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栏目:古籍资讯发布:2023-10-13浏览:3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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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大的小说集《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是宋初官修的一部小说集,北宋李昉等人奉宋太宗之命编纂而成,因为成书于太平兴国年间,因此取名《太平广记》。

  《太平广记》搜集了自汉至宋初的各种小说、笔记、野史等500多种,共500卷,另有目录10卷,全书按题材分92大类,150多小类,如“神仙”、“女仙”、“异僧”、“鬼”、“精怪”、“狐”等,保存了大量的古小说资料。

  《太平广记》引用的书籍,据旧刻本书前开列的引用书目有343种之多,但实际引用的书目共475种。这些书籍大都已散佚、残缺或经窜改,后人只有通过《太平广记》才可以窥见本来面目。由于《太平广记》保存那么多的古代小说,又采用分类编纂的方法,这给后来研究小说史的人带来很大的方便。鲁迅辑录《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就充分利用了此书。宋代以后的许多作家也常常从《太平广记》中选取题材,创作传奇和戏曲。

  中国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世说新语》

  中国古代小说以“志怪”、“志人”分类,志怪着重记述神怪异闻,志人则主要记叙人物的言行事迹。南朝宋刘义庆编撰的《世说新语》是我国最早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

  《世说新语》全书原为8卷,今本作3卷,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等36门类。全书共收一千多则故事,记述简练,一般只有数行文字,短的只是三言两语。它主要记载汉末至东晋年间一些士大夫的言行轶事,对统治阶级的政事和日常生活也有所涉及。通过这些描写,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貌,尤其是士大夫阶层的生活状况乃至精神世界。其中有不少批判黑暗现实、讽刺奢侈*佚、赞扬智慧和善良的记述。

  《世说新语》语言质朴精炼,有的就是民间口语,言简意深,耐人寻味。记载人物往往是一些零碎的片断,但传神地表达了人物的个性。书中随处可见出色的比喻和形容、夸张和描绘。《世说新语》语言艺术上的成功,对后代笔记文学有很大影响。后世仿《世说》很多,有《续世说》、《今世说 》等。书中还有不少故事成为后世小说、戏剧的创作素材,如“祢衡击鼓骂曹”、“曹植七步成诗”等。

  中国最早的文言志怪小说《搜神记》

  南北朝时期,志怪小说特别兴盛。这类小说大都记录怪异奇闻,有的记述鬼魅,有的描写佛法,有的记叙人迹稀少地区的山川特产,有的编录虚幻的神仙方术,光怪陆离、荒诞不经是它们的共同特点。东晋干宝写作的《搜神记》,是这类作品中写作最早、成就最高的一部。

  《搜神记》虽然写的多是神灵怪异的荒诞故事,但也保存了不少优秀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如《韩凭夫妇》、《干将莫邪》《三王墓》等篇揭露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残暴本质,歌颂反抗者的不屈精神。《李寄斩蛇》记述少女李寄不顾个人安危,机智勇敢为民除害的事迹。《搜神记》的内容庞杂,描写细致生动,对人物刻画也注意到鲜明的个性,初具小说的格局,在我国小说发展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天下夺魁”的《西厢记》

  历史上,“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一美好的愿望,不知成为多少文学作品的主题,《西厢记》便是描绘这一主题的最成功的戏剧。

  《西厢记》全名《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作者王实甫,元代著名杂剧作家,大都(今北京市)人。他一生写作了14种剧本,《西厢记》大约写于元贞、大德年间(1295-1307)是他的代表作。这个剧一上舞台就惊倒四座,博得男女青年的喜爱,被誉为“西厢记天下夺魁”。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珙与同时寓居在普救寺的已故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后来张珙赴京应试,得了高官,却抛弃了莺莺,酿成爱情悲剧。这个故事到宋金时代流传更广,一些文人、民间艺人纷纷改编成说唱和戏剧,王实甫编写的多本杂剧《西厢记》就是在这样丰富的艺术积累上进行加工创作而成的。

  《西厢记》最突出的成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莺莺传》的主题思想和莺莺的悲剧结局,把男女主人公塑造成在爱情上坚贞不渝,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并经过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美满结果的一对青年。这一改动,使剧本反封建倾向更鲜明,突出了“愿普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的主题思想。在艺术上,剧本通过错综复杂的戏剧冲突,来完成莺莺、张珙、红娘等艺术形象的塑造,使人物的性格特征生动鲜明,加强了作品的戏剧性。

  《西厢记》的曲词华艳优美,富于诗的意境,可以说每支曲子都是一首美妙的抒情诗。曹雪芹在《红楼梦》中,通过林黛玉的口,称赞它“曲词警人,余香满口”。

  《西厢记》是我国古典戏剧的现实主义杰作,对后来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戏剧创作影响很大,《牡丹亭》、《红楼梦》都从它那里不同程度地吸取了反封建的民主精神。

  1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概述主讲:韩 晓

  2 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六个阶段1、孕育期

  2、雏形期

  3、成熟期

  4、变迁期

  5、高峰期

  6、衰微期

  3 一、孕育期(酝酿期)

  ——先秦两汉 先秦两汉时期虽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小说出现,但在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野史杂传以及诗歌作品中孕育着丰富的小说因素,为小说的产生做了多方面的准备。尤其是神话和史传,作为小说的重要源头,对小说的产生与发展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4 1、神话 神话以故事的形式表现了远古人民对自然、社会现象的认识和愿望,是“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中国上古时代的神话思维相当发达,已经产生了众多的神灵和相应的传说故事。但是由于年代久远,再加上儒家对神话采取排斥的态度,致使上古神话在文献古籍中载录甚少,资料零散不全。在《山海经》、《穆天子传》、《楚辞》、《淮南子》等晚出的著作中保存着一些上古神话,虽然经过后人的加工、修改、润色,但多数还是保存了原始神话的精华,不失为一份最早的优秀的文学遗产。

