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中庸》

《中庸》是中国古代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

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

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宋元以后，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和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其主要注本有程颢《中庸义》、程颐《中庸解义》、朱熹《中庸章句》、李塨《中庸传注》、戴震《中庸补注》、康有为《中庸注》、马其昶《中庸谊诂》和胡怀琛《中庸浅说》等。

2、《春秋》

《春秋》，即《春秋经》，又称《麟经》或《麟史》，中国古代儒家典籍“六经”之一。也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现存版本由孔子修订而成。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体史书，共三十五卷，是儒家经典之一且为十三经中篇幅最长的，在四库全书中列为经部。记述范围从公元前722（鲁隐公元年）至公元前479年（鲁哀公十六年）。

《春秋》用于记事的语言极为简练，然而几乎每个句子都暗含褒贬之意，被后人称为“春秋笔法”、“微言大义”。

后来出现了很多对《春秋》所记载的历史进行补充、解释、阐发的书，被称为“传”。代表作品是称为“春秋三传”的《左传》、《公羊传》、《谷梁传》。

2019年2月报道，从海昏侯墓出土简牍5200余枚，专家释读后发现包括《春秋》在内的儒家经典及其训传。

3、《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常简作《通鉴》），由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共294卷，历时19年完成。

主要以时间为纲，事件为目，从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写起，到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公元959年）征淮南停笔，涵盖16朝1362年的历史。

在这部书里，编者总结出许多经验教训，供统治者借鉴，宋神宗认为此书“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即以历史的得失作为鉴诫来加强统治，所以定名为《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全书294卷，约300多万字，另有《考异》、《目录》各三十卷。

4、《史记》

《史记》最初称为《太史公》或《太史公记》、《太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该著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

《史记》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万五千余字，比《吕氏春秋》多二十八万八千余字。《史记》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皆采用这种体裁撰写。

《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刘向等人认为此书“善序事理，辩而不华，质而不俚”。

5、《诗经》

《诗经》，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共311篇。

其中6篇为笙诗，即只有标题，没有内容，称为笙诗六篇（《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反映了周初至周晚期约五百年间的社会面貌。

《诗经》的作者佚名，绝大部分已经无法考证，传为尹吉甫采集、孔子编订。《诗经》在先秦时期称为《诗》，或取其整数称《诗三百》。

西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始称《诗经》，并沿用至今。诗经在内容上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风》是周代各地的歌谣；

《雅》是周人的正声雅乐，又分《小雅》和《大雅》；《颂》是周王庭和贵族宗庙祭祀的乐歌，又分为《周颂》、《鲁颂》和《商颂》。

孔子曾概括《诗经》宗旨为“无邪”，并教育弟子读《诗经》以作为立言、立行的标准。先秦诸子中，引用《诗经》者颇多，如孟子、荀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人在说理论证时，多引述《诗经》中的句子以增强说服力。

至汉武帝时，《诗经》被儒家奉为经典，成为《六经》及《五经》之一。

《诗经》内容丰富，反映了劳动与爱情、战争与徭役、压迫与反抗、风俗与婚姻、祭祖与宴会，甚至天象、地貌、动物、植物等方方面面，是周代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古代文史典籍

　我们每一位龙的传人都应为我们伟大的祖国医学而感到骄傲，为我们的杰出的祖先而感到自豪，并为沉睡了两百年的祖国中医的现代化及世界化而做一些诚挚的努力, 因为仅有极少数人的努力是不足以推动这个伟大的事业的!所以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下古代思想文化典籍有哪些吧。

