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1 拼音 2 概述 1 拼音

kǎo gǔ fā jué yǔ yī yào

2 概述

在考古发掘中，往往会发现一部分与医学卫生有关的史料和实物。在中国医学史上，如旧题南齐·褚澄编的《褚氏遗书》，即唐人从褚氏椁中发现石刻整理而成（宋嘉泰年间刊行流传），可谓我国医学考古之较早者。本世纪初，有不少医学考古珍品被发现，如敦煌出土的卷子本中，据考有六十二种医书，其中有《张仲景五脏论》、《平脉略例》、《本草经集注》、《食疗本草》、《新修本草》等等，都是从未见传世或传世甚少的医书; 又如1907年和1916年在敦煌出土的简牍《流沙坠简》、《居延汉简甲编》等，也与医学有关。建国三十多年来，考古发掘有很大的进展，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如马王堆的女尸等，都曾使世界科技史界震动。考古发掘中出土的医药文物，为医学研究提供了许多宝贵的实物史料，有助于澄清古代医学的某些问题。

（1） 出土与卫生有关的实物史料： 1958年在郑州二里岗出土的商代遗址中，发现在城垣建筑之外，有烧制陶器的工场、制骨器工场和炼铜工场多处。表明了当时的人民已知这些烧炼工场的气烟是有害人民健康的，所以都将之设在居民区之外，这种城市规划是很合乎现代卫生学要求的。1965年，在韩都新郑故城发掘出地下建筑及冷藏井，冷藏井主要是贮藏食品的，是古代人民在夏季贮藏食物以免腐败变质的设备。1977年，在登封战国阳城遗址内发掘出陶水管道，据研究是作为输水管道用的，且有贮水池和输水管道的一整套设施，特别在贮水池和输水管道间，还设有开关用的“阀门坑”，其结构很象现代城市中的“自来水”设施。据阳城内调查得知，这种贮水和输水设施还有不少，结合河南偃师二里头商宫遗址，郑州商代二里岗遗址等发现的排水用地下陶水管来看，说明了我国早在商代已很重视并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城市中饮水卫生及废水排除的处理，对于研究我国城市用水发展史，也是有价值的资料。1981年在广西钦州隋唐墓中，1982年在广东揭阳南朝墓中，1983年在浙江金华西晋墓，1984年在河南偃师唐墓与镇江东吴、西晋墓中，都出土了唾壶，表明当时已有不随地唾痰和普遍使用唾壶的良好卫生习惯。

此外，在辽宁、内蒙古、北京等省市多次发现辽代火葬墓;在黑龙江、北京、山西等地发现金代火葬墓;元代火葬墓除福建和元上都等地有发现外，主要在云南省发现较多;明代火葬墓在剑川、大理、宾川等地区发现较多，其他地方较少。从以上不完全资料来看，在宋元时期，我国曾有一段盛行火葬的历史。火葬在诸种葬法中最卫生，病原菌和其他细菌及它的芽胞等，在火化过程中可以死净，这在卫生学中也是一值得重视的史料。

（2） 出土的医学简牍、帛书和书籍： 1973年冬至1974年春，在长沙马王堆继1972年发掘之一号汉墓后，又发掘了二号汉墓和三号汉墓，由此获得了大量珍贵文物，其中关于医学方面的资料，主要是三号墓出土的帛书和竹木简。经整理，按内容定名的帛书有《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甲本、《脉法》、《阴阳脉死候》、《五十二病方》、《却谷食气》、《阴阳十一脉灸经》乙本、《导引图》、《养生方》、《杂疗方》、《胎产书》。竹木简中的医书，定名为《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天下至道谈》等。据考证，马王堆三号墓主是西汉初期被封为轪侯的长沙国丞相利仓的儿子，二世轪侯利豨的兄弟，死于公元前168年。因此出土帛书的抄写时间当早于公元前168年是可以肯定的。这对于我们研究西汉初期及西汉以前的中国古代医学是有极大意义的。其中《五十二病方》是迄今为止已发现的最早方书，有说为最早的外科专著（参见“《马王堆汉墓医书》”条）。

1972年甘肃武威旱滩坡汉墓（初步推断是属东汉早期的墓） 出土了与医药有关的简牍九十二枚，计简七十八枚，牍十四枚，定名为《治百病方》。这批简牍是一份很珍贵的医疗记录资料，其中保存了比较完整的医方三十余个，范围涉及内、外、妇科等疾病，每一方均详细地记载了病名、病状、药物、剂量、制药方法、服药时间以及各种不同的用药方式，方中所列药物近一百味，其中69种见于《神农本草经》，十一种见于《名医别录》，另外二十种不见于上列本草。同时还记述了针灸穴位，刺疗禁忌等，是我国古代医家长期实践的经验结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代的医药水平，为我们研究汉代的医药史提供了依据。其中有一木牍不仅写有各种药物的名称，而且列出药物的价值，这反映了当时医药已经作为一门独立的职业而存在于社会上。

