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以来，壮族先人历代分别称为西瓯、骆越（雒越）、南越、濮、僚、俚、溪峒蛮、乌浒，在宋代史籍中始称为“撞”、“僮”、“仲”，明清时也有称为僮人、良人、土人的。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现代民族学、历史界一般公认壮族是由中国古代岭南的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她与周奉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俚（译音“俚”字，实是壮语中对“蛇”的称呼）、乌浒，宋以后的僮（撞、獞）人、俍（狼）人、土人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壮族舞蹈》 陈玉先

壮族与百越中的西瓯、骆越是一脉相承的，从汉至唐初，壮族地区不断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汉语言文化，在今壮族地区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番禺的吕氏，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的宁氏等，称为“百越大姓”，各自雄居一方。唐代，曾把岭南道分置岭南东、西两道，设五府经略使于广州，下分五管。其中桂、邕、容三管都是壮族先民的聚居区。两宋、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建州县、派官史、征贡赋，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州县制度，任用壮族有名望之人为土司管理本族。而中央政府的漠视及土司的横征暴敛给壮族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壮族人民不堪其奴役，多次反抗。唐朝的西原“黄洞蛮”起事，宋朝侬智高起义，明朝的俯江农民起义，清朝数百年不间断的起义直到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起事于这片地区。但历次起义都遭到了镇压而告失败。壮族人民在抗击法国殖民者入侵、辛亥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壮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壮族主要居于岭南。岭南地区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先秦时代，壮族就属于百越的骆越、西瓯等，远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柳江县的“柳江人”和，“甘前人”，来宾市的“麒麟山人”，荔浦县的“荔浦人”。都安县的“干淹人”和“九楞山人”，柳州市的“白莲洞人”和“都乐人”桂林市的“宝积岩人”，田东县的“定模洞人”，灵山县的“灵山人”等等。这些古人类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 壮族

活动地域，也是今天壮族的聚居地区。据此部分专家推测壮族为这些古人类的后代。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 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僮”这个民族名称，是南宋时出现的。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进一步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口嘹、曰獞、曰仡佬”。以后历代均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渐增多，但往往与“瑶”并举。到清代对“獞（僮）”名的引用已遍于广西各地。1949年后，经过深入调查和进行民族识别，人民政府把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自称“布壮”、“布土”、“布农”、“布泰”、“布班”、“布陇”、“布诺”、“布衣” 、“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等的人们统一称为僮族。后因“僮”字的含义不够清楚，又容易读错音，一九六五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把“僮”改为“壮”，把“僮族”改为“壮族”。

　　壮族（旧称僮族，壮文：Bouxcuengh），是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广西、云南、广东和贵州等省区。秦以来，壮族先人历代分别称为西瓯、骆越（雒越）、南越、濮、僚、俚、溪峒蛮、乌浒，在宋代史籍中始称为“撞”、“僮”、“仲”，明清时也有称为僮人、良人、土人的。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统称“僮族”（“僮”与“壮”同音），直到周恩来倡议在1965年改“僮”为“壮”。

　　1990年人口1548万。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壮 铜鼓

　　族人口数为16178811。2005年，壮族人口超1700万人。现在是中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壮族大多居住在广西。其中云南有100余万人，主要聚居在文山州，红河、曲靖也有一部分。广东的连山、贵州的从江和湖南江华也分布有壮族。在1965年统一称壮族以前，壮族的自称和他称较多，广西最常见的自称和他称主要有“布壮”“布土”“布僚”“布雅依（瑞）”“布侬”等20多种，云南主要有“侬人”、“沙人”、“土僚”等。

　　壮族有自己的语言，中国学者将之归类为汉藏语系壮侗语族壮傣语支，分南北两大方言。部分外国学者根据壮语同源词的情况，将壮语划入澳泰语系。壮语与同语支的泰国语、老挝语、傣语相似程度相当高。壮语有自己的文字，从中国的唐代（7世纪）就开始在民间使用，汉人称为古壮字，壮族人自称为“sawndip”，就是生字的意思，因为这种字是用汉字部首组合而成的。但是这种壮字由于使用面不广，没有能在全民推行，多用于书写地名，编山歌、记事。南宋时，曾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出“土俗字”，但没能得到重视和推广。1950年代，中国***的政府专家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壮文，并于1982年又作了部分修订，但这种文字没有能在壮族地区推广，但是壮族地区的官员却昧着良心说这种文字得到了推广，严重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精神，损害了党的民族政策。 壮族