  5 盘 古 开 天 辟 地(创世神话)

  天 地 混 沌 如 鸡 子, 盘 古 生 其 中。万 八 千 岁, 天 地 开 辟, 阳 清 为 天, 阴浊 为 地。 盘 古 在 其 中, 一 日 九 变, 神 於天, 圣 於 地。 天 日 高 一 丈, 地 日 厚 一丈, 盘 古 日 长 一 丈。 如 此 万 八 千 岁,天 数极 高, 地 数 极 深, 盘 古 极 长。 后 乃 有 三 皇(1)。

  ——《艺文类聚》 卷一 引 《三五历纪》

  (1) 三 皇: 天 皇、 地 皇、 人 皇。

  6 女 娲 造 人(始祖神话)

  俗 说 天 地 开 辟, 未 有 人 民,女 娲 抟 黄 土 作 人。 剧 务, 力 不 暇 供, 乃 引 绳 於 泥 中, 举 以 为 人。 故 富 贵 者, 黄 土 人; 贫 贱 凡 庸 者,縆(g eng)人 也。

  ——《太平御览‧ 风俗通》

  7 女 娲 补 天 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复,地不周载。火爁炎而不灭,水浩洋而 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於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水。苍天补, 四极正;*水涸,冀州平;狡虫死,颛民生。

  ——《淮 南 子 ‧ 览 冥 训》

  8 精 卫 填 海 (洪水神话) 发 鸠 之 山, 其 上 多 柘(zhe) 木。 有 鸟 焉, 其 状 如 乌, 文 首, 白 喙, 赤 足, 名 曰 精 卫, 其 名 自 詨(xiao); 是 炎 帝 之 少 女 名 曰女 娃。 女 娃 游 於 东海, 溺 而 不 返, 故 为 精 卫, 常 街 西 山 之 木 石 以 堙(yan) 於 东 海。

  ——《山 海 经 ‧ 北 次 三 经》

  (1) 堙: 填 塞。

  9 龙 女 刑 天

  10 神话传说对小说的影响神话情节的故事性、神话人物的神异性,那种补天射日的奇瑰想象,那种移山填海的浪漫精神,无疑皆是后世小说艺术思维之所必需,启迪着后世的小说创作。

  神话对小说的影响不仅表现在题材和人物的传输以及想象、虚构、夸张等艺术手法的灌溉,更表现在一种深层次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中国神话思维的特点就在于以一种混沌未开、主客一体的方式去认知和把握世界,这种“天人合一”式的思维特点直接导致了神话中“神人一体”、“神人感应”和“神人相亲”等现象的产生,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为小说的虚构和想象提供了参照思路。

  11 "神人合一"神人合一

  ——A人与异类的拼接:神仙鬼怪、日月山川、动物植物 皆具备人的思想情感、生活习俗和伦理意识。B人与异类之间可以相互转化。

  女娲——孙悟空、猪八戒

  精卫——白蛇、狐仙、绛珠仙草(转世、谪世)

  12 "神人感应"神人感应

  ——人与自然、神灵等通过神秘渠道彼此沟通相互作用。

  神人相亲

  ——神话作品中时时流露出神人亲和的意识、呈现出融洽、和谐的叙事情调,神话中神人合一的形象能力超凡,且多与人为善,到了后世小说中,神人的亲密无间也多表现为人与神怪的直接交流与对话。

  13 2、史传文学与野史杂传 先秦两汉时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历史著作,如《左传》、《战国策》、《史记》等。历史著作本是史官本着“实录”精神,对历史事件的客观叙述,但是其间不可缺少必要的剪裁与加工,且遣词造句也会受到主观意志的介入。优秀历史著作中那些人物传记和叙事篇章,有比较完整的情节结构、有鲜明突出的人物形象,有广阔的历史背景和激烈的矛盾冲突和个性化的语言,读来已颇有小说味道,也为小说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了土壤。

  《廉颇蔺相如列传》、《张仪列传》、《项羽本纪》

  14 "汉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介乎"汉代以来还出现了一些介乎正史和小说之间的野史杂记,如《吴越春秋》、《越绝书》、《燕丹子》等等。这些杂传之作,既录史实,又收异闻,虚构成分增多,传说色彩更浓,更接近小说的文体特征。

  例如:《燕丹子》 燕丹养士 荆柯刺秦

  A 黄金投蛙

  B 杀马进肝

  C 玉盘盛手

  15 二、雏形期——魏晋南北朝先秦两汉,小说因素都在酝酿积累,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一批记录鬼神怪异故事的志怪小说和一批记录人物轶闻趣事的志人小说产生出来。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具备了小说的基本特征:具有情节、人物和大致完整的艺术结构,标志着中国古代小说的产生。

  与此同时,志人小说、志怪小说篇幅短小、艺术程度不高,更不具备明确的虚构意识——其创作是在缺乏明确的小说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这些作品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一般将之视为小说的雏形。

  16 志 怪 小 说《收神记》

  《收神记》是魏晋志怪小说的代表作品,由晋朝人干宝辑撰,原书三十卷,今传本二十卷,由明代胡应麟所辑。干宝自称《搜神记》的内容不外是“古今怪异非常”之事,声明该书“是以发明神道之不诬也。”

  《三王墓》《李寄斩蛇》《董永》

  17 董 永 汉董永,千乘人。少偏孤,与父居。肆力田亩,鹿车载自随。父亡,无以葬,乃自卖为奴,以供丧事。主人知其贤,与钱一万,遣之。永行三年丧毕,欲还主人,供其奴职。道逢一妇人日:“愿为子妻。”遂与之俱。主人谓永日:“以钱与矣。”永日:“蒙君之惠,父丧收藏。永虽小人,必欲服勤致力,以报厚德。”主日:“妇人何能?”永日:“能织。”主日:“必尔者,但令君妇为我织缣百匹。”于是永妻为主人家织,十日而毕。女出门,谓永日:“我,天之织女也。缘君至孝,天帝令我助君偿债耳。”语毕,凌空而去,不知所在。

