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隋入唐，中国古代服装发展到全盛时期，政治的稳定，经济的发达，生产和纺织技术的进步，对外交往的频繁等促使服饰空前繁荣，服装款式、色彩、图案等都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崭新局面，而这一时期的女子服饰，可谓中国服装中最为精彩的 篇章，其冠服之丰美华丽，妆饰之奇异纷繁，都令人目不暇接。大唐二百余年的女子服饰形象，可主要分为襦裙服、男装、胡服三种配套服饰。

一、襦裙服

  襦裙服系指唐代女子上穿短襦或衫，下着长裙，佩披帛，加半臂（即短袖）的传统装束。唐女襦裙装在接受外来服饰影响下，取其神而保留了自我的原形，于是襦裙装成为唐代乃至整个中国服装史中最为精彩而又动人的一种配套装束了。襦，一般只长到腰，很短，是唐代女服的特点。与此相近的衫，却长至胯或更长。唐女的襦、衫等上衣是各个阶层的常服。元稹诗句“藕丝衫子藕丝裙”，张佑诗句“鸳鸯绣带抛何处，孔雀罗衫付阿谁”，欧阳炯诗句“红袖女郎相引去”。从这些诗句看，唐代女子着襦、衫已非常普遍，而且喜欢红，浅红或淡赭，浅绿等色，并加上“罗衫叶叶绣重重，金凤银鹅各一丛”的金银彩绣为饰，外观更是美不可言。襦的领口常有变化，襦衫领型有：圆领、方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代有袒领，即领口开得很低，早期只在宫廷嫔妃、歌舞伎者间流行，后来连豪门贵妇也予以垂青，从唐墓门石刻画和大量陶制女俑来看，袒领流行开来，或许已经遍及黎庶，因而当时艺术形象中出现的袒领女装形象为数实在不少。裙，唐代妇女下裳为裙。这是当时女子非常重视的下裳形式。制裙面料多为丝织品，但用料有多少之别，通常以多幅为佳。裙腰上提高度，有些可以掩胸，下身仅着抹胸，外披纱罗衫，致使上身肌肤隐隐显露。如周昉《簪花仕女图》，以及周濆“惯束罗衫半露胸”等诗、画即描绘这种装束，这是中国古代女装中最大胆的一种，足以想见当时思想开放的程度。唐代裙的质料、色彩和样式均大大超过前代，可谓群芳争艳，瑰丽多姿。如唐诗中所涉及的诸多裙式有：“上仙初着翠霞裙”，“荷叶罗裙一色裁”、“两人抬起隐花裙”、“竹叶裙”、“碧纱裙”、“新换霓裳月色裙”等。唐代裙色多彩，可以尽如人所好，多为深红、杏黄、绛紫、月青、青绿。其中尤以石榴色流行时间最长。李白有“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万楚五有“眉黛夺得萱草色，红裙妒杀石榴花。”其流行范围之广，从《燕京五月歌》中可见，“石榴花开街欲焚，蟠枝屈朵皆崩云，千门万户买不尽，剩将女儿染红裙。”石榴裙最大的特点，是裙束较高，上披短小襦衣，两者宽窄长短形成鲜明对比。这种上衣下裙的“唐装”，是对前代服装的继承、发展和完善。从整体效果看，上衣短小而裙长曳地，使体态显得苗条和修长。

二、女着男装

  女着男装在中国长期封建社会中，是较为罕见的现象。《礼记 内则》曾规定，“男女不通衣服。”尽管事实上不可能这么绝对，但是女子着男装，常会被认为是不守妇道。唐以前虽然在汉魏时也有男女服式差异较小的现象，但那不属于女着男装，只有在气氛非常宽松的唐代，女着男装才有可能蔚然成风，即使这样，还应将一部分起因归于游牧民族的影响。当时影响中原的外来服饰，绝大多数都是马上民族的服饰。那些粗犷的身架、英武的装束，以及矫健的马匹，对唐女着装意识产生一种渗透式的影响，同时创造出一种适合女着男装的气氛。《旧唐书 舆服志》载，“或有著丈夫衣服、靴、衫，而尊卑内外斯一贯矣”已明确记录下女着男装的情景。《新唐书 五行志》记，“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

