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古人有关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事迹

古人关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事迹：

1、“凿壁借光”的匡衡

匡家世代务农，但匡衡却十分好学，勤奋努力，由于家境贫寒，他不得不靠替人帮工以获取读书资用。他曾拜当时的博士学习《诗经》。由于勤奋学习，他对《诗》的理解十分独特透彻，当时儒学之士曾传有“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之语，是说听匡衡解说《诗经》，能使人眉头舒展，心情舒畅，可见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但匡衡的仕途在一开始却并不平坦。根据汉朝规定，博士弟子掌握“六经”中的一经，即可通过考试获得官职，考试得甲科者，可为郎中，得乙科者为太子舍人，得丙科者只能补文学掌故。匡衡九次考试，才中了丙科，被补为太原郡的文学卒史。但匡衡对《诗经》理解之深，已为当时经学家们所推重，当时身为太子的元帝也对其深有好感。元帝即位后，任用匡衡为郎中，迁为博士，给事中。这时，京城长安一带发生日蚀、地震等灾变，匡衡乘机上书，引用《诗经》表明上行而下效的道理，劝元帝“减宫室之度，省靡丽之饰，考制度，修内外，近忠正，远巧佞，”“任温良之人，退刻薄之吏，显洁白之士，昭无欲之路”（《汉书·匡衡传》，下引同），然后再在百姓中推广道德教化，弘扬礼让仁和之风。匡衡的奏书得到元帝的赞赏，匡衡因此迁为光禄大夫、太子少傅。今山东省临沂市兰陵县新兴镇的“太子堂'村即“太子少傅”之意。

2、“悬梁刺股”的孙敬

孙敬年轻时勤奋好学，常常是废寝忘食。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找一根绳子， 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 马上就变得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此后，他每天晚上读书时，都用这种办法，发奋苦读。年复一年地刻苦学习，使孙敬饱读诗书，博学多才，终成为一名通晓古今的大学问家。

2 求靠知识改变命运的名人例子

1、凿壁借光

匡衡勤奋好学，但家中没有蜡烛。邻家有蜡烛，但光亮照不到他家，匡衡就在墙壁上凿了洞引来邻家的光亮，让光亮照在书上读书。

县里有个大户人家不怎么识字，但家中富有，有很多书。匡衡就到他家去做雇工，但不要报酬。主人感到很奇怪，问他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希望读遍主人家的书。”主人听了，深为感叹，就借给匡衡书（用书资助匡衡）。于是匡衡成了一代的大学问家。

2、悬梁刺股

孙敬年轻时勤奋好学，常常是废寝忘食。古时候男子的头发很长，于是他就想出了一个特别的办法：找一根绳子， 一头牢牢的绑在房梁上，当他读书疲劳时打盹了，头一低，绳子就会牵住头发，这样会把头皮扯痛了， 马上就变得清醒了，再继续读书学习。

此后，他每天晚上读书时，都用这种办法，发奋苦读。年复一年地刻苦学习，使孙敬饱读诗书，博学多才，终成为一名通晓古今的大学问家。

3、圆木警枕

用圆木做枕头，睡着时容易惊醒。形容刻苦自勉。司马光从小到老，一直坚持不懈地学习，做官之后反而更加刻苦。他住的地方，除了图书和卧具，再没有其他珍贵的摆设。卧具很简单：一架木板床，一条粗布被子，一个圆木枕头。

为什么要用圆木枕头呢？说来很有意思，当读书太困倦的时候，一睡就是一大觉。圆木枕头放到硬梆梆的木板床上，极容易滚动。只要稍微动一下，它就滚走了。头跌在木板床上，“咚”的一声，他惊醒了就会立刻爬起来读书。司马光给这个圆木枕头起了个名字叫：“警枕。”

4、程门立雪

程门立雪，比喻求学心切和对有学问长者的尊敬。杨时，北宋时期人。幼年时期聪颖异常，能写文章。熙宁九年，杨时中了进士门第。

后来，杨时拜当时“程朱理学”的代表人物程颢为老师。一天，杨时有问题想请教老师，来到老师的住处，结果老师正闭着眼睛睡觉，杨时就侍立在门外没有离开，等到程颐醒来时，那门外的雪已经一尺多深了。

5、以荻画地

欧阳修先生四岁时父亲就去世了，家境贫寒，没有钱供他读书。太夫人用芦苇秆在沙地上写画，教给他写字。还教给他诵读许多古人的篇章。

到他年龄大些了，家里没有书读，便就近到读书人家去借书来读，有时接着进行抄写。就这样夜以继日、废寝忘食，只是致力读书。从小写的诗、赋文字，下笔就有成人的水平，那样高了。

3 以知识改变命运为题写一篇不少于八百字的作文

知识改变命运

阅读改变人生，知识改变命运。

对于我来说读书是最好的学习方式，最好的娱乐方式。在阅读时，我能享受到平常所感受不到的一种快乐，那种快乐能消除烦恼，让我毫无忧虑的沉浸在忙忙书海之中！不仅如此，书籍还能让我们视野更开阔，学习更多知识，思想也能更深入，更有创意…那我们对自己的未来也更有信心！

书是我们前行道路上的指路人，书是雨中的伞，书是我们饥饿时的粮食。多读书，读好书，让我们的心不再干涸、荒漠，让我们的心充满绿色，生机盎然。

人人都知道读书的好处，但读书的人却越来越少。据有关部门调查，六年来我国国民图书阅读率持续走低：1999年为60。4%,2001年为54。2%牞2003年为51。7%，而2005年为48。7%，首次低于50%，究其原因，大多数中年人说“没时间”，说“不习惯”，还有人说“买不起”，“没地方借”。看着以上数据真是令人担忧，很难想象，一个不读书的民族怎样壮大。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我们读书虽不求“黄金屋”、“颜如玉”，但蕴藏在书中的智慧却可以让我们受益匪浅。读诗可以让我们心胸开阔，可以让我们领略“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美景，读史可以让我们明智，正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衰”，读一些优美的散文也可以让我们心旷神怡。多读书、读好书可以让我们的心灵停止沙化，变得青山绿水。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并不是没有读书，而是换了一种读法，比如网上阅读。”的确，据有关报道指出，网上阅读率正在迅速增长。然而我认为读书就是拿上一本书来看。先不谈网上阅读对我们身体的伤害，就网上阅读的内容而言本人就不敢夸奖。网上书籍大多是一些空洞的不耐读的文字，比如网上四大名著改得只剩下情节，而一些优美的句子，已不见踪影。泡一杯清茶，捧一本书籍，悠悠地从容阅读，难道不是一种境界吗？

阅读带给我们的无疑是这样的登高远眺。尤其身陷现实的囹圄，跳出圈子凭借的力量就来自于各种各样的书，来自于潜心的阅读。有了这种能力，无异于推开一扇望向美好的窗。同样是长大，有了阅读相伴，尤其是阅读优秀、经典的作品，那是怎样诗意的宽松！

曾经读过一本书《窗边的小豆豆》这本书给了我很深刻的印象，是日本女作家黑柳彻子写的。她写了自己小时候的亲身经历，作者因淘气被原学校退学后，来到了巴学园。在小林校长的爱护和引导下，让一般人眼里“怪怪”的小豆豆逐渐变成了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孩子……这本书写出了所有孩子的心声！还有其他好多书籍，都给了我好大的感悟！那些革命书籍更使我更懂事了！所以，从小我就知道，书是我最忠实最知心的伙伴了！只有漫步在书海中，我才能放下心来。我会静静地享受快乐！享受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

