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来你比较接受基督教的“神造”理论，认为什么都有个“开始”，但事实上是没有开始的。

新生命是老生命的灵魂（佛教叫神识）所得到的新的去处，比如说你自己，你以前在农村住，住的是瓦房，现在搬到城市里住上了楼房，老的生命就是你的农村瓦房，新生命就是你的城市楼房，时空发生了变化，但不变的是“你”自己，是“你”从农村瓦房搬进了城市楼房，“你”是永恒的。

让你不能理解的是，为何在农村瓦房中生活的记忆，搬到城市楼房以后就没有了，不记得了，让你误以为你自己没有在农村瓦房中生活过。这就错了，其实，你能从瓦房搬进楼房，完全是你在农村瓦房中生活时的所作所为决定的，并非凭空而来，上帝恩赐。有的人从瓦房中出来，有可能又住进快要倒掉的破茅草屋呢，我这么说希望你能明白。

佛教和道教有什么区别

道佛两教，一个是中土文化，一个是外来文化，但两者在中国哲学、宗教发展史上，却有着大致相同的兴衰经历。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道教亦在此时发生，二者又都经魏晋南北朝的蕴酿发育，到隋唐而繁荣并盛。此种情形，历来引起人们的浓厚兴趣，尤其是两教之间的相互抗争、互不相让的关系备受研究者的关注和探究。然而，在互不相让的另一面，是相互融摄，这是二者得以并存，进而繁荣共昌的主要原因，亦是道佛二教关系的一个极重要的方面。

一、道教摄取了佛教的名相术语

道教在建构自己的辨思哲学时，大量地吸收了佛教的方法和范畴，然而这些范畴却是根据道教自身的需要进行改造的。隋唐的道教学者一方面发挥道教的兼容特性，深入纳佛；另一面他们的道教主体意识也很强，他们要因循其本，再博采他说。他们的主旨是，借佛教的名相术语阐扬老庄的思想，进而使老庄思想根据宗教发展的实际需要得以提升，达到安身立命的目的。

（一）佛性说。道教有“道性说”，佛教有“佛性说”。把宇宙本体作为某种抽象的本质来看，并非佛教的独创，早期道家把道确定为万物的最高规定性，已经具备了这种抽象力。然而，“道法自然”，道“出于自然”，当“自然而然”被理解为道的最基本特性并与人性论联系起来时，“道性”便应运而生，道性即指人性之“自然”。这在东汉时产生的《老子想尔注》中就明确地表述出来了：

“道性不为恶事，故能神，无所不作，道人当法之。”（“道常无为而不为”注） “道性於俗间都无所欲，王者亦当法之。”（“无名之朴，亦将不欲”注）“不为恶事”，“与俗间都无所欲”，就是要顺其自然而然道性，“道常无欲，乐清静，故令天下常正”（“无欲以静，天地自正”注）。道教发明了“道部”，却没有很好的发挥，被六朝时期蓬勃兴起的佛性说取而代之。佛教自竺道生倡“一阐提人皆有佛性”说以来，加上《大乘涅盘经》被翻译过来，佛性说逐渐成为佛学主流思想。其谓“佛性”，乃指“真如法性”，即抽象的宇宙本体。作为一种本体论学说，它是将印度诸法实相说结合魏晋玄学本体论而产生的。作为一种修道论，它关心终极的抽象宇宙本性与有生灭的具体的人物有何关系，真谛翻译的《佛性论》说：

“问曰：佛何因缘说于佛性？答曰：如来为除五种过失，生五功德，故说一切众生悉有佛性。”

六朝到隋唐，道教大讲道性说，确实接受了佛性说影响。但道教并不在本体论意义上，而是在修养论方面接受了佛性说。魏晋六朝，道教奉行外丹学说，其中虽有修炼身心的内容，其主要目的只在于以清静不动之心神迎受永恒不朽的道，并没有明确地认定客观的道与主观的精神有着某种直接同一性，而佛性说却完成了这方面的论证。道教本来讲道体论，但为了说明道体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也提倡道性说。《常清静经》强调“真常得性”，《升玄经》主张“思维分别，得其真性”，《云笈七签·仙籍理论要语》主张“道性常一不异”。孟安排《道教义枢·道性义》更明白地表明了道性说与佛性说之间的内在联系：