  帝与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虽说这太平公主此举有些恃宠撒娇，但也说明了唐初已经出现女着男装的倾向。女着男装的风气尤在大唐开元、天宝年间盛行。《中华古今注》记，“至天宝年中，士人之妻，著丈夫靴衫鞭帽，内外一体也。”《新唐书 李石传》记，“吾闻禁中有金鸟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由此可以看出，当时女子仿制男装，穿着男装相当普遍。

三、胡服

  初唐到盛唐间，北方游牧民族匈奴、契丹、回鹘与中原交往甚多，加之丝绸之路的骆驼商队络绎不绝，对唐代服饰影响极大。所谓胡人，是汉族人对北方民族的一种贬称，我们这里讲史，权且保留当时的称呼。随胡人而来的文化，特别是胡服---这种包含印度、波斯等很多民族成分在内的民族装束，令唐代妇女耳目一新。于是，一阵狂风般胡服热席卷中原诸城，其中尤以长安及洛阳等地为盛，其饰品也最具异邦色彩。元稹诗：“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地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胡音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竟纷泊。”唐玄宗酷爱胡舞胡乐，杨贵妃、安禄山均为胡舞能手，白居易《长恨歌》中的“霓裳羽衣舞”即是胡舞的一种。另有浑脱舞，枯枝舞，胡旋舞等对汉族音乐、舞蹈、服饰等艺术门类都有较大影响。所记当时“臣妾人人学团转”的激动人心的场面也是可以想象到的。姚汝能《安禄山事迹》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帽，妇人则簪步摇，衣服之制度衿袖窄小。”关于女子着胡服的形象或见于石刻线画等古迹。较典型者，即为上戴浑脱帽，身着窄袖紧身翻领长袍，下着长裤，足登高腰靴。《舆服志》云，“中宗后有衣男子而靴如奚、契丹之服”当为此种装束

唐代的后宫制度

自古以来，宫中就有所谓「内职」制度。〈周礼〉上说：「古者天子后立六宫、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以听天下之治。」武德年间参照隋制建立了完整的「内官」制度，规定：皇后一人，下立四妃——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各一人，以下依之有九嫔——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各一人，婕妤九人，美人九人，才人九人，宝李二十七人，御女二十七人，采女二十七人。各有品位，共一百一十二人。除皇后为正妻外，其馀名义上均属妃嫔——皇帝的妾。 

  此外，太子东宫也有「内官」，太子妃一人，下有良娣、良媛、承徽、昭训、奉仪等品级；诸王亲王妃下也有孺人等媵妻妾名位。 

  皇帝在掖庭之选和后宫宠幸上，不大计较尊卑贵贱的，但若要册封给她们名位便十分重视门第了；尤其册立皇后，绝对要求门第高贵，必须「妙择天下令族」。册寺皇后首先强调「地胄清华」、「轩冕之族」等等，其后才是德行。有时侯皇帝虽不在乎，大臣们也会以门第为最有力的理由提出反对，使皇帝奈何不得。武则天的父亲虽然早年曾是商人，但建唐后官居高位，不能算低门微族，反对立武则天为后的大臣仍然攻击她「地实寒微」；而高宗力排众议立她为后时，又拚命强调她「门著勋庸，地华缨黻」。非高门大户，即使是深得宠爱或是早生贵子，也只有等死后被追赠或是儿子即位才能正位。 

  比起封后，册立妃嫔稍随便一些，门第要求不那麼十分严格。她们多半是因为生子或者是受宠而被册，其中包括一些出身微贱者。不过，在妃嫔中，出身门第也还是很受重视的，如太宗杨妃是隋炀帝之女，所以「地亲望高，中外所向」。  

  宫人身居九重，似乎很尊贵，却只是皇家婢。宫庭中除少数有名位的后妃外，便是数以万计的普通宫人，在唐代也有宫女、宫娥、宫婢之称。她们分布於长安的三大皇宫和东都大内、上阳两宫及各处离宫别馆、诸亲王府、皇帝陵寝。 