阅读开启人生。当代儿童文学作家梅子涵老师说过：一个希望优秀的人，是应该亲近文学的，亲近文学的方式当然就是阅读。阅读那些经典和杰作，在故事和语言间得到和世俗不一样的气息，优雅的心情和感觉在这同时也就滋生出来……慢慢地，这阅读就使你有了格调，有了不平庸的眼睛……因为我们从有意识起，就在读书，所以，阅读是我们开始人生的第一步！

知识成就未来。只有掌握了知识，我们对自己的未来才更有信心！我们将来才能获得更好的成就！

阅读吧，只有知识能带给你最绚烂的人生！

4 知识改变命运的例子、两个

凿壁偷光

讲的是匡衡，西汉的著名学者匡衡，出身於农民家庭，生活十分贫困。他从小就很渴望读书，可是父母没有能力供他上学，甚至连书本也买不起，匡衡只好向别人借书来看。

某天晚上，匡衡很希望在睡前读一读书，但由於家中穷得连灯油也没有，根本没法点灯读书。正当匡衡发愁时，忽然发现丝丝的光线，正从墙壁的缝隙中透射过来，原来这是邻居的灯光。匡衡心生一计，便用凿子把那小缝挖大成一个小洞，然后捧着书，倚在墙边，利用那点微弱的光线阅读。从此，匡衡每晚就借邻居的灯光，埋首苦读，最后成为了著名的学者。

萤囊映雪

讲的是车胤 车胤（公元333-401），字武子，东晋时期南平郡离县人（今临澧县柏枝乡）。

晋代车胤家贫，没钱买灯油，而又想晚上读书，便在夏天晚上抓一把萤火虫来当灯读书；映雪是晋代孙康冬天夜里利用雪映出的光亮看书。其囊萤夜读 之精神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莘莘学子，鼓舞后辈，永世垂范。他功名仕途一生，为国为民，鞠躬尽瘁，先后曾任：中书侍郎、待中、国子监博学、骠骑长史、太常、护军将军、丹阳尹、吏部尚书，两次进爵后，被朝廷封为关内侯与临湘候。职守功勋，颇极一时之盛。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收入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三百零五篇。《诗经》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崇高的地位，它是中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以丰富的思想内容、高尚的审美情操和精湛的艺术手法哺育了历代作家和诗人对后世的文学创作形成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本文仅就《诗经》中的赋、比、兴艺术手法及其对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形成的影响进行粗浅的分析研究。

一、《诗经》中生动形象的赋、比、兴艺术手法

我国古代著名的文论学家钟嵘在《诗品序》里提出了“诗有三义”说：“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他对“三义”的具体解释是：“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钟嵘所说的“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比”，就是通过写景叙事来比喻寄托诗人内心的情志；“赋”，就是对事物进行直接的陈述和描写，但写物时要用蕴含有寓意的语言。这一解释绕有新意，他把“兴”放在第一位，是为了突出诗歌的艺术思维特征；对“比”、“赋”的解释，也说明他注意到了诗歌抒情言志、假物取象、富有滋味的审美特征。赋、比、兴是《诗经》首创的三种表现手法，囊括了中国古代诗歌艺术表现手法的精华，现予以简析。

（一） 赋

赋、比、兴三义中，赋是最基本、最常用的一种表现手法，它的特点是“敷陈”、“直言”、即直接叙述事物、铺陈情节、抒发感情。在诗歌创作中，它是直陈事物的艺术。钟嵘强调指出：赋除了直书其事，也可以在叙写的事物中寄寓深刻的含义，所谓言在此而意在彼，或者含而不露，言尽而意长，把内心感情直接表露出来，不曲折，不隐晦，直截了当，明白如话。例如，用赋来抒情，《诗经》的《郑·遵大路》：“遵大路兮，掺执子之祛兮，无我恶兮，不寁故也！遵大路兮，掺执子之手兮，无我丑兮，不寁好也！”全诗没有修饰词，似乎不假思索，自然流露出真切的情意，一个被遗弃的妇女拉着情人的衣袖苦苦哀求的形象跃然纸上。再如，用赋描叙政治危机，《小雅·正月》中的第五章和第六章：“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蹐。维号斯言，有伦有脊。哀今之人，胡为虺蜴？”这首诗揭露了贫富悬殊、善恶颠倒的黑暗现实，“说山多么低矮，却是高峰耸立。岩盐既已出现，怎么不采取制止的行动？把元老请来询问，在请占梦预言吉凶。都自夸高明的圣人，可谁知乌鸦的雌雄？说谈多么高，可人们不得不低头弯腰。说地多么厚，可人们不得不缓慢行走，人们喊出这些话，确实很有道理。可恨世人，为何像蛇一样咬人。”作者用设问、对偶、夸张等各种修辞方法表现了满腔激愤。又如，用赋来写景，《豳·东山》：“我徂东山，慆慆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果赢之实，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蟏蛸在户；町疃鹿场，熠燿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怀也。”描写主人公，即一个老兵，在细雨蒙蒙的还乡途中，想象着家园荒芜、一片衰败的景象： “自我远征东山东，回家愿望久成空。如今我从东山回，满天小雨雾蒙蒙。栝楼藤上结了瓜，藤蔓爬到屋檐下。屋内潮湿生地虱，蜘蛛结网当门挂。鹿迹斑斑场上留，磷火闪闪夜间流。家园荒凉不可怕，越是如此越想家。”通过这些细节描写，就把主人公的心情中那复杂的变化写出来，在这首诗中，情的哀伤和景的荒凉是一致的。

（二）比

比，就是用本质不同的两种事物在某方面的相似点打比方，或用浅显的事物来说明抽象道理和情感，或者借以描绘和渲染事物的特征，突现事物形象。比，是《诗经》中普遍运用的艺术手法，在具体的运用方面，有两种情况，一是通篇用比的，二是局部用比的。例如,《鹤鸣》中通篇用比: “鹤鸣于九皋,声闻于野。鱼潜在渊,或在于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宅萚。它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鱼在于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榖。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此诗意在教诲宣王求贤访士，重用贤才。但从始至终并未说破，其中提到了“鸣于九皋”的鹤或“在渊”，或“在渚”，的鱼，还有那可加工为美玉的“他山之石”，都指贤才，含蓄隽永，耐人寻味。再如，局部用比。比喻句有时在“赋”中，有时在“兴”中，并且有明喻、暗喻、借喻之分。一是明喻。如《小雅·斯干》：“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鸟斯革,如翚斯飞。”接连用四句明喻描写宫室建筑：宫殿像人立正那样端正，四角像箭头一样又尖又直，栋宇像大鸟展开翅膀，彩檐想彩色的雉鸡高飞。将静态无生命的写成了动态的有生命的，体现了诗人丰富的想象力。二是暗喻。如《豳·东山》：“蜎蜎者蠋,烝在桑野;敦彼独宿,亦在车下。” 用蜷曲的野蚕露宿野外，比喻征夫露宿车下。《诗经》中有不少的诗篇有这样的句式，前两句写喻体，后两句写本体。

