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三国魏7位名士的合称，成名年代较“建安七子”晚一些。包括：魏正始年间(240-249)嵇康、阮籍、山涛、向秀、刘伶、王戎及阮咸。 7人常集在当时的山阳县（今河南辉县西北一带）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七人是当时玄学的代表人物，虽然他们的思想倾向略有不同。嵇康、阮籍、刘伶、阮咸始终主张老庄之学，“越名教而任自然”，山涛、王戎则好老庄而杂以儒术，向秀则主张名教与自然合一。他们在生活上不拘礼法，清静无为，聚众在竹林喝酒，纵歌。作品揭露和讽刺司马朝廷的虚伪。

　　在政治态度上的分歧比较明显。嵇康、阮籍、刘伶等仕魏而对执掌大权、已成取代之势的司马氏集团持不合作态度。向秀在嵇康被害后被迫出仕。阮咸入晋曾为散骑侍郎，但不为司马炎所重。山涛起先“隐身自晦”，但40岁后出仕，投靠司马师，历任尚书吏部郎、侍中、司徒等，成为司马氏政权的高官。王戎为人鄙吝，功名心最盛，入晋后长期为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历仕晋武帝、 晋惠帝两朝，至八王乱起，仍优游暇豫，不失其位。

　　竹林七贤的不合作态度为司马朝廷所不容，最后分崩离析：阮籍、刘伶、嵇康对司马朝廷不合作，嵇康被杀害。王戎、山涛则投靠司马朝廷，竹林七贤最后各散西东。

　　嵇康(224—263)

　　三国时谯国铚县(今安徽宿州西南)人，字叔夜。虽家世儒学，但学不师授，唯好老、庄之说。与魏宗室婚，官至中散大夫，故又称嵇中散。崇尚自然、养生之道，著有《养生论》，倡「越名教而任自然」。与王戎、刘伶、向秀、山涛、阮咸、阮籍等人交游甚密，被称为「竹林七贤」。后因与山涛志趣不同，山涛将去官，举以自代，遂作书与涛绝交；又因与钟会有隙，被谮於大将军司马昭，年四十遭杀害。嵇康善鼓琴，以弹《广陵散》著名。有《嵇中散集》，以鲁迅辑校《嵇康集》为精善。

　　阮籍(210－263)

　　三国时期曹魏末年诗人。字嗣宗，竹林七贤之一。陈留尉氏(河南开封)人，曾任步兵校尉，世称阮步兵。崇奉老庄之学，政治上则采谨慎避祸的态度。与嵇康、刘伶等七人为友，常集於竹林之下肆意酣畅，世称竹林七贤。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咏怀》八十二首最为著名。阮籍透过不同的写作技巧如比兴、象徵、寄托，藉古讽今，寄寓情怀，形成了一种「悲愤哀怨，隐晦曲折」的诗风。除诗歌之外，阮籍还长於散文和辞赋。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长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传〉。另又存赋六篇，其中述志类有〈清思赋〉、〈首阳山赋〉；咏物类有〈鸠赋〉、〈狝猴赋〉。考《隋书．经籍志》著录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明代张溥辑《阮步兵集》，收《汉魏六朝百三家集》。至近人黄节有《阮步兵咏怀诗注》。

　　山涛(205—283)

　　字巨源，「竹林七贤」之一。西晋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早孤，家贫。好老庄学说，与嵇康、阮籍等交游。山涛将离选职，欲召嵇康代之，嵇康致书与之绝交。年四十，始为郡主簿。山涛见司马懿与曹爽争权，乃隐身不问事务。司马师执政后，欲倾心依附，被举秀才，除郎中，累迁尚书吏部郎。司马昭以钟会作乱於蜀，将西征，任涛为行军司马，镇邺。昭进爵晋公，涛主张以司马炎为太子。炎代魏称帝时，任山涛为大鸿胪，加奉车都尉，进爵新沓伯。出为冀州刺史，甄拔隐屈，搜访贤才三十余人。入为侍中，迁吏部尚书、太子少傅、左仆射等。每选用官吏，皆先秉承晋武帝之意旨，且亲作评论，时称《山公启事》。曾多次以老病辞官，皆不准。后拜司徒，复固辞，乃归家。有集十卷，亡佚，今有辑本。

　　向秀(约227-272)

　　字子期，河内怀(今河南武徙西南)人。魏晋竹林七贤之一。官至黄门侍郎、散骑常侍。曾注『庄子』，“ 发明奇趣，振起玄风”，《秋水》、《至乐》二篇，注释未完而卒。后郭象“ 述而广之”，别为一书。向注早佚，现存《庄子注》，可视为向、郭二人之共同著作。他主张“ 名教”与“自然” 统一，合儒、道为一。认为万物自生自化，各任其性，即是“ 逍遥”，但“君臣上下” 亦皆出于“天理自然” ，故不能因要求“逍遥” 而违反“名教”。擅诗赋。其哀悼嵇康、吕安的《思旧赋》，情辞沉痛，有名世。

　　刘伶

　　字伯伦，沛国(今安徽宿县)人。「竹林七贤」之一，擅长喝酒和品酒。魏末，曾为建威参军。晋武帝泰始初，召对策问，强调无为而治，遂被黜免。他反对司马氏的黑暗统治和虚伪礼教。为避免政治迫害，遂嗜酒佯狂，任性放浪。一次有客来访，他不穿衣服。客责问他，他说：「我以天地为宅舍，以屋室为衣裤，你们为何入我裤中？」他这种放荡不羁的行为表现出对名教礼法的否定。唯著〈酒德颂〉一篇。

　　阮咸

　　西晋陈留尉氏（今属河南）人，字仲容。“竹林七贤” 之一。阮籍之侄， 与籍并称为“大小阮” 。历官散骑侍郎，补始平太守。为人旷放，不拘礼法。善弹琵琶。

　　王戎(234—305)

　　字冲，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西晋大臣，「竹林七贤」之一。幼颖悟，神采秀彻。善清谈，与阮籍、嵇康等为竹林之游，戎尝后至，籍曰：「俗物已复来败人意。」他是「七贤」中最庸俗的一位。晋武帝时，历任吏部黄门郎、散骑常侍、河东太守、荆州刺史，进爵安丰县侯。后迁光禄勋、吏部尚书等职。惠帝时，官至司徒。戎苟媚取宠，热衷名利，立朝无所匡谏。性极贪吝，田园遍及诸州，聚敛无已，每自执牙筹，昼夜算计，恒若不足。戎家有好李，常卖之，但恐别人得种，故常钻其核而后出售，因此被世人讥讽。