  宫廷是个小社会，宫人中也有著高低贵贱、三六狞等。和妃嫔们有「内官」制度一样，宫人们有宫官制度。宫官是宫人的最上层，她们是后宫的各级官员。唐朝后宫设六局—尚宫局、尚仪局、尚服局、尚食局、尚寝局、尚功局，管理宫中一应事务；六局首席女官尚官、尚仪、尚服、尚食、尚寝、尚功就是后宫的六部尚书。六局下面统领二十四司，各司女官分别为司记、司言、司簿、司闱、司籍、司乐、司宾、司赞、司宝、司衣、司饰、司使、司膳、司酝、司药、司饎、司设、司舆、司苑、司灯、司制、司婇、司计；还有二十四典、二十四掌以及宫正、阿监、彤史、女史等等各级女官。这些女官各有品级、供给，她们分别管理著礼仪、人事、法规、财务、衣食住行等等各项宫廷事务。宫官既是职事官，也就不必讲究色、宠，只须挑选良家出身、才德兼备者充仕。 

  除了六局宫官外，宫中还有内文学馆，选宫人中有文学者为学士，执掌教习妃嫔、宫人文化书算等等。这类宫官有的品高位显、有权有势，不仅在宫中受尊重，甚至外朝官也逢迎她们，以图进取，有的因此得以干预外朝政事。不过，她们的身份终归是皇帝的婢女。保传告诉太宗的小弟舒王：「尚宫品秩高者，见宜拜之。」舒王说：「此我二哥家婢也，何用拜为？」一语道破了宫官的身份。 

  由於唐朝后宫人数众多，采选不止，使得后宫积怨，民间不满，因而宫人问题受到了社会和朝廷的关注，各朝都有人批评这一弊政，请求皇帝怜悯宫女们的离别之根、怨旷之苦，放还宫人。皇帝往往为了表示自己实施德政、不好声色；有时则纯粹为了节省宫廷费用，或者害怕后宫积怨太深，遭到灾难「天谴」，所以每每下诏释放宫人。自高祖后，几乎各代皇帝都有放宫人，多则三千，少则数百。这些宫人出宫后有家者可以回家，可以嫁人，年老有病、无人收养者，送入寺观安置，有时还给一些资财作安家之用。这算是唐朝皇帝的一点仁政。

唐高祖李渊于武德七年（公元624年）颁布新律令，即著名的“武德令”，其中包括服装的律令，计有天子之服十四、皇后之服三、皇太子之服六、太子妃之服三、群臣之服二十二、命妇之服六。 内容基本因袭隋朝旧制， 天子的14种服装为大裘冕、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通天冠、缁布冠、武弁、弁服、黑介帻、白纱帽、平巾帻、白恰。 皇太子的六种服装有衮冕、远游冠、公服、乌纱帽、弁服、平巾帻。群臣的22种服装有衮冕、鷩冕、毳冕、絺冕、玄冕、平冕、爵冕、武弁、弁服、进贤冠、远游冠、法冠（獬豸冠）、高山冠（侧注冠）、委貌冠（与皮弁同制）、却非冠、平巾帻、黑介帻、介帻、平巾绿帻、具服（朝服）、从省服（公服）、婚服； 皇后的三种服装有袆衣、鞠衣、钿钗襢衣；皇太子妃的三种服装有褕翟、鞠衣、钿钗礼衣。命妇的六种服装有翟衣、钿钗礼衣、礼衣、公服、半袖裙襦、花钗礼衣。 唐代官吏主要服饰为圆领窄袖袍衫，官服分颜色从唐朝开始：三品以上紫袍，佩金鱼袋；五品以上绯袍，佩银鱼袋；六品七品绿袍，无鱼袋，八品、九[品为青色。以后稍有变更。。官吏有职务高而品级低的，仍按照原品服色。如任宰相而不到三品的，其官衔中必带“赐紫金鱼袋”的字样；州的长官刺吏，亦不拘品级，都穿排袍。另在袍下施一道横襕，也是当时男子服饰的一大特点。

唐朝是中国封建王朝最为繁盛和开放的朝代，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唐朝妇女身上体现着唐朝文化的开放性与兼容性，具有独特的魅力。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其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复苏与彰显。本文旨在就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体现出来的“本原

