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诗人、画家、文物收藏家宋荦简介,宋荦墓在哪?
人物生平
明朝崇祯七年(1634年),宋荦出生于河南商丘,为国史院大学士宋权之子。10岁能骑烈马,13岁始学声律、书法,笃学好交游,淹通掌故,有诗名。
顺治四年(1647),年仅14岁的宋荦应诏以大臣子列侍卫,以勇猛见嘉。巧岁考察第一,试授通判。其父以弱龄不谙政事,令其在乡里读书,追随侯方域、贾开宗、徐作肃等讲习诗文,组成“后雪苑六子”,成为“雪苑社”后起之秀。
康熙三年(1664年),康熙三年,授湖广黄州通判。以母忧去。
康熙十六年(1677年),授理藩院院判,迁刑部员外郎,榷赣关,还迁郎中。
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授直隶通永道。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迁山东按察使,再迁江苏布政使,察司库亏三十六万有奇,荦揭报督抚,责前布政使刘鼎、章钦文分偿。户部采铜铸钱,定值斤六分五,荦以江苏不产铜,采自他省,值昂过半,牒巡抚田雯,疏请停采。下部议,改视各关例,斤一钱。
二十七年(1688年),擢江西巡抚。湖广叛卒夏逢龙为乱,徵江西兵赴剿,次九江,挟饷缺几哗变。荦行次彭泽,闻报,檄发湖口库帑充行粮,兵乃进。至南昌受事,旧裁督标兵李美玉、袁大相纠三千馀人,谋劫仓库,应逢龙以叛。荦知之,捕得美玉、大相,众汹々。荦令即斩以徇,谕众受煽惑者皆贷不问,众乃定。江西采竹木,饶州供紫竹,南康、九江供檀、诸木,通省派供猫竹,名虽官捐,实为民累,荦疏请动支正帑采买。上命岁终巡抚视察布政司库,荦疏请粮驿道库,布政使察;府库,道员察。汉军文武官吏受代,家属例当还旗,经过州县,点验取结。荦曰:“是以罪人待之也。”疏请自赃私斥革并侵挪帑项解部比追外,止给到京定限咨文,俾示区别。皆下部议行。
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累擢江苏巡抚,苏州滨海各县遇飓,上元、六合诸县发山水,淮、扬、徐属县河溢,疏请视被灾轻重,蠲减如例。发江宁、凤阳仓储米麦散赈。别疏请除太湖傍坍地赋额,户部以地逾千亩,令详察。荦再疏上陈,上特允之。赈荒抚饥,深得人心,康熙誉其为“清廉为天下巡抚第一”。
康熙三十八至四十四年(1699年-1705年)间,康熙皇帝三次南巡,正值宋荦担任江苏巡抚,康熙皆驻跸苏州,由宋荦负责接待,嘉赞荦居官安静,迭蒙赏赉,御书:‘仁惠诚民’四字,又‘怀抱清朗’四字以赐,又御书诗扇,又临米芾书,董其昌书天马赋,渊鉴斋法帖及耕织图以赐”。以宋荦年过七十,书“福”、“寿”字以赐。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一月,官至吏部尚书。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以老乞罢,濒行,赐以诗。
康熙五十三年(1714年),诣京师祝圣寿,加太子少师,复赐以诗,回到家乡商丘。九月十六日卒,享年八十岁。康熙下旨赐祭葬于其家乡商丘,祟祀名宦乡贤,葬于西陂别墅(今大史楼村)。
后世评价有诗称颂宋荦:“惠爱黎元,宏奖髦士。心迹双清,沧浪之水。”
汪琬曾评论宋荦:“廉而不刿,严而不苛,抚循吏民,煦煦慈爱而不失之姑息。当其莅吴,仅四阅月耳,裁决簿书,勾稽金谷,往往至丙夜,虽精锐少年不敢望。一二老奸宿蠹,俯首侧足,亦率不敢旁睨,考其设施。”至今苏州沧浪亭还保留着这首赞诗和他的石刻画像。
清学者朱彝尊诗云:“妙鉴谁能别毫发,一时难得两中丞。”两中丞指的是当时大收藏家卞永誉和宋荦。
个人作品●诗作
宋荦编有《商丘宋氏西坡藏书目》,著录宋元明本134种,抄本72种,曾进呈皇上御览过。精于鉴藏书画,淹通典籍,熟习掌故。去世后,其子编有《青纶馆藏书目录》1册。又喜刻印书籍,刻有《古竹圃诗集》、《嘉乐堂诗集》、《柳湖诗草》、《绵津山人诗集》、《商丘宋氏家乘》、《国朝二家诗抄》、《施注苏诗》等古籍30余种,刻书颇为精美。抄本亦多。其藏书后被孙星衍、黄丕烈、瞿镛等家收去。亦通画理,画水墨兰竹,颇有神韵。著有《漫堂墨品》、《漫堂诗说》、《绵津诗抄》、《筠廊偶笔》、《西坡类稿》、《沧浪小志》等10余种。
宋荦曾合刻侯方域、魏禧和汪琬三家文为《国朝三家文钞》,影响颇大。宋荦著作有《西陂类稿》50卷、《漫堂说诗》及《江左十五子诗选》等。宋荦与王士有交往、“性嗜古,精鉴赏”,在慈仁寺所购得《十六国春秋》残本。清代邵长蘅曾选王士祯与宋荦诗为《王、宋二家集》。宋诗不及王诗的超逸,而清刚隽上,亦自可观。其诗多赠答、题画、咏物、记游之作。其中如《盘山诗》、《黄山松石歌寄金仁叔将军兼索子湘和》、《乌江》、《石盆峪龙潭歌》、《椰子》等诗,含蓄酝藉,标格隽上,颇见特色。宋荦有论诗著作《漫堂说诗》,他论诗主张尊杜甫,认为韩愈、苏轼、黄庭坚、陆游、元好问都是学杜而成家的。但他对苏轼“弥觉神契”(《漫堂说诗》)。他和王士祯是好友,但论诗主张有异。他是清代学宋诗派中的重要诗人。
《落花》
昨日花簌簌,今日落如扫。
反怨盛开时,不及未开好。
《即事六首》(其五)
雨过山光翠且重,一轮新月挂长松。
吏人散尽家僮睡,坐听寒溪古寺钟。
《邯郸道上》
邯郸道上起秋声,古墓荒祠野潦清。
多少往来名利客,满身尘土拜卢生。
●绘画
宋荦善画水墨兰竹, 疏远绝伦。同时亦擅长山水画。
个人成就收藏
宋荦曾在商丘古城老宅内建“御书楼”,专门收藏康熙皇帝给他题写的墨宝。
宋荦藏书有数万册之多,有人评价其“所收藏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江南第一收藏大家”之称,今人周绍良称赞其“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赵孟、鲜于枢(三帖合页)论书帖,著名的宋马麟《层叠冰绡图》、宋林椿《果熟来禽图》册、宋佚名《枯荷图》册、元张宋中《桃花幽鸟图》、明董其昌《秋兴八景图》册等,均经宋荦收藏。
宋荦因与收藏家袁枢(袁可立子)同乡故,得藏名品,以此名重天下。康乾年间,古董商举物以宋荦鉴定为荣耀。宋荦自云:“余尝云黑夜以书画至,摩挲而嗅之,可辨真赝。”
关于宋荦的鉴赏水平之精,清代梁章钜《浪迹丛谭》中曾引《筠廊随笔·宋漫堂(荦)鉴赏》一则:“合肥许太史孙筌家藏画鹑一轴,陈章侯(洪绶)题曰‘此北宋人笔’。人不知出谁氏之手,公(宋荦)览之,定为崔白画。座间有窃笑者,以为姑妄言之耳。少顷持画向日中曝之,于背面一角映出图章,文曰子西。子西即(崔)白号,众始叹服。
黄州司理王俟斋不信,在客厅悬一画以试宋荦。宋荦坐在门外车上便断定是林良所作,王终于心服口服。可见宋荦鉴赏之精。宋荦所收唐宋名迹,宋元秘帙,冠于河右。有《西陂藏书目》一卷,计数万册。今人周绍良撰《清代名墨丛谈》载《宋荦墨品》三卷,认为“鉴赏之精,收藏之富,不惟冠绝一时,后来者也难伦比。”
宋荦藏书尤富,顺治十二年(1655年),他远游江南、安徽、金陵等地、收罗大批秘籍、名帖。常熟毛晋“汲古阁”藏书散佚后,大半为他所得。如《徂徕文集》、《阳陵先生诗》、《玉澜集》、《乖崖先生文集》均为宋版;另加《白虎通》、《松雪斋集》、《刘豫事迹》、《安禄山事迹》等书,均为藏书中精品。藏书楼有“青纶馆”、“鱼麦堂”、“和松庵”、“西陂”等,藏书多钤有各藏书楼印记。
轶事典故●康熙赐物
宋荦的清廉和他的超人才干,深得康熙帝的恩宠。
