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与《仪礼》、《周礼》合称“三礼”。

　　“三礼”记录、保存了许多周代的礼仪，其中，《周礼》贪偏重政治制度；《仪礼》偏重行为规范；而《礼记》则偏重对冖的各个分去作 出符合统治阶级需要的理论说明。由这“三礼”所涉及的各种礼制的总和，也就是礼“礼”的全部内容。“三礼”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三部儒家经典，是中国古代礼仪制度的蓝本和百科全书。

　　有名一点的还有《孝经》、《弟子规》。还有我比较讨厌的班昭所著的《女戒》。

　　你说的有关记录汉族礼仪内容古代典籍那可很多，上边的只是有名的，各朝都有自己的礼仪法制，那些都可以算是，毕竟各朝多少有点变化。

　　如：汉初的礼仪法主要有《朝仪》、《庙乐》、《宗庙仪法》、《婚礼》、《衣服之制》以及《汉礼器制度》等。至汉武帝时,张汤的《越宫律》和赵禹的《朝律》。清末沈家本称“汉礼仪多在律令中。”

　　至隋代起,开始了礼仪法律专门化、法典化的新阶段。“隋文天下初合,享国日浅,亦能于兵尽之余,收集南北仪注,为百三十篇”唐代在沿袭隋礼的基础上编定了《贞观礼》、《显庆礼》和《开元礼》。

　　宋太祖时所定《开宝通礼》,是宋“一代之成法”。可见,自唐以后,各代皆有编纂“礼书”之举。这里的“礼”专指礼仪,而“书”则指法典,“礼书”即礼仪法典,正如古人将刑法典称之为“律书”一样。“礼书”不是一般的言礼之书,也区别于《周礼》、《仪礼》、《礼记》等书,后者是儒家著述,称“经书”、“礼经”、“为不刊之书”,是礼学经典。而“礼书,一代之典也”,是皇帝特命,大臣“奉敕编纂”,皇帝御制序言(如《明世宗实录》载:“刻《大明集礼》成,上亲制序文。” ,“明诏颁行”“悬为令甲”,为的是将礼仪法规系统化,以便官民遵守奉行,以达到“总一海内,整齐万民,而防其*侈,救其凋敝”“, 化民成俗”的目的。

　　至于清朝我想不用说了吧？他们不是汉族来着。。。。有兴趣的话可以百度查一下“中国古代礼仪文化的文献综述”百度文库有下载，而且是免费的。

夏建国前后，宋朝正在大力提倡因循保守的孔孟懦学。它不能不在党项贵族中产生某些影响，阻碍着党项的前进。野利仁荣早就对元吴提出，“斤斤言礼言义”，决没有益处。元昊长子宁明喜学懦、道，元吴对他很是厌恶。一天，元昊问宁明，什么是“养生之道”。宁明答：“不嗜杀人”。又问什么是“冶国之术”。宁明答“莫善于寡欲”。元昊大怒，说“这小子说话不论不类，不是成霸业的材料”。西夏建国，正需要巩固和发展奴隶制度，展开大规模的掳掠和镇压，保守的儒学当然完全不适合新兴的西夏国的需要。元吴和野利仁荣极力消除儒学的影响，顺应本民族的发展需要，也在文化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定仪服——元昊建国称帝，不再采用宋朝的衣冠，改穿白色窄衫，戴红里的毡帽，脑顶后垂红结绶。这是采择了吐蕃赞普和回鹘可汗的服制。文武官员的服式也有规定。文官戴戴幞头（幞音符fú），穿靴执饬，穿紫衣、绯衣，基本还是宋朝的样式。武官按照等级戴镂金、镂银和黑漆冠，穿紫衣，系涂金的银束带。平民穿青绿衣，以分别贵贱等级。

宋代的蒙学教材，较之唐代，在内容体系方面更为完备。就内容的分类来讲，至少包括历史类、博物类、伦理道德类、起居礼仪类和综合类。

历史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诗人王逢原的《十七史蒙求》，枢密院属吏刘班的《两汉蒙求》，史学家黄继善的《史学提要》等。这类蒙学教材都采用了唐代后期诗人李翰《蒙求》四言韵语的体例，以便于诵读记忆。

博物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政治家方逢辰的《名物蒙求》，著名学者王应麟的《小学绀珠》和《三字经》。

伦理道德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理学家朱熹的《小学》、《训蒙诗》，诗人和词人吕本中的《童蒙训》，理学家吕祖谦的《少仪外传》，著名学者刘清之的《戒子通录》等。

