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曹全碑

曹全碑（国宝级文物）汉中平二年（公元185）高272厘米，宽95厘米。明万历初合阳县莘里村出土，1956年入藏西安碑林博物馆，现在西安碑林。内容为王敝记述曹全生平。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风格秀逸多姿和结体匀整著称，为历代书家推崇备至。

2、张迁碑

《张迁碑》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

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

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3、乙瑛碑

全称《鲁相乙瑛请置孔庙百石卒史碑》。无额。隶书，18行，行40字。桓帝永兴元年（153年）立，碑在山东曲阜孔庙。 此拓本为故宫博物院藏明拓本，用墨沉细，字形丰厚清明，为"辟"字尚存本。每页，纵282cm，横146cm。

有汪大燮观款一段及"赵氏书村珍藏金石"、"萧山朱氏所藏善本"等藏印多方。 此碑记司徒吴雄、司空赵戒以前鲁相乙瑛之言，乙瑛上书请于孔庙置百石卒史一人，执掌礼器庙祀之事。

此碑结体方整，骨肉停匀，法度严谨，用笔方圆兼备，平正中有秀逸之气，是汉隶成熟期的典型作品，属方整平正一路。历代书家对此碑赞誉甚多。

清方朔云："字字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何绍基称此碑："横翔捷出，开后来隽利一门，然肃穆之气自在。" 宋赵明诚《金石录》、明郭宗昌《金石史》、清翁方纲《两汉金石记》等书著录

4、石门颂

《石门颂》（全称为《汉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后世简称《石门颂》）是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由当时汉中太守王升撰文、书佐王戎书丹刻于石门内壁西侧的一方摩崖石刻，是隶书书法作品。现藏于汉中博物馆。 

《石门颂》歌颂了东汉汉顺帝时的司隶校尉、犍为（今属四川乐山）人杨孟文“数上奏请”修复褒斜道的事迹。整块摩崖通高261厘米，宽205厘米，题额高54厘米。 《石门颂》多用圆笔，逆锋起笔回锋收笔，线条沉着劲道，结字舒展放纵，飘逸自然，素有隶书中的草书之称，是汉隶中的精品佳作。 

《石门颂》是中国书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与略阳的《郙阁颂》、甘肃成县的《西狭颂》并称为“汉三颂”，是汉代颂体代表作。

5、华山庙碑

全称为《汉西岳华山庙碑》，简称《华山碑》，也称《延熹华岳碑》东汉石刻。东汉延熹八年(165)立。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毁于地震。碑文22行，每行38字。碑额篆书“西岳华山庙碑”。

因原石被毁，传世只有四种拓本，即“长垣本”、“华阴本”(即“关中本”)、“四明本”、“李文田本”(或曰“玲珑山馆本”)。“长垣本”为河北长垣王文荪藏，现已流入日本，“关中本”是明陕西东云驹藏，又归华阴人王宏撰，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四明本”是四明（今宁波）丰道生藏，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李文田本”是清初马曰璐、马曰琯兄弟藏，后归李文田，此本今在香港中文大学。“四明本”纵175厘米，横848厘米。西岳华山庙碑碑书历受称颂，篆书碑额丽婉多姿，隶书碑文笔划丰润，变化多端，奇妙精绝，为汉碑佳品。

-隶书

　隶书是继小篆之后通行的汉字书体。隶书又称佐隶、徒隶、隶字、隶文、佐书、今文、史书等等。下面我带给大家的是 书法字体 隶书字体，希望你们喜欢。

书法字体隶书字体欣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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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隶书的种类

　继小篆之后通行的汉字书体。隶书又称佐隶、徒隶、隶字、隶文、佐书、今文、史书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又有秦隶、汉隶、古隶、八分、飞白、散隶之分。东汉是隶书鼎盛时期，魏、晋后被楷书替代，仅用于法书。