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四月,苏州织造李煦的奏折御批中写道:“……巡抚宋荦,朕南巡二次,谨慎小心。特赐御笔书扇二柄,赐李熙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不用写本谢恩。以后有奏之事,密折交与尔奏。”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十月,康熙帝赐给宋荦“鹿肉二方,鹿筋二条,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干十束”。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七月,康熙帝赐给宋荦“御书诗扇一柄”。同年九月,康熙帝赐宋荦“鹿舌二个,鹿尾二个,鹿肉十件,鹿干十束”。同年十月,宋荦因操劳过度,气脱旧病复发。康熙帝闻讯,特“颁赐珍药”,并御书“福”、“寿”二字赐宋荦。同年十一月,宋荦患气脱病,康熙派御医黄运为之医治,并赐圣药和高丽参,直到十二月病愈,御医一直跟随宋荦身边。康熙帝三次南巡皆有宋荦迎送。因此,宋荦在奏折中声称:“三次圣驾南巡,屡荷天语垂问,荦宠至极,不知其年衰力惫。”
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十月十七日,四鼓,气脱偃卧,不能赴宴,廷医大用补剂方保残喘,即登舟淮扬一带力疾督赈。适抵扬州病势缠绵,头晕气喘,日渐衰弱,医生皆云年老病剧,非静养不能奏效,倘再一触发,便难医治。但宋荦却以“江苏事务殷繁,非司卧理”。从此不难看出,宋荦为国为民已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王士祯《香祖笔记》中记载了康熙帝南巡时赐书宋荦的情形:上己卯南巡视河,赐江苏巡抚臣宋荦“仁惠诚民”四大字,又赐“怀抱清朗”四字。癸未,以河工底绩,再南巡渡江,驻跸江天寺。荦时扈从,奏云:“臣家有别业在西陂,乞御书‘西陂’二大字赐臣,不令宋臣范成大石湖独有千古玉音。”上云:“此二字颇不易书。”荦再奏云:“二字臣求善书者多不能工,刑部尚书王士祯少与臣为同学,尝云二字倘得御书,乃为不朽盛事。”上笑而书之,即以颁赐,顷之驾回行宫,又命侍卫取入,重书赐焉,再赐“清德堂”大字。
●碧螺春
康熙与宋荦,君臣相处岁月既久,关系自然亲近。某次康熙南巡,正值宋荦任江苏巡抚,特向康熙进奉一种当地俗名“吓杀人”的名茶,色香味俱佳,康熙恶其名粗俗,乃赐名“碧螺春”,一直沿用下来,成为一种名茶。这一故事流传甚广,清人说部亦多有记载,而以王应奎所撰《柳南随笔》为详。
亲属成员曾祖父:宋,明朝进士,万历名臣,官至礼部尚书。
祖父:宋沾,官至山东福山县知县。
父亲:宋权,官至国史院大学士,卒赠少保。
母亲:赵淑人。
宋荦有子六人:宋基、宋至、宋陆、宋著、宋致、宋筠,皆有史名。
因宋荦《纬萧草堂》诗有“偃仰幽事多,好待鹿门说”之诗句,为与商丘古宋家族一支有别,故称宋荦一支为商丘“鹿门宋”。
后世纪念宋荦墓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路河乡大史楼村。宋荦深得清康熙帝的赏识,死后朝廷赐渝葬于故里。墓为圆形土冢,墓前立有墓碑及石像生。2002年著名印尼华侨宋良浩先生捐资进行了修复。
经过查询和了解,东四牌村确实有历史悠久的寺院——九华寺。
九华寺位于内黄县马上乡东四牌村北侧,始建于唐朝开元年间,距今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九华寺占地面积达300余亩,建筑面积达15万平方米,是内黄县规模最大的佛教寺庙之一。
九华寺的建筑风格融合了唐、宋、元、明、清等多个历史时期的建筑风格,形成了独特的九华寺建筑风格。寺内有众多古建筑,如大雄宝殿、藏经楼、罗汉殿、天王殿等,其中大雄宝殿是九华寺的主殿,建筑规模宏大,气势恢宏,是中国古代寺庙建筑艺术的代表之一。除了古建筑外,九华寺还有许多佛教文物和珍贵古籍。
九华寺作为内黄县的著名景点,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参观和朝拜。每年佛教节日,九华寺会举行盛大的佛事活动,吸引了大量香客前来参加。
总之,东四牌村的九华寺是内黄县历史悠久的佛教寺庙,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和独特的建筑风格,是内黄县重要的文化遗产和旅游景点。
古籍的版本类型 自从图书产生以来,特别是自从版印图籍产生以来,从内容、性质、形式等方面派生出许多版本类型和版本称谓。主要有:稿本、写本、抄本、刻本、活字印本、官刻本、坊刻本、私宅刻本、家刻本、自刻本、监刻本、经厂本、内府刻本、藩府刻本、殿本、局本、聚珍本、套印本、百衲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重修本、递修本、朱蓝印本、四库底本、毛抄本。 稿本 古书版本著录中运用稿本概念大约有三种情况,一是指手稿本,二是指清稿本,三是指修改稿本。手稿本指的是由作者自己亲笔书写的自己的作品,判断这个极不容易,没有绝对把握,不敢运用手稿本的概念。清稿本指的是誊清的书本。誊清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作者自己誊清,这在实际上应该归入手稿本;另一种是由别人誊清,实际上这已不具备稿本性质。故对清稿本概念的运用要特别慎重,不能以今度古,把现代人关于稿子的概念硬加在古稿本的头上去。修改稿本指的是在誊清的本子上又由作者亲笔加以修改。这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作者自己誊清后自己又作修订,这在实际上又应归于手稿本;一种是别人誊清后作者亲笔加以修订,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可用修改稿本的概念。这三种概念在通常的古书著录中都见有人运用,但在实践上并不十分确切,且容易造成混乱。国家图书馆在处理这个问题时,只用“稿本”一个概念,将作者亲笔书写、誊清、修改的情况,通通包容在“稿本”概念里边。而对由别人誊清的书本,则以“写本”或“抄本”称之;别人誊清作者自己亲笔修改的书本,则仍以“写本”或“抄本”称之,紧接着于其后注明某某校改。 写本 写本是相对于稿本、抄本和印本的名称。在古书版本著录中,凡运用写本概念,大约也有三种情况。一是时代早。唐以前,书籍生产都靠手写传抄,无所谓刻本印本,故统称为写本。人唐以后,刻本书渐行,至宋而盛。然唐宋所处的时代仍是较早,故唐宋时期手写传抄的书籍,仍称为写本。元以后传抄的书籍,便以抄本名之了。二是地位高。无论时代早晚,印本书是否盛行,一书的传抄凡出自名流学者之手,往往也要以写本名之,而不称其为抄本。三是涉及宗教。凡是抄写佛经、道经,抄写者常是为了还愿或做功德,有对宗教的崇信和虔诚包容在里边,故只称其为写经,而绝不称为抄经。至于早期写经生抄写的经卷,虽不是为了自己还愿做功德,而是为了佛门的善男信女们买去还愿,但由于其抄写时代早,也只能以写本名之。至于自己著作,自己抄写流传,那就不论其时代早晚,地位高低,便一律以稿本名之了。 抄本 在古书版本著录中,抄本的称谓经常应用,经常出现。