三是借喻。如《邶·谷风》：“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浅，泳之游之。” 意即“要是河水深，就用筏用船渡过去；要是河水浅，就是到河里游过去。”直接用喻体代替本体，突出本体的某些特征。表面看是写渡河的几种不同方式，实际上是用来比喻一个姑娘能够灵活应付不同的情况，这样更能激发读者的想象力，使之更加耐人寻味。

（三）、兴

兴，就是要诗言约而意丰，言外有丰厚的意韵，即有言外之意，韵外之旨。《诗经》中的大部分兴句，与下文有着委婉隐约的内在联系,或烘托渲染环境气氛，或比附象征中心题旨，构成诗歌艺术境界不可缺的部分。例如,《郑风·野有蔓草》:“ 野有蔓草，零露溥兮。有美一人，清扬婉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 清秀妩媚的少女，就像滴着点点露珠的绿草一样清新可爱。而绿意浓浓、生机盎然的景色，和诗人邂逅相遇的喜悦心情，正好交相辉映。再如《周南·桃夭》以“桃之夭夭，灼灼其华”起兴，茂盛的桃枝、艳丽的桃花，和新娘的青春美貌、婚礼的热闹喜庆互相映衬。而桃树开花、结实、枝繁叶茂，也可以理解为对新娘多子多孙、家庭幸福昌盛的良好祝愿。诗人触物起兴，兴句与所咏之词通过艺术联想前后相承，是一种象征暗示的关系。《诗经》中的兴，大部分都含有喻义、易引起读者的联想。比和兴被后世“比兴”合称，用来指《诗经》中通过联想、想象寄寓思想感情于形象之中的创作手法。

二、赋比兴手法对后世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是无限的。《诗经》中赋、比、兴的艺术手法为后世诗人的创作提供了成功的借鉴。诗人们通过种种生动具体的比兴形象来寄托心曲，使诗意委婉含蓄，富于诗情和魅力。中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基本美学特征，就是由《诗经》这种思维特点决定的。现仅以唐代以前的诗歌创作为例予以论证。

（一） 对先秦诗歌创作的影响

《楚辞》是先秦文学中继《诗经》之后在楚国出现的以屈原作品为代表的一种新诗体，标志着先秦诗歌发展的又一座丰碑。王逸在《楚辞章句·离骚序》强调指出《楚辞》继承了《诗经》的赋比兴表现手法：“《离骚》之文，依《诗》取义，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谄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正是屈原借鉴了《诗经》的这一表现手法，才创作了堪称古代文学积极浪漫主义的典范的别具一格的骚体诗，文论学家对《楚辞》的评价是“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屈赋中关于比兴的文辞不胜枚举，现仅以《楚辞》的代表作品《离骚》为例，分列出九类予以引证：一是以栽培香草比招揽人才，如：“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冀枝叶之峻茂　　兮，愿俟时乎吾将刈。虽萎绝其亦何伤兮，哀众芳之芜秽。”二是以众芳芜秽比好人变坏，如：“兰芷变而不芳兮，荃蕙化而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为此萧艾也？岂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委厥美以从俗兮，苟得列乎众芳。椒专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帏。”三是以善鸟恶禽比忠奸异类，如：“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四是以舟车驾驶比用贤为治，如：“彼尧、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何桀纣之猖披兮，夫唯捷径以窘步。惟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岂余身之僤殃兮，恐皇舆之败绩。”五是以车马迷途比惆怅失志，如：“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伫乎吾将反。回朕车以复路兮，及行迷之未远。步余马于兰皋兮，驰椒丘且焉止息。”六是以规矩绳墨比公私法度，如：“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 七是以饮食芳洁比人格高尚，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苟余情其信姱以练要兮，长顑颔亦何伤。”八是以服饰精美比品德坚贞，如：“制芰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长余佩之陆离。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忽反顾以游目兮，将往观乎四荒。佩缤纷其繁饰兮，芳菲菲其弥章。”九是以撷采芳物比及时自修，如：“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朝搴阰之木兰兮，夕揽洲之宿莽。” 此外，还有通篇以物比人的如《橘颂》；通篇以游仙比遁世的如《远游》。总之，屈原的辞赋差不多全是用比兴法来写的，其间很少有用赋体进行直接表叙的。后来楚词作家宋玉、唐勒、景差等都继承了前代诗歌的比兴手法。如宋玉的《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三赋皆以女色为题“假设其事”，讽谏君王勿以沉迷女色误国。

（二）对汉代及魏晋南北朝诗歌创作的影响

《诗经》中的赋比兴手法，直接影响着汉代及魏晋南北朝的诗歌创作。文论学家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说：“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强调赋是由《诗经》和《楚辞》发展而来的，《诗经》是远源，《楚辞》是近源。汉乐府民歌《孔雀东南飞》和北朝乐府民歌《木兰辞》就是用赋体描写人物事件的名篇。例如，出自于北朝的《木兰诗》是千百年来脍炙人口的杰作。诗歌先用织机声引出木兰的叹息声，后引出可汗点兵，木兰替父从军。“万里赴戎机，关山度若飞……，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用简洁的笔墨描写了10年的征战和凯旋归来的情景。用“归来见天子……，不知木兰是女郎”，写木兰辞官和与家人团聚的喜悦之情。该诗用叙事的手法，塑造出一位千古传颂的巾帼英雄。另外，大量的汉乐府民歌中沿袭了《诗经》的比兴和铺陈手法。例如，《饮马长城窟行》运用比兴形象生动地表达了思妇之情，发人联想；《白头吟》中以“皑如山上雪，皎若云间月”比喻女子的爱情纯洁；《陌上桑》中用“行者见罗敷，下担捋髭须……耕者忘其犁，锄者忘其锄。”等铺陈夸张，极写罗敷的容貌之美；《十五从军征》中以“兔从狗窦出，雉从梁上飞，中庭生旅谷，井上生旅葵”，烘托荒凉氛围；其艺术效果都很强烈。

居于建安文学领袖地位的是曹操、曹丕、曹植。曹操的诗歌既继承了《诗经》的四言传统和比兴手法，如《龟虽寿》，先以神龟起兴，说生命必有终时；然后，以老骥作比，“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用形象的比喻表达事在人为，人定胜天的朴素观点。曹植的文学成就在三人之中是最大的。他的《野田黄雀行》就是承袭《诗经》比兴手法的佳作：“高树多悲风，海水扬其波。利剑不在掌，结友何须多！不见篱间雀，见鹞自投罗？罗家得雀喜，少年见雀悲。拔剑捎罗网，黄雀得飞飞。飞飞摩苍天，来下谢少年。”曹丕称帝后迫害异己势力，杀死曹植的好友丁仪等人，在诗人无力营救，异常悲愤的情况下写的。全诗用比兴，写得隐晦曲折，诗中用“见鹞自投罗”的黄雀来比喻自己和友人的处境十分危险，幻想有一个“拔剑捎罗网”的少年来解救自己和友人逃出困境，以质朴恳挚的语言，哀怨与激昂交织的情调，表达了对友人遇难无力救援的悲愤心情。

（三）对唐代诗歌创作的影响

初唐的诗坛，摆脱了齐梁诗风的影响，举起了诗坛革新的大旗；至盛唐，诗歌繁荣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晚唐诗歌虽然不及盛唐繁荣，但也出现了杜牧、李商隐等许多著名诗人。唐代诗人的创作，各有其风格和特色，但大部分有艺术成就的诗人，都创造性地继承了《诗经》赋、比、兴的艺术表现手法。

