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答案

中药文化 底蕴丰富

说到中国的药文化，由于它有着数千年的悠久历史，所以其底蕴十分丰富。然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其丰富的文化内涵缺乏全面深刻的理解，故而导致某些误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长期以来，我们对药文化的研究与宣传，力度很不够，长此以往，无疑对中药事业的继承、发展与推广是十分不利的。这里，择其要者，略加论述，以飨读者。在中国古籍中通称“本草”。我国最早的一部中药学专著是汉代的《神农本草经》，唐代由政府颁布的《新修本草》是世界上最早的药典。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总结了16世纪以前的药物经验，对后世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药按加工工艺分为中成药、中药材。

有人说中药就是树皮，草根，这话说对了一部分。

中药离不开树皮，草根，如苦楝根皮，牡丹皮，茜草根，白茅根等均是中药，但不是所有的树皮，草根都是中药；中药主要起源于中国，除了植物药以外，动物药如蛇胆，熊胆，五步蛇，鹿茸，鹿角等，介壳类如珍珠，海蛤壳，矿物类如龙骨，磁石等，都是用来治病的中药。少数中药源于外国，如西洋参。

目前，随着对中药资源的开发和研究，许多民间药物也归入中药的范畴。所以，中药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用于防治疾病的植物，动物矿物及其加工品，不论产于中国，外国均称中药。中药有着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充分反映了我国自然资源及历史，文化等方面的特点。

其一，毒药非“毒”

追溯到远古神农时代，《淮南子·修务训》中这样记载：“神农……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避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二毒。”由此，古代把所有治病的药物泛称“毒药”。《素问·异法方宜论》说：“其病生于内，其治宜毒药。”在古人看来，是药三分毒，实际上是指药物的特性；后来才用以专指毒性较大的药物。《医学问答》对此有解释：“夫药本毒药，故神农辨百草谓之‘尝毒'。药之治病，无非以毒拔毒，以毒解毒。”医圣张仲景更有精辟之论：“药，谓草、木、虫、鱼、禽、兽之类，以能治病，皆谓之毒”，“大凡可避邪安正者，均可称之为毒药。”神农一日而遇七十二毒，是说他一日之中，辨别了 70余种药物的特性。药之特性，用对了可以治病救人，用错了就会伤人害命。对中药，一言以敝之，就是用毒药治病。神农尝百草的本草，是一种勇于探索的伟大义举，是一种舍生忘死的高尚行为。无怪对起步于先秦、成书于东汉、历经几百年、融汇了几代医药学家的辛勤劳动与智慧的第一部中药学巨著，作者们宁肯要隐去自己的姓名，而冠以“神农”之名——《神农本草经》，除了受托古之风的影响之外，恐怕也是对这位中华民族药物学的圣祖的一种纪念吧 ! 由此不难看出，“毒药”一词的丰富文化内涵。正是这毒药，为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疗病保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其二，四气疗疾

中药有“气”，“气”是什么？它能治病？我们的回答都是肯定的。在《神农本草经》中说：“药又有寒、热、温、凉四气。”“疗寒以热药，疗热以寒药。”药之“四气”便由此而来。中医药理论中说到“气”，居然有 27个义项。这个“气”，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而是特指“药性”。我们的先祖用寒、热、温、凉来诠释药的特性，比“毒”要具体、科学多了，这中药的补，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别具文化情趣。有补气、补心、补血、补肾、补脾、补肝、补肺、补阴、补阳等等，与之相应的 方药有“补心丹、补肝散、补肺散、四物汤、归脾汤、补阴丸、补血荣筋丸、补中益气汤、四君子汤、杞菊地黄丸、六味地黄丸、百合固金汤、补阳还五汤、补肾磁石丸、补肺阿胶汤等等，有以上功能的单味药，不下数十种，举不胜举。此类补法多是补脏气。这个“补”，是调理、增强的意思；这个“气”，是指生理功能，即用药物来调理增强五脏六腑的生理功能，使之发挥正常作用，充分体现中药对人体功能器官治本的作用。《神农本草经》中把药分为上、中、下三品 (即“类”)，并说：“上药养命，中药养性，下药治病。”又说：“上药……为君，主养命以应天”，“中药……为臣，主养性以应人”，“下药……为佐使，主治病以应地”。

所谓养命、养性，都是突出了中药调养人体的功效，从而保证机体、各个器官组织的功能正常，这就是许多人信奉中药的原因之一。这是中药学的进步，也是它的特色，这其中也充满了文化意味。中药的这种特性，被一一体现在每一味药中，因为它对于疗疾治病十分重要。对于寒病就要用热性药，对于热病就要用寒性药，这里药性与病性是相逆的，所谓相反相成，这就是药文化的一种具体表现。若非如此，如果“以热益热 (用热药治热病，下句仿此)，以寒增寒”，就会导致“精气内伤，不见(现)于外”，这是治疗上的严重失误 (《汉书·艺文志·文技略》)。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中严肃地批判了那些“寒而冷之(是寒病，却用寒使病症更寒，下句仿此 )，热而温之”的医生，“是重加(即加重)其病”，必导致死亡。中医药学上称这种用药方法为“正治”，即常规治法。还用一种“反治”，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由此可见，运用药的“四气”来治病，是多么重要，许多服用过中药的人，或许对此知之甚少。

其三，药补趣话

此外，还有味补。《神农本草经》中说：“药有酸、咸、甘、苦、辛五味”。这五味对人体有何作用呢？在《素问·宣明五气篇》中讲得明白：“五味所入 (即进的器官)：酸入肝、苦入心、甘入脾、辛入肺、咸入肾”。可见药味不同，功效各异，原因是，酸味能收能涩，苦味能泄能燥，甘味能补能缓，辛味能散能行，咸味能软坚润下。根据五味的药用功能与进入相应脏腑的情况，也可以发挥其“补” (或补养、或调理)的作用。这些恐怕都是一般人并不熟知内涵。更有出人意料的补，将在本文“其五”中有述。

其四，君臣佐使

君臣本是一个政治术语，古代天子、诸侯都称君，辅佐君者称为臣，君臣有着严格的等级之分。古代药学家将它引入药物配伍组方中，成为方剂组成的基本原则。早在西汉初年成书的《素问·至真要大论》中，岐伯回答黄帝关于“方制君臣”时说：“主病之谓君，佐君之谓臣，应臣之谓使”，《神农本草经》说：“药有君、臣、佐、使，以相宣欇”。明代的何伯斋更进一步阐释说：“大抵药之治病，各有所主，主治者，君也；辅治者，臣也；与君药相反而相助者，佐也；引经使治病之药至病所者，使也”。十分清楚地讲明了君、臣、佐、使之药的功能。更详尽一点说，君药是针对主病或主证，起主要作用的药物，按需要可用一味或几味；臣药是辅助君药加强治疗主病或主证作用的药物，或者是对兼病或兼证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佐药是辅助君臣药起治疗作用，或治疗次要症状，或消除 (减轻)君、臣药的毒性，或用于反佐药，使药是起引经或调和作用的药物。以《伤寒论》中第一方“麻黄汤”为例，主治外感风寒的表实证。君药——麻黄 (3两)，辛温，发汗解表以散风寒，宣发肺气以平喘逆。臣药——桂枝 (2两)，辛甘温，温经和营，助麻黄发汗解表。佐药——杏仁(70个)，苦温，降肺气助麻黄平喘。使药——炙甘草(1两)，苦温，调和诸药又制约麻、桂发汗太过。麻、桂、杏皆入肺，有引经之效，故不再用引经的使药。麻黄、桂枝、杏仁、炙甘草的药性有有次，相互制约又相互补充，协调作用，形成一股强大的药力，去攻克外感风寒这一堡垒，临床疗效十分显著，成为千古名方、经方。中药方剂的组成不是几种药物的简单组合，而是在丰富的临床实践基本上形成的一个有机的整体。其中文化内涵的核心就是儒家所强调的“和”。

