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是相对于“今”而来的，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皆可称之为古籍。 当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文字刻写在特定形式的材料上，借以记录知识、传播思想，图书才开始出现。在《中国古籍编撰史》中提出图书必须具备以下六个构件：

（1）知识信息； （2）著作方式；

（3）文字；

（4）物质载体；

（5）文字制作技术；

（6）装订形式。

以这六条标准来衡量诸多图书起源的几种说法：“陶器说”过分强调陶文的作用，但陶文是可有可无的装饰品；“河图洛书”只是出自荒古的神话传说，不足为凭；甲骨、青铜、石刻均不能称之为图书。

著名书史学家钱存训指出：书籍的起源，当追溯到竹简木牍，编以书绳，聚简成篇，如同今日的书籍册页一般。

先解释“古籍”的“籍”。“籍”在这里就是书，“古籍”是古书的雅称。什么样的东西才算书，殷商时龟腹甲、牛肩胛骨上的文字只是占卜后刻上去的卜辞，并未构成书。商周时青铜器上的铭文即所谓“金文”是王公贵族们对铸器缘起的记述，尽管有时为了夸耀自己的功勋，文字很长，但其性质仍和后世纪功颂德的碑刻相近似，也不能算书。中国殷商时已开始在竹木简上写文字，《尚书》的《多士》篇里说：“惟殷先人，有册有典。”“册”的古文字就像两根带子缚了一排竹木简，“典”则像以手持册或将册放在几案上面。但这种典册在殷商时仍不是书，而只是诏令之类的文字，保存起来犹如后世之所谓档案。到西周、春秋时，档案留下来的就更多了。西周、春秋时人做了不少四言诗，草拟了贵族间各种礼仪的节目单或细则；还有周人用蓍草占卦的卦辞、爻辞；春秋时诸侯国按年月日写下来的大事记即“春秋”或“史记”。这些，都归祝、史们掌管。其中除大事记是后来史书的雏形外，其余所有的仍都没有编成书，只能算档案，或称之为文献。到春秋末战国初，学术文化从祝、史手里解放出来，孔子以及战国时的学者才把积累的档案文献编成《诗》、《书》、《礼》、《易》、《春秋》等教材，作哲理化的讲解。这些教材叫做“经”，讲解经的记录编写后叫做“传”或“说”，经、传、说以外的记载叫做“记”。同时，战国各个学派即后人所谓先秦诸子也有不少论著，并出现了自然科学技术方面的专著。这些经、传、说、记和先秦诸子论著、科技专著才是中国最早的书，最早的古籍。《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最早的书也就是这一批古籍。以后收入列朝公私书目属于经、史、子、集的各种著作，在今天也被公认为古籍。 学术观点：中国有6000年的文明史，图书作为重要的标志文明的牌记，与中国古老的文明社会并驾齐驱发展着。从壁石、钟鼎、竹简、尺牍、缣帛到纸张，无一不向社会传播文明，传递知识。但久经改朝换代、天灾人祸，能保留下的古书少之又少。所以，古书收藏爱好者认清古籍中孤本、善本、珍本的界定是非常有必要的。孤本的概念比较清晰。凡国内藏书只此一部的，未见各家收藏、著录的，一概称为国内孤本。珍本与善本的界定，历来为版本鉴定学者所争论。宋效先老师曾在1987年发表论文指出：“珍本是比较稀见或比较珍贵之本，善本是凡内容有用，流传稀少，校刻精良，具有文物、学术或艺术价值之本。”而在李致忠老师的观点中认为：在西方人的观念里和词汇中，“善本”就是珍贵的、值钱的、罕见的传本，这实际上是以“珍本”概念替代了“善本”的含义。时代久远，传世孤罕的书籍，自然珍贵。甚至虽有明显的文字讹脱，反被视为珍贵版本，这在古今中外都有实例可举。本来“珍”并不等于“善”，罕见的东西并不一定真好，可是谁也不会把珍贵的东西视若粪土。这就在实际上把“珍”、“善”合流了。彭令先生认为，从广义的角度说，凡是有利于国家有利于人民的古籍精品，都应视为珍本；珍本与善本的核心价值都是文献价值，文物价值为基础，文物价值主要是在确定古籍的真赝、年代、版本的基础上得出的，艺术价值对于古籍来说是形式。文物价值、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都高的古籍，无疑是善本；有时候，对于某种价值特别突出的古籍，也应视为善本。 中国古籍传统的分类法采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四部下再细分为四十四类：

