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河东薛氏是中古时期重要的世家大族，随着家族性质由武力强宗向士族的转变，其家族成员大都具备了较深的文化修养，显现出鲜明的士族特征。特别是隋唐时期，河东薛氏还涌现出不少重要的文学家，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其中某些成员对于仕途偃蹇的咏叹带有鲜明的“家族烙印”。关键词 中古 河东薛氏 文学 河东薛氏与裴氏、柳氏并称“河东三姓”，但是，薛氏并非世居河东的土著，而是魏晋之际由蜀地迁徙到此的。根据《新唐书》所载，河东薛氏分为南祖、西祖两支。起初，作为具有浓厚豪强色彩的豪族，河东薛氏凭借强大的地方势力、相当规模的武装力量和家族成员出色的军事才能得到统治者的重用，并逐渐确立了家族的政治地位。之后，这两支的发展道路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点：南祖依然具有浓厚的豪强性质并继续沿着典型的武力豪族的道路发展，其作用多集中在军事方面；西祖则逐渐由武力强宗向文化士族转变，并沿着高级士族的道路发展，其成员大都具备了相当深厚的文化修养，其影响多集中在政治、文学、艺术等方面。特别是隋唐之际，薛氏西祖不仅迎来了政治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迎来了家族文学创作辉煌的时期。本文通过对河东薛氏文学创作的描述，以期更全面地展现河东薛氏家族的面貌。

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河东薛氏与文学

前文已指出，河东薛氏南祖、西祖的发展道路完全不同。南祖最重要的人物薛安都就是凭借军功出仕的典型代表，而其子孙也大都以军功入仕。由于南祖成员长期担任军职，并主要活动于危险的军事斗争环境，长久的戎马生涯根本无法给其带来多少文化熏陶，因此，仍然保持着浓厚的武勇豪侠之风。

不过，南祖中有一人例外，那就是薛憕。史书载其“早丧父，家贫，躬耕以养祖母，有暇则览文籍”[1]1344，由于在政治上没有任何可以依凭的条件，再加上江表取人多以世族，所以薛憕一直未被擢用，为此他常发出感叹，表示不愿低头倾首，俯仰向人，而是要有所作为。当回归河东后，他“不交人物，终日读书，手自抄略，将二百卷”[1]1345，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修养，他的这一举动还引来族人的冷嘲热讽，对此他毫不介意，依然整日苦读。而他所做的一切最终改变了他的人生。此后，他的仕途变得通达了：普泰中，拜给事中，加伏波将军；武帝西迁，授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封夏阳县男；文帝即位，拜中书侍郎，加安东将军，晋爵为伯。不仅如此，他还曾为朝廷参定仪制，也曾在大统四年，为宣光、清徽殿的建成以及置于清徽殿前的两件奇器做颂。虽然颂文的内容我们无法看到，但是能够为此做颂，其文才一定不凡，正如史书所说“学称赅博，文擅雕龙”[1]1346。

西祖则不然。最初，西祖的发展依然要凭借军功，但是，当其获得一定政治地位后，对于自身文化水平的提高便成为家族成员的主动选择。而这一选择与其所处的环境也大有关系。据张华《博物志》所载，河东地区在两汉时期还很落后，但是，从曹魏开始，河东的文化得到显著发展。建安十年(205)，杜畿出任河东太守之时，开始大力推行教化，“民富矣，不可不教也，于是冬月修戎讲武，又开学宫，亲自执经教授，郡中化之”[2]496。此外，河东大儒乐详对于河东地区浓厚文化氛围的形成也作出了重要贡献。《三国志·魏书·杜恕传》裴注引《魏略》曰：“少好学……归乡里，时杜畿为太守……署详文学祭酒，使教后进，于是河东学业大兴”[2]507。正是在杜畿、乐详的引导、教育与影响下，河东地区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

身处河东浓厚的文化氛围中，再加上以诗礼传家的衣冠大族裴氏、柳氏潜移默化的影响，河东薛氏西祖深受文化的熏陶，而家族性质就在这一进程中缓慢地发生变化。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河东薛氏西祖的部分成员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薛辩，字允白，河东汾阴人也。曾祖兴，晋尚书右仆射、冀州刺史、安邑公，谥曰庄。祖涛袭爵，位梁州刺史，谥曰忠惠。京都倾覆，皆以义烈著闻。父强，字威明，幼有大志，怀军国筹略。……辩幼而俊爽，俶傥多大略，由是豪杰多归慕之。……子谨，字法顺。容貌魁伟，高才博学。……谨自郡迁州，威恩兼被，风化大行。时兵荒之后，儒雅道息，谨命立庠序，教以诗书。三农之暇，悉令受业，躬巡邑里，亲加考试，河汾之地，儒道更兴。”[1]1324-1325由此可知，从薛兴、薛涛、薛强、薛辩到薛谨，性质已由“以义烈著闻”的豪强特征向“高才博学”的士族特征转变，而这一转变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子孙的发展轨迹。

首先，谨长子初古拔一支。初古拔，本名洪祚，“沈毅有器识”[1]1325；拔弟洪隆长子驎驹，“好读书，举秀才，除中书博士”[1]1326；驎驹长子庆之，“颇有学业，闲解几案”[1]1326；庆之弟英集子端，“有志操”、“与弟裕励精笃学，不交人事”[1]1327；端子胄，“少聪明，每览异书，便晓其义。常叹训注者不会圣人深旨，辄以意辩之，诸儒莫不称善”[1]1329；胄从祖弟濬，“幼好学，有志行”[1]1330。

其次，洪隆弟湖支。湖，“少有节操，笃志于学；专精讲习，不干时务；与物无竞，好以德义服人”[1]1332；湖子聪，“博览坟籍，精力过人，至于前言往行，多所究悉。词辩占对，尤是所长”[1]1332；聪子孝通，“博学有俊才”[1]1334，且有文集六卷；聪弟和子慎，“好学，能属文，善草书”、“有文集，颇为世所传”[1]1342-1343。

另外，薛寘，“幼览篇籍，好属文……所著文笔二十余卷，行于世。又撰《西京记》三卷，引据该洽，世称其博闻焉”[1]1343-1344。

这些充分说明河东薛氏西祖成员大都博学多识，文化水平得到了较大提升，甚至某些成员能够从事文学创作，且有文集传世，惜已散佚。同时，这些材料充分证明，西祖的大多数成员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具备了一定的文学创作才能，而且这种才能在个别成员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而这又与家族的士族化互为因果。可见，河东薛氏西祖性质的转变已势不可挡，从而为以后其成员在文学方面出众的表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隋唐时期的河东薛氏与文学

隋唐之际，河东薛氏在文学方面取得了突出成就，无论是文学家的数量与文学作品的数量，还是文学作品的质量与成就，都远远超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这充分说明，经过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积累，河东薛氏已发展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学世家”。其中，最具示范意义与影响力的当属薛道衡。

