制进行接管，建立市、区政权。郊区当时属昆明县建制，历史上昆明是市、县分治，接管后划归武定专区管辖，下属在原十六个乡、镇的基础上，按照地理特点和历史因素，建置六个区，设区工委会、区公所进行管理。因此，当时昆明市辖区范围尚较狭小。仅东起东华、金马山，东北临虹山，西接麻园、黄土坡、菱角塘，南至螺丝湾、云南纺纱厂，全部面积仅为78平方公里左右。

昆明山明水秀,北枕蛇山,南临滇池,金马山和碧鸡山则东西夹峙,隔水相对,极尽湖光山色之美。金马山逶迤而玲珑，碧鸡山峭拔而陡峻，被视为昆明东、西两大名山，两山皆有关。明末担当和尚曾赋诗：

一关在东一关西，不见金马见碧鸡。

相思面对三十里，碧鸡啼时金马嘶。

云南是神话的王国，自古以来，金马碧鸡就被人们赋予了许多优美的神话传说，一直流传至今。有关金马碧鸡的神话传说，最早见诸于史籍记载的是汉代班固的《汉书》。据《汉书》“王褒传”记载：汉宣帝五凤三年，有方士盛言：益州有金马碧鸡之神，可祭祀而致。于是汉宣帝封当时四川的著名文人王褒为谏议大夫，持节前往求之。由于诸蛮叛乱，道路闭塞不通,王褒并没有到达云南而只到了川西一带,写了一篇《碧鸡颂》进行遥祭，颂词为：“持节使王褒，遥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马、缥碧之鸡，处南之荒，深溪回谷，非土之乡。归来归来，汉德无疆，广乎唐虞，泽配三皇。黄龙见兮白虎仁，归来归来，可以为伦。归兮翔兮，何事南荒。”王褒企图凭借“汉德无疆”，写一篇祭文，就将金马碧鸡召唤到内地去，当然只能是一无所获了,而王褒自己不久也病死在返回的路途中。难怪清代名士赵士麟在《碧鸡诗》里这样写道：

彩云一片舞天鸡，五色光中望欲迷。

化作青山千载碧，王褒空自渡巴西。

碧鸡的扑朔迷离、神幻莫测，以及王褒求宝不得等典故都概括在这短短的四行诗里。后来谪居云南的明代著名文人杨慎，移王褒的金马碧鸡文于昆明西山石崖之上，且题曰：“爰纠汉字，用彪汉词，滇之文献，尚考于斯。”

汉代，有关金马碧鸡的记述大都较为简单，且语焉不详。金马碧鸡究竟为何物，各种解释莫衷一是，颜师古等人解释说：“金形似马，碧形似鸡。”意即滇中出产金玉。按今天人类学、民族学以及民俗学的观点来看，金马碧鸡很可能跟云南少数民族先民的动物图腾崇拜有关。到了东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南中志》对金马碧鸡的描写又稍加具体:“章帝时，蜀郡王阜为益州太守，治化尤异，神马四匹出于滇池河中……”，“长老传言，池中有神马，或交焉，即生骏驹，俗称之曰‘滇池驹’，日行五百里。”“碧鸡光景，人多见之。又传昔有凤鸣其上，土人呼为碧鸡，因以为名。”又言：“禺同山（今大姚、永仁一带）有碧鸡、金马，光影倏忽，民多见之……”。《华阳国志·南中志》有关金马碧鸡的记述，表明了当时各少数民族先民居住的南中地区可能已出现了动物图腾崇拜的信仰。而与图腾崇拜有关联动物的各种神奇美妙的故事便被人们编织出来，产生了一个个神话传说。

古代的滇池和滇西广大地区气候温润，植被茂密，有着适宜各种飞禽走兽繁衍生存的良好环境。据《后汉书·西南夷传》载：“此郡（益州郡）……河土平敞，多出鹦鹉、孔雀……”各种飞禽如原鸡、箐鸡、野雉、锦鸡和孔雀等成群生活在山林溪谷之间，或漫步觅食，或嬉戏追逐，其斑斓的色彩、绚丽的羽毛，深受少数民族先民的喜爱和崇拜，认为是吉祥美好的象征。“碧鸡”其实很有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祥瑞之鸟凤凰。它的原型应该是南中所常见的孔雀之类的珍禽。它们羽毛艳丽，五彩斑斓，身体匀称，仪态华美。少数民族先民对其喜爱有加，于是凭借丰富的想象力，编织出了“碧鸡”的美丽神话。“碧鸡”毛羽青翠，在彩云出现的时候常在天际翱翔，光彩夺目；所到之处泛着神光，啼叫时清脆的声音传得很远……