　　壮族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民族。现代民族学、历史界一般公认壮族是由中国古代岭南的越人的一支发展而来。她与周奉时期的西瓯、骆越，汉唐时的僚、俚、乌浒，宋以后的僮（撞、獞）人、俍（狼）人、土人等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壮族与百越中的西瓯、骆越是一脉相承的，从汉至唐初，壮族地区不断的主动或被动的接受汉语言文化，在今壮族地区出现了一些“雄于乡曲”的大姓，如番禺的吕氏，高凉、合浦的冼氏，钦州的宁氏等，称为“百越大姓”，各自雄居一方。唐代，曾把岭南道分置岭南东、西两道，设五府经略使于广州，下分五管。其中桂、邕、容三管都是壮族先民的聚居区。两宋、元、明时期，中央王朝加强了对岭南地区的统治，建州县、派官史、征贡赋，中央王朝在壮族地区实行的羁縻州县制度，任用壮族有名望之人为土司管理本族。而中央政府的漠视及土司的横征暴敛给壮族人民带来的沉重负担使壮族人民不堪其奴役，多次反抗。唐朝的西原“黄洞蛮”起事，宋朝侬智高起义，明朝的俯江农民起义，清朝数百年不间断的起义直到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运动就起事于这片地区。但历次起义都遭到了镇压而告失败。壮族人民在抗击法国殖民者入侵、辛亥革命斗争和抗日战争中做出了重大贡献和巨大牺牲，壮族人民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

　　壮族地区石灰岩分布很广，是世界有名的岩溶地区，石山拔地而起，石山里有岩洞和地下河。这种地形构成了“桂林山水甲天下，阳朔山水甲桂林”的名胜景色。沿海盛产各种名贵海产，尤以南珠闻名。壮族地区气候温和，雨水充足，以农业为主，种植水稻、玉米、薯类等。果品也很丰富，森林面积广，盛产柳州杉、银杉、樟木等名贵木材。驰名中外的三七、蛤蚧和茴油是壮族地区久负盛名的特产。 壮族人民在集中本民族民间文学、音乐、舞蹈、技艺的基础上，创造了壮戏。铜鼓是壮族最有代表性的民间乐器。壮锦是壮族民间流传下来的一种独特的织锦艺术，已有一千年的发展史，与南京的云锦、成都的蜀锦、苏州的宋锦并称“中国四大名锦”。

　　壮族主要居于岭南。岭南地区自远古时代就有人类居住，在先秦时代，壮族就属于百越的骆越、西瓯等，远溯到旧石器时代晚期，有柳江县的“柳江人”和，“甘前人”，来宾市的“麒麟山人”，荔浦县的“荔浦人”。都安县的“干淹人”和“九楞山人”，柳州市的“白莲洞人”和“都乐人”桂林市的“宝积岩人”，田东县的“定模洞人”，灵山县的“灵山人”等等。这些古人类所在的区域，恰好是壮族先民的 壮族

　　活动地域，也是今天壮族的聚居地区。据此部分专家推测不排除壮族为这些古人类的后代。 先秦时期，广西为骆越国，居住着百越中的"骆越"、"西瓯"、"苍梧"人。骆越国是岭南壮族祖先著名的方国，最早见于《逸周书·王会》，其中提到“路人大竹”，朱右曾《逸周书·集训校释》云：“路音近骆，疑即骆越。”路即骆，此说中的。《逸周书》亦称《周书》，乃先秦古籍，多数篇章出于战国，其中所记商周之事，必有所本。在《吕氏春秋·本味》里，又提到“越骆之菌”，汉代高诱注：“ 越骆，国名。菌，竹笋。”越骆是汉语提法，意为越（山）谷或越鸟，越人语言倒装为骆越。 “僮”这个民族名称，是南宋时出现的。宋人李曾伯在上宋理宗的“奏议”中，曾提到宜山有“僮丁”。宋人朱辅在《溪蛮丛笑》中进一步指明南方“洞民”“有五：曰苗、曰瑶、口嘹、曰獞、曰仡佬”。以后历代均多沿用“獞（僮）”名，到明代“獞”名引用逐渐增多，但往往与“瑶”并举。到清代对“獞（僮）”名的引用已遍于广西各地。1949年后，经过深入调查和进行民族识别，人民政府把广西、广东、云南等地自称“布壮”、“布土”、“布农”、“布泰”、“布班”、“布陇”、“布诺”、“布衣” 、“布民”、“布越”、“布寮”、“布雅衣”、“布曼，”等等的人们统一称为僮族。后因“僮”字的含义不够清楚，又容易读错音，一九六五年，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倡议，把“僮”改为“壮”，把“僮族”改为“壮族”。 民族区域自治。1952年12月9日在广西的西半部建立桂西壮族自治区，1956年春改为自治州。1958年3月5日，建立以原广西省地区为范围的广西壮族自治区。1958年4月1日，建立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1962年9月26日，建立广东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 壮族名称虽随代而异，其主要源流：百越一瓯一瓯骆一西瓯骆一西瓯骆越一乌浒一俚僚一僮一俍一沙一侬一壮，为一脉相承。（参考黄现璠著《壮族通史》）

