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2392部）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个）名单，现予公布。

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卷帙浩繁的文献典籍。这些文献典籍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人类文明的瑰宝，保护和利用好珍贵文献典籍，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增进民族团结和维护国家统一，增强民族自信心和凝聚力，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具有重要意义。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贯彻“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指导方针，以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和第一批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的公布为契机，加强科学规划，加大工作力度，切实做好珍贵古籍的保护、管理和合理利用工作，使中华民族珍贵的文献典籍永泽后世。

本批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10部古籍，包括3部汉文古籍和7部藏文古籍，分属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藏文7部）、敦煌研究院（汉文1部）和甘肃中医药大学图书馆（汉文1部）。

我省本批入选的3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分别为西北师范大学图书馆、西北民族大学图书馆和张掖市甘州区博物馆，加上此前入选的甘肃省图书馆（第一批）、兰州大学图书馆（第二批）、拉卜楞寺藏经楼（第二批）和天水市图书馆（第三批），全省已有7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以下书籍按不同种类分，个别会有重复！内容不全，仅供参考

二十四史：《史记》（汉·司马迁）、《汉书》（汉·班固）、《后汉书》（南朝宋·范晔）、《三国志》（晋·陈寿）、《晋书》（唐·房玄龄等）、《宋书》（南朝梁·沈约）、《南齐书》（南朝梁·萧子显）、《梁书》（唐·姚思廉）、《陈书》（唐·姚思廉）、《魏书》（北齐·魏收）、《北齐书》（唐·李百药）、《周书》（唐·令狐德棻等）、《隋书》（唐·魏征等）、《南史》（唐·李延寿）、《北史》（唐·李延寿）、《旧唐书》（后晋·刘昫等）、《新唐书》（宋·欧阳修、宋祁）、《旧五代史》（宋·薛居正等）、《新五代史》（宋·欧阳修）、《宋史》（元·脱脱等）、《辽史》（元·脱脱等）、《金史》（元·脱脱等）、《元史》（明·宋濂等）、《明史》（清·张廷玉等）。

四书五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诗》、《书》、《礼》、《易》、《春秋》

诸子百家：《论语》、《孟子》、《荀子》、《道德经》、《庄子》、《列子》、《墨子》、《韩非子》、《公孙龙子》、《吕氏春秋》、《黄帝阴符经》、《六韬》、《三略》、《孙子兵法》、《司马法》、《孙膑兵法》、《吴子》、《尉缭子》

先秦：《穆天子传》、《公羊传》、《谷(榖)梁传》、《左传》、《山海经》、《楚辞》、《国语》、《战国策》、《考工记》

医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论》、《难经》、《针灸甲乙经》、《本草纲目》、《濒湖脉》、《奇经八脉考》、《金丹》、《仙药》、《黄白》、《肘后救卒方》、《玉函煎方》、《千金方》、《神农本草经》、《四部医典》

天文历法：《夏小正》、《甘石星经》、《三统历》、《乾象历》、《皇极历》、

《大衍历》、《授时历》、《崇祯历书》、《周髀算经》、《步天歌》、《灵台秘苑》

数学：《九章算术》、《缉古算经》、《缀术》、《割圆密率解法》、《海岛算经》、《黄帝九章算法细草》、《议古根源》、《数书九章》、《测圆海镜》、《日用算法》、《杨辉算法》、《算学启蒙》、《四元玉鉴》、《图解》、《梅氏丛书辑要》

小说：《西游记》、《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镜花缘》、《聊斋志异》、《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警世通言》、《老残游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官场现形记》、《儒林外史》、《封神演义》、《隋唐演义》、《杨家将》、《说岳全传》、《金瓶梅》、《北宋志传》、《皇明英烈传》、《醒世姻缘传》、《雷峰塔传奇》、《女仙外史》、《七侠五义》、》、《三遂平妖传》、《粉妆楼》、《残唐五代史演义》

诗词歌赋：《诗经》、《楚辞》、《汉乐府》、《文选》、《全唐诗》、《花间集》、《全宋词》

农学：《齐民要术》、《氾胜之书》、《四民月令》、《农书》、《农桑辑要》

地理学：《水经注》、《徐霞客游记》

字典：《尔雅》、《说文解字》、《康熙字典》

还有：《梦溪笔谈》《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弟子规》《菜根谭》《天工开物》《永乐大典》《四库全书》

《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篇教育专著。全文只有一千二百二十九个字，对教育目的、学校制度、教育原则、教学原则、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作用等问题，都作了比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写得非常精练，非常深刻。历代封建统治者都把它奉为经典，用以指导设学施教，对我国古代教育的影响是十分深远的。《学记》是我国古代教育论著中的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是我们研究中国古代教育的宝贵文献。