在初唐诗坛上，继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后，陈子昂举起了诗坛革新的大旗，他在其文论《修竹篇序》中对齐梁诗歌“兴寄都绝”提出了批评，并提出了著名的“兴寄”说。所谓“兴寄”，是说诗歌要有充实的内容，言之有物，寄怀深远，因物喻志，托物寄情，这正是《诗经》中弘扬的比兴手法。他自己的《感遇诗》三十八首，就借咏物叙事抒发自己壮志情怀，并且兼有以物喻人，托物喻志，寄托自己对社会政治的主张和见解，是他对自己的“兴寄”主张的最好的实践和最明确的注解。例如，《感遇》其二：“兰若生春夏，芊蔚何青青。幽独空林色，朱蕤冒紫茎。迟迟白日晚，袅袅秋风生。岁华尽摇落，芳意竟何成!”这首托物感怀之作，前四句赞兰若的秀美与幽独，正是写自己的怀才与高洁；后四句感叹兰若的凋谢，是写自己在现实中备受摧残与理想破灭的悲愤。全诗物我融合，寓意深婉，风格清新，生动感人。

李白堪称为大唐盛世的歌手。他的诗歌以蓬勃浪漫的气质表现出无限生机，出色地扭转了初唐以来的诗歌趋势。首先，他的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的比兴手法。如在《古风》其三十九中，用“梧桐巢燕雀，枳棘栖鸳鸾”，比喻社会不公。再如《古风》其三十七中“群沙秽明珠，众草凌孤芳”和《送裴十八图南归蒿山》中“风吹兰芳折，日没鸟雀喧”，都是用来比喻腐朽黑暗的统治者黑白颠倒，贤愚不分的。其次，他的诗歌屏弃了六朝的浮华文体，追朔至《诗经》赋的本源。有意用“清真”来救“绮丽”之弊，语言直率，即所谓“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如《江夏赠韦南陵冰》：“我且为君捶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鹦鹉洲”。清新自然而又豪气逼人。

晚唐时期的诗坛，李商隐与杜牧并称，号“小李杜”，但李商隐的诗歌成就更高。他的诗虽刻意求深，造成诗意晦涩，但善于运用比兴，写得感情深沉，语言含蓄。例如《锦瑟》：“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这是一首追叙生平、自述身世的诗篇。开头由锦瑟起兴，象征着自己悲凉的一生，引起对华年往事的追忆。古瑟花纹锦绣，声调凄凉。接下来以庄生梦蝶，望帝化鹃的典故比喻自己华年已逝，生如梦幻；继而以沧海遗珠、蓝田韫玉比喻自己怀才不遇、有志难酬，因而怀念哀伤，怅惘无已。另外，《初食笋呈座中》以嫩笋为象征，，抒发对社会的愤慨和自己前途的忧虑；《回中牡丹为雨所败二首》以为雨所败的牡丹象征自己，表现自己的不幸遭遇等等，都是运用比兴手法的佳句。

《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的赋、比、兴艺术手法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之中，它对后世作家的影响源远流长。这一影响远远超出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的界域，还惠及我国古代、现代、乃至当代诸多文学题材的创作，赋、比、兴表现手法在我国文学长河中的延续和发展将是永无止境的。

这里,“书”本指《尚书》,“《武成》”是《周书》的一篇,记武王伐纣事我们且不去讨论《尚书》是否算得上文学作品,因为魏晋以前文论大部分是针对广义“文章”而发的；也不必嘲笑孟子坚信“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天真,或是去分说其所信、所疑的是与非,我们不妨把“书”看作一般作品,来分析孟子从一个作者的创作体验出发,所提出的两条阅读原则

其一是不“尽信”的原则不尽信,就是不完全相信、不过于相信“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句话程子解释为“苟执于辞,则时或有害于义”,即如果执著于言辞表面,有时就会妨碍对作品中道理的理解其实,孟子的“不尽信”有三个层次的涵义,程子只道出了其一第一是材料的层次,对作品所记载的事实不要“尽信”“血流漂杵”的景象在我们今天看来也是很夸张的,孟子推此及彼,认识到作品中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合事实的成分,因此他不像汉唐经学家那样圆圣人之说,但也没有采取“古史辨”派学者推翻记载、详细考辨的认真态度,而是以不“尽信”的阅读原则要求读者对那些事迹不必太认真可以说,孟子的态度既不是史学的,也不是经学的,而更接近文学的,他把这些记载作为“事典”而不是“事实”

将对材料的态度扩大到整个文本,就要面对程子所说的“辞”和“义”,即语言的“能指”和“所指”的关系,这是不“尽信”的第二层次这点很容易使我们联想起孔子的“辞达”说和魏晋六朝人对“言不尽意”的讨论孔子处于文学发展的初级阶段,以史学家的立场力求保持上古文学的质朴风格,因此提出“辞达而已矣”,反对雕润和藻饰；而文学自觉之后的魏晋齐梁理论家,则或从哲学的高度来探讨思想的表述问题,或从文学的本质特征出发自觉追求更高超的表现技巧孟子所处的战国后期恰好在二者之间：纵横家们早已抛弃了古直的传统,形成铺张扬厉的散文风格,却又未暇作出理论总结；孟子的散文颇有战国策士之风,他显然已自觉意识到技巧对于表达的辅助作用,所以在创作上背离了孔子的“辞达”原则而显示出辩才无碍的风度象同时期的庄子和纵横家一样,孟子常使用寓言和取譬夸张手法来说理,有些文字即使是尊奉他为“亚圣”的程朱一派理学家也只能注曰：“此语孟子必有所受,然不可考矣”云云,这却却恰恰犯了孟子所谓“尽信”、程子所谓“执于辞”的错误孟子不“尽信”原则的第二个层次正是要求读者不要迷恋于辞藻,把握言辞背后的思想内容,《孟子·万章上》所谓“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就是这个意思

由此上升到观念意识的层次,就是要以怀疑的精神读一切书,缺乏怀疑的精神读书就失去了意义,“不如无书”儒家向有“宪章文武,祖述尧舜”的传统,以至到荀子手中发展出了“征圣”、“宗经”的文学思想；而孟子却率先垂范,对经典所记圣人之事表示怀疑,变的确是很大胆的,显然,后学对孟子这个思想的发扬远不及对荀子的继承然而孟子的怀疑并不就是反“征圣”、“宗经”在先秦儒家中,孟子代表“法先王”的一派,特别爱怀古上征,“言必称尧舜”,《孟子》一书中也有很多处是他征引“诗云”或“孔子曰”来为自己的思想行为辩护的,从圣人的言行和经典中寻找思想依据,其实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征圣”、“宗经”

