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鲁迅先生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批修书工具想象当年鲁迅先生是怎样使用这些修书?

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08-03浏览:2收藏

在鲁迅先生的博物馆里陈列着一批修书工具想象当年鲁迅先生是怎样使用这些修书?,第1张

在鲁迅博物馆里,陈列着一盒修书的工具,那是一些简单的划线仪器,几根钢针,一团丝线,几块砂纸以及两块磨书用的石头。鲁迅就是用这些极其平常的东西,使得他珍藏的一万多册图书历久常新,没有一册出现污损、破散的情况。

幼年时期的鲁迅,看书以前,总是要先把手洗干净了,然后才捧书阅读,以免把书弄脏,造成坏损。

成年以后,鲁迅一直把读书、买书、借书、抄书、修书,作为自己一种极大的乐趣和事业。对稀有的好书,他就亲自动手翻印,装订成册。

扩展资料:

朱振彬的老师是国图第一代古籍修复专家、被誉为近现代古籍修复“一代国手”的张士达。张士达16岁来到北京琉璃厂肄雅堂古书店学徒。“清末民初,京城古籍修复以肄雅堂、肄文堂最为著名,当时京城修复高手均出自这两家书店。”

此后又曾在琉璃厂开设了“群玉斋”书店,1956年来到国家图书馆前身——北京图书馆从事古籍修复工作。

朱振彬介绍,许多文化名人与学者都曾慕名找张士达修复古籍,鲁迅便是其中一位。“收藏古籍之外,鲁迅还有一个爱好,就是亲自修补、装帧古籍并制作书套。由于这个爱好,鲁迅在往琉璃厂购书之际与老师相识,不但向他请教修书事宜,而且还请先生为其修书。据老师讲,找他修书的还有郭沫若、冯友兰、郑振铎、李一氓等先生。”

参考资料:

人民网-国图两代修书人妙手护国宝

人物生平

陈献章生于公元1428年11月27日(明宣宗宣德三年十月廿一日),卒于公元1500年3月9日(明孝宗弘治十二年二月初十),享年七十三岁,他的一生充满了坎坷与不平静,几次科举不中,一身学问但仕途无望。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朝初期向明中叶的历史发展过程,他的大半生时光,是在王振弄权、土木之变、英宗复辟等社会动乱中度过的。在当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为封建社会注入新的发展机遇,而在这段时间,也是一个学术气氛沉闷的时代,宋以来的程朱理学占据了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思想界如同一潭死水。而陈献章在思想学说的创立,打破了程朱理学原有的理论格局,使明代的学术开始了新的阶段。

陈献章幼年时期已十分聪明伶俐,很有灵性,他读书识字很快,一目数行,过目不忘。早年热衷科举,二十岁那年春天在童试中考中秀才,同年秋天参加乡试,考中第九名举人。1448年(明正统十三年)四月入京会试中副榜进士,被选入国子监读书。1451年(景泰二年)、1469年(成化五年)2次参加会试,均不中。景泰二年落第后前往拜江西程朱理学家吴与弼为师,精研“古圣贤垂训之书”。半年后,他回归白沙村筑阳春台为书室,专心读书,其思想逐渐由崇尚读书穷理的程朱理学转向主张求之本心的陆九渊心学。成化二年秋末,陈献章重游太学,因有感触而写出《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国子监祭酒邢让大加赞许,誉为“真儒复出”,自此他的才名大震京师。但3年后他第二次参加会试仍名落孙山,由是决意弃绝仕途,返回故里移志于治学。

陈献章回到白沙后,专心在家乡讲学授徒,名气日增。成化十七年秋,江西按察使陈炜、提督学校按察副使钟英等学政要员聘请陈献章到白鹿洞书院担任掌教,但最后被陈献章以理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与朱子相差甚远为由婉拒了。成化十八年先后受到广东布政使彭韶、巡抚都御史朱英的推荐,宪宗下诏征用。陈虽 赴京,以奉养老母为由力辞,宪宗遂授以翰林院检讨衔,而允其返归白沙村。此后至卒,他一直居留乡间,聚徒讲学。其间,陈的思想又发生了新的变化,他不但主张 室中,还提倡“以自然为宗”的修养方法。他所说的“自然”,即万事万物朴素的、本然的、无任何负累的、绝对自由自在的存在状态。他要求人们善于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无拘无束地去体认“本心”。他极力倡导“天地我立,万化我出,而宇宙在我”的心学世界观。陈献章心学的出现,标志着明初程朱理学统一局面的结束,也是明代心学思潮的开始。它和后起的王阳明的心学,共同构成了明代心学的主要内容。对陈献章的哲学思想属唯心还是唯物,在学术界有不同看法,需深入研究。

陈献章在治学和教育上,颇有影响,成为明代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如他的“贵疑”论,在教育理论上,就很有价值。他说:“前辈谓‘学贵知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他主张读书要敢于提出疑问,求之于心,进行独立思考;不要迷信古人经传,徒然背诵书中一些章句。他说:“抑吾闻之:《六经》,夫子之书也;学者徒诵其言而忘味,《六经》一糟粕耳,犹未免于玩物丧志。”他告诫学生,在治学和求知的道路上,“我否子亦否,我然子亦然。然否苟由我,于子何有焉?”他认为如此不用“心”求学,对自己是不会有任何收益的。他一生致力于授徒讲学,弟子遍天下。为表彰其在学术上的重大贡献,1585年(明朝于万历十三年)将陈从祀孔庙,追谥文恭。其平生著述,后编为《白沙子全集》传世。