比较上述二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和《治百病方》，在条文所列方名、病名、症状、药物名称、分量、冶合和服药等各方面，《治百病方》均较《五十二病方》明确和具体，但《治百病方》比张仲景的《伤寒论》又朴素得多，所以《治百病方》反映了西汉向东汉过渡时期的医疗水平。

此外发现的医书有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的杜相墓（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出土的《针经》残卷，存墨书十行，记载有某些疾病的针治穴位，如“丈夫失精中极”、“呕血上气神门”等，及同墓出土上元元年（676年）文书中记载的治疗牛病医方，反映了唐代东疆地区的医药情况与内地相仿。1981年在山东滕县金代苏瑀墓出土了一医书之残卷，为木版印刷之书籍，记载了治痛风疳气、走马牙疳等。1972年还在甘肃武威张义公社的小西沟岘发现一批西夏文物的印本和写本，其中有用西夏文字写的药方残页，其中治疗冷病所用药物很有地方特色，证明文献上有关于西夏“病者不用医药”的记载是不确切的。

（3） 出土的医疗器具、药物和其他：1973年和1977年两次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骨针、锥、石刀等，据分析可能与医疗有关，而出土之动植物如穿山甲、芡实等，都是后来见于着录和至今仍常用的中药。在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还出土了大麻的果实，这就把大麻的栽培史追溯到距今约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并说明黄河流域是大麻的起源和栽培中心之一。大麻是后世用作麻醉的药物之一。1973年在河北藁城台西商代房址和文化层中出土了桃仁、郁李仁两种种子中药，在藁城十四号墓中出土了石镰，经研究实为我国考古中发现的最早的一件古代医疗器具砭镰，是外科手术刀的雏型。在此之前，曾在河北易县战国墓中曾发现陶砭，河南新郑古城遗址中发现石针状砭石及其后在云南的南宋宝塔基下发现凿状磨制砭石。

1968年，在河北满城发掘了两座西汉墓（中山王刘胜及其妻子之墓），两墓规模之大，出土文物之丰富，在考古工作中是少见的。与医药密切有关的文物有“医工盆”和医针。“医工盆”是一件口径为276厘米的铜盆，盆沿和盆身刻有“医工”字样，盆口和盆底有两处曾经加以修补（且都是着力处），可见此盆使用时间已很久，据研究可能用它隔水蒸过药物，以及用它调和药粉打坨制造过药丸，是一件医工专用的器具。证明早在两千年前，制药技术已有很大进步。医针共有九枚，其中四枚是金针，五枚是银针。针细长，长度为65～69厘米不等，上端做成方柱形的柄，宽02厘米，比针身略粗，柄上有一小孔，针尖有的尖锐，有的稍钝，有的呈圆卵状，有的为三棱形。据研究，其中有锋针、毫针、鍉针、员针等（有些因残旧而不能辨），除员针外，都是金针。说明当时医家已针对不同病证的需要，应用不同的针具进行治疗。刘胜墓中还出土有药锅、滤药器、铜药匙，灌药器等多种。

1972年，在山东巨野西汉墓出土随葬物中，发现了药匙四件，丸药150余粒及粉状药物等。据研究为丹药或五石散，也有认为是治病强身的矿物性药品代赫石、赤石脂或禹余粮等多种药物的混合物，此外有药石如石英、垩土、滑石、方解石、文石、寒水石、蚌壳等，反映了汉代炼丹术的盛行。1983年，在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随葬物中有药石辰砂、铅块、紫水晶、硫磺和孔雀石，代表五色，总量有数公斤，配备有药具铜杵、铁杵和铜臼。这些药石和药具，表明南越王国统治者迷信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也同汉朝贵族一样。

1970年，在陜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了两瓮唐代窖藏文物，其中有许多金银医用器物和金石药品。据研究属制药工具的有玉杵与玛瑙臼、单流金锅、单流折柄银铛、银锅、银制石榴罐等，贮藏药物及服药器具如金银盆及壶、杯瓿等。药物有丹砂、石钟乳、白石英、紫石英、珊瑚、金屑与金箔、密陀僧、琥珀和颇黎，可见至唐代，炼丹服石的风气仍有沿续。更有意义的是石榴罐的出现。据考证石榴罐是当时用的蒸馏器，从而支持了我国早在唐代已使用蒸馏器的观点。