　　壮族

　　骆越与西瓯是构成今天壮族的主要两个支系，他们存在了一千多年，创造了灿烂的稻作文明。今天壮族传承的古代文化，在很多方面是西瓯、骆越人创造的。骆越方国创造的稻作文化、大石铲文化、龙母文化、青铜文化、青铜文化中的铜鼓文化、花山文化等等，是中华民族宝贵的文化遗产。骆越人和苍梧人、西瓯人一起，在我国最先发明了水稻人工栽培法，为中华民族也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在今南宁市范围，发掘出了骆越人祖先留下的十四处贝丘遗址，从中出土了一万年前原始石磨盘、石杵、石磨棒等稻谷的脱壳工具，其中南宁市亭子圩遗址出土的这类工具，经C14测定为11000年。年代仅次于湖南道县。壮族苍梧部祖先留下的 12000—20000年前的炭化稻粒，比江西万年县的一万年稻谷遗址早1000年。到了骆田时代，骆越人对境内的田畴整治已经卓有成效，已经会根据潮水的涨缩选择田块。今天，整个华南无论哪个民族，都以大米为贵，餐桌上的主食主要是大米饭，以大米为原料的食品系列有米饭系列、米粉系列、粽粑系列、糍粑系列、米粥系列、汤圆系列、米糕系列、米饼系列、米花系列、饮料系列、米肉系列、灌肠系列等12个系列，大大丰富了人们的生活。副食的猪鸡鸭鹅，也是大米的转化物。从旱地农业地区移居岭南的汉族等民族，也都放弃了麦类的种植，和壮人一起在餐桌上享受壮族祖先创造的稻作文化。骆越人的这一大贡献，与日月齐光。创造和打破了多项中国世界纪录协会世界之最、中国之最。 衣着方面的世界之最 在古黔中地区的道县玉蟾岩(古代壮族苍梧部活动区域），发现了人类在15000年前用来作陶器“垫布”的植物纤维编织纹，不管这植物纤维编织纹是如何地简陋粗糙和幼稚，它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人类自己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第一件手工纺织品，是全世界纺织工业的萌芽。 饮食方面的世界之最 在古黔中地区的道县玉蟾岩遗址中，发现了15000年前的人工栽培稻，尽管它还只具备了人工驯化的一些痕迹，它却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所见到的人类自己用劳动创造出来的第一个农作物品种，是全世界耕作农业的萌芽。而陶器的出现，又是人类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进入“熟食烹饪”的文明时代的第一个标志。 壮族

　　住房方面的世界之最 在古黔中地区的临澧竹马村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约18000年）中，发现了带甬道的“丅”字形“高台式土木建筑”，它不仅是中国“高台式宫殿建筑”的源头，而且是全世界第一座“高台式土木建筑”。 壮族先民迈出划时代的第一步，使中国率先迈进了农耕社会，引发了人类最伟大的一场绿色革命，使人类从饥饱无定的采集生活中，闯出了一条驯化动物、创造农耕、迈向温饱生活的绿色革命之路，使人类迈进了农耕社会辉煌的农业时代。 壮族先民发明的陶器，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是人类第一次利用天然物，按照自己的意志，创造出来的一种崭新的东西。人们把粘土加水混和后，制成各种器物，干燥后经火焙烧，产生质的变化，形成陶器。它揭开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新篇章，具有重大的划时代的意义。陶器的发明，大大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在人类发展史上开辟了新纪元。 骆越人的青铜技艺有很高的水平，他们所制造的灵山型、冷水冲型、晋宁型铜鼓，是铜鼓鼎盛期的产物，是八型铜鼓中的顶级产品，代表了铜鼓技艺的最高水平，高大厚重，设计奇巧，工艺精湛，花纹繁缛。鼓面上的青蛙立雕，一反青蛙450蹲势，脊梁与鼓面平行，臀部隆起如猛狮，身上饰以稻穗文，这一 壮族