经部，以儒家经典及其释作为主，例如《御笔诗经图》，也收录古乐、文字方面的书籍。

史部，主要收录各种体裁的史书，另纳入地理、政书及目录类图书。

子部的范围比较广，诸子百家、算术、天文、生物、医学、军事、艺术、宗教、占卜、堪舆、命算、笔记、小说、类书等，皆入子部。 集部，则录诗文集、文学评论及词曲方面的著作；个人著作称“别集”，集体创作称“总集”（例如：《六家文选》）。 中国印刷术的演变：

雕版印刷发端于唐代，宋代以后成为传统中国图书制作生产重要方式。较早的雕版，一次只能印出一种颜色，称为“单印”；若将规格完全一样的几块版面，分别在不同的部位着上不同的颜色，重复迭印，就可产生二色、三色、四色，甚至五色的效果，称为“套印”；以套印技巧印制的书，就称为“套印本”，是中国古代最具特色的彩色印刷术。活字印刷术是用铜铸或木造成一个个独立的字体，再拼成版面印刷（图4《御制数理精蕴》），乾隆皇帝将宫中以木活字印刷的书称为“聚珍版”。石板印刷是西洋技术，在清末传入中国，因有快速、价廉的优点，很快地通行起来。 古籍的结构是指一部具体古籍外在形式和内容的各个组成部分，在流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特定的名称。

1．书衣：俗称书皮，也称封皮。（修复技术规范228）是为保护书而在书的前后加的封皮，一般选用较硬的纸作为书衣的材料，并在书衣上题写书名。

2．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有时还有册次和题写人姓名。（修复技术规范229）

3．书叶：按文稿顺序排列的书写、印制的单张纸叶。（修复技术规范29）

4．封面：位于护叶之后、所有书叶之前。常镌刻书名、作者、刊刻时间及地点等项内容。（修复技术规范218）

5．护叶：也称副叶，用以保护书芯或连接书衣。（修复技术规范219）一般是一张空白纸。在书名叶或前或后。

6．书芯：指书衣以内或未上书皮以前已订在一起的书册。（修复技术规范220）

7．书脑：书芯订捻、缝线以右的部分。（修复技术规范224）即装订时，锥眼订线的地方。

8．书背：又称书脊，与书口相对，上下封皮相隔或连接的部分，相当于书籍的厚薄度。（修复技术规范225）即一书装订处的侧面，如同书的脊背，所以称书脊。

9．书头：书籍上端切口处。修复技术规范221）又称为书首。

10．书根：（修复技术规范222用的术语叫“书脚”，解释为：书籍下端切口处，亦称书根。）有些古籍在书根上有书名、卷数、册数，但书根上这些题名不一定准确，有些是刻板时印上，有些是藏书者自己为方便翻检、阅读或者保护而写上去的，多半是简名。 11．书角：天头和地脚右端。（修复技术规范227）

　　一、古书籍的收藏

古书籍的收藏要点：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旧刻或旧抄，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或者说：一是年代久远而具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具有学术资料性。# &

二、古籍书的种类

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古籍字体精美，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古书籍大致可分为12个种类：

1、竹简：在纸张发明之前，用笔写或用刀刻在竹片上的文字，然后以绳串起成卷的书。

2、唐写经：唐时的木刻技术还刚起步，故留传下的大多为手抄佛经。

　3、线装古书：一般多是自宋至民国的木刻本，亦有稿本、抄本、石印本，其中宋元版、明椠、清前三朝刻本及多色套印本、多插图本、活字本、红印本、蓝印本等版本。

　4、木刻印版：刻版以枣木为优，版面磨损少，未变形、开裂的较好。

5、碑帖：通常有钟鼎拓片、瓦当拓片、崖刻及秦、汉、魏、唐、宋、元、明、清的拓本，等原刻的早期拓本。民国时的珂罗版中之精品亦可。

6、诰命、圣旨：诰命、圣旨一类的文牍，其间不少资料可作为史学家的研究依据。

　7、信札：名人间往来的书信，既是书法艺术，又可从中发掘出鲜为人知的史料。

　8、印谱：古今篆刻名家的手打印鉴册页，有边款拓印的较好。

　9、老期刊：自晚清至1949年9月间的期刊、杂志的统称。　

10、旧平装：在1949年10月1日前，除线装书外，无论精装和平装的洋装书，一概属旧平装范畴。从性质上讲，新文学版本，老区版本、重庆桂林版本、汪伪版本等；从形式上讲，毛边本、土纸本、道林纸精印本、伪装本、编号本、签名本等。