  注释:

  千乘:汉代设置于乘郡,故城在今山东省高青县。 肆力;尽力。田亩:农事。 鹿车:古时的一种小车。这句是说鹿车载了父亲;自己跟随在车后面。 遣之:发送他回家。 俱(ju居):在一起,指同居。 必尔者:必定要象你所说的那样。 缣(jian兼):细绢。 缘:因为。至:最。

  18 《天仙配》1955年底,由桑弧执笔改编剧本,石挥导演,严凤英、王少舫主演的影片《天仙配》摄制完成。这期间,不知有多少人一遍又一遍地观看影片,不知有多少人为戏中的情节所吸引,不知有多少人为严凤英、王少舫的卓越表演而倾倒……可以说,《天仙配》的上演,在中国掀起了“黄梅戏热”,“严凤英热”。二十几岁的严凤英,一下子成了亿万人民爱戴的表演艺术家。

  19 志 人 小 说《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志人小说的代表作。编著者刘义庆(403-444),南朝宋宗室,袭封临川王,曾任荆州刺史、江州刺史等职。《宋书·宗室传》说他“爱好文义”,“招聚文学之士,近远必至”。

  《世说新语》的体例是以类相从,分德行、语言、政事、文学、方正、雅量、识鉴、赏誉、品藻、规箴等36门。内容主要是记载东汉后期到晋宋间一些名士的言行与轶事。书中所载均属历史上实有的人物,但他们的言论或故事则有一部分出于传闻,不完全符合史实。此书相当多的篇幅是杂采众书而成。

  20 王子猷居山阴 王子猷居山阴①,夜大雪,眠觉②,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仿徨,咏左思《招隐诗》③,忽忆戴安道④。时戴在剡⑤,即便夜乘小船就之⑥。经宿方至⑦,造门不前而返⑧。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

  注释

  ①本篇通过王徽之访戴逵“乘兴而行,兴尽而返”的言行,表现了当时名士率性任情的风度。原属《任诞》第四十七则。王子猷(yóu由),王徽之,字子猷,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子。山阴,旧县名,在今浙江绍兴市。 ②眠觉:睡醒。 ③左思《招隐诗》:描写隐士的生活,表达了诗人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决心。 ④戴安道:戴逵,字安道,谯郡铚(今安徽宿州市)人。博学多艺,隐居不仕 ⑤剡(shàn善):今浙江嵊州市。⑥即便:立即。 ⑦经宿方至:经过一夜才到。 ⑧“造门”句:到门前不进去见面就返回。造,到。前,进见。

  21 三、成熟期——唐在志怪与志人小说相结合的基础上,唐代兴起了一种小说样式“传奇”。唐传奇的兴起,标志着古代短篇文言小说创作趋于成熟。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①魏晋小说是将逸事奇闻当成事实来写,作者并非有意进行小说创作,而唐人写传奇则是有意识地进行小说创作,“始意为小说”。②现实性加强,作品多取材于现实生活,有些还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矛盾。③艺术性有了很大提高:篇幅增加、情节曲折、文辞华艳、叙事委曲、描写细腻。

  22 唐传奇发展的三个阶段发轫期(过渡期)——初、盛唐

  《古镜记》《补江总白猿传》《游仙窟》

  兴盛期——中唐

  白行简《李娃传》 李朝威《柳毅传》

  元 稹《莺莺传》 沈既济《任氏传》

  衰微期——晚唐

  专集:袁郊《甘泽谣》 裴铏《传奇》

  单篇: 杜光庭《虬髯客传》

  23 《李娃传》作者白行简(776~826),白居易之弟,字知退,元和二年(807)进士及第,后历任左拾遗、司门员外郎、主客郎中等职。

  《李娃传》约作于贞元十一年(795),写官宦子弟郑生与名妓李娃的恋爱故事。 小说情节曲折:院遇—计逐—鞭弃—护读,最后以大团圆的喜剧结束。

  24 郑生初见李娃 ……自毗陵发,月余抵长安,居于布政里。尝游东市还,自平康东门入,将访友于西南。至鸣珂曲,见一宅,门庭不甚广,而室宇严邃,阖一扉。有娃方凭一双鬟青衣立,妖姿要妙,绝代未有。生忽见之,不觉停骖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诈坠鞭于地,候其従者,敕取之,累眄于娃,娃回眸凝睇,情甚相慕,竟不敢措辞而去。……

  25 四、变迁期——宋 元 宋元话本艺术,把白话小说推上了发展之路,并使白话小说从此成为主流,为古代小说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艺术天地。

  26 话 本 “话本”原是“说话”人所用的底本。古人称讲故事为“说话”,这里所指的“说话”主要指民间艺人讲说故事,作为一种技艺,则起于唐,盛于宋。说话的形式类似今之说书。随着说话活动的日益兴盛,在书场中流播的故事越来越多,而以口传故事为蓝本的文字记录本,以及受说话体式影响而衍生的其他故事文本等,也日见其多。后世统称为“话本”或“话本小说”。

  27 说话宋元时期有很多职业说话艺人,这些说话艺人为了切磋技艺,还成立了专门的行会,如“雄辩社”之类。为他们编写话本的文人也组织了专门的团体,称为“书会”,书会中人则称为“书会才人”、“书会先生”等。说话艺人多具有较为广博的知识和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