性”、“自主性”、“进取性”、“开放性”四个方面，论述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特色。

关键词：唐朝 妇女 女性意识 复苏 彰显

女性意识，实际上就是有关于女性的观念，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中国历代的妇女意识，是植根于中国历史土壤的产物，是中国宗法社会、封建专制制度和小农意识的产物，它集中体现为男尊女卑的轻视妇女的价值观和束缚妇女的道德礼教观，这些观念深深烙印在世世代代的中国的男男女女的头脑之中，习以为常，根深蒂固。然而，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国少有的"开放性"社会，它所创造的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它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文明、最开放的国度之一，唐朝妇女也因此别具风采，而为世所瞩目。

在魏晋南北朝经历了胡、汉文化持久、反复的冲突之后，多元性的文化终于在唐朝得以最为充分的释放。唐朝妇女女性意识的变化与唐朝社会政治、经济诸方面密切相关：唐太宗令寡妇再嫁，突破了正统妇女贞节观的限制，挖掘了妇女在人类自身繁衍、发展生产等方面的社会价值和意义，使其本原性得以充分的复苏。武则天当皇帝，冲击了正统的男尊女卑观念，妇女的自然天性和社会能力得到在整个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释放，唐朝妇女自身能力上的进取性，有了空前的高涨，从而其女性意识得以大幅度的彰显。唐玄宗一方面限制妇女干政，以巩固皇位，稳定社会秩序；另一方面又给妇女在婚姻、社交等社会生活方面的自由，这种相对开放自由的妇女观显示了唐朝盛世统治者的自信开放、务实进取的性格。唐朝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开放性，使得唐朝妇女在其思想观念上有了极大的宽松感，在其日常生活上就显现其不同于以往朝代妇女的行为特征。

一、本原性

在母系氏族社会里，妇女不仅居于较自由的地位，而且居于受到高度尊敬的地位。女性有着惊人的创造力，她们是征服自然的英雄，是创世造人之母，是创造发明的神灵，社会生活的主宰。人们不仅奉现实中的女性为尊崇膜拜的对象，还把这种崇拜转移到对自然物的崇拜上，又从自然崇拜反过来映照对女性的崇拜。母系社会中的女性的种种权力，如生育抚养人种的权利，组织氏族生活和生产的权利等都是自然的赋予，而无法律意义上的人为特权，妇女只不过是在履行了自然而然赋予的权利义务之后而取得了全社会人员的尊崇，这种女性意识其实是懵懂而自然的，人与人，男与女之间便也是天然的平等。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四版序言中曾经说过，“女系的这种独特的意义，在父系的身份已经确定或至少已被承认的个体婚制时代还保存了很久。”⑴女性的这种自由意识一直延续到父系社会到来，五帝时代还盛行着杂婚习俗，如殷商的先祖契的降生是他的圣母简狄吞食了神鸟大卵，周的先祖后稷只有母亲姜嫄而不知其父是何人……这些都是母系社会女性中心意识的神话再造。

五帝时代是社会生活和两性关系发生历史性转折的重要时代。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人类发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工，畜牧业和农业从狩猎和采集业中分化出来，女子在传统行业中所占的优势地位逐步让位于擅长放牧和种植的男子，在氏族组织中的作用，男子也占据了支配的地位，世袭也逐渐过渡到以男系为准，于是父权制代替了母权制，“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⑵父系社会，活跃在社会舞台上的核心人物已有男性取代了女性，女性的作用受到贬抑，失去了其崇高的社会地位，人们也由对自然和生殖的崇拜转而崇拜起“天”与“力”。所谓“天”便是男性统治者——“帝”的象征，与女性有关的泛自然神都归服于“帝”的统治支配。而“力”则是权利的象征，力气的代表。韩非子说过“上古争于气力”。谁强悍有勇力，谁就能保存自己并能征服其它部落，从而也使得本氏族或部落成员慑服。由于典型的一夫一妻制的家庭已经形成，伴随着私有制的出现，父系继嗣的问题突出起来。恩格斯说：“一夫一妻制是不以自然条件为基础，而以经济条件为基础，即以私有制对原始的自然长成的公有制的胜利为基础的第一个家庭形成。丈夫在家庭中居于统治地位，以及生育只是他自己的并且应继承他的财产的子女——这就是希腊人坦率宣布的个体婚制的唯一目的”⑶于是，在这种家庭和私有制发展的大形势下，个体婚制的传子制的启始，使得中国妇女的地位也随之开始了新的一页。女性意识被男权思想无限期的压制，其被奴役的历史也便开始了。

