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联珠团窠纹织锦遗物，在新疆吐鲁番、甘肃境内都有大量出土。代表作品有“联珠对鸟对狮”同“字纹锦”，“联珠对鸭纹锦”，“联珠对天马骑士纹锦”，“联珠鹿纹锦”，“联珠猪头纹锦”，“联珠戴胜鸾纹锦”等，尤其以鹿纹锦和猪头、对鸭纹锦，纹样别致，生动有趣。

山东济南出土唐代三彩仕女佣是一级文物。

1、时代价值：唐代三彩仕女佣出土于唐代，具有高的历史时代价值。

2、艺术价值：唐代三彩仕女佣是一件精美的陶瓷艺术品，体现了唐代陶瓷艺术的高超技艺和独特风格，该文物在陶瓷饰品中独具特色，具有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

3、稀有性：唐代三彩仕女佣是一件稀有的文物，很少有保存完好的三彩瓷器出现，因此，这件文物的稀有性也是被鉴定为一级文物的重要原因之一。

唐代的墓在我国考古学家的眼中一直都是非常精彩的存在，同样在这一次也发现了一座唐代的贵族壁画墓，这一墓葬在出图之后可以看到其中的壁画，与普通的墓葬有着很大的差别。其实在我国唐代生活当中，我们可以了解到很多的墓葬，特别是平民的墓葬当中并没有壁画，而大部分有壁画的墓都是贵族墓。不仅如此，我们也能够看到贵族墓当中不仅规格非常高，同样其中一些随葬物品也是非常精美，在考古学家挖掘过程当中，每一个墓葬物品的出处都伴随着文明的出现。

但是在考古学家发现墓葬之后，可以看到这一墓葬已经被一些盗墓贼盗了，其中的墓志也丢失，这让很多人都非常遗憾。同样也因为这样的原因，墓主人的身份也很难确定，只能通过一些其他的墓葬物品来推断这一墓葬主人的身份地位，但是无法完全确定。其实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唐代早期以及中期的繁荣程度相比现在而言有不可及之处，同样在这一时期生活的人也是非常富足。所以在早期的时候，很多的唐代墓葬中都有壁画，但是在唐代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墓葬当中并没有壁画的出现。因为在这一过程当中唐朝就开始走向衰亡，同样无论是经济实力还是政治因素，都导致在这其中的墓葬规格以及相比早期来说可能要低下很多。

但是我们需要了解到的是，每一个墓葬中的物品都极具文化价值和历史价值，同样从这些物品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中国将人们精湛的手工艺。在如今时代发展过程当中也能够了解到大部分的手工衣已经失传，对于这些文物而言，他们可能是我国许多失传手工艺的工艺品，同样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意识到有越来越多的人需要对我国的手工艺传承做出贡献。

不仅如此，通过这些墓葬中的文物，我们也可以推断，墓葬主人的生活状况，以及他在社会当中的地位，从而翻阅古典书籍，从而确定这一墓葬的真正主人。虽然其中的墓志已经丢失，但是依然有不少人对于墓葬主人的身份非常好奇。而我国考古学家对于研究墓葬也是非常在行，我们也要相信他们能够为我们找出真相，为世界上的人类贡献出一份文明。

在咸阳博物院（文庙博物馆）的后院内，东侧的碑廊里摆放着四根很不起眼的石立柱。游客走过这里，都非常的好奇：这是什么东西呢？其实，它是唐代契苾明墓出土的线刻人物石椁立柱——

契苾明是唐代初期著名少数民族将领契苾何力之子，曾经担任过左鹰杨卫大将军兼贺兰州都督等重要职务。他出生于贞观二十三年（649），证圣元年（695）死于凉州姑臧县任上，万岁通天元年（696）归葬于咸阳先茔。

 

如今，契苾明墓位于咸阳市渭城区药王洞村北约400米的铁一局三处家属院内。1992年8月至1993年3月，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此墓进行发掘，出土唐三彩、陶瓷器和其他各种随葬品约700多件。另外，还有一件巨大的石椁，由底座、椁壁和顶盖组成。

椁壁由立柱和插板组成，立柱高约2米，宽约03米，厚约025米。立柱下端有榫，可以卡入底座上的卯窝内；立柱两侧有槽，插板可以卡入两根立柱之间的槽内；立柱的内侧表面粗糙，外侧的表面打磨光滑。其中，有9根立柱表面刻着图案，只有4根立柱的图案比较完整，其他的立柱均只刻画了一部分。

 