失怙孝母

陈献章是广东新会都会村人,少年时随祖父迁居白沙乡的小庐山下,故后人尊称为“白沙先生”。陈献章出生于小康之家。祖父名永盛,号渭川,“不省世事,好读老氏书,”父亲名琮,号乐芸居士,善吟诗作赋,喜过隐居生活,27岁便英年早逝。母亲林氏,24岁丧夫,生下遗腹子陈献章后,抚育孤儿,操持家事,终生守节。献章幼时,体弱多病,自称“无岁不病,至于九岁,以乳代哺”,特殊的家庭环境,使陈献章对母亲特别孝顺。成化十九年应诏上京,后接到家中来信称母亲病重思念儿子,遂向皇帝上《乞终养疏》,为患病陈请,乞恩终养事,成化皇帝以陈献章孝义所感动授其翰林院检讨,准其归家侍奉母亲。“非母之仁,臣委沟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视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母子之爱虽一,未有如臣母忧臣之至、念臣之深也。”“臣母之忧臣日甚,愈忧愈病,愈病愈忧,忧病相仍,理难长久。臣又以病躯忧老母,年未暮而气已衰,心有为而力不逮,虽欲效分寸于旦夕,岂复有所措哉!”(《乞终养疏》)

早年苦学

陈献章年少警敏,读书一览成诵,而且勤奋好学,19岁应广东乡试,考得第九名举人,21岁参加礼部会试,考中副榜进士,入国子监(中国古代设立的国家最高学府)读书。后来,虽然两次赴京参加会试都落选了,但陈献章对于追求学问却始终锲而不舍。27岁那年,他闻说抚州临川郡地方,有位著名学者康斋先生(原名吴与弼),学识造诣很高深,读透了朱熹编辑的《伊洛洲源录》之后,还精究宋、明理学的源流,明圣人之道,复孔、孟之传。陈白沙为了拜访名师,不怕长途跋涉,越庚岭,过梅关,抵达赣州(今江西省)。他先顺赣水而上,经吉水到了清江,上了岸再由陆路来到崇仁县,终于找到那位弃官不做,宁愿在家讲学的吴与弼先生。 吴与弼治学很严,他要求学生在学习态度上必须专心一致,不容精神涣散,思想要集中,静时修养,动时省察,务使内心湛然虚明。陈献章见了很受启发,得益不少,但对于吴与弼关于《易经》的分析,陈白沙未得满意。第二年,他就拜辞吴老先生回归江门白沙村,在小庐山麓之南,建筑成一间颇具规模的书舍,题名“春阳台”。从此,陈白沙一心隐居,专心读书,足不出户。为了减少对他的干扰,家人就在墙壁凿了个洞,饮食衣服,均由此洞递进。

白沙村面临蓬江,后枕小庐山,村前村后,青葵筱竹,随风摇曳,风光旖旎。村外有条天沙河,河里有不少晶莹雪白的沙,白沙村因此而得名。陈献章隐居春阳台苦读经典著作,探讨先人哲理,寒来暑往,秋去春来,正是:野鸟飞窗静,春归蝶未知;蝉鸣风入夏,冬日月影斜。不经不觉,整整度过了十个年头。

设馆教学

陈献章经过十年苦学, 冥思,舍繁取约,把握心与理吻合的关键,学问与修养,获得飞跃的进步。 1465年(明成化元年)的春天,陈献章决定在春阳台设馆教学。这消息一传开,近者乡村,远者邻邑,学生慕名而来,其门如市,白沙村顿时热闹起来。

陈献章的教学方法与众不同:一、先 ,后读书;二、多自学,少灌输;三、勤思考,取精义;四、重疑问,求真知;五、诗引教,哲入诗。开学以后,绝大多数学生都勤恳用功,但亦有个别沾染了酒色、浪荡和懒惰的,陈献章就编了《戒色歌》、《戒戏歌》、《戒懒文》等几首诗歌给学生诵读,作为座右铭。诸弟子,听训诲:日就月将莫懒怠。 举笔从头写一篇, 贴向座右为警诫。

陈白沙是明代著名的诗人,其诗以自然之学为本,其诗的格调清高,淡逸潇洒,悠然自得,有陶渊明、邵康节、周濂溪、程明道的涵理深邃的风范。陈白沙给予诗以形而上的哲学评价“受朴于天,弗凿于人,禀和于生,弗*于习,故七情之发而为诗。虽匹夫匹妇,胸中已有全经,此风雅之渊源也。”陈白沙好以诗论道,蔚为诗教,此其诗学之最大特色。屈大均在《广东新语》终评谓“粤人以诗为诗自曲江(唐张九龄)诗,以道为诗,自白沙始”。陈白沙的诗句,多涵哲理,后世学者为研究陈白沙的理学思想,多从其诗作的一鳞半爪中探索出来。

入仕求退

1466年,陈献章接到顺德县钱溥一封信,规劝他趁新任皇帝复礼施教,整顿朝纲,考取功名,为社稷效力。于是决定再上京师,复游太学。时年陈献章38岁。国子监的主管官员是祭酒邢让。他原来同陈献章一起参加1448年(戊辰)科考,陈白沙考得副榜(等于备取生),邢让考中进士,在翰林院当庶吉士,修撰皇帝的实录,刚刚升为国子监祭酒。邢让有意考试陈献章的学问,让他作首《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韵》诗。杨龟山就是北宋学者杨时,进士出身,官拜龙图阁学士。他学问渊博,写过一辑题为《此日不再得》的诗,名震遐迩。陈献章凝神冥思,不多时,挥毫而就。诗成之后,朝中一班有志学问的文臣学士,赞叹不已,争相传诵。邢让称赞陈献章为真儒复出,遂向吏部尚书卫翱推荐陈献章到部里当司吏。后来,陈献章果然接到任职的官谕,但却是吏部衙门当个日捧案牍、抄缮校核、封发递送的低级小吏。陈献章为人耿直,由于不屑巴结朝中的权贵人物,受到权臣的暗算和陷害。正直的官员对陈白沙无限同情和保护。挨过四年后,陈献章已经42岁,再次参加会试,也就因奸臣弄权应考失败了,陈献章决定南归。1483年(明成化十九年),陈献章55岁了。因为得到两广总督朱英、广东左布政使彭韶等的推荐,要上京应诏,为朝廷献力。经过半载旅程,到达北京。那时已晋升为吏部尚书的往日与陈献章存有矛盾的权臣尹F,还心怀仇恨,盛气凌人。陈献章只好称病,要求延期应诏。最后,写了一份《乞终养疏》给宪宗皇帝,请求批准他回家侍奉年老久病的母亲。皇帝被《乞终养疏》那篇文章感动了,觉得陈献章不但学问好,而且孝义堪嘉,准许他回归养母,还封赠他一个“翰林院检讨”的官衔。