其五，药中哲理

中药自有它的药理，如前所述；还有它的哲理，常为人所忽视或不识。我们知道，哲学是教人如何以更高层次认识事物、认识世界，并从中找出规律，以更好地指导我们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这里仅就药中哲理略谈一二。 (一)药性有“阴阳”：“阴阳”本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个概念，它概括了天下万物相对的两种不同属性，大至宇宙天地，小至草木鱼虫的矛盾与对立、共性与个性，无不尽在其中。这里仅择一些与自然、医药、人身有关的概念，以见一斑：天地、日月、男女、刚柔、动静、升降、生死、长消、寒热、正邪、益损、增减、气血、脏腑……《神农本草经》说：“药有阴阳配合，子母兄弟。”后世医药学家多用“阴阳”来阐释药理。金代医家李杲在《东垣十书·汤液本草》的“药类法象”一章中说道：“温凉寒热，四气是也。温热者，天之阳也；凉寒者，天之阴也。此乃天之阴阳也……辛甘淡酸苦咸，五味是也。辛甘淡者，地之阳也；酸苦咸，地之阴也。此乃地之阴阳也。味之薄者，为阴中之阳，味薄则通，酸苦咸平是也；味之厚者，为阴中之阴，味厚则泄，酸苦咸寒是也。气之厚者，为阳中之阳，气厚则发热，辛甘温热是也；气之薄者，为阳中之阴，气薄则发泄，辛甘淡平凉寒是也……气味辛甘发散为阳，酸甘涌泄为阴。”通过阴阳，既阐释了药之特性，又阐明了药之功效，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规律性。(二)治则有“反治”。在其二中提到了“正治”，还有“反治”。反治与正治相反，是当疾病出现假象，或大寒证、大热证时，对正治法发生格拒而采用的治法。其中有“热因寒用”，是以热药来治疗真寒假热证，要佐以少量寒药，或热药凉服才发挥作用；有“寒因热用”，是指用寒凉药治真热假寒证，要佐以少量温热药，或寒药热饮才发挥作用。这既体现了中医的辨证，又体现了用药的辩证法，具有很深的哲学内涵，这是中医药文化的独特之处。(三)补益有哲理。在其三中，讲到两方面的药补，金代医家张以正论补，颇具哲理，别树一帜。1、他在《汗下吐三法该尽治病诠》一文中，从扶正祛邪的角度，按照中医五行理论，认为祛邪就是扶正，独出心裁，提出了与《素问》不同的“五补”：“辛补肝，咸补心，甘补肾，酸补脾，苦补肺”的观点。以“辛”为例，辛味原本入肺，属金；肝属木，金能克木，所以用“辛补肝”(以下均仿此)。张以正治病强调以祛邪为主，认为邪去正自安，偏重攻法，他所谓“补”，实际上已含有“攻治”的意味，后世称他为“攻下派”。2、他在《补论》中，更是高论迭出：“予请为言补之法，大抵有余者损之，不足的补之，是则补之义也。阳有余而阴不足，则当损阳而补阴；阴有余而阳不足，则当损阴而补阳”。那么，具体如何补呢？他是这样阐述的：是热证，就用芒硝大黄一类的寒药，为了“损阳而补阴”；是寒证，就用干姜附子一类的热药，为了“损阴而补阳”。他的结论语出惊人：“岂可以热药而云补乎哉？而寒药亦有补之义也。”仅此二例便可以看出，这正是张从正所以能自成一家的超人之处。其中的哲理和文化底蕴，需要我们细细品味，方解药文化之三昧。(四)用药讲“中和”。“中和”是儒家的哲学，认为能“致中和”，则无事不达于和谐的境界。《说文》云：“……事之调适者谓之和。”中和，用于药理之中，含义有三层：一是调和，以不同的因素适度配合，使之比例恰当，如厨师之烹调羹汤，含有方法的意思；二是和谐、均衡、统一的状态。“和”是天下共行的大道。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是说君子用自己的正确意见来纠正别人的错误意见，使一切做到恰到好处，却不肯盲目附和。可见，君子是很懂得“和”的道理的，我们的古代医药家们就是这样的君子!杨伯峻在《论语注释》中形象地解释“和”：“和，如五味之调合，八音之和谐，一定要有水、火、酱、醋各种不同的材料才能调和滋味；一定要有高下、长短、疾徐各种不同的声调才能使乐曲和谐。”君臣佐使之中，还有一个最佳组合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麻黄汤中的几味药能达到最佳的辛温解表之效，而麻黄与细辛、羌活等辛温解表药物相配，却达不到这种效果的原因。君臣之间，不但有相互协调(配合)的关系，还有相互制约的关系，晏子说：“君臣亦然。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而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何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意思是：君臣也是这样，不能君说可，臣也说可；君说否，臣也说否，这样“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一，谁能听之？”应当君说可，臣献其否成全可，反之亦然。方药中的君臣，也是这样的道理。从麻杏石甘汤，是治疗邪热壅肺的名方，用麻黄为君药，宣肺平喘，是“火郁发之”之义，但其性温，故配辛甘大寒之石膏为臣药，石膏既可清宣肺热，又可制约麻黄温性，使其去性存用，两者相配，肺郁解，肺热清，咳喘平，疗效可靠，深得配伍变通之妙，此可谓“臣献其可而去其否”之范例。我想，中药方剂之所以有数千年的生命力，决不是偶然的，我们在本文中所提及的其二、其三、其四及其五的内容，在世界药学理论和文化中，都是独具特色、独一无二的。它们不仅融汇了我们祖先在药学上的唯物辩证的睿智，而且形成了中药方剂必须遵循的圭臬，还具有极其丰厚的文化底蕴。

其六，用药有兵法

古人说：“用药如用兵，任医如任将。”用兵用兵法上的战略和战术，而用药也是如此，不但要熟知药性，更要切中病机，有的放矢，才能达到治病的目的。若说用药如用兵，就必须要了解它们的比拟中的联系：药有性属类别，兵有种类装备；药有轻用重用，兵有辅攻主攻；药有缓急攻补，兵有虚实强弱；药有配伍精良，兵有出奇制胜……清代名医徐大椿，不仅精通医术，而且深谙兵法，“舞刀夺槊、勾卒嬴越(布阵指挥作战)之法，靡不宣(广泛)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曾专著《用药如用兵论》，以讲述其中的道理。他十分形象而透辟地论述道：对于循着六经传变的病邪，要预先占据它尚未侵袭的部位，就好比切断敌军的必经之路一样；对来势凶猛的病邪，要赶快守护那尚未致病的部位，就好比守卫我方险要的疆土一样；对挟带积食而造成的疾病，要首先消除积食，就好比敌方的辎车粮食已经烧毁一样；对新旧病的并发症，一定要防止新旧病邪会合，就好比切断敌方的内应一样……此外，还说到用药要辨明经络，好比派出侦察部队；依据病的寒热有反治之法，好比实施分化离间的策略……病势正在发展，就不宜在病邪猖獗时攻治，应坚守正气，好比使敌军疲惫；病势衰退，就一定要穷追病邪退去之处，再增加精锐药物，这好比摧毁敌人的巢穴。还涉及到许多方面，这里不一一例举。总之它充分启迪我们，在用药、用兵之间，去深入探讨其中的道理，决不是故意耸人听闻。徐大椿最后总结道：《孙子兵法》一书，治病的方法完全包括在里面了。多么催人深思