薛道衡，“专精好学。年十岁，讲《左传》，见子产相郑之功，作《国侨赞》，颇有词致，见者奇之。其后才名益著”[1]1337，而且其诗作因接近南朝诗歌的风格，深得南朝士人的喜爱：“每有所作，南人无不吟诵焉”[1]1338。虽然他留存的作品数量非常少，但足以确立他在隋代诗坛的地位。《昔昔盐》历来被认为是薛道衡的代表作之一，此诗带有浓郁的南朝色彩，将闺怨表现得既细腻又缠绵。“恒敛千金笑，长垂双玉啼”就把女子自丈夫别后的生活状态描绘出来，而“飞魂同夜鹊，倦寝忆晨鸡。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则传达出女子独居的孤寂与凄凉，其悲苦情怀被衬托出来。整首诗歌深切地表达了妇人对征人的思念，情感真挚，风格清新，而“暗牖悬蛛网，空梁落燕泥”一联向来为人称道。

薛道衡不仅创作出具有南朝诗歌特征的作品，同时还创作出带有浓郁北方色彩的作品，而最具代表性的是《出塞二首》，真实地刻画出边塞独特气候特征以及风貌，展现出边塞激烈的军事斗争场景。诗人赞美了那些身处恶劣自然环境中的将士们，特别是展现了将士们斗志昂扬、信心百倍的精神状态。总之，“他的主要成就是能在融合南北诗风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风格，寻找新巧的构思方式和新颖的艺术形象。尤其乐府，对于当时沿袭旧题旧意的格套有较大的突破。”[3]323

由此可见，薛道衡在诗歌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相当突出的，不仅成为隋代诗坛成就最大的一位文学家，也成为河东薛氏家族中文学成就卓著的成员之一，从而奠定了其在家族极为重要的文学地位。他以自身的文学才华以及创作实践为子孙开辟了一片崭新的天地。

薛收，道衡子，才思敏捷、才华横溢，为文一蹴而就，不假思索。当太宗陪高祖游后园获一条白鱼时，命其作献表，他“援笔立就，不复停思”，时人推其“赡而速”[4]2588。《旧唐书·经籍志下》、《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薛收集十卷”，惜其诗歌已佚，只有《全唐文》收录文三篇。薛收所作《白牛溪赋》曾得到王绩的高度评价：“韵趣高奇，词义旷远，嵯峨萧瑟，真不可言。壮哉邈乎，扬班之俦也。高人姚义尝语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沧海，高深极矣。’”（《答冯子华处士书》）[5]卷131，1323这足以表明薛收的文学才能非同一般。

薛元超，收子，好学，善属文，文思非常敏捷，即刻成章。《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著录其文集三十卷，惜已散佚。对于薛元超的文学成就，崔融撰《墓志》（上世纪70年代陕西乾陵出土）云：“唯公神韵潇洒，天才磊落。陈琳许其大巫，阮籍称其王佐。立辞比事，润色太平之业；述礼正乐，歌颂先王之道。擅一时之羽仪，光百代之宗匠。”

薛曜，元超子，亦以文学知名，《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薛曜集二十卷”。《全唐诗》收录八首诗。

薛稷，薛收孙。《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薛稷集三十卷”。《全唐诗》收录十三首。其中，《秋日还京陕西十里作》尤为出色，被视为初唐五古名篇，深得杜甫称赞。张说曾高度评价其文学才能：“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6]130

薛奇童，元超孙。《全唐诗》收录诗七首。其中，《拟古》、《塞下曲》、《云中行》三首，颇具北方文学的特质，而《吴声子夜歌》则具有南方文学的气质。

薛据，早孤，为伯母林氏抚养。由于林氏博涉文史，薛据从小就接受了良好教育，以文学闻名：“雄辞变文名，高价喧时议。下笔盈万言，皆合古人意”（刘长卿《送薛据宰涉县》）[7]卷150，1552。高适也评价其“隐轸经济具，纵横建安作”（高适《淇上酬薛三据兼寄郭少府微》）[7]卷211，2197。

薛逢，进士及第。《新唐书·艺文志四》著录诗集十卷、别纸十三卷、赋集十四卷，只是大部分已散佚，极少数作品存世。

薛廷珪，逢子。中和年间，登进士第，亦以文学知名，尤长于辞赋制诰，著有《凤阁书词》十卷。

薛涛，精通声律，工于书法，更以工诗著称于世。她不仅与历任西川的节度使有酬唱，如韦皋、高崇文、武元衡、王播、段文昌、李德裕等，还与当时著名的诗人元稹、白居易、王建等彼此唱和。与这些中唐时期重要的政治、文学“精英”的交往、唱和，使跻身其中的薛涛耳濡目染，不仅得以洞悉西川政局，了解时政得失，而且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她的创作。《郡斋读书志》卷四中著录《锦江集》五卷；《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九录《薛涛集》一卷。薛涛的文学创作不仅数量可观，而且成就突出，深得诗评家的赞赏。胡震亨称其“工绝句，无雌声”[8]83；钟惺则云“缥缈幽秀，绝句一派，为今所难”[9]；章学诚称赞其诗“雅而有则，真而不秽”[10]172。其代表作《春望词》四首写得含蓄委婉，将内心深处对爱的渴望以及爱而不能的无奈抒写得深沉、细腻，诗中融入了对自身命运多舛、身世飘零的无限感慨，真实地表达出在那个时代作为“乐妓”的孤独与凄凉。既是“望春”，诗人应当被春天的勃勃生机所感染，而恰恰相反，诗人在望春时流露出了无限的悲愁：当花开花落时无人与其同悲喜；当容颜渐衰时佳期却依然渺渺；揽草欲遗知音以结同心，结果却是独自神伤。“愁”、“哀”两字正是诗人内心的写照。

薛涛的诗歌不仅真切地展现了风尘女子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而且还表达了她对社会政治的关心、对人生的理性思考与评判。如《筹边楼》“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7]卷803，9142，就表达了她对时局的关注，规劝诸将一切应以国事为重，切勿贪图一己之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此诗给予高度评价：“其托意深远，有鲁嫠不恤纬，漆室女坐啸之思，非寻常裙裾所及，宜其名重一时。”正因为如此，薛涛不仅在唐代女性文学创作领域占有一席之地，而且也确立了她在薛氏家族中举足轻重的文学地位。

三　河东薛氏文学创作的主要特色

隋唐时期，河东薛氏取得了较高的文学创作成就，这与唐代的社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武后时期开科举尤重诗赋的风气，对于其家族成员文学创作才能的培养无疑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值得注意的是，河东薛氏家族的兴衰深刻地影响着其家族成员的诗歌创作，从而形成了鲜明的“家族特色”。