著学育人

陈献章返回新会,与老母妻儿及兄长献文共叙天伦之乐。从此,陈献章一心研究哲理,重振教坛。这时候,陈献章的名声远播,四方学者都纷纷前来要求执弟子之礼,入学受教。陈献章设教十余年,不少学生得益于他的教诲,成为朝廷的栋梁柱石,“岭南学派”亦于此形成。

陈献章一生清贫,都御史邓廷缵曾令番禺县每月送米一石,他坚辞不受,说自己“有田二顷,耕之足矣”。又有按察使花巨金买园林豪宅送他,他亦委婉回绝。以后,陈献章就一直隐居,侍奉老母,继续致力讲学,培养了不少人才。后来身兼礼、吏、兵三部尚书职务的重臣湛若水,以及官拜文华阁大学士卒赠太师的名臣梁储,都是他的入室弟子。其它弟子有李承箕、林缉熙、张廷实、贺钦、陈茂烈、容一之、罗服周、潘汉、叶宏、谢佑、林廷等。

陈献章有较高学知修养与诲人不倦精神,本着“有教无类”的宗旨,“至子浮屠羽士商农仆贱来谒者,先生悉倾意接之,故天下被化者甚众”。“四方来学者不啻数千人”。给学生讲授经、史和文学专科,力创新旨,惟务实际,不尚声华,与萎靡不振的传统官学派背道而驰。讲学之余暇,与学生于旷野练习射御,居乡数十年,过着清淡的教书生活,正如在《咏江门墟》诗中所写“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书,田可耕兮书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提出了不少颇为精辟独有的见解,对明朝中后期曾产生积极的影响。陈白沙极其重视教育对社会的作用,强调培养人才和合理使用人才的必要性,曾给各县撰写学记多篇,屡次强调务必广设学校为国家育才,主张广修学政以张道义。提出“自古有国家者,未始不以兴学育才为务”,“治天下以正风俗得贤才为本,彼学政之不修,斯道之难立,后生无所兴起,无所造就之功,然则风气何由而正?贤才何由而得耶”?

身后荣享

1500年(明弘治十三年),陈献章病逝于故土,终年72岁,谥号“文恭”。1574年(明万历二年),朝廷下诏建家祠于白沙乡,并赐额联及祭文肖像。额曰“崇正堂”,联曰:“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1585年(明万历十三年),皇帝又诏准其从祀孔庙,据考证在岭南地区的历史人物中,能从祀于孔庙者,只有陈白沙一人而已,故有“岭南一人”、“岭学儒宗”之誉。

陈献章在新会的遗迹很多,除“楚云台”、“春阳台”、“庐山书院”、“嘉会楼”等早已湮没外,尚存有“白沙祠”、“碧玉楼”、“贞节碑坊”等,均为明代建筑。其中贞节牌坊且定为“广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此外还有“钓台故址”、“ 白沙公园”等纪念建筑物。

书法成就

陈白沙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其书法植骨于欧阳询,后习怀素草书,又参以米、苏之势,自成一体,最擅长草书,早年作书,皆用毛笔,其传世著名的“大头虾说”书法立轴。其一就是用毛笔书成,其后,以居乡买笔不易,即就地取材,以山茅心束缚为笔,创制茅笔。“所居圭峰,其茅多生石上,色白而劲,以茅心束缚为笔,字多朴野之致,白沙当称为茅君,又称茅龙”。(屈大均《广东新语》)。晚年喜用茅笔作书,下笔挺健雄奇,时呼为“茅笔字”。陈白沙有诗曰:“茅君颇用事,入手称神工”。又曰:“茅龙飞出右军窝”。据陈白沙弟子张诩的《行状》记载“天下人得其片纸只字,藏以为家宝”,深受时人器重。他老师吴康斋先生的女婿因贫困,求得他数十幅字出售。“每幅易白金数星”。由于陈白沙的书法独辟蹊径,从而跻身于明代书法名家之列。

文学成就

陈献章精擅诗文,工书法,善画梅。他是明朝著名的诗人,留存各种体裁的诗作1977首。他的诗,格调很高,诗作雅健平易,他用诗来教育弟子,也用诗来传播他的学术思想。从他的诗文创作,可以证明陈献章是一位善于运用“诗教”的名士,他的思想都寓藏在诗里面,将那些抽象的道理用诗来表达,从而以诗为教。他的诗文著述,由他的学生辑成《白沙子全集》出版传世。陈献章的书法自成一家。他惯用自制的“茅龙”笔写字。茅龙笔是以新会圭峰山长成的硬朗的茅草制成,字体苍劲有力,别具风格。

陈献章认为,“作诗当雅健第一”,切忌庸俗和懦弱。在以雅健为第一原则的同时,也主张“平易”,即不故意修饰、雕琢,不故弄玄虚。“二五八日江门墟,既买锄头又买诗,锄可耕矣诗可读,半为农者半为儒。”诗里描述了他在日常生活中的场景,这首诗在江门民间流传很广,以前的小学生课堂上还经常用来作为小学生的读物。还如:《题画兰》、《偶得示诸生二首》、《留别诸友,时赴召命》、《元旦试笔选一》、《端溪若思堂诗稿》等。