“道性以清虚自然为体，一切含说，乃到畜生果木石者，皆有道性也。究竟诸法正性，不有不无，不因不果，不色不心，无得无失，能了此性，即成正道。自然真空即是道性。”

这不仅说是一切物类都具道性，也明确提出，人如能反躬自修，了却本性，就能通道成仙。王玄览《玄珠录》既讲“道体”，又讲“道性”

“诸法若起者，无一物而不起，无一物而不忘。忘自众生忘，道体何曾忘？道之真实性，非起亦非忘。”

道体是道之本然体，道性是道体潜在于人与物中的具体属性，故人能修性，就能体道。不过，道教的道性说不仅仅吸收了佛性说，也吸收了儒家的心性说。儒家讲尽心知性知天，基本立意是主张从一念之初的本心达知本性。庄子主张“致道者忘心”（《让王》），“两忘而化其道”（《大宗师》），就是以冥化自然作为体道知道的途径。而这在时间上先于佛教天台大师湛然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同时，道教主张以常清静心识性体道，即是把常清静心作为常清静之道作同一体来看待的。在早期道家看来，常清静、自然而然乃是道的最根本特性；在道教看来，人心能常清静，自能识道性。道教在讲求道性说时，也讲求道体说，还讲心与身的一致，不象佛教天台那样舍身求性。

（二）因待、境智与本迹的论辨术。道教在发展自己的思辨哲学时，从佛教中借用了许多术语，如“智境”，王玄览说“道在境智中间，是道在有知无智中间。”（《玄珠录》）成玄英说：“道是虚通之理境，德是志忘之妙智，境能发智，智能克境，境智相会，故称道德。”（《道德真经开题义》）

“圣人空慧明白妙达玄理，智无不照，境无不通。”（顾欢《道德真经注疏》“能无知乎”疏）又如“本迹”，唐玄宗说：

“摄迹归本，谓之深妙，若住斯妙，其迹复存，与彼异名先进无差别，故寄又玄以遣玄，欲令不滞于玄，本迹两忘，是名无住，无住则了出矣。”（《御制道德地经》“玄之又玄”注）再如“观照”、“定慧”，孟安排说；

“二观者，一者气观，二者神观。既举神气二名，具贯身心两义，身有色象，宜受气名以明定；心无难测，宜受神名以明空慧。故《本际经》云：气观神观，即是定慧。”（《道教义枢·二观义》）

唐代的道家、道教不仅借用佛教范畴，也运用道家、道教固有的术语展开论辨，如张志和关于“同乎时”、“异乎时”的论辨说：

“今有之忽无非昔无之未有，今无之忽有非昔有之未无者，异乎时也。若夫无彼无有连既往之无有而不殊无此有无，合将来有无而不异者，同乎时也。异乎时者代以为必然会有不然之者也，同乎时者代以为不然会有必然之者也。”（《玄真子外篇》）又如杜光庭关于同异关系的论辨：

“道德不同不异而同，而异不异而异，用辩成差不同而同，体论惟一。……知不异而异无所可异，不同而同无所可同，无所可同无所不同，无所可异无所不异也。”（《释疏题名道德义》）

诸如此类的论辩颇绕口舌，在格调上不仅类似庄子、公孙龙的辩术，也足可与佛教的论辩相匹敌。唐代的许多道家奇书，如《化书》、《无能子》、《谗书》等，都具此特点。道教还发展了一些自己的新术语，如因待、互陈、体用双举，等等。

（三）双遣方法的动用。非有非无，不落两边的双遣方法是龙树《中论》所阐述的基本思想，意谓执著于有是滞于有，遣有归无是滞于无，既非有，又非无，才是中道。运用在主客关系中，就是既遣他执，又遣我执，两边不落。这种方法在六朝、隋唐的佛教中有着广泛影响。道教在根据《老子》“玄之又玄”阐扬重玄哲学思想时。借用了这种方法。成玄英、李荣把佛学的非有非无称为“玄”，把非非有、非非无称为“重玄”。《天隐子》在阐发《庄子》“坐忘”观点时，也借用了双遣方法，外遣物境内遣心智，两边不落，心泯合于道，所谓“彼我两忘，了无所照”。

