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居宣长所处的历史大背景，是 17～19 世纪日本学界风行的“古道学”思潮，它是日本在隋唐时期大量吸收中国文化、德川氏锁国政策施行后日本民族精神重建的反映。复古学思潮的发端与文艺复兴类似，均为对本民族经典古籍的总结与再阐释，但民族主义的复古学者们在整理古籍时因时生义地添加了自己的思想。本居宣长的老师贺茂真渊，确立了通过考据“完全摆脱中国思想”的治学目标，一直为后世的复古追随者们效法。

贺茂治学的侧重点在于治平，他将武士道的尚武精神理想化，认为儒道二家的浸染使大和民族失去了“丈夫的精神”。本居则在文论与艺术领域用力较勤，他明确地将文学与伦理学剥离，以“物哀”作为评判文学好坏的标准，并最终归结于日本民族固有的自然主义的艺术理念。由此演绎，本居在神道神学方面亦有建树，初步确立了日本民族国权主义的理论基础。

以本居宣长为代表的复古主义学者，再发现并阐扬了日本民族的文化精神，其历史意义不可低估。当然，更多的中国学者将目光的焦点集中在复古派的消极效应上，主要是为专制与排外辩护，神话感性，排斥理性，使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时时走向歧途。

他出身于商业资本重要中心之一的伊势松坂的町人家庭。在其文学研究中，他把对于封建意识形态，特别是对于儒教的道学的批判向前推进了一步。其次，在其语言学研究中，给作为古典学的国学开辟了新的生面。但同时，由于他崇拜古典，作为创世纪式神话的信奉者，他的神学观念达到了荒谬的地步，他把国学中合理的成分加以歪曲而塞进了这种观念之中。一句话，国学的优点和缺点，在他身上都最明确地表现出来了。

在他的世界观中最具特点的，是他的文学——歌学论中的“事物的幽情”说和复古神道，他已经不是奈良朝文学的赞美者，而是更为成熟的平安朝文学的赞美者，从而把文学——歌学的本质同伦理学区别开来，作为评价文学的尺度，以“幽情”的观念代替了善恶的观念。这亦是在他的世界观中最具特点的文学歌学论。

他在《源氏物语》中看到了独立于道德之外的文学的深刻的本质。在他看来，文学既不是“为了教人”，也不是以“雄壮”与否为价值尺度的。

他认为，文学是根据事物所触发之幽情，不管好事坏事，只按内心所感而挥发出来的艺术。说这是不合乎道的事，那是不应该有的事而在心中加以选择取舍，并非文学的本意。大凡谏止不善，乃属治国教人之道，所以不正当的恋爱等等，当然是应该深戒的。然而，文学与教人之道无关，是以事物的幽情为主的另一种道，所以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也要抛开事情的善恶，不应加以可否。虽说如此，并不是把不好的行为说成是好事，只是说写出来的文学要有幽情才算最好。一切物语文等都要按照这个意思好好玩味，来理解其中的情趣。所以“专写大丈夫雄壮的心情，认为男女的爱情柔媚可耻而不说”，“这都是粉饰表面，不是人的真心”，因此决不能给人以感动（幽情），作为文学，这是不可取的。这样，单就承认艺术的独立价值，排斥了道学对艺术的评价这一点来说，本居宣长所尊重的是平安朝的文学而不是奈良朝的文学，所选择的是“弱女风格”而不是“丈夫风格”。他的这种主张，不外是针对以儒、佛的“慧黠”矫正人情的封建道学，来肯定“直雅”之心，肯定人类的“真实心情”的权利。

这样的艺术论，就他来说，是同古代日本在没有“恶神作乱”时就“直情径行，即得中正而道自备”或者“人欲即天理”那种自然主义的伦理说——快乐说结合在一起的。“天地自然”之道的主张，在这里明确地达到了对于人类的自然和自然欲求的率直的肯定。这种文学论，也可以说是把近松、西鹤等俳人在创作中，在相当程度上，早已实践了的事情加以理论化的。

原文：国初因隋制，以吏部典选，主者将视其人，核之吏事。始取疑狱，课其断决，而观其能否，此判之始焉。后日月淹久，选人滋多，案牍浅近，不足为准。乃采经籍古义，以为问目。