古籍记载

《南越笔记》卷四

陈献章字公甫,新会人。正统间乡荐第九,两上春官。过临州谒吴与弼,有解悟。比归,声名蔚起。时钱浦谪顺德,见而知其醇儒,雅重之,劝之竟业。成均时,祭酒邢让命和杨龟山《此日不再得》诗,览之,惊曰:“警敏绝伦,青于蓝矣。”阙下竞传之。南归,从学日益众。于是天下无不知有陈白沙也。有司屡荐,勉起赴京,以母老身病上疏,诏许之,授翰林检讨,得家居,以绍明圣学为己任。及门如辽东贺钦之、嘉鱼李承基、番禺张诩、增城湛若水、东莞林光皆绍江门之绪。其诗自名其家,书法宗晋唐。晚喜为苑笔书,世竞珍焉。《通志》庐阜精舍在新会县南小庐山上,距江门二里,陈献章建白沙村名。

《明史》列传

献章之学,以静为主。其教学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或劝之著述,不答。尝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从吴聘君学,于古圣贤之书无所不讲,然未知入处。比归白沙,专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于是舍繁求约, 久之,然后见吾心之体隐然呈露,日用应酬随吾所欲,如马之御勒也。”其学洒然独得,论者谓有鸢飞鱼跃之乐,而兰溪姜麟至以为“活孟子”云。

献章仪干修伟,右颊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节,献章事之至孝。母有念,辄心动,即归。弘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

《尧山堂外纪》

陈白沙下第,有神见梦于人曰:“陈先生卷为某投之水矣。”先是,献章寓居神乐观,科道群公往来请益,既而某被劾,疑出白沙,故特恶之,且曰:“彼戴秀才头巾尔,动人若是,脱居要路,当何如耶?”揭晓,编修李东阳为同考官,主《书经》房,索落卷,不可得,欲上章自劾,冀根究焉,不果。时京师有“会元未必如刘戬,及第何人似献章”之谣,以及舆夫、贩卒莫不啧啧叹恨。(戬,字景元,安福人。后乙未榜眼及第。)

成化壬寅,陈白沙应诏之京,道过南安,太守张东海欲用曹参礼盖公故事,款留数月受教,白沙不可,东海不能强。

按察使薛纲始疑白沙,及见,即欲解官从学,有诗曰:“欲抛事业留门下,老骥那能学骏奔。”进士姜麟以史事使贵州,特取道如白沙,以师礼见,至京师,有问之,对曰:“活孟子!活孟子!”

宪庙升遐,哀诏至广,白沙哭之恸。

白沙初年甚窭,尝贷粟于乡人,都御史邓廷瓒檄有司月致米一石,岁致人夫二名,却之以诗云:“孤山鹤啄孤山月,不要诸司费俸钱。”行人左辅出使外夷,以其师意致白金三十星,亦拒而不受。

白沙能作古人数家字,天下人得其片纸,藏以为家宝。山居,笔或不给,至束茅代之。晚年专用,自成一家,时呼为“茅笔字。”有诗曰:“神往气自随,氤氲觉初沐。圣贤一切无,此理何由瞩。调性古所闻,熙熙兼穆穆。耻独不耻独,茅根万茎秃。”

弘治间,李若虚任广之宪使,有以旧交谒者,若虚转致以见白沙,并求言赠之。白沙少学于临川吴聘君。询知其人所居,与旧同学聘君之婿厚郭胡君全者为里,乃以幅纸写一绝云:“居邻厚郭一鸡飞,桂树于今大几围?老忆旧时灯火伴,青山何处望霏微?”桂树,乃昔游丰城时见胡庭之所植也。盖以宪使代请,不得不言;在其人又不欲轻言。故赠之如此。

陈白沙善画梅,人持纸求索者,多无润笔,白沙题其柱云:“乌音人人来。”或诘其旨,乃曰:“不闻鸟声曰‘白画,白画’。”客为之绝倒。

弘治庚申三月,白沙病亟,前数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辞吾君。”复作一诗云:“托仙终被谤,托佛乃多修。弄艇沧溟月,闻歌白玉楼。”曰:“吾以乱世。”殁之日,顶出白气,勃勃如蒸,竟日乃息。

人物评价

陈白沙以“宗自然”、“贵自得”的思想体系,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朝心学先河,在宋明理学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白沙学说高扬“宇宙在我”的主体自我价值,突出个人在天地万物中的存在意义,宛若明代学术界的一股清新空气,对整个明代文人精神的取向产生了深刻影响,也催发了明末清初学术界的繁荣。近人缪天绶评论云:“在这个因循蹈袭的空气弥漫一时的时候,而白沙独摆脱一切,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陈白沙学术思想,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岭南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确立了岭南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他的学说被誉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道传孔孟三千载,学绍程朱第一支”。陈白沙也因此被人们尊称为“大儒”、“圣人”,辞世后被追谥为“文恭公”,成为中国古代广东惟一从祀孔庙的学者,故有“岭南一人”之誉。同时,他凭借独创的“茅龙”书法,在中国书法史上率先奠定了岭南书法家的位置。

明末著名学者黄宗羲评论陈白沙的理学为“有明之学,至白沙始入精微,其吃紧工夫全在涵养,喜恕未发而非空,万感交集而不动,至阳明(王守仁)而至大”,甚为赞誉白沙学说为“独开门户,超然不凡”!概括陈白沙的理学思想面貌时说:“先生之学,以虚为基本,以静为门户,以四方上下往古来今穿纽凑合为匡郭。以日用常行为殊为功用,以勿忘勿助之间为体认之则,以未当致力面应用不为实得。”(具见《明儒学案》)。