隋唐道家、道教学者在建树自己的形上学时，借用了佛教的术语与方法，发展了自己的术语，不仅有了辨思的外观，的确也有了辨思的高水准。但从严格意义主讲，道教虽然有了辨思的哲学，却仍然没有动用印度佛教的因明逻辑方式，尤其是没有采纳佛教的立破辨术，道家、道教原先的非逻辑特性并无根本改变，而且随着内丹学说的兴起发展，隋唐形成的辨思哲学没有沿着辨思的方向继续发展，而是服务并融铸在内丹学说中，进一步朝着“契思”与神秘主义方面发展了，其结果仍然是寓辨于不辨之中，这是道教在与佛教徒的论辩中总是“辩”不过佛教徒的一个基本原因。

三、佛教摄取了道教的思维方式

佛教在魏晋时期，曾以格义的方式大量地袭取了道家的概念、范畴，带有显明的玄学思想色彩。东晋以后，随着佛经大量被翻译过来，佛教则努力摆脱玄学的影响，尽可能地少用道家典籍的范畴、概念，同时攻斥道教袭取了佛学的范畴术语。到隋唐，佛教宗派林立，不仅气象博大，也显得根柢深厚。从表象上看，佛教于道家、道教无所取焉，其实不然。除唯识宗属于原本的印度佛教之外，其它几派皆是在中国文化土壤上生成的，它们用以标其思想宗奉的是中国文化与印度文化的混合再生品，这是佛教中国化的历史必然。仅仅从范畴徵引上难以看得出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但从思想内涵及其思维方式来看，则可清楚地了解佛教从道教那里袭取了什么东西。对此。梁启超曾说：“惟有一义宜珍重声明者，则佛教输入非久，已寝成中国的佛教，若天台、华严、禅宗等，纯为中国的而非印度所有，若三论、法相、律、密诸宗，虽传自印度，然亦各糁以中国的特色，此种消化的建设的运动，前后经教百年而始成熟。”（《饮冰室专集之五十八·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影印。）

（一）“出世”中的“在世”。原本的印度佛教乃是一种高蹈出世精神的宗教，把“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的佛陀遗训作为代代相因的传统，因之，出世就是要断绝一切俗缘，不得对现世有纤毫的回眸，不认六亲，不敬王侯。然而，当佛教传入中国并要立根中土时，它就不能不作出让步，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中已有调和中土与西土、方内与方外矛盾的意愿。在佛教与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反复冲撞中，佛教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不依国主，法事难立。”而在宗教教义上公开认同的，便是在中土产生的经典《大乘起信论》。《起信论》的最基本思想是：“一心二门论”，“一心”即“众生心”，“二门”即“真如门”，“生灭门”。《起信论·立义分》说：

“摩诃衍者，总说有二种。云何为二？二者法，二者义。所言法者，谓众生心。是心则摄一切世间法、出世间法。依于此心，显示摩坷衍义。”

“显示正义者，依一心法，有两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二门皆各总摄一切法。”

此“众生心”即不是单指佛性，真如，也非单指个体之心，生灭现象，而是佛性与人心、本体与现象（用）、圣与凡、净与染、绝待与相待、出世与在世等的和合。在这种和合精神原则下，佛教徒既可追寻超越的、形而上的终极境界，也可“随顺”对世间表示出普遍的关怀。《大乘起信论》自隋初流布开来，对隋唐诸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天台、华严、禅宗等立宗分派多从中禀承一端，如天台的“性具”论，华严的“理事圆融”论、“功德本具”与“随缘不变”论，禅宗“真如是念之体，念是真如之用”的体用论，都普遍地带有和合世俗的特点。

佛学与儒学，一个是极端的出世学问，一个是极端的入世的学问，《起信论》在调和出世与入世的关系时，显然撷取了儒学叩共两端而竭焉的中庸观点，但作为一种出世宗教学说与入世的官方正统学说，相距甚远。佛教与道教的关系不同，一来两者都是出世的宗教，二来两者又都在国主面前争宠，在民间争夺地盘，因而既要互相攻斥，又要互相效仿。道教虽然也常为出世与入世问题困扰，却先天地带有世俗的特点，老庄“无为”与“离世异俗”的学说根本不曾放弃“无不为”，不曾放弃此岸世界，道教的早期经典《想尔注》、《河上公章句》及《太平经》都蕴含了“道不遗人”的精神内质。《起信论》作为中国化的佛教的产物，自然极方便合理地从道家、道教那里袭取了这种精神内质，而且，在相互争高低的过程中，也竞相表现出现世的关注情怀。