唐朝是经济空前繁荣、思想空前活跃、妇女空前解放的时代，但是要看到的是，这种妇女的空前解放，实际上便是一种女性意识上的本原性的体现。隋唐时期的汉族是以汉族为父系、鲜卑为母系的新汉族，唐文化体现出来的便是一种无所畏惧、无所顾忌的兼容并包的大气派，一切因素，一切形式、一切风格，在唐代文化中都可以恰得其所，于是，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自然有许多别于中国封建社会其他朝代的女性之处。胡汉相融合的最大表现就是作为游牧民族的胡文化将一股豪强侠爽之气注入作为农业民族的汉文化系统内，唐人不仅气质上“大有胡气”，而且立法颇富“胡风”。唐代妇女在这种“胡风”文化的氛围中，在礼法薄弱的“胡人”社会，豪爽刚健，绝不类南朝娇羞柔媚和两汉的温贞娴雅。例如：唐朝女性在家庭生活中拥有一定的法定继承权，女性可以单独为户主，具有较为独立的经济地位，在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发挥着作用等等。唐朝妇女也颇为“妒悍”。《西汉杂俎》中记载：“大历以前，士大夫妻多妒悍。”“吃醋”之说的典故便源自唐代。所谓“妇强夫弱，内刚外柔”、“怕妇也是大好”，竟成为唐人笔记小说中津津乐道的“题目”。唐朝妇女审美观也因胡风浸染而由魏晋时期的崇尚纤瘦变为崇尚健硕丰腴。唐朝一些艺术作品中展示的妇女骑马击毬的情景，一反汉文化以阴柔为妇女典则的传统，透露出胡族女性活泼、勇健、无拘无束的性格。所以，唐朝女性便在中国传统女性中，有着其独特的魅力。或者换句话说，唐朝妇女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上的本原性复苏。这便是唐朝女性文化的一大特点。而这种本原性的复苏。并不同于现当代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解放，而是一种女性意识压抑了若干年之后的释放，是“胡文化”“胡风”的释放和表现。所以，唐朝妇女在本原上的复苏性表现更多地体现为性意识上的复苏，以及生活作风和生活方式上的追求两性自由交往。

唐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殊时代，婚姻思想开放，贞节观念淡漠。唐公主改嫁者达数十人，高阳、襄阳、太平、安乐、永嘉诸公主还养有男宠。《唐律》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使唐人对离婚态度较为开通，有的离异书上还有祝福之语：“愿妻娘子相离之后，重梳蝉鬓，美裙娥眉，巧逞窈窕之姿，选聘高官之士……一别两宽，各生欢喜。”⑷唐代女子的贞操观念完全不像宋代以后要求那么严酷，社会上对这方面的要求相当宽松，从宫廷到民间，人们性生活的自由度相当大。其主要原因是：第一，正处于封建社会鼎盛时代的唐朝，封建礼教远没有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作为统治者禁锢人和人性的工具的封建礼教，本来是随着统治阶级的需要一步步发展起来的。统治者总是越到末世，才越感到有把人们的头脑、身体、七情六欲都管起来的必要，于是礼教也就愈加严格、周密而强化。从先秦到唐代，虽然在各代都不断有人出来倡扬女教，但统治阶级对这方面的束缚需要还不那么急切。尤其是唐代，由于高度繁荣昌盛，统治者有充分的信心和力量，所以在性以及其它方面的控制更为宽松。第二，唐代有一段相当长的太平盛世，生产力发展较快，人口增加较多，整个社会比较富裕。在人们衣食丰足、生活稳定的情况下，必然会较多地追求生活中的享受与快乐，包括性的欢乐，这是人们固有的需求层次的递升与变化。古人说“饱暖思*欲。”如果我们把“*欲”理解为爱情（禁欲主义者总是把人们正常的爱情与性的需要斥之为“*欲”），那么，这句话是个真理。饱暖是人的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一般说来，当这第一需要、基本需要不能得到满足时，人们较少地去追求爱情、性、自尊、自我实现等高层次的需要；生活富裕了才会更强烈地去追求其它。第三，唐代是一个汉族“胡化”、民族融合的时代。李唐皇族本身就有北方的少数民族的血统，他们曾长期与北方少数民族混居生活，又发迹于鲜卑族建立的北魏，而后直接传承鲜卑族为主的北朝政权，所以在文化习俗上沿袭了北朝传统，“胡化”很深，唐统一天下后，就将这些北方少数民族的习俗带到中原。宋朝的朱熹曾攻击唐朝“闺门不肃”，“礼教不兴”，说：“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⑸这也是实际情况。同时，唐代各民族之间的交往及国际交流空前频繁，气魄宏大的唐朝对所谓“蛮夷之邦”的文物风习是来者不拒，兼收并蓄。许多少数民族的婚姻关系还比较原始，女性地位较高，性生活比较自由，这些文化习俗对唐代社会的影响十分强烈，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力地冲击了中原汉族的礼教观念。