　　画龙点睛之笔，正是骆越人对稻作文化贡献的特别标记。鼓面上的太阳纹告诉我们，骆越人有自己的欧几里得，公元前他们就能够在鼓面上表现出分割圆法。分割圆法被认为是两千多年前一个民族最高科学水平的标志，从记载上看当时世界上只有汉族和古希腊的欧几里得能分割圆，人们没有想到壮族祖先也能做到，只是没有文字记载罢了。骆越人制造的镦、圆形器、牛首提梁卣、钟、靴形钺等青铜器，都有很高的水平，尤其是牛首提梁卣，设计精巧，卣纽和卣腹上四头圜眼圆睁的水牛头，堪称一绝。 骆越人的生产工具别具一格，其早期的带肩石斧和有段石锛，是典型的越人产品。所铸造的铜钺类包括靴形钺、扇面钺、风字形钺、铲形钺、圆头形钺等，形状多变、精巧实用，表现了骆越人的聪明才智。其所制造的大石铲为国内一绝，长舌形，束腰，边沿加工精细圆润，束把处有边牙，以便绑牢。最大的长60多厘米，宽 20多厘米。既是生产工具，也是一种艺术品，祭祀稻作神灵时又是神器。其设计独具匠心。其他如西林的战国铜棺，合浦鸭首流铜魁、凤凰形铜灯、人足形铜盘等，都闪耀者骆越人智慧的光芒。 花山文化是骆越人创造的世界闻名的艺术画廊，主要分布于左江及其支流明江沿岸，绵延200多公里，另有5处分布于左江流域的凭祥市、天等县等处。共有84 个地点，183处，287画组。主体形象为人身蛙形的蛙神形象，赭红色，平涂成投影式（鬼影），皆两臂弯肘上举，半下蹲成骑马式，犹如蛙泳之状，整个画面呈欢歌狂舞之态，震动人心。花山崖画是骆越人祭祀蛙神的圣地，是按照骆越人敬祀蛙神的场面描绘的。除了蛙神形象，还有奔犬、鹿、鸟、铜鼓、铜锣、星星、太阳等形象。其产生年代上限在战国，下限在西汉，长达700多年。少量为后世仿制。其中规模最大的为宁明县的花山崖画，壮话叫做岜莱（Byaraiz），岜意为山，莱意为花纹。因其规模最大，故以之代表整个左江崖画。花山崖画和世界各地岩画相比，有显著的特色。其蛙神形态不仅整齐划一，而且绵延700多年而不改，比较罕见。宁明花山画面高40多米，宽长达170多米，就一个“地点”（世界岩画规则，画面边沿外500米内无画为一个“地点”）的面积来说，堪为世界之最。此画面尚可辨认的人物形象达1300多个，所有的大小图象加起来达4万多个，世界少有。花山崖画是稻作文化的集中展示，像这样大规模展示稻作文化的艺术珍品，堪称一绝。花山崖画不是静态古老文化，而是活态文化，其所展示的稻作文化，依然活在民间。至今在古骆越北界红水河沿岸的东兰、凤山一带，还保留有“蛙婆节”，祭祀民族图腾蛙神。节日里跳的蛙舞，舞者戴蛙首头套，跳跃之状酷似花山崖画上的动作，其他地方民间流传的一种师公舞，也酷似花山形象。故舞蹈家们把花山人物形态称为蛙形舞姿。

　　多数地区的壮族习惯于日食三餐，有少数地区的壮族也吃四餐，即在中、晚餐之间加一小餐。早、中餐比较简单，一般吃稀饭，晚餐为正餐，多吃干饭，菜肴也较为丰富。大米、玉米是壮族地区盛产的粮食，自然成为他们的主食。 日常蔬菜有青菜、瓜苗、瓜叶、京白菜（大白菜）、小白菜、油菜、芥菜、生菜、芹菜、菠菜、芥蓝、蕹菜、萝卜、苦麻菜，甚至豆叶、红薯叶、南瓜苗、南瓜花、豌豆苗也可以为菜。以水煮最为常见，也有腌菜的习惯，腌成酸菜、酸笋、咸萝卜、大头菜等。快出锅时加入猪油、食盐。 壮族对任何禽畜肉都不禁吃，如猪肉、牛肉、羊肉、鸡、鸭、鹅等，有些地区不吃狗肉，也有些地区却酷爱吃狗肉。猪肉也是整块先煮，后切成一手见方肉块，回锅加调料即成。壮族人习惯将新鲜的鸡、鸭、鱼和蔬菜制成七八成熟，菜在热锅中稍煸炒后即出锅，可以保持菜的鲜味。 壮族喜爱猎食烹调野味、昆虫，对三七的食疗颇有研究，利用三七花、叶、根、须做菜很有特色。壮族还擅长烤、炸、炖、腌、卤成熟法，嗜酒，口味辣麻偏酸，喜食酥香菜品。主要特色菜有：辣血旺、火把肉、壮家烧鸭、盐风肝、脆熘蜂儿、五香豆虫、油炸沙虫、皮肝糁、子姜野兔肉、白炒三七花田鸡、岜夯鸡等。 壮族自家还酿制米酒、红薯酒和木薯酒，度数都不太高，其中米酒是过节和待客的主要饮料，有的在米酒中配以鸡胆称为鸡胆酒，配以鸡杂称为鸡杂酒，配以猪肝称为猪肝酒。饮鸡杂酒和猪肝酒时要一饮而尽，留在嘴里的鸡杂、猪肝则慢慢咀嚼，既可解酒，又可当菜。 典型食品：壮族有许多著名的菜肴和小吃，主要有：马脚杆，鱼生，烤乳猪，花糯米饭、宁明壮粽，状元把，白切狗肉，壮家酥鸡，清炖破脸狗，龙泵三夹居住在坝区和城镇附近的壮族，其房屋多为砖木结构，外墙粉刷白灰，屋檐绘有装饰图案。居住在边远山区的壮族，其村落 广西龙脊的壮族山寨

