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姓由来

　　1、出自祁姓和姬姓，为黄帝轩辕氏之后。相传帝尧是黄帝轩辕氏的玄孙，姓伊祁，名放郧，尧是他的谥号。他最初被封于陶，后来迁于唐，所以被称为陶唐氏。成为天子后，开始以"唐"为国号，所以又称唐尧。尧做了100年天子后禅位给舜，尧死后，舜封他的儿子丹朱为唐（今河北省唐县）侯。到周武王时，唐侯作乱被成王所灭，唐国之地就被改封给成王之弟唐叔虞，原来帝尧的后裔则被迁往杜国，称唐杜氏。唐杜氏的后裔有以国为氏的，称唐氏。另外唐叔虞的子孙也以国为氏，后来就姓了唐。同时周昭王时，曾封丹朱之后在鲁县为唐侯，被楚灭后，其子孙也姓唐。春秋时，又有一支姬姓唐诸侯国，被楚昭王灭后，其后人也称为唐氏。以上这4支唐氏，均源自轩辕氏

　　2、东汉时唐姓始有他族加入。如南方白狼王中有唐姓；陇西（今属甘肃）羌亦有唐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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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姓分布

　　早期的唐氏，主要分布于魏、楚、晋、秦，如战国时魏有唐雎；楚有唐昧。西汉时，唐雎之孙唐厉徙居沛国（今江苏沛县）；东汉时唐翔在丹阳（今安徽当涂县东北）定居；晋代唐熙定居凉州（今甘肃武威），其子唐辉又徙居晋昌（今山西定襄县西北）；南朝齐时有三吴地区农民起义首领唐寓之曾攻占钱塘（今浙江杭州），称帝，国号吴。由此可见，南北朝时期唐氏已相当广泛地分布于大江南北的许多地方。唐朝时有河南固始唐氏移居福建。宋代有晋昌唐氏随宋室南渡，定居江西宁都，后迁广东潮阳、大埔，又有迁梅州及广西者。清代，闽、粤唐氏有的移居台湾，进而又有人远徙海外，如当代有"航运业大王"之称的印尼华人唐裕

　　科举考试以名列第一者为状元，乡试第一称解元，会试第一称会元。殿试第一称状元。唐制，举人赴京应礼部试者皆须投状，因称居首者为状头，故有状元之称。从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以来，从中经历唐、宋、元、明、清各代，直到清光绪31年(1905)废除，历经1000多年。在“学而优则仕”的年代，封建社会的文人都把考状元作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这些千古名言不知激励多少学子卧薪尝胆、悬梁刺股、死钻八股、勇跳龙门。中状元者号为“大魁天下”，为科名中最高荣誉。因其为殿试第一甲第一名，亦别称殿元。又因居三鼎甲之首，亦别称鼎元。但古时的状元也不是全部是殿试第一名。唐郑谷及第后，作《宿平康里》诗“好是五更残酒醒，耳边闻唤状元声。”但是郑谷当年是第八名，而不是第一。五代时南汉《十国春秋》云“刘龑（Yan）定例，作状元者，必先受宫刑。故罗履先《南汉宫词》曰：“莫怪宫人夸对食，尚衣多半状元郎。”

　　[编辑本段]状元的历史

　　状元是中国的特产，是中国科举制度诸多名词中最为炫耀的一个。科举制选状元肇基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从唐高祖武德五年(622年)科举考试开始，至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考，凡1282年间历代王朝共选拔了文状元654名，武状元185名(有姓名记载的)。

　　状元就是类似今天高普考的榜首。目前在史籍中留有名号的状元约有七百多人左右，他们都是在苦读之后，才一举天下知，成为当时科考上的佼佼者。因历朝历代多以文艺及哲理为取才的标准，虽然这些状元中不乏政治家、史学家，但仍以文学家为多。其中较为人知的有，唐代的贺知章、王维、柳公权，宋代的张孝祥、文天祥，明代的胡广、杨慎，清代的翁同龢、张謇等。中状元称为“大魁天下”，是读书人的最高荣誉，但大多数的状元，因为个人的因素或当时环境的牵制，使其一生不能大伸手脚，有所作为，而终至湮没在历史的洪流中。

　　状元起初称为“状头”，原来在唐朝参加考试的士子，经由各州贡送到京城，在应试前需递送“投状”，即类似今日考试报时填写资料的情形一样。考试结束之后，将最高的成绩放在最前面，就叫做“状头”。居首者因曰状头，亦曰状元。 明清两代，殿试一二三名，确定其名称为“状元”、“榜眼”、“探花”，合称“三鼎甲”。状元的地位日益特殊，新进状元照例受六品的翰林院修撰。翰林素有“储相”之名，因为这个职位较接近皇帝，升迁的机会比同榜者快。