一

《学记》提出了“尊师重道”的思想，是可贵的，在中国教育史上曾起过积极的作用。《学记》既然把学校教育当做“建国君民”的重要武器，因而对于执行教育工作的教师，必然给予崇高的社会地位。“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当其为尸，则弗臣也；当其为师，则弗臣也。大学之礼，虽诏于天子无北面，所以尊师也。”（《学记》）这就是说，教师的地位同神圣的祭祖礼仪中的“尸”一样受到尊敬。封建统治者对于自己的臣民，只有在他们“为尸”或“为师”时，才不以臣礼对待他们。虽然天子为“贵”，也须免除老师对自己“北面而朝”的臣下之礼。

封建社会的“尊师重道”，其目的在于把教师当作整个封建思想体系的代表，企图通过“尊师”来尊重封建的“道”，维护封建统治。因为只有“尊师”才能“重道”。所以《学记》说：“凡学之道，严师为难。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这个“尊师重道”的思想，被秦汉以后两千多年的专制统治者利用为进行统治与巩固统治的武器之一。但就《学记》提出对教师应严格要求，并号召社会上尊师这一点来说，直到今天，还是值得我们珍视的。

二

《学记》关于教育制度和学校管理方面总结的主要经验为：

一是健全学校教育制度。《学记》记录了中国古代学校制度。“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这说明，中国古代，也曾广设学校以施行教育，它的制度，是每二十五家设立“塾”，以教闾巷中各家的子弟；每五百家为党，党内设立“庠”，以教闾塾中所升入的子弟；一万二千五百家为遂（即术），遂中设立“序”，以教党庠中所升入的子弟；天子的首都或诸侯的国都，设立大学，以教天子诸侯等贵族的子弟和遂序升入的学习成绩优秀的子弟。由此可见，古人对于学校的设置，是按照行政区划层层设置的，十分周全，这也是政教关系十分密切的一种反映。

二是严格考试制度。《学记》曰：“比年入学，中年考核。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大学每年有新生入学，每隔一年要考查他们的学业成绩。第一年，考查他们是否能分析经义和章句。辨别自己的志愿，决定学习的趋向。第三年，考查他们能否专心学业和同学之间是否融洽，共同研习。第五年，考查他们学识的广博和亲近老师的程度。第七年，考查他们议论学业是非能力，以及能否择其善人为友；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都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小成”。到了第九年，就应该考查他们能否做到推理论事，触类旁通。虽独自立说，却不违反老师的教诲，在这个学习阶段内，他们如果能达到标准，就叫做“大成”。经过这样学习后，将来就足以教化民众而变易旧的风俗，并且使周围的人心悦诚服，远处的人响往来归。这就是大学的教育宗旨。

《学记》在这里讲的是大学的修业年限和视学制度。大学修业九年，分前七年后二年两个阶段。每两年考查学生成绩一次，每次考查都有重点，而且不仅考查学业成绩，也考查操行成绩。这可能是《学记》作者的设想，因为当时还不可能有学年制度、班级授课制以及由低到高、循序渐进的教学计划。然而这种设想也是可贵的。

三是重视开学典礼。“大学始教，皮弁祭莱，示敬道也”。这说明大学开学的仪式是很隆重的。在开学时，由官吏穿着礼服，供奉祭莱，举行祭礼，以示尊师重道。“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在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要学生朗诵《诗经小雅》中的《鹿鸣》、《四牡》、《皇皇者华》三首诗，表示君臣宴会作乐，上下和睦。教育学生学习是为了做官，管理国事。今天看来，这目的的本身不可取，但重视目的教育是对的。因为在隆重的开学典礼时进行目的教育可以使学生产生深刻的印象，取得良好的效果。这说明古人对目的教育是十分重视的。我国至今仍继承了这种优良的传统。

四是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入学鼓箧，孙其业也”。学生要按鼓声打开书箧，如今天学生按着铃声上课一样，可见学习纪律是严格的。目的是使他们重视学业。至于“夏楚二物，收其威也”的体罚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棍棒纪律，与我们今天提倡的自觉纪律是不相容的。

总之，《学记》在教育制度与学校管理方面的论述，有的到了两千年后的今天仍有积极意义。由于时代、阶级的局限性，有的今天看来显然是不合适的，这并不奇怪。

三

《学记》的教学论思想，贯穿了一个基本精神：教师应启发诱导，学生应积极思考，自觉学习，教学是师生的双边活动。

《学记》分析教与学是“学学半”的关系。第一个“学”字应读“效”，是教的意思；第二个“学”字，是学习的意思。“学学半”是说教与学是一件事情的两个方面，教学是两个方面活动的统一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学质量的好坏，一方面在教，一方面在学，学习的人，也是一方面靠人来教，一方面靠自己去学。教师虽然以教人为主，但遇到困难的时候还必须加强自学。所以教师也是教人和自学两方面的结合。