近人国学大师章太炎认为:“明代学者和宋儒厘然独立,自成体系,则自陈白沙始”。

现代学者章沛教授在其《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一书中推崇陈白沙,是中国十五世纪即明代中叶接触的哲学家、理学家,是有明一代第一个提出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的重要人物,他的思想上承宋儒理学的影响,下开明儒心学的先河,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发展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和作用。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和基本观点,作了新的阐述,提出了新的评价,把陈白沙哲学体系的结构归结为:“自然道论——自然人论——心——涵养论——世道论。因而明确地得出陈白沙哲学的主要范畴体系,即”道——人——心“的科学系列,展示了陈白沙哲学本系论朴素唯物的主要基本方面,指出陈白沙的自然观”采取了关于“道”的朴素唯物的观点,给予“道”以和整个物质宇宙等同的意义,给予“道”以整个宇宙的实体的位置。他(陈白沙)修正了传统理学的“道”的唯心观点,也修正了道家传统的“道”的超绝观点,发挥了“道”与整个客观宇宙同一的意义。

后人研究

1、《陈白沙与江门学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江门五邑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文联出版社, 2001年11月。

2、《白沙心学与道家思想》,张云华,广州出版社,2004年10月。

3、《明代大儒陈白沙》,曹太乙,广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10月。

4、《广东大儒陈白沙》,陈占标,花城出版社,1993年8月。

5、《陈白沙诗文笺疏》,江门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2003年。

6、《白沙采青》,欧锷,中国华侨出版社,1997年9月。

7、《陈白沙诗文选》,关步勋,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3月。

8、《明代心学宗师——陈献章》,黄明同,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7月。

9、《岭南大儒陈白沙先生——白沙理学与江门学派》,张大年,饮水书室 ,1998年4月。

10、《陈白沙研究论文集》,章继光、刘兴邦、张云华, 湖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10月。

11、《陈白沙哲学思想研究》,章沛,广东人民出版社,1984年6月。

12、《陈白沙诗笺》,陈奇思,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5月。

13、《陈献章集》(上、下),孙通海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月。

14、《陈献章评传》,黄明同,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15、《陈白沙心学价值审视》,刘兴邦,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

16、《陈白沙诗学论稿》,章继光,岳麓书社,1999年。

17、《陈白沙新论》,杨曙星、王伟雄,花城出版社,1995年。

18、《The Search for Mind:Chen Pai-sha, Philosoper-Poet》,Pau1Jiang,Singepore University Press

19、《白沙学刊》第1-4册,白沙文化教育基金会,1963 ~ 1967年。

20、《白沙心学》刘兴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

孔子作为第一个教师教学生古典古代典籍请问交的是哪些书

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一生事迹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从这篇世家我们知道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作了高官。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离乡 背井。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死于公元前 479年。

孔子和六经

前一章说过,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就现代学术界可以断定的而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 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照传统说法,他有几千个学生,其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前一个数目无疑是太夸大了,但是毫无问题的是,他是个很有影响 的教师,而更为重要和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论语》里。他的一些弟子将他的分散的言论编成集子,名为《论语》。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前一章提到,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六经就是《易》、《诗》、《书》、《礼》、 《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易》 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 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 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可是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 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 生,还靠在婚丧祭祀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这一种人就叫做"儒"。

孔子作为教育家

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 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 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就是这个原故。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予它们的解释, 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论 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 释。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 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名

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有个学生问他, 若要您治理国家。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 颜渊》)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 的,即所谓"君道"。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这就是名实相符。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在社会关系 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 义。

2005年的文章,原文在这里

2005年3月9日,在学术批评网上出现了一篇题为《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的网文。这篇近万字的文章讲述了作者向苏州图书馆借阅一善本古籍遭遇的种种挫折,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漆永祥发出一连串强烈质疑:

  “古籍与文物收藏单位常常设置种种障碍,使读者无法看到想看的东西,这样做合不合理?合不合法,是不是一种侵权行为?作为读者,我们到底有何权利?又如何维护我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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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到底如何做,才是对古籍真正的保护?

  这篇网文马上被转贴到著名论坛“天涯社区”的“闲闲书话”上,数日功夫,关于此事的帖子就有几千的点击率、三四百个跟帖,大家对这件北大学者借阅古籍遭拒的“小事”表示出了莫大的关注。网友借着此事辩护的有之、质疑的有之、谩骂的有之、泼污水的有之,长久以来,大家对图书馆的一些不满和微妙态度,仿佛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发泄口。

  谁是?谁非?记者通过对当事人苏州图书馆古籍部、北京大学中文系古籍研究所副教授漆永祥老师进行了采访,并寻找相关人士对此事进行解读。

  事件的对与错并非关键,重要的是,在喧嚣和争辩过后,我们是否能从此事中得到启示,是否对图书馆这样的公共服务机构的制度完善,有所裨益?

  漆永祥: “我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漆永祥对此事的说法,主要体现在他的这篇网文上。大意如下:

  漆永祥从事清《汉学师承记校笺》课题的研究,已有八年,去年9月间,他了解到清广东新会人曾文玉纂有《国朝汉学师承续记》8卷《国朝经师经义续总目》1卷,全书4册,孤本完整地保存在苏州图书馆。在去苏图之前,漆永祥打了电话给苏图古籍部,简单说明他目前正在进行《汉学师承记》及其续纂诸书的研究,表示非常想复制或者抄录全书,并且拍摄几张书影。接电话的是善本部负责人孙中旺,他表示馆方对善本书尤其是像曾书这样的孤本,有严格的规定,就是不允许拍照、不允许复制、不允许抄录,要合作需要馆长批准。因馆长不在,漆永祥于是在国庆节后再打了一个电话。孙中旺表示馆长已经知道了,但仍是不许抄录全书。漆永祥挂了电话。

  此后不久,漆永祥遇到南方某大学德高望重的一位老教授,老教授答应帮忙联系疏通此事;稍后,苏州某大学的一位校领导也主动说能帮上忙。大概过了个把月的时间,两边都传来消息说:书可以看,也可以拍一二张书影,但全部复制或者抄录,仍然坚决不允许。此事拖过了春节,漆永祥又写了一封信给苏州图书馆,表明自己确是深入研究这一课题的学者,希望得到该馆所藏曾文玉此书,最后表示愿意只部分复制,其余抄录或者全部抄录,并愿意按章付费。信中还说明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北大图书馆均曾答应让其抄录孤本。两周后他接到孙中旺回信,信中也很客气地表明:“本馆规定,全部复制或全抄《汉学师承续记》是不可能的,这一切都为更好保护善本书,非有任何经济目的。”