　　房舍则多数是土木结构的瓦房或草房，建筑式样一般有半干栏式和全地居式两种。 干栏，也叫木楼、吊脚楼。壮、侗、瑶、苗、汉都有。多为两层。上层一般为3开间或5开间，住人。下层为木楼柱脚，多用竹片、木板镶拼为墙，可作畜厩，或堆放农具、柴禾、杂物。有的还有阁楼及附属建筑。一般干栏都依山傍水，面向田野。一个寨子一个群落，既雄伟又壮观。有些村寨，家家相通，连成一体，就像一个大家庭。居室格局，各处自有特点。龙胜县龙脊乡壮族干栏，以神龛为中心，神龛后面，居中是家公住房(以女主人为中心)，左角是家婆住房，有小门与家公房相通。主妇房在右角。丈夫房在厅堂右侧外。客房在前庭左角，姑娘房在右角楼梯旁，便于她们与小伙子们交往。这种布局的最大特点，是夫妻异室，沿袭了古俗。现在的干栏，内部结构略有变化，但基本格局不变。

　　。

　　壮族服饰主要有蓝、黑、棕三种颜色。壮族妇女有植棉纺纱的习惯，纺纱、织布、染布是一项家庭手工业。用自种自纺的棉纱织出来的布称为“家机”，精厚，质实，耐磨，然后染成蓝、黑或棕色。用大青（一种草本植物），可染成蓝或青色布，用鱼塘深可染成黑布，用薯莨可染成棕色布。 壮族服饰各有不同，男子、女子的服饰，男子、妇女、未婚女子的头饰，各具特色。

　　壮族妇女

　　壮族服饰

　　男装有右襟与对襟两种，右襟衫反膊无领，衣纽从右腋下开至腰部又转向正中，再开出三四寸而止，衣襟镶嵌一寸多宽的色布边，用铜扣纽，再束上长腰带；对襟开胸，长仅及脐的紧身衫，这是在劳作时穿着的。而女装为无领右襟，只是衣袖比男装大些，宽大近尺，长至膝盖，镶嵌绲边，边条有宽细，一般在二三道以上。肩内贴布反衬在外，起缝三线，名叫“反膊衫”。男女衫的扣钮均铜纽或布纽。男女裤子式样基本相同，裤脚有绲边，俗称“牛头裤”。已婚妇女有绲花边的肚兜，腰裤左边悬挂一个穗形筒，与锁匙连在一起，走动时发出“沙啦吵啦”的响声。男子礼服惯穿长袍，外面套上一件短褂，通称“长衫配马褂”，起先是头戴顶圆帽，后来改戴礼帽。到了现代，壮族的穿着衣式已基本现代化，但老一辈人，仍普遍以穿蓝、黑两色为主。

　　未婚女子喜爱长发，留刘海（以此区分婚否），通常把左边头发梳绕到右边（约三七分）用发卡固定，或扎长辫一条，辫尾扎一条彩巾，劳作时把发辫盘上头顶固定。已婚妇女则梳龙凤髻，将头发由后向前拢成鸡（凤）臀般的式样，插上银制或骨质横簪。现在裹青纱白帕的已少见，多用黑帕或花帕头巾，梳髻多是中年以上妇女，且喜欢戴绣花勒额，冬季妇女多戴黑色绒线帽，帽边花式因年龄而异。男女都穿布鞋，中年妇女上山劳动爱穿自己制的猫耳布鞋，俗称鞋猫，形似草鞋、有耳、有跟，用一条扁纱带将鞋耳和鞋跟串起来，任意绑扎调节松紧。儿童头饰：童帽是用二三寸宽的绣花布条缝制成的无顶遮额帽。古籍中记载壮俗“露顶跣足”、“布帛勒额（束额）”，在童帽上获得再现，这种遮额帽既能保护头部也是一种装饰品。婴儿的背带比常见的汉族的大得多，呈蝴蝶状，“蝶身”长三尺，宽二尺四寸，中绣花样图案或八卦乾坤图，但很少见绣有文字，两边“蝶翼”长九尺，宽一尺二寸，这种背带壮话称“腊”。建国后，这种背带逐渐改小尺寸，有些背带壮话称“腊”。建国后，这种背带逐渐改小尺寸，有些背带身刺绣上如“出入平安”“美满幸福”的文字，代替原有的图案。 男女都穿布鞋。