前文曾指出，隋唐是河东薛氏发展最鼎盛的时期，而这种上升的发展态势在开元元年(713)发生了转折。这一年，李隆基剿灭太平公主一党，参与其中的薛稷、薛崇简两支遭受重创。薛稷被赐死，其子因尚公主之故，免死流放，却在途中自杀。薛崇简虽免一死，官爵如故，但从此销声匿迹。至此，河东薛氏走向衰落。

对于河东薛氏来说，这次打击异常沉重且影响深远。从此，河东薛氏成员的仕进之路不再通达如故，更重要的是给子孙内心留下了难以抹去的创伤。由于昔日家族的辉煌历史，因而给后世子孙带来巨大的影响：一方面，曾经的辉煌不仅成为后世子孙拥有强烈自豪感的源泉，另一方面，又成为其巨大精神压力的直接根源。作为河东薛氏后辈，他们依旧想通过努力再次实现家族的兴旺与鼎盛，再次铸就家族的辉煌，并不想因为自身的缘故有损于家族曾经的声誉。但是，现实中仕途的偃蹇使得这种愿望难以实现，而这又成为薛氏子孙精神苦闷的直接来源。相应的，他们在诗歌中尽情抒发薛氏子弟特有的情怀，即对于仕途偃蹇的咏叹。这种咏叹充分说明河东薛氏家族曾经拥有的显赫的政治地位、政治威望给后世子孙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记。

而这种“家族特色”在薛据、薛逢的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就薛据来说，虽然他具有“天资青云器”，且才华横溢，声名大噪，但是“数载犹卑位”（刘长卿《送薛据宰涉县》）[7]卷150，1552。因此，他用诗歌表达了自己内心的失落。如《怀哉行》：

明时无废人，广厦无弃材。

良工不我顾，有用宁自媒。

怀策望君门，岁晏空迟回。

秦城多车马，日夕飞尘埃。

伐鼓千门启，鸣珂双阙来。

我闻雷雨施，天泽罔不该。

何意斯人徒，弃之如死灰。

主好臣必效，时禁权不开。

俗流实骄矜，得志轻草莱。

文王赖多士，汉帝资群才。

一言并拜相，片善咸居台。

夫君何不遇，为泣黄金台。[7]卷253，2852

首先，诗人指明所处的时代是政治清明的时代，士人都能够为上用、尽其才，而自己只能独自谋求出路。之后，诗人运用文王、汉武帝广延人才为我所用的典故，进一步衬托出自己的孤立无援、为人主所弃。通过这首诗歌，我们能够充分地感受到薛据内心巨大的失落，这种失落最主要来源于自身政治前途的渺茫与河东薛氏曾经显赫的政治地位之间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再如《初去郡斋书怀》：

肃徒辞汝颍，怀古独凄然。

尚想文王化，犹思巢父贤。

时移多谗巧，大道竟谁传。

况是疾风起，悠悠旌旆悬。

征鸟无返翼，归流不停川。

已经霜雪下，乃验松柏坚。

回首望城邑，迢迢间云烟。

志士不伤物，小人皆自妍。

感时惟责己，在道非怨天。

从此适乐土，东归知几年。[7]卷253，2853

诗人告别汝颖这块古老而又充满深厚历史文化底蕴的土地，当回想起这里曾经有过的文明，曾经有过的贤君忠臣——“文王”、“巢父”，再与自己所处时代相比较，诗人内心感到无比凄凉，古时那些能够礼贤下士的明君早已不复存在。如今，自己虽有报国之心，却无报国之门，因为世道浇漓，王道沦丧。“时移多谗巧，大道竟谁传”表达了诗人对时局的不满，对世风的失望。此刻，诗人将自我不遇归于己身。最后，诗人试图摆脱失意带来的痛苦，不得不自我安慰，决心重新回归乐土，重新寻找自己的快乐。但是，所有这些也不足以真正消解其失意的痛苦、苦闷的情怀，诗人注定要为仕途的偃蹇而哭泣：“投珠恐见疑，抱玉但垂泣。道在君不举，功成叹何及”（《古兴》）[7]卷253，2854。

可见，薛据的诗歌用来吟唱自我的坎坷遭际，用来抒写内心巨大的伤感，因为他毕竟是河东薛氏家族的子孙，家族曾经的辉煌永远笼罩心头，而且变成巨大压力，成为其永远无法甩掉的精神包袱。

如上所说，河东薛氏由往日显赫到今日衰落造成的巨大落差，成为薛氏子孙内心无法挥去的阴影，并造成其内心巨大的失落感。同时，这种失落感也成为他们沉重精神压力的直接根源，特别是在遭遇仕途坎坷时，这种失落感会比一般文人士子更强烈，更刺痛人心，更难以接受。有时，甚至为了寻求精神安慰，薛氏子孙将这种失落感转化为一种狂妄自负，以此掩盖现实中的坎坷遭遇，来填平内心的创伤。晚唐诗人薛逢就是如此。

薛逢生性耿介，恃才倨傲，自称“于家必孝，于国必忠，于事必勤，于身必正”（《上中书李舍人启》）[5]卷766，7970-7971，而且颇有豪气，曾作《画像自赞》云：“壮哉薛逢，长七尺五寸，手把金锥，凿开混沌”，强烈的自信溢于言表，甚至给人以狂放之感。所有这些助长了他的自负：“持论鲠切，以谋略高自标显”[11]5793“论议激切，自负经画之略”[4]卷190，5079。

薛逢深知“某家望陵迟，眇然孤藐。漂流勤苦，垂三十年。分分自登，粒粒自啄。取第不因于故旧，蒙知皆自于隽贤”（《上中书李舍人启》）[5]卷766，7970，家族曾经的影响已荡然无存，只能凭借自身的隽贤去获得仕途的通达。不过，他的功名欲望没有因家族的衰落而有所消歇，反而愈加强烈。这种强烈的功名欲望促使他频繁上书，乞求他人汲引。在《全唐文》中，薛逢仅存文15篇，其中《上白相公启》、《上崔相公启》、《上翰林韦学士启》、《上宰相启》、《上虢州崔相公启》、《上崔相公罢相启》、《上中书李舍人启》等7篇都是希求援引的。但是，这丝毫未给他的仕途带来多大的改变，他的一生大部分时间都是担任一些诸如万年尉、县令等官职，与对自我的期望相距甚远，仕途的艰辛坎坷使他不由地发出“昔日凌云之志，自觉泥蟠；今兹失路之人，谁为乡导”（《与崔况秀才书》）[5]卷766，7967的感慨。

由于付出的努力与得到的结果之间形成的巨大反差，愈发增加了薛逢内心的孤独感、凄凉感：“平生坎土禀，难自梯媒。进退嗫嚅，终莫上达。亦犹魇者梦逐，声愈哀而言愈不宣，足愈勤而身愈不进。孤影无援，危灯在旁。幽忧旅魂，逼迫中夜”（《上白相公启》）[5]卷766，7968，仕途的失败犹如噩梦，萦绕心头，挥散不去。在此，河东薛氏家族曾经的显赫成为其沉重的精神负担：一方面，他以出身颇具影响力的“关中士族”之一的薛氏家族感到自豪，并使之成为其强烈功名欲望的直接动力；另一方面，先人曾经的地位、名望又成为其难以摆脱的阴影，特别是自身宦途的坎坷无形中加重了自我的心理压力，带给他更大的精神苦闷。

