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纸印刷是中国的“四大发明”之一，是中华民族对世界的一大贡献。到了唐宋时期，中国的造纸术和印刷术有了很大的进步，尤其是雕版印刷业在宋代非常繁荣。西夏非常重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出于发展的需要和传承文明的本能，积极应用这些先进技术。

西夏政府设立“造纸所”和“雕刻部”，管理纸张的生产、使用和印刷。西夏纸有厚、滑、薄、薄、透等不同的外观，类似于现代的“卷烟纸”。纸的颜色大多是灰色，深浅不一，有的是雾白色、棕色、明**。

西夏的纸有“面纸、大纸、小纸、三卷、装帧本、抄片、银碗、纸马、四折、五折、勺筷、金纸、银纸、蜡纸、京纸”等十余种，可见西夏的纸和纸制品是造纸的原料。造纸的原料是亚麻、棉布等。《西夏字典《文海》解释纸时，说：“此人亦作白麻皮等纸。”但与宋代主要使用的皮纸不同，西夏主要使用的是麻纸。

学者们经过研究认为，西夏文学可以分为八个等级，这说明西夏虽然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但在吸收和运用中国先进文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突破。

宋代是中国雕版印刷最繁荣的时期，其精美的书籍享誉海内外。宋代先进的雕版印刷技术影响和促进了西夏印刷业的发展。由于西夏重视儒学，弘扬佛教，大量印刷儒家经典和佛教经典，采用雕版印刷，也采用当时最先进的活字印刷。

只有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遗址出土的西夏版画的种类和数量，在文化史上是令人惊叹的。这些古籍大部分是在俄罗斯和英国收集的。此外，中国其他地区也出现了许多西夏版画，如甘肃、宁夏等地。据粗略统计，截至目前，已发现西夏版画60余种、100余件。

西夏雕版印刷有三种：官刻、民间雕版、庙堂雕版。官刻是指西夏政府“刻署”所刻的书籍。这些书主要以西文和夏文印刷，多为世俗文献，内容涉及语言、历史和法律、社会文献和儒家经典的翻译。因为官方刻书满足不了社会的需求，西夏有私刻书来支付私印、世俗典籍、佛教典籍。

由于西夏人对佛教的大力倡导，寺庙雕刻在西夏雕刻印刷业中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和地位。西夏寺院刻佛经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皇室重要的祭祀活动，二是寺院刻佛经弘扬佛教，尤其是皇室往往刻几万或几十万部佛经。

西夏的雕版印刷业在西夏后期非常繁荣。西夏前期是北宋雕版印刷的繁荣时期。宋代书籍通过各种渠道流入西夏，基本满足了西夏人的需求。西夏仁宗时期，随着西夏的繁荣，人们对佛经和书籍的需求增加，西夏的雕版印刷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中兴府是西夏雕版印刷业的中心。

西夏雕版印刷业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特色：西夏人不仅用毛笔书写，也用竹笔书写；麻纸、树皮纸用于印刷；书中禁忌不严格；书籍的装帧形式变化很多，版式设计也很独特。各种装饰花也插在空行之间。

有！英国对汉学的研究比法国、德国和俄国都要晚。在18世纪的英国，除了威廉·琼斯爵士（Sir William Jones,1746—1794）这个大汉学家，似乎还找不到第二个人。琼斯爵士大概在他21岁的时候便已经开始接触汉语，阅读了柏应理和殷铎泽等人译的拉丁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从此，他对儒家学说和孔子产生了浓厚兴趣。他读完《大学》后，还写了一篇议论教育的文章，流传至今的只有文章的大纲。琼斯通过阅读这些儒家经典，加强了自身道德教育的信念，开拓了思想的领域。同时，《大学》中引用的《诗经》中的若干诗篇也使他初次接触到了中国的古典诗歌。琼斯曾经将《卫风·淇奥》中的一节分别用直译和意译的方式译成拉丁文，与其通信的波兰梵文学者瑞微兹基（Rivicski）看到他的译文后，十分赞赏，称其十分高雅和不同寻常。大约在1785年和1788年之间，琼斯担任亚洲学会的会长，发表了一篇关于《诗经》的演讲。在这篇演讲中，选有琼斯根据《大学》翻译的三节《诗经》中的诗，它们分别是：《淇奥》、《桃夭》和《节南山》。翻译时他参考了柏应理的拉丁文译本。他的译文比之前的珀西的译本准确多了。

法国汉学家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在1736年和1738年曾分别由布鲁克斯（R Brookes）和凯夫（E Cave）译成英文，英语读者由此最早接触到了其中收录的《诗经》和《书经》。“1829年，英国汉学家戴维斯（J F Davis）在其专著《汉文诗解》里以《诗经》和先秦至六朝民歌为例论述中国诗歌格律，开创了《诗经》原文英译的先河。”

第一部英译本的《论语》的翻译者是顾利（David Collie）,“他曾担任过马六甲的英华书院的汉语教授，英华书院印行过他的四书译本，书题为《通常被称之为四书的中国经典著作集》（1928）。”

四书 The Four Books：

《大学》the Great Learning

《中庸》the Doctrine of the Mean

《论语》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孟子》Mencius

五经 The Five Classics：

《诗》The Book of Songs

《书》The Book of History

《易》The Book of Changes（或：I-ching 易经的音译）

《礼》The Book of Rites

《春秋》The Spring and Autumn Annals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现实的诱惑中国文物流失的数量非常惊人。随着近年来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已有越来越多的海内外同胞对这一现象追踪关注，并使一些流失的文物回归祖国。