其七，中药理念

说到中药理念，似乎没有问题，但实际并非如此。在许多普通人、乃至专业人士中，仍对此存在模糊的认识。这里仅就一个热门话题“天然药物等于中药吗”谈谈看法。前些年当世界兴起“天然药物”热的时候，我们自己业内的人也主张用“天然药物”来取代“中药”，并说这是与世界接轨，是让西方人接受中药的一个重要举措。此举曾在药界掀起了不小的浪潮，一直延续至今。稍有知识的人都知道，“天然药物”的提出和兴起，是西方医药界针对西方人惧怕化学合成药物的毒副作用，从而转向自然界寻找新的药物途径，通过研究，从某些含有特殊药用成分的动植物身上，运用科技提取一种或(几种)药用成分，制成药物，用于临床，这无疑是当代制药学的一个新的领域、一种新的发展。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为什么有些人竟以接受新事物为幌子，一下子就联系上中药了，认为中药汤剂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草根树皮黑汤，既不卫生，又难喝，还说不清它的成分，实在可怕”；中药丸剂西方人说它是“一团黑乎乎的药丸，难以接受”。于是就下了这样的结论：中药落后，成分讲不清，应该赶紧改成“天然药物”，否则就会在国际上没有市场、没有前途。难道“中药”真的面临绝境，惨到要改名换姓才能生存的地步吗？我们的观点是明确的：“天然药物”不等同于“中药”，务请诸君保持清醒头脑。对于“天然药物”的概念与内涵，上文已做简述；而“中药”的概念与内涵，与之决不相同。尽管中药材大都取自“自然界”，有些也可以直接药用，但这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药”，我们称之为“中药”的，也不是可以笼统而言的，首先，是指经过炮制的各类饮片。炮制的作用，除了清除杂质，便于制剂和服用外，更重要的是消除或减低药物的毒性和副作用，改变药物的性能，加强疗效。以地黄为例，生地黄清热凉血，经用酒蒸晒成熟地黄之后，就具有温性而滋肾补血的功效。炮制总分为水制、火制、水火合制等。水制有洗、漂、泡、渍、水飞等；火制有煅、炮、煨、炒、烘、焙、炙等；水火合制有蒸、煮、淬等。而每一种方法中又细含若干种具体方法，其内涵是极其丰富的。而这些炮制方法，现在已成为我们国宝级的机密。其次，中药是指按照四气五味、君臣佐使等特性与法则配比而成的方剂药物，而不是随心所欲的杂合物，然后根据需要，或汤、或丸、或散、或膏……由此可见，“中药”与“天然药物”，既不可混为一谈，又不可相互取代。有着几千年历史的中药，有什么必要因“天然药物”的兴起，就乱了阵营，自动退避，主动靠拢，甚至要宣告投降呢？中药，就是中华民族的药，只有首先是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它的四气五味、君臣佐使、正治反治等一系列独特法则与文化内涵，是不可轻意弃置，更不可随意取代的。不能西方人说它是“一锅浓浓的黑汤”、“一团黑黑的药丸”，我们就自觉中药落后，没了底气。如果放弃了汤药，中医的特色(辨证论治)也就失去了光彩，后果严重。 现在有模糊数学、模糊逻辑，无疑都是高深的科学门类。由此我联想到了一锅汤药、一团药丸，目前对它们经过配比后的药物成分暂时说不清，那么，何不将它称之为“模糊药学”呢？由此我又联想到世界无论是自然界或是科学界不是有着许许多多的“模糊”难题在困惑着人类，等待我们去考察、研究、揭秘吗？对宇宙，我们知道了多少，又有多少模糊未知的，但是，我们不是有综合宇宙学吗？对人类居住的地球，我们依然存在许多模糊与未知，不是有综合地球学吗？就说对人体自身，我们到底还有多少模糊与未知，人类基因图谱的问世，无疑是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而综合性的人体科学还面临着多少有待探索的课题。人类不会因为对某种自然现象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人类不会因为对金字塔等许多古代建筑处于模糊之中，而去指责它们；人类更不会对自身的器官、组织、功能模糊不解，而去责怪它们……同理，人类暂时对一锅药汤、一个药丸的成分处于模糊之中，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何况它们已存在了几千年，救治和保养的人数以亿计，仅这一条就足以证明中药的科学性与实效性。我不相信把这些道理告诉西方人，他们还要跟中药较劲 !要让世人都知道中药的内涵、中药的文化，其底蕴是何其丰富!我们的任务，在把中药推向世界的同时，要加大药文化宣传的力度。我主张“中药”与“天然药物”应该相互并存、相互借鉴、友善共存、各谋发展。世界如此辽阔，人类如此之多，不可能容不下这两种事物同生共存。它们各有特色，各有优势，完全不必“合二为一”。是金子总在闪光。西方人不是照样吃上了中国的煎饼、油条、豆汁和菜肴吗？照样唱上了中国的歌曲、京剧，说上了中国的相声，穿上了中国的旗袍、布鞋吗？如果真有需要，外国人照样会喝中药汤、吃中药丸的。