经过仔细观察，在每根立柱上，刻有一位侍女，高约1米左右。侍女头结双螺髻，形象丰满，神态飘逸，凤眼含春。四名美丽的侍女相对而立，恭恭敬敬地站在石椁两侧，她们仿佛等待着主人的召唤。

这四位侍女身穿长袍，为“女扮男装”的形象，有翻领的，有圆领的，有宽袖的，有窄袖的。腰束革带，佩戴荷包，袍下露出束口的波斯条纹裤子，脚上穿着简单精致的小头便履。其中，三位侍女的双手都抱于胸前，一位侍女双手托着放置花果的圆盘。

 

在三位侍女的头部上方，刻画着一束鲜花，弯曲的花茎之上，对称分布着叶片，顶端是一朵盛开的鲜花。线条简略，若隐若现，看不出来具体是什么花卉？

 

据说，刚出土的时候，在立柱的表面，可以看到一些黑色的墨痕。当时，画工先用墨笔在立柱表面描绘出这些图案，然后刻工根据墨笔的线条雕刻出精美图案。

翻领长袍

腰间荷包

小头便履

花朵

枝叶

当时，对契苾明墓的发掘比较仓促，墓葬由墓道、前室和后室组成。前室积水严重，无法进行发掘，所以只对后室进行大开挖，这件石椁就位于后室之中。此墓曾经被盗，石椁破坏严重，构件已经散落，未见内部的棺板和墓主人遗骨。

 

如今，契苾明墓出土的唐三彩文物已经成为咸阳博物院最重要的唐代藏品。其中，单峰骆驼是难得的艺术珍品，已经成为咸阳博物院的“镇馆之宝”之一。但是，这里出土的石椁却长期存放在库房，展出的线刻人物石椁立柱也很少有人关注。

 

经过考古发掘以后，契苾明墓便被夷为平地，现在已经很难寻找到了。在《文博》1998年第05期上，解峰、马先登发表了《唐契苾明墓发掘记》简要地介绍了此墓的考古发掘经过和出土文物。其中，有一幅石椁立柱的线描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侍女和鲜花的形象——