人的发展是受遗传、环境和教育三个基本因素所制约的。究竞哪一个因素起主导作用呢？历史上的教育家曾经争论不休，它反映着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种世界观的尖锐斗争。《学记》对这个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学记》的用意是强调“学”。说明人是“学而知之，”而不是“生而知之”。这个观点，无疑是正确的。在两千多年前，《学记》就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这是难能可贵的。

教学是师生双边话动。不仅要有救师的积极性，还要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主要是开动脑筋思考问题。历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学生的思考活动，要求他们把“学”与“思”紧密地结合起来。 《学记》对“学”与“思”的关系，认为既学且思，学思结合。这种学思并重的思想，对于后来的教学理论和实践曾发生过深刻的影响。《学记》从启发诱导和学思结合的指导思想出发，提出了一系列的有益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关于教学原则有如下几条：

（—）启发诱导原则

启发诱导的原则，现在通称启发性原则。可以说它是《学记》中最基本的一个教学原则。

《学记》作者说：“君子之教，喻也。”所谓“喻”，在这里可以说是启发诱导的意思。《学记》认为教师教学的基本特点是要善于启发诱导，并进一步说：“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只有善于多方启发诱导的人才能当教师。可见把启发性原则提到很高的高度。《学记》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时观而弗语”、“开而弗达。”就是说教师对学生的学习经常加以检查指点，启发诱导，但不要灌输，不要包办代替，要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激发学生积极思维，使学生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

（二）教学相长原则

学无止境，教也无止境。教师应当坚持教学相长的原则。《学记》作者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日：教学相长也。”可见《学记》不仅提出了教学相长的原则，而且还从教与学两个方面精辟的论述了这个原则：

首先，从教师方面讲：“教然后知困。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教的过程也就是学的过程，教与学是彼此相长、互相促进，不断提高教学的水平。教师通过教学感到困难，发现自己知识的不足，从而督促自己再努力学习提高。这种情况，凡是从事过教学工作的同志几乎都有这种体会。开始时认为自己差不多了，教课没有问题，但一到上课，就感到有些地方讲不清楚，更不能深入浅出的生动传授知识，这时才体阶约夯购懿还唬枰樾难埃饩褪恰敖倘缓笾А！薄爸А比缓蟛拍堋白郧俊薄BR> 其次，从学生方面讲：学生从老师的教中获得知识，但需要自己刻苦钻研，努力学习，才能不断提高，不限于师云亦云。学习是一种实践活动，通过学习实践才能体会到学习的好处和难处。愈学兴趣愈高，眼界愈开阔，也就愈感到自己的贫乏，从而发奋“自反”，求得长进。所以说：“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学然后知不足”，“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

根据上述理解，可知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和学生都需要不断学习，除了学习书本，师生还要互相学习，特别是教师要注意向自己的教育对象学习，共同提高。“故曰：教学相长也。”《学记》提出的“学学半”的主张也是对“教学相长”思想的高度概括。

《学记》提出的教学相长原则，具有辩证法思想因素，它发挥了孔子的“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思想，揭示了教学工作中的客观规律。

（三）循序渐进原则

《学记》对于循序渐进的论述，比我们通常说的系统性原则，含意要广，内容要多。它包括了系统性、量力性、以及因材施教等原则的内容和要求。《学记》对于如何贯彻循序渐进的原则，提出了两点要求：

首先，“学不躐等也”，教学要有系统性，教学的系统性，是科学知识本身的特点所决定的，任何科学知识，都具有严密的逻辑系统，教材是有一定的连贯顺序的，学生的学习是新知继旧知，以旧引新，循序渐进。俄国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乌申斯基在论证系统性时曾说过：“当然，只有本着事物自身的合理的知识体系，才能使我们有充分的可能来掌握知识。一个人的头脑如果充满了许多零碎而不联系的知识，就会象杂乱无章地堆着各种东西的仓库，这里连仓库主人也什么都找不到。至于一个人的头脑中只有体系而无知识，就象商店一样，它的每个柜子都贴着东西的标签，但是柜子里是空的。”（转引自苏联达尼洛夫、叶希波夫编著《教学论》第197页）乌申斯基的这段话非常生动形象的说明，教学不按部就班地系统地进行，就会“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陷入混乱的境地。只有掌握加法的概念和判断，才能进而顺次掌握减法和乘法的概念和相应的判断推理过程；只有掌握了力的概念，才能进而顺次理解重力、压力。任何打乱知识的系统性，连贯性，超越学生的接受能力的做法，都是违反教学规律的。