（二）相对主义的方法论。华严宗宗奉《华严经》，然而经杜顺、智俨、法藏等阐扬出来的华严思想与本经也有大的异趣，华严诸师在发挥理事无碍观点时，接受了法相从印度译过来的《庄严经论》、《佛地经论》的影响，〔①〕又接受了《大乘起信论》的影响，还接受了庄子思想影响，是中印佛学在新历史条件下的产物。隋唐诸宗派中，除法相宗之外，就是华严宗最讲究辨术，它是把印度的方法拿来论辩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问题，如体用，理事等。理事圆融的观点依据物无自性，依他缘生的观点，所谓：“依他中虽复因缘似有显现，然此似有，必无自性，以诸缘生，皆无自性故。”（《华严一乘教义分齐章》卷四）从物无自性中，引出事事无碍，理事无碍，从而一多相即，远近相即，大小相即，如法藏所说：

“且如见高广之时，是自心观作大，非别有大；今见圆尘小之时，亦是自心观作小，非别有小。”（《华严经义海百门》）

这与庄子《齐物论》小大之辩如出一辙。《庄子》从相对主义观点出发，认定一切事物的一切性质只有相对性、暂时性，皆属观察、认知的角度不同而造成的，“固其所大而大之，则万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则万物莫大小”（《秋水》）。也就说万物自身没有确定的规定性。华严宗接受了《庄子》思想是毫无疑问的。

（三）整体性原则与“悟”的思维方式。禅宗的兴起，乃是一次佛教的革新，意味着佛教完全中国化的完成。从菩提达摩“藉教悟宗”，至慧能“不立文字”，神会“呵佛骂祖”，再到“德山棒”、“临济喝”，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思想路线，即从印度佛教的繁琐逻辑证论与主客二元对立中解脱出来，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主客体的绝对同一，如铃木大拙所说的那样：“禅宗与依靠逻辑与分析的哲学体系全然不同，甚至可说它是建立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基础上逻辑哲学的立物。”〔②〕禅宗之所以诽毁逻辑，是因为：在禅宗看来，逻辑的方式不仅使主客二元对立，而且也将真理肢解了。真理（佛性）是统一的整体，需用一种非逻辑的超常的、整体的悟通形式才能认知。所以禅宗突出“识心见性”，认定主体之心与客体之性本来同一，能识得整体之心即能见得整体之性，所谓：“故知一切万法，尽在自心中，何不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坛经》）而要做到这一点，靠逻辑的理性的方式是永远也达不到的，此岸与彼岸虽都只存于心性，却要靠一个“悟”，而悟则顿悟顿见，即整体性的一次性把握。所谓“法无顿渐，人有利钝，故名顿渐”（同上），即是说，真如法性是一个整体，只能整体地体认，人有利钝差别，须行渐修，但渐修并不是把整体的真理分次认知，而是经过渐修，提高，开导其智识，令其开悟，一次完成。“棒喝”的目的也正在于此。道教一向持天地人的“三一”模式，主张天人一体，道气一贯，道教修炼的目的在于泯合主客，感通道体。在老子、庄子那里，最高和本体——道乃是不可分的整体，无论老子讲“道者同于道”，进是庄子强调“正容以悟”，都是要求以整体的心态把握完整的道体。这与禅宗有着显明的一致性。为了达到悟的境界，庄子主张“吾丧我”，禅宗要求“无念无相无住”，这也有着相承关系。此外，禅宗为了表明佛性与人心的直接同一性并非外在力量使其然，也借用道家的“自然”观念，如神会说：“僧家自然者，众生本性也。”“一切万法皆因佛性故，所以一切万法皆属自然。”（《荷泽神会禅师语录》）可以这么说，禅宗借助于类似道家的整体性原则，以简捷明了的悟通方式实现了主客体的绝对同一。

然而，即使禅宗吸取了道家思维方式，也仍不失其佛教本色，这从以下三点可以明白看出：第一、禅宗和整体性悟通方式包含着印度佛学精于辨思的特点，它通过辨而达到不辨。庄子哲学虽寓辨于不辨，但庄子是要放弃辨术的。第二、禅宗在泯合主客时，强调以心合性，身是“臭皮囊”，不能与心同于佛。庄子主张坐忘、丧我，则是要以身心合一的方式契合道体。第三，禅宗的“悟”是本心与佛性的一种直接同一，道教的“悟”虽也是道体本心的同一，却包含着“感通”的特点。至认中国第一个佛教宗派“天台宗”，作为“纯粹之中国佛教”〔③〕，其中自也不难找出与道家、道教的思想联系。