　一、徒隶书有两义：

　1、隶书初起时的名称。2、因六朝碑文皆民间所书，故称徒隶书。佐书一作左书，即隶书。

　二、草隶有两义：

　1、草率书写的隶书，系混合草、行、章草的隶书体。具有 草书 笔划省简和纠连的特点，但区别于成熟的严格的章草、今草，用笔带有浓重的隶书特点。

　2、指草书和隶书。八分隶书一体，亦称分隶、分书。其名始于魏、晋。章程书用于写章秦、法令的一种书体。

　秦既用篆，秦事繁多，篆字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古隶与今隶对称。广义包括秦隶和汉隶，近年出土汉简、牍、帛书甚多，西汉隶书已具波碟。今隶与古隶对称，实指真书。一般认为钟、王变体，始有今隶之名，以别古隶。楷隶隶书中规整有法度者，与草隶对称。楷，言有法度，可为楷模。一说楷隶为隶书中带有真书楷法者。

　隶书代表作品

　隶书的代表作品分别是，唐代隶书历来有韩择木、蔡有邻、李潮、史惟则四家平分秋色。其中韩择木列四家之首，其隶书代表作是《祭西岳神告文碑》。史惟则，人称“史侍朗”，代表作是《大智禅师碑》。而蔡有邻、李潮鲜有作品传世。此外，唐代隶书作品，著名的还有徐诰的《嵩阳观记》，唐玄宗的《石台孝经》，李白的《上阳台》，杜牧的《张好好诗》等

　自唐以后善隶者往往不以其隶书见称，此种情况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多出篆书大家。如桂馥、吴大徴、邓石如、钱坫

　商代篆书在商代铭文中，出现了肥瘦相间的笔道，说明当时已经使用毛笔并有了提、按运笔的意识。同时，甲骨文时期的篆书也出现了不同的书写风格，书法中雄浑、精细、奇恣等美学范畴已经初露端倪，这标志着汉字书写在商代就已经上升为艺术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纳了丞相李斯的意见，推行统一文字政策，定小篆(传为李斯所创)为正式文字，至此，秦系文字遂成为中国书体的正宗。小篆有齐整匀圆的特点。存世的《琅琊台刻石》、《秦山刻石》等可代表小篆风格。两汉开始，随着隶书的发展，篆书逐渐失去了实用价值，仅用于特别庄重和特别需要加以美化的场合。汉代的篆书主要是用于书写碑额。三国的吴国虽有《天发神谶碑》，但笔法方折，虽称篆书，却已近于隶。唐代的李阳冰是以篆书出名的，但由于人少学识，篆书的格调并不高。直至到了清代，篆书艺术才又得以中兴。

　秦以前以篆书为主要书体，后在运用过程中世人深感诸多不便，遂加整理使之简略，改曲画为直画，变圆转为方折，成为快速、易写之新样式，此即隶书。东汉是隶书的成熟和鼎盛时期，作品蔚为大观，美不胜收，达到了隶书艺术的高峰。古隶盛行，篆书形迹渐稀，至汉代隶书又完全摆脱篆书笔意，革新古隶，使之“波磔披拂，形意翩翩，用笔为藏锋逆人，逆入平出，翘首举尾，直剌邪掣”。笔画粗细相交、轻重相应、多有蚕头雁尾，字形也多由长方而变为方扁。为区别秦隶，故称：“汉隶”。因其汉隶之波磔向左右分开，如八字分背，故又称“八分”。隶书又名“分书”亦皆由此而来

隶书是我国书法艺术宝库中瑰丽的珍宝之一，它源远流长，贯穿古今，是我国自有文书以来的第二大书体，直贯秦、汉、魏、晋六朝，代篆书而盛行于世。唐以后虽然楷书占据统治地位，但隶书仍然流行，以至今日。由于隶书体结构整齐，笔法富有变化，庄重大方，艺术性强仍为人们所乐于应用。

它是篆书的变体，楷书的前身，上继周秦，下开魏晋，是我国文字形体和书法演变的重要标志。隶书字体笔法方圆并用，逆锋、藏锋、回锋兼施，行笔是中锋、偏锋同在，其典型笔法，是有波势，用挑法，故又有“蚕头凤尾”之称。

隶书究竟起源于何时，所云众多，说法不一。

据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云：“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隶卒兴役戍，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据西晋卫恒《四体书势》云：“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事难成，即令隶人(指胥吏)佐书，曰隶字。”又云：“隶书者，篆之捷也。”