出土的药物尚有马王堆一号墓发现的九种药材，有桂、花椒、杜衡、辛荑、佩兰、藁本、茅香、高良姜和姜，是迄今发现保存最好的一批药物标本。陜西韩城东汉墓出土了薄荷、薏苡实和枣核，薄荷是常用中药，最早记载于《唐本草》中，所以薄荷记入本草是在唐初，而韩城出土薄荷，说明我国人民早在汉代已经认识并使用了薄荷，而薏苡、枣子则作为营养补品，这也对我国养生史和古代食品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在新疆吐鲁番古墓中还出土了唐代中成药威蕤丸及墨书之服法说明，反映了唐代东疆地区的医药情况与内地相仿。1974年泉州湾出土宋代海船一艘，船舱中有降真香、檀香、沉香等大量香料木，未经脱水重达四千多斤，此外还有胡椒、槟榔、乳香、龙涎香、玳瑁等，反映了宋代应用香药风气之盛况，而这些药品产地在今印尼、柬埔寨、越南、阿拉伯半岛甚至非洲等国家，这也是中外医药交流之宝贵资料。

明代的医疗器具也有发现。1974年在江苏江阴长泾公社一明代墓葬中，出土了一批明代医疗器具，如有铁柳叶形外科刀，已和现代手术刀相近;瓷淋洗壶，和现代眼科玻璃洗壶相似。在华士公社一明代合葬墓，出土了一“圆锥形银丝罩”，从其放置于男尸大腿骨和盆骨之间，推测死者生前患疝气，其使用银托罩与现代戴疝气托作用相同，是一种辅助医疗器具。

其他出土之有关医史文物有1965至1977年间，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在配合拆除明代北京城墙的考古工作中，陆续发现了宋天圣《新铸铜人腧穴针灸图经》残石五方，刻有“手太阴肺经”等经脉腧穴名称部位，是研究针灸史和宋代医学的重要文物。又从考古发掘的古墓中出土了不少古尸，特别是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的女尸，是古人把医药、卫生、防腐技术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解剖证明此人生前还患过血吸虫病，推测可能是由于胆石症的胆绞痛诱发冠心病突然发作以致心肌梗塞而死亡。湖北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男尸，解剖见到有胸膜炎、心包炎和胆囊炎等病变遗留，肝中检出较多血吸虫卵和肝吸虫卵，肠内有人鞭虫卵等。血吸虫卵出现于上述两具尸体，说明二千年前我国两湖地区曾有血吸虫病流行。对出土古尸的研究，将对古代防腐技术、古人疾病种类及地方病、流行病等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从汉代史学家司马迁所著《史记》中的《扁鹊仓公列传》来看， 扁鹊是出现在我国正史上的第一位医家，有“神医”之名。 但细究史料就会发现，关于“扁鹊”的记载真假难辨。

扁鹊治疗赵简子不幸病症、巧医虢太子“尸厥症”、望齐桓侯之疾、在咸阳遭秦太医李醯妒忌杀害等事迹的时间横跨三百多年，而且他的行医足迹遍及如今的山东、河北、河南、陕西等地。

这些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关于扁鹊到底是不是真人，历来争议颇多。

为了力求客观严谨，2017年修订的中学 历史 课本去掉了关于扁鹊的介绍，考古却有了新的发现。2013年四川成都的老官山汉墓出土了9部医书竹简，专家们研究数年后发现， 其中就有失传2000多年的扁鹊医派的典籍。 广大网友看到新闻后不禁惊呼： 神医真的存在！

被 历史 教科书“除名”的“扁鹊”其实是指 春秋战国时期的名医秦越人（秦少齐）， 他与华佗、张仲景、孙思邈和李时珍一起并称我国古代五大医学家，后世尊为“医祖”。

相传他创立了“望、闻、间、切”四诊法，奠定了我国中医理论的基础。

综合分析《史记》《战国策》《说苑》等众说纷纭的古籍记载来看， “扁鹊”这个称号更像是以秦越人为代表的一些医术高明的医家及其弟子的总称。

他们的行医足迹遍布各地，“随俗为变”，作为医、药、技全科精专的“神医扁鹊”而名扬天下。

相传秦越人亡故以后，由于他亲撰的遗作散佚，弟子为了纪念老师，把所做的《难经》冠以了“扁鹊”之名。 “扁鹊到底是谁” 之谜由此愈发扑朔迷离，争论不休之下，这个 历史 人物就从中学生的课本里消失了。

从传世典籍来看， 扁鹊及其传人堪称中医史上的第一医学学派，在战国、秦汉时期产生过不小的 社会 影响。 早期的扁鹊医派坚持巫、医分离，以重视脉诊、针石疗法为核心特色，在传承中逐渐成为历代医家的“公器”，如涓流汇聚入海一般，形成了中医疗法的特色。