这种精神苦闷随着时间的推移日益积聚，由积极追求功名逐渐消磨自我意志再到最后的彻底绝望，情感也由积极乐观逐渐消沉再到最后的愤怒。薛逢选择了形式更为自由的歌行体，如《镊白曲》、《君不见》、《老去也》、《追昔行》、《醉春风》等，抒发“人生如梦”、“时不我待”的主题。通过这些诗作，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薛逢内心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于对时间无情流逝与人生有限的无奈，特别是对自己功名未就的沉重慨叹。他不仅对时光流逝感到异常敏感：

朝光如飞犹尚可，暮更如箭不容卧。

犍为穿城更漏频，一一皆从枕边过。

一夕凡几更，一更凡几声。

（《追昔行》）[7]卷548，6320

光阴自旦还将暮，草木从春又到秋。

（《悼古》）[7]卷548，6327

而且深刻地感受到容颜的衰老：

去年镊白鬓，镜里犹堪认年少。

今年镊白发，两眼昏昏手战跳。

（《镊白曲》）[7]卷548，6319

面对时光无情的流逝，面对无法抗拒的容颜衰老，面对现实坎坷的仕途，薛逢不得不为自己重新寻求精神的支点，寻求精神解脱的良方，而结果只能是否定功名本身，因为它是导致诗人内心痛苦的根源所在：

一朝冥漠归下泉，功业声名两憔悴。

……

人生倏忽一梦中，何必深深固权位。

（《君不见》）[7]卷548，6319-6320

河上关门日日开，古今名利旋堪哀。

（《潼关驿亭》）[7]卷548，6325

不愁故国归无日，却恨浮名苦有涯。

（《九日嘉州发军亭即事》）[7]卷548，6328

尺组挂身何用处，古来名利尽丘墟。

（《重送徐州李从事商隐》）[7]卷548，6329

诗人已经充分认识到名利的虚幻性、暂时性。同时，诗人也洞察了历史的真相：

马侍中，韦太尉，盛去衰来片时事。

（《君不见》）[7]卷548，6320

细推今古事堪愁，贵贱同归土一丘。

汉武玉堂人岂在，石家金古水空流。

（《悼古》）[7]卷548，6327

满壁存亡俱是梦，百年荣辱尽堪愁。

（《题白马驿》）[7]卷548，6330

无论人们曾经的身份、地位是高贵还是卑贱，死亡是没有差别的，是不分贵贱的，死亡是人们共同的命运，也是最后的归宿；无论是汉武时造就的辉煌，还是盛极一时的石崇“金谷雅集”，最终都会在时间的流逝中消亡，所有曾经的记忆也都将被时间冲刷得一干二净，这就是时间的残酷，历史的无情。

既然历史本身充满了太多的无情与无奈，而功名又是虚妄的、短暂的，因此，唯有现实的快乐才是可以真正把握的。于是，诗人向醉乡、向庄子、向田园寻求人生快乐的真谛：

闲事与时俱不了，且将身暂醉乡游。

（《悼古》）[7]卷548，6327

未学苏秦荣佩印，却思平子赋归田。

（《座中走笔送前萧使君》）[7]卷548，6329

也知留滞年华晚，争那樽前乐未央。

（《春晚东园晓思》）[7]卷548，6332

不过，所有这些都是短暂的，诗人依然并未获得真正的解脱。他愈是表现得旷达，愈是见出其内心巨大的痛苦。无论是独处之时，还是送别友人之时，诗人总是不忘抒发自己失落、怅惘、无奈的情怀：

自笑无成今老大，送君垂泪郭门前。

（《座中走笔送前萧使君》）[7]卷548，6329

胸中愤气文难遣，强指丰碑哭武侯。

（《题白马驿》）[7]卷548，6330

薄宦未甘霜发改，夹衣犹耐水风寒。

（《芙蓉溪送前资州裴使君归京宁拜户部裴侍郎》）[7]卷548，6332

可见，在薛逢内心深处，强烈的功名之心、仕进之心是始终如一的，是根深蒂固的，是从未改变的。虽然他曾勘破历史的真相，参透盛衰的短暂，也曾看破功名的虚幻，并且找到了精神解脱的途径，但是，所有这一切也未能真正改变其强烈的功名之心。毕竟，他生于政治地位显赫的士族之家，家族成员曾经的辉煌成为他永远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同时，这也将注定薛逢一生无法摆脱仕途失意的梦魇。

综上所述，河东薛氏成员的人生目标因家族的荣耀而起，悲苦情怀也因家族的衰败而生，他们的一生始终被家族的光环与阴影所笼罩，他们也始终难以抗拒这股强大的精神压力，注定要为家族的荣誉付出惨重的精神代价。

“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价，保主跨海去征东”。这是唐太宗应梦贤臣的藏名诗，徐茂公解梦说：这位应梦贤臣叫薛仁贵，绛州龙门人。

薛仁贵,名礼，字仁贵，唐绛州龙门县大黄村 （今河津市黄村、修村一带）人。隋大业十年（614）农历十月十八日出生于平民家庭，早年与妻柳英环贫居寒窑，贞观十八年（644）应募从军，随唐太宗东征。

薛仁贵戎马一生，战功卓著，官至右威卫大将军兼安东都护，封平阳郡公。薛仁贵的征战事迹，正史 《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等均有记载，有关薛仁贵和薛家将的传奇故事，通过小说《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和评书、戏曲等媒体，在民间广为传播。自唐代以来，薛仁贵的英名与当年贫居的寒窑，伴随着他的赫赫战功，远播海内外，他“爱国亲民，忠勇善战”的高尚精神和叱咤风云不屈不挠的民族气节，更是闻名遐迩，光耀千秋。

初露锋芒。唐贞观后期，鉴于高句丽长期占据唐朝领土辽东，唐太宗李世民决定亲自率军东征高句丽。这时，薛仁贵与妻柳英环贫居寒窑，闻知天子亲自征辽，薛仁贵在妻子的鼓励下，应募从军。贞观十九年（645），唐太宗率军东进，当部队行至安地时，郎将刘君昂被敌军围困，在这紧急关头，薛仁贵一马当先，冲入敌阵，力斩敌将，系其头于马鞍，敌寇纷纷投降，薛仁贵从此威名大振。唐军于贞观十九年（645）六月攻打安市城，薛仁贵身穿白衣，手持方天画戟，腰挎两张硬弓，率先杀入敌阵，其勇猛骁悍，所向披靡，唐军乘势追击，高句丽军队全线崩溃。