其次，“不凌节而施”。这句话汉代郑康成解为“不凌节，谓不教长者才者以小，救幼者钝者以大也。”孔颖达解为“不凌节，谓年才所堪，不越其节，分而教之，所谓孙顺也。”依照他们的解法，要从学生的年龄和才能出发，因材施教。《学记》说，“当其可之谓时。”这是孟子所说“时雨之化”的“时”，其意义是说，“教育工作必须及时进行，如果失之过早，它就不适合学生的接受能力和需要。相反，如果失之过迟，则学生的要求可能已经消失，也不容易使他们接受。这样不合时机的教育，《学记》认为，必然是‘勤苦而难成’，达不到教学的预期的效果”。所以《学记》提出“不凌节而施”的要求。“不凌节”就是教学不要超越学生的实际情况，不要教小的、钝的学生太多太深的知识，超越他们的接受能力，使学生“吃不了”；也不要对大的、有才能的学生，教的太浅太少，使他们“吃不饱”。《学记》要求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做到“教不凌节”，“学不躐等”，循序量力地进行教学。《学记》主张“幼者听而弗问”，为的是“学不躐等也”。“良冶之子”之所以“必学为裘，”“良弓之子”之所以“必学为箕”，“始驾马者”之所以要“反之，车在马前”，都是说明要在“节”的限度以内循序渐进而不“凌节”的意思。《学记》反对“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因为它违背循序渐进的原则，“凌”了“节”。夸美纽斯曾说过：教材讲解要注意一贯性和连续性。并提出“使先学的东西为后学的东西开辟道路。”梁启超讲得更通俗：“求学譬如登楼，不经初级而欲飞升绝顶，未有不中途挫跌者。”（《教育政策私议》）孔于亦有“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的评论。（《先进》）中外学者这些话都说明，教与学要遵循客观规律，循序渐进，要想“挟泰山以超北海”是做不到的。（《孟子梁惠王上》）现在，有的学校搞突击、搞竞赛，搞题海战术，片面追求升学率，都是违反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是不会取得什么效果的。即使偶而见效，也决不会持之久远，不少学生通过突击升入大学后，功课跟不上，就是例证。殊不知“多则惑”，“欲速则不达”。

（四）“藏息相辅”原则

“藏息相辅”原则，也就是课内与课外、劳与逸相结合的原则。《学记》认为课内是在规定的时间传授正课，“时教必有正业”；课外应有休息、游戏和作业，“退息必有居学”。《学记》还认为，正课固然重要，课外活动也是不可少的。因为课外各种有益的活动，不仅可以成为辅助正课的一种手段，而且可以引起学生对正课的兴趣，加深对正课的理解。如果课外不学“操缦”（杂曲）、“博依”（歌咏）和“杂服”（洒扫）等技艺，课内就学不好“弦”（即乐）“诗”和“礼”。因此，必须要求学生做到课内课外相结合，劳和逸相结合。所以《学记》指出“不兴其艺，不能乐学”。如果不提倡课外的技艺，学生就会学不好正课。因此，善于学的人，学习的时候，就努力学习；休息的时侯，就尽兴地搞课外活动。“藏焉修焉，息焉游焉。”这样使学生能够“安其学而亲其师，乐其友而信其道。”

过去学校一般不重视课外活动，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状况虽有所改变，但还是对课外活动没有足够的重视。《学记》能在两千年前，就强调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现在的《教育学》，没有把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列入教学原则，这是值得研究的一个问题。课外活动对学生的学习和成长，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安排得当，对促进学生智力的发展，提高教学质量，加速培养人才，是大有好处的。苏联现代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在他实验的学校里，十分重视课外活动的开展，在仅有六百多学生的学校里，课外活动小组就有一百二十多个。学生每天都有足够的时间参与多种多样的课外活动。这所学校为苏联培养了不少出色的人才。这个事实，充分说明，“藏息相辅”的教学原则的正确性和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

（五）“相观而善”原则

《学记》提倡“相观而善”。认为学友间要互相交往，以便互相学习，互相促进。所以视学的时候要考查“论学取友”。在谈到“藏息相辅”原则的作用时说它可以使人“乐其友”，并把“师”、“辅”（友）并称。因为同学、朋友之间可以“相观而善”，相互学习，相互切磋，人人都有优点。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只要善于“择其善者而从之”，就可以得到长进。相反的情况，便是“独学而无友。”一个人冥思苦想，有问题无处可商量，久而久之，成为“孤陋而寡闻”的井底之蛙。

但是，《学记》并不是简单地认为学友间的任何交往都会是互进有益的，获得“相观而善”的好处的。相反它提醒人们，如果结交的是些酒肉朋友，整天言不及义，那就会使人忘却老师的教训，忘却学习，荒废学业。这就是“燕朋逆其师、燕辟废其学。”所以，为了自己的长进，应注意结交好朋友，不要交坏朋友。这可以说是孔子“益者三友，损者三友”思想的发展。《学记》对这个问题的可贵之处，是首先看到交往的有益作用，加以肯定和提倡。而不是一叶障目，因噎废食。这不能不说是《学记》的又一难能可贵之处。