　　在清朝的殿试主要以应考者的书法来定优劣，清朝政府原本只是要求试卷形式上的整齐，以利阅卷者评阅考卷。到了康熙年间，中年时的康熙对书法产生爱好之心，于是天下的士子在上行下效的风气下，纷纷勤练书法。而这个风潮对于状元的择取也有莫大的影响力，在康熙三十年，殿试拟吴昺为状元，可是康熙喜欢第二名的戴有祺的书法字，于是戴有祺便成为钦点的状元了。

　　中国科举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唐武德五年(公元622年)的孙伏伽,最后一个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的刘春霖。

　　[编辑本段]中国历代状元之最

　　1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状元，是唐武德五年壬午科状元孙伏伽。

　　2历代状元中，最为后世崇敬的民族英雄，是南宋宝佑四年(1256年) 丙辰科状元文天祥。他以崇高的爱国精神和民族气节，被誉为“状元中的状元”。

　　3历代状元中，对中国政治局势起过重大影响和作用的，是清咸丰六年(1856 年) 丙辰科状元翁同龢。他一生两次为帝师，在晚清帝、后两党之争中为帝党首领。甲午中日战争后，积极支持康有为变法主张，并密荐之于光绪皇帝，最终促成“戊戌变法”，使当时政局发生重大变化。

　　4历代状元中，唯一由状元而成为皇帝的，是西夏天庆十年(1203年) 癸亥科状元李遵顼。他是夏宗室齐王李彦宗之子，于天庆十年(1203 年) 参加西夏科举考试，廷试得中第一，成为状元。袭封齐王，又擢升大都督府主。后于西夏皇建二年(1211 年) 发动宫廷政变，废夏襄宗自立，成为皇帝，是为夏神宗。

　　6历代状元中，有据可考最早在科举考试中连中“三元”的状元，是唐建中二年(781 年) 辛酉科状元崔元翰。他先后考中京兆府解头(解元) 、进士状头(状元) 、博学宏词科敕头、制科三等敕头。

　　7历代状元中，唯一由武状元而位至宰相者，是唐代开元初年武举高等(状元) 郭子仪。他一生历仕玄宗、肃宗、代宗、德宗四朝，曾两度担任宰相。同时，他也是历代武状元中军功最为显著者。

　　8历代科举考试中, 考中“三元”人数最多的是北宋，共有孙何、王曾、宋庠(xiáng，即宋郊)、杨寘(zhì,同‘置’)、冯京、王岩叟等6人。

　　9历代状元中，官至宰相(含相当宰相的官职,如内阁首辅、大学士等) 人数最多的是明朝，共有胡广、商辂等17 人。

　　10历代状元中，诗、画成就最高的，是唐开元十九年(731 年) 辛未科状元王维。他是盛唐山水田园诗派杰出代表之一，其诗歌艺术被认为“自李(白) 杜(甫) 而下，当为第一”。其绘画被推为“南宗绘画之祖”，古代文人画亦自他而始。

　　11历代状元中,词作成就最高的，是南宋绍兴二十四年(1154 年)甲戌科状元张孝祥。其词追踪苏轼，气概凌云，具有深厚的爱国主义色彩，与张元干并称南宋初期词坛双璧，是伟大的爱国词人辛弃疾的先行者。

　　12历代状元中，书法成就最高的，是唐元和三年(808 年) 戊子科状元柳公权。他精于楷书，也擅长行草书，和唐代另一大书法家颜真卿并称“颜柳”，历史上还把他和唐代欧阳询、颜真卿、元代赵孟頫合称为我国“楷书四大家”。

　　13历代状元中，史学成就最高的，是五代时后汉乾佑二年(949 年)己酉科状元王溥。他在唐代苏冕始创会要体的基础上，据苏冕所编唐九朝《会要》及杨绍复等续修之书，重加整理，撰成《唐会要》一百卷。后又据五代历朝实录撰成《五代会要》三十卷。不仅史料丰富翔实，而且正式建立了会要体分类编纂的体例方法，为后世所仿效。这一贡献被《四库提要》称为“厥功甚伟”。

　　14历代状元中，著述最丰的，是明代正德六年(1511 年) 辛未科状元杨慎。他不仅工诗，而且能文、词和曲，并重视民间文学，是颇有成就的文学家和著名学者。其平生著述达四百余种，虽多散佚，仍留存一百多种，现存诗作二千三百首左右，著述之丰，明时推为第一 。