站在高处观战的唐太宗远远望见，忙问：“穿白衣打先锋的是谁？”左右回答：“薛仁贵”。战后，唐太宗特意召见了薛仁贵，大加赞赏，提任薛仁贵为游击将军、云泉府果毅。唐军班师还朝途中，唐太宗再次召见薛仁贵，感慨地说：“我得到辽东并不欣喜，得到你这样的虓将才真正让我欣喜。”于是，又提升薛仁贵为右领军郎将，从此，薛仁贵被誉为“白袍虓将”，声名远播。

竭忠救主。永徽五年（654）四月，唐高宗驾临万年宫。丁丑夜，天降大雨，山洪暴发，洪水直冲万年宫，守门的卫士一个个惊慌失措，四散逃走。薛仁贵见状气愤地说：“天子遇到大难，臣子怎能贪生怕死临危逃脱呢？”面对滔滔洪流，他奋不顾身，即刻登上城门的横木，向宫中大声呼喊。唐高宗听到喊声，急忙出宫登上高处，躲过这场灾难。山洪过后，唐高宗十分感激薛仁贵的救命之恩，特赐仁贵一匹御马，以示嘉奖和感激。

直言上疏。显庆二年（657）十二月，唐高宗派大将苏定方讨伐西突厥阿史那贺鲁部落，俘获了被贺鲁部落关押的泥熟部落的人质。这时，薛仁贵直言上疏，劝谏高宗把泥熟部落的家属如数归还泥熟，这样泥熟百姓就会痛恨贺鲁的残暴，感念陛下的恩德。唐高宗采纳了薛仁贵的意见，把战争中俘获的泥熟人全都送归泥熟。果然，泥熟部落非常感激唐朝的恩德，主动请求为唐军效力，从而增强了唐军的战斗力，强化了大唐对西域的有效统治。

血战横山。显庆三年（658）六月，唐高宗以薛仁贵为副将，再次远征辽东，在贵端城大破高句丽兵。第二年，仁贵又在横山与高句丽大将温沙门展开了一场血战。仁贵率先冲入敌阵，箭无虚发。接着又激战石城，仁贵单骑冲向敌阵，生擒敌弓箭手。显庆五年（660），薛仁贵又与辛文陵在黑山活捉契丹王阿卜固及诸首领，战后，薛仁贵因功升任左武卫将军，封河东县男。

三箭定天山。龙朔元年（661），九姓突厥起兵犯境，唐高宗任命郑仁泰为铁勒道行军大总管，薛仁贵为副大总管，共赴天山讨伐来犯之敌。当时，九姓突厥拥兵十万，凭借天山地利，派出数十位骁勇骑士前来挑战。薛仁贵在阵中连发三箭，射死敌将三人，其余敌寇慑于薛仁贵神威，均下马投降。接着，薛仁贵又率兵征讨碛北残敌，俘虏敌首领叶护兄弟三人，凯旋而归。当时军中歌曰：“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从此以后，九姓突厥衰败，不再成为唐朝边患。

大破高句丽。乾封元年（666），高句丽盖苏文去世，其长子泉男生继为宰相，欲归附唐朝，高宗即派遣将军庞同善、高侃等前往迎接，但遭到次子泉男建的拒绝，高宗就派薛仁贵率领部队作为庞同善的后援。同善等来到新城时，夜晚遭到敌军的袭击，仁贵得知后，率骁勇将士及时赶到，杀敌数百。

同善等进至金山，又遭到高句丽军袭击，仁贵率部把敌军截为两断，各个击破，攻克了南苏、木底、苍岩三城，终于和泉男生的部队会合。为此，高宗亲笔写诏书慰勉薛仁贵，表彰他“身先士卒，奋不顾命，左冲右击，所向无前”。仁贵乘胜出击，亲率两千人一举攻克高句丽重镇扶余城，紧接着，仁贵与李绩部队会师于平壤城。降伏高句丽后，唐高宗授薛仁贵为右威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检校安东都护。

治理安东。薛仁贵受命安东都护后，治所在平壤，后移新城。这一时期，是薛仁贵一生辉煌的顶点。他既是一名杰出的军事家，也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在担任安东军政长官期间，表现出非凡的政治才能。战争结束后，他带领当地军民，立即恢复生产，医治战争创伤。他倡导抚养孤儿，赡养老人，严惩盗贼，提拔重用安东的贤士良才，表彰奖励品德高尚之士，使得安东士民安居乐业。薛仁贵的事迹，在安东一带流传很广，至今，那里还有薛礼庙和薛仁贵当年征战的遗迹。

亲民象州。咸亨元年（670）八月，薛仁贵在征吐蕃战役中，因部将违令而败绩，后被贬到象州。薛仁贵谪居象州两年多，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当时，面对饥民遍野、盗贼四起的惨状，薛仁贵一面动员大户捐粮济荒，一面奏本朝廷开仓救民，又组织百姓防御盗匪。他亲自深入匪巢，劝告一大批匪徒弃暗投明，又单枪匹马，剪除了天盖山恶霸，为当地百姓除了祸害。百姓赞颂薛仁贵“防暴安良，好善乐施，渡延蚁命，世代沐恩”。上元三年（676）十月，薛仁贵遇朝廷大赦，准备回归，象州百姓放鞭炮，敲锣鼓，挥泪为他送行。当得知薛仁贵病逝后，象州百姓特此为薛仁贵建了一座衣冠墓，一座白袍庙，四时祭奠，世代怀念。

云州大捷。开耀元年（681），突厥不断侵扰唐朝北境，唐高宗思念薛仁贵以往功劳，再次召见，封薛仁贵为瓜州长史，不久又授予右领军卫将军兼代州都督，前往云州出击犯边突厥。突厥将士在阵前问：“来者唐将是谁？”答：“薛仁贵”。突厥人又问：“听说薛将军流放象州，已经去世，怎么会复活呢？”薛仁贵当下脱了自己的头盔，让突厥人看，突厥将士看清后，相顾失色，慌忙下马行礼，并赶紧逃跑。仁贵恐敌有诈，就率军追击，大获全胜。

文韬武略。薛仁贵自幼在家学奠定了深厚的文学功底，身经百战而笔墨兼顾，堪称文武双全。他对《周易》情有独钟，编撰《周易新本注义》十四卷，有很高的军事价值。在安东主政期间，他亲笔撰写《致新罗文武王金法敏书》，洋洋1300余字，是唐代致君王书之经典。薛氏族谱中记载的 《薛仁贵家训》，内涵深邃，文采飞扬，诸如“从军报国，责无旁贷，为将为帅，精于谋算，兵胜在义，败归民怨”等等，字里行间闪烁着薛仁贵的文韬武略。

永淳二年（683）农历二月二十一日薛仁贵病逝，享年七十岁，唐高宗追赠他为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并令官府为其打造灵舆，护丧还归故里。史书评价“仁贵骁悍壮勇，为一时之杰，至忠大略，勃然有立。”

