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库全书》错字连篇并不是纪晓岚的责任，野史中说纪晓岚是为了让乾隆能挑出错来，故意出错，以满足皇帝虚荣心的段子纯属虚构，其目的也无非就是黑一个纪晓岚再黑一个乾隆，毕竟满族称帝后，黑粉太多了。

一、错别字的产生是因为人工抄写必然出错。

四库全书先后共有抄写者3826人，每天每人要完成定额抄写任务，每天1000字，每年不少于33万字，任职最少五年起，抄写期满之后，可依据实际抄写数量任命不同的地方官。

读书的时候，我们都抄写过作文，无论你再认真你依然会犯错，所以修改纸修改液是学习必须品，何况一个人五年如一日重复这种工作，不犯错不可能的。

以至于乾隆曾经亲下批示：

唯是进呈各书，朕信手抽阅，即有伪舛。其未经指出者，尚不知凡几。即有校对专员，复有总校、总裁，重重复勘，一书经数人手眼，不为不详，何以漫不经意，必待朕遍览乎？若朕不加检阅，将听其伪误乎？若此任意疏忽，屡训不改，长此安穷？是徒以四库书馆开幸进之阶，为终南快捷方式！又岂可不防微杜渐耶？

乾隆认为这些抄录员校对人员把参与《四库全书》做为进阶（外放为官）的快捷方式，大为光火，能把乾隆气成这样，要是纪晓岚刻意所为，莫非他是个脑残？

二、错别字只是小错误，更多的错误来自于对古书文的肆意篡改。

清朝为了美化自己改变了收录书籍的部分内容，比如像古书中出现“夷、狄“等字眼的，统统予以删除或改动。

再加上古文缺少标点，抄录人员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在抄录过程中导致一些古书的格式都不复存在，原意更无从谈起。

尚古观念。厚古薄今在中国千年不变，一些文人为了使自己的学说和主张产生影响，受到重视，常假托古人之名著书立说。这种风气秦汉时期尤其盛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文献补亡。图书的保存在古代一直都是件大事，再加上多是孤本，战乱、火灾、禁书、焚书等无不造成典籍文献的大量损毁亡佚，这也给后世之人带来无限遗憾的同时也促使他们常有寻求遗书之举。于是，便让某些投机之人钻了空子。如秦始皇焚书之后不久又经历楚汉战争，国家典藏的图书文献散亡殆尽。西汉建国时，朝廷藏书不足，便屡次下诏从民间求遗书，于是有人制作伪书欺世盗名，邀赏谋财。这也导致西汉成为中国伪书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学术相争。文人相轻，自古皆然，尤其是同时期才名相当的人。为了赶超对方，伪造古书便是常用的一种手段。这种事在战国百家争鸣便已出现，最具代表性的是曹魏时期的王肃伪造《孔子家语》一事。当时，东汉末年的一代经学大师郑玄遍注儒家经典，成为不可逾越一座高峰。王肃对郑玄的观点不甚感冒又想要成一家之言，只能另辟蹊径，但由于缺乏有力的论据，便伪造出了一部《孔子家语》。

伪署作者。这类产生的原因多是有着不可明说的秘密。比如泄愤诽谤他人时，肯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比如写的比较烂或有伤风化或内容敏感的作品，多数也不加本名；等等。还有种是偷窃他人作品署上自己的名字，也属此类。

好事妄为。谁也不能否认世间总是有一些个性比较独特的人，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目的，纯粹是个人爱好，就是要造一些伪书出来，比如张湛造《列子》。杨慎写《杂事秘辛》时，也只是遣兴之作，谁知后世反以为真。而且，这种人在历史长河中，真不在少数。

总之，作伪的原因极为复杂，作伪的方法也多种多样，这里也就说下大概。下面，咱们便一起来看看那些流传甚广的伪书。因为梁启超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已有比较详尽的讲述，以下内容古典君就偷下懒，直接摘录如下：

今将重要之伪书，已定案、未定案、全部伪、部分伪、人名伪、书名伪等，分别总括列表如下。所录限于汉以前书，或托名汉以前书者；其术数、方技等书，虽托名汉以前者，亦不录其未定案者间附鄙见。

(甲)全部伪 绝对决定者：（非常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古文尚书》及孔安国传。问题起自宋代，到清初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这也是古代最大的伪书案）

《古文考经孔安国传》。伪撰人未定

《孔子家语》及《孔丛子》。乾隆中叶问题完全解决，公认为魏王肃伪撰

《阴符经》《六韬》。汉以后人伪撰

《鬻子》《关尹子》《子华子》《文子》《亢仓子》《鹖冠子》《鬼谷子》《于陵子》《尉缭子》。各书著录《汉书·艺文志》者已不可尽信，今本又非《汉志》之旧。大率晋至唐所陆续依托

《老子》的河上公注。晋以后人伪撰

陆贾《新语》，贾谊《新书》。晋以后人伪撰

(乙)全部伪 大略决定者：（基本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周礼》。此书问题最大，从初出现到今日二千年，争论不决。据现在趋势，则不认为周公制作者居多。大概此趋势愈往后愈明了。应认为汉刘歆杂采战国政书附以己意伪撰