11、画报：民国画报、民国时期的**、时事、漫画、突发事件、民俗风情、名胜古迹等大型画册。

12、契约：1949年以前的地契、房契、卖身契和其他买卖合用，具历史意义及名人的契约等。

三、古书籍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描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较好。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或较为少见的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较少，如宋版书，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较高的文物价值。

四、古书籍的鉴定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书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书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他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第二类是用“旧纸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书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书籍作伪的手法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书籍，注意去伪取真，使到所购古书籍物有所值。

不论刻本或活字本，一般都用一种颜色来刷印，其中最常用的自然是黑色，试印本或其他特殊情况有用蓝色或红色的。套印本则印一部书一页书用两种颜色，即除黑色外还用红色，而且是把这印黑色的文字和印红色的文字分别刻成两副版片，先在纸上刷印黑色的，再把红色的套上去刷印，刷印成既有黑色即墨色、又有红色即朱色的本子，人们称之为“朱墨套印本”，更常省称之为“套印本”。

　　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是什么书呢？笔者在七、八年前就开始思考和探寻这个问题。在一年多前，这个问题终于有了眉目。　　一、源头　昆明大学与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于2004年5月合并后，改称为昆明学院。

昆明大学建于1984年3月3日。2003年2月，昆明大学合并了原昆明市轻工业学校、昆明市城乡建设学校、昆明市立信会计学校三所中专学校。这三所中专学校都是建国以后才创办的。因此，合并以后的昆明大学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不大。笔者在昆明大学图书馆工作时，几经查访，结论是：昆明大学图书馆没有古籍；昆明大学图书馆虽然有一部分线装书，但都是近二十多年来在普通书店购进的线装书，这些线装书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拍照制版后印刷的，因而不是古籍，更谈不上是善本。所以说，原昆明大学图书馆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像样的镇馆之宝。

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建于1981年4月。2001年1月5日，昆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和原昆明幼儿师范学校。昆明幼儿师范学校始办于1978年，即建国以后才始办的，因而有古籍的可能性也不大。而昆明师范学校却始办于1905年，即始办于光绪三十一年。另外，笔者在查找资料的过程中查到：晚清时期全国各地的不少书院相继改建成师范学校；昆明地区在晚清时有三大书院。两年前，笔者亲眼目睹了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因此，昆明师范学校有可能是在1905年，由五华书院改建而成的。所以说，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有古籍的可能性是相当大的。几年前，笔者曾听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的人说，他们图书馆大约有两千本古籍。

两年前，由于宣传工作上的原因，笔者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起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即原昆明师范学校图书馆。在闲谈中谈到了古籍的话题。一位北校区图书馆曾经保管过“古书”的工作人员说：北校区图书馆的“古书”都是民国以后的，并且都被虫吃成了筛眼、一包灰，一碰就碎，没有什么价值。当时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也在场，但他对古籍的话题没说一句话。回来后，笔者越想越不对劲，就对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说，想去看看北校区图书馆到底有没有古籍；那些“古书”真的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吗？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同意了，说等他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后，一起去看看。

二、初见端倪

时隔不久，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就与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联系好了。笔者就与昆明学院图书馆的党委书记一道专程去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看那些“古书”。那天，我们受得了北校区图书馆负责人的热情接待。

当笔者看了四册一套的《温飞卿解集》后，眼睛一亮。它的字的结构匀称；字距和行距合适；墨色浓黑；字迹都清晰；版本是木雕本；纸质比较厚实；纸的老化和氧化程度自然；纸的暗帘较宽；版式大小和装帧形式都与康熙时期的相符；把它靠近鼻子闻一闻，闻到了古籍的那种特殊的香味；只有一个序，序的落款的年代是康熙，序的附近连撕去一页的痕迹都没有，仔细查看装订线，装订线是原装的，没有被拆开后抽去年代较晚的序的情况；从目录查到，这套书共有四册九卷，除其中的两册的前几页有一两个被虫蛀成的小洞外，四册都没有油污和水渍等，四册都基本保存完好；《温飞卿解集》的内容是诗集；这套书是齐全的、成套的。笔者凭收藏古籍十多年的经验，当时就认为《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应该是善本。

