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明一代，号称“不和亲，不纳贡，不称臣，不割地”，但是明朝失去的土地可不少。史书对明朝的疆域描述到“计明初封略，东起朝鲜，西据吐蕃，南包安南，北距大碛，东西一万一千七百五十里，南北一万零九百四里。自成祖弃大宁，徙东胜，宣宗迁开平於独石，世宗时复弃哈密、河套，则东起辽海，西至嘉峪，南至琼、崖，北抵云、朔，东西万余里，南北万里。”可见明朝中后期对前期的疆域萎缩了不少。现在，就简单介绍一下明朝丢失的土地。

明朝疆域：浅红色是短暂控制地区

韩国从新罗时代立国，到唐朝基本统一半岛。不过，新罗、高丽王朝的版图基本都位于“千里长城”之南。元朝后期，高丽王朝的领土开始扩张到了鸭绿江南岸。1368年，明朝建立，试图继承元朝的疆域。1371年，元朝辽阳行省平章政事刘益投降于明朝，至此，辽东地区纳入了明朝的版图，明朝在此设立辽东卫，后来改为辽东都司。不过高丽王朝也在辽东扩张，1382年双方战于吉州平，明朝军队败走；1384年，明朝又派军接管故元合兰府辖区，又被高丽军击退。

1388年，朱元璋决定在图们江以南设铁岭卫，并向高丽发出外交函，宣称铁岭卫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然而高丽王拒绝。为了收回铁岭，朱元璋派遣军队出征，高丽也派遣李成桂出征。不过双方没有大战，因为李成桂带领军队回国发动了政变，自己当上了国王。不过明朝并未没有乘机进攻，而是将铁岭卫内迁到了辽河一带，也就是今天的铁岭市。李成桂建立李朝，朱元璋赐名为“朝鲜”，朝鲜名义上成为了明朝的藩属国。永乐帝时期，李朝上书要求将图们江以南的“十处女真”划给朝鲜，永乐帝允许了。至此，朝鲜的版图就基本形成了。

奴儿干都司是明朝永乐年间管辖黑龙江流域的军事机构，中心在黑龙江下游的庙街一带。不过明朝对东北的女真族并未实行了行政管辖，只满足于称臣纳贡，使得明朝对这里的控制十分薄弱。1434年，奴儿干都司被迫撤销，从此明朝势力退出了黑龙江流域。奴儿干都司的设置仅仅只有20年。此后的200年间，明朝的女真族的关系基本上是敌对关系，一直处于战争状态。为了抵御女真族的侵犯，明朝在辽东边缘修建了“辽东边墙”。

西辽河一带，生活着朵颜、泰宁和福余三个蒙古部落。朱元璋时期，对其进行了册封，称为“朵颜三卫”，隶属于大宁都司。然而“靖难之役”后，“朵颜三卫”就加入了瓦剌、鞑靼集团，脱离了明朝的控制，所以史书说“成祖弃大宁”。明朝后期，西辽河一带属于漠南蒙古（内蒙古）之地。

明朝所谓的关西就是嘉峪关以西的地图。这里原本是察合台系的王公居住地，元朝灭亡后，这些王公纷纷臣服于明朝，明朝册封为卫，有安定、阿端、曲先、罕东、沙州、赤斤蒙古、哈密共7个卫。但是明朝并未将这些地区纳入行政版图，而是让这些王公相互仇杀，实行“以夷制夷”。蒙古王公也知道明朝并未将自己当做一家人，于是经常杀明朝的使者，双方时战时和。明英宗时期，蒙古王公们纷纷投靠了瓦剌。瓦剌衰落后，吐鲁番汗国强大，不断进攻哈密等地。哈密王公向明朝求救，只是发表文书谴责，并未发一兵一卒。明朝唯一一次出兵哈密是弘治八年（1495年），出兵击败吐鲁番的侵犯，但是此后，明朝再也没有对关西出兵。1513年，哈密被吐鲁番占据。此后关西七卫全部放弃，这些蒙古王公纷纷内迁到了嘉峪关内。

河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中原王朝只有占据了河套平原，才能在阻止游牧民族的长驱直入。明朝初期，在河套平原设置了东胜卫。永乐年间，东胜卫被迫内迁到了河北，开始失去对河套地区的实际控制。1438年，明朝重设东胜卫，但是不久因为粮草补给问题废弃。之后，河套地区被漠南蒙古占领，达延汗、俺答汗、林丹汗等常常以河套为跳板，不断入侵山西和京畿地区，出现了著名的“庚戌之变”。

1544年，曾铳提出收复河套，但是却被严嵩安上了“轻启边衅”的罪名被处死，从此之后，明朝的大臣再也不敢说收复河套的事情了。明朝每年为了防止蒙古南下的军费达600万两，但是却没有什么效果，史称“战守无尺寸功”。“庚戌之变”后，明朝和俺答汗达成和平协议，俺答汗答应不再入侵明朝，明朝答应开放边市，并且每年给俺答汗大量的“市赏”（原本叫岁币，明朝官员觉得不好听就改了名字）。明朝后期，还每年给林丹汗100万两的“市赏”，当然比起打仗划算多了。