　　裴松之

　　裴松之（372—451），字世期，南朝宋河东闻喜（今山西闻喜）人。裴松之士族官僚家庭出身，祖父裴昧官居光录大夫，父裴圭曾任正员外郎。裴松之从小喜爱读书，8岁时已熟知《论语》、《诗经》诸书。后博览典籍，学识日进。晋孝武帝太元十六年（391年），裴松之任殿中将军，时年20岁。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年），其舅父豫州刺史庾楷联合兖青二州刺史王恭等攻打建康。兵败，庾楷投奔夏口的桓玄。庾楷推荐裴松之担任新野太守。裴松之考虑风险过大，迟迟不肯动身。不久，军阀火并，庾楷死于桓玄之手。裴松之免去了一场杀身之祸。

　　义熙初，裴松之先后担任员外散骑侍郎，吴兴故鄣县县令等职，后升调回朝廷，改任尚书祠部郎。

　　义熙十二年（416年），太尉刘裕（即宋武帝）率军北伐。裴松之时任司州主簿随军北行。刘裕十分赏识裴松之，赞他有“庙廊之才”，将他转任治中从事史。晋军占洛阳后，刘裕委任之为封国世子洗马。裴松之成为刘裕集团中的重要成员。

　　东晋时历仕零陵内史、国子博士等。入宋后任中书侍郎。宋文帝以陈寿所著《三国志》记事过简，命他为之作补注。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臣前被诏，使采三国异同以注陈寿《三国志》。寿书铨叙可观，事多审正。诚游览之苑囿，近世之嘉史。然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所以裴注不仅解释地理名物等,更主要的在于补充原书记载的遗漏和纠正错误。同一事几家记述不同的，他都收录进来，以备参考。对于史事和人物，裴注有所评论；对于陈寿议论的不当，裴注也加以批评。裴注搜罗广博，引书首尾完整，不加剪裁割裂。为了注释《三国志》，他收集了三国时期的原始材料达一百五十多种，博引各家著作的原文，注文字数约超过原文的三倍。据沈家本统计，注中引书“经部廿二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由此许多《三国志》中失载的历史事实得以保存。裴注中也有运用传统注释方法的地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盖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亦颇为例不纯。”侯康说：“至于笺注名物，训释文义，裴注间而有之而不详，盖非其宗旨所存。” 杨翼骧先生在《裴松之》一文中将这部分裴注归纳为字音、文义、校勘、名物、地理、典故若干类。他认为：“作注的目的主要是增广事实，而这一类的批注不过是附带的工作”。他注《三国志》的重点是补阙和纠谬。正如他在《上三国志注表》中所说：“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纳，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忘；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注的最大特点，就是广采博引，极大地丰富了原书的内容。特别是他所引用的原始材料今天大部分已经亡佚，幸而保留在裴注中，因而史料价值就非常珍贵。我们在读《三国志》时，一定要把裴松之的注文当作正文来读。 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对裴松之注《三国志》的评价:“宋元嘉中，裴松之受诏为注，所注杂引诸书，亦时下己意。综其大致约有六端：一曰引诸家之论，以辨是非；一曰参诸书之说，以核讹异；一曰传所有之事，详其委曲；一曰传所无之事，补其阙佚；一曰传所有之人，详其生平；一曰传所无之人，附以同类。其中往往嗜奇爱博，颇伤芜杂。()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厓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翦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於陈寿本书焉。”这个归纳是准确的。但又说：“其初意似亦欲如应劭之注汉书，考究训诂，引证故实。……欲为之而未竟，又惜所已成，不欲删弃，故或详或略，或有或无。”这话毫无证据，只能认为撰提要者的臆测之辞罢了。裴注为史书注释开辟了新的广阔道路。

　　针对当时史书“疏略寡要”、“时有脱漏”的问题，裴氏将补阙列为第一项，主要补记重要事件与人物。如曹操推行屯田一事，陈寿仅在《武帝纪》和《任峻传》中用50几个字略作记载，仅仅说明了“军国之饶，起于枣祗而成于峻”。而曹操在这一重大决策上有何认识与领导，推行中有何艰辛，推行后有何成效，陈寿则未作评叙。裴注以180字的篇幅阐明了以上问题，将屯田一事作为曹魏定国的重大国策看待，在掌握史事要领这一层面上，裴氏显然高一筹。又如诸葛亮七擒孟获一事，反映了蜀汉以“攻心为上”的和戎政策，又是进行北伐前安定后方的重要措施，陈寿一笔带过，而斐氏补充200多字，其识见亦在陈寿之上。王弼开魏晋玄学之先声，陈寿仅以23字记之。裴氏引何邵《王弼传》补其生平与学说，引孙盛《魏氏春秋》反映时人的评断，引《博物志》介绍家世，为我国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史料依据。马钧其人其事，在《方技传》中了无涉及。裴氏以1200多字补充其生平与重大发明创造，有关指南车、翻车、连弩、发石车以及织绫机的记载，反映了当时的科技生产水平，填补了科技史研究的空白。与重大事件与人物有关的重要文献亦是补阙的内容，如曹操的《明志令》、《举贤无拘品行令》、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等，亦由裴注得以传世。

　　所谓备异与惩妄，是针对同说一事，而各书记载却“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之情况而言的。“并皆抄内、以备异闻”为备异，依本志或引证它书做“随违矫正”工作，为惩妄。二者往往难以截然分开。如刘备三顾茅一事，《诸葛亮传》所记情节已人所共知，但魏人鱼豢《魏略》和西晋司马彪《九州春秋》所记则不同，认为是诸葛亮先拜访刘备。裴氏将两书记载均抄录于注中，可为备异；又对其说加以辨析，引《出师表》所说“先帝不以臣卑鄙，猬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一段，说明“非亮先诣备”这一结论，可谓惩妄。这种备异，惩妄，往往以寿书作为对比对象，再扩及到对其他史书的品评和总结。如在《魏书·文昭甄皇后传注》中，录有王沉《魏书》褒美甄后的记载，与寿书截然不同。裴氏依据《春秋》之义，认定《魏书》“崇饰虚文”，并说“推此而言，其称卞、甄诸后言行之善，皆难以实论”，从而断定“陈氏删落，良有以也”。对陈寿失误而他书正确处，亦作明确判断。如《吴书·楼玄传注》引虞博《江表传》所载楼玄自杀事，裴氏径直判断为“《江表传》所言，于理为长”。《吴书·诸葛恪传注》引胡冲《吴历》所载，裴氏判断为“《吴历》为长”。

　　这种评断，在论辨一条中有更多体现。论辨包括评史事与评史书两个方面，评史事者随处可见，是史家主体认识的直接表达，因与本论题关系不大，故略而不论，评论史书，则有总结同期史著优劣的史学批评的意义，是本文讨论的内容之一。裴氏对《三国志》一书的评论，既有在上表中的全面评价，又有散见于各注中的肯定或批评，是较为全面的；对同期其他史书，则多取零金碎玉式的评点，概括来看，这些评论大致可分为体例安排、叙事描写两个方面。