（六）长善救失原则

《学记》对长善救失原则的论述，是积极的辩证的。它认为由于学生“心性”不同，“心之莫同也”，在学习上表现出四种不同类型的缺点：“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学记》可贵之处不只是在于概括地指出了学生学习上普遍存在的这四种缺点，更主要的是它进一步揭示了产生四种缺点的原因，提出了积极的辩证的教学方法。《学记》说：“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这段话说明两层意思：一方面，由于学生个性的差异，学习的情况也不相同。教师要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知其心”，“尽其材”，然后才能“救其失”。另一面，对学生的缺点要全面分析，既要看到坏的方面，也要看到好的因素。《学记》虽然没有具体说明要发扬的是什么，但古人的注解中有过这样的解释：“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者便于博，寡者易以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矣”。意思是说，“或失则多”，学习中贪多务得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引向渊博的因素；“或失则寡”，学得过窄，孤陋寡闻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也含有变为专深的可能；“或失则易”，轻率勇为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包含有勇于进取的因素；“或失则止”，畏难而退是坏事，但也有其好的一面，就是有安分守己，导向扎实的可能。学生这些不正确的学习态度，归纳起来，“不是失之太过，就是失之不及”。就“多”、“寡”、“易”、“止”本身来说，是四种“失”。但就它们所包含的“渊博”、“专深”、“进取”、“扎实”的因素而言，又可以说是优点。好与坏，得与失是辩证的统一的。所以，教师一定要全面的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要有“两点论”。这样，就可以针对不同的对象，根据他们“至学”的“难易”，资质的“美恶”，培养学生的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依靠优点，克服缺点，扬长避短，长善救失。这就是“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学记》对这个原则的阐述，既包含重视正面教育的意义，又包含有因材施教的思想，是极其可贵的。

至于《学记》对教学习方法的论述，不甚具体。一般是结合教学原则来谈的。现归纳为讲解、问答、练习和类比四种方法，分述于后：

（一）讲解法

教学离不开讲解，讲得好坏，除了正确地掌握内容以外，关键就在于教师的口头表达能力和严密地组织教材。因此，《学记》向教师提出了三点要求。

第一，“约而达”。就是说教师讲课要扼要，将主要意思充分表达出来，不要罗嗦，更不要含糊不清，做到简洁透彻、少而精。

第二，“微而臧”。教师讲解要有重点，既要扼要，又要精辟；既要把教材的精华讲出来，又不要平铺直叙，平均使用力量。要做到“尝一肉，而知一镬之味，一鼎之调”。（《吕氏春秋》）

第三，“罕譬而喻”。意思是举例不在多，却很能说明问题。教学少不了举例，“举事以类义，援古以证今”。要是例子典型，有代表性，用得恰到好处，就能化抽象为形象，化深奥为浅显，开导阻塞，启发思维。“例不在多而在精”。“例子多了，就会喧宾夺主，淹没论点，学生只注意事例，不注意理论了”，就不能起到“喻”的作用。

有的教师只管抽象说教，不“举事以类义”；有的教师举例不当，事例不能说明问题；有的教师用例太多，淹没了论点；有的教师举例过滥，使人眼花缭乱。……这种种不良作法，都可以从“罕譬而喻”中获得有益的启示。

（二）问答法

这个问题，《学记》是从两个方面来论述的。

首先，如何提问。《学记》认为提问应由易到难，从容易的问题入手，易的决解了，难的也就容易解决。它认为一个善问的人应当像匠人攻伐坚木那样，“先其易者，后其节目”。当然，也不排斥在某种情况下，有时是需要单刀直入，提问难点的。但一般来说，应按“先易后难，先简后繁”的顺序为宜。

其次，如何回答问题。《学记》指出要注意两点：一是教师回答学生提的问题，要大小得当。如果学生问的问题小而浅，教师就不要小题大作，旁征博引。如果学生提的问题大而深，教师就要深入地进行分析，作出正确的回答。学生回答老师的提问也是一样，大小适宜。做到“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二是要求从容问答。提问题要从容，回答问题也要从容，这样才能把道理说透。好象撞钟一样，只有从容地撞，才能“尽其声”。“待儿从容，然后尽其声”。这个生动形象而贴切的例子，对教学工作有深刻的意义。

（三）练习法

什么是练习法？《学记》没有作正面的回答和阐述，只是举了“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三个例子，作出结论说：“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这段话的意思是：“优秀的冶金工匠的儿子，一定先学会用皮子镶嵌成衣（知道怎么成“形”）；优秀的弓匠的儿个，一定先学会用柳条编织成箕（知道竹木之“性”）；小马学驾车与我们习见的情况相反，它是跟在车子后面的（知其所由）。人们懂得这三层道理，就懂得怎样治学了。

从上述的三个比方中，可以分析出两层意思：一是在练习法中，范例是很重要的。“良冶”、“良弓”、“大马”瞧鸲δ咳镜氖痉蹲饔谩6橇废坝ρ蚪ソ右椎侥眩踊∪胧郑上肮摺K粤家敝酉妊茫脊酉妊÷硐妊Ц担褪钦飧龅览怼U绻湃怂担骸安偾笙矍Ы6笫镀鳌薄BR> （四）类比法