  宋代的“说话”已有固定的演出场所。称为“瓦子(瓦肆、瓦舍)”、“勾栏”,表演则成为“作场”、“敷衍”。此外,酒楼茶馆、街头巷尾、宫廷寺庙等也都可见说话表演。

  28 勾栏歌舞表演图

  29 山东民间说书

  评书名家单田芳

  30 说话的分类宋代的“说话”,上承唐代“说话”而来。又因城市经济的繁荣、瓦舍勾栏的设立、说话艺人的增多、市井听众的捧场,民间说话呈现出职业化与商业化的特点。当时的“说话”,有“四家”之说,名有门庭,自成路数。“四家”的名目,据宋耐得翁《都城纪胜·瓦舍众伎》载,是小说、说经、讲史、合声(生)。后一种以演出者的敏捷见长,如“指物题咏,应命辄成”之类,与以叙事取胜的前三类显然有别。小说,以讲烟粉、灵怪、传奇、公案等故事为主;说经,即演说佛书;讲史,则说前代兴废争战之事。可见,所谓说话的家数,是以故事题材作划分标准的。

  31 小说话本的体制 宋元小说话本有一定的体制。其文本大体由入话(头回)、正话、结尾几个部分构成。入话是小说话本的开端部分,它有时以一首或若干首诗词“起兴”,说风景,道名胜,往往与故事的发生地点相联系,或与故事的主人公相关联;有时先以一首诗点出故事题旨,然后叙述一个与某些题旨相关的小故事,其行话是 “权做个‘得胜头回’”,实则这个小故事与将要细述的故事有着某种类比关系。显然,入话的设置,乃是说话人为安稳入座听众、等候迟到者的一种特意安排,也含有引导听众领会“话意”的动机。正话,则是话本的主体,情节曲折,细节丰富,人物形象鲜明突出。正话之后,往往以一首诗总结故事主题,或以“话本说彻,权做散场”之类套话作结。

  32 《清平山堂话本·西湖三塔记》 西湖三塔记

  入话:

  湖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此诗乃苏子瞻所作,单题两湖好处。言不尽意,又作一词,词名《眼儿媚》:……今日说一个后生,只因清明,都来西湖上闲玩,惹出一场事来。直到如今,西湖上古迹遗踪,传诵不绝。……

  33 话本à拟话本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模拟宋元话本的体制而编写的供案头阅读的白话短篇小说“拟话本”。这一演变过程同时也是小说从民间艺人口头讲说发展到文人学士案头编创的过程。

  冯梦龙 “三言”

  《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

  凌蒙初 “二拍”

  《初刻拍案惊奇》 《二刻拍案惊奇》

  34 代表作品《错斩崔宁》

  刘贵 王氏 陈二姐 崔宁 静山大王

  《闹樊楼多情周胜仙》

  周胜仙 范二郎

  《碾玉观音》(又题《崔待诏生死冤家》)

  璩秀秀 崔宁 咸安郡王

  35 十五贯戏言成巧祸(宋本作《错斩崔宁》)

  聪明伶俐自天生,懵懂痴呆未必真。嫉妒每因眉睫浅,戈矛时起笑谈深。

  九曲黄河心较险,十重铁甲面堪憎。时因酒色亡家国,几见诗书误好人!

  这首诗,单表为人难处。只因世路窄狭,人心叵测。大道既远,人情万端。熙熙攘攘,都为利来;蚩蚩蠢蠢,皆纳祸去。持身保家,万千反覆。所以古人云:颦有为颦,笑有为笑。颦笑之间,最宜谨慎。这回书,单说一个官人,只因酒后一时戏笑之言,遂至杀身破家,陷了几条性命。且先引下一个故事来,权做个得胜头回。

  36 宋元话本与明清长篇小说(一)宋元的讲史话本,又称“平话”。现存宋编元刊或元人新编的讲史话本,大多标名“平话”,如《三国志平话》、《武王伐纣平话》等。“平话”的含义,盖指以平常口语讲述而不加弹唱;作品间或穿插诗词,也只用于念诵,不施于歌唱。另外,称之为“平”,当是强调讲史话本虽脱胎于史书,而语言风格却摆脱艰深的文言而趋于平易。

  《三国志平话》为《三国志通俗演义》的成书提供了情节参考,《武王伐纣平话》则已粗具《封神演义》的结构间架。

  37 宋元话本与明清长篇小说(二)宋代讲史话本《大宋宣和遗事》分前后二集,记述北宋衰亡、金人入侵和南宋建都临安的经过。其中含有梁山泊故事,像杨志卖刀、晁盖智取生辰纲、宋江杀阎婆惜、三十六人聚义梁山、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等,略具后来《水浒传》的雏形,其叙事简略,类似纲要。

  38 宋元话本与明清长篇小说(三)宋元说经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分上、中、下三卷,每卷分若干段,数量不等,凡17段。每段均有标题;其末尾必有诗一首或二、三首,总括该段故事内容,揭示佛法无边、信佛则逢凶化吉的宗旨。

  《取经诗话》叙述唐僧一行六人,往西天求请大乘佛法。上路不久,遇见一 “白衣秀才”,自称:“我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猕猴王。我今来助和尚取经。”于是,取经队伍由六人增至七人,但除唐僧、猴行者外,其馀诸人并无名姓称谓。猴行者神通广大,已成为故事的主角。从内容上看,它是《西游记》故事最早的雏形。

  39 五、高峰期——明 清从语体角度可分为

  - 白话小说和文言小说

  从篇幅长度可分为

  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

  从题材、内容和创作方法又可分为

  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小说和世情小说等类型

  总之,这一时期小说名作迭出、式样纷繁,铸就了中国小说的颠峰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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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 明清小说发展的两大阶段第一阶段产生的《三》、《水》、《西》等长篇小说是人民群众集体创作和文人独立创作相结合的产物,尤其是这三部小说都是在话本小说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虽然在故事的跌宕起伏、语言的粗犷豪放和人物的传奇色彩等方面还带有十分明显的话本小说的痕迹,但在规模、思想和艺术上都大大超过了话本,是话本小说之后中国古代小说的一大飞跃。