  漆永祥觉得很受伤。于是,他写了长达万言的网文,质疑:“我一直想不通,为什么苏图方面会如此傲慢又霸道地拒绝一位渴望从他们馆中抄录一部稿本以用来研究的学人?”他公布了自己的电子信箱,表示愿意和大家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

  通过电子邮件,记者联系上了漆永祥。漆永祥很忙,不过还是很快就回了信,他对网友们只注意分析他的文风,而不是讨论图书馆的制度问题表示很失望,因为他针对的,是整个图书馆界存在的问题。

  可惜,在通过三四次邮件后,漆永祥仍执意不愿把电话告诉记者,不愿接受采访,记者同时通过其他途径曲折地找到漆老师的办公电话和家庭电话,但打了四天却始终未能打通。在记者的多次来信并附上采访提纲之后,漆永祥礼貌而客气地说自己目前在忙着书的出版,愿暂时退出事非,不作回应。

  苏州图书馆负责人: “即使漆永祥明天就来苏图,我们仍然欢迎”

  当事人之一的苏州图书馆孙中旺倒是很方便就联系上了。他告诉记者,目前尚没有人就此事找过他,漆永祥在发表这篇网文时也没有跟他打过招呼,他还是听朋友说起才知道的。“看到这篇网文,我觉得很委屈,我认为尊重是相互的。”对此事,苏图馆长邱冠华也表示古籍部有自己的规定,他信任并赞同专业人员的处理。

  孙中旺认为,这个事件很简单,是漆永祥把事件复杂化了。问题的关键是,图书馆的制度不允许对孤本进行全部复制和抄录,而漆永祥要求为他破例,希望能全部复制。

  孙中旺说了他对那篇网文的感觉:“漆老师在网上发表这篇长文很激愤,但目的不明确:如果他是认为我服务态度不好,那么,他应该找到我的上级部门对我投诉;如果他认为是图书馆的制度有问题,那么就应当向上级主管部门或者行业协会进行投诉。这才是一种理性的态度。但漆永祥把这件事情放大了。我认为学者也需要建立一种制度意识,即使不满,最好也要依合法渠道来投诉,不应强调我们应为他破例。”他特别指出,漆永祥因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需要,希望苏州图书馆方面尽快把此书结项,这个要求也是不合理的。“因为我们有我们的工作计划,不可能因为某个读者的需要就去出版某书,打乱工作计划。”他这样说。

  漆永祥在文中提到因为此事时说,苏图已对他高度警惕。但孙中旺矢口否认这种猜测:“我没有答应让他全抄孤本,这与他的态度没有任何关系,而是我们的制度。只要漆老师来苏图看书,我们照样欢迎,按章办事。”他表示,苏图每年读者有150万,每天都有4000多读者,态度千差万别,电话也很多,他们一般不会记得住一个读者的咨询电话,更不会因某个读者打过电话来就不让他看书。

  孙中旺说,这半年,漆永祥只打过两次电话通过一封信。其实只要漆永祥亲自过来,就会看到,看善本书很方便,还可部分抄录。举个例子,有本《易筋经》,有个工人拿着读者卡,说正在研究,我们也照样给他看。只是,因为没有恒温和恒湿的物质条件,现在苏图对善本的保存条件很有限,所以只能限制复印。

  “本馆规定所有善本书一律不许复制或全抄。”苏图的这条图书馆条例,是在国家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下,参照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制定的。《图书馆工作条例》中也说明各馆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相应的管理条例。全国各地都有图书管理办法,各图书馆对善本管理是通行的,对全抄和全录都有限定。馆长邱冠华认为,相比较而言,苏图应该算是图书馆里管理比较宽松的了。“我们规定,复制善本书不允许超过1/3,有的图书馆甚至规定复制不得超过5%、10%。”

  而这种限制读者借书的制度是否合理?地方文献学硕士出身的孙中旺表示,孤本是文物,也是国有财产,借阅和全部复制孤本,涉及到所有权问题也牵涉到版权问题,需要有国家相关部门的审批,所以,大家对孤本的开发和合作都非常慎重。对于善本书,我们可以部分抄录,但不允许全部复制,否则对善本的版权不能保护了。而馆长邱冠华也告诉记者,古籍的版权范围不仅是内容,还包括版本、包括校注。

  公共图书馆也是公有财产,没有图书馆不欢迎读者。孙中旺认为,书籍的所有权归属国家,使用权属于图书馆。目前公用图书馆对善本书的保护和开发还有矛盾,开发应在保护的条件下进行。目前因恒温恒湿等物质条件还不具备,只好减少开发。孤本是文物,如果不好好保护,破坏了就没有了。邱冠华表示,不能说“国家的财产属于老百姓,我是老百姓,我就拥有这部书的版权。同样,不能因为图书馆是公共服务部门,就要无条件满足每一个人的要求。这与博物馆很相似。博物馆的文物不能摸,不可能因为你是纳税人就可以提要求,有时满足个人就可能破坏其他人的利益,服务机构只能满足大多数人。”

  漆文中质疑为何苏图能“为《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等大型古籍整理工程提供了百余部底本”,而不对一个学者给予方便?对此,邱冠华解释说:“现在,中国文化部正在实施一项善本再造工程,我们也在配合。出版社来联系我们,必须要有文化部的正式公函,我们才能把书调出来。这是一项全国的文化工程,有一百多个图书馆都在配合,不单是我们。这些善本通过影印等方法再造后,原本就不再出库了。”

  “可惜,现在新的法律法规还未出来,我们也希望能出版一部全国通用的《图书馆法》,那我们就有了直接的依据工作了。”孙中旺这样说。

  在这次“苏图事件”的网络传播的过程中,苏图始终是缺席的。苏图方面表示:学术批评网没有经过核实就把文章给发表出来了,这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不反击,是因为自己没有做错,不需要澄清,更不需要对骂。

  原文摘登

  究竟是“图书馆”还是“藏书馆”?