《唐六典》云：“五曰隶书，典籍、表奏、公私文疏所用。”

隶书相传是秦代书家程邈所作。程邈，字元岑，秦代下杜人，初为县之狱吏，他对文字很有研究，后困得罪了秦始皇，被囚在云阳(今陕西省淳化西北)狱中，覃思10年。他感到当时官狱公牍繁多，篆书结构复杂，书写不便，因此就动脑筋把它改革，在原来大小篆的基础上加以整理，削繁就简，变圆为方，拟定了一批日常应用的标准隶书，成隶书3000字奏之。秦始皇看后很欣赏，不但赦免了他的罪，而且起用为御史，并以其所造的隶书发交官狱应用佐书，故曰“隶书”。唐代虞世南《书旨述》谓其书朴略微奥。所以世称程邈为“隶书之祖”。

但据《水经·谷水注》所记，隶书早在始皇前400 年齐太公六世孙胡公棺上已经发现了。虽然此说在时间上亦有可疑之处，但至少可以证明隶书是古代广大劳动人民在日常应用中日积月累创造出来的。

从近十多年来不断出土的简、牍来看，上述的论断并不完全正确。

1980年四川省青川县发掘了一处战国时期的土坑墓葬群，在出土文物中，发现了两件木牍。其中一件木牍，有三行墨书文字，字迹尚清晰可辨。书体是属于初起的隶书。据考证，书写时间为战国时秦武王二年(公元前309年)，比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221 年)早88年。这件木牍上的书体，与以前及当时钟鼎上所铸金文相比较，有许多差别。其特点是：减少盘屈，化繁为简，圆者渐方。字形从狭长渐变而为正方或扁形，有的字并有“蚕头燕尾”和波势的雏型。如九、四、鲜、津、则、月、目、尺、可等字，就体现了上述特点。这种书体，虽然基本上仍是篆书结构，但含有较多的隶书笔意，且笔画带草。1975年湖北省云梦县出土的秦始皇时期竹简上的“秦隶”(又叫“古隶”)字体与四川青川木牍上的字迹大体近似。因此有人推测为：隶书，源于先秦战国时期，由大篆发展演变而成。至秦代，在变大篆为小篆的同时，对战国时初创的隶书进一步整理后才发展成为“秦隶”。

潘良桢先生在《书法研究》上曾撰写了《隶书艺术及在书法演变中之作用》一文，认为隶书的起源不能归于某一人所创制，程邈造隶书的说法是不正确的，隶书的出现，无疑是经历了一个历史过程的、是古代先民长期的群众性书写实践的结果，文字是社会实践的工具，更是社会实践的产物。隶书的出现，决不是某一个人闭门造车的结果，也决不是在一朝一夕之间突然发生的。若把殷墟甲骨文直至小篆都归于篆书系统，则可以说殷、周直至秦代，都是篆书的时代，而隶书则是汉代流行的标准字体，而隶书的开始出现，却可以追溯到很远，早在篆书时代出现的草篆，作为篆书的一种便于书写的简化字体，已经孕育了隶书的萌芽。杨宽教授在所著《战国史》一书中，根据江陵凤凰山秦墓出土的秦昭王时期的刻有“冷贤”两字的玉印和战国后期秦国的“高奴禾石铜权”铭文的字样，作出论断说，“在秦始皇没有完成统一以前，实际上小篆和隶书两种字体都早已存在”，并指出“草篆”也可称为“古隶”。所以可以认为隶书是在篆书的母体中逐渐发育成长起来的。近年来出土干湖北云梦睡虎地、湖南长沙马王堆等地的秦汉简帛书和出土于山东临沂银雀山的西汉简书也有篆书(草篆)到隶书这一过程的痕迹。而隶书的真正完成和确立为标准字体是在汉代，与篆书相比，在字体结构上，隶书主要是把回文曲折的弧线变为直线，偏旁部首也大大简化。

隶书艺术，在雄厚的基础之上，经历了前后无数学书者的苦心钻研，在我国书法艺术史上有着继往开来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对于隶书起源的争议更引起了众多人的兴趣和关注，揭开隶书起源之谜对繁荣和发展中国书法艺术将起到有益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