  42 明清小说发展的两大阶段第二阶段除了产生《金瓶梅》、《儒林外史》、《红楼梦》等大量的文人独立创作的以日常家庭生活为题材的世情小说而外,还出现了相当数量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等其他类型的作品。此外,《聊斋志异》的出现还标志着我国文言小说登上了艺术高峰。这一阶段的小说现实性更强,作品风格更加为一致,生活细节的描写更加细腻。

  43 六、衰微期——晚清(近代)特点:

  ①小说与政治的关系进一步密切。

  ②小说取材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③在艺术手法上除了继承古典小说传统而外,也接受了西方小说技法的影响,表现出一些新的特色。

  ④小说数量激增,还出现了大量专门的小说刊物,但是小说的质量却普遍不高,与前代相比衰落之势甚为明显。

十三经,是儒家的十三部经典著作,涵盖了儒家学说的基本内容,现存北京孔庙的十三经碑林有189块,包含着《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等经文,是当时朝廷提供的科举考试的标准文本,乾隆石径碑文书法遒劲,是清代书法家蒋衡历时十二年才完成的作品。在中国历史上,将儒家经典刻在石碑上是一种传统,最早从汉朝开始,距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汉石经的经文是历代朝廷选士的必读文本,勒石刻经树碑垂范拥有不可比拟的尊崇的政治地位。匹夫而为万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从孔子到儒学再到经学,这一切均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历史的命运,而提起经学就必须从两汉说起。

今位于山东曲阜的孔子墓地,公元前195年冬季的一天,这里将迎接一位非常特别的客人,客人的名字叫刘邦。此时,刘邦已成为汉朝的开国皇帝,执掌着汉王朝的最高权力,这令孔墓的看守者非常担心。早在刘邦还未成为皇帝时,他就十分鄙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他认为儒家是陈腐的,骂儒生是腐儒,甚至把儒生的帽子摘下来当尿管使用,以此折辱儒生。这一次刘邦会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孔子呢?

在山东曲阜文物局档案馆,珍藏着出自明朝成化弘治(公元1465-1505)年间彩绘绢本《孔子圣迹图》36幅,这些彩绘绢本展现了孔子的生平事迹。一幅描绘刘邦祭孔场面的彩绘还原着历史的真实图景。从《汉高祀鲁》图中可以看出,汉高祖刘邦到达孔墓时,以最隆重的方式祭奠孔子,献上太牢的厚礼,这是史料记载中最高统治者第一次公开祭拜孔子。

刘邦对儒家态度的改变与儒生叔孙通有很大的关系,像其他儒生一样,当叔孙通在激烈的楚汉战争中带领一百多名弟子投奔刘邦时,刘邦正重视那些斩将搴旗的群盗壮士,对叔孙通没有多少好感。此后的三年时间,叔孙通谨小慎微地对待刘邦,没有向刘邦推荐一位儒生,相反他向刘邦推荐了不少擅长冲锋陷阵的赳赳武夫,这令跟随他的儒生很不解。殊不知,叔孙通正苦苦地等待着机会。刘邦以一介布衣起家,当皇帝以后他身边的将相也多不懂礼仪,在朝堂饮酒争功,刘邦为此心烦意乱,却又无可奈何。这却是叔孙通的最好机会,他清楚的告诉刘邦,别看儒者无法在战争中攻掠地打天下,却能为天下的长治久安尽力。刘邦还远未认识到儒家的作用,不过叔孙通要制定朝拜礼仪来规范大臣的言行,在刘邦看来却无异于雪中送炭,他当即批准了叔孙通的计划。礼成那天,场面宏大秩序井然,刘邦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身为皇帝的尊贵,也深刻地感受到礼仪秩序的重要。从此,刘邦不再把儒生和儒学当作一个摆设,而是逐渐意识到儒学在政治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儒学由此在汉朝廷占据了一席之地,正式登堂入室。

公元前195年,当刘邦打败最后一个有实力的异姓诸侯王英布,并带着病体祭奠孔子时,他似乎已经隐约感到,只有儒家的思想才是确保汉朝长治久安的最合适的治国思想。然而,当意识到这一点时,他的生命也即将到达终点。祭奠完孔墓后不到半年,刘邦即病逝,而此时的儒学还远未成为最受尊崇的经学,甚至连重要的典籍都不容易找到。先秦时期,儒家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地位并不隆尊。秦统一中国后,以法家思想理论建立国家制度,儒家及其他诸家思想受到排斥,乃至于焚书坑儒烧毁民间的藏书,民间有偶语诗书者即犯杀头的罪名。等项羽军队进入咸阳烧了秦的宫室后,就连博士官所藏的《诗》《书》和百家之言也在大火中灰飞烟灭,汉王朝初建时百废待兴,文化上则是一片荒芜。

多年来,中国社科院历史所一直在从事一项重要的工作,那就是寻找失落在国内外的经书古籍,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汉初,同样的事情也在进行着,由于受秦朝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影响,寻找儒家经典也必然面临重重困难。汉朝基本上承袭了秦朝的政体和制度,刘邦在世时整日东征西讨,连秦朝严禁民间藏书的法令也未废除,直到他死后三年多汉惠帝才正式下令废除挟书律,又过了六年汉文帝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开始大幅度地包容各种流派,鼓励学术发展同时大收典籍广开献书之路。除墨家已在秦末衰微,先秦时期活跃在政治、文化舞台的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各种学说在汉初并立,尤其是儒家在经过秦朝的压制后,急欲重振实现救济苍生治理社稷的抱负。然而,天下之大,所能找到的经书少之又少。

《书》即《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汇编,记载着从尧舜禹到东周约一千五百多年的历史,承载着先秦圣贤们的言行和智慧。在汉代由周公和孔子留下的儒家旧典演化为六经,即《易》《书》《诗》《礼》《乐》《春秋》,可是汉初时《乐》已完全消失,就连《书》都很难找寻。为保存儒家经典,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朝廷下令把经过官方审定的经书,用隶体的书写形式刊刻在四十八块石碑上作为读书人的标准教材,这就是东汉著名的经学家蔡邕书写的熹平石经,每块石碑高一丈、宽四尺,矗立在京师洛阳太学讲堂的东侧,碑成之日盛况空前,前往观看及摹写者填塞街陌,每日车乘达千余之多。然而经过岁月的沧桑和变故,今天看到的熹平石经一部分存放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另一部分则收藏在上海博物馆。