孟子的不“尽信”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态度：既反对“尽信”,又不说不信那么哪些可以信、哪些不该信呢孟子巧妙地回避了这个问题,用主动的“取”代替了被动的“信”,提出“吾取”,也就是他的第二条阅读原则“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矣”,并未说明是哪“二三策”,但据下文及《孟子》的其他篇章,我们可以推测,一定 有关“仁人无敌于天下”的,因为孟子 标明了是“吾取”,那么这种取舍必然带有学生的孟子的主观色彩,而“仁人无敌”又正是孟子政治思想的一个具有核心地位的命题孟子的“征圣”本着“吾取”的态度,不是削足适履地遵循古圣先贤的行为准则,而是断章取义,不惜曲解经典和圣人来作自己的论据认清了这一点,我们就更容易理解何以孟子游说当时昏聩的诸侯,甚至对其“好色”、“好货”、“好今之乐”也必上征先王,孟子上征的目的与其说是取法先王之政,不如说是阐发自己的仁政理想再深入一步说,孟子在这一章里也只是作出一个“吾取”的榜样,要求读者对包括经典在内的一切文本都采取为我所用的态度这样,同一部作品,不同思想的人,“你取”必不同于“吾取”,“孟子取”必不同于“告子取”、“庄子取”,“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对于古圣经典,持“取”的态度已经很大胆了,再进一步就是“作”孟子是作古的高手,虽然他讳而不言,但我们今天知道,有很多流传千载的关于上古政治的传说都是孟子“自我作古”、“英雄欺人”《孟子》一书中有相当多的虚构,只是他不象庄子以玩世的态度明确声称“寓言十九”云云,孟子的作古是认真的,他要读者也认真接受,不过这接受不是“尽信”,而是“吾取”孟子的不“尽信”和“吾取”两条阅读原则正是一个作者从创作甘苦出发对读者提出的要求

《孟子》的这一章虽然常被提及,却很少有人深入探讨其作为文论的思想意义批评学中对于“疑古”和“信古”的态度久有争执,大致可分为两派意见一派以为学术的价值在于“求真”,要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绘古籍以精确的诠释,必须从怀疑开始清代朴学的“实事求是”精神在“古史辨”派手中发扬光大,而曹聚仁的《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简直就象一部“疑古”的宣言另一派则认为学术的最终目的是“求用”,对于古人的话语只需激活而已,可以“不求甚解”这种意见在时下的议论界颇为流行,“误读”的的得到了最充分的体认孟子虽然提倡怀疑精神,但并不求真,他提出“吾取”的原则显然是一种有意识的“误读”我们提到现代文论的这桩公案,并非想过分抬高孟子思想的超前性,孟子对这个问题的认识其实还相当朦胧,但是清代以前中国学术史上的“怀疑”和“误读”两种思想是交织在一起的,而这种认识,孟子实肇其端

古代文人求真务实，严谨的例子有汉朝时期的刘德，他对儒学做到了求真务实，实事求是，严密谨慎。

刘德是汉景帝刘启的第三子，于公元前155年以皇子的身份受封为河间王。刘德非常喜好儒学，衣着服饰，言行举止都仿效儒生，山东的众儒生多依附于他。当时儒学还未成为正统。经过秦末的战争，典籍留存很少，读书人也是凤毛麟角，想恢复儒学谈何容易。这时，河间王刘德却应时而起。

刘德为王26载，始终没有卷入诸王争权的政治漩涡，而将其毕生精力投入到了对中国文化古籍的收集与整理之中。为了收集书籍，刘德的足迹遍布洛阳、山东、河北等地。他不畏劳苦，身体力行，凡闻民间有善书者，就亲自前去以重金购之，并命人重抄一份留给百姓；对不愿出让的，他就好言求之，从不采取强制手段。

这对当时的绝大多数统治者来说，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刘德贤名远扬，众多知识分子都不远千里，携先祖旧书，送给刘德。对这些人，刘德均给予重用和奖金。其所得之书有《诗》、《左传》、《周官》、《礼记》等，多达几十种。刘德于公元前130年逝于封国。他的作为受到知识分子的追捧，班固在《汉书》中专门为之立传，其传首就评价刘德治学“实事求是”。

扩展资料：

“务实求真”是每个人对待事物时，追求事物真实性的基本应有的态度。所谓"求真"，就是"求是"，也就是依据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的思想路线，去不断地认识事物的本质，把握事物的规律。所谓"务实"，则是要在这种规律性认识的指导下，去做、去实践。

刘德就是因为务实求真及严谨的态度，将毕生精力投入到古籍收集与整理中，才能赢得天下众知识分子的拥护及声名远播的贤名。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早在远古时代，虽然文字还没有产生，但在人民中间已经流传着神话传说和民间歌谣等口头文学。保留在古代典籍中的文献资料表明，《夸父逐日》、《女娲补天》、《大禹治水》等神话故事，闪耀着中华民族文明智慧的光辉。《弹歌》：“断竹、续竹、飞土、逐肉。”歌唱原始打猎的英武；《涂山氏女之歌》：“候人兮猗。”记录了中国原始歌唱中第一首情歌。

甲骨文字的发现，使中国古典散文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辞。殷商时期的《尚书》篇章，结构和表现手法相当成熟，理所当然成为中国古典散文之祖。

西周时期，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的出现，是古代文学史上头一件大事。《诗经》收集了西周初至春秋中叶，约五百多年间，三百零五篇诗。它按音乐标准分为“风”、“雅”、“颂”三部分。“风”是周王朝京都之外的地方乐歌，“雅”是周王朝直接统治地区的乐歌，“颂”则是宗庙祭祀时的乐舞曲。《诗经》的思想内容反映的社会生活非常广泛。有的诗篇揭露了统治者的腐朽，喊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如《硕鼠》、《伐檀》；有的诗篇表达了对徭役兵役的憎恨，如《伯兮》、《君子于役》；有的诗篇歌颂了男女之间真挚的爱情，和对美好婚姻生活的向往，如《静女》、《蒹葭》；有的则表现了妇女婚姻的不幸，如《氓》。总之，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以及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都在《诗经》中得到了真切的反映。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人民性。在艺术上，《诗经》音调流畅，语言朴素，常用赋、比、兴的手法来表情达意。赋的手法是直陈其事，比即打比方，兴是感物起兴，先咏它物来引发情意。后世把《诗经》奉为学习的最高典范。

战国后期，在南方的楚国，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诗人,在学习楚民歌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楚文化独特光采的新体诗——楚辞。楚辞体诗句式以六言、七言为主，长短参差，灵活多变，多用语气词“兮”字。诗歌充满着神奇瑰丽的想象，洋溢着楚地特有的文化浪漫。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运用这种诗歌形式，创作了古代文学史上第一抒情长诗《离骚》，优美动人的《九歌》十一篇，言志述怀诗《九章》九篇，以及《天问》等，共25篇楚辞作品。屈原的后继者有宋玉、唐勒、景差等人。《离骚》作为楚辞艺术的颠峰之作和代表，在文学史上与《诗经》并称“风骚”，垂范于后世。

春秋战国时期，列国纷争，游说之士蜂起。在百家争鸣的政治文化环境中，产生了一批政治家和思想家，写作了大量以说理透辟、逻辑严密、言辞锋利、善用比喻为特点的论说散文，又称诸子散文。诸子散文各具特色：《论语》雍容和顺富有哲理性、《孟子》雄畅犀利富有鼓动性、《墨子》朴实谨严富有逻辑性、《荀子》淳厚富赡富有学术性、《韩非子》峻峭透辟富有政治性、《老子》玄妙精警富有思辨性、《庄子》汪洋谲怪富有浪漫性。在诸子散文中，文学性最强当数《庄子》、《孟子》、《荀子》、《韩非子》。与诸子散文辉映一时的，是以记言记事为主的历史散文。《左传》、《国语》和《战国策》，或以年为序，或以国为别，多出于各国史官之手。其中许多优秀篇章，情节曲折，人物生动，剪裁得体，有很高的艺术性，如《左传》中的《鞍之战》、《郑伯克段于鄢》，或叙述激烈的战争进程，或表现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在叙事写人方面均很出色。《战国策》中的人物形象更有个性光彩，描写技巧愈加高明，是历史散文中文学价值最高的一部。