从《圆觉经》开示看佛法和气功的区别

有不少人对佛法有一种误解，认为佛法不过是一种和道家、气功师一样的修炼方式。都是通过对身心的锻炼达到一种什么境界。其实这是对佛法的误解。佛法并不是针对身心修炼，而是摒除身心幻想。道路、目的完全不同。

《圆觉经》是这样讲这个问题的：

善男子。彼新学菩萨及末世众生。欲求如来净圆觉心。应当正念远离诸幻。先依如来奢摩他行。坚持禁戒。安处徒众。宴坐静室。恒作是念。

(末世众生想要求证、开悟如来智慧。应当端正心念，远离种种幻化不实的东西。先要依照止静之行，坚守戒律，于静室中如理思维，恒常做念：)

我今此身四大和合。所谓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脑垢色皆归于地。唾涕脓血津液涎沫痰泪精气大小便利皆归于水。暖气归火。动转归风。四大各离。今者妄身。当在何处。即知此身毕竟无体。和合为相。实同幻化。

(我这个身体，所谓毛发、筋骨、脑髓、齿肉等等都属于地大物质，而唾液、涕泪、脓血、大小便利等等都属液体水性。身体的温暖属于火性，运转活动属于风大。这四大组成了身体，如果没有四大，身体又在何处。所以我们就知道身体本来是各种物质组成，聚合之后显现身体的形象，实际上等同幻化。

物质组成的身体往下分：是器官、组织、细胞、分子、原子、一路下去我们就不见什么身体了。这个身体其实就是个机器、用具，一些物质的聚合而已。有聚就有散，变幻不已。没有什么真实的性质存在。)

四缘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成。妄有缘气。于中积聚似有缘相假名为心。

(四大假合之身产生了虚妄的六根，眼耳鼻舌触意这些感觉无不是这个身体造作出来的，就如一台机器，造作出了光线、气味、触觉、味觉、思维逻辑。这些东西和四大假合的身体相互作用，导致了我们虚妄的心，虚妄的心理。

我们普通人的心理就是这么造出来的。认为这个能思、能想、能推理、能判断、能分析的心就是自己、就是自己的心，不是的，这个心并不是自己。这是四大和六根假合出来的心。是身体上的种种感受，种种信息，各种功能聚合在一起，和外界环境有了交互作用产生的。

这个可是佛法中向大家介绍的最为核心的东西。其实很多科学幻想的影片、哲学家们的探索都触及到这个问题，但无法解释。假如一台机器，能够达到模仿人身体的运作，能够感知光、触、味等信息。能够有逻辑分析运算的能力，他是不是一个人呢？

可以说还不是，是不是人，要看他是不是认假为真，妄有缘相。认为有个自己，认为有个身体，认为自己有心，能感，能受。没有这个“我”执，就还不能算有情。而这个妄认，就是无明。)

善男子。此虚妄心若无六尘则不能有。四大分解无尘可得。于中缘尘各归散灭。毕竟无有缘心可见。善男子。彼之众生幻身灭故幻心亦灭。幻心灭故幻尘亦灭。幻尘灭故幻灭亦灭。幻灭灭故非幻不灭。譬如磨镜垢尽明现。

(假如这个虚妄的心没有了六中外界的信息就不会存在，一个不能看、不能听、不能触、不能感受味觉，不能思维、分析判断的物质是没有妄想心的。而四大如果分解，不再存在，那么各种尘缘都没有了，自然也不会再有虚妄心。所以，众生幻身如果能够消失，则幻心也会消灭。幻心消灭，自然外界种种虚幻的境界也会消灭。这些消失，自然也无所谓幻灭不幻灭了。

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不灭的、还有存在的，那么肯定是真实的自我。就如同磨镜一样。把污垢磨除自然光明显现。这是修行佛法的正确道路)

（附带说明：幻身灭可不是指身体消灭，而是对幻身的认知消灭。自杀、自焚可决不是幻身灭的方法。）

佛法的修行原则是很清楚的。这个过程不能错认。否则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圆觉经中为我们详细清楚地说明了修行的理路、原则和道理。佛法中想要证得无上智慧，要认清幻身、幻心。要撇去幻身、幻心这些障碍，找寻真正不灭的东西，那才是我们所追求的。