《伏生授经图》是明代画师杜堇的一幅经典作品,伏生是鲁中诸儒中的一员专制《尚书》。在秦始皇下达焚书令时,他不惧危险,将一本《尚书》藏于墙壁当中,这成为汉文帝时中国唯一的一本《尚书》,伏生也成为当时唯一能讲《尚书》的儒者。朝廷马上请他赴京,然而伏生已九十多岁不能到京城,汉文帝于是专门派太长掌故晁错到伏生处受业。晁错学《尚书》后,被汉文帝任命为博士,当时汉朝的博士有七十余人,既有治儒家的博士,也有治道家、法家、阴阳家等学说的博士。各种学说都想要成为汉朝思想的主流,它们之间发生了很多争论。在汉初,儒家虽然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但在常年战乱、土地荒芜、经济凋敝、社会矛盾加剧的国情下,道家的无为思想显然更符合当时的社会条件,因而占有主导地位。

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也许就是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策下出现的。从刘邦开始一直到汉景帝,汉朝治国者一直倡导与民休息的理念,在政治政策上实行郡县制与分封制并行,给予诸侯国很大的自治权;经济方面,鼓励农耕轻徭薄赋;社会政策方面,坚持抑制豪强以德化民;对外政策方面,厉行和亲弭兵,在楚汉战争的六十多年时间里,整个社会得到了修养声息,逐步达到了国富民强。据史书记载,到汉景帝后期,国家的粮仓丰满,新谷子压着陈谷子一直堆到了仓外,府库里的大量铜钱多年不用以致于穿钱的绳子烂了散钱多得无法计算,有了这样丰厚的成果,道家思想在国家中的地位也就更加突出了。

而文景盛世中正隐藏着深刻的社会矛盾,尤其是世风的败坏令有识之士十分担忧。贾谊在《治安策》中这样写道,‘秦要统一天下,实行商鞅变法,弃绝礼仪仁爱。秦的功业虽成,但是倡导功利。现在虽然是汉朝,但秦朝遗留的风俗并未改变,世人追求奢侈竞相攀比。朝廷对此没有定制,致使人们抛弃礼义,没有廉耻,且一天比一天严重,人们做事唯利是图。’针对这种现象,贾谊希望汉文帝能重视礼义教化。但汉文帝只部分地采纳了他的意见,整体上仍实行道家无为的施政方针。才华横溢的贾谊受到丞相周勃、太尉灌婴等权臣的极力抵制,很快就被排挤到地方英年早逝。

道家思想也收到各诸侯王的推崇,淮南王刘安就是其中一位,他组织撰写的《淮南子》囊括了很多学派的思想,但以道家思想为主。他希望汉朝廷一直采取无为而治的政策,这样诸侯国会有更大的自由。这种政治格局不仅使政府大量的纳税人口被剥夺,国家财政被严重侵蚀,而且使诸侯王国逐渐强大独立倾向明显,也使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时刻面临着被分裂的威胁。汉景帝时曾到伏生处学习《尚书》的晁错已成为御史大夫,他强烈地意识到诸侯国对中央政权的威胁,明确提出了削藩建议,并得到汉景帝的支持。不料由此引发了吴楚七国之乱,七国之乱虽然被迅速平定,但汉王朝与诸侯国之间的矛盾仍然尖锐。儒家主张的积极有为大一统的思想,也与道家无为而治守旧因循的保守思想产生了激烈的交锋。

今山东桓台县田庄镇辕固村,是汉代儒者辕固生的家乡,后人为纪念他修复五贤祠,立了塑像。汉景帝时,辕固生因为传习《诗经》被任命为博士,他的儒家思想与当时道家的保守思想格格不入。最典型的事例,是他与道家的黄生在景帝面前进行辩论,他们均以商汤和周武王为例,来阐释自己的政治主张,这场争论的主题表面上是前代的历史往事,而实际上他们的态度直指当时的现实政治。

到汉武帝时,在无为而治统治思想指导下的帝国政治已经出现了若干危机,积累的社会矛盾已成爆发趋势,这使得汉王朝不得不对以往的治国理政观念进行反思,也不得不采取相应的积极措施应对危机。在统治思想上,逐渐摆脱黄老学说转向积极有为的儒家学说成为汉代统治者一个必然的选择。公元前140年,汉武帝采纳丞相卫绾的奏议,凡是学习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学说的人不得被推选做官,这意味着法家、纵横家的思想被摒弃。公元前136年,汉武帝下令置《诗》《书》《礼》《易》《春秋》五经博士,儒家的各门经学在官府中更加完备。一年后,窦太后去世,汉武帝得以大张旗鼓地重用儒生。不过面对社会上已经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思想上的混乱,单靠礼仪和零碎的思想已无法解决问题。汉武帝急需一套完整系统的治国平天下的理论,他需要将此与自己的施政紧密联系,一次来制定全盘的国家政策,而普天之下谁有本事提供这样的系统理念呢?