　　我国史书体例自《春秋》、《史记》后，编年、纪传两体渐趋成熟，尽管仍存在二体优劣的争论，但其体式已较固定，无需多言了。裴氏较关注的是对现有体例，尤其是做为正史的纪传体的规范化问题。纪传体以人物传记为主，专传、合传较好掌握，而类传如何划分，则颇不一致。裴氏主张取“事类相从”的原则，他说：“臣松之以为列传之体，以事类相从。张子房青云之士，诚非陈平之伦。然汉之谋臣，良、平而已。若不共列，则余无所附，故前史合之，盖其宜也。”肯定了司马迁首创“事类相从”的合理性，然后批评陈寿将非为一类的人放在一传中，有失体例。如贾诩之俦，实属“算无遗略、经权达变”的奇士，应放在善作筹划的程昱、郭嘉等人的类传中，但却放在了德智两全有王佐之风的二荀（荀彧荀攸）之列，裴氏以之“失其类”，“其犹夜光之与蒸烛乎？其照虽均，质则异焉”，本质的异同，应是区分类传的第一要义。其次，行事相类亦为重要原则。如鱼豢《魏略·勇侠传》不计人物生年而按人物行事将汉末孙宾硕四人编入魏，是依据“其人接魏，事义相类”的原则处理的。对此，如果说鱼豢还仅处于一种自发状态的话，那么，裴氏提出“事义相类”的原则，便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认识了。由实践升华为理论，再指实践，正是裴注史学意义在编纂学上的体现。

　　在叙事描写上，强调通顺合理，反对“语之不通”。注意容貌状写，如对荀彧之外貌，以陈寿不称述为遗憾，特引《典略》、《平原祢稀传》补充之，既反映了魏晋著文讲究人物容止风藻的时代特色，又符合了中国史学讲究形象描写的特色，还体现了裴氏对历史文学的审美要求，即生动形象的描写可使史著更具魅力，这一点同样具有史学意义。

　　晁公武首先涉及裴注的字数：“（裴注）博采群说，分入书中，其多过本书数倍。”（《郡斋读书志》卷二）在清代武英殿刻本《三国志》中，李龙官等在校刊识语中更为具体地指出“裴松之注更三倍于正文”。20世纪70年代初，黄大受据台北艺文印书馆影印的殿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50，833字，裴注为322，643字（《三国志及裴注字数统计表》，载《三国志选注》，台北中正书局，1972年版卷首。转引自吴金华《三国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195页）。王廷洽根据中华书局陈乃乾校点本统计出《三国志》为366，657字，裴注为320，799字（《略谈〈三国志〉与裴注的数量问题》，《古籍整理研究学刊》1985年第3期）。吴金华据百衲本统计，陈寿本书为368，039字，裴注为322，171字（《三国志校诂附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崔曙庭根据金陵活字本统计，《三国志》为367，327宇，裴注为320，805字（《〈三国志〉本文确实多于裴注》，《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2期）。如果以上述统计最少的《三国志》与统计最多的裴注字数比较，《三国志》也比裴注多38，014字，即便裴注中尚有佚文或混入正文，也不可能达到数倍于本书的文字。张子侠则认为：“《三国志》的版本和流传的经过极为复杂，既有文字脱漏问题，也有注文混入正文的现象，因而正文与注文孰多孰少不能轻下结论。”（《〈三国志〉裴注研究三题》，《史学史研究》2000年第2期）。

　　明以前人若王通、刘知几都讥其繁芜，叶适至认为“注之所载，皆寿书之弃余”（文献通考一九一）。清代学者虽然推崇裴注，但也有人指责他有的应注而不注，有的不应注而注，引书有改字等等（见赵翼陔余业考六、四库提要四五及卢文弨的批注）。其实这些都是小缺点，并不能因此掩没它的长处。裴注引用的魏、晋人著作多至二百十种，著录在隋书经籍志中的已经不到四分之三，唐、宋以后就十不存一了。而且裴注所引的材料，都首尾完整，尽管说它“繁芜”，说它“寿之弃余”，单就保存古代资料这一点说，也是值得重视的。

　　由于裴注引书具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因此裴注引书数量和书目的考证成了裴注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也是分歧最大的问题。钱大昕统计裴注引书“凡百四十余种，其与史学无涉者不在数内”，所列书名144种（《廿二史考异》卷十五）。赵翼统计裴注引书“凡〔百〕五十余种”，所列书名151种，亦为史部类数目（《廿二史札记》卷六）。赵绍祖统计裴注引书“凡一百八十余种”，另外，引诸经及诸子字书“又四十余种”（《读书偶记》卷六）。钱大昭以时代，地理，人物，官制，类书，文章，别集，家传，别传为类，统计裴注引书160余种（《三国志辨疑》）。沈家本将裴注引书“依《隋书 经籍志》之例分为四部：计经部廿家，史部一百四十二家，子部廿三家，集部廿三家，凡二百十家”（《三国志注引书目》）。王钟翰统计“裴氏注记所引诸书名，凡二百四五十种”，并按钱大昭的分类列书名256种（《三国志裴注考证》，载《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1945年）。王祖彝除“诸家评论与裴氏自注，傅子，袁子，孙盛，习凿齿等论注以及引古书为诠释者不计”外，统计“裴注征引之书凡百五十六种”（《三国志人名录裴注引用书目》，商务印书馆，1956年）。马念祖统计裴注引书“二百零三种”（《水经注等八种古籍引用书目汇编》，中华书局，1959年）。杨翼骧统计“以裴氏所引书目全部而言，为二百一十余种；若除去关于诠释文字及评论方面的，则为一百五十余种”（《裴松之与〈三国志注〉》，《历史教学》1963年第2期）。高秀英，杨济安统计裴注引书203种（《三国志人名索引裴注引书索引》，中华书局，1980年）。陈垣统计裴注“所引书在二百三十种以上”（《三国志注引书目》，载《中国古代史论丛》第七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331页）。王树民对赵翼的“裴松之三国志注”条裴注引书进行了部分考证（《廿二史札记校证》，中华书局，2002年修订版）。周国林统计裴注引用书目为224种，其中“用于笺释名物训诂音义的先秦至东汉中期著作及其为之作注的和文字训诂方面的著作共四十余种，用于补阙备异惩妄论辩方面的汉末迄晋著作共一百八十余种”（《裴松之〈三国志注〉引书考》，载《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一）》，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高振铎统计“裴松之注《三国志》共引书二百三十六种”（《裴注〈三国志〉引书考订－－兼评〈廿二史札记校证〉》，《汉中师范学院学报》1993年第3期）。虞万里统计裴注引书“二百三十五种”（《〈三国志〉裴注引书新考》，《温州师院学报》1994年第4期）。伍野春统计裴注引书凡229种，“另有十则未注明出处”（《裴松之评传》，第250页）。张子侠统计“裴氏共引书二百二十七种”。高敏曾与人合作《〈三国志〉裴注引书考》一文，统计引书达二百四五十种（《〈三国志〉说略》，载《经史说略二十五史说略》，北京燕山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三国志》裴注引用书目