中药的配伍

配伍是指有目的地按病情需要和药性特点，有选择地将两味以上药物配合同用。、疾病的发生和发展往往是错综复杂、瞬息万变的，常表现为虚实并见、寒热错杂、数病相兼，故单用一药是难以兼顾各方的。所以临床往往需要同时使用两种以上的药物。药物配合使用，药与药之间会发生某些相互作用，如有的能增强或降低原有药效，有的能抑制或消除毒副作用，有的则能产生或增强毒副反应。因此，在使用两味以上药物时，必须有所选择，这就提出了药物配伍关系问题。前人把单味药的应用同药与药之间的配伍关系称为药物为“七情”，“七情”之中，除单行者外，其余六个方面都是讲配伍关系。现分述如下： (一)单行：即不需配伍，单用一味药即可治愈疾病，称为单行。如清金散就是单用一味黄芩，治肺热咳血的病证。(二)相须：即将性能功效相类似的药物配合应用，以增强原有疗效。如石膏与知母配合，能明显增强清热泻火的治疗效果；大黄与芒硝配合，能明显增强攻下泻热的治疗效果；全蝎、蜈蚣同用，能明显增强止痉定搐的作用。(三)相使：即在性能功效方面有某些共性，或性能功效虽然不相同，但是治疗目的一致的药物配合应用，而以一种药为主，加一种药为辅，能提高主药疗效。如补气利水的黄芪与利水健脾的茯苓配合时，茯苓能提高黄芪补气利水的治疗效果。(四)相畏：即一种药物的毒性反应或副作用，能被另一种药物减轻或消除。如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能被生姜减轻或消除，所以说生半夏和生南星畏生姜。(五)相杀：即一种药物能减轻或消除另一种药物的毒性或副作用。如生姜能减轻或消除生半夏和生南星的毒性或副作用，所以说生姜杀生半夏和生南星。由此可知，相畏、相杀实际上是同一配伍关系的两种提法，是药物间相互对待而言的。(六)相恶：即两药合用，一种药物能使另一种药物原有功效降低，甚至丧失。如人参恶莱菔子，因莱菔子能削弱人参的补气作用。(七)相反：即两种药物合用，能产生或增强毒性反应或副作用。如“十八反”、“十九畏”中的若干药物。上述除单行外的六个方面，其变化关系可以概括为四项，即在配伍应用的情况下：①有些药物因产生协同作用而增进疗效，是临床用药时要充分利用的；②有些药物可能互相拮抗而抵消、削弱原有功效，用药时应加以注意；③有些药物则由于相互作用，而能减轻或消除原有的毒性或副作用，在应用毒性药或烈性药时必须考虑选用；④一些药物因相互作用而产生或增强毒副作用，属于配伍禁忌，原则上应避免配用。基于上述，可知从单味药到配伍应用，是通过很长的实践与认识过程逐渐积累丰富起来的。药物的配伍应用是中医用药的主要形式。药物按一定法度加以组合，并确定一定的分量比例，制成适当剂型，即为方剂。方剂是药物配伍的发展，也是药物配伍应用的较高形式。

伏羲是中医药学基础理论的奠基人，伏羲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学说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是中医药学得以传承发展的重要因素和核心内容，是中医药学创立形成发展生生不息的总源头。伏羲中医药学基础理论孕育了「天人合一」、「阴阳合一」，人与自然相统一的整体观，成为中华民族数千年灿烂文化之根和安身立命之圭臬。中医药学术流派在历史文献中最早可考分为三个流派：从伏羲制九针的传说到总结成《黄帝针灸》为一派；第二，由黄帝、岐伯讨论经脉的传说，到总结成《素女脉诀》为一派；第三，由神农氏尝百草的传说，到总结成《神农本草经》为一派。此后，中医史上名医辈出，学派如林……，可以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现就挖掘研究弘扬伏羲古中医药学文化作一探讨交流。敬请同仁斧正指导。

伏羲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是古中医药学文化的雏形

1、羲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是古中医药学的主要内容

太极是由无（元）极衍化而来。太极是伏羲对无极的升华，是仰观俯察的顿悟，是生活实践的总结，也是定天地、分阴阳、辨五行、演八卦，来表现生命运动变化规律的符号。伏羲是人祖，也是中医药学的始祖，为世景仰。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补叙：「余闻之先人曰：伏羲至纯厚，作《易》八卦。」东汉史学家班固的《汉书》突破了《史记》的界线，将上古帝王世系从黄帝推至伏羲，伏羲开始登上官定正史。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曰：「伏羲仰则观象于天，俯则法象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中华传统文化总是以一种特有的传承性渗透与其所属民族的各个学科领域，形成一以贯之的体系和系统。中医学本身就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之中，必然受到中华民族文化的影响。伏羲文化在中医学理论体系中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印迹，甚至成为中医理论的基础。对中医理论的理解必须寻求其得以形成的文化基因。如伏羲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哲学思想对中医药学的发展影响很大。伏羲是远古最早用太极阴阳符号来表示描述记载自然界事物特性的人。《卦台山》记：「伏羲在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三阳川渭南镇西北的卦台山，仰观俯察时，突然从渭河北岸九龙山之阳的龙马洞飞出一匹龙马，身负图案，飞落在分心(姓)石上，伏羲看到后，顿悟出世间之事原来只是阴阳而已。」于是用白点表示阳，黑点表示阴，用阴（--阴爻），阳（—阳爻）符号来区分男女性别，日、月、白、昼，表现宇宙自然、地理、气候、天文、人与自然环境、人体形态、脏腑、表里等。《周易·系辞上传》系辞曰：「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伏羲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学说思想在漫长的中国历史长河中，对其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从相互消长的发展中形成并奠定了古中医的理论构架，从而促进了中医药学的传承发展。

2、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是伏羲人与自然运动变化的特定符号

太极作为宇宙的本原名词，最早出现于《周易·系辞上传》：「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万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周易内传·系辞上》曰：「阴阳之本，绸温相得……，此所谓太极也。」《朱子语类》曰：「谓之太极者，所以指天地之万物之根也。」周敦颐《太极图说》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静极复动……。阴变阴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伏羲以太极、阴阳符号和五行八卦运动变化规律，揭示了人类认识自然，观察事物动静变化的客观规律。「以阴阳变化来阐释宇宙自然界万物变化的一切现象，启示天理亦即人道的变化法则，究明这一法则，就可以把握人生立身处世的要谛」。从元极、太极、阴阳、五行、八卦的变化演绎出了天人合一、对立统一、阴阳消长、整体观念、运动变化的生命哲学思想理论，成为我国古代易学、中医学、养生、道教、天文、地理等文化领域共同发展的基础理论。

　 伏羲古中医药学的基本内容

1、阴阳是伏羲古中医学最具代表的理论学说

阴阳是中医学的精髓理论，是辩证法，是方法论。阴阳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一对范畴，是代表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方面，是宇宙间一切事物和现象及其属性对立双方的概括。《类经·阴阳类》曰：「阴阳者，一分为二也。」阴阳学说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是整体性的，是阴阳二气对立统一的结果。《素问·阴阳应像大论》云： 「清阳于天，浊阴为地；地气上为云，天气下为雨。」以事物形态而言：活动的、外向的、上升的、阳热的、明亮的属阳，静止的、内向的、下降的、寒冷的、晦暗的属阴」。阴阳的对立统一观应用于中医学而言，则对机体具有推动、温煦、兴奋等作用者属阳，具有凝聚、滋润、抑制等作用者属阴。说明阴阳在一定条件下，可相互转化。《素问·阴阳离合论》曰「阴阳者，数之可十，推之可百，数之可千，推之可万，万之大不可胜数，然其要一也」。

《帝王世纪》云：「伏羲氏……乃尝百草而制九针，以拯妖枉焉」。伏羲尝百药创建了中国最早的中药学，天水自然地理湿润，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是野生药材生长得天独厚的天然药苑，天水山川有约600余种中草药，市场流通的常用的约400余种。我国学者张光华指出，远古时代生产力低下，人们采摘野果、根茎、花、叶为主要的食物，居住条件十分简陋，感风寒，中酷暑，食毒物，各种疾病随时发生。以伏羲为代表的中国先民，经过无数次的尝试，初步总结认识了生长在阴湿和阳坡地带，各种常见植物的药用价值，形成了中国最早的中药学。在治疗手段上，伏羲氏把目光投向砭石，用石头磨制成各种形状的石针，用以 人体阴经和阳经某些部位达到治疗的目的。但九针在此时尚无明确的名称，其名称的确定是《灵枢》作者的成就。但伏羲既以制出石针，最初的经络、穴位等在当时也应初现端倪，只是尚不如《灵枢》系统完整罢了。因此，数千年来伏羲被我国医药学界奉为医药学、针灸学的始祖。