　　壮族是个好客的民族，过去到壮族村寨任何一家做客的客人都被认为是全寨的客人，往往几家轮流请吃饭，有时一餐饭吃五、六家。平时即有相互做客的习惯，比如一家杀猪，必定请全村各户每家来一人，共吃一餐。招待客人的餐桌上务必备酒，方显隆重。敬酒的习俗为“喝交杯”，其实并不用杯，而是用白瓷汤匙。 客人到家，必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给客人以最好的食宿，对客人中的长者和新客尤其热情。用餐时须等最年长的老人入席后才能开饭；长辈未动的菜，晚辈不得先吃；给长辈和客人端茶、盛饭，必须双手捧给，而且不能从客人面前递，也不能从背后递给长辈；先吃完的要逐个对长辈、客人说“慢吃”再离席；晚辈不能落在全桌人之后吃饭。 尊老爱幼是壮族的传统美德。路遇老人要主动打招呼、让路，在老人面前不跷二郎腿，不说污言秽语，不从老人面前跨来跨去。杀鸡时，鸡头、鸡翘必须敬给老人。路遇老人，男的要称“公公”，女的则称“奶奶”或“老太太”；遇客人或负重者，要主动让路，若遇负重的长者同行，要主动帮助并送到分手处。

　　壮族人忌讳农历正月初一这天杀牲；有的地区的青年妇女忌食牛肉和狗肉；妇女生孩子的头三天（有的是头七天）忌讳外人入内；忌讳生孩子尚未满月的妇女到家里串门。登上壮族人家的竹楼，一般都要脱鞋。壮族忌讳戴着斗笠和扛着锄头或其他农具的人进入自己家中，所以到了壮家门外要放下农具，脱掉斗笠、帽子。火塘、灶塘是壮族家庭最神圣的地方，禁止用脚踩踏火塘上的三脚架以及灶台。壮族青年结婚，忌讳怀孕妇女参加，怀孕妇女尤其不能看新娘。特别是怀孕妇女不能进入产妇家。家有产妇，要在门上悬挂袖子枝条或插一把刀，以示禁忌。不慎闯入产妇家者，必须给婴儿取一个名字，送婴儿一套衣服,一只鸡或相应的礼物，做孩子的干爹、干妈。忌筷子跌落地上，认为不吉利。吃饭时忌用嘴把饭吹凉，更忌把筷子插到碗里。夜间行走忌吹口哨。忌坐门槛中间。 壮族是稻作民族，十分爱护青蛙，有些地方的壮族有专门的“敬蛙仪”，所以到壮族地区，严禁捕杀青蛙，也不要吃蛙肉。每逢水灾或其他重大灾害时，壮族都要举行安龙祭祖活动，乞求神龙赈灾。仪式结束后，于寨口立碑，谢绝外人进寨。

铜鼓上的蛙饰是壮族图腾的第三个理由：各民族总是把自已的图腾描绘或雕刻在适当的地方，以便供奉，这是图腾崇拜的特征之一。美洲印弟安人在每一村落的入口处都树立有高达三十余尺的图腾柱，柱上雕刻着图腾形象，每一家都画有图腾标记或放着图腾记物。哥伦比亚原住居民把图腾雕刻于屋内梁上。哀牢山罗罗彝族画黑色大虎于庙墙等等，以上这些都是明证。至于汉族在殿堂庙宇、宫庭梁柱，帝后冠服，以及古籍图案等地方，到处雕龙绘凤，更是人们所熟知的。把立体蛙饰雕塑在鼓面上，其用意正是同以上诸例一样。再则，我们来看同是在铜鼓上的其它纹饰，“两广地区的铜鼓却以云雷纹为主要装饰，应是对云雷自然崇拜的反映，……”，“正是因为他们崇拜雷神，所以才把这种雷霆之象的云雷纹作为铜鼓上的主导纹饰”，云雷纹“应是南方民族对云雷崇拜的反映”；而翔鹭纹呢，“饰鼓以鹤，同水上作业多的滨海民族观察风云和求雨祭祀有关，是他们崇拜水鹤的思想反映”。既然铜鼓上的其他纹饰都有着各自的崇拜宗教观念，蛙饰又哪能例外呢 况且青蛙在古代壮人中是个神秘的有着极大影响的神物。由以上分析可见，在铜鼓上铸出青蛙，是源于原始图腾崇拜的宗教观念。反过来讲，在历史上，壮族有过青蛙图腾。

句町是春秋战国时代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一个古老国家；汉武帝时内附，以其地置句町县，汉昭帝时封其首领毋波为王；该王国的辖区包括滇东南和桂西，即今文山州全部、红河州中东部，以及玉溪市、曲靖市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的一些地区；其“国都”在广南莲城；其主体民族为壮傣民族先民；该王国属于奴隶制社会；由于能够大量制造和广泛使用青铜工具和武器，因而农业经济发达、军事力量强大、社会文化繁荣，在历史上与郡县并存了583年。