除了写本、稿本之外,凡依据某种底本而再行传写者,均可以抄本名之。 刻本 刻本,亦称刊本、椠本、镌本,均指雕版印刷而成的书本。中国雕版印刷术发明很早,唐代已有雕版印刷的书籍流行。五代已由政府指令国子监校刻《九经》及《经典释文》。至宋代,雕版印刷的书籍大兴,旁及辽、金、西夏;直至元、明、清,前后盛行1000余年。在发展过程中,因时代不同,又有宋、辽、西夏、金、蒙古、元、明、清刻本的不同称谓;因地域不同,又有浙刻本、蜀刻本、闽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细分,又有杭州本、越州本、婺州本、衢州本、潭州本、赣州本、池州本、建阳本、麻沙本、崇化本、平水本、眉山本等不同称谓;因出资和主刻性质不同,又有官刻本、私刻本、家刻本、自刻本、坊刻本等不同称谓;具体区分,又有内府本、监本、府州军本、仓台本、计台本、殿司郎局本、公使库本、郡斋郡庠本、兴文署本、广成局本、行中书省本、各路儒学本、书院本、司礼监本、经厂本、藩府本、布政司本、廉访司本、殿本、局本等不同称谓;因刻版形态不同,又有大字本、小字本、书帕本、巾箱本、袖珍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技术不同,又有墨印本、朱印本、蓝印本、套印本等不同称谓;因版印早晚不同,又有初刻本、复刻本、初印本、后印本、重修本、递修本等不同称谓。总之,什么时代、什么地区、什么单位、什么部门刻的书本,就可题为某某时代、某某地区、某某单位、某某部门刻本。 活字印本 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均称活字印本。北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平民毕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南宋的周必大,蒙古太宗十三年至海迷失后三年(1241-1250)时期的姚枢,清道光十二年(1832)的李瑶、二十四年(1844)的翟金生,都曾依据毕昇泥活字印书的原理,自制泥活字,实践并光大了泥活字印书的创举。元大德年间(1297-1307),农学家王祯又制成了木活字,并印刷《旌德县志》。此后,木活字发展较快,非但有汉文木活字,还有西夏文、回鹘文木活字。进入明、清,木活字书普遍流行,江南各省的祠堂常用木活字排印宗谱。还出现了串乡走镇专为人排印家谱的谱匠。明崇祯十一年(1638)以后,北京朝廷发行的“邸报”,也改用木活字排印。清代无论官署、私宅、坊肆,木活字印书更为普遍。规模最大的是乾隆时期用木活字排印的《武英殿聚珍版丛书》,凡134种。金属活字包括铜、锡、铅活字,其中以铜活字印书较多。明朝弘治、正德时期无锡华、安两家的铜活字印书最有名,清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的《古今图书集成》,是规模最大的金属活字印刷工程。著录活字印本,就要根据不同材料的活字,采取不同的著录称谓,如泥活字印本、木活字印本、铜活字印本等。 官刻本 官刻本是指清及清以前历代出公帑或由国家某种机构、单位主持雕印的书本。中国雕版印书始自唐朝。自五代起,始由国子监校刻经书,开官刻本之先河。两宋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司、局、殿,地方各府、州、县、军官署,各府、州、县学,各地仓台、计台、公使库;元代兴文署、广成局、中书省、行中书省、各路儒学、各地书院;明代两京国子监、中央各部、院,内府各监,各藩府,各布政使司,各府、州、县衙署,各级各地学校;清代武英殿、内府各监、中央各部、地方各级行政、文化机构、各省官书局等,凡由这些单位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均可称为官刻本。但在著录实践中,历来不采用“官刻本”这种称谓,而是将其分解,具体著录。国子监刻的书就称为国子监本,公使库刻的书就称为公使库刻本,经厂刻的书就称为经厂刻本,武英殿刻的书就称为武英殿刻本等。 坊刻本 坊刻本指唐至清历代各地书坊刻印的书本。书商编刻图书并经营书业的书坊,唐代已经出现,至两宋而兴盛。北宋的开封、南宋的杭州,都开有很多书坊、书斋、书轩、书林、书堂、书肆、书棚、经籍铺、纸马铺等。四川、两湖、江、浙、皖、赣、闽,尤其是福建建阳的崇化、麻沙等,也都有很多书坊。元代四川书坊衰落,山西平阳(今临汾)书坊兴起,福建书坊继续发展。明代南北两京,苏州、扬州、杭州、徽州、常熟、建阳,仍是书坊林立。清代书坊遍布全国各地,但有的已是单纯经销并不编刻图书了。所有历代这些书坊刻印的书,都可以称为坊刻本。但在版本著录的实践上,一般不使用坊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唐刻《陀罗尼经咒》,便著录为“唐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本”,《十七史》便著录为“明毛氏汲古阁刻本”等。 私宅刻本 私宅刻本指历代私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书本。私宅家塾刻书的性质,与书坊刻书不尽相同。书坊刻书以出售营利为主要目的,私宅、家塾刻书多出于对圣贤、先辈、师友的崇尚,要推广某种思想和学说。明、清私宅刻书,有时也为了传布某些罕见的版本。但在版本著录实践上,一般并不使用私宅刻本这个称谓,而是分解之后具体著录。如宋黄善夫家塾之敬室所刻的《史记》,便著录为“宋黄善夫家塾刻本”;宋蔡梦弼东塾刻印的《史记》,便著录为“宋蔡梦弼东塾刻本”;宋蔡琪家塾之敬室刻印的《汉书集注》,便著录为“宋蔡琪家塾刻本”;南宋廖莹中世彩堂刻印的《韩柳集》,便著录为“宋廖莹中世彩堂刻本”;元代天历间褒贤世家家塾刻印的《范文正公集》,便著录为“元天历褒贤世家家塾岁寒堂刻本”。 家刻本 家刻本指历代自家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己家人著作的书本。家刻本与私刻本性质不同。家刻本的实施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出资委托书坊,按自家满意的版式行款刻印;一种是自备木板,召雇刻印良工上门,让他们按自家的意愿设计行款版式刻印。这两种方式雕刻的书版都归自家所有,自家收藏。故古书雕版处与藏版处不全都一致。家刻本多为家族中晚辈实施,故校勘刻印一般都比较好。 自刻本 自刻本指历代由作者自己出资或主持刻印的自撰的书本。从出资的角度看,与家刻本性质近似;从所刻书的作者看,则与家刻本绝然不同。家刻本的作者范围限在本家族中,自刻本的作者仅指作者自己。自刻本始自五代和凝。《旧五代史·和凝传》说他平生为文章,长于短歌艳曲,尤好声誉。有集百卷,自篆于版,模印数百帙,分惠于人。五代以后,历代都有自刻本行世。自刻本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作者自己委托书坊或召雇雕印工匠,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版式行款,施刀镌印;一种是不但自己出资,还要自己写样上板,然后委托书坊或召雇工匠刻印。所以自刻本一般都校勘精审,刻印精良,若是作者自己手写上版,就更为珍贵。