　　二画

　　《九州岛春秋》（司马彪撰）

　　《九州岛记》（荀绰撰。注：此书总名《九州岛记》，则分为《冀州

　　记》、《兖州记》等各篇）

　　三画

　　《三辅决录》（赵岐撰） 《三朝录》

　　《三国评》（徐众撰） 《山阳公载记》（乐资撰）

　　《山涛启事》

　　四画

　　《太康三年地记》

　　《文士传》

　　（注：《曹休传》注中说是张隐所撰，《荀彧传》注中说是张衡所

　　撰，《王粲传》注中说是张骘所撰，待考）

　　《文章志》（挚虞撰） 《文章叙录》（荀勖撰）

　　《孔氏谱》 《孔融集》

　　《王氏谱》 《王朗家传》

　　《王朗集》 《王弼传》（何劭撰）

　　五画

　　《世语》＝《魏晋世语》（郭颁撰）

　　《四体书势》（卫恒撰）

　　六画

　　《江表传》（虞溥撰） 《交广记》（王隐撰）

　　《交广二州春秋》（王范撰） 《先贤行状》

　　《汝南先贤传》 《任嘏别传》

　　《列书》 《列异传》

　　《决疑要注》（挚虞撰） 《百官志》

　　《百官名》

　　七画

　　《吴书》（韦曜撰。注：韦曜本名昭，晋朝史官避司马昭讳改）

　　《吴历》（胡冲撰） 《吴录》（张勃撰）

　　《吴纪》（环某撰） 《吴质别传》

　　《序传》（司马彪撰） 《阮氏谱》

　　《志林》（虞喜撰） 《杜氏新书》

　　八画

　　《辛宪英传》（夏侯湛撰） 《典略》（鱼豢撰）

　　《邴原别传》 《明堂论》（蔡邕撰）

　　《抱朴子》（葛洪撰） 《东阿王辩道论》

　　九画

　　《后汉书》（谢承撰） 《英雄记》

　　《兖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风俗通》（应劭撰） 《胡氏谱》

　　《姚信集》

　　十画

　　《晋纪》（干宝撰） 《晋书》（王隐撰）

　　《晋书》（干宝撰） 《晋书》（虞预撰）

　　《晋诸公赞》（傅畅撰） 《晋阳秋》（孙盛撰）

　　《晋泰始起居注》 《晋惠帝起居注》（陆机撰）

　　《益州耆旧传》 《益部耆旧传》（陈寿撰）

　　《益部耆旧杂记》（陈寿撰。注：此书应为《耆旧传》之附录）

　　《高贵乡公集》 《高士传》（皇甫谧撰）

　　《烈女传》（皇甫谧撰） 《荀氏家传》

　　《荀彧别传》 《袁氏世纪》

　　《孙氏谱》 《孙资别传》

　　《孙惠别传》 《马先生序》（傅玄撰）

　　《书林》（应璩撰） 《神仙传》（葛洪撰）

　　十一画

　　《陈留耆旧传》 《陈氏谱》

　　《曹瞒传》（吴人所撰） 《曹公集》

　　《曹志别传》 《庾氏谱》

　　《郭氏谱》 《崔氏谱》

　　《陆氏世颂》 《陆氏祠堂像赞》

　　《陆逊铭》（陆机撰） 《启蒙注》（顾恺之撰）

　　《通语》（殷基撰） 《异同杂语》（孙盛撰）

　　《异同评》（孙盛撰） 《异物志》

　　《异林》（陆某撰）

　　十二画

　　《华阳国志》（常璩撰） 《华陀别传》

　　《博物志》（张华撰） 《博物记》

　　《嵇氏谱》 《嵇康传》

　　《嵇康集》 《程晓别传》

　　《费祎别传》 《傅子》（傅玄撰）

　　《傅咸集》 《张超集》

　　《逸士传》（皇甫谧撰） 《搜神记》（干宝撰）

　　十三画

　　《蜀记》（王隐撰） 《蜀本纪》

　　《蜀世谱》（孙盛撰） 《楚国先贤传》

　　《零陵先贤传》 《会稽典录》

　　《会稽邵氏家传》 《虞翻别传》

　　《杨都赋注》（庾阐撰） 《万机论》（蒋济撰）

　　十四画

　　《汉纪》（张璠撰） 《汉纪》（袁宏撰）

　　《汉书》（华峤撰） 《汉魏春秋》（孔衍撰）

　　《汉晋春秋》（习凿齿撰） 《汉末名士传》

　　《管辂别传》 《赵云别传》

　　《裴氏家纪》（傅畅撰）

　　十五画

　　《郑玄别传》 《潘尼别传》

　　《潘岳别传》 《潘岳集》

　　《刘氏谱》 《刘廙别传》

　　十六画

　　《冀州记》（注：即《九州岛记》其中一篇）

　　《战略》（司马彪撰） 《卢谌别传》

　　《诸葛氏谱》 《诸葛亮集》（陈寿次定）

　　《诸葛恪别传》 《机云别传》

　　《默记》（张俨撰） 《褒赏令》

　　十七画

　　《襄阳记》（习凿齿撰） 《锺会母传》

　　十八画

　　《魏书》（王沈撰） 《魏略》（鱼豢撰）

　　《魏纪》（殷澹撰） 《魏氏春秋》（孙盛撰）

　　《魏末传》 《魏武故事》

　　《魏名臣奏》 《魏世籍》（孙盛撰）

　　《魏世谱》 《魏都赋》

　　《杂记》（孙盛撰） 《礼论》

　　十九画

　　《庐江何氏家传》

　　二十画

　　《献帝传》 《献帝记》

　　《献帝春秋》（袁暐撰） 《献帝起居注》

　　《谱叙》（华峤撰）

　　二十一画

　　《续汉书》（司马彪撰） 《顾谭传》

　　二十四画

　　《灵帝纪》（刘艾撰）

　　上所引书一百五十六种，不包括引用古书以为注释者。

　　附录

　　1 撰人着一书以上者

　　荀绰：《九州岛记》（《兖州记》、《冀州记》等）

　　鱼豢：《典略》、《魏略》

　　习凿齿：《汉晋春秋》、《襄阳记》

　　傅畅：《晋诸公赞》、《裴氏家纪》

　　傅玄：《马先生序》、《傅子》

　　华峤：《汉书》、《谱叙》

　　挚虞：《文章志》、《决疑要注》

　　葛宏：《抱朴子》、《神仙传》

　　何劭：《王弼传》、《荀粲传》

　　陆机：《晋惠帝起居注》、《陆逊铭》

　　王隐：《交广记》、《晋书》、《蜀记》

　　皇甫谧：《高士传》、《烈女传》、《逸士传》

　　干宝：《晋纪》、《晋书》、《搜神记》

　　陈寿：《益部耆旧传》、《益部耆旧杂记》、《诸葛亮集》

　　司马彪：《九州岛春秋》、《序传》、《战略》、《续汉书》

　　孙盛：《晋阳秋》、《异同杂语》、《异同评》、《蜀世谱》、

　　《魏氏春秋》、《魏世籍》、《杂记》

　　2 同名著述

　　张璠《汉纪》、袁宏《汉纪》

　　干宝《晋书》、王隐《晋书》、虞预《晋书》

　　作后汉书的范晔和裴松之同时，以年龄论，裴比范长二十岁，范死在宋文帝元嘉二二年（公元445年），裴死更比范后六年。两人虽然生在同一时期，同样搜集史料，但他们运用史料的方法不同，范晔组织所得的史料编或后汉书，裴松之则用来注陈寿的三国志。试取陈寿、范晔两书中篇目相同的十六篇列传比较，范书比陈书篇幅增多约一倍，那些多出来的材料，大多是和裴注相同的。