唐代社会的性自由度较大，主要表现在婚前性行为较多，婚外性行为较多，离婚和再嫁比较普遍这三个方面。从史书和当时的许多文学作品中都可以见到，唐代民间妇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是比较常见的。“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劳动妇女自由的爱情生活。她们长年在外劳动，与男性交往较多，礼教观念淡薄，感情自然纯朴奔放，所以自由恋爱的事较多。至于一些中上层的女子，这类事也不少，而且社会并不过分谴责。例如，大历中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唐代的许多传奇小说都描写了这一类男女追求爱情、自由结合的故事。后世广为流传的《西厢记》出自唐代的《莺莺传》，莺莺和张生私通，实际上这个故事的结局也并不像后世所改成的有情人终成眷属，而是莺莺另嫁，张生另娶，后来两人还有诗赋往来。从《莺莺传》中还可以看出，当时人们对此并不以为怪，只是说张生太忍情了些，而且作为佳话韵事传颂不已。由此可见，唐人对子女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遍览唐人传奇、笔记，闺阁少女或女仙、女鬼“自荐枕席”的事俯拾皆是，这正是社会现实的真实反映。封建礼教对于女子离婚与再嫁是作了许多严酷限制的，社会对离婚与再嫁的态度也反映出社会的开明程度、婚姻自由度和性自由度。唐朝仍是封建社会、男权社会，在婚姻问题（结婚与离婚问题）上仍旧是以男子为中心。唐律中也有“七出”和“三不去”的规定，尽管有一定限制，但男子出妻还是很容易的，出妻的事很多。例如，严灌夫妻慎氏因十余年无子被休弃。李回秀的母亲出身微贱，其妻喝斥奴婢，母亲听了不高兴，李就休弃了妻子。唐代的特点是在社会生活中大量存在休妻现象的同时，女子主动提出离异或弃夫而去的事也时有发生。例如唐太宗时刘寂妻夏侯氏因父亲失明，便自请离婚，奉养老父。秀才杨志坚嗜学而家贫，妻子不耐贫苦，去官府要求离婚改嫁。杨志坚以诗送之曰：“平生志业在琴诗，头上如今有二丝。渔父尚知溪谷暗，山妻不信出身迟。荆钗任意撩新鬓，鸾镜从此画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时。”当时州官颜真卿处理此案，把这个女人批判了一通，云：杨志坚素为儒学，遍览《九经》，篇咏之间，风骚可摭。愚妻睹其未遇，遂有离心。王欢之廪既虚，岂遵黄卷；朱叟之妻必去，宁见锦衣。污辱乡间，败伤风俗，若无褒贬，侥幸甚多。最后，虽然判决离婚，任其改嫁，但责杖刑二十；同时对杨志坚“赠布绢各二十匹，米二十石，便署随军”。据说，由于颜真卿这一判，风俗大正，此地再无弃夫之人。唐末还有一位李将军之女，由于战乱离散，不得不嫁给一名小将为妻。后来她找到了亲属，便对丈夫说：“丧乱之中，女弱不能自济，幸蒙提挈，以至如此。失身之事，非不幸也。人各有偶，难为偕老，请自此辞。”全不把“贞节”、失身当一回事。女子离婚或丧夫后再嫁，也是唐代的普遍风气，不受社会舆论谴责。据《新唐书·公主传》载，整个唐代，公主再嫁的达二十多人：计有高祖女四，太宗女六，中宗女二，睿宗女二，元宗女八，肃宗女一。其中三次嫁人的有三人。这说明当时的朝廷对此是不以为怪的。此风不仅存在于朝廷帝王之家，而且存在于官僚、贵族以至于平民之家。即使是门第显赫的仕宦之家也不忌讳娶再醮之女。宰相宋璟之子娶了寡妇薛氏。严挺之的妻子离婚后嫁给刺史王琰，后来王犯罪，严还救了他。韦济之妻李氏夫死以后，主动投奔王缙，王纳为妻室。就是一代大儒韩愈，女儿先嫁其门人李汉，离婚后又嫁樊仲懿，可见读书人家也不禁止女儿再嫁。