《黄帝内经》是中医现存最早的医典，其底本就是“黄帝、扁鹊脉书”，原是扁鹊医派弟子秘传的典籍。 传自汉代淳于意时，他因为触犯了刑律被押送到长安受肉刑，小女儿淳于缇萦勇敢上书救父，感动了汉文帝，不仅赦免了淳于意，还废除了肉刑。

接着汉文帝宣召了淳于意，他被问及师承时，奉上了本门的医书。到了汉成帝时，“黄帝、扁鹊脉书”经官方修订为《黄帝内经》《外经》、《扁鹊内经》《外经》（相当于如今的上册、下册），事实上都是扁鹊医派的著作。 今本《黄帝内经》由此阐发补充而来。

《史记·扁鹊仓公列传》是司马迁为扁鹊与淳于意一并所立的传记，其中记载最详细的扁鹊治好虢太子“尸厥症”，让他“起死回生”的医案、明确提出“信医不信巫”的医学理念等， 都可以在《黄帝内经》中得到印证。 从扁鹊传承至淳于意的这一医派，即使放眼世界史，也可以与古希腊医学家希波克拉底斯、古罗马医学家盖伦相提并论。

在2013年成都天回镇老官山汉墓的951支的医简出土之前，中医史上至关重要的考古发现就是 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医帛 ，让世人一窥《黄帝内经》之前的古代医学概貌。

经过四年的钻研，专家们从老官山汉墓的医简文物中，整理出了9部未见诸史册的医书，并推断其中有5部虽然不是战国时失传的扁鹊亲撰之作，但基本可以肯定 是隶属于扁鹊医派的典籍，是《黄帝内经》的本源。

从实物来看，这批医简上的字体有篆书、有隶书，明显是古代医家一代一代经年传承下来的。而从医简的主体部分抄录时间来判断，汉墓主人应该是淳于意的弟子。

所随葬的这批医简的所属标志就是多次出现的 “敝昔曰” ， “敝昔”正是“扁鹊”的通假字，证明了医简是扁鹊医派的珍贵资料，堪称“扁鹊医简”。

这五部扁鹊医派的医书现在已经识别出了约两万字， 在中医现存的古籍中，内容、体系的丰富、完整性堪称翘楚。

相比马王堆医书所载一两味药的药方更有中医方剂的，无论在理论还是临床使用上都极具现实价值。而其中望诊、脉诊、经络循行、针灸针法、方剂配伍及疾病的论述， 都是现存《黄帝内经》可回溯的本源记载。

其实，在中医史上，战国、秦汉是扁鹊医派的鼎盛期，囊括了丰富临床经验的珍贵医药典籍基本上都是代代秘传的手抄本，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其发展壮大。

因此 随着系统理论性更强的《黄帝内经》经官方书府广为流传，到宋代版印书籍蔚然成风时，世人就已经普遍知黄帝医派而不知扁鹊医派了 ，对于“扁鹊”此人更加莫衷一是。

历史 的发展有自身的逻辑，中医自然也不例外。作为早期的古老医派，扁鹊一系的发展方式主要是医家口授和带徒， 渐渐滋生了防治病救人的秘技外泄的严苛保守风气，非常容易失传。

东汉名医华佗遇害前才将毕生心血所著的“可以活人”医书交付狱卒，对方不敢收，他竟将医书焚毁……由于绝大多数著作都不幸失传了，扁鹊医派的衰微也就无可避免了。

老官山汉墓出土的扁鹊医简研究成果确实冲击了公认的以《黄帝内经》（《素问》《灵枢》）成书为标志的中医理论体系，以及由《伤寒论》成书为标志的中医临床辨证体系。

早在战国时期，扁鹊秦越人（秦少齐）及其弟子就已经系统性地开创了中医的理论及实践体系。

《黄帝内经》由“黄帝、扁鹊脉书”衍生而来，而《伤寒论》由“医圣”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整理集结而成，从文献记载来看， 张仲景应该也是扁鹊医学的传人。

从以上推论也可以看出， “扁鹊医派”的存在毋庸置疑，但“神医扁鹊”作为一个凝聚了一派医家事迹的神通广大符号，更胜于一个真实存在的 历史 人物。

中学 历史 教科书出于审慎务实的史观，去掉一个半仙式的名医传奇，其实是无可厚非的。

　　汉朝时期的医圣是张仲景。

　　张仲景（约公元150～154年——约公元215～219年），名机，字仲景，汉族，东汉南阳涅阳（今河南邓州市、镇平县一带）人。东汉末年著名医学家，被后人尊称为医圣。张仲景广泛收集医方，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它确立的辨证论治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伤寒杂病论》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其所确立的六经辨证的治疗原则，受到历代医学家的推崇。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