　　裴注出现后，引来了许多评议，其中有褒有贬。刘知几说：少期集注《国志》，以广承祚所遗，而喜聚异同，不加刊定，恣其击难，坐长繁芜。观其书成表献，自比蜜蜂兼采，但甘苦不分，难以味同萍实者矣。

　　“与刘知几不同，赞誉裴松之者多从保存史料方面对裴注给予肯定。侯康说：“陈承祚《三国志》世称良史，裴注尤博赡可观。”《四库提要》作者对裴注有褒有贬，既认为裴注“嗜奇爱博，颇伤芜杂”，又从积极的方面说：“然网罗繁富，凡六朝旧籍今所不传者，尚一一见其崖略；又多首尾完具，不似郦道元《水经注》、李善《文选注》皆剪裁割裂之文，故考证之家取材不竭，转相引据者，反多于陈寿本书焉。”关于以往史家对裴注的评价，杨翼骧先生在前引《裴松之》一文中有详细介绍，读者可以参看。

　　以上对于裴注的评价反映了传统史学批评的特点。评论者大多不能摆脱是与非、优与劣的思维框架。从史学史的角度来看待裴注，更应关注的是，历来对史书的注释都是从名物训诂的角度着眼的，为什么裴松之却要发明出一种新的注释方式？刘知几说裴松之“才短力微，不能自达”， 章学诚也说：“裴松之依光于陈寿，非缘附骥，其力不足自存也。”刘知几、章学诚虽然都是传统史学批评的大家，但这些分析却有失水准，带有很强的好恶色彩。所谓“不能自达”、“不足自存”，都是要从注释家才智缺乏一端求得解释。

　　不带偏见阐释裴注出现原因的当首推陈寅恪先生。陈氏认为，裴注是受到佛教典籍“合本子注”的影响所致。他在《支愍度学说考》一文中说：“中土佛典译出既多，往往同本而异译，于是有编纂‘合本’以资对比者焉。”《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原注：“三部合异二卷。”）云：说戒者乃曰：僧和集会，未受大戒者出！僧何等作为？众僧和聚会，悉受无戒！于僧有何事？答：说戒。僧答言：布萨。不来者嘱授清净说！诸人者，当说当来之净！答言：说净。陈氏解释说：“据此，可知本子即母子。上列《比丘大戒二百六十事》中，其大字正文，母也。其夹注小字，子也。盖取别本之义同文异者，列入小注中。与大字正文互相配拟。即所谓‘以子从母’，‘事类相对’者也。” 在《读〈洛阳伽蓝记〉书后》一文中，他又进一步发挥说：“裴松之《三国志注》人所习读，但皆不知其为合本子注之体。” 周一良先生对陈说持怀疑态度。他在《魏晋南北朝史学著作的几个问题》一文中说：“裴松之、刘孝标、郦道元的注，多为补遗订误，而非字句出入，往往连篇累牍，达千百言。这与同本异译简单明了的情况有很大不同”，“恐怕未必与佛家合本子注传统有何渊源吧？

　　陈寅恪先生的解释是从史书编撰的的技术性角度入手的，既怎样编撰更便于读者阅读。对此，周一良先生的质疑是有力的。“补遗订误”才是裴注的本质所在，这与合本子注似乎没有什么关系。

按照四库全书 经史子集的分类   诗经属于“经”类

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适用于传统文化典籍。今天，它仍是我们熟悉古籍、进而了解传统文化的一把钥匙。五四以来，我国借鉴西方的图书分类法，按现代学科体系进行图书分类。截止到2013年10月我国各类图书馆普遍仍采用的是九十年代修订的"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简称"中图法"），但是，由于不少古籍很难纳入中图法的分类体系，因此一般古籍图书馆（库）的庋藏和检索，仍袭用传统的四部分类法。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历代产生的典籍难以数计，据不完全统计，留存至今的尚有8万余种之多。对古籍的分类整理也很早就开始，第一次大规模的古籍整理，始于公元前26年西汉成帝时，由刘向、刘歆父子先后主持，内容包括搜辑、校勘、分类、编目等，最终编成了中国最早的国家图书馆目录《七略》。《七略》将当时搜辑整理的典籍分为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诗赋六大类，加上概论性质的辑略，总题《七略》。该书早已亡佚，但它的基本内容都被保存在班固的《汉书·艺文志》中，因此，《汉书·艺文志》成为今存最早的古籍分类目录。

汉代以后，各种官修，私撰的古籍分类目录不断涌现，分类方法也不断有所改进。西晋荀勖的《晋中经簿》将六略改为四部，即甲部录经书（相当于六艺），乙部录子书（包括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丙部录史书，丁部为诗赋等，这就奠定了四部分类的基础。东晋李充所编《晋元帝书目》根据当时古籍的实际情况，将史书改入乙部，子书改入丙部，这样，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已略具雏形。

四部体制的最终确立，体现在《隋书·经籍志》中，这部实际上由唐初名臣魏征所编的目录，正式标注经、史、子、集四部的名称，并进一步细分为40个类目。隋朝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是沿用四部分类。

除了上述四分法、六分法外，历代还有将古籍七分、九分以至十二分的，但都不占主导地位，这说明经过时间的检验，四分法能较好地解决繁复的古籍分类问题，因而得到了普遍的认同。当然，四部之下的各种类目，历代都有所变动，清代编纂的《四库全书总目》分为四部44类，有较大的权威性。