《学记》还主张教学中多运用“比物丑类”，用同类事物相比较，使学生能触类旁通，举一反三。这样不仅由此及彼，因理推论，巩固消化运用已学知识，而且还能使学生扩展知识，猎取知识，发展能力。

《学记》对教学方法的论述，不仅体现了上述教学原则的精神，而且处处都贯彻了启发诱导的指导思想，反对注入式、填鸭式的作法，这是非常可贵的，我们应该善于吸取并付诸实践。

四

《学记》主要是从正面论述了教学理论、原则和方法。除此之外，还结合实际，从反面批评了当时教学的缺点及其不良后果，增强了正面论述的说服力。这里引用《学记》批评当时教学弊端的一段原文，其见解是十分精辟而中肯的。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夫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教之不刑，其此之由乎！”

这段话，很生动地指出了当时教学的五大弊端及其不良后果。

一曰“呻其占毕”。教师只顾朗读课文，不求学生理解其意义。

二曰“多其讯言”。教师一味注入灌输，不考虑学生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三曰“及其数进而不顾其安”。就是教学只顾赶进度，不管学生能不能接受和消化理解。

四曰“使人不由其诚”。教学不从学生的志趣出发，没有激发学生内在的学习动机。

五曰“教人不尽其材”。教师没有因材施教，就不能发展学生各人的才能，埋没人才。

由于这五大弊端，所以教学的效果与人的愿望相反，造成了不良的后果。使学生厌恶学习；怨恨教师；苦于学习的困难，“苦其难”；不了解学习的目的和作用，“不知其益”。这样学生即使毕了业，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学了等于没有学，“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由此可见，教学方法是多么重要啊！

《学记》批判了当时教学上存在的只注意背诵、灌输、赶进度，而忽视启发诱导，不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注意因材施教等不良的现象，“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领先的。”（《中国古代教育史》第156页）《学记》这些深刻的见解，虽然是针对两千年前的情况而谈的，但联系今天的教学情况来看，还是很值得借鉴的。如有的老师总想多教些知识给学生，认为“多讲多得，少讲少得。”在教学中往往只顾抓时间，赶进度，满堂灌，而忽视启发诱导学生独立思考，领会叫材，学生并没有因教师的“多讲”而“多得”，反而阻塞了学生思维的发展。这些老师主观上是想为四化建设早出人才，快出人才，但客观效果是否符合主观愿望呢我们从《学记》的论述中，不是能得到足以移情益智的启发吗

总的来说，《学记》总结了我国古代教育工作者的宝贵经验。“可称为中国古代教育学的雏形。”所以，我国历代学者对于《学记》都曾给以很高的评价。清朝学者陈澧曾指出：“若以此为法，学术由此而盛，人才由此而生矣。”（《东塾读书记》）当代教育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也都认为《学记》不仅是中国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也是世界的一篇最早最完备的教育文献。顾树森说：《学记》是“中国教育史甚至世界教育史上第一篇非常辉煌的有关教育理论和方法的伟大著作。”《学记》所论述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教学论部分，不少是符合教育和教学的一般规律的，并具有朴素的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至今仍有积极意义，堪称是“中国教育史上极为辉煌的遗产”。（沈灌群《中国古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第46页）

八大华夏古籍是指：

《诗》（诗经）、《书》（尚书）、《礼》（周礼、仪礼、礼记）、《易》（周易）、《春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山海经》、《竹书纪年》。

其中，五经《诗》（诗经）、《书》（尚书）、《礼》（周礼、仪礼、礼记）、《易》（周易）、《春秋》（左传、谷梁传、公羊传）都具有代表性，《国语》、《山海经》、《竹书纪年》是上古流传下来的典籍。

知识点延伸：

古籍，是指未采用现代印刷技术印制的书籍。图书在古代称作典籍，也叫文献，兼有文书、档案、书籍三重意义。随着时间的进展，将记事类文件加以编排，供人阅读，并达到传播知识经验的目的，便形成了一部图书，图书的内容日益增多，载体趋向多元，制作技术不断改进，为了方便阅读，产生了“简册”、“卷轴”、“册页”、“线装书”等不同的装帧样式。

“城市是乡村的高级表现形态，是社会发展枝条上的一枚必然果实”。

从现在看来，中国古代的民居管理制度从一开始便是服务于政治而非经济的，所以中国的民居管理制度从一开始便具有着鲜明的政治特性。

从西周古籍中我们可以得知，早期民居“土地平旷、屋舍俨然、门户序列、院落深静”，可见早在中国西周时期，就对城市民居进行了规划管理，而这种城市被称之为“邑”或“闾”，其法理来源于《周礼》。又通过《尔雅》中的解释：“里，邑也”，为可以反向推出早在西周“里坊制”的雏形便已经建立，这在《考工记》中有着明确的记述。

