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管理思想主要体现在先秦到汉代的诸子百家思想中，如儒家、道家、法家、兵家、商家等。许多古代经典著作，如《论语》、《道德经》、《孙子兵法》、《九章算术》、《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成功的管理思想和经验。《老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权变谋略和在管理过程中的境界、素质及管理原则的思想;《孙子兵法》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在人事、决策、环境、组织等方面的战略思想;《韩非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统御谋略思想;《论语》、《孟子》、《荀子》主要体现了管理者如何处理人际关系的谋略思想;《三国演义》主要体现了管理者的创造性管理思维;《红楼梦》主要体现了管理者以法治家的时效管理思想;而《九章算术》则是我国古代培训管理人员及供他们日常应用的手册，其中三分之二的题目可与财政或工程官员职能相对应，堪称两千年前世界管理数学之最。

　江西在道教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东汉中叶，张道陵在龙虎山修道大成，创立了道教正一派。南昌西山万寿宫、樟树阁皂山崇真宫，分别是道教净明派、灵宝派的发源地。道教“三十六洞天、七十二福地”中，江西有5处洞天、12处福地，居全国第二。历史上道教“三山符箓”，江西有龙虎山、阁皂山两山;“四大法坛”，江西有龙虎山正一坛、西山净明坛和阁皂山灵宝坛三大法坛。可以说，江西道缘深远、道教文化深厚。

　在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河之中，儒释道三家兼融并济，相得益彰，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既空灵又丰厚的画卷。道家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它对儒家文化以及其他先秦诸子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共同奠定了中国文化的根基，成为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的渊源和主流传统之一。今天，我们研讨这些宝贵的文化遗产，汲取其精华，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常与善人”的人文关怀“道”是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哲学最基本的概念，它的主要涵义是生养宇宙万物的母体，即宇宙万物的本源，是世间万物不断发展和繁盛的原动力。老子学说的诞生，标志着当时的中国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出现了质的飞跃。

　“道生万物”是老子哲学的一个重要命题，其中所表达的宇宙生命统一论，蕴含着丰富的人文情怀。在这里，老子以万物相互联系的宇宙观来审视自然生态，把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有机的同构互感的整体，强调天、地、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天人合一，人与自然不可分割。老子强调，世界万物，包括人、人类社会的生生不息、蓬勃繁盛的发展都是道的一种表现形式，道生育涵养万物的本性就是德。庄子说：“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之谓德”。《管子》则以“生”来解释“德”：“德者，道之舍，物得以生”。老子认为：“生之畜之，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谓玄德。”道生成养育万物而又不去主宰它，不自以为功高而去占有它，是自然而然的，是“玄德”。

　人文关怀就是对人的尊严与符合人性的生活条件的肯定，是对人类的解放与自由的追求。“天道无亲，常与善人”，道家主张对万物都应有一种慈爱的情怀，使天、地、人之间维持着一种祥和的状态。

　今天，我们身处科技时代，科技改变了人类的生活方式，然而，对人生的追求，对幸福的追求，仍然是人类活动的终极目标。道家文化中所蕴含的人文精神，是以一种开放的心态，一种反省的精神，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依据和生命意义的探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自己的命运。

　“道法自然”的生态智慧“道法自然”是道家生态道德观的核心内容。古代的先哲们深刻地洞悉到，作为自然之子的人类必须要尊重自然法则，做到“人道”和“天道”相融洽。道家文化中的生态价值观尊重人性和人的主体价值，提倡返朴归真，反对异化的价值导向，从而帮助人们解脱世俗教化对人性的束缚，恢复人的本性和生活的自然状态。

　老子在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提出了“四大”概念：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人居其一焉。标志着人在认识万物，探索自然规律的同时，也开始认真地探索着自己。老子进而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里的“法”有两层意思：一是师法，也就是学习、效仿;二是被约束和管制，臣服于对方。老子揭示了人类认识事物的规律是由近而远，由浅入深，由表及里的，同时阐述了不同层次事物的规律及它们之间的依从性。“四大”最终的依归是自然而然，顺应大道本身的自然趋向。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的科技发展不仅创造出了极其丰富的物质财富，同时，也极大的扩张了人类对自身能力的认识错觉，认为“人是地球的主宰”，可以为所欲为。因而，一系列危及人类生存发展的问题接踵而来，对自然的肆意破坏，侵占许多生物的生存空间，致使生态环境失衡。现代科学告诉我们，根据物质不灭和能量守恒理论，从宏观上说，人类自身并没有破坏自然的能力，充其量只是在破坏自身存在的自然要素而已。人类尽管是自然的宠儿，可以利用科学技术“无限”延伸自己的力量，但人类永远无法改变自己的自然属性，永远无法从自然中剥离出来。人类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利用自然、开发自然，与自然形成一种永远互动互助的关系。倘若因贪婪和愚蠢而竭泽而渔，造成对自然环境和生态平衡的冲击，最终的结果只能是人类自己退出生物圈中原有的位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道家的“道法自然”观，深刻地洞察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是人类史上跨越时空的真理。