清代郑板桥号称诗、书、画三绝,他自己写样上版雕印的自著《板桥集》,堪称艺术珍品。 监刻本 监刻本亦简称监本,指历代国子监刻印的书本。国子监,亦称国子学,简称“国学”,是中国封建时代的最高学府和教育管理机构。国子监刻书始于五代,后唐朝长兴三年(932),宰相冯道、李愚请令判国子监事田敏等校定九经,刻版印售。到后周太祖广顺三年(953),《九经》全部刻完,前后历时21年。后周世宗显德二年(955),国子监祭酒尹拙奏请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经典释文》,刻板印行。宋代国子监的刻书规模和刻印范围,都比五代时要大得多。景德二年(1005),距建国仅40余年,经、传、正义皆经过校勘,刻板印行。所集书籍版片10万余块。到北宋末年,正史亦由国子监全部校刻行世。南宋国子监所刻的书并非都是本监所雕,很多是本监校勘后下各地镂版。如《七经正义》、《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书,都是由杭州镂版进呈。宋代国子监除主刻正经、正史外,还以医方一字差误,其害匪轻,故重要医籍也由国子监分官详校,镂版颁行。如《脉经》、《千金要方》、《千金翼方》、《补注本草》、《图经本草》等,宋代国子监都曾校刻行世。元代的中央刻书机构是兴文署和广成局,属秘书监,不属国子监,故无监本之称。明代南京、北京都设有国子监,刻书数量甚多。清代纂修校刻书籍多数在武英殿。清代国子监仅刻过极少的书。对于历代国子监所刻的书,均可著录为各时代的国子监刻本。 经厂本 经厂本专指明代经厂所刻印的书本。经厂是司礼监所属的机构,专管经书印版及印成书籍、佛经、道藏、蕃经等。经厂设掌司4员或六七员。经厂规模随着司礼监的权限及规模的扩大而扩大。洪武时内府有刊字匠150名,每二年一班;裱褙匠312名,印刷匠58名,一年一班。嘉靖十年(1531),调整精简过内府匠役,实留12255名,著为定额。其中司礼监占有1583名。而专事书籍刻印者为:笺纸匠62名,裱褙匠293名,摺配匠189名,裁历匠80名,刷印匠134名,笔匠48名,黑墨匠77名,画匠76名,刊字匠315名。总为1274名。据极不完全统计,明代司礼监经厂前后刻印的经、史、子书、祖训、圣训,以及《四书》、《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千家诗》、《神童诗》等内书堂课本,达168种。经厂本特点是开本大,印纸精,行格疏,字体大,粗黑口,铺陈考究。但由于出自内宦之手,校勘不精,故不为学人所珍重。 内府刻本 内府刻本这个称谓很不科学,很不确切。但历代相沿,版本著录和行文中又常出现这个提法。唐代有内府之役,它是指划归五府三卫和东宫三府三卫管辖的折冲府,下设若干监,分管内廷庶务。所谓内府刻本,并不专指由内务府各监所刻的书本。实际上,历来在运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时,其概念都是指中央各部院衙署和内廷各部门所刻的书本。或者说是指官刻本中,属中央国家机关所刻的那一部分书。所以在使用这个称谓时要特别谨慎,凡能考出具体刻书单位者,均应具体著录,不能轻易使用内府刻本这个称谓。 藩府刻本 藩府刻本指明代各藩王府所刻印的书本。明代270余年中,皇诸子受封为王的先后共有62人。受封并且建藩者,共50人。其中有的因获罪夺爵,有的无子封除,只有28个王府与明朝相始终。它们分布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江西等诸布政行省。 殿本 殿本专指清代武英殿所刻印的书本。武英殿在今北京故宫博物院西华门内迤北。据《宸垣识略》记载,武英殿崇阶九级,环绕御河,跨石桥三,前为门三。内殿宇二重,前贮书版。北为浴德堂,即修书处。 局本 局本指清代各省官书局所刻印的书本。清代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之后,以曾国藩创立的江南书局为起端,先后有淮南书局、苏州书局、浙江书局、崇文书局、思贤书局、江西书局、存古书局、皇华书局、福州书局、广雅书局、云南书局、山西书局等相继建立。这些官书局是清代以前历朝所没有的。在晚清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些官书局刻印过不少书,还联合协作刻印过一些书,如五局合刻《二十四史》等。有些书校勘精审,刻印精良。像浙江官书局校刻的《二十二子》,金陵书局张文虎校刻的《史记》,就都很有名。在清末的文化事业上,起过一定推动作用。在版本著录上则分别具体称为某书局刻本。 聚珍本 聚珍本亦称聚珍版。指清乾隆时武英殿用木活字排版印刷的书本。 套印本 套印本指数种颜色套印的书本。中国传统的套印技术发展,分为两个阶段。初期阶段是在一块雕好的版片上刷上不同颜色敷印,所以称为敷彩印法。此法起于何时,很难详考。元至元六年(1340),中兴路江陵(今湖北荆州)资福寺刻的无闻和尚《金刚经注解》,其经文及卷尾无闻和尚注经图中的灵芝等,均用朱色刷印,注文用墨色刷印。表明14世纪中叶,中国已经有了敷彩印刷的作品,而且迄今仍流存于世。 在套色印刷的启发、推动下,将这种技术继续深化,施于版画,恒版印刷技术出现了。“饾版”是将彩色画稿按不同颜色分别勾摹下来,每色刻成一小块木板,犹如饾饤,故称饾版。然后逐色依次套印或叠印,最后形成一幅完整的彩色图画。这样印出的作品颜色的深浅浓淡、阴阳向背,几与原作无异。在饾版技术兴起的同时,拱花技法也出现了。“拱花”是用凹凸两版嵌合压印,令纸面拱起花纹,使翎毛、山水凸现在纸面上,看去更富立体感,更具真实性。像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吴发祥的《萝轩变古笺谱》,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所有上述这些套印出来的书,都可称为套印本。且几色套印,就称几色套印本。惟朱墨两色套印,国家图书馆习惯上著录为“套印本”,其他各方面的人习惯上多称为“朱墨套印本”。 百衲本 百衲本,是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起来的书本。这是个借喻性的版本称谓。衲,原义补缀。百衲,指用零星材料集成一套完整的东西。王隐《晋书》说“董威辇于市,得残缯辄为衣,号曰百衲衣”。蔡绦《铁围山丛谈》说“唐济公者号善琴,乃自聚灵材为之,曰百衲琴”。蔡君谟《画锦堂记》说“每字作一纸,裁截布列,连成碑形,谓之百衲碑”。足见“百衲”具有杂拼之义。故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片拼印,或用同一种书的不同版本拼配而成的书本,也就名为“百衲本”了。 书帕本 明代官员上任或奉旨归京,官员朋友之间例以一书一帕相馈赠,当时将这种书就称为“书帕本”。清初顾炎武《日知录》引证《金台纪闻》评论元、明刻书优劣说:“元时州县皆有学田,所入谓之学租,以供师生饩廪,余则刻书。工程浩大者,则数处合力为之,故雠校刻画颇有精者。明洪武初年,将此项学租皆收归国子学,故县学、书院缺乏余资,刻书已不精审。隆庆、万历间,承嘉靖余风,皆喜刻书。但大率刻而不校,甚或妄加删削,以之馈遗当道官员,附之一帕,故有一书一帕之称,是为书帕本。”可见书帕本是明代例行官样礼品,只注意表面装潢,不注重文字内容。 