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太庙）右社（社稷），面朝后市，市朝一夫。

而后历朝历代，营建都城，莫不如是！《管子·度地》认为这样的制度有三个作用：一、安置百姓。二、拱卫君主。三、便于买卖交易。之后的秦汉两朝，皆是仿照周朝天子建城邑之状来管理民居，但有了些许区别，那就是采用了“双城制”的形态，即以宫庙为主的“宫城”和以平民居住区和商业区的“郭城”，也就是说，民居和市场都是开放型的。到了汉朝晚期，真正的“里坊”才开始孕育。

一、曹操营建的邺城开辟了民居制度管理新纪元，构建了“里居”的辉煌。

邺城初建于春秋时期，是中国传统历史名城之一，相传最早营建邺城的便是齐桓公。公元前439年魏文侯封邺，邺城之后便成为魏国陪都，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东汉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击败袁绍占据邺城，营建王都。

曹操在营建邺城时，开创了一种布局严整，功能区分明确的城市格局：城之外形趋向规整，宫室署衙位于城内北部中间，所余民居，被数条东西南北街道封划为若干封闭式“里居”。

曹操营建的邺城东西长约七里，南北宽约五里，采用传统的“两城制”，东西干道将全城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面为贵族活动区域，宫城、官署及大臣居所大多在此处，包括曹操为大小乔所营建的铜雀台等高台，战时也可依靠高墙高台启动城防要塞功能。

干道之南为居民区，分为若干“里居”，三条南北走向的主道通向南方三个城门，中轴线大道直通宫城北门。城之东门外则是市贸之地，曹魏外交的迎宾馆也建设于此。西门外则是皇家园林及水域，可驻扎水军护卫，城内供水也在此地。

曹操营建的邺城秉承了战国以来以宫城为中心的规划思想外，同时也改进了长安宫城松散布局的状况，城市结构严谨，设宫城主干道直通城门，将中国古建筑群中轴线对称布局手法应用到整个城市，将“里居”的民居管理模式推向高潮。

二、由“里”到“坊”，北魏营建平城和洛阳，“里坊制”由发展到成熟。

1由“里”到“坊”，“里坊制”的发展。

道武皇帝拓跋珪在公元398年，将其都城从盛乐迁往平城（大同），主要是因为此地乃草原南下中原的缓冲地带，进可攻退可守，可回旋自如，于是在平城营建鲜卑王朝的新都城。

平城之都展示了少数民族全新的文化风貌，尽管拓跋珪崇拜三国曹操，但都城的营建并未照搬曹魏邺城的“里居制”，而是从实际出发别出心裁的在城内设置格局规整的里坊。早在天赐三年（公元406年），拓跋珪就拟定了“规立外城，分置市里”的城建计划，并从中原请来了对城郭建造有机巧的建筑大家孙题参与规划平城的营建。

“平城坊”的主要特色就是将不同民族的百姓安置在城郭“里坊”实行集中和程序化管理，每一里坊巷口，树以牌表坊记，“巷连街，坊套里，高墙四围，森严壁垒，一座里坊，就是一座城堡”，并设专门士兵官员管理。从规模体量、形制格局、功能体制到管理体系，一种以“里坊制”为新的民居管理制度已然形成发展，开始领衔扮演着中国古代城市发展走向的新角色。这种制度的意义在于：划片而居，分类安置，以晨钟暮鼓为号，定时开关坊门。

2北魏再次迁都，由“平城坊”到“洛阳坊”，“里坊制”的成熟。

争取洛阳石窟是云岗石窟之延续，“洛阳坊”的营建必然是“平城坊”模式的继承发展，北魏迁都洛阳后，以“平城坊”为范本，展开了更大规模的里坊建设，《洛阳伽蓝记》有详细记载。

京师东西二十里，南北十五里……庙社宫室府曹以外，方三百步为一里，里开四门，门置里正二人，吏四人，门士八人，合有二百二十里。

整个洛阳城以里坊制度为布局与管理，在西门外建有大市，作为交易之地，占地八里（此里即里坊），东市则为仓储之地，占地二里，南市有调音、乐律二里，“里内之人，丝竹讴歌，天下妙伎出也”。景明二年（公元501年），“发畿内父五万人筑京师三百二十三坊”标志着里坊制的成熟。

里坊格局，更像中国象形汉字“田”，它在任何朝代都是立国之基，从商朝井田、王莽王田、曹魏屯田、北魏隋唐均田等等，正如田一样，里坊制成为鲜卑人的立国之基，其妙就妙在将游牧民族的草原部落成员编入汉人之中，汉化之后迅速由部落联盟迈入封建社会。后来在北魏的“太和改革”中，所颁布的“三长制”也是与里坊制相配套的，这一制度的推行更是强化了秦汉以来的郡县制，辐射到全国范围的时候，形成以村为单位的朝廷基层管理制度，为“均田制”的出台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三、鼎盛于隋唐长安的里坊制，是中国古民居管理制度上的一笔浓彩颜色。