  ——发生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故事

  图书馆,按今人的解释,就是搜集、整理、收藏各种图书、期刊资料和音像制品,供读者阅览的机构。然而在我们国内的一些图书馆,却仍然未摆脱古代一些私家藏书楼的恶习,把馆藏品尤其是善本古籍当成一己之私物,严锁深藏,设置障碍,使读者难以得一阅,成为真正的“藏书馆”。笔者半年来在苏州图书馆古籍部的遭遇,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

  ……

  苏州图书馆是国立的公共图书馆,他们没有任何权力拒绝我前往抄书。抄书是中国书籍传播史上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有许多经典都是通过传钞留下来的。在过去,书商手头有了好书,学者无力购置,但可以借观然后抄录,甚至在上面题跋。清修《四库全书》完成后,乾隆帝命钞成数份,分藏各地,尤其是照顾到南方江浙一带为文人汇集之地,特命分藏江南之书,寒畯士子们可以到馆中钞阅(因为那时没有复制技术)。这些古往今来的书林故事,孙中旺先生们并不是不知,但其做法竟不如古时一介书商。孙先生们自己可以“坐拥书城”而任情翻阅这些善本,却严拒读者复制与抄录,岂不怪哉!即便有所谓的“规定”,我们认为那只能是真正的“霸王条款”!

  ……

  在美国的图书馆,中文古籍是可以随手在架上任读者抽阅的,如果他们馆中没有,馆方会花钱通过馆际互借的方式借到你想看的书,他们认为读者想看而本馆没有,这才是有失“本馆尊严”。我在日本的皇家图书馆宫内厅书陵部、东京大学、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韩国汉城学大学奎章阁、新加坡国立图书馆、宝岛台湾的中央图书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文哲所图书馆、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等大馆中,也随手翻翻过,甚至在某些馆中复制或抄录过这些馆藏的善本古籍,其中不乏宋元珍籍,工作人员总是很快找到你想要的书,然后微笑着轻轻的离去,当你提出复制某一部分时,也总是很快地得到你想要的复制件,也不用付很高的复制费。在这些图书馆中,我的确感受到了我作为读者的尊严。

  ……

  我想在国内,凡是与古籍收藏单位打过交道的人,都或多或少地遇到过像苏州图书馆古籍部这样的藏书单位。无论你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还是稚气未脱的小青年,无论你是坐车、骑车还是走路,无论你是从万里、千里还是咫尺,无论你是亿万富翁还是身无分文,当我们身上带着一大摞像身份证、工作证、借书证、介绍信、项目合同书等一系列足以证明我们是学者而不是劫匪的东西,就差再带上户口本或者在脸上刻字,然后去到某些图书馆看书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一路嘀咕:我带的手续齐全吗?他们会让我看吗?我能看原书吗?我能看到多少?能让我复制吗?能让我抄录吗?会收我很高很高以至于天价的所谓“底本费”吗?我们总是心怀惴惴地前往,又常常两手空空地返回。

  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们才能放心地、无所顾虑地、不用轨弯转角地前往各地图书馆,查阅、复制与抄录所需要的古籍,获得我们应有的权利,受到应有的尊重,得到应得的尊严!

  作者:漆永祥

  编者注:原文长达近万字,本报从中节选作者陈述观点的部分内容。全文请参见“学术批评网”或“天涯论坛”(wwwtianyaclubcom)之“闲闲书话”版。

  业内人士: “如果能有人抄录整理出版,我们会很高兴的。”

  广东中山图书馆 特藏部主任 林子雄

  我们一直对古籍的保护比较严格,需要持单位介绍信、本人身份证才能借阅,如果是借善本,还需要有注明本人的研究方向的证明。

  因为善本比较珍贵,一般是1795年以前的刻本、民国前的手抄本才是善本,我们认为这种规定对于保护这些善本文物是很有必要的。其实我们图书馆的管理比较宽松,常有一些大学生开个证明,就可以来我们这里借阅古籍来写论文了。

  按全国统一规定,善本不能复印,因为善本怕受热,需要加以保护。但我们对于抄录没有规定。毕竟,偷偷地全抄的人是很少的,我们认为不必设防。我们馆藏的古籍有40万册,约有3万多种,但古籍的出版较冷门,真正能出版的并不是很多,比如,华南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有一位老师,他告诉我们想出版一本清康熙刻本钱以垲的善本《岭海见闻》,但因为不能复印,所以他每天就大老远地从学校来中山图书馆抄录,用复写纸一页一页地抄,回头还要一遍一遍地校对,这让我们挺感动的。在书的前言里,他注明此书在我馆收藏,并提到他抄录此书的过程。通过这种方式出版的书不只一本,我们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我们对善本的保护还是比较注意的。中山图书馆里,善本书库是惟一有空调的书库,防火防盗,而且,其他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水灭火,而善本书库的防火装置是气体灭火。南方的气候很潮湿,我们就用樟木柜来装善本,同时还放上防虫药。此外我们还有一些规定,比如阅读时只能用铅笔,不能用签字笔、圆珠笔和钢笔,以防把书点污。

  现在,大量的古籍都已影印出版了,如果没有影印本的话,我们也很乐意为读者借出善本。而且,中山图书馆一直保持着看善本不收费的原则。

  总的来说,藏书是为了用,藏而不用还不如不藏。我们很欢迎读者来我们这里看书。对于善本管理,我想,加快这些古籍的影印出版,对于保存善本,也是一种贡献。

  专家解疑

  骆伟 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情报学系教授,著有《广东文献综述》,2002年被广东图书馆学会颁予“杰出贡献奖”,在图书情报上有突出建树。

  问题一:什么是善本?