　　15历代状元中，植物学成就最高的，是清代嘉庆二十年(1817 年)丁丑科状元吴其浚(jùn，同‘浚’)。他一生历任多省巡抚，所至注意各地丰瘠与民生的关系，依据耳闻目睹，绘图列说，并辑录古籍中有关植物文献，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二十二卷、《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是我国19 世纪一部重要的植物学专著。

　　16历代状元中，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南宋绍熙四年 (1193 年) 癸丑科状元陈亮。他提倡注重事业功利有补国计民生的“事功之学”。提出“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的命题, 和朱熹多次进行过义利、王霸关系的辩论。其学说独具体系，为永康学派的创始人。同时又是著名的文学家。

　　17历代状元中，最嗜饮茶并对我国茶道研究作出贡献的是唐代元和九年(814 年) 甲午科状元张又新。他所撰《煎茶水记》一卷，评论各种泉水煎茶之优劣，是继陆羽《茶经》之后，我国又一部重要的茶道研究著作。

　　18历代状元中，唯一出使过东欧国家的外交使臣，是清同治七年(1868 年) 戊辰科状元洪钧。他于光绪十三年(1887 年) 奉命出使俄、德、荷、奥诸国，任外交使臣三年。他利用西方资料撰著的《元史译文证补》，开创了利用西方著作、资料研究元史的新纪元。

　　19历代状元中,有据可考唯一被皇帝招为驸马的,是唐会昌二年(842 年) 壬戌科状元郑颢。他状元及第后七年,即大中三年(849 年) ,被宰相白敏中作为驸马人选推荐给唐宣宗,尚宣宗之女万寿公主。

　　20历代状元中，唯一在刚刚及第后即被皇帝下令处死的，是明洪武三十年(1397 年) 丁丑科南榜(或称春榜) 状元陈安。因该科殿试录取的都是南方士人，遭到北方士人不满。明太祖朱元璋怀疑录取有私，大为震怒，竟下令将主考官及陈安等人一并处死。

　　21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状元，是太平天国癸丑三年(清咸丰三年癸丑,1853 年) 女科状元傅善祥。

　　22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少数民族文字参加科举考试得中状元的，是金世宗大定十三年(1173 年) 癸巳女真进士科(又称策论进士) 状元徒单镒，为女真族人。他参加科举考试是用女真文字。

　　23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状元，是清光绪三十年(1904 年) 甲辰科状元刘春霖。他状元及第次年，即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 ，慈禧太后即下诏停止科举，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末科状元。

　　24历代状元人数最多的是唐朝。自高祖武德五年(622 年) 壬午科，至哀帝天四年(907 年) 丁卯科，285 年间，科举考试几乎每年一次，约产生状元270 人。在《登科记考》、《玉芝堂谈荟》等古籍中有名可考者，有140 余人。

　　25中国历史上，一届科举考试中由同一地区包揽前三名发生在明朝建文二年，来自江西吉安府的胡广、王艮和李贯包揽了一甲前三的状元、榜眼、探花。永乐二年则诞生了一个更加令人瞠目结舌的科举奇迹：同样是来自江西吉安府的才子们包揽了此次科举考试前七名！

　　26中国历史上，一朝之中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省，是清代的江苏省。从顺治四年(1647 年) 丁亥科武进籍状元吕宫，到光绪二十年(1894年) 甲午科南通籍状元张謇，247 年间，共产生状元49 人。

　　注：清朝一代正宗江苏籍状元应为43人。之所以有49人的说法的原因是戴有祺（康熙30年状元）、王敬铭（康熙52年状元）、秦大成（乾隆28年状元）、徐郙（同治元年状元）等4人严格说应属上海人，而当时上海属于江苏；吴信中（嘉庆13年状元）、黄思永（光绪6年状元）等2人原籍都是安徽休宁、寄籍在江苏。就算除去这4人，江苏的43人仍大大领先于第二的浙江19人（如不算寄籍在外的应为18人）。

　　27中国历史上，一朝之中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府，是清代的苏州府，共有状元24 人。

　　28中国历史上，一朝之中在较短时间内产生状元人数最多的县，是南宋时期的永福县( 今福建永泰) 。自乾道二年(1166 年) 丙戌科，至乾道八年(1172 年)辰科，七年之间，连续产生萧国梁、郑侨、黄定3名状元。

　　29历史上产生兄弟状元人数最多的朝代是唐朝，共有张式(兄) 、张正甫(弟) 等兄弟状元19 人。

　　30历史上产生父子状元人数最多的朝代是北宋，共有张去华(父) 、张师德(子) 等父子状元6 人。

　　31历代兄弟状元中，其及第时间相距最短的，是唐咸通十四年(873 年) 癸巳科状元孔纟熏(兄) 和唐乾符三年(876 年) 丙申科状元(弟)孔缄。兄弟二人状元及第的时间仅相隔三年。