巾箱本 巾箱本,指古时开本极小可以装在巾箱里的书本。巾箱是古时装头巾的小箧。《北堂书钞》卷一百三十五“王母巾箱”条引《汉武内传》,说帝见王母巾箱中有一卷小书,盛以紫锦之囊。晋葛洪《西京杂记》后序说:“洪家遭火,书籍殆尽,惟有抄本二卷在巾箱中,常以自随,故得犹在。”《南史·齐·衡阳王均》说他“手自细书《五经》为一卷,置于巾箱中,以备遗忘。……诸王闻而争效,为巾箱《五经》”。南宋戴埴《鼠璞》说:“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萧均)手写《五经》置巾箱中。”可见无论是手写本书,还是刻印本书,只要是开本较小,于随身携带的巾箱小箧中能够装下,就都可以称为巾箱本。在实践上,与袖珍本概念极难区分。 袖珍本 袖珍本亦指开本较小,便于随身携带的书本。其取义,盖因其开本极小,可藏于怀袖中携带。清代内府刻书集中在武英殿进行。历年雕印经、史所用版片极多,这当中有不少裁截下来的小块木料或版片。“高宗以校镌经、史,卷帙浩繁,梨枣解材,不令遗弃,仿古人巾箱之式,刻袖珍版书。”后世将当时遵照高宗旨意,于乾隆三十年(1765)用零材短板刻成的小版框小开本的《古香斋十种》,就称为袖珍本。直到今天,对小开本书仍常以袖珍名之。 初刻本 凡第一次镌刻的书均可称为初刻本。 重刻本 重刻本是相对于原刻本而言的。凡确知一书是重刻于某本,方可称为重刻本。然其情况复杂,与初刻本相关,没有确切的把握,不能随便运用重刻本的概念。且重刻与翻刻(覆刻)意义相近,容易混淆。重刻本就是将经过校勘的底本重新雕刻,其行款版式可与原底本同,也可以不同。翻刻虽也是重刻,但翻刻则是依底本原式照翻,非但行款字数一仍其旧,甚至讳字、刻工姓氏也照样翻雕。所以在运用重刻本称谓时,一方面要注意它是重刻某本,一方面还要注意它是否为翻刻。 翻刻本 翻刻本也称覆刻本。 影刻本 影刻本是以某一版本为底本,逐叶覆纸,将原底本的边栏界行、版口鱼尾、行款字数等,毫不改变地照样描摹或双勾下来,然后将描摹好的书叶逐一上版镌雕。这样雕印出来的书,因为版样是影摹下来的,对于那个原底本来说,就称为影刻本。影刻本书多发生在影刻宋元本书上。因为宋元本书传至明末清初,已属罕见。为了保存传本,流布久远,便常常采用这种影刻的办法。由于它能保持原底本的风貌,故历来为藏书家和版本家所珍重。 重修本 重修本也称为修补本或修补版。古书版片由于多用梨、枣等硬木,故可流传使用上百年乃至几百年。其间由于屡经刷印或遭受其他灾害,又很容易造成版片的缺损,所以再要进行刷印时,对其中缺损的版片就得重新加以修补。用这种修补过的旧版片刷印的书,在版本著录中就称为“×朝××年××人刻×朝××年重修本”。经过修补的版片,因为时代、刻工、技术的不同,呈现出来的版框、版心及字体风格等,与未经修补的就不尽相同,甚至墨色也显得不同。所有这些都是比较容易鉴别的。 重修本运用在家乘、地志等书时,要特别注意其另外的含义。中国地志之书浩如烟海。每换一任或几任地方官,就常常重修一次该地的方志,载入风土民情、山川地理、物产资源、名胜古迹、建置沿革、地亩四至、先贤仕宦、历朝贡举等新内容,以便掌握该地情况,实施封建管理。但有时因初修不久,有时因财力不敷,没有必要或没有能力另纂新志时,也常常修补旧志版片,或在旧版片的相应内容下增刻新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就要分别著录:只是修补旧版重新刷印的,应著录“×朝××年刻××年重修本”;若是在旧版本相应内容下增刻了新的内容,就得著录为“×朝××年刻××年增修本”。在著录志书重修本和增修本时,还要特别注意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这是极易发生混乱的地方。就是在版本著录为“重修”或“增修”的两种情况下,其志书书名前所冠的纂修时代,都只能是原来纂修的时代。若是志书书名前已明确冠有“重修”字样,则这里的重修决非重新修补版片之义,而是此志已经重新纂修之义。 递修本 凡一书版片经过两次及两次以上修补而重新刷印出来的书本,均可称为×朝××年刻×朝××年递修本。这种递修重印的古书在现存的中国古籍中为数还不少。有名的如南宋两浙东路茶盐司所刻的《六经正义》,多数到南宋末年和元朝初年,就曾两次递修重印过。又如南宋绍兴年间蜀中眉山地区所刻的《眉山七史》,其版片元代以后递有修补。明洪武年间版片移入南京国子监,一直到正德、嘉靖、万历时,还曾修补重印。到清代顺、康、雍、乾时,这套版片还存贮于江南布政使司衙门库中,嘉庆时才毁于火。明南京国子监刻的《玉海》,其版片自正德、嘉靖以后即屡经递修。万历十六年(1588)赵用贤、康熙三十六年(1697)李振玉、乾隆三年(1738)熊木,都曾修补重印。所有这些都是典型的递修本。 朱蓝印本 朱蓝印本,是指古代书版雕完,在正式刷印之前常要试印,以检查是否有错字和着墨是否均匀,以便进行修整。这时使用的颜色常用红或蓝色,目的在于醒目,便于发现版面上的问题。此种试印的书,红颜色者,就称××刻朱印本;蓝颜色者就称××刻蓝印本。这种印本因为是新版初试,字画清晰,刀法剔透,初印精美,加上印数少,传世罕,历为版本家和藏书家所看重。 四库底本 清代乾隆年间编纂的《四库全书》,是卷帙浩繁的大丛书,共收3507种,79337卷。在开馆纂修前及整个纂修过程中,广征天下遗书,故从全国各地进献的图籍数以万计。书到北京,全都送到翰林院点收,加盖翰林院关防,以备选用。有人将这些都称为四库底本,这是不对的。确切的概念,四库底本指的是被《四库全书》收入而作为誊抄底本的那些书,而不是指进过翰林院,钤有翰林院关防,实际却未被《四库全书》录入的书。
hzy是河南中医药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Henan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位于河南省郑州市,是河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共同建设的省属重点大学、河南省特色骨干大学,是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高校。
入选“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教育部中国政府奖学金生培养高校、国家中医药国际合作基地、博士学位授权单位,河南省“双一流”学科创建单位。是一所以中医药学科发展为特色,医、理、管、工、文等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综合性普通本科高等院校。
学校的前身是创建于1953年的河南省中医进修学校,1958年9月,河南中医学院成立;1981年,学校被批准为首批硕士学位授予单位,2009年1月被确定为博士学位授权建设单位。
2012年,学校成为“国家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高校;2016年1月26日,教育部批准河南中医学院更名为河南中医药大学;2016年3月10日,河南中医学院正式更名为河南中医药大学。
河南中医药大学建设成果:
根据2022年7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获省部级以上科研奖励324项,其中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二等奖3项,省部级科研奖励318项;获得国家授权专利807项,其中授权发明专利447项。
根据2022年7月学校官网显示,学校图书馆有各类馆藏纸质图书1829628万册,电子图书1410467万册,中外文期刊3794种,中外文数据库94种。
截至2021年9月,学校图书馆馆藏中医线装古籍文献是该馆的特色资源,藏书共计33万多册,包括明、清时代的刻本、抄本等版本形式,其中《急救良方》入选《第一批全国珍贵古籍名录》,《古今医统正脉全书》等10部古籍入选《第一批河南省珍贵古籍名录》。
2020年9月24日, 阔别五年之久 ,经过全方位提升的河南博物院主展馆终于面向 社会 开放了。 河南作为 历史 文明的发源地,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中华文明的精华汇聚于此。 河南博物院建于1927年,现有馆藏文物多达17万件,是我国成立较早的博物馆之一。
一个“中”字,道出了河南数千年 历史 最核心的特质, 一个“都”字,成为河南博物院基本陈列的新的灵魂。 很多之前参观过小馆的游客,都对河南博物院以前的陈列“中原文明之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何使新的陈列展览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更大的提升、更吸引观众? 经过博物院工作人员反复研讨论证,最终确定了陈列展览的主题为: 泱泱华夏 择中建都。
黄河九曲,中原在黄河的襟抱中。中原是华夏民族形成发展的发源地, 中原文化在黄河文化中处于中心地位,这里被称为“最早的中国”,这里长期是统一中央王朝的核心区。 世界古代文明中,唯有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绵延至今,中原是这一文明谱系中保存最完整的地域。 数千年来, 有 20 余个王朝在中原建都 ,洛阳、开封、郑州、安阳,名都相望,城垣相叠,文化厚积。古都,成为贯穿华夏文明史的一条主线。
主展馆主体建筑以 元代古观星台(中国现存最早的天文台遗址,位于河南登封)为原型 ,经艺术夸张演绎成 “戴冠的金字塔” 造型,其底部为长63米的正方形,高455米,内部设计五层,其中地下一层。
终于要说到本文的主题了,那就是镇馆之宝,河南是全国重要的文物大省, 地下文物全国第一,地上文物全国第二,地下文物要还是全国第二的话,那就没有老一了。 除了被运送到台湾省和被国博借走的一部分,(比如清明上河图和司母毋大方鼎)河南博物院的展出数量已经很惊人了。 河南博物院有九大镇馆之宝,各个身怀绝技,云纹铜禁、莲鹤方壶和贾湖骨笛上过《国家宝藏》,杜岭方鼎直接把郑州送进了古都俱乐部,甚至还有一些文物禁止出国展览。它们的重要性可见一斑而它们出土的地方,合起来就是一张河南宝藏地图。
姓名:武曌金简,籍贯:登封 , 时期:唐代早期 , 出土日期:1982年5月中岳嵩山峻极峰
出土过程:1982年5月,登封县农民屈西怀上中岳嵩山采药时,在嵩山山顶峻极峰的石缝中发现了这块纯金的简片。 武曌金简长362厘米,宽8厘米,厚01厘米,重2235克,黄金纯度在96%以上 ,上面有铭文: 上言: 大周国主武曌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曌罪名。太岁庚子七月甲申朔七日甲寅,小使臣胡超稽首再拜谨奏。 大意是说: 大周国皇帝武曌,来到嵩山,投递一枚金简,请求天上神仙们除去武曌的罪名。公元700年7月7日,使臣胡超磕头。
目前武则天的墓墓穴至今仍未打开, 这是现存唯一一件属于武则天的文物,它的发现为了解唐代的 历史 风貌和一代女皇武则天的生平提供了可靠的实物依据 。
姓名:贾湖骨笛,籍贯:漯河市舞阳县北舞渡镇,时期:新石器时代裴李岗文化时期,出土日期:1986年
八千年的漯河人对音乐有了追求,而制造出的乐器,是“人类从愚昧迈向文明的第一道门槛”。 人们一提起中华文明,都会说是五千年古老文明。其实,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时间远不止五千年,1984年~2001年,贾湖遗址中先后出土了 26支骨笛,墓葬共有349座 ,它们分散在不同的墓葬,其年代先后相差很大。相继出土的由 仙鹤(丹顶鹤)尺骨(翅骨) 制成的骨笛,就是 距今7800年~9000年 的、华夏族先民的智慧留存。
贾湖骨笛的出土,一下子将中华文明向前推进了将近4000年。
姓名:杜岭方鼎
籍贯:郑州杜岭张寨前街
时期:商代早期
出土时间:1974年
通俗来讲就是商王朝厨子手里做饭的容器,俗称“锅”。 1974年,一个名叫袁海军的环卫工在挖土过程中挖出,共两件。 大的被国家博物院借走,小的留在河南省博 。 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礼器,其数量之多、形制之大、铸造花纹之精致,都是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都标志着在郑州商城时期,中国古代文明已经进入初现辉煌的时期。 享誉世界的商文明,就在这里起步。它的发现,不仅为安阳殷墟找到了文明的源头,而且为寻找早商文化和夏文化提供了依据,在中国乃至世界古代文明 探索 中,它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可以说: 杜岭方鼎——让郑州挺进“中国八大古都”的重要力量。
姓名:玉柄铁剑 , 籍贯:三门峡 , 时期:西周晚期 , 出土时间:1990年
西周初年, 周武王将自己的两位叔叔虢仲、虢叔分别分封到河南荥阳和陕西宝鸡 , 史称东虢国和西虢国,来保卫周王室。 西周晚期,西虢不堪犬戎侵扰,东迁到三门峡一带。玉柄铁剑是西周末年虢国君主虢季的佩剑。
出土过程: 1990年2月的一天深夜,三门峡上岭村突然传来几声枪响。三门峡市公安局查获了一起盗墓案,为了查明被盗墓葬的情况,追回被盗的文物,公安人员配合考古人员对盗墓现场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墓葬令所有在场的人深感震惊,随葬器物丰富,种类繁多,放置有序,随葬品还有大量的青铜礼乐器和玉器。从墓葬的形制和规格判断,应该是一座国君墓,考古队在椁室的东南角发现了这把宝剑。
玉柄铁剑集铁、铜、玉三种材质于一体,是中国考古发掘中出土的时代最早的一件人工冶铁制品。 它的出土,将中国人工冶铁的年代提前了近两个世纪,因此被誉为“中华第一剑”。
姓名:四神云气图,籍贯:永城柿园村 ,时期:西汉早期 ,出土日期:1987年。
在中国古人眼里,尤其在西汉人的眼里, 人死后是可以升天的,寓意死是生的继续。 特别是在汉代的墓葬中充满了对来世享乐的憧憬,对来世仙界的描绘。 汉景帝弟弟梁王刘武的儿子刘买,据《史记》记载,刘买是梁孝王刘武的长子,是在刘武去世之后继任的又一代梁王,在位只有七年,史书上关于他的事情并不太多。
出土过程:1986年5月的一天,永城柿园村一个名叫赵德友的农民,在自家承包的采石塘放炮采石,偶然发现了一座古墓。很快,闻讯而来的商丘文物队对古墓进行了发掘。 考古人员沿着狭窄的墓道进入墓室,微弱的灯光照到墓顶处,突然,大家眼前出现了鲜艳的红色,一只长须飘摆的龙头映入眼帘。 只见墓顶上有一幅生动传神的壁画。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与灵芝、云纹等共同组成一个大气磅礴、灵动飞扬的画面。专家将其命名为《四神云气图》。