中医四大经典指的是中医发展史上起到重要作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四部经典巨著，对古代乃至现代中医都有着巨大的指导作用与研究价值。关于四大经典的具体组成存在争议。目前学术界一般将《黄帝内经》、《难经》、《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看做是中医四大经典医学教育|网搜集整理。也有部分中医教材把《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温病条辨》当作四大经典。目前采用前者说法的较多。

《脉经》全书共十卷，九十七篇，为西晋·王叔和编撰。这是我国医学史上现存第一部有关脉学的专书，是公元三世纪以前我国有关脉学知识的一次总结

二、《针灸甲乙经》

全名有时也称《黄帝甲乙经》（《隋书·经籍志》）、《黄帝三部针灸经》（《新唐书，艺文志》等），现一般通称《针灸甲乙经》。各书所载卷数不一，今本多取其自序所述的十二卷。

三、《肘后备急方》

本书原名《肘后救卒》，计三卷，东晋葛洪所著。今本《肘后备急方》共八卷，其内容主要是一些常见的病证的简便疗法，包括内服方剂、外用、推拿按摩、灸法、正骨等一些十分实用的内容。这部书虽号“肘后”，但却包含相当多宝四、《名医别录》

原书早佚，但其有关内容仍可从后世的《大观本草》、《政和本草》中窥知。陶弘景《本草经集注》的内容，365种系陶弘景录自《名医别录》。

贵的医学史料实用的方剂方法，有不少医学史上的重要发明发现，对今天的医疗实践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五、《本草经集注》

梁陶弘景撰，是根据《神农本草经》、《名医别录》的内容各365种，共730种编撰而成，也是本时期本草发展史上的一项重大成就。《本草经集注》存有两种残卷，一是出土于敦煌石窟的残卷，一是出土于吐鲁番的残卷。

六、《刘涓子鬼遗方》

《刘涓子鬼遗方》据说是晋末的刘涓子在丹阳郊外巧遇“黄父鬼”时所遗留的一部外科方面的专著，又称《神仙遗论》。据《隋书·经籍志》所载为十卷，今本则只存五卷，后刘涓子后人传与北齐龚庆宣而传世，原书又你《痈疽方》，经龚庆宣整理后，成今本《刘涓子鬼遗方》。

七、《小品方》

《小品方》又称《经方小品》，是本时期一部重要著作。作者陈延之，生平失考。据学者考证约著成于公元五世纪下半叶之南朝宋齐间。

儒家

论语 [春秋 - 战国] 公元前480年-公元前350年

孟子 [战国] 公元前340年-公元前250年

礼记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荀子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孝经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说苑 [西汉 (公元前206年 - 9年)] 刘向著

春秋繁露 [西汉 (公元前206年 - 9年)] 董仲舒著

韩诗外传 [西汉] 公元前180年-公元前120年

大戴礼记 [东汉] 100年-200年

白虎通德论 [东汉] 79年-92年 班固著

新书 [西汉 (公元前206年 - 9年)] 贾谊著

新序 [西汉 (公元前206年 - 9年)] 刘向著

扬子法言 [西汉 - 新] 公元前33年-18年 扬雄著

中论 [东汉 (25年 - 220年)] 徐干著

孔子家语 [汉 (公元前206年 - 220年)]

潜夫论 [东汉] 102年-167年 王符著

论衡 [东汉] 80年 王充著

太玄经 [东汉] 公元前33年-18年 扬雄著

风俗通义 [东汉] 190年-200年

孔丛子 [东汉 - 三国 (25年 - 265年)]

申鉴 [东汉] 196年-220年

忠经 

素书 

新语 [西汉] 公元前196年

独断 [东汉 - 三国] 167年-258年

蔡中郎集 [东汉] 152年-192年

墨家 

墨子 [春秋 - 战国] 公元前490年-公元前221年

鲁胜墨辩注叙 [西晋 (265年 - 317年)] 鲁胜著

道家 

庄子 [战国] 公元前350年-公元前250年

道德经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列子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鶡冠子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文子

文始真经

列仙传 [西汉] 公元前50年-8年

鬻子 

老子河上公章句 

法家 

韩非子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商君书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申不害 

慎子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慎到著

谏逐客书 [战国] 公元前237年 李斯著

管子 [战国 - 汉 (公元前475年 - 220年)]

名家 

公孙龙子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兵家 

孙子兵法 [春秋] 公元前515年-公元前512年 孙武著

吴子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吴起著

六韬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司马法 [春秋 - 战国 (公元前772年 - 公元前221年)]

尉缭子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三略 [西汉] 公元前100年-9年

算书 

海岛算经 [三国] 263年

九章算术 [西汉 - 新] 公元前120年-20年

孙子算经 [南北朝 (420年 - 581年)]

周髀算经 [汉] 公元前50年-100年

杂家 

淮南子 [西汉 (公元前206年 - 9年)]