“里坊制”经过平城定型，逐渐演变升华为一种国家制度，经洛阳及北齐北周运行至隋唐，终于在唐朝的长安城登峰造极，古代的民居管理，从“里”到“坊”，再到“坊市”，完成了历史演变。

去年有部热剧《长安十二时辰》就是以大唐长安为背景的一部电视剧，中间多次提到了“平康坊”、“安乐坊”等牌坊名字，其实长安城的基础是隋朝大兴城之更名，早在隋朝开皇二年（公元582年），隋文帝杨坚就发布营建新都的诏书。

此城从汉，凋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

唐随隋制，唐皇在隋朝的大兴城的基础上扩建长安城里坊，在城市规划上可谓是整齐划一，有着“云开阖闾三千丈，雾暗楼台百万家”的景象，诸坊“棋布栉比，街衢绳直，自古帝京未之有也”。理学大家朱熹赞赏道：“居民在墙内，官街皆用墙，民出入处皆有坊门，坊中甚安”。

虽然里坊制给城中治安管理带来了便利，但给市民生产生活和人际交往带来了限制，“昏而闭，五更而启的宵禁”使偌大的长安城在入夜后呈现一种“六街鼓声行人绝，九衢茫茫行人绝”的寂静夜色。

无论什么样的制度，都抵不过经济发展规律。长安这种超级大城的商品经济疯狂发展后，唐代中期后长安城内的违章建筑屡有出现，欲禁难止。《唐史》记载，宪宗元和年间“长安坊中有夜拦街铺设祠乐者，迟明未已”，至文宗太和五年（公元827年），有不良帅奏呈长安坊门“或鼓未动即先开，或夜已深尤未闭”。

可见，在中唐之后伴随着工商业的发展，店铺已隐约冲破市之藩篱，闯入坊内。如记载中长兴坊的毕罗店，道政坊的酒店等等。到了唐末，长安的崇仁坊更是“一街辐辏，遂倾两市，昼夜喧呼，灯火不绝，京中诸坊，莫之与比”。

无论是隋朝也好，唐朝也罢，其设计者都以鲜卑人所筑平城为模板，但隋唐的鲜明特色就是采用了“三城制”，即宫城、皇城、郭城组成，中轴线的对称手法在建筑群中运用得更为突出，皇城居于“三城”中心，其建筑风格对称之美、均衡之美透射出中国儒家文化的“中庸之道”，更体现出中国传统社会的“重农抑商”的社会心理，沉重的闭塞感限制了城市基本功能的充分发挥。

在家天下的封建集权下，坊制逐步演化成一种普遍性的城市规划原则，使不同区域的城市趋于雷同，这也正是如今我们看到资料中历史名城只有大小之分，没有结构差异的重要原因。

随着唐末的五代十国乱象频出，到了宋太祖建立宋朝时，整个宋朝陷入到贸易狂潮中，以至于“八荒争凑，万国咸通”，繁荣的经济带来的是新的思潮，城市民居的里坊制也终于走到了尽头，这也正是我们在《清明上河图》中看不到里坊痕迹的原因。里坊制是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产物，而商业的活力要求这种闭锁的制度实行自我突破，于是里坊制走向衰败。

唐朝“坊市”是中国里坊制发展的最鼎盛时期，它与远远的周朝“里居”制度相呼应，又是北魏平城坊和洛阳坊的继承发展，对后世有着重要的影响，比如说“街坊邻居”一词就源于此。

结语

“里”也好，“坊”也罢，“坊市”也罢，作为民居管理方式，说到底还是一种人类的聚集方式，生活模式，对封建社会的发展前行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既平衡着社会秩序的运转，同时也服务于封建王朝的统治。但始终不可否认里坊制在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数千年的稳定格局和生命力就可见一斑。

政治手段最终要屈服于经济发展，所以在商业异常繁荣的宋朝，里坊制这种放逐了城市自身合理性的制度，在实现了对百姓有效管控管理的基础上，同时也阻碍了经济活动的自然健康的发展。所以坊墙推倒，伴随的是对其实行收税管理，中国自西周以来的里居到坊市制度就此落幕，随之而来的就是我们目前熟悉的街巷制。

但是里坊制的民居管理制度远远不是对中国影响巨大那么简单。公元五世纪，高句丽借鉴中国这种管理模式修建平壤城；公元六世纪末，日本吸收中国里坊制的模式，修建了新都城藤原京，其大体规制与平城坊类似……

城市意义，在于突破农耕文化自给自足的方式，将社会成员集中起来为他们提供文化传播、商品贸易的场所，城市的开放性才是城市积极进步所在。故而长安城这种皇宫、坞堡加防御城墙的具有强烈政治因素的模式注定随着经济发展而逐渐衰落，这不仅是城市功能化的需求，更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也是人类精神生活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