起居礼仪类的启蒙教材。主要有理学家朱熹的《童蒙须知》、《训诂斋规》，理学家真德秀的《教子斋规》等。

家庭范围内训诫类的综合性启蒙教材，主要有史学家司马光的《家范》，政治家和词人赵鼎的《家训笔录》，学者袁采的《世范》，著名词人叶梦得的《石林家训》等。

程门立雪的典故 “程门立雪”这个故事，说的是宋代学者杨时和游酢向程颢程颐拜师求教的事儿。 二程是洛阳伊川人，同是宋代著名儒学家。二程学说，后来为朱熹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学派”。杨时、游酢，向二程求学，非常恭敬。杨游二人，原先以程颢为师，程颢去世后，他们都已四十岁，而且已考上了进士，然而他们还要去找程颐继续求学。故事就发生在他们初次到嵩阳书院，登门拜见程颐的那天。 相传，一日杨时、游酢，来到嵩阳书院拜见程颐，正遇上这位老先生闭目养神，坐着假睡。程颐明知有两个客人来了，他欲不言不动，不予理睬。杨、游二人怕打扰先生休息，只好恭恭敬敬，肃然待立，一声不吭等候他睁开眼来。如此等了好半天，程颐才如萝初醒，见了杨、游，装作一惊说道：“啊！啊！贤辈早在此呼！”意思是说你们两个还在这儿没走啊。那天正是冬季很冷的一天，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下起雪来。门外积雪，有一尺多深。 这个故事，就叫“程门立雪”。在宋代读书人中流传很广，后来形容尊敬老师，诚恳求教，人们就往往引用这个典故和这句成语

　　宋人延续唐朝风俗，喜欢坐凳、椅子和绣蹲，同时伴有茶几、衣架、梳妆台、太师椅和画屏。坐姿的标准是双腿垂下，而不是跪坐。原来，古人皆习惯于席地而坐，汉代才开始坐于床。以下是我为你精心整理的宋代 礼仪 风尚介绍，希望你喜欢。

宋代礼仪风尚

　起初，人们仍保持席地而坐的姿势，“凡坐必屈脚”，南朝末期才逐渐有“跛床垂脚”，也就是垂脚坐于床沿上的坐势。当时，尊贵者独坐一床，宾客臣属连床而坐。坐床习俗由西域胡人传入，胡床在魏晋至隋唐时期使用较广，到了宋朝有钱有势的人家不仅居室必备，就是出行时还要由侍从扛着胡床跟随左右，以备临时休息之用。这种胡床已具备了凳子的形状和功能，但因那时没有“凳”的称谓，人们还习惯称之为“胡床”。宋以后，凳子的使用逐渐增多，凳子的名称也被广泛使用，并从床的品类中分离出来，独立成凳。另外，宋朝男性坐在凳椅上已司空见惯，但是妇女若坐在凳椅上，则是惊人之举。南宋诗人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上说：“往时士大夫家妇女坐椅子、杌子，则人皆讥笑其无法度。”宋时的凳子形式多样，主要有正方形、长方形、圆形等几种。

　宋朝时期，下级见上级或卑着见尊者，都以跪拜或叉手为礼。而妇女则不行跪拜礼。男子行“肃拜”礼时，双膝跪地，两手放低。“拜手”即跪地后两手至地，这是较重之礼仪。丧夫者则头垂至地，此时首饰要全部卸掉。朱熹提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曾令妇女鞋底装上木头，使行动有声，便于觉察，以防私奔。

　宋人相亲，定亲，主要是男方家人到女方家去，如果相中女方，则“以钗子插冠中”，谓之“插钗子”，如果不如意，则“留一两端彩段，与之压惊，则此亲不谐矣”。

宋朝民间婚嫁礼仪

　古代适婚年龄，历代多有变化。先秦之时，迟婚为多，《周礼》规定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为嫁。这显然是理想的婚龄。就是说依男女青年身体发育健全而后婚，是符合今天的科学道理。

　唐宋的婚龄，以男十六岁、女十四岁为起婚年龄。这当然为法定婚龄而已。王肃据《孔子家语》、《服经》等，以为“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司马光也说：“男子十六精通，女子十四而化，是则可以生民焉。”

　这个婚龄，宋人认为可以，不能早。宋人袁采曾批评幼小而议婚的现象。他说：“人之男女，不可于幼小之时便议婚姻。大抵女欲得托，男欲得偶，若论(判定)目前，悔必在后。盖富贵盛衰，更迭不常，男女之贤否，须年长乃可见。若早议婚姻，事无变易，固为甚善。或者昔富而今贫，或昔贵而今贱，或所议之婿流荡不肖，或所议之女狠戾不检;从其前约则难保家，背其前约则为薄义。而争讼由之而兴，可不戒哉!”