文物流失逾千万

据中国文物学会统计，从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以来，因战争、不正当贸易等原因，致使大批中国珍贵文物流失海外。在此期间，超过１０００万件中国文物流失到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国家及地区，其中国家一、二级文物达１００余万件。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则是另一个数字：在４７个国家的２００多家博物馆中有中国文物１６４万件，而民间藏中国文物是馆藏数量的１０倍之多。

这两个统计都反映了一个接近的数据：在海外的中国文物超过１０００万件。当然，这不全是流失文物。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副总干事牛宪锋认为：“准确地讲，应称为海外藏中国文物。流失文物应该是指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后至新中国成立前，因战争被劫掠的文物，以及因为盗掘、盗凿、不正当贸易等非法的和不道德的方式流散国外的文物。具体数量难以统计。”

涵盖书法、绘画、青铜器、陶瓷、甲骨、典籍等所有种类

据了解，这１０００多万件海外藏文物几乎涵盖所有文物种类，包括书 法、绘画、青铜器、陶瓷、雕塑、甲骨、典籍等各类珍品，主要分布在英国、法国、美国、日本等国家。仅在大英博物馆就馆藏中国文物２．３万多件，其中不乏国宝级的珍品和绝品，青铜器中就有商双羊尊、西周康侯簋、邢侯簋等稀世珍品。

——绘画，美国收藏最多，仅华盛顿弗利尔博物馆就有１２００余幅，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中国绘画近５００幅。而以大英博物馆所藏中国绘画最精，其中，东晋画家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最引人注目。

——瓷器，以收藏亚洲艺术品著称的法国集美博物馆收藏最佳。馆里的瓷器从中国最早的原始瓷器一直到明清的青花、五彩瓷，各个朝代各大名窑的名品应有尽有，且多为精品。

——地方志和古籍，美国最多。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４０００多种地方志。全美有古籍善本３０００多种、家谱２０００多种。

——甲骨片，日本收藏最多。在流失海外的近３万片甲骨片中，日本有近１３０００片。

——敦煌宝藏，而今敦煌遗书在我国国内仅存２万件，仅占三成，七成流失国外。其中，藏于大英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１３７００件；藏于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有６０００件，其中敦煌书画的三种唐拓本是稀世珍宝。藏于俄罗斯圣彼得堡亚洲民族研究所１２０００件，藏于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近２０００件。此外，日本、美国、瑞典、奥地利、韩国也均有敦煌文物收藏。

文物追回主要靠回购、讨还、捐赠三种形式

中国自２００３年７月开始启动国宝工程，宗旨是抢救流失文物、保护文化遗产。据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主任张永年介绍，就目前而言，面对非正常手段流失的文物，回流主要有三种形式：回购、讨还和捐赠。

回购是目前比较常用的市场手段。圆明园猪首铜像的捐款回购便是一成功案例。猪首铜像是１８６０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城时流失海外的。２００３年春天，文物专家从一位美国私人收藏家处寻访到铜像，经过艰苦的谈判，收藏人最终同意转让给中方。澳门富商何鸿燊先生得知此消息后，２００３年９月，他向中华抢救流失海外文物专项基金捐款人民币近７００万元购回圆明园猪首铜像。

回购也有很多困难。虽然文物在市场的自由流通过程中可供选择的机会更多，但由于文物的天价和回购的资金不成比例，往往使回购半途夭折。另外，专项基金的资金来源主要靠社会募捐和企业捐款，而企业往往希望把通过其捐助回归的文物藏于其企业内，这又成为一个新的矛盾。

讨还是目前最难以成行的文物回流方式。因为一旦要求他国归还所藏中国文物，可能就会牵涉到很多遗留的历史问题和历史事实。牛宪锋说，讨还的对象应主要针对战争中被抢掠的文物，尤其是壁画、佛造像这类不可移动文物。比如，《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就是讨还的目标。该作品由乾隆年间的两位宫廷画师依据圆明园最美的４０处实景绘制而成，是现存唯一能够全面反映圆明园原貌的诗歌绘画作品，在圆明园大劫中，被法国的杜潘上校抢走，后来在法国巴黎的国家图书馆保存至今。

以捐赠的方式回流的文物也不乏先例，但捐赠首先需要的是文物持有者在思想上达到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境界，毕竟任何一件文物都价格不菲。在现阶段，真正有此善举的有识之士依然为数鲜少，但也不是没有。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西侧铜亭宝云阁流失的１０扇铜窗，就是美国国际集团友邦保险公司创办人斯达先生的基金会于１９９３年从法国收藏家手中购得，并无偿送还中国的，可谓功德无量的义举。

钱钟书(1910．11．21-1998年12月19日)字默存，号槐聚。江苏无锡人。早年就读于教会办的苏州桃坞中学和无锡仁中学。1933年于清华大学外国语文系毕业后，在上海光华大学任教。1935年与杨绛结婚，同赴英国留学。1937年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获副博士学位。又赴法国巴黎大学进修法国文学。1938年秋归国，先后任昆明西南联大外文系教授、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英文系主任。1941年回家探亲时，因沦陷而羁居上海，写了长篇小说《围城》和短篇小说集《人兽鬼》。《围城》已有英、法、德、俄、日、西语译本。散文大都收入《写在人生边上》—书。《谈艺录》是一部具有开创性的中西比较诗论。与此同时，他在上海暨南大学、中央图书馆和清华大学执教或任职。1953年后，在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任研究员。所著多卷本《管锥编》，对中国著名的经史子古籍进行考释，并从中西文化和文学的比较上阐发、辨析。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