2、五行学说对中医学的影响

五行学说在现实生活中应用极为普遍。五行（金、木、水、火、土）与阴阳一样，最初是独立的学说，随着伏羲阴阳、五行、八卦学说的广泛应用，其巫术、占卜、风水等的兴起，五行与阴阳被当时的不同学术流派综合推崇为阴阳五行学说，与远古及后世朴素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五行是构成物质世界所不可缺少的最基本物质。五行之中，东方通于木，西方属金，南方为火，北方为水，中间为土，这五种物质之间的相互滋生、相互制约的运动变化构成了自然界物质的不同属性。五行学说运用于中医学，主要是利用五种元素的特性来形容各脏腑器官的生理功能，以及阐明相互之间的关系、生理现象及病理变化。中医五脏学说脱胎于伏羲阴阳、五行、八卦学说。五行配五脏的规律是：火属心，水属肾，金属肺，土属脾，木属肝，为阴五行；五行配六腑，火属小肠，水属膀胱，木属胆，金属大肠，土属胃，为阳五行。外五行为：土主肌肉，口与四肢，木主筋骨，金主皮毛，火主血脉等。以心、肝、脾、肺、肾五脏为中心，建立起内合脏腑，外络躯体孔窍的协调网络，构成人体的五大系统，阐明了伏羲古中医的理法、方、药、证、治理论的体系及功能。五行学说是人与自然的整体学说，它涵盖著自然界的各方面，它不仅应用于中医学的脏腑学说而且还将人体的组织、情志、药物的性味、自然界的变化，风、暑、湿、燥、寒、生、长、化、收、藏，相生、相克、乘侮也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于指导人体生理、病理及疾病的防治。《金匮要略·脏腑经络先后病脉证篇》云：「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肝属木，脾属土，木能克土，所以见肝之病，则知肝当传之脾。说明疾病的传变，应提前预防。《内经·四气调神大论》曰：「圣人不治己病治未病」，是对伏羲古中医重视治未病思想的充分肯定。

3、阴阳、五行、八卦是伏羲古中医学的基础理论骨架

伏羲通过阴阳的变化，演绎组合出了四象和八卦（干、坎、艮、震、巽、离、坤、兑）。八卦是由阴爻与阳爻组成，「但通过排列组合便形成一种藉以通晓万物变化的体系，并成为后代中医的理论基础。中医经典《黄帝内经》、张仲景《伤寒杂病论》均以八卦作为阐述生理、病理、医理的理论骨架。」伏羲八卦将人体分成外五行、内五行。外五行以乾为首，坤为腹，震为足，巽为股，坎为耳，离为目，艮为手，兑为口。内五行即八卦配五脏：乾为肺，离为心，巽为胆，震为肝，艮为脾，坤为胃，坎为肾。由此而知，五脏的病理分为自身的阴阳失衡，及五行生克制化的失衡。伏羲古中医生命哲学思想的始终是在一个宏观的、整体的、自然的时空条件下，来认识人体所发生的一切病理变化。这是伏羲古中医能够得以延续传承发展的独有特色。

后世医家用八卦将耳、手、足、眼划分成八个部分，藉以解释疾病的生成与治疗。中医临床辨治疾病组方时，首先要看其病在何脏何腑。如失眠的病人多为肝肾阴虚或心肾不交，组方应取坎位，离位或震位，以滋补肝肾，温通心肾；如肺虚咳嗽的病人，多为脾肺两虚，组方应取坤位，兑位以培土生金，以达脾肺之功。在归经上同样辨识病在哪条经络。如脊背两侧膀胱经痛的病人，可取坎位，因坎卦属水对应任脉、耳、肾与膀胱；如病痛在脊椎者，取其乾位，乾卦属金，对应脊椎、督脉。」《黄帝内经·素问·金匮真言论》卷一云： 「言人身脏腑中阴阳，则脏者为阴，腑者为阳。肝、心、脾、肺、肾五脏为阴。胆、胃、大肠、小肠、膀胱、三焦六腑皆为阳」，描述了人体脏腑阴阳之分；《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卷一云：凡阴阳之要……阴平阳秘，精神乃治」，指出了人体内的「气」也有阴阳之区分。