　古代思想文化典籍有哪些

　简介

　四 书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的合称。宋人抽出《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与《论语》《孟子》配合，至南宋淳熙间，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由此而定。此后，“四书”始终是我国古代正统教育的必读书和科举取士的初级标准书。五 经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五部儒家经典的简称，始称于汉武帝时。其中存有中国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是古代教育的必读教科书,在统治阶级的倡导下成为中国主流文化的经典,也是衡量"君子"礼仪文明的社会标准。六 经六经指的是六部儒家经典，即在“五经”外，另加《乐经》。也有称“六经”为“六艺”的，韩愈《师说》中的“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中的“六艺”即“六经”。十三经十三经十三部儒家经典。汉代开始，把《诗》《书》《礼》《易》《春秋》称为“五经”。唐代把“三礼”(《周礼》《仪礼》《礼记》)、“三传”(《公羊传》《毂梁传》《左传》)，连同《易》《书》《诗》称为“九经”。至唐文宗刻石经，将《孝经》《论语》《尔雅》列入经部，则为“十二经”。宋代又将《孟子》提升为经，故有“十三经”之称。三字经三字经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相传为宋代王应麟撰，明清学者陆续增补，至清初的本子为一千一百四十字。内容从阐述教育的重要性开始，进而依次讲述名物常识、经书子书、历史知识及古人勤学的故事等。全部用三言韵语，便于儿童诵读。句法灵活丰富，语言通俗易懂。自编成后广为流传，一直使用至清末民初。千字文千字文旧时广泛使用的蒙学课本。南朝梁代周兴嗣编，梁武帝大同年间编成。全书将一千个字，编为四字一句的韵语，介绍有关自然、社会、历史、伦理、教育等方面的知识，基本上无重复的字。自隋代开始流行，至清末一直被广泛用作儿童识字课本。宋代以后，有种种续编和改编本，但都没有旧本流传得广泛、长久。千家诗千家诗旧时蒙学读物。有《新镌五言干家诗》《重订千家诗》两种，前者题王相选注，后者题谢枋得选、王相注，所选均七言诗。两种选本都分绝句、律诗两部分，大都为唐、五代、宋作品，宋诗尤多。因入选之诗浅近易解，所以流传较广。唐诗三百首唐诗三百首诗歌总集。清代乾隆年间蘅塘退士孙洙编，实选唐诗三百十首，分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绝、七绝及乐府诸体排列。选编的原意，本作为家塾课本。所选诗作大都艺术性较高，便于吟诵，是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古文观止古文观止清代康熙年间吴楚材、吴调侯叔侄二人编选的一部历代文章总集，共十二卷。全书收录自东周至明末的文章二百二十二篇，以朝代为序排列。选文多慷慨悲愤之作，语言琅琅上口。每篇的简要评注，颇有见解。是清代以后流传最广、影响较大的古文选本。二十四史二十四史从《史记》到《明史》的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被称为“正史”，清代乾隆年间编定。全书总计三干二百二十九卷，记载了从黄帝到明末共四千余年的史事，是史学研究的重要资料，也常以之代称中国历史。其中《史记》是通史，其余的都是断代史。史 记史记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原名《太史公书》，东汉以后始称《史记》，西汉司马迁撰。全书一百三十篇，计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记载自黄帝至汉武帝时期共约三千年的历史。该书取材颇富，作者曾广泛查阅并实地调查了大量史料和史事。文笔优美生动，结构严谨，被奉为封建时代历史著作的典范，在我国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有极重要的地位。作者所创的纪传体例为历代著正史者所遵循取法。资治通鉴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撰，全书二百九十四卷。宋神宗以其“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命名为《资治通鉴》。该书取材广泛，除历朝正史外，尚有野史、实录、谱牒、行状、文集等三百余种。