　　32历代父子状元中，其及第时间相距最短的，是北宋开宝二年(969 年) 已巳科状元安德裕(父) 和北宋开宝五年(972 年) 壬申科状元安守亮(子) 。父子二个状元及第的时间仅相隔三年。

　　32历代状元中，最早开始从事实业活动并取得巨大成就的，是清光绪二十年(1894 年) 甲午科状元张謇。他于及第后次年(1895 年) 即从事实业活动，先后办起数十个企业及大批社会事业，影响遍及全国，被誉为“中国之大教育家、大实业家”。

　　33历代武状元中，唯一参加过两科考试，先中探花后又考中状元的, 是清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 庚辰武科状元马全。马全初名为马王泉，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 曾参加一次武科进士考试，并在殿试中得中一甲三名(探花) 。后因在任职期间与同僚发生矛盾, 被削夺官职。为洗刷耻辱，他更名为全，决意再次夺取功名，终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 在武科进士殿试中得。

　　34历代状元中，最年轻的状元是唐高宗永徽七年（656年）登第的苏瑰和咸亨四年（673年）登第的郭元振，都是18岁。

　　35历代状元中，有史可查的最年老的状元是唐代的尹枢，一直考到70多岁，才因一偶然机会毛遂自荐，成了状元。嘉庆年间，杭州人王严，以80高龄中试，但未及殿试就死了，不然的话他也许会打破尹枢的纪录。

　　36、历史上唯一一次同年文武两状元均为同一个地方举子，发生在北宋熙宁九年（1076），福建路兴化军（今莆田市）的徐铎和薛奕分别高中文武状元，宋神宗得知大魁天下的文武状元乃是同乡时，不由龙颜大悦，特作诗以赐，诗曰：“一方文武魁天下，四海英雄入彀中。”

　　37、历代状元中、在今天地位最高的，当属宋度宗咸淳四年（1268）戊辰科状元陈文龙（福建莆田人），明永乐六年（1409年），朝廷封陈文龙为“水部尚书”；清乾隆四十六年（1782年）皇帝加封陈文龙为镇海王，是福州城惶庙神。

　　38、在历代状元中、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因为诗赋被罢免的状元，为梁开平元年（公元907年）状元莆田人徐寅，因梁太祖指其《人生几何赋》中“一皇五帝不死何归”句，要其改写，徐寅答“臣宁无官，赋不可改”，梁太祖怒削其名籍。

　　39、历代科举唯一一次“四异”同科，为绍兴八年（1138），莆田人黄公度（1109-1156）殿试进士第一名为榜魁（状元）；陈俊卿（1113-1186）第二名为亚魁（榜眼）；林邓七十三岁，为榜尊；龚茂良（1121-1178）十八岁，为榜幼。时称“四异”同科。又，黄公度与陈俊卿，又被称为“魁亚占双标”。

　　(1)社会因素

　　唐代立国之初至安史之乱前, 国势强大, 经济富裕, 朝廷百官宴游, 多唱诗互和, 以为谈佐之乐。而国家的统一, 南北交通无阻, 文人有机会饱览祖国的大好山河, 激发诗情。诗歌的酬唱流传, 蔚成一时的风气。至於安史之乱后, 藩镇之祸继起, 唐室中衰, 加以外患日极, 以致诗人大多饱历离乱, 为其提供丰富的生活素材, 及刺激文学创作的灵感, 郁结之情, 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也促成唐诗的兴安。

　　(2)政治因素/ 君主提倡

　　唐代几个有权力的皇帝, 不仅都爱好音乐, 并大加提倡。高宗、武后, 好乐章, 常自制新词, 编为乐府。到了玄宗, 此风更盛。他自己是诗人、乐师兼优伶, 爱好文艺, 附庸风雅, 对於文艺的发展, 有一定的刺激作用。另外唐代以诗取士, 於是诗歌一门, 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捷径, 对加强诗歌技巧的训练和诗歌的普及, 有重要的作用。

　　(3)诗体的进化/ 文学本身的发展

　　从先秦的《诗经》、《楚辞》、两汉的乐府民歌、古诗十九首, 建安、正始和两晋的诗歌创作, 以至南北朝声律说的提出和应用, 都为唐代诗歌积累了丰富的创作经验。七言古诗及律体、绝句的新诗体, 在六朝时代, 才开始形成, 格式音律初具规模。到了唐代, 社会生活日益复杂, 诗人的思想感情丰富, 在诗歌创作上, 新的内容, 要求新的形式, 唐代诗人正好运用新兴的形式来表情达意, 使这些新体诗在形式、声律、辞藻各方面都趋於成熟。