伏羲古中医药学虽没有典籍秘藏，但其所创立的阴阳、五行、八卦学说，贯穿于中医的生理、病理、辨证、药性

中医基本理论－防治原则预防医学历来就重视预防，早在《内经》中就提出了“治未病”的预防思想，强调“防患于未然”。《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尤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１未病先防 就是在疾病未发生之前，做好各种预防工作，以防止疾病的发生。 疾病的发生，关系到邪正两个方面。邪气是导致疾病的重要条件，而正气不足是疾病发生的内在原因和根据。外邪通过内因而起作用。因此，治未病，必须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调养身体，提高正气抗邪能力，另一方面要防止病邪的侵害。２既病防变 是指如果疾病已经发生，则应争取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防止疾病的发展与传变。 治则 治则是指疾病的治疗法则。它是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精神指导下制定的，对临床治疗立法、处方、用药，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１治病求本 是指寻找出疾病的根本原因，并针对根本原因进行治疗。在临床运用这一治则时，必须正确掌握“逆者正治，从者反治”和“急则治标，缓则治本，标本兼治”等情况。 ２扶正与祛邪 疾病的过程，是正气与邪气矛盾双方相互斗争的过程。因而治疗疾病，就要扶助正气，祛除邪气，改变邪正双方的力量对比，使之有利于疾病向痊愈方向转化。３调整阴阳 疾病的发生，从根本上说是阴阳的相对平衡遭到破坏，出现偏胜偏衰的结果。因此，恢复阴阳的相对平衡，促进阴平阳秘，乃是临床治疗的根本法则之一。４调整脏腑功能 人体是一个有机的整体，脏与脏，腑与腑，脏与腑之间在生理上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在病理上则相互影响。因此，注意调整各脏腑之间的关系，使其功能协调，才能收到较好的治疗效果。５调理气血关系 气血是各脏腑及其它组织功能活动的主要物质基础，气血各有其功能，又相互为用。调理气血是以“有余泻之，不足补之”为原则，使它们的关系恢复协调。 ６因时、因地、因人制宜 由于疾病的发生、发展和转归，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时令气候、地理环境等，尤其是患者个体的体质因素，对疾病的影响更大。因此，在治疗疾病时，必须把这些方面的因素考虑进去，对具体情况做具体分析，区别对待，以制定出适宜的治疗方法。中医看舌头的道理舌诊中医看病，无论是谁，都要看看舌头，这是什么道理呢？ 原来，舌头和人体脏腑关系密切，观察舌头的变化情况，可以了解脏腑病变的寒热虚实，可以测知病情的深浅轻重，所以中医特别重视望舌，称为舌诊。 正常人的舌体柔软灵活，颜色淡红，富有生气，称为淡红舌。如果舌体变得转动不灵，表示病情严重；舌体的红色变浅，反映气血不足；舌体的红色加深，是热证的表现；舌体出现瘀点，瘀斑、又是瘀血证的常见征象；舌体淡白而肿胀，并出现齿印，反映病证属于虚寒性质；舌体瘦小、深红而开裂，则是阴虚有热的表现。 正常人的舌体表面铺有一层薄薄的苔垢，呈白色，干湿适度，中医称为正常舌苔，也叫薄白苔。外感疾病初起阶段的表证，舌苔较薄，涉及脏腑病变的里证，舌苔可以增厚。寒性病证的舌苔多呈白色，热性病证的舌苔多呈**，也有出现黑色的。舌苔干燥表示津液亏损，舌苔滑润表示湿浊不化。 现代医学的临床观察也表明，在许多疾病中，舌头确有各种各样的变化。脑溢血引起的偏瘫以及舌下神经麻痹的病人，舌头伸出来总是歪在一边。脑炎、甲状腺机能亢进以及某些神经官能症的病人，伸舌时常常出现颤抖。猩红热的病人，红肿的舌刺突出于光洁的舌面，状如草莓。恶性贫血的病人，舌乳头萎缩，舌面光滑。缺乏维生素B1的病人，肿胀的舌头被牙齿挤压而出现齿印。缺乏维生素B2的病人，舌乳头消失，舌尖和舌边往往会出现溃汤或开裂。淡白舌多见于各种贫血、慢性肾炎及慢性腹泻等；红绛舌多见于各种炎症感染；青紫舌多见于肝脏病、心脏病和各种癌症。 近年来，国外也很重视研究舌头与疾病的关系。例如德国有位学者发现肝硬化的患者常可见到舌头充血肿胀，呈蓝红色，称为“肝舌”。还有白血病常见舌溃疡，甲状腺机能减退者多见舌胖大，先天性心脏病人舌呈紫绀色，严重的阻塞性黄疸病人舌边有时可见**素沉着，尿毒症晚期病人的舌上有时可见白霜样的尿素结晶，等等。 由此可知，无论古今中外，都发现舌头与疾病的密切关系，体内许多疾病都可通过舌头反映出来，舌头是人体的一面镜子。中医诊脉中医看病，总要摸脉，因为通过脉象的变化，既可以搜集病情资料，又可以了解正气的强弱，还有助于预测病情是趋于好转或是趋向恶化。 感冒了，将手轻轻按在桡动脉上，常能明显地觉察到脉搏的跳动，称为浮脉，中医形容它好象是木头漂在水面上一样，所谓浮脉如“水中漂木”。浮脉在其他外感疾病的初期阶段也常见到，表示病变部位较浅。如果必须用力按压，才能触知脉搏的跳动，称为沉脉，常见于不少慢性病，表示病变部位较深，已经涉及脏腑。脉搏跳动增快，称为数脉，大多是热性病证的反映。脉搏跳动减慢，称为迟脉，含有姗姗来迟的意思，是寒性病症的表现。脉搏跳动无力，称为虚脉，说明正气不足。如果病人气阴两虚，常常出现一种细弱的脉象，中医形容它是“细如丝线”。脉搏跳动有力，称为实脉，表示正气尚强。如果病人正气旺盛，而邪热也盛，往往出现一种洪大的脉象，好象波涛汹涌，来盛去衰。 有些脉象，对于某些疾病有比较重要的参考价值。比如脉象不柔和，绷得较紧，好象按在弓弦上一样，称为弦脉，往往提示病人可能患有动脉硬化症或高血压病。脉搏跳动不规则，常有停顿，或时强时弱，称为结代脉，大多见于心脏病人。脉搏往来流利，称为滑脉，中医形容它是“如珠走盘”，一般多见于痰饮病人，但也不可一概而论，弦脉也常见于一般痛症或外感病证，偶尔的结代脉有时心脏并无疾病，至于滑脉在正常的妊娠妇女中更是常见。 脉象还有助于判断预后，病情虽然沉重，但脉象和缓和力，仍有转机；如果脉象细微欲绝，简直摸不清楚，则是预后不良的象征。 总而言之，摸脉是一种重要的诊病手段，也是中医诊病的一种独特方法，是四诊中的重要环节。中医经过长期体验，对脉诊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且有不少脉学专著，如晋代王叔和的《脉经》，明代李时珍的《濒湖脉学》等。现代对脉象也进行了不少研究，有人用脉象仪初步描出了各种不同的脉象；有人用心电图研究脉象产生的原理。中医治疗中的辨证观标本缓急：所谓疾病的标本反映了疾病的本质与现象、原因与结果、原生与派生等各方面的矛盾关系。中医学在“标本缓急”理论中，已经触及到根本矛盾、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关系问题。“本”，类似疾病的根本矛盾；标，类似被根本矛盾所规定和影响着的其他矛盾。在疾病存在的整个过程中，其根本矛盾，即“本”的性质没有发生变化，但被根本矛盾所规定或由根本矛盾所派生的其它矛盾，即“标”，却有的产生了，有的激化了，有的发展了。但是，治病必须抓住疾病的根本矛盾，即所谓“治病必求其本”。有名医学古话为“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 正治反治：在区分了疾病的标本，确定了治疗的主次先后之后，就要采取措施进行治疗，使阴阳的相对平衡得以恢复。总的治疗原则就是一个，即针锋相对；证候所反映的阴阳失调状况，我们就利用纠正这种阴阳失调状况的治疗方法。如热者寒之，寒者热之，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塞因塞用等，借以帮助机体恢复平衡状态。中医学关于应用与证候性质相反的药物进行治疗的原则，正是自发地利用了矛盾对立双方既斗争、又统一的辩证法原理。正治反治不仅运用了矛盾的斗争性，也运用了矛盾的同一性。 异法方宜：中医学认为疾病的种类和病人的条件是复杂多样的。同一种疾病的分型和病人的条件是复杂多样的。同一种疾病，由于地域、气候、季节、生活、环境、职业、体质等不同，治法就应有所不同。治疗疾病既要考虑矛盾的普遍性，又要考虑矛盾的特殊性，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如《医门法律早明内经法律》指出，“凡治病不察五方风气，衣食居处各不相同，一概施治，药不中窍，医之过也”。中医“异法方宜”的治疗原则，确实蕴含着把事物的普遍性和特殊性结合起来的辩证法思想。 病治异同：所谓病治异同，包括“同病异治”和“异病同治”两个方面，这是中医治疗上的灵活性。同一疾病，可因人、因时、因地而治法不同。或由于病情的发展，病机的变化，以及邪正消长的差异，治疗上应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治法，谓之“同病异治”。不同的病证，在其发展过种中，出现了相同的病机变化时，也可采取相同的方法进行治疗，谓之“异病同治 "学医要善体物性祖国医学最讲援物比类，从物象中寻求医药的道理。因为中医学重要的思想之一，就是人与自然相应。用物理来解释医理，在祖国医学中时常见到。 例如，一般用于药物和诊断治疗的五行归类。肾主水，色黑，凡药物色黑而多汁者，如玄参、补骨脂等，认为属肾家药，可以治肾。如病人面青，可以诊断为肝病等等。但是，从物理体会医理，更是学医者应当时时、事事留意的地方。古时候有名的医家，讲究此道，对医术的提高很有帮助。例如吴鞠通《温病条辨》中关于桑叶理肺的论述，从桑叶芳香有细毛，横纹最多，体察出它能够走肺而宣肺气，用以创制桑菊饮，治疗风温轻证但咳，身不甚热，微渴者颇效，即是善从物性学医者。这些地方值行我们认真加以总结。 余晚年治病主张认病在治疗之行，医贵中正，药法自然，这点认识，正得之于对物性的体认。 譬如弈道，可以适于医道。记得有这样一个故事：清朝有个叫粱魏今的人，是下围棋的国手，施定庵拜在他门下，跟他学棋，只争（差）一先。有一天，他与定庵共游岘山，见山下出泉潆漾纡徐，非常高兴，就对施说：“子之艺工矣！动究心于此乎？行乎当行，止乎当止，任其自然，而与物无竞，乃弈之道也。子锐意深求，则过犹不及，故三载未脱一先耳。”从此定庵乃悟化机之流行无迹象，百工造极，咸出自然，则棋之止于中正，犹琴之止于淡雅。于是益穷向背之由于未形，而决胜负之源于布局，而技大进，终成国手。 这些故事说明弈棋的道理可以从泉水悟得，弈之道如此，医之道亦如此。布局在弈棋之先，苟穷理辨证之不足，虽有奇方妙药，亦无所措手。病不能识，何以言治。另外弈随棋转，当行则行，当止则止，与泉水之出一样，必顺其势而利导之。用药也是如此，药随证转，过与不及皆非其治。懂得了这个道理，医术自可精进。这些地方正是物性给人的启示，是一般书本中没有的。可见善学医者，还应善体物性。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说明人是每天离不开饮食的。但是，若无一副健全的胃肠消化器官，纵然有满桌的美味佳肴，确也有点儿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因为脾胃功能不好的人，往往在美餐之后，有得不偿失之感，甚至会因此而加重脾胃疾病。因此，脾胃消化吸收功能的好坏，将直接关系到人体的健康与长寿。 中医学认为：胃主受纳，脾主运化。这是指吃到嘴里的食物，首先要经过牙齿咀嚼，唾液拌和，下咽至胃，由胃受纳。然后经胃之腐熟，分解混匀成食糜，通过“胃气主降”的作用，将食糜运送至十二指肠、空肠，这就是中医所指的“脾运”功能。食物在胃、胰等胃肠激素的作用下，促进胃蛋白酶、胰酶等消化酶的大量分泌，将“水谷精微”中的氨基酸、葡萄糖、甘油脂肪酸等营养物质，依赖“脾气主升”的作用，经气、血、津液的运行而输布到全身。这个过程，则可以理解为脾所主“化”的生理作用，由此可见，所谓“脾主运化”，“运”指机械性消化，“化”指化学性消化及其代谢过程而已。 但是，脾胃虽为人体的消化器官，运化水谷精微之枢纽，若要完成饮食营养的消化吸收，合成新的气、血、精、津液的全过程，还必须得依赖心、肝、胆、胰、肺等其他脏腑的相互配合。需要说明的是，中医所讲的脾，并不是西医解剖学中的脾脏，而是既泛指脐周腹部小肠的消化吸收，又概括了胃、肠、肝、胆、胰等消化器官的生理功能。因此，脾胃功能健全，则体丰肤泽，面色红润，四肢强劲，精力充沛；反之则肌肉消瘦，面色萎黄，四肢无力，神疲力乏。 “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这是古人用以观察病人病势轻重进退、生死存亡的辨别方法。也就是说人在生病时，只要还能吃饭，表明胃气尚存，气血化源未绝，谓之“有胃气则生”，病势可望由重转轻，预后良好。若病到已不能进食，标志胃气已绝，气血生化无源，便是“无胃气则死”，病热将由轻转重，逐渐恶化，危及生命。所以中医古书《内经》说“安谷者昌，约谷者亡。”例如三国时代的蜀国丞相诸葛亮，他之所以活了54岁就死了，主要在于他平日政事烦多，操心费力，又长期进食甚少，导致思虑伤脾、营养不足、胃气衰败的缘故。这就告诫人们：若不注意日常的饮食起居，不护养胃气，就有可能损害健康，缩短寿命。中医认为，导致脾胃疾病的原因，不外乎饮食不节、寒热不适，或情志郁闷、忧思困脾等因素，因此预防上亦要从节饮食、适寒热、畅情志这三方面做起。《脾胃论》说：“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治脾胃即可以安五脏”。这不仅使我们对脾胃认识有所启发，同时对我们临床治疗脾胃疾病亦有所借鉴。 脾胃既是人体五脏六腑气机升降的枢纽，也是人体气血生化之源和赖以生存的“水谷之海”。历来有“肾为先天之本，脾为后天之本”的说法，因此，我们说“脾胃是生命的根本”。