秦代实行文化专制政策，焚书坑儒，二世而亡，几乎无文学可言。除留存下来少数歌颂秦皇功德的刻石文字外，李斯《谏逐客书》是这一时期少有的优秀散文篇章。

两汉崇文，大一统的鼎盛帝国，要求用文学来歌舞升平。于是一种以铺写帝王和都市生活为主的文学样式——辞赋便应运而生。赋是两汉最流行的文体，是一代文学的标志。其体式导源于荀子的《赋篇》，并吸收了楚辞的某些形式要素而形成的。汉初贾谊、淮南小山的赋，尚未脱楚辞形迹，被称为骚体赋；枚乘的《七发》奠定了汉代大赋的形式格局；至汉武帝时代，献赋诵赋风气大盛，产生了一大批赋家。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上林赋》，极写帝王苑囿之盛、田猎之乐，稍后的扬雄，有《甘泉》、《羽猎》诸赋。这些赋写得铺张扬厉：多以歌功颂德为宗旨。到了东汉，班固的《东都赋》《西都赋》，张衡的《东京赋》《西京赋》仍是散体大赋中的煌煌巨作。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帝国强势不再，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用辞赋来抒情志、来刺时世。张衡的《归田赋》，赵壹的《刺世疾邪赋》，蔡邕的《述行赋》等是这方面的名作。他们的创作突破了大赋原有的体制，对以后魏晋时期的抒情小赋和唐宋时期的散文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两汉文学中最有价值的是乐府诗中的民歌。乐府本是国家音乐管理机构，负有采编民歌民谣，配乐演唱的职能。后人将乐府机构配乐演唱的歌称名为汉乐府诗。汉乐府民歌和《诗经》是一脉相承的，《诗经》是“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汉乐府以“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深刻反映了两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表现当时劳动人民的生活愿望和要求。有的控诉了统治者穷兵黩武的政策，如《战城南》、《十五从军征》、有的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以及表达了对真挚爱情的向往，如《孔雀东南飞》、《上邪》、《有所思》，有的对社会下层人民的不幸表示深切的同情，如《东门行》、《妇病行》、《孤儿行》，等等。而《诗经》以抒情为主，汉乐府长于叙事铺陈，标志着古代叙事诗的完全成熟。《孔雀东南飞》是中国古代汉民族第一叙事长诗。

汉代文人诗歌一直无所成就。到东汉，文人在乐府民歌影响下试作五言诗，班固的《咏史》诗，写得质木无文，极少诗味，但是是现存最早文人五言诗。东汉末年产生的《古诗十九首》，才成为文人五言诗成熟的标志。《古诗十九首》是东汉末年无名氏文人创作的一组抒情短诗。它并非成于一人一时，抒发了处于动乱时代下层文人伤感，有一定的社会意义。与汉乐府民歌长于叙事不同，《古诗十九首》的主要艺术特色是长于抒情。它委婉含蓄自然质朴中显出精炼工切的艺术特色，前人有“五言之冠冕”的赞誉。

两汉散文创作的成就很高。汉初贾谊和晁错的政论散文，思想敏锐、直言时弊、文采飞扬。后期至东汉的散文虽有骈偶化发展的倾向，但能够保存汉初关注现实，指摘时弊的文风。而两汉散文成就最高的，是司马迁的《史记》。《史记》开创了纪传体这种以人物为中心的史书编写体例。它敢于批判、敢于歌颂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为人们所称道。从文学的角度看，司马迁以饱满的情感和丰富的历史知识，塑造了一大批出身不同、性格各异的人物形象，使它成为我国传记文学的典范。如《项羽本纪》中的项羽，《李将军列传》中的飞将军李广，《廉颇蔺相如列传》中的蔺相如等。《史记》刻画人物的高超技巧，变化多样的谋篇布局和语言的非凡表现力，都对后世叙事散文起到了示范作用。鲁迅用“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两语热情地评价《史记》杰出的史学和文学成就。可以和《史记》相提并论的是班固的《汉书》。《汉书》记事详赡，写得也颇为精彩有自己的特色，但班固恪守儒家思想准则，来写入记史，显得拘泥和保守，成就稍逊于《史记》。

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日益摆脱经学的影响，而获得独立的发展，开始进入文学的自觉时代。诗歌、散文、辞赋、骈文、小说等文学样式，都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诗歌的地位仍然是最重要的。汉末魏初，在“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社会背景下面，文人诗歌创作进入了“五言腾踊”的大发展时期。这一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为核心，加上孔融、王粲、刘桢、陈琳等所谓“建安七子”组成的邺下文人集团，创造了“建安文学”的辉煌。建安文人的作品，具有“慷慨任气”这种共同的时代风格，其中曹操的诗歌，沉雄悲凉，反映了动乱的社会现实，表露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如《蒿里行》、《短歌行》、《步出夏门行》等，都是较为成功的篇章。曹植的文学成就最高，人称“建安之杰”。他的诗歌“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白马篇》、《赠白马王彪》分别是他前期和后期诗歌的代表作。他的散文和辞赋也表现出很高的思想性和艺术性，著名的〈洛神赋〉美不胜收。“七子”中最有成就的作家是王粲，他的《七哀诗》、〈登楼赋〉等篇章，是建安文学中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杰作。

魏晋之交，随着世风的变易，诗歌创作呈现出与建安时代不同的风貌。阮籍、嵇康的作品，或沉郁艰深，或风调峻切，他们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秀传统，进一步推动了五言古诗的发展。西晋太康时期诗歌繁荣，诗人有“三张二陆两潘一左”之称，但多数作品流于华采繁缛，唯左思的诗歌骨力遒劲，承传建安文学的精神。其〈咏史〉诗开启了咏史和咏怀结合的新路子。东晋在玄学的影响下，“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泛滥一时，能够超越流俗的大诗人便是陶渊明。陶渊明的时代，“真风告逝，大伪斯兴”，他因贫而出仕，目睹官场黑暗，不愿同流合污，决心辞官归隐，保持自我的人格精神。他的田园诗描绘自然风光的美丽，歌颂田园生活的平和，也表现了亲身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的喜悦和辛劳。创造了情、景、理交相融合，平淡和醇美统一的艺术境界。《归园田居》、《饮酒》是他的田园诗的代表作。陶诗的风格自然冲淡为主流，但《读山海经》(“精卫填微木”)、《咏荆轲》等也显示了诗人“金刚怒目”的一面。可以看出诗人内心并不静穆，他没有忘怀世事。陶渊明诗对后世影响很大，尤其是唐代的山水田园诗派受其直接影响。陶渊明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他的散文、辞赋，数量虽不多，却非常出色，著名的有《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感士不遇赋》等。