剪裁精审，严谨清晰，功力极深，是一部对后代产生很深影响的编年体通史。沈括和《梦溪笔谈》 《梦溪笔谈》是北宋时代的沈括所著。沈括(1031--1095年)，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是一位以博学著称的科学家。对于文学、艺术、自然科学、技术、历史、考古等各门学问都有深入研究。沈括一生在各地为官，积极参加王安石的变法，也是一位政治家。1088年他奉旨可以任便居住，后定居于京口(今江苏镇江)的梦溪园内。1095年病故于此园，终年65岁。他一生论著甚多，仅据《宋史·艺文志》所录就有22种，共155卷，但现在有传刻本的仅有《梦溪笔谈》26卷，《补笔谈》3卷，《续笔谈》1卷，《长兴集》19卷等。其中《梦溪笔谈》是沈括晚年在梦溪园中将他一生所见所闻和研究心得以笔记文学体裁写下的著作。书中关于科学技术的条目约占三分之一以上，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历法、地理、地质、气象、物理、化学、冶金、兵器、水利、建筑、动植物以及医药学等广阔的领域。其中有不少对当时科学技术的忠实记录，还有沈括本人深入钻研的科学成果，是中国科技史上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李约瑟教授称沈括是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赞许他的著作《梦溪笔谈》是中国科学史的里程碑。　　在天文历法方面，沈括注重观测的思想贯穿于他的天文研究中。1074年沈活分别对测量天体位置的浑仪、测量时间的浮漏和测量日影长短的景表这三种天文仪器，提出了改进意见和设计方案。沈括在奉命兼任司天监职务时，曾亲自推荐精于历术的淮南人卫朴于1074年修成奉元历，并于1075年起颁行。沈括大胆主张使用与农业生产关系密切的十二气历，即以“十二气为一年”，以立春为一年之始，“大尽三十一日，小尽三十日”，“一大一小相同，纵有两小相并，一岁不过一次”，这样，可以做到“岁岁齐尽，永无闰余”。他的建议十分简便科学，比现行的公历――格列高利历还要合理。　　在数学方面，沈括主要研究了“隙积术”和“会圆术”等。隙积术属于求解垛积问题和高价等差级数求和问题，对此，沈括创立了一个正确的求解公式。会圆术是一个已知弓形的圆径和矢高求弧长的问题。沈括推得求弓形弧长的近似公式。之后，元代的王恂、郭守敬在修改历法制定授时历中就利用了沈括的这个公式。　　在物理学方面，沈括通过纸人实验发现了“共振现象”，他还亲自做凹面镜成像实验。用实验探讨阳燧引火的原因。对古代的透光镜作过细心的观测和研究。　　在地学方面，沈括对地形地貌2和了大量的观测研究，指出泥沙的淤积作用是形成华北平原的真正原因。他首创的立体地图很快得到推广。　　在医药学方面，沈括根据实物，对药物名称做了大量的证同辨异工作，并注意收集验方，编有《苏沈良方》15卷。他在实地考察、仔细观测和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应用合理的逻辑推理方法，从自然界引出符合科学的结论。 黄帝内经《黄帝内经》是我国古代文化中最灿烂的经典著作之一，也是第一部冠以中华民族先祖“黄帝”之名的传世巨著; 同时，也是中华传统医药学的现存最早的一部理论经典。《黄帝内经》成书于大约2000年前的秦汉时期, 她的博大精深的科学阐述，不仅涉及医学，而且包罗天文学、地理学、哲学、人类学、社会学、军事学、数学、生态学等各项人类所获的科学成就。令人颇感惊讶的是，中华先祖们在《内经》里的一些深奥精辟的阐述，虽然早在2000年前，却揭示了许多现代科学正试图证实的与将要证实的成就。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大医家张仲景、华佗、孙思邈、李时珍等均深受《内经》思想的熏陶和影响，无不刻苦研读之， 深得其精要，而终成我国历史上的一代医圣。《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试想，大略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 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 但从未有过象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 中国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所以说，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中华文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文化!