这里原本是元朝打下的土地，是元朝云南行省的外夷土司部分，包括大部分缅甸地区，以及泰国北部，老挝等地。明朝建立后，继承了元朝的这些土地，从永乐年间开始，缅甸南部的大古剌、底兀剌、底马撒三个宣慰司被孟人建立勃固王朝控制，从此和明朝失去了联系。随后明朝将剩下的土司称为“三宣六慰”。但是，这些土司名义上是明朝的册封国，实际上却是缅甸的诸侯，明朝并未派遣一兵一卒到这里。1551年，东吁王朝统一了缅甸，随后开始不断进攻明朝，双方的战争一直持续到了1606年，最终缅甸占据了木邦，标志着云南的“外野”土司全部沦陷，云南的版图就基本形成的今天的样子。

辽东地区直到明朝末期才丢失，所以本文就不算。明朝巅峰时期的面积大约是700万平方公里，到了明朝中期就差不多只剩下400万平方公里，到了后期只有350万平方公里，明朝失去的土地至少也有300万平方公里。对比下清朝，整个清朝巅峰时期面积1300万平方公里，失去了150万平方公里，还剩下115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况且，明朝700万平方公里土地只维持了20年，其他时间基本在长城以内。而清朝1300万平方公里土地维持了100年，两者孰强孰弱，一下子就明了。

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明太祖朱元璋命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大军远征云南，三战三捷，击败镇守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梁王，其后梁王跳入滇池自尽，明军平定云南。第二年，傅友德、蓝玉班师回南京，沐英留守做镇云南。其后，沐英在昆明大兴土木，建造自己的西平侯府，这也就是后来云南百姓口中所说的沐王府，共传18代，历280年而亡。

沐王府的建立者沐英，很早就父母双亡，一直颠沛流离，等到他8岁时，被朱元璋和马皇后收为养子，并被改姓为朱。当时朱元璋和马皇后都还没有孩子，在那种兵荒马乱的年代，两人收养沐英，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将他作为自己的接班人，这就有些类似于刘封对于刘备的意义。等到沐英十二岁的时候，他就开始朱元璋攻伐征战，开始军旅生涯。这一年，朱标出生才刚满三个月。等到沐英十八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军中担任要职，并被提拔为指挥使，镇守江西重镇上饶。其后，沐英又跟随朱元璋平定江西、福建、浙江等地，战功赫赫。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此时的沐英已经在军中拥有非常高的威信，如果他是朱元璋的亲生儿子，或者朱元璋若还没有亲生儿子，那沐英作接班人的地位，基本上可以说是不可动摇。但可惜的是，此时朱元璋早已经有了儿子，而且长子朱标也已经到了13岁。在这种背景下，沐英的身份和地位就变得有些尴尬，所以朱元璋在正式登基之前，就下诏让沐英恢复沐姓，不再姓朱，同时让他移师到福建建宁镇守。其后，朱元璋正式在南京开国称帝，立长子朱标为太子。等到洪武九年，沐英又以副帅之职随邓愈征讨吐蕃，因军功被封西平侯，赐丹书铁券。

其后数年，朱元璋陆续平定了整个北方，只剩下盘踞在西南的云南。由于云南地理位置太过偏僻，朱元璋本来不打算直接派兵进入云南，按因为云南本地还有坚持抵抗明朝的元朝梁王势力在蠢蠢欲动，逼得朱元璋不得不派出傅友德、蓝玉和沐英率三十万大军进军云南。当时的云南，虽然在元朝时被征服，但元朝对其的管理制度也非常松散，根本算不上一个统一的行政单位。在云南境内，除了属于元朝贵族的梁王势力外，还有之前大理国的段氏王族后裔，继续拥有大片的领地和权势。在他们两者之下，又有众多地方上的土司，有的甚至也很有势力。

在这种背景下，等到朱元璋征服云南后，如果只派遣政府官员来云南经营，很显然是没有办法来应付众多的地方实力派。所以，必须要留下一个有实权有军队、又能让朱元璋放心的人来坐镇云南，这样才能有效震慑地方实力派。最后，鉴于沐英与朱元璋的特殊关系，再加上他的身份又确实比较尴尬，如果继续留在中央政府，最后能不能善终，实在是个未知数。所以还不如让他留守云南，一方面他和朱元璋好歹也算父子关系，由他镇守，朱元璋相对而言也比较放心些。

另一方面，凭云南这种偏僻荒蛮的地区，沐英就算有异心，也很难翻起什么风浪，再加上云南这种地方势力太过强大的地方，也需要一个有一定军事能力的人才镇得住，而在朱元璋的亲生儿子中，有这样能力的人，就那么几个，让他们来云南镇守，实在是太材小用，朱元璋实肯定不舍得。