南北朝时期，许多文人专力于文学创作，而主要运用的文学样式是诗歌和骈文。南朝诗歌在谢灵运手上山水诗大放光芒，其后谢眺的山水诗写得清新圆熟，世称“大小谢”。诗人鲍照出身寒微，则擅长用七言古诗体来抒发愤世嫉俗的情怀，他隔句押韵的七言歌行为七言诗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北方文苑稍嫌荒寂，但散文方面也不乏名篇，如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北齐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最有成就的是由南入北的作家庾信。他的诗赋集南北文学之大成，将南方精美圆熟的艺术技巧和北方刚健爽朗的精神融合，成为唐代诗风的先声。这一时期骈文统治着整个文坛，鲍照的《登大雷岸与妹书》、《芜城赋》、庾信《哀江南赋》是非常优秀的作品。总的来说，南朝作家们对形式声律的追求，为唐代文学、尤其是唐代近体诗的定型和成熟，作了充分的准备。

此外，南北朝乐府民歌也足以与汉乐府诗前后辉映。南朝的吴歌、西曲明丽柔婉，北朝少数民族歌曲则多刚健亢爽，风格各异，但都情意真切。

从我国古代小说体裁的形成和发展来说，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志怪小说和轶事小说。其中晋干宝的《搜神记》和南朝刘宋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最值得重视。《世说新语》记载了自汉至晋不少上层士族人物的轶事言谈，写人气韵生动，记言简约精妙，实开后世笔记小说之先声。

由于文学意识的渐趋自觉，这一时期出现了探讨文学观念、分析创作过程、批评作家作品的文学论著，如曹丕《典论·论文》、陆机《文赋》、刘勰《文心雕龙》、钟蝾《诗品》。后两部在我国文学理论发展史上堪称划时代的巨著。

大唐王朝国力空前强盛，国家从长期分裂复归于统一，封建经济和文化获得了充分发展的良好条件，再加上朝廷在各方面采取了较为开放的政策，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尤其是确立了以诗赋取土的科举制度，打破了魏晋以来门阀对仕途的垄断，使大批有才华的寒门子弟脱颖而出，最终创造了唐代文学的空前繁荣 。有唐一代作家作品数量之多，成就之高，影响之大，都是前未曾有的。

唐代诗歌堪称一代文学标志，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是诗歌史上的黄金时代。初、盛、中、晚各期都名家辈出，大家纷呈。诗歌创作几乎遍及社会各个阶层的男女老少，《全唐诗》收录的诗人就有两千余家，诗作近五万首，而实际远不止此数。

初唐时期，宫廷诗歌承齐梁余风，流行靡丽软艳的“上官体”诗。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他们和稍后的陈子昂，上承汉魏风骨，力扫齐梁宫体诗颓风，使唐诗开始由宫廷走向社会，由艳情转向现实，由靡靡之音变为清新健康的歌唱。同时的宋之问和沈佺期在诗歌的形式上也做了大胆的探索，他们共同为唐诗的发展铺平了道路。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史称盛唐，这一时期出现了两大诗歌流派和我国诗歌史上的“双子星座”。以王维、孟浩然、储光羲等人为代表的山水田园诗派，上承陶渊明、谢灵运而别开生面。王维诗歌“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收在《辋川集》中的五言绝句，如《鹿柴》、《辛夷坞》等，善于将绘景状物与阐发禅趣相结合，意境幽美，艺术精妙。以高适、岑参、王昌龄等人为代表的边塞诗人，诗风刚健。韵味深长，唱出盛唐强音。高适的《燕歌行》和岑参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等七言歌行体诗，描绘雄奇的边塞风光和艰苦的军旅生活，或悲壮浑厚，或奇逸峭拔，都是唐代边塞诗的佳篇。李白与杜甫是古今诗坛的“双子星座”。李白诗歌豪放飘逸，史称“诗仙”。如《将进酒》、《行路难》、《蜀道难》，无不显示了诗人独特的情感色调和艺术个性。杜甫诗歌号称“诗史”，风格沉郁顿挫。他用诗歌创作抒发了忧国忧民之心，象《三吏》、《三别》这样的诗歌，实录了唐王朝由盛转衰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的事件，最负盛名。那些优美写景述怀诗，也不忘忧国忧民，如《登高》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安史之乱以后，进入中唐时期。经过短期的衰退之后，诗歌创作又形成了一个新的高潮。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是王维、孟浩然一派的继续；卢纶、李益的边塞诗，是高适、岑参一派的余绪。以白居易、元稹为首的现实主义诗人，倡导了一场新乐府运动。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创作主张，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了新乐府诗的创作实践。他们的新乐府诗，往往选择具有典型意义的社会现象，加以集中概括，对朝廷一系列错误政策和由此造成的社会弊端进行讽谕批评，主题明确，题材集中，有鲜明的形象性和强烈的战斗性，诸如《卖炭翁》、《杜陵叟》等篇章，千百年来传诵不绝。白居易的诗歌创作成就是多方面的，《长恨歌》和《琵琶行》，也堪称古代叙事诗中的杰作。这一时期，和元白诗派齐名而诗风殊趣的是以韩（愈）孟（郊）诗派。韩孟诗派以才学为本，以议论见长，作诗力避平俗而求生硬奇险，开了后世宋诗的风气。此外各具艺术个性的著名诗人还有柳宗元、刘禹锡、贾岛和李贺。李贺以其浓丽浪漫的诗风独树一帜，并启迪了晚唐的李商隐。

到了晚唐，随着李唐王朝走向没落，诗歌气格染上了浓厚的衰亡感伤色彩。最有成就的诗人是杜牧和李商隐。世称“小李杜”。杜牧长于写七绝，可与盛唐“七绝圣手”王昌龄并肩。他的咏史怀古诗，风格俊爽高绝。写景也自然清丽，如《山行》让人百读不厌。李商隐的七律沉博绝丽，以爱情诗独擅胜场。他的《无题》诗，工于比兴，用典甚多，往往意蕴深永，耐人寻味，部分作品则未免有晦涩难解之病。

散文是唐代文苑的又一重大收获。《全唐文》收作者三千多人，作品(包括骈散两体)一万八千四百余篇，可以反映当时的创作盛况。六朝时期骈文的畸形繁荣，成为散文发展的严重障碍。批判六朝以还的形式主义文风，恢复先秦两汉散文的优秀传统，是时代和文学本身发展向作家提出的要求。初唐陈子昂、萧颍士、独孤及等人，较早出来提倡尚简古、切实用的散文，但成就不大。到了中唐，韩愈、柳宗元以复兴儒学为旗帜，领导了一场其实质是文学革新的古文运动。在“文以载道”的创作思想指导下，他们要求文章写作务去陈言，要文通字顺，要有充实的思想内容，要努力反映社会现实问题，要感情真切，抒发不平之鸣。韩愈、柳宗元在众多散文作家中，犹如并峙的双峰，他们不仅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而且不愧为继司马迁之后两位最优秀的散文家。韩愈的说理散文如《原毁》、《师说》、《答李翊书》等，议论透辟，气势纵横，有很强的逻辑力量；记叙散文如《张中丞传后叙》，刻画人物仿效司马迁《史记》笔法，将饱满的爱憎感情倾注毫端，在善于取材和精于细节描写方面，显示出精湛的艺术造诣。柳宗元的记人叙事多寄寓作家进步的政治主张。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诸篇。而其山水游记最为后世称美。贬谪永州后所写的“永州八记”，如《始得西山宴游记》、《小石潭记》，运用写景寓情手法，在表现山水之美中渗透了作者的人格之美，成为后世游记文学的典范之作。晚唐的古文偏于师承韩愈散文奇险艰涩的一面，成就不高。而值得一提的是以罗隐、皮日休、陆龟蒙等所写的批判现实的小品文，鲁迅曾赞之为“一塌胡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唐人的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的成熟之作。如《莺莺传》、《李娃传》无不写得人物形象鲜明、故事情节曲折、语言华艳生动。