决不可死搬、硬搬、照搬。任何东西都得活学活用，灵活运用；决不可形而上学，本本主义。简单讲：一、内经，伤寒论，距今已有近二千年和二千年以上的 历史 。随着时代的变迁，大自然的变化，其内容已经不完全适应现代人体和疾病的需求。二、脉经，脉学两本书，28种脉象，没有分清男女，阳阴，乾坤，天地，气血，男女脉象根本不同。所以，应祛其精粕，取其精华，活学活用，灵活运用才行。

中医理论的运用，是唯物主义辩证法，用阴阳五行的相生相克即对立又统一的辩证哲学理论，应用于临床辩证施治，采用吸取精华，去除糟粕。西医是用 科技 手段来诊断治疗，两者不同不能并论。不能对经典和古籍怀有完全的怀疑，应当用哲学辩证的观点来看待。

经典古籍都是古圣先贤发现的自然法则，和积累的客观资料。不是古人编造的。为什么要怀疑呢？但学中医可不容易，中医是相当细致的。如果心在名利上，还是不要学了。有个老中医说仁心仁术。明白了吗？

读死书，死读书，没有任何意义，要从无字处看出字来才算是会读书会看书才能学到真东西，这是个悟性问题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智商，死记硬背只可用来考证，那个证对临床治病没有任何意义，只是个摆设试看医大毕业生考上证以后有几个能成为中医高手的？相反的是高手大部分都是民间没证的。

当然不是。原因有三。

一中医作为中国医学最古老的医术，其既尊重自然又贴合人性，所以才能绵延几千年价值不变。这其中的精髓不是一般人能轻易掌握和悟到的。

二几千年前的人类，原始的环境、纯净的人性、简单的生活、天然的食材、本能的求生方式、纯粹的思维逻辑，简练的交流表达，都与当今的繁华繁杂、科学 科技 粘不上边儿。那叫“纯”人类“纯”人生。所患疾病也是此时此刻、此情此景下的没有现代“文明”的“自然”病。

所以那时候医家们留下的古籍经典，才是最能体现人体本能和自然法则合二为一的瑰宝。

我们可以理解不透、可以有所质疑、可以闲赋一些，但不要摒弃、不要怀疑，因为谁也不知道几千年前的作者究竟经历了什么、谁也不知道当时简陋的文字里面深藏了怎样的智慧。

三、时代变了、环境变了、人们的生活习惯变了、饮食结构变了、劳作方式变了、医疗条件变了……这是好事儿，但这并不意味着五脏六腑的功能变了。相反本人认为是我们伤害五脏六腑的方式更多种多样了。

我认为我们人类有必要反思一下、返古一下，简单一下、简朴一下，安静一下、静思一下，多读读古籍经典，多悟悟个中精粹。

西医主要是快刀斩乱麻，要么医好，要么医死。而中医中药治人虽疗效慢些，但付作用比西医小，有的慢性病，用西医治很难断根，中医标本兼治，一旦治好，很可能终身不会复发，所以中医结合是最佳的方案。

