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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奠定中国古代版图的王朝，一般认为是秦朝，秦始皇一统六国之后，南征百越、北击匈奴，基本打下了古代中国的核心版图。后世历代王朝的核心，其实都是建立在秦始皇版图基础之上。

然而，这一判断却忽视了商朝，尽管商朝疆域有多大，学术界争议不断，史书记载不尽相同，但其中一些古书记载的商朝疆域，却颠覆了传统认知，尤其重要的是，在考古发现的加持之下，不由让人深思另外一个问题：早在商朝之际，殷商就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版图？

关于商朝疆域问题，史书记载不一，汉朝之前主要有四种说法，每一个差异都非常大。

《战国策·魏策》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而右漳、釜，前带河，后被山”，其疆域范围大致在如今河北南部，河南北部与中部，整个疆域显得非常狭小，还不如战国一个诸侯疆域大。

《史记·吴起列传》记载，“殷纣之国，左孟门，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经其南。”商朝疆域，北到辽宁，南到湖北、江淮，西到陕西，东到海滨，如同战国七雄的整体疆域。

与《史记》类似的还有贾捐之的《弃珠崖议》记载“殷、周之大仁也，然地东不过江、黄，西不过氐、羌，南不过蛮荆，北不过朔方”。

《淮南子·泰族训》记载，“纣之地，左东海，右流沙（如今甘肃），前交趾（如今越南北部），后幽都”，疆域范围等同于秦汉时代，与古代中国核心疆域几无二样。

以上四种观点，哪一个才是商朝疆域的真相呢？

《战国策·魏策》中的商朝疆域，毫无疑问极度偏小，应该是指商朝后期的王畿之地，即直辖区、心腹之地，犹如明清王朝的直隶区，并非王朝疆域概念。

《史记》与《弃珠崖议》中的商朝疆域，比较符合当时的交通与通讯极限，应该是商朝政治统治疆域，指商朝新政信息所能抵达的范围。

《淮南子·泰族训》中的商朝疆域，如果事实如此，那就意味着商朝已经奠定了中国古代版图。但以当时技术而言，几乎不可能，应该只是商文化的辐射区域，并不是直接统治区。

理性的说，商朝疆域真相应该是：长江以北的湖北，河南，安徽，山东，河北，山西，京津和江苏、陕西的一部分，还可能包括陕西江苏的剩余土地，辽宁，甘肃，湖南，浙江，四川的一部分。

然而，上世纪80年代，在江西北端的瑞昌市夏畈镇，考古专家发现一座庞大而先进的商周铜矿矿冶遗址：一，古采矿区集中分布范围约7万平方米，竖井103口，巷道19条，露采坑7处，估计炼渣总量约10万吨，规模庞大且完备；二，一堆木轱辘（提升运输装置），证实数千年前中国就将木制器械用于地下矿物采集运输；三，严格测定表明，最早始于3300年前，即商朝中期，武庚迁都于殷之时。

问题在于：这是商文化辐射的王国采矿点，还是商朝官方直接采矿点？

2013年，在距离瑞昌商周铜矿矿冶遗址40公里的地方，九江荞麦岭商代遗址的出世，或许揭开了真相。荞麦岭商代遗址分布范围约5万平米，是一座大型聚集区，考古发现无论是出土的文物，还是房屋、水井、灰坑、沟槽等，都说明这是一座大型青铜冶炼基地。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徐长青确认：在这个区域，集中发现了5口水井，从考古学分析，不是单纯的生活聚居区，而是用于冶炼等这是一座冶炼基地，“我们进行了大胆推测，作为国内考古发现中开采最早、保存最完整、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大型

矿冶

遗址，会不会是先人从瑞昌铜陵铜矿遗址开采的铜矿石运抵荞麦岭进行冶炼？”

如此重要、庞大且先进的冶炼基地，只可能属于当时最强大的商朝。可见，江西至少是江西部分地区，早在商朝中期时，很可能已经在商朝统治疆域范围之内了，这就突破了《史记》与《弃珠崖议》中的商朝疆域。

无独有偶，各地商朝遗址的发现，一再突破《史记》与《弃珠崖议》中的商朝疆域。

1947年，专家先后在吉林和赤峰发现了商朝青铜文化。史书记载，周武王说过“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肃慎就在吉林长白山一带，考虑到武王伐纣，或就此继承了商朝的疆域。

1956～1966年，在山东山东青州苏埠屯村，发掘出了殷商墓葬遗址，出土了大量殷商风格的文物。考古专家研究发现，这是商朝晚期的墓葬。因此，商朝已经扩张到了东部沿海，印证了历史记载。

1989年，在江西新干县，考古专家挖出一座商朝中后期的大墓，命名为“新干大墓”。通过这一墓葬，专家无法证明商朝扩张到了江西，但却明显可以看到商朝对江西的影响。

21世纪初，专家先后在广东博罗、梅县、揭东、佛山等地，发现了殷商墓葬群。由于发现的是墓葬群，所以专家推测殷商人已经居住于此，或者说在此设立了“据点”。

总之，这些商朝遗址的考古发现，虽然不能证明商朝统治疆域达到这些区域，但却也不能否定商朝疆域到此的可能。

值得一问的是，商朝庞大疆域究竟是谁打下的？其中固然是武丁、妇好等多年积累的结果，但有一个帝王不可忽视，即《史记》中“百战克胜，诸侯慑服”的纣王。纣王登基之后，一直穷兵黩武，打下庞大疆域，却导致海内空虚，贵族诸侯群起反对，最终因军队长期在外征战以至京畿空袭，让周武王捡了一个便宜。

者郭沫若评价纣王是“偶来洹水忆帝辛，统一神州肇此人殷辛（帝辛，即纣王）之功迈周武，殷辛之罪有莫须”。“统一神州肇此人”、“殷辛之功迈周武”，一语道出纣王的历史地位，奠定了中国古代版图，功劳远超周武王。历史是胜利者的宣言，纣王失败，武王胜利，注定纣王只能留下一个狼狈不堪的名声。

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竹简出土，特别是失传1700多年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解开了历史上孙子和孙膑是否一人、其兵书是一部还是两部的千古之谜。汉简出土名扬四海，震惊中外，与“马王堆”“兵马俑”齐名，被列为“新中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先后发掘一百余座墓葬，大多是西汉前期墓葬。

出土的竹简中有中国古代四大兵法《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和《墨子》《管子》《晏子春秋》《相狗经》《曹氏阴阳》等先秦古籍。出土的《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整的古代历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