词是在唐代随燕乐而兴起的新诗体。它起源于民间，敦煌曲子词是现存最早的民间词。中唐以后，文人才士倚声填词才渐成风气，[菩萨蛮]、[忆秦娥]挂名为李白所作，缺少确凿的证据。温庭筠、韦庄都是晚唐曲子词创作的佼佼者。五代时，西蜀和南唐成为词的创作中心，中国第一部文人词总集《花间集》问世于西蜀。而词人中成就最高的是南唐后主李煜。他早期作品多写宫廷享乐生活，国破被俘以后，以词抒写家国身世之恨，感慨遥深，形象真切，语言朴素自然又珠圆玉润，《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勺等均是小令中妙品。

词发展到宋代，进入了鼎盛时期，成为一代文学的主要标志。据《全宋词》所载，作品有二万余首，词人一千四百余位。唐诗。宋词，堪称中国文学的双璧。北宋初期，朝廷提倡享乐，君臣晏安，词风继承花间一派的婉约绮靡而视为正宗。晏殊的词风雍容闲雅，有富贵气。晏殊之子晏几道，由于其个人遭遇的不幸，词风有异于晏殊，较多低回感伤的色彩。范仲淹镇守边塞，生活经历不同，他的词中开始出现了境界开阔、格调苍凉之作，给宋初词坛注入了一股新鲜感。

词到柳永手上，有了第一次革新。柳永从都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素材，以写男女离别相思和个人流落江湖的羁旅之愁见长。他大量创作篇幅较长、结构复杂、音调更为繁复美听的慢词。他的词多用铺叙白描之法，层次分明，语言通俗，从内容到形式都富于平民色彩，在当时市民中传唱极盛。《八声甘州》(“对潇潇暮雨洒江天”)、《雨霖铃》(“寒蝉凄切”)等词借景寓情，俗而能雅，是他的精心之作，尤传诵于后世。苏轼作为词的革新家，又不满于柳永词沉吟于风花雪月之中，肆力打破诗词界限，把艺术的笔触伸向了广阔的现实生活和个人极其丰富的内心世界，扩大了词的题材，提高了词的意境，丰富了词的表现手法，使词成为独立的抒情诗体。这就是所谓“以诗为词”。苏轼的词达到了“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的境界。他用词来写景、抒情、怀古．感旧、记游，甚至说理谈禅风格多样。《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词笔细腻、风情婉转，《念奴娇》(赤壁怀古)、《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高歌入云、逸怀浩气，都有很高的艺术成就。给宋词带来了新气象，启迪了南宋豪放词派的诞生。这时的秦观、赵令峙，贺铸、黄庭坚等人也各有自己的成就，他们共同创造了北宋词坛多种风格相互竞争的繁荣局面。

集北宋婉约词之大成的是周邦彦。周邦彦基本承袭了柳永词的余风，仍表现男女恋情和羁愁行役等传统内容，但由于他妙解音律，有很高的艺术修养，在使词艺趋于精美化方面功不可没。读他的词，可以感受到他在章法结构变化的多样性、表现技巧的丰富性、音律语言的谐畅精工。南宋的格律派词人，无不在艺术上受到他的熏染。

在南北宋之交，还出现了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女词人李清照。她的词意境深厚，感情宛曲，造语清新，尤其是南渡以后的作品如《声声慢》(寻寻觅觅)等，将国破家亡的悲愤与身世漂泊的伤痛融合一气，缠绵抑郁，感人心魄，其审美价值大大超过了早期主要抒写闺情的篇什。

宋室南渡以后，宋词跨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感时伤乱，抒发爱国情怀，成为词的一大主题。南宋初词人大多亲历靖康之变，故其词作突破了北宋末年的平庸浮靡，表现了鲜明的时代特征。著名的有张元干、张孝祥、陈与义，向子谨、朱敦儒等，他们上承苏轼一脉，下启辛派词风，是两者之间的重要过渡。南宋最伟大的爱国主义词人当推辛弃疾。辛弃疾生当南宋衰世，有出将入相之才，满怀抗金报国的凌云之志，但受朝廷妥协苟安政策的羁缚，壮志难酬，郁愤深积，只得将一腔爱国情怀寄之于词，使宋词的思想境界和精神面貌达到了光辉的高度。他继承东坡词的豪放风格而加以发展，尤其是他驾驭语言的功力极深，能将经史子集之语熔铸入词而一如己出，前人称其“以文为词”，辛词又深于寄托，融传统的婉约和豪放于一体，人称他的词作是“色笑如花，肝肠如火”。把词的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名篇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打破传统的章法结构；《永遇乐》(千古江山)壮怀激烈，豪气逼人；而《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缠绵哀怨之中有“裂帛之声”；《清平乐》(茅檐低小)清新活泼，都各具特色。同时的陈亮、刘过等，风格似辛却有点剑拔弩张。后世属于辛派词人还有刘克庄、刘辰翁。

南宋词人姜夔继承周邦彦，走上了尚风雅、主格律的创作道路。他的词作以纪游、咏物、怀人为主要内容，意境清空，格调骚雅，音律严整，在艺术上冠绝一时。史达祖、高观国等人是他的羽翼。在词风偏于疏宕的南宋，吴文英词却倾向于密丽的风格，人称“七宝楼台”，可谓一枝独秀。由宋入元的重要词家尚有张炎、周密，王沂孙等，随着南宋王朝的覆灭，他们哀怨衰飒的词作成了宋词的尾声余韵。

宋诗总的成就不如唐诗，但在思想内容和艺术表现方面也有其自己的特色。宋初诗人杨亿、钱惟演等，学晚唐李商隐，但多讲究声律辞藻，注意华丽典雅，缺少社会内容，号西昆体。王禹偁起而与之抗衡，作品面对现实，走平易流畅的一途。继之而起的梅尧臣，苏舜钦，都针对西昆体流弊而有所革新，欧阳修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奖掖后进，倡导平易流畅、注重气骨、长于思理的诗风，形成宋诗的自身特点。北宋诗坛上影响最大的两位诗人是苏轼和黄庭坚。苏轼诗说理抒情，自由奔放，更进一步发展了宋诗好议论、散文化的倾向，由于他丰富的生活阅历和深厚的艺术修养，故能避免许多诗人所犯的浅率无味或生硬晦涩的弊病，他的作品代表了北宋诗歌革新运动的最高成就。黄庭坚和他的江西诗派的诗歌最具宋诗的特色。其诗宗尚杜甫，自立门户，大率瘦硬生新。属于江西诗派的诗人有陈师道、陈与义、韩驹等。陆游、杨万里和范成大，他们都出于江西诗派，最终却分别自成一家。陆游是宋代最伟大的爱国诗人，他留下来的诗共九千三百余首，他的诗篇最感人的是表现了他老而不衰，死而不渝的抗敌复国的爱国壮志。在《关山月》一诗中，我们可以深切感受到诗人忧心如焚的情怀。杨万里的诗清新活泼，范成大的诗善写田园风光，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