1960年4月，在江苏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的一位南朝时期的贵族墓葬中，发掘了一组大型拼镶砖印壁画。全画由648块长方形青砖拼镶而成，分为左右两块，对称分布在主室南北两壁，每块各长244厘米，高88厘米。画 绘有八人，在人物身侧刻有各自的名字。南壁由外侧向内为嵇康、阮籍、山涛、王戎，北壁为向秀、刘灵（伶）、阮咸、荣启期，人物以同根双枝形的树木隔开，共有十株。其中，除春秋时期著名隐士荣启期之外的七人正是古代所谓的「 ”竹林七贤”。因此，此画后来被命名为「 ”竹林七贤及（与）荣启期”。此砖画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竹林七贤人物组图，也是制作最为精美的砖画之一，被誉为南京博物院的镇院之宝。 「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南壁、北壁 一、竹林「 ”无竹”？ 画中的竹林七贤席地而坐，或酣畅饮酒，或弹琴吟诗，无不尽显文人风流。这也与《世说新语》中记载的「 ”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等史实相符。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在此砖画及后续其他墓葬出土的「 ”七贤与荣启期”题材的砖画中均未见竹子，画中所画或为柳树，或为阔叶树。就连唐代画家孙位以竹林七贤为题材的《高逸图》中竟然也未见竹子。这一谜团引发学术界的广泛关注。1983 年，宋伯胤先生在发表的《竹林七贤砖画散考》中认为有无竹并不重要：「 ”竹林七贤而无竹林，我看是无关宏旨的。” 高逸图（局部） 汪珂欣博士曾对这组砖画进行过比较系统的研究（参考文献1）。她认为：在许慎的《说文解字》中「 ”竹”被解释为「 ”冬生草也”。而「 ”竹林”一词在古籍中最早可见于汉代。《汉书》卷五十七下有「 ”观众树之蓊薆兮，览竹林之榛榛”、「 ”举玉杯藩露，清明竹林之属”的记载。这一时期，「 ”竹林”的含义是由「 ”冬生草”所组成的树林。 「 ”竹林七贤”的说法较早可见于《三国志·王粲传》裴松之注中：「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在《陶渊明集》中也提及「 ”共为竹林之游，世号竹林七贤”。由此可见，西晋表述的「 ”竹林”仅为树林的一种，并无深层涵义。 竹林七贤 据学者考证，当时七贤居住和活动的地区山阳县（今焦作市）的太行山南部，曾种植有大面积的经济竹林。在《史记·货殖列传》中也有「 ”渭川千亩竹”的记载。「 ”竹林”有可能为该地区的别称。至东晋随着士林的广泛关注与推崇，「 ”竹林者”才开始逐渐指代「 ”七贤”，如《文心雕龙》有言「 ”浚冲不尘乎竹林者，名崇而讥减也”。 二、「 ”竹林”意象之演变 早年陈寅格先生曾提出「 ”先有七贤，再有竹林”的说法，认为「 ”竹林”这一表述源于西晋末年，是佛教在天竺清修的隐居地的别称，「 ”共作竹林之游”是东晋好事者捏造出来的。但在对佛教译经的检索中，东汉到西晋时期，释迦牟尼讲经说法的地方多译为「 ”竹园”。而在南北朝时期「 ”竹林七贤”广为传播后，佛教译经中译为「 ”竹林”的比例大大增加，往后佛经翻译也基本以「 ”竹林”为主。依此即可判断，此处的竹林应与佛教无关。 砖画竹林七贤与荣启期（局部） 在「 ”竹林七贤”声名广播之后，「 ”竹林”与「 ”七贤”愈发互相联系，甚至可以互相指代。《避暑录话》曾道「 ”七贤竹林，今在怀州修武县。初若欲避世远祸者，然反以此得名”。「 ”竹林七贤”这一称谓也就流传了下来。在明代仇英的《竹林七贤图》中，所绘制的即是贤人会于竹林饮酒作诗的场景。 《竹林七贤图》（明 仇英） 在此期间，「 ”竹”的意象也发生重大转变。到南北朝时，就出现了以谢朓为代表的《咏竹》诗。此后竹子渐渐脱离了早期舜妃和女子忧怨的意象，成为高傲正直的象征，代表着中国文人坚贞高洁的君子品格，成为「 ”花中四君子”之一。 兰竹图（清郑板桥·局部） 三、林下诸贤 很有意思的是，在《世说新语》中还有一处记载，提出了「 ”林下诸贤”的说法： 林下诸贤各有俊才子，籍子浑器量弘旷。康子绍，清远雅正。涛子简疏通高素。咸子瞻，虚夷有远志，瞻弟孚，爽朗多所遗。秀子纯、悌，并令淑有清流。戎子万子，有大成之风，苗而不秀。唯伶子无闻。凡此诸子唯瞻为冠。绍、简亦见重当世。（《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不难发现，这里的「 ”林下诸贤”和「 ”竹林七贤”所指代的对象完全相同：阮籍、嵇康、山涛、阮咸、向秀、王戎、刘伶。也就是说，当时世人也称「 ”竹林七贤”为「 ”林下诸贤”。 在东晋僧肇的《答刘遗民书》中也提到「 ”林下”这一意象： 君既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欢足方寸。每一言集，何尝不远喻林下之雅咏，高致悠然，清散未期，厚自保爱。 刘遗民（白莲社图卷局部·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僧肇将「 ”林下”与「 ”雅咏”相连，其内涵就不是仅仅是指树林之下，而其「 ”遂嘉遁之志，标越俗之美，独恬事外，欢足方寸”正与竹林七贤的气质相合，颇有《世说新语》所言之的「 ”林下风气”。在唐代释元康撰写的《肇论疏》中将之解释为「 ”喻林下雅咏高致悠然者，晋朝嵇康、阮籍、阮咸、山涛、王戎、向秀、刘灵等七人。在于山阳竹林俱隐。不事王侯，高尚其志。今谓刘公如此也。”就明确将林下的寓意等同于竹林。「 ”林下”与「 ”竹林”相重合的寓意内涵，成为文人雅士常常使用的意象之一。如鲍照《园中秋散》诗中最后四句：「 ”临歌不知调，发兴谁与欢。傥结延上清，岂孤林下弹”，足见「 ”林下”具有与「 ”竹林”相同或相近的内在气质。 文史君说 关于「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中何以无竹的争论，实质是在梳理「 ”竹林七贤”与「 ”竹林”的关系。无论是将竹林作为当时地名的别名还是称其为「 ”林下诸贤”，我们都可以发现，「 ”竹林七贤”的内在特质及内涵并不因此而改变，其重点并不在「 ”竹”，而是那「 ”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文人气质，是七贤赋予了「 ”竹”以新的灵魂，而非本末倒置矣。 参考文献： 1、汪珂欣：《何以「 ”无竹”与「 ”八贤”——七贤与荣启期砖画一见》，《中国美术》，2017年02期。 2、王汉：《林下与南朝竹林七贤砖画为何无竹》，《形象史学》，2017年02期。 3、鲁红平：《论「 ”竹林七贤”称号的动态生成过程》，《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0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郑大嵩阳国学会） 本文为文史科普自媒体浩然文史原创作品，未经授权禁止转载！ 本文所用，除特别说明外都来自互联网，如有侵权烦请联系作者删除，谢谢！