　《弟子规》是什么

　《弟子规》原名《训蒙文》，为清朝康熙年间秀才李毓秀所作,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后经清朝贾存仁修订改编，并改名为《弟子规》。《弟子规》共有360句、1080个字，三字一句，两句或四句连意，合辙押韵，朗朗上口;全篇先为"总叙"，然后分为"入则孝、出则弟、谨、信、泛爱众、亲仁、余力学文"七个部分。学《弟子规》，一般的人听到"弟子"，他会有错误的认知，觉得是谁学的小孩学的。其实这个"弟子"不是指小孩，弟子是指圣贤人的学生都叫弟子。北京弟子规教育培训中心邓卫东老师指出，"弟子"的意思也应该与时俱进:在家指孩子;在学校指学生;在公司指员工;在单位指下一级;在社会中，指公民。规"也是会意字，左边一个"夫"，右边一个"见"，叫大丈夫的见解。当然大丈夫的见解一定是随顺圣贤教诲，也就是人生的真理，来做事、来处事待人。

《山海经》具体是谁写的并没有具体记载，而现在流传的作者也是人们猜测的。尽管我们不知道是谁写的，但本书的内容令人难以置信。如果不是做着自己看到的，就只能是编的了。如果真的是捏造的，那么作者的想象力还真是很丰富的，这些是我们普通人没有办法想到的。

《山海经》中有许多不现实的事物，《山海经》非常神秘地描述了它们。我们通过现实研究了一些东西，发现里面描述的东西还是很神奇的。通过了解这一点，让我们知道我们祖先的想象力是多么丰富。《山海经》中的各大洲和我们现在所处的陆地好像是有差别的，其中有一些矛盾的地方。

然后是对《山海经》中山脉的描述，也是不符合常理的。在《山海经》中，对山的描述是光秃秃的，没有生物和植物。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山上有很多植物。而且它的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不仅有树木，而且还有各种小动物。因此，《山海经》中描述的世界与现实世界是有很大差别的。

通常，在下雨的地方，植物会很茂盛，也有许多生物。《山海经》中，在作者的描述中却没有提及。但是，《山海经》中有很多地方值得我们关注，不管是各种描述还是笔法都是有一定意义的。尽管大部分可能是作者凭空想象出来的，现实中的创作也是可以借鉴的，然后进行再创作。

十三陵和五经指的是中国最古老的书籍。“三坟五经”一词最早出现在召公《左传》。楚王称赞左的相互依存：“是一部好史，我儿善读。他会读三坟，五经，八哀，九三。'

杜预曰：“古书皆名。”序言说，“Xi、神农、黄帝的书叫‘三坟’，也讲大道。颛顼、唐、郁的书合称为“五经”

郑玄说，《尚书》是“三皇五帝之书”。因此，“三坟”是黄三之书，“五经”是五帝之书。至于“八月朔”、“九月秋”，指的是《八卦》、《九州录》，即《河图》、《洛书》。

首先我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清初有一位才子，袁子才，非常有名的袁枚。他生在甘龙的时代，他的诗是唯心论的，相当于现代人宣称自己说话自由，不加修饰，有思想，有灵性，有感情，不那么古板。他当时是反对的，但确实是当今时代的才子，所以考了进士，做了两任县令。他在四十多岁时辞去了工作。他在南京大观园买了《三祖五经》，改名随园，享受一生的幸福。他的确是举世闻名的才子。他在绥远门口挂了一副。他很自豪：这里有山，有林，有竹。苏族人念三陵五岳，八行九山。

当时的另一位著名学者赵翼是清代著名的历史学家、诗人和才子之一。他不信，有意挖苦他。有一天赵翼到了南京，在一个红帖上写下自己的名字，亲自带着去见袁枚。袁枚不在的时候，赵翼受到家人的礼遇：“赵老师来访有什么不好？”他说我除了借两本书之外无事可做。家人问他借了什么书，他说借三陵五岳，八行九山。袁子才回来，知道他是来找麻烦的，就把对联从门上拿了下来。

这三陵五炮八行九丘，不要说现代人不知道，就连我们当时的袁老师也看不懂。三分是什么？三墓是三变：连山、归藏、周易。五经在哪里？五经或《红楼梦》，洪范五福。八个电报都是八卦。九曲即九曲，河图、洛书的逻辑数。说实话，这些袁子才都看过，但真要说学习《尚书》，他也不是很内行。于是赵一故意捉弄他。