　道家提出了“因循为用”，充分表达了道家文化自然无为思想中所包含尊重客观事物本性和法则的精神。这里所推崇的“无为”，指的是排除“私志”、“嗜私”的“为”，而不是消极地无所作为，含有因势利导之意。远古时期，天发大水成灾，鲧用堵塞的办法，结果失败。禹用疏导的办法，开辟九州的名川，将洪水引入大海，从而取得了抗洪的胜利。

　道家注重事物的变，强调随感而应，与时变化。四季变化是自然的产物，人不可能改变它，而应该顺应它。春季阳气上升，是生长的季节，人们就开始种植;秋季阴气上升，是作物结果的季节，人们就从事收获。敬畏自然，保护自然，是真正意义上的以人为本。否则，一切成果和财富都将毫无意义。

　“若烹小鲜”的善治理念

　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统治者，多为“内用黄老，外示儒术。”特别是汉唐以来，虽说表面上推崇儒家学说，汉武帝甚至“罢黜百家，独尊儒家”，但要达到治世或进入盛世，却都是依靠道家思想。老子提出了“治大国若烹小鲜”的理念。“小鲜”是指小鱼，烹制时需小心慎作，不能随心所欲地翻搅，否则鱼肉就会散糊一团，无法收场。把这个比喻用在执政实践中来，就是不折腾，不扰民，不损民。西汉初期，鉴于多年战乱对国民经济和社会生产力造成的巨大破坏，当时的统治者遂顺应民意，采取轻徭薄役与休养生息政策，从而稳定了社会，巩固了政权，出现了著名的“文景之治”。唐太宗李世民曾对太子有一番教诲：“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这种对民众力量的敬畏，为后来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夯实了基础。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赞美水“善”的德行，倡导它“不争”的品质，颂扬它“无尤”的境界。如果从为政的角度看，水比喻执政主体，“万物”和“众人比喻执政对象，“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比喻执政方法，“利物”比喻执政宗旨，“不争”比喻执政理念，“无尤”比喻执政目标，短短几行字，字里行间展现出治世利民的方略，体现出宽厚爱民的人文情怀。水无常形，处下不争，始终把自己摆得低低的。高高在“上”者，不能脱离群众这个根基，否则会倾覆于“下”的历史巨浪之中。老子认为，“与善仁”是最接近上德的品性，对万物和众生一视同仁，兼爱不偏，润物无声，蓄养无形，予利而不图报，施恩而不留名。老子的“善治”思想内容很丰富。“修兮，其贵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 这是老子所倡导的“政绩观”。“贵言”就是少提口号，多干实事，少形象工程，多行惠民善举。“功成事遂”，官民同心同德，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道家主张的无为善治，具有很强的历史针对性。“无为而治”，不是主张保守现状、无所作为，而是强调顺应时势、尊重民众的创新精神，创造有利于解放生产力、促进经济发展的良好环境，培植丰厚的富民强国基础。

　“无为不争”的道德自觉

　道德，就是人们普遍认可的善的社会行为。意大利诗人但丁说过：“一个知识不全的人可以用道德去弥补，而一个道德不全的人却难以用知识去弥补”。中华民族历来崇尚道德修养，无论是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还是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无不以高尚的道德作为至高境界。

　品行即人品，是衡量一个人道德面貌的客观标志。老子尊崇“善为道者”。善为道者的思想境界是“无为”。老子曾用“五善”，即善行、善言、善数、善闭、善结来揭示他心目中的“至善”之人。“善行”，就是“至行”之人在行动时心中有道，当为则为，不当为则不为。“善言”，就是说话要恰到好处。“善数”之人思考问题是圆明豁通，不被私欲所迷惑，能做到心中有数，行而有节。“善闭”讲的是自控自律的能力;“善结”讲的是对事物的掌控能力。

　善为道者的修身之途是“慎独”。老子在《道德经》中用整章的篇幅为我们描绘了他心目中“善为道者”的生动形象。在他的笔下，把人生之路看成是冬天过河涉川一般，小心翼翼，从不易失躁进，步步踩在实处;无论是身居闹市小巷，还是独处家中，凡事都三思而后行，不放肆自己，时时反省，在“慎独”上苦下功夫。以道自处，和光同尘，不居功自傲，不持门户之见;与自然和社会融为一体，大智若愚，大清如浊，适时善动，逢机而作，周行而不殆。这种谦虚自律的品行像参天大树一样，除去枯枝，萌发新叶，推陈出新，在历史的时空中展现出勃勃生机。

　善为道者的立身之本是“诚信”。老子指出“信不足焉，有不信焉”，“夫轻诺必寡信”。承诺和政令越多，兑现和落实的概率就越低，最后只会落个“满地鸡毛”失信于民的结果。老子特别强调，“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诚信是一种关系状态，一种价值观念，更是一种文化心态、一种精神境界。诚信，是人的立身之本，是构建现代社会道德体系的基石。