吕氏春秋 [战国] 公元前247年-公元前239年 吕不韦著

鬼谷子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尹文子 

邓析子 

史书 

史记 [西汉] 公元前109年-公元前91年 司马迁著

春秋左传 [战国] 公元前468年-公元前300年

逸周书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国语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晏子春秋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吴越春秋 [东汉] 50年-100年

越绝书 [东汉] 50年-70年

战国策 [战国 - 西汉] 公元前350年-公元前6年

盐铁论 [西汉] 公元前81年-9年 桓宽著

列女传 [西汉 (公元前206年 - 9年)] 刘向著

春秋谷梁传 [西汉 (公元前206年 - 9年)]

春秋公羊传 [西汉 (公元前206年 - 9年)]

汉书 [新 - 东汉] 36年-111年

前汉纪 [东汉] 198年-200年

东观汉记 [东汉] 60年-160年

後汉书 [南北朝] 420年-445年

竹书纪年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穆天子传 [战国] 公元前370年-公元前330年

古三坟 [汉 (公元前206年 - 220年)]

燕丹子 

西京杂记 

经典文献 

诗经 [西周 (公元前1046年 - 公元前771年)]

尚书 [春秋 (公元前772年 - 公元前476年)]

周易 [西周 (公元前1046年 - 公元前771年)]

周礼 [战国] 公元前300年-公元前100年

楚辞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仪礼 [战国 (公元前475年 - 公元前221年)]

山海经 [战国 - 汉 (公元前475年 - 220年)]

焦氏易林 [汉 (公元前206年 - 220年)] 焦延寿著

京氏易传 [西汉] 公元前57年-公元前37年 京房著

诗说 

字书

说文解字 [东汉] 100年-121年 许慎著

尔雅 [秦 - 西汉 (公元前221年 - 9年)]

释名 [东汉] 190年-210年

方言 [西汉 (公元前206年 - 9年)] 杨雄著

急就篇 [西汉] 公元前48年-公元前33年

医学

黄帝内经 [战国 - 西汉 (公元前475年 - 9年)]

难经 [汉 (公元前206年 - 220年)]

伤寒论 [东汉 (25年 - 220年)]

金匮要略 [东汉] 170年-219年

2013年的中国考古新发现中，成都老官山汉墓的发掘杀入榜单，其中出土的920多支医学竹简中，“敝昔曰”多次出现，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扁鹊”通假字，医简应属于扁鹊派的医书。

这些竹简让成都的中医专家如获至宝。从出土以来，专家们就一直在破译竹简上的“密码”，目前两万多字的整理工作即将告一段落。研究成果表明，竹简上的医学文字堪称一部字典，众多生僻字的集中出现，甚至可以纠正汉代以后对中医古籍理解的一些误区。

此外，《伤寒论》一直被认为是中医临床辨证体系确立的标志，而这批竹简文字的破解对这一认识带来严重质疑。专家们大胆提出，竹简“干货”多、理论少，系统的治疗方法和案例可以推测出东汉之前已经有一套成熟的治疗体系，而这将会把中医临床体系建立推前到战国时期。

推断之一

关于医书——成都老官山汉墓出土的920多支医学竹简中，“敝昔曰”多次出现，研究人员认为这是“扁鹊”通假字，医简应属于扁鹊派的医书。

推断之二

关于体系——“到了东汉，《伤寒论》成了中医临床辨证体系确立的标志。”李继明根据医简中的内容大胆推测，中医临床辨证体系形成时间更早，可能推到战国时期。

推断之三

关于病名——这本书对疾病的命名还特别讲究，都是从疾病的病机、病因、病的变化各个角度去命名的，涉及的病名总数超过200个，包括内外妇女儿童五官科等疾病，体现了高超的辨病思维。

推断之四

关于治疗——砭石是古代的一种普遍治疗方法，但逐步失传，大多认为是被针刺所代替。但老官山汉墓的医简中，《诊治论》和《逆顺五色脉藏验精神》就多次提到了这种方法，算是为今后的研究提供了更多参考。

在这本书中，它对疾病的命名还特别讲究，这些疾病的命名都是从疾病的病机、病因、病的变化各个角度去命名的。大类疾病中包含小类疾病。里面涉及的病名总数就超过了200个，包括内外妇女儿童五官科等疾病，体现了高超的辨病思维。

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其具体表现为《黄帝内经》中的「天人相应」学说。

「君臣佐使」学说也是封建等级制度在中医学中最明显的体现，体现儒家思想对于封建等级秩序的推崇，明显带有儒家对于秩序的强调。

经学的产生与分类

经学产生于西汉。由于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焚书坑儒，将全国图书以及学术集中到咸阳城，秦亡后，项羽焚烧咸阳，致使大量先秦典籍消失于历史舞台，六经除了《易经》之外，其他几未能幸免于难。汉代之初，高祖刘邦并不重视这些儒家经典，从「文景」时期开始展开了大量的献书和古籍收集工作，部分年长的秦博士和其他儒生，或以口述方式默诵已遭焚毁的经典，或把秦时冒险隐藏的典籍重新拿出，使之传世。