  善本是指乾隆以前出的书。其中刻印精良、流传较少的书又是珍贵善本。其中,国内只剩一本的叫海内孤本,全球只有一本的叫(海内外)孤本。这些书一般都缩印拍照了。

  善本书只有在省市级的图书馆,综合性大学或专门大学图书馆里才有。古书都是手工纸,酸碱度与现在的机器书不同,事实上,手工纸保存的时间比机器纸保存的时间更长:机器纸保存的时间不会超过一百年。但古代纸的保存也存在问题,南方的潮湿天气、北方的沙尘暴都会伤害书本身。据我所知,中山大学图书馆、中山图书馆就有50%的古籍版本都有虫蛀和霉烂现象。

  问题二:关于善本的保存和借阅,国家有何规定?

  善本总是处于保管和利用之间。古代重保管轻利用,以前的书都秘而不宣,著名的如宁波天一阁。这种制度一直影响到现代的图书馆。

  现在国家规定,凡是善本书和革命文献,和一些解放前的旧报纸;国家都列为重点保护对象,全部拍照,一般不再给读者提供原件。去年,国家又提出善本再造工程(主要是针对宋元版的书),有了影印本以后,就不再使用原书了。

  对于善本的借阅问题,各馆不一样,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大馆更严,规定读者只能用铅笔做记录,不允许用钢笔、圆珠笔,不能带水和饮料,不能吸烟,掀书页不能沾口水……在北京、上海等大图书馆里借阅善本是要收钱的,目前,中大图书馆和中山图书馆都不收钱。

  问题三:善本是否允许复制或抄录?版权问题如何?

  抄录一般要求不超过1/3,这是文化部的规定,目的是保护版权。同时,也不允许完整地复制善本,只能复制一定的比例。

  一些古籍需要整理出版,有专门的古籍整理委员会,把这些都纳入国家的古籍整理规划中,而不是个人行为。图书馆的藏和用是有矛盾的。其实,藏书都是为了利用,图书馆的功能是为广大读者服务的。实际操作中,各馆制度不一样,有的重藏轻用,有的是重用轻藏。我认为,如果是一般的古籍而非孤本或等级较高的善本(善本也分等级)的话,就应允许专业学者对其进行整理;如果是孤本,则涉及到文物保护和版权问题,就应经过国家相关部门的准许才能进行开发和出版。

  省(自治区、市)图书馆工作条例

  (文化部1982年12月1日)

  附:相关条例

  第六条 省馆收藏的书刊资料是国家财产,受法律保护,任何人不得侵占,其它单位不得任意调出。

  第七条 省馆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读者对书刊资料的合理需要。要加强读者服务工作,要文明礼貌服务,不断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质量。

  第八条 省馆应根据不同的服务对象,确定图书的借阅范围。除根据中央和国家出版主管部门规定对某些书刊停止公开借阅外,不得另立标准,任意封存书刊。

  善本、孤本以及不宜外借的书刊资料,只限馆内阅览,必要时,经批准可向国内读者提供复制件。

  第二十九条 各省馆应根据本条例的精神,制定本馆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

  第三十条 本条例原则上也适用于拥有百万册以上藏书的其它大型公共图书馆。

  收藏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南宋蜀本《南华真经》(上图)及宁宗内府雕刊的残本《文苑英华》(下图),属海内外孤本,特别受到学者的器重。为使这批珍贵古籍得以妥善保存,该馆采用光盘来储存善本书籍的内容,一则可以减少书籍因翻阅而损毁,进而延长其寿命,二则可提供读者更方便、更迅速的检索与使用。该馆希望将来能通过网络让资料得到更广泛的流通。

  记者手记

  让善本真正得到善用

  宁波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规定“代不分书,书不出库”。然而,这个规矩终于还是因为黄宗羲破了,这位清乾隆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此后,徐健庵、万季野、冯南耕、陈广陵、全祖望等著名学者和藏书家便接踵而至,争相抄读,天一阁终于名颂一时,为它后来补充藏书起到了良好示范作用。看来,即使是定规,也非铁板一块。

  天一阁本是私人藏书,他爱借不借,都是私事,别人管不着;而图书馆,则是国家公共服务机构,藏书的目的就是为广大读者服务,借与不借,读者们就有权利要求一个说法了。

  事关古籍文物,确有一个保护以及开发的矛盾。对于善本古籍,国家和各个图书馆都制定了相关条款进行保护,很多都是有必要的,比如“湿度大时善本不出库”、“翻阅古籍不得用钢笔,要戴上附送的白手套”……但是,善本借出就要收取三五十元,善本复印要收取底本费、复印费另算,而且各馆各行其是,不见得有利于善本的保护。在采访过程中,我们发现,是否允许“全部抄录、复制”各馆的执行都不一致,即使这是一个制度,但是这个规定是否完善是否合理,则是可商榷的,甚至应该有相关的听证会,让更多读者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且,像有些图书馆那样,欢迎个别有学术能力和出版能力的专业学者整理出版善本,这种对暂时没有精力和资金照顾到所有善本开发的图书馆和国家来说,本身就功德无量。

  矛盾并非不可调和。我们要求的,并非图书馆对某个学者破例,破坏制度,而是,应该制定出更合理、更完整的制度。如今,连天一阁私人藏书楼都正在建成一个小型的图书馆,面对读者和游客开放了。也许,某些学者的建议比较合理:一般的古籍,应允许专业学者进行整理;珍贵善本,应在经过上报相关主管部门批准后允许学者进行整理。世界上最早的图书馆述巴尼拔图书馆里,国王巴尼拔说过一句名言,“读书不但可以扩充知识和技艺,而且还可养成一种高贵的气度。”我们也期待,可以像宠大固埃那样,在图书馆里,“畅饮知识吧!”侯虹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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