十多年前，云南省成立省文物收藏协会时，笔者成为了云南省省收藏协会的第一批会员。2010年11月，笔者参加了第二十五期全国古籍普查培训班，在培训班学习期间，笔者有幸跟李致忠老先生、南京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徐忆农、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学图书馆的罗琳先生等全国知名的古籍专家学习古籍知识。应学员们的请求，李老先生讲授了古籍的鉴定。笔者从多年收藏的古籍中，挑选了十几册（种）请李老先生鉴定。李老先生的鉴定结果是:十几册（种）都是古籍，没有赝品；其中有三册（种）还是明代的古籍。

另外，笔者还在北校区图书馆看到了二十来个装满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书柜。其中古籍大约有两千册左右。在古籍中，除《温飞卿解集》和同治、光绪时期的几套古籍成套外，其余的古籍都不成套，不齐全。在这些古籍中没有发现活字本，也没有发现套印本。在其中的几本古籍上钤有五华书院的印章。

这二十来个书柜，每个书柜都有两扇用茶色玻璃做成的梭门（滑动门）。对这些书所采取的防虫蛀的措施，只是放了一些旱烟叶。并且这些旱烟叶是几年前购买的，已经闻不到旱烟味，也就几乎没有防虫蛀的效果。这些古籍中有一小部分被虫蛀成了筛眼，但字还是能够辨认出来的。有几册古籍的卷首和卷尾已成了碎片，但卷中可能还是可以修复的。其余大部分古籍都基本保存完好。此外，那些民国时期的图书也都基本保存完好。笔者看完这二十来柜书后，觉得：除《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以外，其它两千册左右的古籍都是清中晚期的；其余的都是民国时期的图书。这二十来柜的书的价值不小，其中《温飞卿解集》最为珍贵。

北校区图书馆的负责人说，这批书有一万本。但只有数字，没有书的花名册，更没有具体年代等详细的文字记录和说明。

从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回来后，笔者及时向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做了汇报。同时还向图书馆领导提出三个建议：

1．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防虫蛀的措施不得力，可以先买一些樟脑精或樟脑丸之类的防虫物品防虫蛀。等向院领导汇报后，批到经费，再采取更为有力的防虫蛀等的保护古籍的措施。

2．由于云南大学图书馆有十几万册古籍，其中有一套还是宋元刻本，还有明代的一些孤本。他们馆的古籍专家鉴定古籍的水平是比较高的。而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与云南大学图书馆的馆长比较熟悉。因此建议：由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出面，请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些古籍。

3．目前对那些古籍和民国时期的图书的管理比较混乱，应加强管理。

三、有了眉目

事隔不久，即在一年多前，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馆长叫笔者与本馆的党委书记一道，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一位古籍专家到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鉴定那一万册左右的书。这位古籍专家是古籍方面的硕士。

陪同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到了昆明学院北校区图书馆之后，笔者欣慰地看到了那二十来个书柜里，已放进了一些樟脑丸。尽管进屋后闻到的樟脑味还不够浓，但多少还是起了一些防虫蛀的作用。

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把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仔细地看了一遍。并且同时做了一些记录。然后回到云南大学图书馆查找资料和上网考证。云南大学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最后的鉴定结果是：

1．《温飞卿解集》是康熙时期的刻本，并且是善本。

2．其余古籍是清代中晚期的刻本，且多半不成套，不齐全。

3．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有两千册左右是古籍，其余是民国时期的图书。

4．这一万册左右的书的价值不小，比较珍贵。

5．这一万册左右的书中，《温飞卿解集》的价值最高，最为珍贵。

综上所述，《温飞卿解集》是笔者到目前为止，所能看到昆明学院图书馆的镇馆之宝。昆明学院图书馆目前总建筑面积达40075平方米，现在藏有印刷型（纸质）图书135万册，电子图书123万册（种），现有阅览座位总计3300余个，每周开馆时间可达100余小时。现有在校学生1万5千人左右。如此规模的高校图书馆，如今总算有了比较像样的镇馆之宝。我们应该珍惜和保护好这一镇馆之宝！

基金项目：云南省社科规划项目“文献信息资源建设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08YNSKNO059）阶段成果之一。该课题的负责人是昆明学院图书馆的祁跃林研究馆员，本文作者是该课题组的成员之一。

（责任编辑 刘 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