　　(4)思想、文化的活跃/ 其他艺术对诗歌发展的影响

　　唐诗在发展时显然受到其他艺术的影响。唐代的音乐、雕塑、舞蹈、绘画等, 在中国传统的基础上, 又吸收了外来的影响, 对诗歌的内容和风格有积极的影响和启发作用。如王维的山水诗, 号称「诗中有画」, 显然受到山水画的影响。至於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 可以看出当时作家勇於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

　　(5)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

　　诗歌在唐代社会的应用价值得到空前的提高, 如向达官名流谒求进用、送人出使也用诗。自帝王、贵族、文士、官僚, 以致道士、歌妓, 均有佳作, 此当与诗歌应用价值的提高有关。

　　补充

参考资料：

　　诗歌进入唐代，文质彬彬，蔚为大观。三百年间，诗家辈出，除了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辉耀千古的巨星之外，还有“初唐四杰”、陈子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刘长卿、韦应物、李商隐、杜牧、温庭筠等等数不清的璀璨的星星。可以说上自帝王将相，下至士子僧尼。三百年间，名篇浩瀚，据不完全统计，有五万五千多首。诗歌反映生活面之广阔，内容之丰富，情感之饱满，技巧之纯熟，音律之严整和谐，达到前所未有，后人也难以攀越的高度。诗在唐代，是一个鼎盛的时代！一个黄金的时代！

　　然而，关于唐诗兴盛的原因，却没有一致的见解，虽争论不断，然难归于统一，其观点主要有下列数种。

　　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提出了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 诗人地位的转移。认为唐诗的内容之所以丰富，涉及到各个方面，一方面是因为诗人的地位有了变化。唐以前的诗坛大部分掌握在君主贵族手中，而唐代诗人大多出自民间，他们都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对现实社会有深切的体验。譬如高适、岑参、王昌龄、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孟郊、张籍、元稹、白居易等等，大都是从穷困或是从流浪中奋斗出来的。“唐代用科举考试，打破了过去几百年的门阀制度，使得中下层知识分子，通过考试，可以登上政治舞台。这不仅在政治上反映出进步性，同时在文学上也反映出进步性，这是一个文化普及的解放的新时代。从此被压迫的中下层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文化上得到自由发展的机会，于是文学的创作，就冲破了六朝贵族文学的束缚，深刻广泛地反映了人们的生活与感情，丰富和提高了文学的内容与形式。从君主贵族掌握的诗坛，转移到中下层知识分子的手里，实在是使唐诗发达起来光辉起来的最重要的原因。”

　　二、 统治阶级的提倡。刘大杰先生举太宗、高宗、武后、中宗及玄宗为例，说明唐统治者无不爱好文艺音乐，提倡风雅，尤其是在科举中，把诗歌的创作作为一项考试的内容，使诗歌一门成为“文人得官干禄的终南捷径”和“青年的必修科目”。这种大力的提倡，使诗歌的兴盛发达与普及成为“必然的现象”。

　　三、 诗体进化的规律所致。六朝开始形成七言古诗和律、绝新体诗，在形式、音律和词藻各方面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唐代诗人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大显身手，“来完成诗歌本身尚未完成的生命”，从而造成光辉灿烂的成就的。另外，南北文风的融合与民族的创造力量也是唐诗繁荣的不可忽视的因素。在南北朝时，两个政权虽然相互对立，但文化与血液交流的激荡，一刻也不曾停止。到了唐代统一，南北文风，得到进一步的融合，形成新的风格，表现出民族强大的创造力量。

　　北京大学中文系专业1955级集体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从多方面分析了唐诗兴盛的原因，然最为强调的是唐代的经济繁荣与阶级斗争。书中说：

　　如前所述，国家的富强昌盛，社会的和平安定，生活的富裕安乐，不仅使诗人们能够“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丰富了生活经历，扩大了眼界，而且培养了诗人乐观的精神以及为祖国建立功业的理想，激发了对祖国山河的热爱。而阶级社会不可避免的内在矛盾，以及诗人个人政治上的失意，又直接或间接地使诗人接触现实，正视现实，从而孕育了他们对现实的叛逆精神，或批判现实的精神。

　　这种分析问题的“视角”显然带着时代的政治特点，但不无道理。北京大学1955级的《中国文学史》所揭示的其它原因约略同于刘大杰先生的。

　　吉林大学中文系编著的《中国文学史稿》更加重视从社会政治经济基础上寻找原因，他们认为的原因主要有：一、统治者吸取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一些让步政策，阶级矛盾有所缓和，使生产力得以恢复和发展，封建经济相对繁荣，文化艺术亦随之欣欣向荣；二、唐王朝不断巩固边防，并扩张疆土，促进了中外贸易和文化的交流；三、商业城市的兴起和市民阶层的形成；四、由于实行科举制度，中小地主阶层的知识分子成为统治的基本依靠力量。这四个方面都对唐代文学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所述的原因中有一个原因是之前学术界未提到的，即“文禁松弛”。书中说：