序：子夏姓卜名商，春秋末晋国温（今河南温县）人，孔子学生，为莒父宰。孔子死后，到魏国讲学，主张国君要学习《春秋》，吸取历史教训，宣扬“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等观点’，李克、呈起都是其弟子，魏文侯也尊以为师，相传《诗》、《春秋》等儒家经典就是由他传授下来的。学术界历来主张，此书为后人伪撰，而托附于子夏名下，《四库全书总目》认为“其伪中生伪，至一至再而未已者，亦莫若是书”。《隋书·经籍志》所著录的二卷本，其实是魏晋间大兴《易》学之风时为当时人所伪撰而流布于世。据《唐会要》载“开元七年诏”，当时因《子夏易传》无传习者，遂令儒官详定，刘知已认为，此书不见于《汉书·艺文志》，至梁阮孝绪《七录》始有著录，作六卷，或云韩婴作，或云丁宽作，而至为，可疑。司马贞认为，刘向《七略》有《子夏易传》，但其书久佚，晋荀勖《中经簿》有《子夏易传》四卷，或云丁宽，是其已怀疑非子夏所撰。因此，唐玄宗采纳了刘、司马氏的建议，而停止向学校颁行。代宗以年，此本亡佚。清马国翰《玉函山房辑佚书》中有辑佚本。今所传十一卷本，始为晁说之《传易堂记》所著录，其称“今称《子夏传》者，乃唐张弧之《易》。据此，则今本应是张弧伪撰。弧为唐末人，曾官大理寺评事。其书以王弼《周易注》为底本而说以义理，所说义理，大致上以儒家“王道”的社会政治思想与《周易》经文相附会。迨朱彝尊作《经义考》，证以陆德明《经典释文》、李鼎祚《周易集解》及王应麟《困学纪闻》所引诸条目，则于今本全无，知张弧伪撰之书又遭后人增削伪纂，并又多衍出一卷，为十一卷。因此，今本《于夏易传》不但不是子夏所撰，亦并非完全为张弧所撰，云其出自众家之手，可谓不诬。二本虽为伪造，但其内容却有—定的参考价值，孕含了较多汉唐时期的《易》学思想，《四库全书总目》云“案说《易》之家，最古者莫若是书”，故其对研究、探讨《周易》古义，二本参稽，仍为它书所不可替代。二卷本除为马国翰所辑外，《汉学堂丛书·经解·逸书考》中亦有考辑。今本则有《四库全书》本，《通志堂经解》本及《学津讨原》本等。

目录：

·易传提要 ·周易上经 卷一 周易上经乾传苐一

·周易上经 卷二 周易上经泰传第二 ·周易上经 卷三 周易上经噬嗑传第三

·周易下经 卷四 周易下经咸传第四 ·周易下经 卷五 周易下经夬传第五

·周易下经 卷六 周易下经丰传第六 ·周易下经 卷七 周易系辞上第七

·周易下经 卷八 周易系辞下第八 ·周易下经 卷九 周易说卦传第九

·周易下经 卷十 周易序卦传第十 ·周易下经 卷十一 周易杂卦传第十一

·关于西汉孟喜古文易的再探讨 ·子夏易学初探

1 用文言文介绍某本书

用文言文介绍孙子兵法始计第一

孙子曰：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计，而索其情：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

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将听吾计，用之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去之。

计利以听，乃为之势，以佐其外。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兵者，诡道也。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佚而劳之，亲而离之，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

夫未战而庙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而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

2 求六上现代文品读·文言文点击,《读点古籍》阅读答案

睿rui 4声 智 论lun 2声 语 蹙cu 4声 额皱zhou 4声 眉

1）从文中看，读古籍对我们的好处是：

1）对我们的人生修养和文学修养都有极大的裨益

2、对我们学语言、学写作的帮助也很大

(2)纵观全文，作者提倡“读点古籍”的原因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

1、古代典籍是祖先留给我们最宝贵的遗产，犹如一艘艘满载着思想和 智慧的航船。离开了典籍，就等于离开传统文化，离开了自己的根。

2、读古籍不仅可以提高我们的人生修养和文学修养，对我们学语言、学写作也帮助很大

3、如果我们对古籍弃之如草芥，我们对不起古人，更对不起后人！

(3)在展望未来的同时，不要忘了回眸的过去，读一些古籍，把根留住。读古籍对中学生有什么意义？请说说你的见解

古籍中蕴含的人生哲理可以充实我们的心灵；古籍中的历史文化可以丰富我们的视野；古籍中的荣辱兴衰可以陶冶我们的爱国情操；古籍中的诗文小品可以诗化我们的生活 。

3 医古文的简介

《医古文》是一本书的名字，为2007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立项项目，供中医药高职高专、成人教育使用。

是一本实用的参考书。 从编写大纲到最终完成本教材经过了数度寒暑。

医古文是研究中医药古籍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医古文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古代医药文选和古汉语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借助工具书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医药古籍。

同时，通过医古文课的传授，使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领悟中医药学的精髓，提高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为学好中医药学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医古文是含有医药学内容的古代文言文。

为了读懂这方面的文言文，还要学习一些与密切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因而医药学古文与之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便是医古文的主要内容。

医古文是中医药学基础的基础。《医古文》是研究古代医药文献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课程，是中医药各专业七年制及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也是高等中医药院校的主干课程。

教学旨在通过古代医药文选与古汉语基础知识的学习以及阅读实践的训练，使学生在已有文言文知识的基础上，掌握古医籍常用词语及其主要义项、古汉语基础知识以及断句、今译与文意理解的基本技能，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医药古籍，为学习后续的古典医著课程与毕业后研读古代医籍，清除文理上的障碍，同时促使一部分学生在本专业领域争取进一步的深造和发展。 本课程的教学旨在培养学生全面掌握医古文精髓，提高人文素养和语言水平，完善知识结构，并进而提高对中医药传统文化精神的理解和分析能力，以求有益于实现学生的人格养成与医生气质形成，为其将来从事中医药临床或其他各种医疗卫生工作奠定坚实可靠的基础。

本课程以“医古文”为主干，构建成融合医古文（文选）、中医古汉语通论、中医古籍注释纲要、中医文献学等课程的中医特色系列课程，并配合古代汉语选读、中国古代名著赏析、古代诗歌概要等选修课程，有利于学生拓展视野，丰富知识面，促进学业素质不断提高 医古文课程简介 一、“医古文”学科的性质与作用 中医药学经典著作至今均为古文撰成，中医药学本身又深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如欲“通经致用”，自必深通古文和传统文化。

因此，就性质与作用而言，“医古文”是研究中医药古籍的语言文字以及文献、文化问题的一门学科，是高等院校中医药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兼工具课，是对中医药类大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课程，也是对中医药从业人员进行传统语言文化终身教育的主要课程。学习、掌握和运用医古文的知识与方法，培养并提高医古文的水平，对于提高中医药从业人员所必须具备的传统语言文化修养和综合业务素质，进而不断深入地研究中医药古籍、促进中医药学术和中医药事业的继承与发展，都有着非常切实的作用和深远的意义。

二、“医古文”的教学目的与任务 就广义而言，医古文教学的目的与任务，是使学员通过古代医药文选与古汉语基础知识的学习，能够直接阅读、理解、解释以及研究中医药古籍的文辞义理并正确应用之。就狭义而言，是使学员在学习之后，能够借助工具书直接阅读、理解、解释中医药古籍的语言文字问题及其义理并能够进行断句、标点与语译。