　“神源于道”的深远影响

　鹰潭的龙虎山，是张道陵即张天师最早在此结庐炼丹之地，也是中国道教文化的发源地之一。道教作为中国的本土宗教，从东汉张道陵创教之始，对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深久影响。

　以张道陵为原注的《老子想尔注》首次从宗教的角度全面注释了《道德经》，对“道”及老子进行了神化，认为“道”不仅是哲学上的最高范畴，天地万物的本原，同时也具有人格神化的意义：“一散形为气，聚形为太上老君，常治昆仑”。老子被张道陵推崇为宗神之后，道教便有了自己的能与孔子、释迦牟尼比肩的崇拜神尊。张天师独树“神源于道”的旗帜，近2000年来，道教虽然出现了各种派别，在修行及方术各有所执，但对“道神”的崇拜却是一脉相传，始终一致的。

　道教在历史上曾产生过一大批著名学者。历史学家陈寅恪指出：“中国儒家虽称格物致知，然其所殚精致意者，实仅人与人之的关系。而道家则研究人与物之关系。故吾国之医药学术之发达出于道教之贡献为多。其中固有怪诞不经之说，而尚能注意人与物之关系，较之佛教，实为近于常识人情之宗教。”

　道教成了诸多文人墨客的精神栖息地，激活了无数文人雅士的艺术想象，从而产生了如《封神榜》、《搜神记》、《桃花源记》、《水浒传》等众多文学名著名篇，对中国戏剧、音乐、书画、雕塑、石刻、建筑等有着深远影响。诗人王勃说“常学仙经，博涉道记”;李白也在诗中写道“请斋三千日，裂帛写道经”。

　在医药学、科学技术方面，道教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四大发明中的火药，就是道士在炼制丹药过程中发现的。道家和道教经典以不同的方式保存了古代许多数学与物理成果。哲学大家冯友兰评价说：“道教含有一种征服自然的科学精神。对中国科学史有兴趣的人，可以从道士的著作中找到许多资料。”

　道教与少数民族文化相互融摄，促进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民国《连山县志》载：在当时的55个少数民族中，约有20余个民族1千万人信仰道教。在吐鲁番出土的唐代佛教文书中有大量“急急如律令”的道教术语。道教对拓跋、女真和蒙古等贵族也产生过较大影响。

　“重人贵生”的养生向往

　道教提出“我命在我，不在天”，将人的生命视作现实的存在，当作有形、有气、有神的统一。道教提出“重人贵生”，创立和构造了一个完整的道教养生体系。张道陵倡导长生得仙寿，但修行的路，仍然沿着道家清静自然的情操为依归。强调遵道而行，提倡结精自守，主张淡泊名利。对《道德经》中“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注为“道人当自重精神，清静为本。”强调“自然，道也，乐清静。希言，入清静，合自然，可久也。”“求生之人，与不谢，夺不恨，不随俗转移，真思志道，学知清静。……然后清静能睹众徵，内自清明，不欲于俗。清静大要，道微所乐，……常清静为务，晨暮露上下，人身气亦布至，师设晨暮清静为大要，故虽天地有失，为人为诚，辄能自反，还归道素，人德不及”。随着道教的广泛传播，道教养生之道潜移默化地渗透进了民众的生活方式之中。千百年来，无数道人摒弃一切不合修道要志的世情俗态，清虚自守，卑弱自持，无论人生顺境逆境，志操坚强，始终如一地追求超人的精神境界，成为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一道别样风景。

《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曰：

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窃、五藏、十二节，皆通平天气。

这里讲得就是人体与天和地的对应关系。天地之间，六合之内，九州之地气，人体九窃、五脏、十二节之人气，都和天气是相通的。

六合，即东南西北上下六方。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梁州、荆州、雍州、豫州、扬州。九窃，即两目、两耳、两鼻、口、前后阴。五脏，即肝、心、脾、肺、肾。十二节，即两手、两肘、两臂、两足、两腘、两髀。

后来经历代道家对自身人体的修炼，又进一步发现，人体有更多的部位是同天体（包括地球）相对应的。这些发现，对于研究人体是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的。

反过来，再以体体去研究天体和地球的奥秘，也有同样重要的启发意义。《道藏·天机经》曰：

“夫九窃者，在天为九星，在地为九州，在人为九窃。”

现在三老教留星点修炼的这步功法，已不是人体的九大明窃，而是并没有顶上的九个暗窃。这就是近几年已经公开的《修真图》上所表示的：修炼者头上又有一个大圆圈，大圆圈之中排列九个小圆圈。

它表示的意义，就是修炼者修炼到一定阶段时，在其头部虚开一窃，即泥丸宫，泥丸宫中又有宫，在这中宫一大亮点周围，形成九穴，内视即可看到有九个小亮点围绕大亮点转动。

这大亮点即对应太阳，九个小亮点即对应天上九星。头上这小小部位就成了太阳系的一个缩影。这是道家以修炼办法提示人体与天体对应关系的极有价值的部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