　　就整个唐代来说，是封建社会中的繁荣上升时期，统治者对自己的统治力量还具有一定的信心，在文禁方面也比较松弛，不像以后的宋、元、明、清的统治者那样在文禁上一代比一代更加严密而残酷。

　　该书认为，这一个原因对于文学的发展相当的重要。

　　游国恩等人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所揭示的原因与他人略有不同，不同之处有两点：一是说唐代诗人对文学遗产采取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他们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地向古人学习。二是诗歌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又促进了诗歌创作的发展。

　　马茂元在《唐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版）中也探讨了唐诗繁荣的原因，他主要讲了三点：一是唐代诗人继承和发扬了过去诗歌的优秀传统，二是对民间文学高度重视，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营养，三是“诗不言法”，“他们没有被任何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所束缚，被嵌在一个模子里，而是每个诗人，都能以自己独有的面貌与我们相见。”马氏因为没能从社会基础——政治经济的视角去分析，还遭到了时人的批评。

　　1979年之后，文学批评的禁区被打破，唐诗繁荣原因的讨论又活跃了起来。《文学评论》于该年第1期刊登了梁超然的文章，对之前的看法提出了商榷。认为将诗歌的繁荣与经济的繁荣直接联系起来是一种“庸俗化倾向”，亦与唐诗发展的实际情况不符。例如唐太宗贞观时期的经济高涨就并没有带来诗歌的高潮。再者，作者也不同意把庶族地主阶级视为唐代诗坛的主要阶级基础和唐诗繁荣的决定力量，认为那种说法夸大了世、庶斗争的意义，夸大了庶族地主的进步性。实际上，“庶族地主”是个极其复杂的概念，是否是一个统一的阶层以及能不能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力量都值得怀疑。同一期的《文学评论》上，还发表了皇甫煃的《唐代以诗赋取士与唐诗繁荣的关系》一文，该文对于把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视为“促成唐诗繁荣的一个直接原因”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科举制度只是一种考试制度，庶族地主可以利用它，世族地主也可以利用它。”“笼统地说唐代以诗赋取士因而促成了唐诗的繁荣，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初唐这一百年间，不用说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连律诗的最后定型也要到沈佺期、宋之问那时候，更不用说像后来那样用五言排律来考试进士了。然而初唐时期还没有以诗赋取士而诗歌已相当繁荣，这说明唐诗繁荣还有其它更重要的原因。”

　　之后，许多专家仍坚持经济繁荣与唐诗兴盛有直接的关系。王水照《再谈唐诗繁荣的原因》（《文学评论丛刊》第7辑）一文，分析了其关系的具体内容：① 经济的繁荣为诗人创作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良好的创作环境。② 经济繁荣造成的国力强大，直接影响到唐诗的创作精神，那就是“蓬勃向上、奋发有为的理想”、“表现于不同题材、体裁中的开阔境界和昂扬的气象”。③ 经济繁荣所造成之交通、旅游和商业的发达，促进了诗歌内容的丰富和题材范围的扩大。④ 经济繁荣为诗歌的发表和流传提供了物质手段（“发表和流传”指驿寄、投赠、“温卷”、题壁等）。

　　最近出版的章培恒等人编著的《中国文学史》（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强调了多种思想并存的局面对唐诗繁荣的积极影响。该书说：显然儒家思想在唐代是公认的正统思想，儒家经典是士人必读的书籍，在进士科和明经科的科举考试中，也都要考经书。而且，自唐立国以后，一些文人要求重兴儒学的呼声时起时伏，从未停止。这些都证明，儒学的地位在唐代较之魏晋和南朝有所提高。但是，儒学却并没有获得统治性的地位。道教和佛教，无论在统治集团还是在整个社会中，受重视的程度都不低于它。这种思想多元化的状况，使得思想界较为自由活跃，文学创作也很少禁区。

　　仁智之见，都不无道理。但是独取哪一家之说都显得不够全面，可否将上述各点全部列上，都算作兴盛之原因呢？（朱恒夫，见《中国文学史疑案录•诗赋词曲编》）

　　初唐诗研究概述（许总）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乃至整个中国学术史上，唐诗研究无疑算得上其中之一大宗，而初唐诗作为唐诗整体进程中的重要部分和盛唐诗艺术高峰出现的前奏，自亦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唐诗研究的深入发展，初唐诗研究也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盛局面。