《孝经》。春秋时无“经”之名，大约汉人所撰，托诸孔子、曾子

《晏子春秋》。大约西汉人伪撰

《列子》。此问题发生不久，但多数学者已渐渐公认为晋张湛所伪撰

《吴子》《司马法》。大约西汉人伪撰

《毛诗序》。此亦宋以来宿题。撰人名氏拟议蜂起。今多数学者渐认为后汉卫宏撰，与孔子、子夏、毛公无涉

(丙)全部伪 否未决定者：（尚未确定这本书是伪作）

《尚书百篇序》。是否伏生、孔安国时已有，何人所作，完全未决

《古本竹书纪年》及《穆天子传》。古本《纪年》之伪，不待言。但有人谓晋太康汲郡发冢事根本靠不住。如此则此两书纯属晋人伪撰。但我颇信其真

《逸周书》。有人指为伪，但清儒信为真者居多。我虽不认为周初书，但谓非汉以后人撰，其中或有一部分附益则不可知

《申子》《尸子》《慎子》《尹文子》《公孙龙子》。此五书已佚，今存者或不全，或由近人辑出，原书是否本人所作，抑秦汉以后人依托，问题未决

(丁)部分伪 绝对决定者：（完全确定这部分内容是伪作）

《老子》中“夫佳兵者不祥”一节。无旧注，是知后人加入

《墨子》中《亲士》《修身》《所染》三篇。后人采儒家言掩饰其书

《庄子》《外篇》《杂篇》之一部分。《内篇》为庄生自作，无同题；《外篇》则后人伪续者甚多；《杂篇》亦间有

《韩非子》中《初见秦篇》。由《战国策》混入

《史记》中记昭、宣、元、成以后之文句。褚少孙至刘歆等多人续入

《楚辞》中之屈原《大招》。汉人摹仿《招魂》而作

(戊)部分伪 未决定者：（尚未确定这部分内容是伪作）

《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中之《虞夏书》。二十八篇为孔子时所有，盖无疑。但《虞夏书》是否为虞夏时书，则大有问题，恐是周初或春秋时人所依托

《左传》中释经语。今文学家不承认《左氏》为解释《春秋》之书，谓此部分皆汉人伪托

《论语》二十五篇中后五篇。有人谓汉张禹所窜乱

《史记》中一部分。有人谓刘歆窜改

《荀子》《韩非子》之各一部分。有人谓后人误编

《礼记》及《大戴礼记》之一部分。有人指为汉人伪撰。然两书本题“七十子后学者所记”，其范围包及汉儒，有汉人作不能谓为作伪

(己)撰人名氏及时代错误者：

《易彖传》《象传》《系辞》《文言》《说卦》《序卦》《杂卦》。相传为孔子作。有人攻其非。但原并未题为孔子作，不得遂为后人依托孔子

《仪礼》。相传为周公作，亦后人臆推。大抵应为西周末、春秋初之作

《尔雅》《小尔雅》。后人指为周公作，纯属臆推。大抵为西汉人最集训诂之书

《管子》《商君书》。《汉书·艺文志》题为管仲、商鞅作，乃汉人误推。大抵属战国末年法冢者流所编集

《孙子》十三篇。旧题孙武作，不可信。当是孙膑或战国末年人书

《尚书大传》。旧题伏生作，是否未定，总是西汉经生所著

《山海经》。或言大禹作，伯益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汉代相传一部古书

各种纬书。自《易乾凿度》以下二十余种，汉儒或指为孔子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战国末年传下来古代神话书

《周髀算经》。相传周公或商高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周末或汉初相传古算书

《素问》《难经》。相传黄帝、秦越人作，当然不可信。大约是秦汉间的医书

《越绝书》。旧题子贡作。据原书末篇叙词用隐语自著其名，已知作者为会稽袁康，后汉人

以上各书之真伪及年代，或属前代留下来的宿题，或属清儒发生的新题。清儒经三百年多少人研究讨论的结果，已经解决的十之三四，尚未解决的十之六七。但解决问题固然是学术上一种成绩，提出问题也算一种成绩。清儒在这部分所做的工作也算可观了。

《四库全书》是乾隆皇帝亲自组织的中国历史上一部规模最大的丛书。1772年开始，经十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据文津阁藏本，该书共收录古籍3503种、79337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保存了丰富的文献资料。“四库”之名，源于初唐，初唐官方藏书分为经史子集四个书库，号称“四部库书”，或“四库之书”。经史子集四分法是古代图书分类的主要方法，它基本上囊括了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清代乾隆初年，学者周永年提出“儒藏说”，主张把儒家著作集中在一起，供人借阅。

四库全书的不足之处

第一，重视儒家著作，把儒家著作放在突出的位置。把儒家经典放在四部之首，把一般儒家著作放在子部之首。 第二，轻视科技著作，认为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是“异端之尤”，可以“节取其技能，禁传其学术”。除了农家、医家和天文算法类收录少数科技著作之外，一般科技著作是不收录的。 第三，不收戏剧著作和章回小说。 第四，图书正文或有删节或篡改。

　　对古书的篡改反映了清政府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

　　清朝对古书的篡改主要是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大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觉得别扭而加以改动。

　　再如宋代《契丹官仪》记载辽国见闻：“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四库本则篡改为：“契丹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异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国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改掉“胡服”“胡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