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由此可见，在中国阅读古籍并不容易。

早在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据说“档案”就出现在“黄三”时期。“三坟”时期的“档案”称为。章太炎老师在《易经》说：“十二丘之墓应该是义乌刻的十二丘之墓。”相传春秋时期齐国管仲抄录了“黄三”时代泰山十二石刻的内容，并称之为“三陵”。

“五帝”时期的档案称为“五经”。孔安国在《尚书古言监察论》年说：“五帝之书，谓之“五经”。我一直这么说。认为孔安国的五经是五帝时期形成的档案。

除了“三墓”、“五经”，《尚书序》补充古代档案也叫“八魂”、“九三”。

至于“九秋”，孔解释说：“九州之志，谓之九秋。秋，居，名九州归，地生，气适，书皆聚。”他认为档案《尚书序》是中国中部九州的地方志。

在中华民族的记忆中，第一个夏天中国有四大名著。它们被称为三坟、五经、八哀和九三。

《九秋》。召公十二年，楚灵王褒《左传》，曰：“好史可阅三陵五冠八行九三。”注释者称此为“九三三陵五冠八行”的古籍名称。贾逵曰：“三陵乃黄三之书。五典，五帝之典；八王八王；九曲是对九州亡国的警告。”

郑玄说，《左氏易象》是“三皇五帝之书”。《召公十二年》，楚灵王说是公元前530年。能否从“能读”推断出“三陵五冠八行九三”是上一代人的书面读物？

据说孔子写《左传》，说：“傅、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和‘颜大道’。颛顼、唐、禹的书被称为“五经”，人们常说。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是为了教人不伦不类而设的，但《三祖五经》有着深刻的内涵。两者同属一类，是历代珍宝，被奉为大戒。八卦称为“八要”，求其意。九州之志，谓之九秋。秋，居，名九州归，地生，气适，书皆聚。”

问题是，为什么三皇五帝伏羲禹的书都叫“墓”和“经”？

序言中的回答是“坟”有重大意义，“典”有普遍意义，“索”有寻找之意，“秋”有聚集之意。据说孔子写《尚书序》，说：“傅、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和‘颜大道’。颛顼、唐、禹的书被称为“五经”，人们常说。至于夏商周的书，虽然是为了教人不伦不类而设的，但《儒林外史》有着深刻的内涵。两者同属一类，是历代珍宝，被奉为大戒。八卦称为“八要”，求其意。九州之志，谓之九秋。秋，居，名九州归，地生，气适，书皆聚。”

很明显，这是从上述文字的意思来解释的，并不涉及这些古籍所使用的载体材料。

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笔者不加思考地接受了《史记》的说法，或者说没有调查其是否合理，更不要说是否有其他解释。但随着符号学的深入思考，特别是1997年以来对《儒林外史》的考证，以及对于时代《尚书序》可能的信息载体的考虑，这项工作已经完成，包括42

众所周知，繁体字“分”由“涂”和“本”组成，异体字由“涂”和“文”组成。按照《山海经》的说法，有很多含义：坟，土最高的人，水的边缘，大小，样子，从松散的土中出现，一种书。所以《山海经》序言中把“三陵”二字解释为“大”是比较勉强的。在我看来，第三部中的“坟”字其实是指当时的书载体和文字载体都是由大地构成的。可能是类似两河流域的泥版，也可能是陶版。广义来说，土也包括石头，所以《山海经》这本书也可能使用板岩载体。

事实上，人类早就在粘土和石头上绘画和书写了。比如他们直接在粘土上作画，在洞穴和岩石上作画，在鹅卵石上写字。古希腊人使用的象形文字，原意是埃及人刻在石头上的神圣文字。摩西在西奈山从上帝那里得到的十诫也被刻在石碑上。从这个角度来说，汉字墓也可以解读为泥塑版。“典”字的含义包括：风俗、法典、条例、主事、质押、姓氏、古籍。