　　文献资料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唐诗学界向来有重视文献的传统，在初唐诗研究中，首先值得注意的也正是文献资料建设取得了可观的成绩，为理论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二十年来，初唐时期重要诗人的诗集，几乎都有整理校注本出版。王绩诗文集在其去世后由吕才辑为五卷，中唐时被陆淳删节为二卷本，元明以后通行的便只有删节本。韩理洲发现了五卷本王绩文集的三种清代传抄本，便以东武李氏研录山房抄本为底本，参校他本而成《王无功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出版，共收王绩诗文一百五十余篇，比删节本多收诗文九十余篇，同时还辑入有关王绩的文献资料，成为现存王绩文集最完备版本。另外，王绩诗文集还有王国安的《王绩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出版）和康金声、夏连保的《王绩集编年校注》（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初唐四杰”诗文集的整理有徐明霞校点的《卢照邻集•杨炯集》（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以张燮编《幽忧子集》和童佩编《盈川集》为底本，并补入若干佚诗佚文。任国绪的《卢照邻集编年笺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出版），是第一部卢集的编年笺注本，材料详赡，考辨精细。此外，祝尚书有《卢照邻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出版），李云逸有《卢照邻集校注》（中华书局1998年出版）。

　　“文章四友”诗集的整理有徐定祥的《杜审言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出版）和《李峤诗注•苏味道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出版），这两种书都属“唐诗小集丛书”。同属这一丛书的初唐诗人集还有陈文华的《刘希夷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出版）以及王启兴、张虹的《贺知章包融张旭张若虚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出版）。

　　其他重要诗人诗集整理本还有彭庆生的《陈子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出版），卷一为《感遇诗》，卷二、卷三按编年顺序收录其他作品，每篇作品先校后注，并指出编年理由；连波、查洪德的《沈佺期诗集校注》（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是第一部沈诗全注本，注释简明，并附有历代评论资料；项楚的《王梵志诗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出版）共收诗三百九十首，详加校勘、注释和解说，是迄今搜罗王梵志诗最为完备的注本；钱学烈的《寒山诗校注》（广东高教出版社1991年出版）及《寒山拾得诗校评》（天津古籍出版社1998年出版），据现存宋版为底本，收寒山诗三百一十三首、拾得诗五十五首以及二人佚诗十首，并详加注释。总之，文献资料建设方面几乎涉及到初唐时期所有的重要诗人。

　　在初唐诗的研究中，诗人群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主要集中在对初唐时期两个最重要的诗人群体即“初唐四杰”和“文章四友”的研究上。

　　有关“初唐四杰”的论著有骆祥发著《初唐四杰研究》（东方出版社1993年出版），该书分生平行踪、德才品评、作品剖析三编，附录有《“四杰”年谱》，是建国以来第一部全面论述“初唐四杰”的专著。张志烈著《初唐四杰年谱》（巴蜀书社1993年出版）则是一部四杰合谱，该书不仅对四杰的人生经历、思想变化以及诗文系年加以详细钩稽考证，同时兼及义理辞章分析，创获甚多。杨柳、骆祥发著《骆宾王评传》（北京出版社1987年出版），前十章叙述骆宾王传奇式的一生经历，后五章评述骆宾王文学创作的特色和影响，以及历代对骆宾王的评价问题，对骆宾王研究有开拓性贡献。除此之外，浙江省古代文学学会还编有《骆宾王研究论文集》（杭州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收录论文二十九篇，从各个方面探讨了骆宾王的人生、思想及文学创作。有关“初唐四杰”的论文甚多，主要有：葛晓音《初唐四杰与齐梁文风》（《求索》1990年第3期），探讨了四杰虽然批判齐梁浮靡文风但自己又不脱齐梁习气这一复杂情形及其成因；任国绪《初唐四杰非“浮躁浅露”说》（《北方论丛》1984年第2期）和骆祥发《初唐四杰与“浮躁浅露”说》（《浙江师大学报》1991年第1期）两文，对《大唐新语》所载唐人有贬四杰“浮躁浅露”的说法加以驳难；徐尚定《四杰诗歌艺术渊源考辨兼析〈昭明文选〉与初唐诗风》（《文献》1993年第2期）、《卢骆歌行的结构模式与艺术渊源》（《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两文，前者论述了“选体”、“选学”对四杰的重要影响，后者勾勒出唐代七言歌行体的发展进程，说明四杰在其中的重要作用；许总《论四杰与唐诗体式规范》（《学术研究》1995年第3期）、《论四杰诗在唐前期诗风变革中的作用与意义》（《华中师大学报》1996年第2期）、《论四杰诗歌的昂扬基调与壮大之美》（《江淮论坛》1996年第2期）、《宗经与辨体——四杰文学思想二重特性与唐前期诗史演进》（《天津社会科学》1996年第3期）等系列论文，分别从唐诗体式规范、唐代前期诗史进程、唐代前期诗风变革、四杰文学思想的性质、四杰文学创作的审美追求等方面，对四杰加以多角度的研究。