镶金兽首玛瑙杯高65厘米，长156厘米，口径59厘米 。选用的材料是一整块世间罕有的带条纹状的红玛瑙，玛瑙两侧为深红色，中间为浅红色，里面是略呈红润的乳白色夹心，色彩层次分明，鲜艳欲滴，本身就已是极为罕见的玉材。此杯为模仿兽角形状，口沿外部有两条凸起的弦纹，其余的装饰重心均集中于兽首部位。兽作牛首形，圆睁双目，眼部刻划得维妙维肖，炯炯有神，长长的双角呈螺旋状弯曲着伸向杯口两侧，双耳硕大，高高竖起。兽嘴作镶金处理，同时也是作为此杯的塞子，双唇闭合，两鼻鼓起，就连唇边的毛孔、胡髭也刻划得细微精确，显得十分生动。这种角杯实际上源于一种被西方称为“来通”（rhyton）的酒具，这种造型的酒具在中亚、西亚，特别是萨珊波斯（今伊朗）的工艺美术中是十分常见的。因此，这件玛瑙杯很可能是由唐代工匠模仿西域传来的器物所制作的。它是唐代与西域各国文化交流的重要佐证。

就金银器中，饮食器有碗、盘、碟、杯、壶、羽觞等130件，药具有锅、盒、铛、瓿、石榴罐等49件，盥洗器有罐、盆、水器等14件，日用品有灯头、熏炉、熏球、锁钥等32件，装饰物有钗、钏、铃铛等40件。 何家村金银器中有纪年铭记的，最迟是安县开元十九年(731)庸调银饼。但根据唐代花纹及金银器形制的编年，上限可早到7世纪中叶，下限可到8世纪中叶。属于7世纪中叶的金银器，有蔓草龙凤纹银碗、双狮纹莲瓣银碗、海兽纹云瓣银碗、狩猎纹高足银杯、人物八棱金杯、乐伎八棱金杯、掐丝团花金杯、双狮纹单柄金铛等多件。这些器物的装饰面，采用十二瓣划分手法，且多S形或U形瓣；器底有焊接的装饰圆片，尤其八棱形器物的出现，显然受到萨珊银器工艺的影响，反映了初唐金银器的时代特征。

金银器制造工艺复杂精细，切削、抛光、焊接、铆、镀等工艺已普遍使用。焊接已有大焊小焊、掐丝焊，技巧纯熟，焊缝不易发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盘、盒、碗等器物上，都有明显的切削加工痕迹，起刀和落刀点显著，刀口跳动亦历历可见。小金盘的螺纹同心度很强，纹路细密，盒的子扣系锥面加工，子母扣接触密闭，很少有物件轴心摆动情况,证明当日切削加工已趋成熟,这在中国机械工业史上应是比较重要的发现。

许多金银器上都用墨书标明每件器物的重量，反映了唐人管理金银器的方法，也为测定唐代衡制提供了条件。经测定,唐代每两平均数值为42798克,一大斤为684768克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对唐大斤最精确的测定数据。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一套完整的药具和大量的药物，其中的药物在唐代属名贵药物，例如丹砂、紫石英、白石英、钟乳石等贵重药材，仅朱砂一项就有7种规格；以及炼丹器石榴罐、煮药器双耳护手银锅、单流折柄银铛、单流金锅及许多贮药盒、饮药用具，显示了唐代药物学的发展与成就，反映了唐代炼丹的盛行，是研究中国医药史与化学史的重要证据。这也是迄今为止唐代药具和药物最为系统、完整的一次发现，是中国古代医药史上的一次重大发现。

此外，还有几种外国金银货币，如东罗马的希拉克略(610～640)金币、波斯的库斯鲁二世(590～627)银币等，应是当时中外交通贸易繁盛的标志。

光里面的钱币就达39种之多，既有唐土流行的开元通宝，又有西域高昌国的高昌吉利、日本元明天皇铸造的和同开尔，还有波斯的萨珊银币、东罗马金币等，时代跨度达千余年，涉及面东至日本海、西至地中海、幅员数千公里，这在钱币史上还是第一次，是钱币收藏史上一次空前的大发现。