其后选人益众，乃征僻书隐义以试之，唯惧选人之能知也。遒丽者号为“高等”，拙弱者号为“蓝罗”，至今以为故事。开元中，裴光庭为吏部，始循资格，以一贤愚。遵平撤者喜其循常，负材用者受其抑屈。宋璟固争不得。及光庭卒，有司定溢，其用循资格非奖劝之道，谥为“克平”。春秋之时卿士代禄选士之制阙焉秦承国制所资武力任事者皆刀笔俗吏不由礼义以至于亡 汉因秦制，未遑条贯。汉高祖十一年，始下求贤之招。武帝元光元年，始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贡举之法， 起于此矣。魏晋互有改易。隋炀帝改置明、进二科。国家因隋制，增置秀才、明法、明字、明算，并前为六科。贞观则以考功员外掌之。开元二十四年，李昂为考功，性刚急，不容物，乃集进士， 与之约曰：“文之美恶，悉知之矣。考校取舍，存乎至公。如有请托于人，当悉落之。”昂外舅尝与进士李权相善，为言之于昂。昂怒，集贡士数权之过。因曰：“观众君子之文，信美矣。然古人有言，瑜不掩瑕，忠也。其有词或不安，将与众说之，若何？”权曰：“‘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岂执事辞乎？”昂曰：“然。”权曰：“昔唐尧衰怠，将禅许由。由恶闻，故洗耳。今天子春秋鼎盛，不揖让于足下，而洗耳何哉？”昂惶骇。初，昂以强愎不受属请，及有吏议，求者莫不允从。由是庭议，以省郎位轻，不足以临多士，及使吏部侍郎掌焉。（节选自《大唐新语·厘革》)

译文：建国初年沿袭隋制，让吏部主管选拔，主考官将要面试那个人，用吏事考核他。最初的

时候选取疑难案件，考核他断案，观察他能否胜任，这就是写判词的开始。后来时问久了，

参加选拔的人增多，公文内容浅显，不能够作为考试的标准。于是就采用经典古籍古义，用

它们作为试题。那以后选拔的人才更多了，于是收集冷僻的书籍深奥的义理来考查他们，唯恐选拔的人能够了解，辞采华丽者称为“高等”，表现拙劣者称为“蓝罗”，至今把这个作为1例。开元年间，裴光庭掌管吏部，开始遵循资格履历，把资历作为官员好坏的标准。遵守常轨的人喜欢他遵循常规的做法，有才能的人却受到他的压抑。宋璟反对但没有成功。等到裴光去世之后，有司确定谥号，因为他不能有效奖励劝勉人才，用“克平”作为他的谥号。春秋时，卿即和士等官员世袭，选拔人才的制度缺少，秦朝继承了前代的制度，凭借的是武力，掌权的都是刀笔俗吏，不遵循礼义，以至于灭亡，汉朝沿袭秦朝的制度，没有改进。汉高祖十一年开始颁布求贤诏。武帝元光元年，开始让郡国举荐孝廉各一人，荐举的方法从此开始。魏晋时期互有改动。隋炀帝改为设置明、进二科我国继承隋朝的制度，增设秀才、明法、明字、明算，一共六科。贞观时期以考功员外掌管这件事情。开元：二十四年，李昂作考功员外，他性情刚厉褊急，不与他人结交相投，于是召集进士们，和他们约定说：“大家文章好坏，我心里都清楚。考核取舍，在于绝对公正。如有请托于人，当全部落第。”李昂岳父曾与进士李权交好友善，为他在李昂面前说好话。昂果然发怒，集合贡士数说李权的错误。手是说：“观众君子的文章，确实都很好。可是古人说，一个人的优点和缺点互不遮掩，才是忠实的人。谁如果有想法或许内心感到不安，那么就跟大家说说，怎么样？，李权说：耳临清渭洗，心向白云闲’，不是您的诗句吗？”李昂说：“是。”李权说：“从前唐尧年老体衰，将要把首领的职位禅让给许由。许由讨厌听到这句话，所以洗耳。现在天子正当壮年，没有将天子之位揖让给您，你学古人洗耳为什么呢？“李昂非常害怕。当初，李昂因为刚愎自用不接受别人的请托，等到有官员议论这件事后，求他办事的没有不答应的。因此大臣们廷议，认为考功员外职位低，不足以面对许多人，就让吏部侍郎掌管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