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医籍流传既久，存在脱、衍、倒、误等方面的讹误。为了方便今人阅读、应用，应该对此予以纠正，恢复其原本面目，这就需要校勘，即：审定古籍版本，比勘章节异同，审定正文真伪，对误字、时间、病名、药名、剂量、讹脱、异说考证校正。古籍注释是加注说明古医籍中字词、音义训诂，有关人物情况及背景典故等。由于医学的特殊性，校勘、注释在古医籍整理工作中作用更大。古医书不经校勘而出版为害甚多，比如古今度量衡差异很大，而用药剂量是医疗实践中最重要的环节，若不加说明校勘，今人“照本宣科”地使用可能会导致严重的恶果。但现在出版的一些中医古籍书，有的根本没有校勘，有的虽然校过，但校而不精，该校的不校，以致错误百出，谬种流传。有的底本选择不佳，未用多种版本互校，不该删减的附图等。点校方面的失误则表现在：断句不当割裂词语，不明语词所属文句错乱，当属上而属下，当属下而属上等。据此可以看出，古医籍点、校、注并非一蹴而就之事，需要深厚的功力和科学的态度，并且慎之又慎。

1月11日，2015年全国中医药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总结了2014年中医药工作，部署了2015年中医药改革发展的重点任务，将稳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推动构建中医药协同创新新体系。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局长王国强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也是驱动中医药发展的必由之路，2015年要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为目标，全力构建中医药协同创新体系。

王国强透露，构建中医药协同创新体系包括几个方面，一是构建中医药传承创新体系。推进中医药科研管理改革，制定落实加强和改进中央财政科研项目管理的办法;出台加强中医药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推动建立政产学研用有机结合的协同创新机制。二是深化国家中医临牀研究基地建设。加强重点病种研究，拓展研究病种范围;2015年将启动第二批基地科研专项，加强研究型门诊、研究型病房建设，完善基地机制和中医临牀研究模式，推进基地二期业务和伦理审查、诊疗评价等重点研究平台建设。三是加强中药资源保护、开发和合理利用研究。开展全国第四次中药资源普查，加强中药资源动态监测信息和技术服务体系建设，加强种子种苗基地建设，启动中药标准化行动计划。四是加强中医药传承。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完成中医药传统知识调查，2015年将发布第一批保护名录;做好中医药古籍文献整理研究，制定加强中医理论基础研究的意见;加强名老中医传承研究成果的开放共享与推广应用;组织实施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创新建设项目。五是做好中医理论、慢病、传染病及重大疾病防治研究，及时总结推广成果，做好应急科研平台建设。六是加强中医药科技成果管理。2015年将继续开展中医药科技成果登记，完善成果数据库并进一步开放公共服务功能平台。

王国强认为，要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全力构建中医药协同创新体系，不仅需要转变 科技管理职能，加快科技规划、项目和规划的统筹，着力解决“碎片化”问题，将 投入更多用于基础前沿研究、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和科研平台建设，而且还要坚持制度创新与技术创新双轮驱动，通过制度创新把中医药创新潜能和创造活力激发出来，通过技术创新促进产品创新、产业组织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此外，还要加快构建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协同创新机制，优化中医药各类创新基地和研究力量布局，鼓励高校、科研院所、医疗机构、企业、金融机构等不同主体之间开展深度合作，建立技术创新联盟以及区域特色产业创新集羣;推动企业成为创新主体，促进建立主要由市场决定技术创新项目、研发方向和路线选择、成果评价和传导扩散的新机制，鼓励企业设立技术研发机构，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聚，加快中医药科研成果转移转化;围绕解决中药资源可持续发展、中药生产关键技术等重大问题，促进中药健康产品开发，着力推动中医中药协调发展。

中医学运用天人合一、整体观念和辨证论证思想认识人的生命现象，对现 代医学分析思维模式中出现的困惑开辟了崭新的思路。这种思想的前瞻性，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其理论内涵与未来发展潜力将被展现出来。而存世的大量古代中医药医史文献，记录了中医学数千年来积累的丰富理论知识和临床经验，一直维系和促进中医药学的不断发展。