薛仁贵为薛氏河东南枝十一世，幼年时家境贫寒，以种田为生计。贫苦农民出身的薛仁贵，自从走上投军报国的道路后，用鲜血和汗水捍卫了大唐江山，也为子孙后代奠定了坚实的根基。从薛仁贵开始，至其传衍的十二代四十七名后裔尽是忠君爱国之士，特别是从薛仁贵起，薛家五代十四将，用战功和政绩树立了民族英雄团体“薛家将”的光辉典范，享有“将门世家”之誉。

第一代1人：薛仁贵，右威卫大将军，检校安东都护，平阳郡公。

第二代2人：薛讷（薛仁贵长子），紫微黄门三品（宰相之职）、左羽林大将军，朔方行军大总管，平阳郡公；薛瑶（薛仁贵次子），字楚玉，左威卫大将军，范阳节度史，幽州长史。

第三代5人：薛徽（薛讷长子），右金吾将军；薛畅（薛讷三子），左羽林大将军；薛岌（薛瑶次子），右金吾将军，昭义军副使；薛嵩（薛瑶三子），检校尚书、右仆射(使相)，相、卫、洺、邢四州节度使，平阳郡王；薛崿(薛瑶四子），昭义军节度使，相、卫二州观察使。

第四代4人：薛平（薛嵩长子），检校右仆射，户部尚书，检校司空，晋、慈二州节度使，检校司徒；薛云石（薛嵩次子），石监门将军；薛昌朝（薛嵩三子），保信军节度使，德、棣二州观察使；薛贻谋（薛嵩四子），兵部侍郎。

第五代2人：薛从（薛平六子），濮州刺史，将作监，左领卫上将军；薛庸（薛平九子），右龙武将军。

上述14人是 “薛家将”中的佼佼者，薛仁贵衍传的十二代四十七名精英以及河东薛氏后裔三百多位文武官员，相继出生入死，尽忠报国，都为大唐建立了不朽功勋。以薛仁贵为代表、以爱国主义为精神特质的民族英雄团体 “薛家将”，无愧于中华民族“爱国亲民”的光辉典范。

薛仁贵是世人敬仰的爱国将领和民族英雄，他从平民到将军的传奇经历，“爱国亲民，忠勇善战”的高尚精神，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文化财富。后人为纪念薛仁贵，在他的故里整修了薛仁贵夫妇当年贫居的寒窑，并创建了白袍洞和射雁塔。

薛仁贵寒窑位于河津市城区街道办修村村东的土岗上。寒窑即大唐名将薛仁贵与其妻柳英环居住过的土窑，今灶坑犹存。相传，薛仁贵年轻时家境贫寒，到一家姓柳的员外家扛长工。柳员外的女儿柳英环看中薛仁贵忠厚善良，是个人才，又同情他的处境，于是私赠衣服，有了往来，建立了感情。员外得知后大怒，棒打鸳鸯，驱赶薛仁贵，但柳英环对爱情坚贞不二，跟随薛仁贵一起离家住进这个破窑洞相依为命。此后，柳英环劝夫从军，为国效力，自己苦守寒窑一十八年，志节坚贞，艰辛度日，精心抚养儿子长大成人。他们的故事广为传颂，诸如《仁贵回窑》《汾河湾射雁》等戏曲在民间舞台随处可见。

寒窑南侧有一窑洞，名曰“白袍洞”，建于清乾隆六年，洞中仁贵夫妇塑像高大挺立，栩栩如生，洞口对联 “三箭定天山，将军威名千秋重；一戟安社稷，英雄气概万古传”尽显薛仁贵之威仪。寒窑西南方有白虎塔也称射雁塔，位于河津市城区街道修村村南300米。塔高7米，八层八面形实心砖塔，宋代建造，是薛氏后裔为纪念薛仁贵汾河滩打雁而建。寒窑东南方毗连河津市城区街道黄村，村中过去有“仁贵祠”。元代王思诚《河津县总图记》载：“薛仁贵，龙门人。今县东十五里大黄村，其故里也，有庙在焉。村中犹有姓薛者，盖其后也。”当时的大黄村包括今黄村、修村一带。薛仁贵祠庙、冢墓遍布全国11省，朝鲜平壤薛礼庙创建1300年来保存完好，且香火旺盛，在辽东和薛仁贵当年征战所到之处，流传着诸多关于薛仁贵智勇双全的传奇故事。

薛仁贵寒窑文化凝结着薛仁贵、柳英环夫妇的爱国情怀、忠贞爱情和“富贵不能*，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传统美德与高风亮节，史学家评价说：诸葛亮茅庐、杜甫草堂、薛仁贵寒窑是我国历史上有名的三寒历史文化。薛仁贵精神与寒窑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将激励一代又一代爱国志士励精图治，报国为民，奋勇争先，振兴中华。

　　薛平贵，民间传说中唐朝时期人物，出身贫寒，宰相王允的三女儿王宝钏抛绣球选其为婿，其后，薛平贵从军远赴西凉征战，辗转成为西凉国王，回到中原与王宝钏相聚。薛平贵是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将军之一。

　　薛礼（614年－683年），字仁贵，绛州龙门（今山西河津）人，唐太宗、唐高宗时期的将军，军事家、政治家，道教传其为白虎星君下凡。随唐太宗李世民、唐高宗李治创造了“良策息干戈”、“三箭定天山”、“神勇收辽东”、“仁政高丽国”、“爱民象州城”、“脱帽退万敌”等诸方面在军事、政治上的赫赫功勋。是北魏将领薛安都的六世孙，出身于河东薛氏世族。

　　《汾河湾》、《独木关》、《摩天岭》、《樊江关》 、《徐策跑城》、《薛刚反唐》、《薛仁贵征东》、《薛丁山征西》、《三请三休樊梨花》等，演的是薛仁贵一家子的戏。

　　《红鬃烈马》《王宝钏》从《彩楼配》(《花园赠金》)、《三击掌》、《别窑》、《探窑》、《武家坡》至《大登殿》，演的是薛平贵一家子的戏。

　　京剧舞台出现“两薛并演”已是多年，薛仁贵与薛平贵仅一字之差，背景年代相同(同在唐代)。而剧情又有许多相似之处，是何缘故 考证史料，薛仁贵确有其人。

　　薛仁贵，山西绛州龙门人，出身于穷苦的农民家庭，武艺高强，尤善骑射，惯使方天画戟(舞台演出时使枪)。唐贞观中(约公元637年前后)，唐太宗李世民征伐辽东，仁贵应募投军。辽军二十万拒战，仁贵身着白袍，腰悬两弓，骑马持戟，冲入敌阵，与之鏖战，“所向披靡，敌遂奔溃。帝召见叹异，迁右领军中郎将，”仁贵自此发迹。一次，高宗驾临万年宫，山洪突发，汹涌奔腾，仁贵发觉后，冒着生命危险，“登门大呼，帝遽出，乘高获免。嘉其忠，赐以御马。”显庆中(约公元658年前后)，四十多岁的薛仁贵“屡破高丽及契丹，拜左武卫将军，击突厥于天山……先令骁骑来挑战，仁贵发三矢。杀三人，虏气慑服，遂降定以归。”当时军中有歌：“将军三箭定天山，壮士长歌入汉关。”乾封初(约公元667年前后)“以降扶余等四十城，拜本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永淳初(约公元685年)，年七十卒。”

