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圆明园铜兽头到《研山铭》 国宝回流有了里程碑
　　让流失海外的国宝回家，是中国人长久以来难以释怀的情结。随着国力日益强盛，一些有实力的收藏机构、公司和个人主动出击，通过国际文物市场购买流失的祖国文物，直接促进了海外文物及艺术品的回流，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保利集团和北京市文物公司通过竞拍以高价购得圆明园大水法前十二铜兽头中的虎头、牛头和猴头，结束了国宝飘零异国他乡一百四十年的历史。
　　2002年 11月，流落在海外达三百年之久的宋代书法家米芾仅有的三幅大字作品之一——《研山铭》，在中贸圣佳国际拍卖有限公司的秋拍中，被国内买家以 2990万元的天价购得，最终由故宫博物院收藏，被文物收藏界认为是我国文物回流的里程碑。
　　《研山铭》是第一件启用“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抢救回归的文物。 2002年，国家财政部与国家文物局共同启动了“国家重点珍贵文物征集专项经费”，《研山铭》为该经费的第一次试水。而此前有多个文博单位多次在拍卖会上出手，显示出政府对艺术品回流的支持： 2002年中贸圣佳春拍上，北京首都图书馆以 800万元购入《孔子弟子像》 (手绘善本 )； 2002年 11月嘉德秋拍中，上海博物馆以 990万元购得《钱竟塘藏历代名人书札》，创历年古籍拍卖价格最高记录。
　　显而易见，政府的大力支持是海外艺术品回流的一大重要因素。

　　回流文物艺术品在国内成交高价迭出
　　在十年前的中国，有人拿 3000万元买一件文物简直是不可想像的，但是今天成为了事实。经济的发展让很多人不但满足了温饱还满足了收藏爱好，而且如今不少人已经将文物收藏作为显示品位和经济实力的标志。
　　据专家分析，近年来国内文物回流市场日益升温，大致经历了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是在 2002年，以中国各大拍卖公司在海外征集拍品为主的拍卖会，以创纪录的成交金额获得成功；第二次浪潮是在 2003年，以中国古玩艺术品博览会为特征的海外文物商家直接到国内进行文物回流商品的销售；第三次浪潮就是在今年，开始出现海外收藏家团体在国外组织拍品，委托中国拍卖公司在国内进行专场拍卖。
　　以中国嘉德为例，在 2004年的拍卖品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从海外征集来的，比例占到了总量的 40％，近两年拍出的艺术品包括：宋徽宗的《写生珍禽图》 (2002年春拍， 2530万元 )、徐悲鸿的《春山十骏图》 (2003年秋拍， 627万元 )、清乾隆《钦定补刻端石兰亭图帖缂丝全卷》和吴昌硕的《花卉十二屏》 (2004年春拍， 3575万元和 1650万元 )。

　　海外藏品数量惊人
　　原本“出身”就在中国的艺术品，正逐渐回流到中国，已是一个有目共睹的现象。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在鸦片战争之后的一百多年间，我国有数以百万计的珍贵文物流失到海外，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有一百余万件，精品达几十万件。而 1992年之后，一些海外收藏家开始陆续将文物艺术品拿到内地的文物艺术品拍卖市场上出售。 1994年到 1998年，全国各大拍卖公司的成交拍品中，从海外征集的文物达到一万余件，截止到 2003年 10月，共计拍卖回流文物三万三千余件。而这十年来，从海外征集的文物一改过去价位偏低的状况，中、高档次拍品的比例逐年上升，刷新纪录的高价位成交拍品基本上都是回流文物，有些回流文物的成交价位已接近和达到国际市场的价格水平。
　　据有关专家分析，旧中国文物流失国外主要有三个渠道：一是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从中国抢走的；二是当时有一些来华的外国人从中国偷走的；三是外国人勾结当时的反动军阀和奸商以极低的价格买下偷运出境的。新中国建立以后主要是两种途径流到国外：一是 20世纪 80年代以后盗掘走私出境的文物；二是前几年一些国外买家通过拍卖会、古玩摊子、文物商店等内地艺术品市场公开购得。与此同时，港澳台人士从内地和国外，通过购买等多种方式收藏了大量的中国艺术品。这些方式都是在中国艺术品没有得到国内的重视，普遍价格低廉的时期出现的。
　　而据了解，目前国内十余家著名文物拍卖企业中，海外回流文物已占全部拍品的 50％以上，回流文物成交额超过全部拍品成交额的 60％，其中，拍卖成交价最高的为中国书画和明清瓷器，海外回流的中国近现代书画成交率保持在 90％以上。文物价格的“回归”，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海外文物的“回流”，从根本上彻底改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
　　从某种程度上说，海外回流艺术品不仅对国家馆藏文物是个极大补充，也使许多珍贵艺术品由此进入民间，培育出一个巨大市场，进入一个空前繁荣的阶段，而国际市场对中国的关注也就顺理成章了。

　　经济力量推动回流速度
　　2004年 6月，南京一家公司以 6930万元的天价竞拍陆俨少的《杜甫诗意百开册》成功，开创了中国书画交易新的世界纪录，可以看成中国民间收藏力量潜力巨大的象征。富裕的江浙一带在掀起购房热潮之后，又开始将目光转向升值潜力更大的艺术品市场。这些民间投资力量的加入，极大地加快了中国艺术品的回流。
　　另外有个现象值得注意，一些文物通过竞拍的形式回到国内，但不久又立即转到海外，例如，曾被广泛关注的宋徽宗《写生珍禽图》，成交价高达 2530万元，刷新了当时中国古代书画拍卖纪录，然而，最后的“赢家”其实是美国一家美术馆。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国内的企业或投资者往往缺乏独立的鉴定和判断力，对瞬息万变的拍卖市场尚不太适应，片面追求保值、增值或带有“捡漏”的侥幸心理，导致难以成交。上海博物馆在得知美国收藏家安思远有意出让宋拓本《淳化阁帖》，立即抢先出手，最终以 450万美元购得此本，让启功先生感叹“不见此帖，我死不瞑目”的“我们的国宝”回到国内。
　　国家的支持自然是重要原因，但更主要的推动力量，恐怕还是中国这些年来经济的高速增长带来的巨大消费力。“盛世兴收藏”，这是无论哪个国家、哪个年代都可能出现的现象，中国这些年来国力的极大增强，为艺术品回流创造了最根本的条件。例如美国在“二战”过后，国力空前强大，所以他们在国内兴建了许多博物馆，这一时期在欧洲大举购买名画。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可喜的现象。海外文物回流改写了一百多年来中国文物外流的历史。随着大量流失海外的中国文物踏上回国之路，全球化的中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已经开始重新整合，中国文物价位正在迅速接近或达到国际市场水平。而中国文物高价位的诞生，也引起了世界范围内藏家的关注，这也就促使流失的中国文物加快了朝国内移动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