句町名称的由来

“句町”之名，始见于《汉书·地理志》和《王莽列传》，《昭帝纪》则写作“钩町”，后来的古籍中也有写作“钩町”的。《华阳国志·南中志》载：“南中，在昔盖夷越之地，滇濮、句町、夜郎……侯王国以什数”，又载“句町国……汉时受封迄今”。著名历史学家方国瑜先生说：“汉初设治之句町、进桑，在春秋战国时已有部族组织”。《辞海》说“句”读作钩（gou）是正确的，“町”则与当代汉语读法一致；“句町”一词源自壮语，用广南壮语解释比较恰当，“句（钩）”的含义有二：一为九，为最大数；二为坡。“町”的含义亦有二：一为红，为血亲，为联盟；二为顶，为最高处。

毋波受封为句町王

据《汉书》记载：汉武帝时句町方国由毋波执政。毋波得知西汉朝廷发兵攻破南越及回师降服夜郎之后，深受汉武帝威德的影响，于元鼎6年（公元111年）率部归附了汉朝。汉武帝封其为侯，以其地置句町县，隶益州刺史部的牂牁郡。

公元前86年，威名显赫的汉武帝逝世，帝位由汉昭帝继承。此时西南地区各部不服统治，趁机起来造反。《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孝昭始元元年（公元前86年）……益州廉头、姑缯（今云南大理州一带）民反，杀长吏　櫊樚钢福ń窆笾菪艘濉⒄攴嵋淮）、同并（今云南弥勒、石林一带）等24邑，凡三万余人皆反。遣衡水都尉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牁，大破之。后三岁，姑缯、叶榆（大理）复反，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将郡兵击之，辟胡不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治所在今昆明晋宁），乘胜与辟胡战，士战及溺死者四千余人”。为平定反叛，西汉朝廷派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率部出征，并调句町侯毋波的亲兵武装配合，结果“大破益州，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据此，“上曰：钩町侯亡（毋）波率其邑君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亡（毋）波为钩町王”。明诸葛元声的《滇史》也说：“时益州廉头、姑缯民反，杀长吏；牂牁谈指、同并等24邑凡三万余人皆反。大将军霍光白帝，遣水衡都尉吕辟胡发蜀郡、犍为奔命万余人击牂牁，大破之，元始四年，姑缯、叶榆复反，帝遣吕辟胡将益州兵击之，辟胡顿兵不敢进，蛮夷遂杀益州太守，乘胜与辟胡战，士败溺水死者四千余人。始元五年，复遣军正王平与大鸿胪田广明等并进益州夷，大破之。广明因辟胡败后，乃风谕钩町共引兵入滇，斩首捕虏五万余级，获畜产十余万。上闻，喜曰：钩町侯毋波率其邑长人民击反者，斩首捕虏有功，其立毋波为钩町王。大鸿胪广明赐爵关内侯”；倪蜕的《滇云历年传》等书也有相同的载录。

毋波晋爵为王之后，曾使句町国盛极一时，他也为此显赫一世。他逝世后，后人专门修建“土主庙”来祭祀他。壮族称土主庙为“厅布宏”或“厅祊”（直译为皇祖神庙或王爷庙），有的村寨则叫“厅索”（意即社庙）。“厅祊”和“厅索”又是村寨长老主持社祭或进行议事的场所，通常被译为“老人厅”，云南省大多数壮族地区都有，现在仍由村寨长老在庙中年年主持祭祀等民俗活动。据《广南府志》载：该城的“土主庙，在府治西”，笔者曾询问过当地老人，说是解放后被平作他用了。在众多的土主庙中，以位于通海秀山上的名声最为显赫。公元937年，原南诏国通海节度使段思平会盟37部，欲起兵讨伐大义宁国杨干贞，行前曾入庙卜问吉凶，祈求土主毋波显灵保佑，并许愿：得胜之后要建祠回报。以后他果真如愿以偿，击败了杨干贞，建立了大理国。句町王毋波亦因此被尊为最灵验的土主之神。《云南通志·寺观二》载：“土主庙即句町王庙，段思平既得大理之后，特建是祠，盖以答神佑也”。通海人至今仍认为：“句町王毋波在通海时，颇能施惠于民”，还说“毋波是两千余年前一位在通海有武功而兼有文治的良将”。毋波之后的句町国