　　薛仁贵历事唐太宗、高宗两代，战功显赫，爵位甚高，文书有载，确有其人。

　　唐史上并无薛平贵，其人何以现于舞台据老辈艺人中流传，某年山西一富户为母庆寿，邀请堂会，演出《汾河湾》等戏。宾客散后，其母询问班主薛仁贵与柳迎春最后的结局，班主回称，据师祖传下的话，薛柳寒窑相见后，仁贵因军务在身，不敢久留，数日后又别妻回到军中。柳氏思夫心切，病逝寒窑。富母听后悒悒于怀，恹恹成病。富子心急如焚，重金礼聘名医为之诊治，百药无效，经一再探问起病根由，名医大悟，便说“心病还须心药医”。于是，富子悬巨赏征求薛仁贵夫妻团圆的剧本。某文人为不违反历史，杜撰了一位“薛平贵”，剧名《王宝钏》，情节与上演的薛仁贵戏大同小异。如薛仁贵柳家庄招亲，薛平贵王府为婿；柳员外嫌贫爱富将仁贵、迎表逐出家门，平贵、宝钏因受王父冷眼相待而双双出走；仁贵与平贵两对夫妻皆困居寒窑，为生活所迫而投军；离家十八年的薛仁贵在汾河 湾会妻，分别十八裁的薛平贵在武家坡夫妻相见。为了迎合富母的心态，薛平贵登上了西凉国的王位，王宝钏成了正宫皇后，夫荣妻贵，大团圆结局。演出后富母大喜，病亦霍然而愈。自此之后，京剧舞台上使出现了一个薛仁贵，一个薛平贵，“两薛并存”，相安无事。

　　历史是历史，传说是传说，但“两薛”同演于舞台， 并不妨碍京剧的发展，这种局面观众是允许它延续下去的。

海南薛氏是从湖南桃江县经潭州（今长沙市）迁琼，从其族谱世系表上看，薛氏登岛首个发迹地是儋州市峨曼镇的笔架村。村旁有个笔架岭，因岭而得名。薛综薛永二兄弟，上岛伊始，先在笔架村落户，数年后弟弟移居琼州郡城附近的大来都（今薛村），从此各自繁衍，逐渐形成海南薛氏二大支系。

薛国故城及薛姓起源

薛国故城址位于滕州市南四十里，处于官桥、张汪两镇辖区内。据文献记载，古薛国始建于西周，繁荣于战国，毁弃于魏晋，它作为侯王都邑和历史名城，历时约2000年。故城其平面呈不规则方形，周长为10615米，城墙残垣高出地面4—7米。1985年—1986年，山东省考古研究所对薛故城进行了为期二年的全面勘探和发掘，发现古城有大小城门10处，城内有居住遗址9处，宫殿遗址、炼铁、冶铜、制陶等各种作坊10余处，大型建筑台基两处，春秋至战国墓葬群4处；经考古发掘，出土各类青铜器、玉器、陶器等文物数以万计。城内东北隅原有两座高大的封土堆，为齐相田婴、田文墓。大量资料证明，薛国故城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丰富，是一座完整的历史博物馆。1988年元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古薛国也是薛姓发源地。

其一，据《元和姓纂》记载，薛姓出自妊姓，属黄帝后裔，始祖为奚仲。黄帝二十五子中有妊姓，其后人在夏禹王时有奚仲因造车有功，官至“车正大夫”，封于薛地。商代初年，薛国奚仲后裔有仲虺(huǐ)，任商王汤的左相。薛国历经夏、商、周三代，共六十四世，后为楚国所灭。薛国公子登在楚国做官，楚怀王以沛地赐公子登为食邑，公子登遂率族人迁居于沛，以祖先原封地命姓，成为薛姓。

其二，据《吴录》记载，战国时相国田婴受封于薛，其子田文号孟尝君，继封于薛。孟尝君治薛期间，扩固薛城，发展商贾，深得民心，特别是招贤纳士，养食客三千。门客中有冯谖为其“焚约市义”，赢得“三呼万岁”；为其设计“狡兔三窟”，引起诸国争聘；又有“鸡鸣狗盗”之徒，帮其逃离虎狼之国——秦国。秦灭六国后，孟尝君的封邑也随之消亡，子孙以封邑命姓为薛氏。

此外，据史书记载薛姓有一支是后魏时中国西北部少数民族叱干氏改姓；还有一支为唐代薛怀义（原名冯小宝），其子孙沿袭薛姓。

古薛国在春秋战国时曾作为古徐州的首府，后迁至下邳（即现在的邳州），三国时迁至彭城（即现在的徐州）。因此，以国为姓的薛氏，以徐州为中心，东至邳州，西至沛县最为集中。官桥一带原有一支薛姓是明抗代抗倭英雄戚纪光部下总兵薛士杰，在福建沿海抗击倭寇中战死疆场，被黄帝下令运回故里安葬，俗称“御祭林”，墓址在薛故城北首车站村前，解放前毁于战火。薛士杰事迹载入《清·滕县志》。

「薛」源出 ：

一 ; 以国名为氏。据《元和姓纂》，奚仲居於薛（山东滕县），一度迁於邳（山东徽山县）。春秋后期迁到下邳（江苏邳县），后成为齐国的属地。战国时为楚所灭。公子登仕楚。怀王赐沛邑，为大夫，逐以原国名「薛」为氏。

二：据《吴录》所载，孟尝君受封於薛。秦灭六国而失祀，子孙逐以「薛」为氏。

三：为鲜卑族复姓所改。据《魏书．官氏志》所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叱乾氏」随魏孝文帝南迁洛阳后，定居中原，代为汉姓「薛」氏。

家族名人

薛仁贵（612～681） 名礼，唐绦州龙门人（今山西省河津县西二里）。少贫贱，以田为业。善骑射，贞观年间随太宗征辽东，所向披靡。高宗时屡破高丽、契丹、突厥，而立奇功，官拜本卫大将军，封平阳郡公。永淳二年卒，赠左骁卫大将军、幽州都督。后世据其功勋，编撰杂剧与演义。

薛涛（768～831）字洪度。唐长安人，知音律，工诗文，有才情，为一代名妓。晚年居浣花溪，能制松花纸与深红小粉笺，裁书供吟，酬献贤杰，时人称为薛涛笺。著有诗集一卷。