《四神云气图》是中国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墓葬级别最高的墓葬壁画珍品,因年代久远、做工精美被中外专家、学者赞誉为“敦煌前之敦煌”、“敦煌外之敦煌”。
姓名:汝官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籍贯:河南宝丰清凉寺,时期:北宋,出土日期:1987年
历史 上各个时代的造物总是恰如其分地附带上当时的文化与习俗烙印,而这种文化烙印尤其强烈的,莫过于宋代的瓷器。宋代对瓷器釉色的追求来源于宋人理学风气的弥漫。“ 雨过天青云破处”是对汝瓷独特的审美追求 。 汝官窑系御用窑,烧造时间极短,只在北宋晚期烧了大约20年。之后,汝窑消失,技术失传。文献记载: 汝窑有“天青为贵,粉青为尚,天蓝弥足珍贵”之称。 天蓝釉的形成,主要是在烧制过程中窑位与火候恰臻妙处,因此成品率极低,传世极少,全世界收藏的汝官瓷加在一起, 不会超过150件 。 在它们之中, 弥足珍贵的天蓝器物,也就5件。 而刻花者,唯有河南博物院收藏的这件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一样的器物,刻花者当然更为珍贵,何况就此一件。 李苦禅先生曾言“天下博物馆,无汝(瓷)者,难称尽善尽美也”;在民间,更有“ 纵有家产万贯,不如汝瓷一片(件)” 之说。
小Tips:陶瓷类器物中唯一入选河南博物院“九大镇院之宝”的代表作品。
姓名:云纹铜禁,时期:春秋时期,出土日期:1978年河南省淅川下寺春秋楚墓
周朝人亲眼目睹了商王朝的灭亡, 他们认为夏、商两代灭亡的原因之一在于嗜酒无度,因而将承放酒杯的案台称为“禁”。 云纹铜禁霸气十足,但它不过是楚庄王的儿子、楚共王的司马、楚康王的令尹——子庚的随葬品。 河南淅川,位于豫、鄂、陕三省交界,因淅水纵贯境内,形成百里冲积平川而得名。这里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地扼南北,陆通秦晋,水达吴楚,是我国楚文化的重要发祥地, 历史 文化积淀极为厚重。
1977年10月,淅川下寺当地村民在丹江西岸龙山附近,发现一座被水库冲刷出来的古墓,流散出去许多青铜器和玉器,文物工作者得知情况,迅速前往收集文物,并派人保护现场。 但是由于当时雨季来临,丹江水位上涨,发掘工作被迫中断了。 第二年,文物部门立刻对这片墓地进行了抢救性挖掘,共发掘出了24座春秋时期的楚墓和一部分汉墓,出土了许多价值不菲的珍贵文物,云纹铜禁就是其中之一。 经历了两千多年的岁月洗礼,云纹铜禁出土时残破不堪,整个案面裂为七八块,千年的水浸和腐蚀让四周的云纹和怪兽变成了一堆堆难以分辨的铜梗和铜渣。
中国青铜古器修复界三大圣手之一、河南博物院高级技师 王长青带着徒弟耗时4年,经过了26道工艺以及数不清的失败,让云纹铜禁复活,创造了中国修复史上的奇迹。
姓名:莲鹤方壶,时期:春秋时期,出土日期: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
春秋中期青铜制盛酒或盛水器,1923年8月,河南新郑县南门外李家楼的农民们,在野外进行取土时,镐头意外地撞击到一块坚硬的青砖上。将浮土拨去后,人们发现一堵砖墙,众人锹镐并举,砖墙很快被拆毁,一个深不见底的黑洞露了出来。 百姓比较迷信,没有人敢下去一探究竟,只能对当地的文物部门进行汇报。 文物部门随即派来了两位考古人员展开了调查和研究,认为此地为春秋时期的大墓,随后一场声势浩大的保护性发掘展开。 经过发掘,“郑公大墓”出土了完整的青铜器近百件,另外还有玉器、陶器等数百件文物,史称“ 新郑彝器”。
专家们认为,这批文物是郑国王室的祭祀重器, 其主人可能是郑国国君子婴 。 1927年,河南省成立了河南省博物馆筹委会,这批历经周折辗转的青铜器文物成了河南省博物馆的首批“镇馆之宝”,开启了河南文物事业之路。有人这样说, “先有郑公大墓,后有河南博物馆”。 莲鹤方壶被称为“东方最美丽的青铜器”
关于莲鹤方壶的珍贵价值,郭沫若先生曾以极富文采的语言予以评价, “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躇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 莲花怒放,仙鹤欲飞,莲鹤方壶在青铜艺术上,开创了一代新风,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智慧的结晶,是时代精神的象征。
姓名:妇好鸮尊 时期:商代晚期 出土日期:1976年出土于河南安阳殷墟小屯宫殿宗庙遗址西南侧妇好墓
鸮,又称枭,俗称“猫头鹰” 。在商代 ,鴞是商人喜爱和崇拜的一种神圣的鸟,是克敌制胜的象征。 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是个善于打仗的女将军,殷墟的甲骨文记录了她攻克了周边诸多方国。鸮尊作为妇好的陪葬品,是非常符合她生平的。
1975年冬,全国掀起“农业学大寨”平整土地的浪潮,安阳殷墟小屯西北地的岗地成为被平整的目标,安阳考古工作站对岗地钻探,发现了殷商时期文化遗存。 经过进一步发掘, 中国第一女战神——妇好的墓穴重见天日。 随葬品有大量青铜武器和玉器, 妇好鸮尊原器为一对两只,一件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另一件收藏于河南博物院。
尊,是一种盛酒礼器, 而妇好鸮尊不但是最早的鸮形酒器,而且造型完美。 头高昂,两眼圆瞪,宽喙,双翅并拢垂地与粗壮的双足形成三点一面,其雄浑厚重,神态庄严,无愧于战神之称号。
小Tips:妇好鸮尊,是河南博物院的镇院之宝,河南博物院建院八十周年“九大镇院之宝”的必选宝藏。(也是俺最喜欢的省博馆藏文物之一 )
行程攻略 展馆共有四层,建议至少放4个小时的游览时间。
一层:1号厅为新石器时代; 2号厅为夏商时期; 3号厅为西周时期; 4号厅为东周时期;
二层: 5号厅为秦汉魏晋南北朝1; 6号厅为秦汉魏晋南北朝2; 7号厅为隋唐时期1; 8号厅为隋唐时期2;
三层: 9号厅为宋金元时期1; 10号厅为宋金元时期2; 11号厅为明清河南; 12号厅为国宝特展
四层: 13号厅为中原楚国青铜艺术14号厅为明清珍宝馆。 ^_^游览路线可以说相当友好了,从1号厅新石器时代开始所有展厅一网打尽,不会迷路,镇院之宝的位置在文物介绍上面我都标记出来了,可以一一打卡 建议去之前多做功课,大概了解一下文物信息。
详细地址: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农业路8号
交通攻略: 飞机:飞至“郑州新郑国际机场”,打车前往博物院,约45分钟左右,也可搭乘地铁2号线到关虎屯站下车。
高铁抵达“郑州东站”后,打车前往博物院,约27分钟,也可乘地铁一号线到紫荆山换乘2号线到关虎屯站下车。
郑州市内的小伙伴可以搭乘地铁二号线关虎屯站下车C口出站,步行几百米即到。