经学的繁荣本质上是为顺应封建统治，在汉武帝时期发展尤为辉煌，因为从儒士的地位可以看出统治者对于儒学的推崇。公孙弘是个狱吏出身的儒生，汉武帝为了提倡儒学，公元前124年，让他擢升丞相，封平津侯。公孙弘前，丞相皆为列侯贵族，公孙弘出身贫士，竟得封侯拜相，《公羊》学因此成为最时行的学术。凡是士人和官吏，必须学习儒经，才能得到任用或升迁，儒学独尊的地位更加巩固了。

经学有古今之分

汉代经学分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其中，「文景」时期从部分老年秦博士、儒生等处收集来的经学书籍，因为文字、传述和解释体系的不同，产生了不同的学派，但其版本则基本相同，后来统称为今文经。今文经学的特点是微言大义地阐发说明孔子的思想，继承和发扬儒家学说。

古文经学所依据的经书一般都是西汉中期以后在民间发现的古书，因其是用战国及以前的古文字所书写，故称之为古文经。汉景帝末年鲁恭王兴建王府，坏孔子宅，从旧宅墙中发现一批经典；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收集了大批的古典文献，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周官》，皆收入秘府（即官方皇家图书馆）；汉宣帝时又有河内女子坏老屋，得几篇《尚书》。这些出土的文献都是用战国古文字书写，与通行的五经相比，不仅篇数、字数不同，而且内容上也有相当差异，此后即统称为古文经。

学者在研习的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思想派别，后经相互争辩、互相渗透和整合，初步实现了经学的统一。汉朝是经学发展最为繁荣和昌盛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儒生通过对经学进行阐述发展的过程，使经学的思想深深渗透到普通民众之中。

经学的流变与经学大家

经学的流变是儒士对于儒家经典不断解释注疏的过程，因此随着时代的发展，经学也经历不断发展流变的过程。儒家经典起源于孔子编著的六经《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作为儒家经典的最早成果，也是经学研究最早的范本。西汉初年《乐》失传，儒家经典留存《诗》、《书》、《礼》、《易》、《春秋》，因此被称为「西汉五经」。到了东汉年间，除上述五经外，另外二经究竟为何一向聚讼纷纭，据王国维《汉魏博士考》，应为《孝经》与《论语》。

汉唐两个朝代是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为富庶的时代，也为经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和环境。唐朝开始，儒家经典中将五经中的《礼》拆为《仪礼》、《周礼》与《礼记》，《春秋》拆做《左传》、《公羊传》与《谷梁传》，形成「唐九经」。

唐文宗开成年间，儒家经典在九经上添《尔雅》、《论语》、《孝经》，刻做石经，由此形成「开成十二经」。北宋时，承继唐代九经定制，但是《孟子》的地位有所上升；南迁以后，《孟子》的地位已经不可动摇，升格为经，与开成石经合做十三经，被称为「宋十三经」。

经学发展的高峰以及奠定经学最终构架的是「四书五经」，这一构架为朱子所定，与五经上增设「四书」，随着朱子学的繁盛，这也成为了儒家经典最为著名的编订方式，为后世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经学大家对经学发展有影响

一项学问的发展需要代表人物的思考和推动，经学的发展正式得到大儒董仲舒的推动才走上正确的发展轨迹。孔子以后董仲舒以前的儒学是汉人称为朴学的原始儒学，其特点是，一方面，思想上还拘泥于残余的领主制度，不能完全符合新的地主统治的需要；另一方面，儒家还是各种学派中的一派，不能吸收各种学派，使统一到儒学里面来。

董仲舒生于汉景帝、汉武帝时候，西汉政治上统一的条件已经成熟了，学术上统一的条件也成熟了。儒学经董仲舒的加工，因此摆脱了原始阶段，成为阴阳五行化的、完全适合地主统治的西汉今文经学。某些汉儒把董仲舒当作孔子的继承者，因为他创造了今文经学。董仲舒根据他的哲学观点，提出许多影响甚大的建议。这些建议，极大部分被汉武帝采纳并得到实行。

董仲舒的主要观点有：首先是「大一统」。董仲舒认为孔子修《春秋》，把一统当作首要的大事，因为这是天地的常道，古今的通义。现在学士们各持异说，朝廷无法一统，法制屡变，臣民不知所从。应将不属于《六经》、不合于孔子的学说，一概废绝不用，专用儒术。这事实上顺应了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迎合和封建统治者对于皇权至高无上的追求。