地望分布：山西河东郡，河南河南郡，河南新蔡郡，安徽沛郡，山东高平剧。

薛姓起源参考之二

“长泰山重”说薛家

在福建省漳州市的长泰县有个山重村，台湾回来的乡亲们，看到这村口熟悉的樟树，还有祖先当年走过的这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它连着山那边的厦门，又和海峡对面的台湾岛，紧紧地连在一起，更加确认这里就是两岸薛氏1300多年来祖居地。

福建漳州长泰县山重村村长薛选民说：“我们（村）整个有50平方公里的面积，南面只隔一座山就到了厦门，我们全村总人口3810人，其中姓薛的有2600多人。”

有关薛氏的渊源，历史上记载很多。《元和姓纂》云：“黄帝二十五子，一为任姓，裔孙奚仲居薛，……遂以国为氏，望出河南、新蔡、沛国、高平。”可见，后世的汉族薛氏，最早来源于河南省新蔡县，山西黄河流域以东，和今天安徽省宿县一带，后来有些迁移到福建和广东，而后迁往台湾。

山重村薛氏于唐朝时由河南光州固始县迁此定居。

福建漳州长泰县山重村的薛寿椿说：“唐朝那个时候是在垂拱第二年，我们的祖先（薛）武惠公，看这个地方山水不错，就定居下来。到台湾去，一个情况是到顺治十一年，闽南这个地方天旱，叫甲午大旱，田间颗粒无收，但是朝廷的丁税、关税压顶，再加上我们的（薛）玉进公，当时惹了官祸，朝廷要抓他，这个情况下，他不得不深夜逃到台湾。”

薛氏祖先去台湾的时候是1654年，比郑成功去台湾还要早7年，随后他又把自己的妻子和两个孩子接了去，这就是长泰山重薛氏去台湾的祖先。

后来他事业比较有成就以后，才在台南高雄市茄萣那个地方安定下来，开始建他的家舍，后来在茄萣繁衍非常快，在此产生了上茄萣 ，还有一个下茄萣。

三百多年来，薛玉进公的后代，繁衍到了高雄、台南、台北、屏东、永安，人丁兴旺，渐成望族。大家都很清楚，就连茄萣、山庭等地名，都是薛氏祖先赴台后，用家乡地名的谐音命名的。在台湾，许多薛氏家族的门上都刻有“长泰山重”的字样。

薛选民说：“薛家从台湾到大陆来寻亲，薛清财先生他们不辞劳苦，飘洋过海，到大陆以后，千方百计，一直找到我们山里来，很不容易啊，他们回来后看到这个祖庙、祖祠、还保存的这么完整，心里很高兴。”

从1988年以来，台湾岛上的薛氏后人曾多次回到山重村，他们不仅捐资修缮祖祠，还捐资家乡的地方建设和教育事业，又为村里的父老乡亲盖了一座茄萣公园。据说，历史上山重村曾因大旱缺水，薛家和林家为争水还发生过打斗，这次薛氏后人从台湾回来又捐款为村里修建了自来水工程，不论姓氏，全村每一家都用上了从山上引来的纯净的自来水。

在这山青水秀的山重村，人们过着幸福、安逸的生活。

记者采访村民薛甲乙：“您今年高寿？”“92岁。”“您是不是村里最长的长者？”“还有一个女的多我几岁，她101岁。”

“长泰山重”已经深深地刻在两岸薛氏后人的心里。

薛姓起源参考之三

薛姓在当今中国姓氏中排名第四十八，在台湾排名第六十位。薛姓出自任姓，是黄帝的后代。据传说，黄帝一共有二十五个儿子，得姓十二个，其中黄帝的小儿子禹阳，因为受封于任，因此得了任姓。禹阳的第十二代孙子奚仲，被封在薛，建立了薛国。奚仲的后代，曾任商朝宰相，周灭商以后，又封奚仲的后代在薛，并且被称作薛侯。战国时，薛国被齐国所灭，薛国的国人就有人用国名作为自己的姓氏，从此姓薛。薛姓还有其他一些来源。如，有一支薛姓出自田姓。战国时期，田氏代齐，孟尝君田文，因功被封于薛，建立薛国。后来，薛国被秦国灭掉，子孙从此也姓薛。此外，北魏时期，孝文帝迁都洛阳，把鲜卑族的叱干氏改成了薛姓。薛姓早期主要在山东发展，战国时已经扩展到了湖北，江苏，湖南，河南，河北等地。三国时，薛姓跟随刘备开始进入四川，并且在魏国已经发展到了甘肃。南朝时期，薛姓首次进入福建，南宋时，开始进入广东。清朝康熙年间，薛姓开始有人迁入台湾。薛姓的主要聚居地有：高平，沛国，新蔡，河东，淮阳，汾阴，竹邑，天水，晋安，海阳，五华，兴宁，梅州等。按周时封黄帝之后奚仲于薛，子孙以薛为氏。又齐封田婴于薛，后亦以氏，见吴录。

薛姓发源于今山东济宁、滕州，是当今中国姓氏排行第四十八位的大姓，人口众多，约有546万，占全国总人口的042%。

寻根溯源

薛姓图腾

1、源于黄帝第12代孙奚仲，任姓。黄帝共有二十五子，分别得十二个姓，其中有一子名禺阳，因被封在任（今山东省济宁市）而得任姓。任姓传到十二世孙奚仲，奚仲在夏禹时任车正，也就是管理车辆生产的官员，为车的创造者，后人把奚仲推崇为车子的发明人。大禹封他为“薛侯”，这里遂成为奚仲的封地，周边的山川也因此而带上了“薛”的印记，河流叫薛河，城池称薛国。据《滕县志》记载：“当夏禹之时封为薛（今山东省滕州市官桥镇），为禹掌车服大夫。奚仲生吉光，吉光是始以木为车。以木为车盖仍缵车正旧职，故后人亦称奚仲造车。”所以奚仲也被传为车的创造者，居于古薛国，为薛国始祖，称薛候。春秋时，奚仲后人薛公子登在楚国作官，薛人迁往下邳（今江苏邳县西南），楚怀王赐以沛地为食邑，其后以原国名“薛”为姓氏，称薛氏。 2、出自虞舜的妫姓，为孟尝君（即田文）之后裔。舜的后人有姓妫的，其后妫完出奔齐国，称陈氏，传至5世孙陈桓子，因食于田，称田和，其子孙便改姓田。其后裔田文被封于薛（今山东滕州市），称薛公，号孟尝君。秦灭六国后，其后人于汉初徙竹邑，亦以薛地为氏，称薛氏。 3、由他姓改姓为薛。一是据《魏书●官氏志》记载，南北朝时，北魏有代北复姓「叱干氏」随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定居中原，将鲜卑族的复姓叱干氏改为单姓薛氏；二是出自周文王的姬姓冯氏之后裔，唐时有薛怀义，本姓冯，后改姓为薛；三是据《通志●氏族略》所载，辽西也有薛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