考古发掘也表明，汉代生活在滇池及其附近地区的百越部族有崇拜孔雀的习俗。在晋宁石寨山和江川李家山出土的许多青铜器物上都刻有孔雀图案，此外，还有孔雀杖头、孔雀衔蛇青铜扣饰等等。尤其是石寨山12号墓“诅盟”场面贮贝器盖上，竟雕有一妇女以蛇喂孔雀的场景，说明了孔雀普遍受到百越部族的喜爱和崇拜，认为是吉祥幸福之鸟。《山海经·南次山经》说：“其状如鸡，五彩而文，名曰凤凰。是鸟也，饮食自然，自歌自舞，见则天下安宁。”凤凰“其状如鸡”、“五彩而文”等特征和“碧鸡”确很相似，只是有关“碧鸡”的神话传说则更多地带有民族和地域的特点。

滇池及滇中广大地区很早就以产马著名,春夏则牧之于悬崖绝谷;秋冬则放之于水田有草处。马与少数民族先民的生活密切相关，征战、驮运、耕作……无一离得开马。人们对马喜爱有加，甚至视为财富。考古发掘也可证明这一点。二十世纪末，考古工作者在官渡区羊甫头墓地一东汉墓葬中发掘出了一具青铜马模型，长105厘米、宽32厘米、高107厘米，分体铸造而成。如此之大的青铜马模型在滇池乃至滇中地区尚属首次发现。檀萃《滇海虞衡志》载：“马产几遍于滇，而志载某郡与某某郡出马，何其褊也。”又言：“南中民俗，以牲畜为富，故马独多。”正因为马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少数民族先民赋予马神奇的传说，也是十分自然的。

金马碧鸡在汉代应该是专指神名而非山名，但从《蛮书》的有关记载来看，至少在唐代以前，金马碧鸡已由神名逐渐变为了山名。唐代樊绰的《蛮书》谈到：“金马山在拓东城螺山南二十余里，高百余丈，与碧鸡山东南西北相对，土俗传云，昔有金马往往出现山上，亦有神祠。”“碧鸡山，在昆池西岸，上与拓东城隔水相对……”唐代，佛教传入云南后，由于统治者的大力提倡而逐渐兴盛，金马碧鸡的神话传说因此也演变成了佛教故事。据元代张道宗《纪古滇说》云：“周宣王时，天竺摩耶提国阿育王生三子，长曰福邦，次曰宏德，次曰至德。三子俱健勇，因父有神骥，争欲得之。王莫能决，乃命左右曰：‘将我神骥纵驰而去，有能追获者主之。’纵骥东奔，季子先至滇之东山得之，因以金马名其山；长子次至西山，有碧凤集山上，滇人呼凤为鸡，因名山为碧鸡；次子后至北野，各留屯不回。阿育王忧思，遣舅氏神明以兵迎之，为哀牢彝所阻，遂归滇，各主其山，死而为神。”阿育王是古代印度孔雀王朝的统治者，在位时皈依了佛教，并成为虔诚的佛教信徒。在这个带有浓厚佛教色彩的神话故事中，金马碧鸡由古代先民自发崇拜的动物神祇被拟化为佛教人物（阿育王太子），这也就意味着人们对金马碧鸡的崇拜即是对佛教的尊崇，同时这也是佛教利用民间传说宣扬其教义的明显例证。清代康熙年间，吴三桂叛乱，清朝统治阶级又利用金马碧鸡神话，企图说明平定叛乱乃是天助大清。据戴炯孙《昆明县志》载：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清军将领固山贝子率军围攻昆明城，屯兵于金马山麓，“夜梦金马腾骧，及明日城克。”于是清朝统治者决定重建灵应寺（金马寺）。

由于金马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