所以，朱元璋思前想后，也只有沐英最适合。而对于沐英来说，他的这种身份，如果继续留在朝廷，迟早会出事。因此还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主动离开这个权力的是非之地，到云南这种中原王朝有些鞭长莫及的地方坐镇，也算是一种自我保全，也正因为此，在征服云南后，沐英和他的后人便从此留在云南镇守，直到永历皇帝流亡缅甸时，最后一任王爷沐天波在缅甸被杀，整个沐王府就彻底中断。

土司制度最早出现在元代，在此之前中国封建王朝对少数民族地区管理施行的是羁縻治策。两者在完善程度和具体细化方面虽有区别，但其内涵、治理思想和施用范围等大体一致。

一、土司之地的主要内容

在以滇黔桂等西南部为主的边疆地区，封建王朝任命当地蛮夷首领为各级土官或土司，土官土司职位的带下，官职和所任职务不可随意废除，经过批准乃可世袭。如果履职不善或者互相兼并，朝廷当免其职、降职或者治罪。

有些地区在罢免土官土司以后，朝廷改派流官管辖其地，史称“改土归流”。朝廷将土司土官的任用，与当地所置的统治机构相结合。在土司任职衙门亦设朝廷派遣的同级流官，基层事务则由土司、土目等低级土官负责。

土官土司任职的机构仍有羁縻的性质，但被纳入国家行政系统管理。土官土司有正式的品秩，有待遇、有权利和义务等方面与内地官吏大体一致。

土司土官的职责，包括在辖区清查户口、收取赋税、统领土军、判决纠纷、维持治安与定期朝贡等。土司土官可统率属于国家军队的土军，土军由土官土司所辖的蛮夷壮丁组成。土军主要用于维持地方治安，但也接受朝廷的调遣，有上级土官土司率领赴外地出征。

土司土官制度在西南边疆取得了成功，而其关键在于与当地蛮夷社会的特点暗合。受地理气候环境与动植物资源具有复杂多样性的影响，西南边疆诸族的生产、生活方式复杂多元。诸族长期、居住特定的自然环境，积累了适应当地生活的特殊经验，与居住地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存在紧密的联系。

而另一方面，数千年间外地移民不断迁入，与西南土著民族逐渐融合，使西南边疆文化的类型类似于内地，他们虽然经济发展的水平比较低，但有经济上自给自足及文化类型接近内地等特点。

因此，西南边疆诸族的主要矛盾在其内部，即诸族内部及相互之间谓资源占有和恩怨长期进行斗争，并由此形成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或者说西南诸族的斗争主要是在本地，对内地的封建王朝，西南诸族势力则多怀有敬畏之心。

二、土司制度对社会的影响

土司制度对于当时最大的影响，主要是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

边疆各族群及其文化与中央王朝为代表的主流文化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和历史进程等诸多方面与中原地区有着很大的差别，这些差别和差异导致了没矛盾和冲突。不同族群建立了相对独立的地方政权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成为普遍历史现象。

但是，他们与中央的关系无法断绝和割舍的，一是历史以来经济文化上的依赖，二世政治军事上的保护与支持，三是各族都有一统天下的雄心壮志，这些都导致了诸族对中央王朝缺乏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

土司制度，恰好就对于这种认同关系的的构建产生了重要的历史影响。

土司制度在边疆族群与主流文化的文化认同关系上，是用过历史的几点上升到统一政权下中央与地方的依赖关系。

在不同地区与不同族群当中，土司们借助中央政府的文化推广政策，学习、借鉴和改造自己的民族文化，进而发展成为地域色彩浓郁的地方文化，并不断的推广、辐射和延伸。

诸如人们早已认同的广东、广西、湘西、贵州和云南等地的地方文化，没有人质疑他们的中华文化性，更没有人能否定他们的地方性和民族性。

以云南为例，土司制度建立后，云南的变化是划时代的。明代以前，云南是以彝、白、傣等民族为主的“边夷”地区，从秦汉以来进入云南地区的汉人，都已入乡随俗，被“夷化”了。

土司制度建立以后，广兴学社，各族子弟有机会“举宠学官，教养笛子，使知礼仪，以美为俗。”加上明代大量的内地汉民迁入，云南逐渐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地方民族文化成功兼容并有强烈地域色彩的“云南文化”。

同时，土司制度的政治认同价值是以往任何时代的边疆政策无法企及的。它和以往的边疆政策区别在于它是政府行为的规划性认同建构，是中央和地方都可以接受的政治模式，这个制度产生了两者互补的结果。

土司制度给了边疆各个族群以合法的国家地方行政实体地位，他们成为国家行政单位的一部分，任命、升迁、继承和责罚有了严格的制度程序，同时又具有相当的自治权，这一点很重要。它使不同族权保持了各自的文化和传统，文化认同与政治认同有了良性的互动，逐步衍生了对“国家”概念的初步认识，必须相应担负应尽的国家责任和义务。

比如，明朝正统年间，云南麓川叛乱，各地土司响应平叛；嘉靖年间，广西狼兵、湖广土兵在东南沿海抗倭战争中奉命出征，战功卓著。再如 光绪二十六年（1900），云南西部边疆片马景颇族土司左孝臣率众抗击英国入侵，英勇牺牲，使片马终没有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