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数人的意识里，凡名胜古迹、文化遗产、鼎彝器物、版本书籍、书法字画等，其产生的时代愈早就愈受人们珍重，原因很简单，通常情况下，时代越久远，传世越珍罕，历史文物价值当然也就越高，但时代“早”与“晚”只是个相对的概念，不同时代的人恐怕会有不同的感受和理解。我们主张既要回望历史，把握时代早晚的尺度；也要展望未来，预留后人品评历史时代的空间。

　　在多数人的意识里，“物以稀为贵”，但“少”也没有绝对的标准。除了“惟一”可以算是绝对地“少”之外，恐怕谁也难以说出少的标准数字。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主张既不能忽略罕传孤行本所具备的特殊价值，也不因存世尚多而漠视某些典籍固有的珍贵品质。

　　就古籍而言，其价值既包括文物价值、版本价值，也包括文献价值（学术、资料价值）。其中文物价值已包含在前述时代早晚标准中。文献价值是就书的内容而言的，在中国现存古籍中，除极少数荒诞、迷信、**等糟粕性的古籍因无或缺乏学术、资料价值而无须选录外，其余大多数典籍在甄选时不必过多在文献价值上煞费苦心。惟有版本价值才是《名录》甄选时必须着重考虑的要素。早期产生的典籍版本，因其历史文物价值高，甄选时并不太费周折。晚出之本，则要看其所从出；看其刻前是否经过重新整理；是否经过严格校勘；看其是否为初刻；看其是否经过名人批校题跋。一句话，版本价值是甄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重要考核内容，甄选难度也就在这里。

魏晋时期，由郑默的《魏中经簿》到荀勖的《晋中经簿》，开始“分为四部，总括群书”(《隋书经籍志》)，所分的四部名为甲乙丙丁，分别对应《七略》各部分，其内容则很像后世的经、史、子、集四部。

东晋的李充编成《四部书目》，“因荀勖旧簿四部之法，而换其乙丙之书”(阮孝绪《七录序》)，一举奠定了四部分类法按经、史、子、集为序的体例。

再往后虽有王俭的《七志》和阮孝绪的《七录》的异军突起，但唐朝初年编撰《隋书，经籍志》，仍走的是四分法道路，影响所及，也使四分法成了日后图书分类的主流。

直到清乾隆敕修《四库全书总目》，集四分法之大成，类目空前细密，分合也更趋合理，时至今日，对我们编制古籍书目依然具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知识信息；

著作方式；

文字；

物质载体；

文字制作技术；

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