公交车B18、B2、B102博物院公交站下车。 自驾:导航搜索河南博物院,根据导航走即可( 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 )
开放时间:每周二至周日9:00—17:00(夏季开放时间为9:00—17:30),闭馆前1小时停止发放门票;每周一闭馆(国家法定节假日除外)。
门票价格:河南博物院实行网络实名制预约免费参观,目前仅接受散客(个人)预约。预约可选择时段为:9:00-16:00。原取票窗口不再提供服务。(微信公众号提前预约即可) 关于讲解员(首席讲解员260,一级讲解员200,二级讲解员150,双语讲解员280)
亮点特色: 博物馆新推出了考古盲盒,只需要提前预定,到博物馆当天就可以买到了,预定一次可以购买多个,盲盒其实就是体验考古人员提取文物的过程,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墙裂推荐哦,快去试试你能挖出来什么宝贝
说到印章,不少人都想到了秦朝时期的「 ”传国之玺”。根据史书记载,秦始皇一统江山后,命李斯用和氏璧做成了一块玉玺,这便是写有「 ”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小篆的「 ”传国之玺”。其实,传国之玺并非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印章,在先秦时代,古人就使用了印章。随着历史的发展,印章不在局限于玉器、青铜等。到了汉代时期,不少贵族、大臣甚至是诸侯开始用上了「 ”金印”。汉代时期的这些金印因为历史的缘故,大部分都消失于历史的长河中,只有少部分流传了下来。 有两则故事,都非常传奇,曾名噪一时! 史上最早的「 ”天元皇太后金印”,它的背后藏着这样一段佳话~ 1993年8月,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渭城区底张乡的北周武帝孝陵被盗,盗墓贼盗走了周武帝皇后阿史那氏墓内的金凤冠等各种头饰、首饰,还有一方「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 1996年6月,渭城公安分局文物派出所完整地缴获了被盗珍贵文物,其中包括「 ”天元皇太后玺”。 此玺通高47厘米,边长445×445厘米,为麒麟钮。 玺钮与玺台系铆嵌在一起,重80256克。 印文为朱文(阳文),分布二行,每行三字,标志着北周官玺制度的改变(秦汉以来,流行的方形官印多为阴文),同时也说明此玺需钤盖在绢帛之上。 此玺在印学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是研究从秦汉阴文铸造官印转向隋唐阳文蟠条官印的不可多得的实物资料。 (传)唐 阎立本《历代帝王图》中的宇文邕画像 「 ”天元皇太后”是北周武帝宇文邕的皇后阿史那氏,据说,周武帝为迎娶这位皇后颇费了一番周折。 阿史那氏是当时突厥可汗的女儿,可汗原答应将女儿许配给周武帝,后来又后悔了。 周武帝即位(公元560年)以后,多次派人前去迎亲,都无果而返。 公元565年,周武帝派大臣率120人的迎亲队伍浩浩荡荡再次迎亲,可汗一拖再拖,迟迟不肯答应。 武德皇后墓志盒盖拓片 武德皇后墓志拓片 迎亲队伍苦苦等了三年,直到公元568年,有一次天气突变,雷电交加,大风吹坏突厥人居住的帐篷,可汗以为是遭到天遣,才以礼送女儿随使者归周。 阿史那氏嫁到北周后,被封为武德皇后。史书对这位武德皇后的评价是:后有姿貌,善容止,帝深敬焉。 至此,从周武帝即位迎亲算起,为娶阿史那氏他前后整整花了八年时间,当然一方面是为了加强联盟,统一北方。 北周、北齐与突厥的位置关系(图自网络) 公元578年,周武帝驾崩,周宣帝即位,尊武德皇后为皇太后,不久,宣帝不堪隋国公杨坚威逼,传位于太子,即周静帝,宣帝自称「 ”天元皇帝”,尊皇太后为「 ”天元皇太后”。 盗墓者所盗的「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正是阿史那氏在孙子当政时期使用的信物。 隋朝开皇二年(582年),天元皇太后去世,年三十二。 与宇文邕合葬孝陵,谥号武成(墓志作「 ”武德”)皇后。 武德皇后阿史那氏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突厥族的皇后,「 ”天元皇太后玺”金印是史上最早的皇太后金质印玺,现珍藏于陕西咸阳博物馆,被认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它不仅见证了突厥人和鲜卑人政治联姻的历史,还见证了阿史那氏历经三代君王的辉煌一生,弥足珍贵。 国家发掘的金印并不多,出土一件都是一级国宝,下面这个故事更有戏剧性,因属于私人发现,还出现了很多争议。 村民河滩上捡到「 ”金印”,专家称价值超2亿而上交后获350元奖励 金印流传下来的一般都是考古出土或者民间无意间发现。在诸多的金印中,除了上面的王后金印最著名的便是广州南越王墓出土的「 ”文帝行玺”金印。这枚金印之所以如此珍贵是因为这是考古出土的第一枚帝印。虽说南越王国不被汉代认可,但对于当时的南越王国来说,他们就是一个国家。而这枚金印中也表现出了南越古人的这种想法,根据古籍中记载帝印白玉质或者金质、螭虎钮印,印文是「 ”皇帝行玺”或「 ”天子行玺”;而南越国赵眜这枚帝印就符合了这一记载。除了文帝行玺之外,考古上也出土了不少的金印,民间也有发现。 在民间发现的金印中,最著名的便是西汉偏将军印章。所谓的偏将军其实就是将军的辅佐,偏将军官名始于春秋,在汉代时期,基本每个将军都有辅佐。因此,在诸多的汉代金印中,有不少是偏将军金印。今天说的这枚金印目前被收藏于重庆市博物馆,是该馆最著名的文物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有人估价超过2亿元。至于这件文物到底是怎么被发现的呢? 藏友有藏品需要鉴赏评估,交流,出手的可关注私信我,关注河南省收藏家协会官方公众号「 ”河南收藏” 为藏友免费提供与资深圈内专家、藏友面对面鉴宝交流 从事情得从1982年说起,当时观音桥公社社员刘定全等人在嘉陵江北岸水府宫聚贤岩河滩上劳动时,发现石头中金闪闪的,出于好奇,刘定全将这东西捡了起来。不过并没有告诉其他人,因为他总觉得此物不同寻常,将这件金黄的东西带回家后,刘定全对妻子说「 ”这是一枚金印,是在河边捡到的”。刚开始妻子还不相信,因为刘定全跟自己开玩笑,为了验证这到底是不是黄金,刘妻在狠狠的咬了一口,留下了一个压印,但也证实了这是一件黄金印章。 妻子知道自家丈夫捡到黄金后,对周围邻居讲起了这件幸运事。慢慢的,刘定全捡到黄金的消息传遍了当地,当地的文物专家知道后决定上门看看这传说是否真实。当专家看到金印上的「 ”偏将军印章”5字后就知道这肯定是文物,而且是一件极为罕见的文物。专家之所以认定这是一件价值极高的文物是因为早在1954年,陕西宁强县阳就出土了一件「 ”朔宁王太后”金印。而村民捡到的「 ”偏将军印章”金印在钮式、印体上与此金印如出一辙。 专家知道这件金印文物的来源后,对村民解释说「 ”我国法律规定地下
清朝诗人、画家、文物收藏家宋荦简介,宋荦墓在哪?
本文2023-10-12 20:39:39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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