凡是针对这个身体、针对这个妄想心做功夫，想成就什么的，都不能称为佛法。这也是佛法三法印的体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

凡是不符合这三种描述的，都不是佛法。身体本来无常、虚妄，妄心也是一样，本来无我。凡是针对这两样东西做功夫的，都无法达到涅槃寂静的结果。因为把障碍当作了真实

《楞严经》中则对不正确的修行方式做了总结和描述：

阿难复有从人不依正觉修三摩地。别修妄念。存想固形游于山林。人不及处有十仙种。阿难彼诸众生。坚固服饵而不休息。食道圆成名地行仙。坚固草木而不休息。药道圆成名飞行仙。坚固金石而不休息。化道圆成名游行仙。坚固动止而不休息。气精圆成名空行仙。坚固津液而不休息。润德圆成名天行仙。坚固精色而不休息。吸粹圆成名通行仙。坚固咒禁而不休息。术法圆成名道行仙。坚固思念而不休息。思忆圆成名照行仙。坚固交遘而不休息。感应圆成名精行仙。坚固变化而不休息。觉悟圆成名绝行仙。阿难是等皆于人中炼心不循正觉。别得生理寿千万岁。休止深山或大海岛绝于人境。斯亦轮回妄想流转不修三昧。报尽还来散入诸趣

(如果有人不能依照正确的教导，另外修行妄念，存想、坚固身体这样的人是属于仙道。有以服食药饵、坚固存想草木、金石，坚持修行某种动作起止的，有炼化津液的，有对精气神做种种锻炼的，有修行咒禁的，有存想修行的，这种种方式，都不是通向正觉的途径。都不能算佛法。这些方法费了很大劲只能是寿命长一些，而且不能入于人境，不能在尘世中生活。还存在于轮回当中。果报尽后仍然会转到六道当中。

而世间所谓的气功基本上都可以在这十种仙道当中找到自己的影子。这些都不是正确的佛法。把佛法当作气功修炼是个误解。认为以这些不正确的方法能够修行成佛，获得无上智慧更是一种误解。

这是我们在修行过程中一定要认清楚的事情。)

国子先生韩愈早上走进太学，召集学生们站立在学舍下面，教诲他们道：“学业、事业的精进来自于勤奋，却因为游荡玩乐而荒废；品行、德行的成就来自于思考，却被因循随俗而败坏。当前圣君与贤臣相遇，各种法律全部设立。拔除凶恶奸邪之小人，提拔优秀人才。具有一点长处的人一律录用，凭着能治一种经书而出名的人没有不被任用的。仔细搜罗选拔人才，精心培养人才。大概只有侥幸而得选上的，怎么会有多才多艺而不被提拔举用的呢？诸位学生只需担心学业不能精进，不要怕主管部门官吏不够英明；只要担心德行不能成就，不要担心主管部门官吏不公正。”

话还没有说完，就有人在行列里笑道：“先生在欺骗我们吧？我们这些学生跟随先生，到现在已经好几年了。先生嘴里不断地诵读六经的文章，两手不停地翻阅着诸子百家的著作。对记事一类的著作一定要找出它的重点，对立论一类的著作一定要探索它的道理。贪图一定要有收获，大的小的方面都不舍弃。晚上点起灯烛继续白天的学习，总是劳累地度过一年又一年。先生的学习可以说勤奋了。抵制、批驳异端邪说，排斥佛家与道家学说，填补儒学的缺漏，阐发精深微妙的义理。探寻已衰落的儒学的源头，独自广泛搜寻、遥承前圣。指导异端学说就像防堵纵横奔流的各条川河，引导它们东注大海；挽救儒家学说就像挽回已经倒下的宏大波澜。（以力挽狂澜的气魄，使各家学说都归于儒家正统。）先生您对于儒学，可以说是有功劳（奉献很多）了。心神沉浸在儒家经典的深邃意蕴里，仔细地品味咀嚼其中精华，写的文章，堆满了屋子。（著作等身）上取法于《虞书》、《夏书》内容的博大精深，《周书》、《殷书》语言的简古艰深，《春秋》语言的精练准确，《左传》文辞的铺张夸饰；《易经》变化奇妙而有法度，《诗经》思想纯正而有文采；下及《庄子》、《离骚》、《史记》：扬雄、司马相如的辞赋，同样巧妙但曲调各异。先生的文章可以说是内容深广，语言奔放了。先生少年时代就开始懂得学习，敢作敢为，长大之后通晓道理，举止行为都合适得体。先生的做人，可以说是完美的了。可是您在朝廷上不能被皇帝和其他大臣信任，在私下里得不到朋友的帮助。进退两难，动不动便被责备。刚当上御史就被贬到南方边远地区。做了三年国子博士，也因职务闲散，表现不出治理的成绩。您的命运与仇敌相联系，不时遭受失败。冬天气候还算暖和的日子里，您的儿女们已为缺衣少穿而哭着喊冷；年成丰收而您的夫人却仍为食粮不足而啼说饥饿。您也头秃齿落，这样一直到死，有什么好处呢？您怎么不知道想想这些，倒反而来教训别人呢？”