　　有关“文章四友”的论文主要有：聂永华《玲玲如振玉，累累若贯珠》（《南都学刊》1994年第2期）、许总《论“文章四友”与唐前期诗歌艺术进程》（《中州学刊》1994年第6期）、郑伯勤《论“文章四友”》（《文学遗产》1995年第4期），皆着眼于在综合研究“四友”的基础上，着重探讨“四友”在近体诗规范定型中的作用，并且努力在整个唐代前期诗史进程的背景上把握其文学史价值和意义。另外，毛水清《杜审言四题》（《广西师院学报》1990年第4期、1991年第1期连载），就四友中的杜审言吉州之贬的原因、杜审言的“謇傲”性格、杜审言是否宫廷诗人以及“文章四友”之称始于何时等问题进行考索；葛晓音《创作范式的提倡和初盛唐诗的普及——从〈李峤百咏〉谈起》（《文学遗产》1995年第6期），认为李峤的大型咏物诗集《李峤百咏》是唐初以来对偶声律风气中的产物，实际上是以诗体撰写的作诗入门类书籍，成为当时初学律诗写作者的范本。

　　除此之外，初唐时期的其他重要诗人王绩、沈佺期、宋之问、陈子昂、张若虚，通俗诗人王梵志、寒山，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宫廷诗人李百药等，都有专论发表。比较重要的有：张锡厚《应当全面评价王绩的题酒咏隐诗》（《唐代文学论丛》第7辑）、张明非《论王绩的田园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1期）、许总《王绩诗歌的时代类型特征新议》（《齐鲁学刊》1994年第3期），分别对王绩的题酒咏隐诗、田园诗加以重新评价，论述王绩诗歌超脱于唐初时代而与其后时代特征暗合，颇能启人心智。查洪德《沈佺期新论》（《唐都学刊》1991年第3期），提出沈诗艺术成就高于“四杰”而与陈子昂比肩；许总《“沈宋体”形式与内涵新论》（《江西师大学报》2002年第3期），认为“沈宋体”并不全工近体，而是在古体方面也有重要的贡献。韩理洲《陈子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出版），是有关陈子昂的第一部学术专著，创获甚多，韩理洲还有《陈子昂评传》（西北大学出版社1987年出版），亦属陈子昂研究中的填补空白之作。吴明贤《陈子昂论考》（巴蜀书社1995年出版），考论结合，论述全面。另外，分别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香港中国和世界出版公司于1989年、1993年出版的两次陈子昂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收录论文七十篇，展示了近年陈子昂研究的成果。单篇发表的有关陈子昂的论文很多，在此不一一赘述。关于张若虚的重要论文有程千帆的《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与被误解》（《文学评论》1982年第4期）、许总的《刘希夷与张若虚——唐诗意境新指向》（《江汉论坛》1994年第12期）等。关于王梵志、寒山，有张锡厚《王梵志研究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项楚《王梵志诗论》（《文史》第31辑）、张家鹏《再说寒山诗》（《沈阳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等。有关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唐初宫廷诗研究，主要有余美云《论唐太宗》（《唐代文学论丛》第3辑）、王玉梅《宫体诗与唐太宗》（《浙江师大学报》1993年第1期）、许总《时代精神与艺术传统的不稳定构合——对李世民诗的客观解析与价值评估》（《江苏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唐前期宫廷诗研究》（《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1期）、《唐初杰出的宫廷诗人——李百药》（《古典文学知识》1995年第1期）等。

　　试题库

　　填空：

　　1． 被闻一多先生赞为“诗中的诗，顶峰上的顶峰”的诗是。

　　2． 宋代诗人苏轼评价的艺术成就为:“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名词解释：

　　王孟

　　背诵：

　　1． 王维《终南山》。

　　2． 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

　　问答题：

　　1． 《春江花月夜》中的名句“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涉及对宇宙永恒和人生短暂的思考。请你参照其他诗作，谈谈古代诗人的自然观，以及你对这种自然观的看法。

　　2． 陶渊明和王维都是田园山水诗歌创作方面的大家，两人也都有隐居不仕的生活经历。请以《渭川田家》与陶渊明《归园田居》一诗进行对比，比较一下两人诗歌意境的异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