　宋代的婚嫁，是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原则进行的。南宋袁采强调“嫁娶，当父母择配偶”。唐代以前，“媒妁之言”仅是礼制上的要求，唐代把它列入 法律 条文之中。《唐律·户婚》规定：“为婚立法、必有行媒。”十分重视媒人在婚姻中的作用。宋代沿袭唐代，也很重视媒人作用，结亲大多是通过媒人。“婚娶之礼，先凭媒氏……自送定之后，全凭媒氏往来，朔望传语。”对于媒人，宋人袁采《世范·睦亲》指出宋代媒人为牟利而弄虚作假之风甚于周代。他说：“古人谓周人(通达之人)恶媒，以其言语反复。绐女家则曰：男家富，绐男家则曰：女美。近世尤甚，给女家则曰：男家不求备礼，且助出嫁遣之资;绐男家则厚许其所迁之贿(嫁妆)，且虚指数目。若轻信其言而成婚，则责恨见欺，夫妻反目，至于仳离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无媒，而媒者之言不可尽信。如此，宜谨察于始。”

　宋代媒人，是有等级的。“某媒人有数等，上等戴盖头，着紫背子，说官亲宫院恩泽。中等戴冠子，黄包髻，背子，或只系裙，手把青凉伞儿，皆两人同行。”

　议婚阶段，分为送草帖问卜、回定帖、相亲三步。

　定婚，就是男女双方正式订婚，婚姻开始确立的阶段。

　定聘者分三步者有之，合并为一者也有之。“自聘送之后，节序不送”，直至亲迎之前。

　亲迎，即是完成婚姻日，男家到女家亲迎新妇以归的礼仪，可以细分以下几步叙述：

　第一步，是亲迎前三日催妆男家向女家送催妆礼品，是亲迎的信号，古称请期，宋俗称催妆。

　这些礼品是花髻、销金盖头、五男二女花扇、花粉盒等嫁衣、脂粉一类礼品。女家收礼后的回礼是金银双胜御、罗花幞头、绿袍、靴笏等物。

　第二步，是亲迎前一日铺房女家要把新房的家具器物送往男家挂帐幔，铺设房卧，把新房布置妥善，以助新婚后成家立室。新婚须用新床，必请有福气者来铺房，同床共寝，百年和好。此礼仪叫做“铺房”。

　第三步，迎娶当日男家派出一支迎娶队伍，由新郎带队前往女家迎娶新娘。这支队伍中须有吹鼓手和官私妓女等组成。

　第四步，新娘下轿入男家门的礼仪娶亲队伍回到男家门首，整个婚姻正式进行高潮，其仪式顺序相当繁琐。新妇到男家门首下轿，还不能立即随便进门，须进行三个小仪式：一是乐官、妓女、抬轿、鼓吹之人等，“拦门”讨“利市钱物”这种“拦门”也有一定程序仪式。

　第五步，坐富贵妓女引新妇入房室，坐于床上，一般是男坐床右首，新妇坐于左，称为“坐富贵”。婚房门额上预先挂好一新缎、新妇入门之时，据《梦粱录》载，杭州之礼时说，“众手争扯一小片而去，谓云‘利市缴门’，争求利市钱也”。《东京梦华录》称为“利市缴门红”。

　第六步，入中堂举行参拜礼这是婚礼中最重要的大礼。由礼官请新郎新娘出洞房，到中堂举行。其礼如下：“婿于床前请新妇出，二家各出彩缎，绾一同心，谓之牵巾;男挂于笏(槐简)，女搭于手;男倒行出，面皆相向。”先由男家双全女亲，以秤或用机杼挑盖头，方露花容，至堂前，然后举行参拜男郎父母、家庙等。拜毕而出。摩擦妇倒行，执同心结，牵新郎回洞房，讲交拜礼，再坐床，女向左，男向右坐。礼官以金银盘盛金银钱、彩钱、杂果撒帐次，称为“撒帐”礼。这也是为了以祝颂吉利而已。

　第七步，合髻与合卺撒帐之后，伴女执双杯，分别交给新郎、新娘，以红绿同心结绾盏底，行交卺礼，即交换酒杯盏而饮，时或称交杯酒。饮讫，掷盏并花冠子于床上，盏一仰一合，俗云大吉。则众贺喜。

　夫妇完成婚礼之后，还有拜门、三朝等礼。

　一是日拜据《东京梦华录》载，次日五更，用一桌，盛镜台镜子于其上，望上展拜，谓之新妇拜堂。次拜尊长、亲戚，各有彩缎巧作鞋枕等为献，谓之“赏贺”，尊长则复换一匹回之，谓之“答贺”。婿往参妇家，谓之“拜门”。

　二是三朝礼《东京梦华录》载汴京习俗，成婚礼后的第三天，“女家送彩缎、油蜜、蒸饼，谓之蜜和油蒸饼，其女家来作会，谓之‘暖女’”。据记载：“世之嫁女，三日送食，俗谓之暖女，有温存之义。”南宋杭州礼俗略有不同。“女家送冠花、彩缎、鹅蛋，以金银缸儿盛油蜜，顿于盘中，四周撒贴套丁胶于上，并以茶、饼、鹅、羊、果物等合送去婿家，谓之‘送三朝礼’也。”婚后七日或九日，男婿再往女家行“拜门礼”，女家广设华筵，款待新婿，称为“会郎”。礼毕，女家备鼓吹迎送婿回宅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