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刚经

　　《金刚经》是早期大乘佛教经典，属于《大般若经》的第九会，是宣说般若空义的代表作之一。中国依鸠摩罗什译本为流行本，一般所说的《金刚经》都指罗什所译的《金刚般若波罗密经》;科判则依昭明太子的三十二分法。《金刚经》古来依无著和世亲的论释为中心被理解，尔后由三论、天台、华严、法相、禅、真言等各宗的观点加以理解和发展。

　《隋书·经籍志》是中国古代史志目录,《隋书》十志之一。《隋书·经籍志》是贞观十五年(641)至显庆元年(656)由魏徵等主持修纂的梁、陈、齐、周、隋五朝史志中的一种。主要参考隋代柳的《隋大业正御书目录》和梁阮孝绪的《七录》编成。

　　《隋书·经籍志》共收录四部经传3127部,36708卷。在注释中附载梁代尚存至隋已佚的图书1064部，12759卷,总计著录四部经传4191部，49467卷。分经、史、子、集 4部40类,其中经部有易、 诗、书、礼、乐、春秋、孝经、论语、谶纬、小学等10类；史部有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 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等13类;子部有儒、道、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兵、天文、历数、五行、医方等14类；集部有楚辞、别集、总集等 3类。附道录、佛录，著录道教佛教文献。每书著录书名、卷数,多有简要注释,注明作者时代、爵衔，图书内容真伪及存亡残缺情况。前有总序，概述图书收藏和目录的发展。各部类有小序，叙述该类学术流派。

　　《隋书·经籍志》反映了中国唐代以前的古籍状况。其分类体系对后世影响深远。

刘向编的《别录》是中国第一部目录学著作。

他死后，刘歆子承父业编辑《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分类法。

东汉的班固十分赞赏刘向目录思想，在《七略》基础上编著《汉书 艺文志》，开创史志目录的先例。

魏晋南北朝时，荀勖依刘向《别录》整理宫中图书，编著《中经新簿》，开创了中国古代图书四部分类法和史部在目录分类体系中的独立设置。

到南宋时，郑樵对目录学又有新的发展，他的学术思想为“会通”，“求是”和“创新”，其目录学思想主要表现在《通志》的《校仇略》，《艺文略》，《图谱略》中，提出“欲明书者，在于明类例”，形成详明图书类例。

清代朝廷编纂《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体例、提要撰写、文献考订方面有独特成就，在文献分类方面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对后来的目录学以颇大影响，为今人查考古代文献提供方便，一些学者把阅读该书视为读书治学的门径。章学诚是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集大成者，他的哲学思想是“道不离器”，学术观点是“六经皆史”，他的《校仇通义》是目录学理论专著。章学诚继承和发扬刘向、刘歆、郑樵的目录学思想，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高度概括中国古典目录学的精华，他提出撰写类叙和提要、编制索引、采用互著和别裁等方法，提高目录学的价值，推动了目录学的理论研究。

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西方目录学的影响，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图书分类体系，对所译西学书分类、编目，以崭新的近代学科类别作分类标准，打破传统著录法，在分类方面：分西学、西政、杂类三大类，打破“四分法”永制，具有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图书的雏型，张之洞的《书目答问》在中国近代目录学思想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中国现代目录学史上的重要人物当属姚名达，他提倡主题目录，精撰解题，排架目录与寻书目录分开，前者按分类，后者按主题。在其《中国目录学史》中批评现代目录学效西方之法，而把中国古代的目录学优点丢失，主张中西兼容，在继承和借鉴的基础上，开创发展中国目录学。余嘉锡在其《目录学发微》中发展了章学诚的观点，认为在目录体例中，篇目、小序、叙录等都是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目录必须具备这些内容，才能发挥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杜定友等受国际影响，具有目录学的纲纪群籍，薄属甲乙之学，注重目录学的检索思想。中国现代早期目录学主要是对国外目录学的学习及中国古代目录学思想总结。

二十四史的典籍有：《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北史》《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等。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各朝撰写的二十四部史书的总称，由于《史记》的写法被历来的朝代纳为正式的历史写作手法，故将和《史记》一样用纪传体写作的史书称“正史”。它上起传说中的黄帝，止于明朝崇祯十七年，计3213卷，约4000万字，用统一的有本纪、列传的纪传体编写。

1921年，中华民国大总统徐世昌下令将《新元史》列入正史，与“二十四史”合称为“二十五史”，而多数地方不将《新元史》列入，而改将《清史稿》列为“二十五史”之一，如果将两书都列入正史，则形成了“二十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