今河北景县的大董故庄村,有一个千年的传统,每逢小孩到了上学的年龄都会来到寸头的董子祠堂祭拜,老百姓以这种方式祈福儿孙能像他们的先辈董子一样饱读诗书为社会做出贡献。董子即西汉大儒董仲舒,董子故里究竟在哪里从古至今都有不少争议,但千百年来人们对董子的尊崇却没有改变过。董仲舒曾发奋闭门读书,他的书房紧靠着姹紫嫣红的花园,但因为刻苦研究,竟有三年不窥园的佳话。董仲舒以《公羊春秋》为依据,将周代以来的宗教天道观和阴阳五行学说结合起来,吸收法家、道家、阴阳家思想,建立了一个新的思想体系。董仲舒是汉代经学的奠基人,儒学转变为经学成为汉代的官方统治哲学成为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导思想,也成为今天的各大研究机构和学者探讨儒家思想的内容和方向。

公元前134年,可以完全做主的汉武帝迫不及待地下诏征求大道之要治论之极,董仲舒马上回应,以贤良对策。汉武帝连问三策,咨询巩固统治的根本道理,治理国家的政术和天人感应的问题。董仲舒则连答三章,直指当时社会的核心问题并提出根本的解决方案,这是一次中国历史上有名的三策三答,史称《天人三策》或《举贤良对策》,它将彻底改变儒学的命运。

在《天人三策》中,董仲舒提出的影响最重要的建议是,‘诸不再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六艺是读书人必备的六种才能,他强调要用孔子儒学统一天下的思想。汉武帝听取后将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黜,优礼延揽数百位儒生,这便是对中国古代文化思想影响至深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董仲舒还第一次提出了立太学以教于国的主张,就是要通过国家办学的方式培养接受儒家经学教育的人才,使经学所倡导的政治理论更好的得以实践。太学是中国古代的大学,太学之名始于西周,但真正作为官立学校蓬勃发展起来却是始于汉武帝。也正是由此开始,适应不同年龄的学堂也在全国各地风起云涌的发展起来。诵读儒家经典的朗朗读书声从各个学堂里传出,从古至今两千年来不绝于耳。汉朝将《易》《诗》《书》《礼》《春秋》五经确定为官学,传习《五经》的学说成为最正统的经学,成为汉代政治统治理论。到西汉末年研究五经的学者逐渐增至十四家,所以也称五经十四博士。

有一位与董仲舒同时代的儒生公孙弘,同样得到了汉武帝的重用。公孙弘虽然是社会底层的知识分子,却被破格提拔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被任命为丞相的经师。公孙弘的才干以实用著称,他的政治思想具有明显的儒法合流的倾向,认为法不远义和不远礼。它将董仲舒的建议付诸实施,向汉武帝建议建立学校制度,以儒家经典为太学教育的统一教材,开设经艺考试,为各级部门提供官吏人才,这就把经学与利禄之学联系起来,为经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代,经学的传承十分讲究,门派严格传承有序。西汉初年,传习五经的硕儒有传习《诗》的沈培公、辕固生、韩婴;传习《书》的伏生;传习《礼》的高堂生;传习《易》的田何;传习《春秋》的胡毋生、董仲舒、申培公等。董仲舒则是传习《春秋》公羊学大师,无疑他是最有影响力的经学大师,讲授儒家经书《公羊春秋》。汉代的经师大都一生专攻一经,即所谓皓首穷经。这种执着的精神、朴拙的态度也是后代把汉学称作朴学的原因。在西汉经师大多是以平民入仕做官,到了东汉平民入仕的经师经过数代以后已成为世家豪族,经学被这些累世把持一种经典的大家族垄断。这些家族不单在政治上把持权力在经济上成为豪门,而且还拥有统治思想和社会道德的话语权。儒学创始人的孔子拥有了圣人和素王的地位,被描述为在天庭的神人,祭孔也成为重要活动。经学也成为谶纬化的儒学,谶与纬作为神学预言,在实质上没有多大区别。汉代经学地位提高就产生了傍依,比附经义的纬书,用谶纬解经也就开启了经学神秘化和庸俗化的大门。

不过两汉经学的最重要的特点是通经致用,他们广泛融合汲取各家所长,以此丰富经学,并致力于王朝的治理。特别是武帝罢黜百家以后,经学家们通经致用的特长得到了更淋漓尽致的发扬,经学家用阴阳五行理论改造先秦儒学,创造出阴阳灾异论,借以限制皇权规范帝王行为,他们认为皇帝的行为符合天道,天会出现祥瑞予以褒扬,如不符合天道,天就会讲下灾异做出警示。武帝晚年灾异频繁出现,武帝下的一道答复,轮台屯田事宜的诏书,其中有很多自我反省的内容,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份保存完整的皇帝的检讨书,罪己诏。

天子作为皇帝的专称,就是这时经学家的一个创造,春秋大一统理论实际上也是汉代经学家们的一个创建,是经师们从儒家经典《春秋》中推演出的概念,大的意思是重视、尊重,一统的意思是指天下诸侯皆统系于天子。正如《汉书王吉传》所说‘《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这种以道统为核心的政治伦理强化了中央集权的权威,对两千多年来中国及东亚社会的影响既巨且深。

在董仲舒提出以仁德礼义为主刑罚为辅的治国方针以后,汉代经学家创造出了另一个重要理论三纲五常。所谓三钢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所谓五常即仁、义、礼、智、信。虽然三纲五常常联用,来自于宋代的朱熹,但是对这些观念的论述,汉儒已十分明晰。三纲五常是以规范秩序为核心的社会伦理,两千多年来一直深刻影响着中国人的文化心理。

绵延两千多年,三纲五常内化着中国人的思想和行为规范。温文尔雅、谦恭礼让的儒者成为了践行三纲五常的典范,这不仅体现在他们的道德行为上,也体现在人们的生活取向衣食住行中。很显然儒者是勤俭的,最能代表他们身份的儒士服几乎没有用绫罗绸缎制成的,麻棉更能彰显他们的谦和敦厚和对名利的淡泊,儒者风范一直是我国古代文人学者最为推崇的一种人格倾向。