那么，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呢？这可以追溯到典型人物的象形文字。在汉字中，有一个常见的符号，就是在一条横线下加两个支撑点。这个符号的象形含义是展示架或带腿的桌子，用来展示物品。当然，这不是普通的桌子，而是展示重要物品的器具，通常用于大型仪式或宗教巫术仪式。

所以“典”的本义是指陈列或摆放在桌上的重要文件。它的功能相当于公告栏、会议板、甲骨文片、法律文件和行为准则通知。它可能是从契约演变而来的，即契约紧凑、易于收藏的契约是大的、开放的、庄重的。其材料可以是木、竹、石、皮、丝。这个文献的发明人应该是少甸部落。《经》的进一步发展是这本书，是历史上殷的祖先所写。这本书是后来的竹简或木简。它们是由佳能不断小型化、轻量化、折叠卷曲而形成的。

“索”字的含义包括：大绳、捻、法、独、竭、寻、牵引、欲、需、泪、貌。但电报作为文件或信息载体，应参照绳结编年史符号体系，也可以包括以丝绸或其他织物为载体的文件。事实上，中国人是最早发明养蚕和丝绸的人，这使得用丝绸作为信息载体成为可能。一个类似的例子是，中国人是第一个发明风筝的人，因为中国制造了又细又长又轻又结实的绳子和又轻又薄又结实的丝绸和纸。从这个角度来说，八卦的真名是巴索，是有道理的。

所谓“巴索”，是一种帛书、帛书文献，起源于有记载的捆绑绳和占卜捆绑绳。这就是《山海经禹图》的序言的来源，其中说，“古人建立了Xi家族和整个世界的国王。他们开始制造流言蜚语，制作书籍和行动，取代绑绳子的政府。所以，他们生于文学。”

“丘”字的意思是：丘、山、最高的土、市、大丘、坟、空、大、集中、区。就字体风格而言，丘是指坡度平缓的地貌。问题是，军人为什么要用高字？其实“兵”字其实是金和一个展示台的组合，即在台上展示兵器“金”。据说这是蚩尤最早发明的。所谓“蚩尤当兵”，是指蚩尤部落最早将武器作为神器来崇拜。那么，九秋为什么选择用“秋”这个词来形容或指代呢？采用了“聚”的意思，应该说是合理的，但不完整。这是因为山也意味着山、河、地区、巨大、废墟和万人坑。有意思的是，上面的意思加在一起很像一个模拟的物理地图，就是在不同的模拟区域有代表地理位置的产品。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在国家祭坛的五色土上，陈列着相应位置的产品。从更深的层面来看，《九秋》中“秋”字的使用，也表明中央政府的统治权力延伸到了世界的各个地区，东西南北。

由此看来，所谓“九州志”是指《辞海》年的“九三”；山，巨野，又名九州都，土生土长，风气适宜，皆聚书。“其实是《尚书》。《三个坟墓》的另一个版本或《尚书》的另一个版本。

笔者对《大臣序》进行了20余年的研究，认为《尚书序》是由虞《山海经》、夏《五藏山经》、商《五藏山经》、周《山海经》编定的。春秋末期，编者和改写者都是学者或其后代。它们来自于公元前516年跟随王子超的周朝的书籍和记录，以及上周的皇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另外《山海经》有地理调查和国土资源调查的基础。它的地理位置基本已经找到了。它的地形基本符合4200年前中国的地貌。它实际上是中国文明和文化的第一个历史宝库，也是人类文明的共同文化遗产。

所以《五藏经》是一本自然地理的书。它平躺在圣地上。有点像今天的沙盘模型，也可能是巨幅画作，描绘了九州五个地区的山川、地貌、物产，以及那里的人文景观。也许现在我还能感受到神圣独角兽和谐的心跳。1999年9月9日，作者与夫人孙经过多年努力，终于创作出一幅42平方米的巨幅《四书海外经》，绘制了中国五个地区的447座山脉、258条河流、348处景观、673种矿物、525种植物、473种动物。为此，作者高兴地写了一首诗，说：“在成功和洪水之后，皇帝决定游览九州，探索国内和国外。这需要很长时间。”如果大禹有精神，他会回来的！综上所述，可见《四野经》、《五经》、《五藏经》、《九秋》确实是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古籍。传承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源头抓起，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一点一滴做起。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原版佳能