本大纲以狭义的教学目的与任务为准。基于本课的性质和作用，“医古文”还兼有培养具有中医药特色的中国语言文化修养和人文素质的目的与任务。

三、“医古文”的教学内容 “医古文”的教学内容，是以教学目的为依据而确定的。就体系结构而言，分为“文选”、“基础知识”和“练习”三大部分。

其中的“文选”，按照性质，分为医学文选和与医学有关或关系密切的文选；按照内容及其时代，分为“医家传记”、“医籍序文”、“医事论文”、“医学论文”等。文选的教学，以字、词、句、意的语言文字知识及其义理和传统文化知识为主，目的在于使学员积累必要的医古文感性材料并培养一定的感性认识。

“基础知识”主要分为九章（九大类），即：工具书、汉字、词汇、语法、修辞、训诂、句读、语译、文化常识。这些内容的教学，以兼顾体系、突出重点为原则，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具有一定的理论知识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与能力。

“练习”是针对性较强的实训，目的在于加深所学每一篇章的内容与要点，培养学员具有正确解释词语、断句与语译等能力。 四、“医古文”的教学要求 通过大纲规定内容的学习，学员应达到以下水准： 1、能够认识繁体字，写出其相应的简化字。

2、能够辨识文选中的通假字、古字与异体字，写出其相应的本字、今字与正体字； 3、能够准确解释文选中的字词特别是常用词（含单音词、复音词、多音词、成语典故等）的形、音、义； 4、能够解释文选中的各种特殊语法现象和修辞现象； 5、能够正确理解医古文的文句、段、篇的意义； 6、理解“基础知识”中的基本理论，掌握应用方法，用以解释有关问题； 7、能够以直译为主、意译为辅的方式，较为准确、通顺地语译古文； 8、能够较准确地为没有标点符号的古文段落断句； 五、“医古文”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1、由于文选是医古文的活性材料，理论乃是从对它的研。

4 目录的出版学词汇

目录学是研究目录工作形成和发展的一般规律即研究书目情报运动规律的科学，是目录工作实践经验的理论概括和总结。

目录学的内容，主要包括文献的揭示与记录，书目索引编制法，书目情报服务以及目录学史等。目录学的分支学科，包括普通目录学：研究目录学的一般原理，编制书目索引的基该方法；专科目录学：研究各学科文献的积累、整理和利用；比较目录学：研究中外目录学发展的特性。

此外，还有侧重于对图书版本状况进行考证研究的分支学科，称版本目录学。 目录的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世界上最早的目录要推古希腊目录学家、诗人卡利马科斯（约公元前305~约前240）编撰的《皮纳克斯》（又名《各科著名学者及其著作目录》，现存残片）。

该书目不仅记录了卡里马科斯领导的亚历山大图书馆的藏书，还包括当时所有的希腊文献。印刷术的发明，大大促进了世界文化的交流与传播，也促进了书目编制的发展。

1545年C格斯纳出版了《世界书目》。16世纪意大利法学家乔万尼·内维扎诺编制了《法学家文献目录》，1591年德国的伊斯雷尔·施帕赫编制了《医学著作目录》。

1564年在德国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法兰克福图书市场目录》（此后每半年出版一次，直至1749年）成为出版发行书目的开端，以后很多国家都出版了这种目录，并在18、19世纪得到进一步发展。国家书目的出现是书目发展史上的里程碑，它在书目收录范围以及分类体系、检索途径等编制技术方面都具有很大进步。

19世纪在西方出现定期出版的国家书目，此后各国都陆续编纂出版国家书目。1881~1900年出版的《不列颠博物院字顺馆藏目录》，收录了130万册图书，款目总数超过450万条，与法国的《国家图书馆馆藏印刷图书总目》（1897年出版，迄今已出230多卷）被誉为世界目录中的双璧。

18世纪下半叶在法国出现卡片式目录，19世纪以后逐渐成为各国图书馆馆藏目录的主要形式之一。20世纪60年代后期在美国出现机读目录，以后很多国家也纷纷发行这种目录。

联机图书馆中心的联机联合目录数据库是世界上最大的书目数据库（机读联合目录）。中国早在殷商时代（公元前15~前12世纪）已经有了大量文献，仅安阳小屯等地出土的甲骨文献已有16万片之多，当时甲骨文献的排列有一定的顺序。

周代掌管文献的史官有明确的分工，如外史掌四方之志，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于四方，说明西周时期很可能已有了登记和通报文献的目录工作。《汉书·艺文志》记载：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是现有文献记载中国最早的群书目录。

公元前26年，汉成帝命陈农搜求遗书，诏光禄大夫刘向等领校秘书。刘向校书未竟而卒，其子刘歆继承父业，将刘向校书时撰写的每篇叙录全文汇编而成《别录》20卷，刘歆取《别录》所载，种别而成《七略》7卷。

《别录》为后世叙录体提要之楷模； 《七略》创立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书目分类体系，对后世目录的编制影响深远（见《别录》、《七略》）。西晋秘书监荀勖撰《中经新簿》，根据当时文化和学术的发展，图书数量的变化，创立了四部书目分类体系。

东晋李充编撰《晋元帝四部书目》将其乙丙两部位置互换，史部书部次在诸子书之前，李充定著的四部书目分类体系成为宋、齐、梁、陈、隋等各代秘阁藏书编撰目录的永制。由 主持对宫廷藏书进行整理而编制的官修目录各个朝代都有，如：唐开元年间，元行冲等编撰的《群书四部录》200卷，毋煚编的《古今书录》40卷，宋王尧臣、欧阳修等编《崇文总目》66卷，南宋陈骙编的《中兴馆阁书目》70卷，张攀编《中兴馆阁续书目》30卷，明代杨士奇编撰的《文渊阁书目》等。

官修目录中最出色的代表要推清代《四库全书总目》，公元1772年以纪昀为总纂修官，根据弘历旨意，将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对每一部书所撰写的提要汇编而成，它收录古籍3461种 79309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6793种、93551卷，按经、史、子、集四部书目分类体系编排，四部之前有总序，大小类目之前有小序，每书有提要，是清代乾隆以前中国古代著作之总结，可算是中国古代书目分类体系最完善的代表，也是中国书目方法集大成之作。目录东汉班固编撰汉书，根据刘歆的《七略》删订而成《汉书·艺文志》，立下了后世史书志艺文的楷模，开创了史志目录这一新的目录类型，它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也是研究中国先秦至西汉社会学术思想和文化典籍状况的重要目录。

《隋书·经籍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第二部史志目录，反映了中国中古时期文献存亡的状况。此后，《旧唐书》、《新唐书》、《宋史》、《明史》乃至《清史稿》中均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在正史中留下了对一代藏书或一朝人著述的记录。

私家藏书目录是官修目录的重要补充，它始于南朝宋王俭编撰的《七志》，该书目沿用《七略》的分类体系，在六志之后，增设了图谱志，在每书书名之下立一小传，开创了传录体提要的先例。梁阮孝绪编的《七录》，隋许善心编的《七林》，唐代吴兢编的《西斋书目》等这些私家藏书目录大多亡佚。