经学虽然在武帝以后得到了蓬勃发展,但也并非一帆风顺。汉代的经学又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今文经一般指用汉代隶书写就,被列为官学系统的儒家经书,然而从西汉末期开始今文经学收到了古文经学的挑战,古文经是指未得立于中央官学的或藏于皇家密室或流传于民间的儒家经书,并以尊崇周公来压制今文经对孔子崇拜。这在某种程度上,古文经的兴起制止了今文经学把经学神圣化的趋势。到东汉后期,今文经学、古文经学呈并列状态,与此同时有识之士开始不再纠缠于争论,而是兼治今、古文经学,在融合中寻求发展。在东汉后期,一位经学大师出现了,他就是郑玄,他力求融合今文经与古文经遍注儒家经典,经学也就进入了一个小统一时代。显然,尽管经学脱胎于儒学,但其文化渊源的多重性似乎暗合了《易经系辞》‘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途’所讲的道理。经学从道家学说中,化用了道的概念,道被社会化和实用化,使无为变成无不为,与民休息变成了积极进取。经学借用了法家的国家学说,弥补了自身对君主权威与国家制度认知的缺失。经学从墨家汲取的天德、天意、小康与大同等理论用来为皇权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用来作为对理想社会的设定。到了现在经学的某些理论还有其读到的影响。

汉代大史学家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他曾经批评儒家博而寡要,也许司马谈错了,他指出的儒家的缺点恰恰是其优点。儒家的博可以让他像海绵一样广泛吸取各家之长,寡要即缺乏重点,这样,儒家便不会故步自封抱残守缺,而能与时俱进发扬光大。也正因为此,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古代社会经学的影响是其他学说无法比拟的。取得独尊地位的经学虽然有过神圣化庸俗化的倾向,虽然也有诛心一样的道德强制,但是它强烈的现实关怀经世致用的特征、自我批判的精神彰显了其学术流派的本质,并对中国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正面的作用。今天我们在孔庙里祭拜孔子,我们的感觉与我们在其他宗教场所并不相同,孔庙大殿中那尊经学家们雕塑的泥像很亲切、很熟悉,如同家人如同在与他进行一场文化的对话。无论如何,这位先师与其他圣哲先师一样仍在滋润着我们的文化,启迪着我们的智慧,规范着我们的行为。

1、先秦

包括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以论说为主,如《论语》《孟子》《庄子》;历史散文是以历史题材为主的散文,凡记述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文章和书籍都是历史散文,如《左传》。

先秦散文是我国古典散文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指的是后殷商到战国末年这一段时期的散文。以目前的文献资料看来,我国最早的“书面文学”应该起于商朝的甲骨卜辞及铜器铭文,它们包括了韵文和散文的记载,这就是散文的起源。

接着在春秋战国时代,由于社会文化变迁,提供给散文一个很好的孕育、发展环境,使散文迈向中国古典散文的第一个黄金时代。

2、两汉

西汉时期的司马迁的《史记》把传记散文推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东汉以后,开始出现了书、记、碑、铭、论、序等个体单篇散文形式。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四人被后世誉为汉赋四大家。

3、唐宋

在古文运动的推动下,散文的写法日益繁复,出现了文学散文,产生了不少优秀的山水游记、寓言、传记、杂文等作品,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也在此时涌现。

4、明代

先有“七子”以拟古为主,后有唐宋派主张作品“皆自胸中流出”,较为有名的是归有光。

5、清代散文:以桐城派为代表的清代散文,注重“义理”的体现。桐城派的代表作家姚鼐对我国古代散文文体加以总结,分为13类,包括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说、箴铭、颂赞、辞赋、哀奠。

6、近现代

指与诗歌、小说、戏剧等并称的文学样式。特点是通过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片断或生活事件的描述,表达作者的观点、感情,并揭示其社会意义。

它可以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加工创造;不一定具有完整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而是着重于表现作者对生活的感受,具有选材、构思的灵活性和较强的抒情性,散文中的“我”通常是作者自己。

扩展资料

相关名家:

1、欧阳修

欧阳修不仅是古文家,就是在诗、词、赋及四六骈文方面,也是一代名手。加上他在政治界、学术界都有崇高的地位,乐语音指导青年,奖励后进,于是成为文坛的盟主。

还有他的朋友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的往来切磋,门下士曾巩、王安石、苏轼兄弟等人的相互推动,使古文的提倡形成了一股强而有力的风潮,而达到较韩、柳时代更成熟、更普遍的成就。

2、曾巩

曾巩,字子固,江西南丰人。三十九岁登进士,官至中书舍人。曾巩被称为桐城派古文的宗师,为文极重义法的严谨,全篇的布局必求层次分明,使人一目了然而有规矩可循。

作品内容与欧公明道的取向相同,曾氏的代表作有《读贾谊传》、《唐论》、《书魏郑公传》、《墨池记》,其中《书魏郑公传》,前人誉此篇为曾文第一,并比之为古之立言。

3、王安石

王安石,字介甫,江西临川人,二十二岁中进士。神宗时为相,积极推行青苗、水利、均输、保甲等新法。然所用非人,新法失败。变法失败后,卜居金陵蒋山,以诗酒为生,自号半山老人。

著有《临川集》。介甫之文,充满法家思想的功利主义,处处表现经国济世的政治主张,所以他的文论可与司马光并称政治家的文论,不过前者稍近于道学家,后者则为纯粹的古文家,因之为文也更重实用。

4、苏洵

苏洵,字明允,四川眉山人。曾多年闭门读书学文,嘉祐年间,携其子轼、辙游京师,以文献欧阳修受到赞许,遂有文名。任过校书郎一类小官,著有《嘉祐集》。

苏洵之文,得力于《国策》、《史记》、《庄子》、《韩非》。虽为欧公所识拔,但体制殊异,其笔力则较二子为坚劲,故谢枋得说他“有法度、有气力、有精神、有光焰,严谨而华汤者也。”

5、苏试

苏试,字子瞻,号东坡。他主要活动在仁宗、神宗、哲宗三个时期,他可谓才气纵横,行文飘逸清新,挥洒自如,传世的诗有四千多首,辞赋三百多阕,散文三百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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