这是不对m，

怀疑中医经典，得学富五车，博古通今，实事求是地说出事实与理论依据，让事实证实千百年来存在的错误例证，你能做到吗“经典”也会高兴和欣慰的，说明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继有人阿。

关键在于你是否有这个能力去怀疑，你的怀疑是对的还是错的？这个问题实际在中医药传承的数千年当中，无数比你聪明睿智得多的人进行了无数次尝试，而这些人的尝试最终都以对中医药经典的拜服告终，你是否认为你有足够的能力超越前人的智慧以及可以颠覆数千年无数代人在更加不计其数的身上成功的验证？西医人从清朝甚至更早就不停的在怀疑和试图对中医药证伪，而每一次都失败了，最终不得不每天研究中医药，试图找到可以山寨中医药的办法，远的不说，就说比较近的，天花知道吧？西方从肘后备急方里山寨去了人痘最终成了牛痘，相差一千多年，你能说西方颠覆或者超过了中医药吗？再看白血病的西医疗法骨髓移植，又何尝不是从中医精生髓髓造血的末端理论山寨去的呢？验证中医的经典，试图山寨出自己的一条路，而西方至今仍是失败的，排异反应始终解决不了，而中医治白血病都是根治，不用担心排异，你认为你拥有什么样过人的才智和能力去质疑中医药经典？靠西方那样愚蠢的质疑？看看这一场新冠肺炎疫情，西方有哪怕一个国家有答案吗？中医药领先全世界数千年，至今无人能望其项背，你觉得你质疑的结果会如何？

第一章 中医中药，虽古犹新

中医中药起源于生产劳动

北京猿人、山顶洞人对中医的贡献

伏羲氏制“九针”的传说

神农尝百草而识中药

黄帝、岐伯论医术

酒与中医自古有缘

汤液是中药的最早剂型

医与巫不能混为一谈

甲骨文是描述疾病的最早文字

中医的分科

中医对发病原因的探索

中医诊治方法的早期总结

中草药学的来龙去脉

中医中药对世界科学发展的贡献

中医的四大经典著作

第二章 中医治病的理论根据

人与自然界是息息相关的

中医的阴阳不同于算命先生的阴阳

中医的五行学说是朴素的辩证法和唯物的自然观

中医对人体脏腑的认识——脏象学说

中医的经络学说及临床应用

中医对致病原因及病理变化的认识

第三章 中医诊断病证的特点

中医诊断病证的手段——四诊

中医问诊的具体内容

中医望诊的注意事项

中医闻诊不只是听声音

中医切诊包括脉诊和触诊

中医很重视“八纲辨证”

中医是怎样按“六经”辨证诊病的

中医是怎样按三焦和卫气营血辨证的

中医是怎样按脏腑辨证的

第四章中医防治病证的特点

中医很早就重视对疾病的预防

中医选择治疗病证的方法的原则

几种常见病证的治法

中医的治则和治法是具有科学性的

中医学不是指中国的医学，而仅指中国的传统医学。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和防治等的一门科学，它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中医学的理论体系是受到古代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阴阳五行学说的深刻影响，以整体观念为主导思想，以脏腑经络的生理、病理为基础，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医学理论体系。

中医的基础理论是对人体生命活动和疾病变化规律的理论概括，它主要包括阴阳、五行、运气、脏象、经络等学说，包括病因、病机、诊法、辨证、治法、预防、养生等内容。

中医临床的诊断方法包括望诊、闻诊、问诊、切诊四种方法，称为四诊。四诊各有其独特作用，不能相互取代，在临床上必须综合运用，才能对病症做出正确的判断。

中医临床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针灸疗法、刮痧疗法、推拿、拔罐疗法等。针灸疗法是指针刺或火灸人体穴位来治疗疾病；刮痧疗法是使体内的痧毒，即体内的病理产物得以外排，从而达到治愈痧证的目的；推拿在人体经络腧穴及一定部位上施以特定的操作手法或肢体活动来防治疾病和保健强身的方法；拔罐疗是能使施治部位造成充血现象，从而产生治疗作用。

中医有着悠久的历史，发源于黄河流域，很早就建立了学术体系。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历代都有不同的创造，涌现了许多名医，出现了许多重要学派和名著。

早在夏商周时期，中国就已出现药酒及汤液。

周代已经开始使用望、闻、问、切等诊病方法和药物、针灸、手术等治疗方法。

秦汉时期形成了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典籍《黄帝内经》，系统总结了在此之前的治疗经验和医学理论，对人体的解剖、生理、病理以及疾病的诊断、治疗与预防,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初步奠定了中医学的理论基础。之后成书的《难经》是一部与《黄帝内经》相媲美的古典医籍，是《黄帝内经》很好的补充。

秦汉以来，交通日渐发达，各偏远地区的药材不断进入中原，从而丰富了人们的药材知识，现存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即是当时流传至今的，长期临床实践和现代科学研究证明：该书所载药效大多是正确的，如麻黄治喘，黄连治痢，海藻治瘿等。它的问世，标志着中药学的初步确立。

东汉时期，著名医家张仲景著成了《伤寒杂病论》，该书为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后世又将该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基本上概括了临床各科的常用方剂，被誉为“方书之祖”。 汉代外科学已具有较高水平。据《三国志》记载，名医华佗已开始使用全身麻醉剂"麻沸散"进行各种外科手术。

魏晋南北朝到隋唐五代，脉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晋代名医王叔和所著的《脉经》归纳了24种脉象。

隋唐时期，唐政府组织苏敬等二十余人集体编修本草，名为《唐·新修本草》(又名《唐本草》)。这是中国古代由政府颁行的第一部药典，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它比欧洲纽伦堡政府公元1542年颁行的《纽伦堡药典》早883年。唐代医家孙思邈著成《备急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对临床各科、针灸、食疗、预防、养生等均有论述，尤其在营养缺乏性疾病防治方面，成就突出。

宋代，中医教育受到重视。宋政府设立“太医局”，作为培养中医人材的最高机构。王惟一著有《铜人腧穴针灸图经》，设计铸造铜人两具，精细刻制了十二经脉和354个穴位，作为针灸教学和考试医师之用。另外，宋政府专设“校正医书局”，有计划地对历代重要医籍进行了搜集、整理、考证和校勘，当今医学古籍《素问》、《伤寒论》、《金匮要略》、《针灸甲乙经》、《诸病源候论》、《千金要方》、《千金翼方》和《外台秘要》等，都是经过此次校订、刊行后流传下来的。

明清以来，明医药学家李时珍历时27年，参考文献800余种，写成了《本草纲目》，收载药物1，892种，附方10，000多个，成为中国本草史上最伟大的集成之作。对中国和世界药物学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当时，西方医学开始传入中国，逐渐形成中医、西医、中西医结合并存的局面。一些医家逐渐认识到中西医各有所长，因此试图把两种学术加以汇通，逐渐形成了中西医汇通学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中医姓医;医学是中医学的本质和核心，而医学是防病治病的科学（含具体的防病治病技术），中医学作为医学科学其主要使命是探索生命奥秘、健康要素、养生真谛和疾病防治的医理和方法的。中医学具有真实而丰富的科学内涵，完整系统的学术体系，具体而实际的诊疗方法，独特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