《玉图》

王说：“是好史，你看得清楚。他能读三坟、五经、八哀、九三。”

后汉袁张韩周传

在永宁，国务秘书陈仲说：“我偷偷看了光禄郎周兴，一个在闺房里写字的孝友，还有清朝和李的野心，听说了这个国家。古往今来，自然史书、“三坟”篇、“五经”策，一应俱全。"

《三坟》

这三座坟墓充满了不满，但这八条线却被忽略了。

《五经》

三座坟墓。坟，分也。三才之分，天地人之治，有三才。

五门大炮。典，镇也。法律如此冷静，所以有五个。

八行。苏索罗。如果孔子是圣人而不是君王，那么这个方法就有八个大师。

九座山。秋，欧耶。辨别九州的田园风情，教育适合的人。这些都是古代三个国王写的书。今天所有人都死了，但尧典还存在。

《八愁》

再学，有“三祖坟”“五经”“八股”“九丘”，俯仰占侯，推阴阳台阶，名物定事，见其效可先见其面。

《蔡中郎刘集镇南碑》

《九山》

是以五味、四支护体、六法听耳、七身服心、八行长大、九代立正、几十练百身为基础的。

《山海经》是一部最古老记载中国古代国神话、地理、植物、动物、矿物、物产、巫术、宗教、医药、民俗、民族的著作，反映的文化现象地负海涵、包罗万汇。除了保存着丰富的神话资料之外，还涉及到多种学术领域，例如：哲学、美学、宗教、历史、地理、天文、气象、医药、动物、植物、矿物、民俗学、民族学、地质学、海洋学、心理学、人类学……等等，可谓汪洋宏肆，有如海日。在古代文化、科技和交通不发达的情况下，《山海经》是中国记载神话最多的一部奇书，也是一部地理知识方面的百科全书。

国学最初的意思是指周代在国都建立的官学。

一、国学最初的意思

国学作为一个词，最早指的是周代在国都建立的官学。根据相关文献记载，西周时期，在周王城及诸侯国的都城设置官学，称之为国学，这里的国是指都城的意思。

国学依据学生入学年龄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后来泛指京师的官学，如南北朝的国子学、太学和四门学。在古代，国学也用于国子学和国子监的别称。另外，西夏时期，还建立了另外一种国学，用于教授汉学，就如我们今天在海外所建立的孔子学院一样。

二、传统文化——国学

国学是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从时间上来说，它是古代的学问，与近代的新学相区别；从地域上来说，它是中国的学问，与欧美的西学相区别；从内容上来说，它是以儒学为主体，包含道家、佛教等多元学说的中华传统文化。

国学一词用于指称中国传统文化的学问，最早出现在清代光绪时期，当时刘师培、章太炎和邓实等人主办的《国粹学报》，其中载有邓实的《国学精论》一文，以国学区分“西学”。后来章太炎著《国故论衡》，又作《国学概论》的演讲，使得国学的名称很快流行起来。

国学的出现，是在西学传入中国后中国学者对此反思的结果。在这个反思过程中先后产生两大学派：一派是以刘师培、章太炎等为代表，以《国粹学报》为阵地的“国粹学派”；另一派是以胡适、傅斯年、毛子水和顾颉刚等为代表，以科学方法为研究手段的“整理国故派”。

总而言之，当今的国学大致有这几类：一是以典籍文献的内涵分，基本指经、史、子、集四类中的“经”；二是以义理、词章、考据、经世等分，指其中的义理之学；三是以中西之学分类，指“中学”，即中国的传统文化。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