出土的银铤、银饼、银板上面的文字涉及到年号、地区、赋役种类等，全面反映出唐代的经济制度。22枚银饼中，有4枚庸调银饼，这是庸调银实物的首次发现。经过考古工作者的钻探并对照文献记载，初步判断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所在地位于唐长安城兴化坊内。这批珍宝均为唐宫廷之物。陕西历史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研究员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的发现在学术发现史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西安是唐都长安的所在地，在京城内发现这么集中、丰富的唐代金银器宝藏，还是第一次，也是迄今唯一的一次。 何家村窖藏珍宝还呈现出浓重的多种文化因素。除上述的异域钱币外，还有由粟特输入的素面罐形带把银杯，西亚的镶金兽首玛瑙杯，罗马风格的狩猎纹高足银杯、仿照波斯多曲长杯制作的白玉忍冬纹八曲长杯等等。

以往的考古发掘中，偶然能出上一两件有关丝绸之路的文物就了不起了，像何家村这么集中的发现十分罕见。申秦雁说，何家村金银器窖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宝库，丝绸之路上的很多亮点都集中到了这里。

古人非常注重丧葬习俗，上层贵族死后，他们会在墓中放入大量的随葬品，因为身份的不同，陪葬品的珍贵程度也有一定的差异。正因如此，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文物专家可以通过墓中的随葬品，推断出墓主的身份。在甘肃天祝县祁连镇岔山村，专家们发现一座唐代的古墓，经过发掘后，专家竟出土一具较为完整的「 ”唐甲”，它会不会改写唐墓无完整甲胄的历史？下面我就给您解密： (本文所有，全部来自网络，感谢原作者，如侵犯您的权利，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与内容无关，请勿对号入座） 2019年11月22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发出一条消息，他们在天祝岔山村发下一座古墓，消息传出后，立即吸引到各界人士的注意。 专家们对古墓进行发掘时，他们发现墓志一方，众所周知，墓志是刻有使者生平事迹的石刻，通过墓志上所刻的文字，我们可以知道墓主的生平事迹。专家对墓志内容进行解读后，得知：该墓的墓主为「 ”大周云麾将军守左玉钤卫大将军员外置喜王”慕容智，年仅42岁就因病去世。 在这座古墓中，专家们出土大量的彩绘陶、漆木、金银器以及丝麻制品，其中金银器以腰带饰、革带饰品为主，铁器以铁甲胄为主，丝麻制品数量较多，主要覆盖在棺盖或棺床上。 随着朝代的更迭，时间的流逝，墓葬中的部分物品已经遭到破坏。专家们先决定将腐烂物清理干净，对剩余的物品进行保护，但谁也没想到，专家们竟发现一件「 ”极具研究价值”的物品。 我国古代是冷兵器时代，将军们经常会用兵器和铠甲当陪葬品，放入自己的陵墓内。在慕容智墓中，专家也发现一些铁制甲片，他们也并未在意。当发掘工作不断推进时，专家们竟围到一起，十分激动，因为他们发现一幅唐甲的雏形。 铠甲是很常见的陪葬品，为什么专家们会如此激动呢？唐代的甲胄是中国甲胄集大成者，它将铠甲的防护优势发挥到极致。根据《唐六典》记载，唐甲可以分为很多种，如：唐十三铠、明光甲、雁翎甲、龙麟甲等。在众多铠甲中，「 ”明光甲”影响最为深远，如同「 ”黄马褂”一样，它是将军身份的一种象征。 1995年，文物专家在唐含元殿考古中，曾发现唐代甲片，因为保存方式不当，受损十分严重，甲片呈圆角长方形，上端和下端各有链接的小孔，从甲片的形状推断，它应该是唐代宫廷卫士铠甲的残留物。 考古工作虽然硕果累累，但让人感到遗憾的是，我国的专家还未出现过一具完整的唐甲，正因如此，专家们在慕容智墓中，发现唐甲雏形后，才变得激动。 从考古现场传出的照片上看，专家发现这具唐甲保存的较为完好，部分专家称：这很有可能是有史以来出土的最完整的唐甲。 相信通过后期的修复，我们定会在博物馆的展厅内看到这具唐朝的铠甲。目前，慕容智墓的发掘还在进行，专家们将棺内文物，全部运回研究所，其具体的情况尚不明确，但可以肯定的是，慕容智墓陵墓出土的唐甲，为后人研究唐甲提供了重要的研究价值。 文物是传承历史的重要载体，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专家们获得文物，并将其放到众人面前，让大家近距离感受文物独有的魅力，各位读者，唐甲已经出土，它真的已经成功地改写了唐墓无甲胄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