其次是「更化」。汉初基本沿袭秦朝的制度，因此有「汉承秦制」之谓，郡县制优秀。但是秦行法家政治，刑罚惨刻，因此董仲舒主张更化，要求以仁德代替严刑，也就是要求以儒家学说代替法家学说。

再次是「推阴阳灾异」。在落后社会里，占卜术常是人们行动的指南。董仲舒取《春秋》所记天变灾异广泛地予以附会穿凿，使《公羊》学彻底的阴阳五行化。自从董仲舒开出这一条道路，《公羊》家以外各家的经师，都认为这是一条最合时的道路，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藉以取得朝廷的信任。经学阴阳五行化，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

此外还有「断狱」。儒家谈德治，向来与法家刑名之学对立。董仲舒据《春秋》经义附会汉朝法律，决断了许多疑难大狱，儒法两家合流了。他的判词集合成《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流传久远，至东晋时还有人引用它来辩护自己的冤狱。

两汉经学对中医学的影响

经学的传承牵系著中国学术的大脉，经学自孔子删订六经之后，又经历了秦汉两代相接的特殊历史变革时期，演变为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两支风格迥异的经学派别。这两种经学派别之争一经肇始，便一发而不可收，自汉时起绵延至今。

章太炎先生曾言：「讲国学而不明派别，将有望洋兴叹、无所适从之感。」中医古籍，尤其是《内经》，在传承过程中亦经历过秦汉之际的文字变革，在理论上亦与汉代经师一样同讲阴阳五行，在两千余年经学统领中国传统学术核心的背景下，今古文经学对中医学的传承产生重要影响。

中医典籍地位确立与经学关系

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开始成为2000多年来封建主义的主导思想。对于儒家思想的推崇主要通过对儒家典籍的推崇和注疏来体现的。从孔子编订六经，到西汉五经、东汉七经，一直到宋代确立的四书五经，经学不断发展变迁，虽然在数量上变化，但主体内容仍然是儒家典籍。

受经学影响，中医对于典籍也很是推崇。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中医界有先贤曾说:「不读医经，纵成仓扁，终为技术之流。」蔡陆仙也讲:「医书之有经，亦犹儒家之有六经也。六经所以载道，『辨治乱与兴衰之轨辙。医经所以昌明学术，莫不由是焉……』」

经学传承模式影响中医典籍传承

经学强调注不破经、疏不破注，株守家法、烙守师法，形成了信而好古、言必称尧舜的价值取向。董仲舒《春秋繁露》虽然自成一说，但并没有突破儒家确立的价值理念；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也是对儒家经典的注疏，是对儒家理念的一脉相承。

中医典籍《黄帝内经》类似于经学中的五经，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历代对中医进行注疏，中医典籍《黄帝内经》标志著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的医学典籍。

《难经》是阐发《黄帝内经》的疑难和要旨的第一部书；《伤寒明理论》是对《伤寒论》的注解之作；明代著名医家张景岳《类经》，是对黄帝内经进行全面研究的著作。历代医家经过临床实践，提出各自理论，或者自成流派，但是核心离不开《黄帝内经》等典籍。

春秋战国，中医有用针、用药和重切脉的三大派。西汉时代已汇合为医经和经方两大派别。在金元时代有被称为「四子学派」的四大医家，即刘完素、李东垣、张子和、朱丹溪；刘完素创立火热论；李东垣师承于张元素，主补脾，著《脾胃论》；张子和立论邪之法而主攻下；朱丹溪则撰著《阳有余阴不足论》、《相火论》而创立了滋阴学派。

经学推动中医学理论范式的作用

天人合一理念

儒家宣扬的价值理念在中医学中同样能寻找到明显的印记。董仲舒对儒学的新解释一方面是为顺应封建专制统治，倡导「君权神授」，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得到汉武帝的推崇；另一方面，新儒学对各家思想的融合，即包括对道家思想的融合，董仲舒是儒家最早言说五行者，强调「天人合一」，顺应自然的规律。

中医学也非常强调「天人合一」思想，《黄帝内经》主张「天人合一」，其具体表现为「天人相应」学说。《内经》反复强调人「与天地相应，与四时相副，人参天地」（《灵枢·刺节真邪》），「人与天地相参也」（《灵枢·岁露》、《灵枢·经水》），「与天地如一」（《素问·脉要精微论》）。认为作为独立于人的精神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的「天」与作为具有精神意识主体的「人」有着统一的本原、属性、结构和规律。

因此，《内经》的天人合一观是天道观的表现所在。《内经》「天人相应」学说，可以从两方面来探讨：一是从大的生态环境，即天地（大宇宙）的本质与现象来看「天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