当今社会，由于疾病谱的变化、健康观念的改变以及老龄化的问题的出现，人们开始注意从中医学中寻找解决方法。当学者把目光转向博大精深的文献时，感到难以实现对大量信息的完整把握。在中医药学的科研、教育、临床中，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均取材于中医药古代文献。如一类新药青蒿素的制作技术就是从近代葛洪《肘后方》一书中发现的。但由于文献的博大精深，其中很多信息尚未被认识和发现，尤其是其中蕴藏的大量防病治病经验，亟待研究开发。因此，对于不断认识生命与自然的关系、疾病与健康的关系而言，中医药古代文献是赋予人们智慧的源泉。

建国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下，我国整理出版了一大批中医药古籍，培养了一批专门人才，建立了一批专门机构，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如整理出版的500余种古籍中，包括《神农本草经辑注》、《黄帝内经素问校注》、《针灸甲乙经校注》等；编撰的大型中医药工具书中，有《中华本草》、《中国医籍通考》、《中医大辞典》等；编撰的数十种专科类书籍中，有《中风专辑》、《妇科专辑》等；研制的电子图书中，有《黄帝内经》、《伤寒论》、《本草纲目》等。但这些毕竟局限在个人、单品种以及局部方面，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对中医药学继承创新的需要。

运用现代化的计算机与信息技术改变文献存储与传播方式，使中医药古代文献所蕴藏的巨大能量得到充分发挥，成为中医药学继承发展的动力与源泉。

中医学在各个历史时期也不断地吸收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学术成就。早在秦汉时期，汉族就通过陆上丝绸之路得到西域各民族大量常用的药材。汉代张骞出使西域，从西域各民族那里学会种植诸如胡桃、葡萄等既是果蔬又是药物的植物。闻名世界的唐代药王孙思邈在《千金要方》中，就汲取了亚洲等一些民族的医药经验。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所载的民族药物就更多了。各个国家医学在临床技术上、理论上也是相互渗透的，中医眼科的金针拨白内障是唐代僧人由印度传入的，经过吸收丰富以后，赓续创新，灿然丰富，延传至今，已经成为中医眼科的一项绝技。历史上，中国各民族都对医学做出了贡献，如元代蒙古人忽思慧的《饮膳正要》是蒙古族的医学杰作。正是民族间广泛的文化交流，使中国各民族医学具有了一定的共性。学术交流是双向的。在中国近邻之中，中医学传入越南、朝鲜和日本，至少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而经陆上丝绸之路，中医学在中世纪便已远传西亚和欧洲。阿维森纳的《医典》是当时西方医学的经典著作，其中便吸收了中国脉诊的内容。《本草纲目》在17世纪就曾被翻译成多国文字。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针灸更为广泛地传播到世界各国，世界卫生组织正式承认其作为一种安全有效的治疗方法加以推广，并制定了统一规范的经穴标准。综上所述，中医学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开放体系，其精深的理论、丰富的实践、对异域文化的择优吸收和不断的自我更新，使它永葆青春。在世界几大传统医学中，中医学至今仍显示着旺盛的生命力。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重视继承发扬中医药学文化遗产，1982年将发展传统医药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其后成立专司传统医学管理的政府机构，大力发展中医学。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就提出中西医结合的方针，中医医院、中医院校和科研机构相继建立。1978年，中医教育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实施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制，近年来在一些中医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还设立了博士后流动站。中医药学术著作和刊物大量出版。在对医史、古籍文献的发掘、整理方面，以现代科学方法进行中医理论、中药和临床研究方面等，均取得了有价值的成果。

中医药科学研究，主要是从中医药学的理论和实践出发，探索人体生命和疾病过程的规律，提高中医药防治疾病的疗效。一方面要对传统的中医药学理论和实践进行系统整理，另一方面要在研究探索中获得创新和突破。目前，它已从古代散在的、自发的研究，发展为设有众多专门研究机构，集中大批科研人员，采用多种研究方法进行研究的科研体系。当代中医药科学研究具有以下特征：一是以中医药学体系为对象，例如临床研究以探讨辨证论治规律为主，从理、法、方、药的不同层面或单独、或综合地进行；药物研究则着重于药性、功效、机理、炮制、配伍等。二是研究模式多元化，大致包括传统内容的挖掘和深化、中医现代化研究、中西医结合三种类型。三是采用多学科、多途径的方法，既用传统研究方法，也应用现代科学方法；常用的研究方法有临床观察方法、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动物模型及实验方法、细胞学方法、病理学方法、免疫学方法、生物化学及分子生物学方法、超微结构及影像学技术、文献学方法、逻辑学方法、数理统计学方法、电子计算机方法以及科学抽象和建立假说方法等。四是新兴的中医药学科相继萌生，如中医实验动物学、中医科研方法学、中医护理学、中医康复医学、中医急症学、中药药理学、中医文献学、中医心理学、中医脑病学以及中医药管理学等。