著名历史学家江应梁先生在其《中国民族史》中说：“益州‘大破’之后，滇国的实力下降，滇王的地位亦不复存在了，时距益州郡的设置仅二十七年（公元前109-82年），代之而起者是钩（句）町侯亡（毋）波”，“句町人”在滇的统治持续了54年之久，距毋波附汉的元鼎6年已达83年。他还说：“由于句町在益州驻留，与夜郎的矛盾尚未激化，但其回归后，二王的对立正式构成”。历史事实的确如此，句町本属牂牁郡，自从毋波由侯晋级为王之后，牂牁郡内即同时存在夜郎（驻今贵州黄平县）和句町两个国王。为互相兼并，两个王国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据《汉书·西南夷两粤朝鲜传》载：成帝河平年间（公元前28-25年），夜郎王兴举兵攻句町王禹和漏卧侯俞（漏卧侯国在云南泸西、师宗、罗平一带），西汉朝廷“遗太中大夫蜀郡张匡持节和解，兴等不从命，刻木象汉吏，立道旁射之”。事后，西汉朝廷为树立国威和平息事端，选用曾经当过连然（今安宁）长和不韦（今保山）令的陈立出任牂牁太守以直接处理。陈立上任后，即谕告夜郎王兴，兴仍不从命，陈立遂带“从吏数十人出行县，至兴国且同亭，召兴。兴将数千人往至亭，从邑君数十人入见立。立数责，因断头，邑君曰‘将军诛亡状，为民除害，愿出晓士众’。以兴头示之，皆释兵。钩町王禹、漏卧侯俞震恐，入粟千斛，牛羊劳吏士”。其后，“兴妻父翁指与兴子邪务收余兵，迫胁旁二十二邑反”，又被牂牁太守陈立与都尉万年残酷镇压，夜郎从此覆灭，时距汉武帝赐予夜郎王号仅84年。自此以后，句町国即日益坐大，不仅控制了益州郡，还控制了牂牁郡的广大地区，成了当时西南地区最大最强的方国。

句町与广南的历史渊源

广南是古句町国的发祥地，也是云南壮族人口最多的县份，史籍中关于句町王毋波于公元前111年率部归入汉武帝统一的中国和他在汉昭帝始元年间（公元前86－81年）参加平息黔西、滇中及滇西叛乱并建立功勋的记载，是壮族人民引为自豪的历史亮点，毋波的这一历史功绩与当今党和国家一贯倡导的“维护祖国统一”和弘扬“爱我中华”的主体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广南县牡宜汉墓中出土的各种珍贵文物、早期的各种铜鼓以及壮族传统节日和民间至今仍在传承的骨刻历算器、鸡卜卦书、摩教经典等，均是句町历史文明的见证。其九龙山则是中国壮族保持最完好的神“竜”之一，山下壮族村寨的干栏民居群落及其纯朴的壮语环境、浓郁的民族风情等等，均可作为壮族原生文化的典型进行展示。此外，广南的侬氏土司府还是中国壮族土司府中建筑规模最宏大、存在时间最长的土司府，因为有侬智高的关系，其历史地位和国际影响也最为深远；与侬府并列的，还有莲湖、昊天阁、太阳庙、文庙、皇姑坟等宏伟的古建筑群，这些都是广南独有的文化旅游资源。主打句町历史文化品牌，并对上述民族文化旅游资源进行认真疏理、整合，发挥民族历史文化与旅游经济开发的关联效应，既能解决我国壮族无历史文化品牌的大问题，为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奠定坚实的基础，还能为建设滇东〈世外桃源〉—壮乡广南文化旅游精品和东南亚跨国旅游桥梁作贡献。

先秦秦汉时期汉族史籍所记载的居住在岭南地区的“西瓯”、“骆越”等，是壮族最直接的先民。

唐五代时期，壮族先民仍被称为俚、僚、乌浒（乌武）等，但也出现了以地域或以大族姓氏命名的族称，如“西原蛮”、“黄洞蛮”、“侬洞蛮”或泛称“洞蛮”、“洞氓”等。宋代以后，壮族族称又有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撞”、“布土”、“土人”等称谓。

元明以后，被侮译为“獞”，另外还有自称壮、侬、郎、土、沙等。这些称谓原来都有一定的地域性，但明、清时期，“壮”的称呼已广泛见于整个广西和广东西部，成为壮族最普遍的一种族称。1952年统一称为“僮”（音壮）。1965年改写为“壮”。

扩展资料：

据民国17年(1928年)版《连山县志》的记载，壮民多是在明洪武年间从广西迁来的。永丰乡覃姓的族谱中，有“洪武初来程山古县落籍”的记载(连山宋代称程山，置县治于宜善)。

从族谱考察，部分韦姓先祖自桂北山区的南丹、庆远、都安一带；覃姓于万历九年(1581年)从广西贺县迁来；莫姓分别于永乐、正德、万历前后从封开迁来；贤姓是天顺年间从广西崇化(平乐)迁来；梁姓于成化年间从广西藤县迁来。

由此推断，壮族由广西迁来连山至少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和相邻的汉、瑶族交错杂居，在生产和生活方面，关系密切。此后形成小聚居的局面，形成独特语言圈和现今的分布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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