韩愈说：“唉，你到前面来！要知道那些大的木材做屋梁，小的木材做瓦椽，做斗栱，短椽的，做门臼、门橛、门闩、门柱的，都量材使用，各适其宜而建成房屋，这是工匠的精巧啊。贵重的地榆、朱砂，天麻、龙芝，低贱的牛尿、马勃，破旧的鼓皮，全都收集，储藏齐备，等到需用的时候就没有遗漏的，这是医师的高明啊。提拔人才英明；选用人才公平。聪明的人和愚笨的人都得到任用，性格内向的成为美好的人才，卓越的成为优秀的人才，比较各人的短处，衡量各人长处，按照他们的具体才干分配适当的职务，这是宰相的方法用人之道啊。从前孟轲有好辩的名声，孔子之道借此得以阐明，他周游列国，最后却老死在途中。荀况恪守正道，弘扬儒家学说，因为逃避谗言到了楚国，却还是丢官而死在兰陵。这两位大儒，言论成为经典，行为成为法则，远远超越常人，已进入圣人境界，可是他们在世上的遭遇怎么样呢？现在你们的先生学习虽然勤劳却不能遵循道统，言论虽然不少却没有切中要害，文章虽然写得出奇却无益于经世致用，行为虽然显得很有修养，却并没有突出于一般人的表现。这样尚且还每月浪费国家的俸禄，每年消耗国库里的粮食；儿子不懂得耕地，妻子不懂得织布；出门乘着车马，后面跟着仆人，安安稳稳地坐着吃饭。局局促促地按常规行事，眼光狭窄地在古籍里抄袭陈言。尽管这样，然而圣明的君主不责备我，宰相大臣不斥责我，这岂不是十分幸运吗？有所举动就遭到毁谤，名声也随之败坏。被放置在闲散的位置上，实在是恰如其份的。至于计算俸禄的有无，计较品级的高低，忘记了自己的才能与什么相称，指摘比我地位高的人缺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责问工匠为什么不用小木桩做楹柱，非议医师用菖蒲延年益寿，却想推荐他的猪苓啊！

1、《论语》：《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结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写而成，至战国前期成书。全书共20篇492章，以语录体为主，叙事体为辅，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孔子的政治主张、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育原则等。

2、《中庸》：儒家论述人生修养境界的一部道德哲学专著，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之一，原是《礼记》第三十一篇，相传为战国时期子思所作。其内容肯定“中庸”是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把“诚”看成是世界的本体，认为“至诚”则达到人生的最高境界，并提出“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学习过程和认识方法。宋代从《礼记》中抽出，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

3、《孟子》：《四书 》之一。战国中期孟子及其弟子万章、公孙丑等著，为孟子、孟子弟子所作。最早见于赵岐《孟子题辞》：“此书，孟子之所作也，故总谓之《孟子》”。

4、《大学》是一篇论述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思想的散文，原是《小戴礼记》第四十二篇，相传为曾子所作，实为秦汉时儒家作品，是一部中国古代讨论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经北宋程颢、程颐竭力尊崇，南宋朱熹又作《大学章句》，最终和《中庸》、《论语》、《孟子》并称“四书”。宋、元以后，《大学》成为学校官定的教科书和科举考试的必读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5、《三字经》：中国的传统启蒙教材。在中国古代经典当中，《三字经》是最浅显易懂的读本之一。《三字经》取材典范，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历史、哲学、天文地理、人伦义理、忠孝节义等等，而核心思想又包括了“仁，义，诚，敬，孝。”背诵《三字经》的同时，就了解了常识、传统国学及历史故事，以及故事内涵中的做人做事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