50年来，在医史文献、基础理论、临床、中药等方面的科学研究，都取得了较大的成绩。1963年在内蒙古多伦头道洼石器时代遗址出土了磨制石针，为确定砭石起源时代提供了有力证据；以后，又相继在河南郑州和新郑、山东日照、江苏徐州高皇庙等地出土6枚砭石，验证了《汉书·艺文志》等书中关于砭石的记载。1978年在内蒙古达拉特旗出土青铜针。骨针和竹针的发现也屡见不鲜。1978年河北满城汉墓还曾出土了九针。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多种早于《黄帝内经》的古医书——《脉法》、《五十二病方》、《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等，这些都为中医理论的起源、经络学说的演变提供了新认识。在文献研究方面，40年来完成1万余种中医文献编目整理，出版了《全国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并对《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伤寒论》、《针灸甲乙经》、《脉经》、《诸病源候论》、《千金方》、《外台秘要》、《针灸大成》等名著进行校勘评注，大型医史专著《中国医学通史》的撰著也已经完成。在基础理论方面，藏象学说与“证”是中医学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研究的重点，50年代以来从对肾阴虚、肾阳虚、脾气虚、心气虚、肺气虚、肝郁症、瘀血症等证发生机理和证候特征的研究，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实验资料。60年代开始了治则治法研究，在对活血化瘀、通里攻下、清热解毒、扶正培本等的研究中，不仅通过实验阐明了机理，还把理论用于临床，扩大了治疗适应症。在经络研究方面，肯定了循经感传现象的存在，总结出了感传规律。1958年发现针刺麻醉，针刺用于抗休克、抗炎症都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并从神经和内分泌等方面探索针刺镇痛的原理，得到了有力的科学论证。在舌诊和脉诊研究方面，除进行机理探讨外，还研制了多种舌象仪、脉诊仪等，向定量化、客观化发展。辨证分型的方法较普遍地应用于临床。1991年中国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经穴部位》的国家标准，这一规范，使针灸学的学习、研究、临床使用有了依据。1994年国家中医药管理局颁布了临床常见病、多发病的《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1997年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了《中医临床诊疗术语》的国家标准。在临床治疗方面，中医药治疗急重症和难治病的能力不断提高，并总结出一些新的治疗方法和经验，如用中药治疗白血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心脑血管病、脉管炎、糖尿病、肝炎等都取得较好的疗效。根据“动静结合”的原则，运用手法复位和小夹板固定配合中药治疗某些骨折，使骨折愈合时间较单纯西医疗法缩短三分之一，全疗程缩短二分之一。运用“六腑以通为用”的理论，以通里攻下方法治疗急性阑尾炎、胃十二指肠溃疡穿孔和异位妊娠等，提高了非手术率，降低了复发率；并可以调整过度的炎症反应和异常免疫反应，治疗急腹症中的多器官功能不全综合征。在中药和方剂研究方面，从药物资源调查到炮制、制剂、药理、药化等全面展开。1997年出版了载药12 807种的中药学巨著《中华本草》。在制剂方面，除丸、散、膏、丹、酒、露、茶等传统剂型外，新发展了胶囊剂、口服液剂、袋泡剂、气雾剂、注射剂、含服剂、药膜、滴丸、栓剂等40余种剂型。中药新药的开发研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从1985年至1996年间，获得国家批准生产的中药新药近800种，如青蒿素、白血宁、醒脑静、消痔灵等，为中医药走向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中药、针灸和气功现已远传海外12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益受到国际医学界的重视。

中医学既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宝库，又是在历史和现实社会中以其特质和活力不断发展的医学体系，它将继续为人类健康做出贡献。

1996年，有了现代中医基础理论的革命：如分形经络，三元气，数理阴阳，分形藏象五系统，中医三个哲学观，中医分形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