到宋代由于文化学术的发展，印刷事业的进步，藏书。

5 医古文的内容简介

从编写大纲到最终完成本教材经过了数度寒暑。医古文是研究中医药古籍语言、文化现象的一门学科，是中医药类专业的基础课程。医古文教学的目的是通过古代医药文选和古汉语基础知识的讲授，使学生借助工具书能比较顺利地阅读中医药古籍。同时，通过医古文课的传授，使学生了解中医药文化，领悟中医药学的精髓，提高自身业务水平、人文素质和道德修养，为学好中医药学打下坚实的文化基础。医古文是含有医药学内容的古代文言文。为了读懂这方面的文言文，还要学习一些专业术语等与之密切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因而医药学古文与之相关的古代语言知识便是医古文的主要内容。医古文是中医药学基础的基础。

本书分文选、基础知识及模拟试题3部分，每篇课文都有学习要点、注释、译文及供练习用的阅读材料。

6 北京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的服务指南

入馆须知1 该校读者入馆需出示校园一卡通或借阅证，校外读者需到图书馆办理临时阅览证后，方可入馆查阅资料。

2 校园一卡通持有者可享受本馆所有资源。3 举止文明礼貌，着装整洁得体。

4 保持馆内安静， 进入阅览区请关闭手机或将手机 调至无声状态，严禁在馆内喧哗、高声谈笑和朗读。5 保持馆内清洁，禁止随地吐痰、乱扔杂物，不准乱贴、乱涂。

6 注意防火安全，严禁在馆内吸烟。7 爱护书刊、设备和馆舍，请勿涂抹、撕毁、私藏书刊，违者按相关规定处理。

8 自觉遵守图书馆各项规章制度，服从工作人员管理。图书借阅规则 图书借还 （1）借还书手续：图书的借还手续在图书馆各借阅处办理。

借书时请出示本人的校园一卡通。（2）借期：30天（3）借书量：5—30册，具体参见《读者借阅权限》。

2 续借和预约（1）续借手续：所借图书在无他人预约的情况下可续借2次。续借手续须于图书到期前在图书馆OPAC系统或到图书馆各借阅处办理。

续借期限从续借当日算起与原借期相同。（2）预约手续：读者所需图书已被全部借出时，可在网上办理预约手续。

一次只能预约3册。预约到书保留4个工作日。

3 图书逾期所借图书需按期归还。图32313133353236313431303231363533e58685e5aeb931333361303133书逾期不还，需缴纳逾期费，每册030元∕天。

寒暑假期间到期的图书请于开学后两周内归还；其他法定节假日到期的图书，还书日期向后顺延。逾期未还书或逾期欠款累加到10元的读者，图书馆暂停其借书资格，待其还清所借图书、交纳欠款后，再为其开通。

4 污损和遗失（1）污损：读者应爱护图书，不得圈画、污损、撕拆，违者按《图书馆文献遗失、损坏赔偿管理规定》赔偿。（2）遗失：按《图书馆文献损坏、遗失赔偿管理规定》赔偿。

5 图书阅览（1）本馆阅览室馆藏向读者提供开架阅览，阅毕请放到指定书车。（2）读者不得用书、包等物品占用阅览座位。

图书馆对占位物品不负保管责任。期刊阅览规则1 该校读者凭本人校园一卡通或借阅证，校外读者凭临时阅览证阅览。

2 阅览室内开架报刊，仅限馆内阅览，不能外借。读者阅览每次限取2册，阅毕归架。

3 需要复印的报刊，需要向柜台工作人员办理登记手续后，于馆内复印，当班归还。不得私自携书出馆，违者按有关规定处理。

4 阅览室内简装中文过期期刊可以外借，借阅规则同《图书借阅规则》。阅览室规则1 图书馆内各种功能的阅览室是读者学习、阅览的公共场所。

该校人员一律凭本人一卡通入内。2 外单位人员查阅资料者请持单位介绍信或有关证件在办公室办理临时借阅证后方能入内。

3 不得携书包、带拉锁的夹子、塑料袋及本馆所借书刊等进入室内。4 阅览室内陈列书刊只限室内阅览，未经特许，不得携出室外。

凡将资料擅自带出者，图书检测仪报警，按违章处理，罚款20元。5 在书架上取书请使用代书板，每次不得超过两册，阅后按号归架。

6 需要复印的文献，经工作人员办理手续后由本馆负责复印。违反规定者，须交图书损失费20元。

电子阅览室规则电子阅览室是读者上网的公共场所，主要服务项目有：公共查询、数据库查询、网络资源利用、上网浏览、文件打印、视频点播以及读者培训等。为了保持良好的网络环境和计算机正常运转、防止计算机病毒侵入，特做如下规定：1 读者须持计费卡上机；用户办理计费卡地点：北外通卡务中心。

2 读者自带U盘或移动硬盘上机，应先由工作人员检查U盘或移动硬盘有无病毒，无病毒方能上机操作。3 爱护室内设备，读者请按计算机规定程序操作，严禁私自改动系统设置，不得擅自输入规定以外的任何指令。

4 读者上网浏览应看学术性强、健康向上、知识丰富、趣味性强的内容。如发现浏览不健康内容，图书馆会予以批评教育，依情节严重程度处以50-100元罚款。

5 读者如有疑难问题或机器故障，请及时与工作人员联系。6 不得将食品、饮料等带入室内，以免损坏微机。

7 读者离开机器时，请按规定程序关机。图书馆文献遗失、损坏、逾期的规定为保护国家文献资料防止损失特作如下规定：1 对盗窃文献资料行为，报请学校依法处理，并追回原资料，如无原资料，按原资料价十倍罚款。

2 遗失文献资料者，以同样版本实物赔偿为原则，并付文献加工费。无法赔偿同样版本的，视具体情况按下列办法赔偿现金。

（1） 1987年后出版的中文文献按原价的五倍赔偿；1987年前（含1987 年）出版的中文文献按原价的十倍赔偿。（2） 外文文献国内版按原价的五倍赔偿；国外原版文献按原价十倍赔偿；孤本、绝版、珍贵书刊、画册等文献按原价十五倍赔偿。

（3） 全套分卷中一册或一部分，在无法赔偿原样文献时，按全套书总价的5-10倍赔偿。3 读者如有批点、划线、涂改、污损等损坏文献的行为，按下列情况处理：（1） 若用铅笔批划、涂改书刊，要求借书人擦净，并予以批评教育；若用圆珠笔、钢笔、毛笔等勾画、涂改或撕掉插图，丢失其他附件时， 视情节罚款原书价2倍。

（2） 污损严重、影响文献继续使用者，按遗失条款处理。（3） 撕毁文献，按原价五倍赔偿，并通报批评。

被损坏的文献仍留在图书馆。馆际互借制度1 本馆读者（限该校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