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的流传形式古今很不相同，简策时代的古籍是以单篇流传;纸普遍使用之后，由于书写工具的改进，古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

简策时代的古籍所以是单篇流行，主要是因为文字的载体──竹简太笨重。从出土的秦汉竹简看，通常每枚竹简只容纳三十或四十个字左右。即以四十个字算吧，一篇一万字的文章就需要二百五十枚竹简，这就是说，一部五十万字的书，就需要一万二千五百枚竹简，这无论从体积上说还是从重量上说，都是十分可观的。这就决定了当时的书籍，只能是以一篇为单位流传。例如大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管晏列传》中说：“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他在同书《老子韩非列传》亦说，韩非“故作《孤愤》、《王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所列举的，都分别是今天《管子》、《韩非子》两书中的篇名，很可说明当时的书籍的单篇流行的事实。古籍的单篇流行，带来了下列后果：①一个作者的书，读者所得篇章有多有寡，不相统一;②一部完整的书，由于单篇流传而容易散佚，而且大都是整篇整篇的散佚。如《史记》一百三十篇，从司马迁写成，到班固《汉书。艺文志》著录时，就已有“十篇有录无书”，即是典型的事例。

魏晋之时，纸作为一种轻便的书写工具，已逐渐普遍使用。

晋人传咸称纸“含章蕴藻，实好期文”。并说纸有“揽之则舒，舍之则卷，可屈可伸，能幽能显”的优点(以上引文均见《纸赋》)。这样，古籍就改变了过去单篇流行的形式，而以多篇集在一起，即“集”的形式流传了。《四库总目》“别集类”的上序说：集……其自制名者，则始张融《玉海集》，其区分部帙，则江淹有前集，有后集;梁武帝有诗赋集，有文集，有别集;梁元帝有集，有小集;谢有集，有逸集;与王筠之一官一集，沈约之正集百卷，又别选集略三十卷者，其体例均始于齐梁。盖集之盛，自是始也。(卷一四八、集部、别集类)

“集”的流传形式，大体有下列特点：①一个人的著述较为集中，为研读一个人或一个学派的著述提供了方便;②文集或诗集大都由作者或作者的亲属、门弟子编定、较为可靠;③由于“集”的容纳量视简策的单篇大大加大，钞写并不容易，故书籍很受人珍视，往往一书而几代相传，反复校勘，绝少讹误，精本较多。

自唐以后，雕版印刷盛行，书籍不仅一改而为批量流行，而且，它还作为商品进入了交易市场。这种情况带来的结果是：①书籍很容易得到;②刻版尚有讹误，则广为扩散，甚至以讹传讹;③由于商人刻书以盈利为目的，粗制乱造者往往有之。鉴于这种情况专门研究和品评版本优劣的版本学便应运而生;同时，校订文字讹误的校勘学也得到了极大发展。

《道德经》《金刚经》重点对比研读，《坛经》《庄子》《大学》《传习录》等等都会学习。暄桐第六阶，主要是会细致地研读古人典籍，感受古文的甘美，探寻智慧的本质。中国的哲学传统，离不开儒、释、道三家的影响。第六阶的课程，正是以对重要哲学典籍的研读展开。由《道德经》与《金刚经》开始，探寻智慧之美的源头；由禅与道的精神，追溯中国传统审美中的意境之美的构成，并延展到《坛经》与庄禅；从《大学》开始领略孔子的美学思想，到王阳明的《传习录》，落脚于知行合一，从心地功夫到手上功夫的完成。志于道，游于艺，将经典好好读来，并将生活的具体实践与之映照，那些接近本质的道理，即便来到今天，也依然切入时弊，给予亲切而实在的启发。对传统文化感兴趣的可以了解一下哦。

《天工开物》从选题上讲，其实是一般的。不能说坏，但是也说不上有多好。

宋应星出生那一年，恰好是万历十五年，57年之后，明清易代。实际上，明朝中晚期，城市发展充分，出现了市民阶层和市民文化，但是另一方面却是政治僵化，土地兼并严重，城市贫困问题成为了城市发展的另外一面。这固然有自由的氛围，但是明清易代，一切“近代化”戛然而止，清朝让整个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形态大踏步后退。

一方面，宋应星到底是因为六次科举不第才要转向手工技艺，并且著天工开物，并且著书的目的就是要“我要写个和科举功名毫不相关的东西”，还是就是凭兴趣，“我偏喜欢”，还是兼而有之的原因，还是其他的原因。以及，这个原因的历史背景是什么。

其实说个人原因，认为是兼而有之的，节目的潜台词大概也是兼而有之。但是节目没有说这种时代的大背景。宋应星还是属于地主阶级的一分子的，而且家族和他本人，都做过基层公务员甚至是县令这种基层长官的。虽然晚年因为家道中落和政局动荡，变得贫穷。但是至少到崇祯年间，他们家还算是衣食无忧的。

第二，评价《天工开物》，固然，他是17世纪的中国技术领域的百科全书。但是无论是事实层面，还是节目层面，到这里就截止了。17世纪，西方自然科学的代表者是伽利略，伽利略的著作是《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把宋应星和伽利略放在一起比较。

实际上就涉及到了所谓的李约瑟之问——中国的技术发展水平如此之高，但是在科学方面却又如此落后。并且明清易代之后，更落后了。当然了，也可以把责任都推给清朝。但是这个追问的过程，是有益的，也是有必要的。

但是很显然，无论是《尚书》还是《天工开物》，节目的主旨就是就是“这书就是好+新时代更加好”。除了好，有没有别的方面的思考，其实还挺重要的。不是说非要批判什么，哪怕你给出不同的侧面，或者是更大的信息量，也是一件好事。

但是另一方面，也能理解，如果一档节目，要获得更多的观众，就必然要降低他的维度，面向和信息量。降到了极致，就是15秒短视频。但是降还是升，都是一个相对的决策考量。就看节目组怎么取舍了。但是无论怎么取舍，去套路化，都是这个节目必须要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