二、自主性

唐朝妇女女性意识上的自主性，表现为其女性地位的尊严的提高。盛唐时期，有登基制诰、号令天下的女皇帝，有设立幕府、干政决狱的女显贵，有挥翰作诗的女才子，也有擅长丝竹管弦、轻歌曼舞、色艺皆佳的女艺人……她们都得以抛头露面于社会。尤其当时诗坛巨擘、文章魁首、各界名流与青楼女子的密切交往，他们对于才艺出众的女子，不但悦其色，慕其才，而且还知其心，敬其人，做到心心相印，息息相通。像歌妓兼诗人的薛涛、鱼玄机、刘采春，女道士李冶等才女，周围有一批崇拜者，他们是社会名流，诗人文士。像元缜、白居易、刘禹锡与女诗人薛涛，元缜与刘采春，陆羽、刘长卿与李冶都是声色相求、情好志笃、诗词酬唱的诗旅挚友，决不像宫体诗作者把女性当物化审美和色情对象来描写，而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思想上的共鸣。像元缜惊服薛涛的诗才、辩才，引为知己，赠诗称赞薛涛：“锦江滑腻峨眉秀，幻出文君与薛涛。言语巧偷鹦鹉舌，文章分得凤凰毛。纷纷词客皆停笔，个个公侯欲梦刀。别后相思隔烟水，菖蒲花发五云高。”⑹对薛涛的姿色、辩才、文采给予极高赞誉。另一诗人胡曾写诗称赞薛涛：“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树下闭门居。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⑺又如出家的道士、诗人李冶，为超脱不群的文士陆羽、僧人皎然、诗人刘长卿、朱放等器重，李冶与他们的交往也非常坦诚，感情真挚动人，交游之厚，与陈规陋俗、封建礼法格格不入。这种坦诚公开的男女社交在中国封建社会并不多见。唐代杰出女子以自己的才情赢得了正直文士骚客的尊重敬慕，这在中国女性生活史和妇女观念上都是值得注目和值得研究的，这种情况，不但前代绝无，而且影响深远，开启了后代尊重女性男女平等的意识。唐代这种特殊的社会现象不是偶然的，是盛唐经济生活、文化精神的一种反映。开放的社会，繁荣的气象，博大包容的胸怀表现在文化思想上必定是兼容并蓄，允许所谓各种“异端”存在的，表现在女性意识上也必然是自主性的，多元化的，不但以体现正统儒家的伦理价值、恪守道德礼教的、封闭内室的贤妻良母为唯一的女性模式，那种能给社会带来美感、乐趣的社会型女性如歌妓、舞女也是受到肯定的。她们当中的佼佼者，自然更受到同气相求的文士的尊崇。唐朝妇女们常常抛头露面外出，甚至男女同席共饮、谈笑唱和，而无所顾忌。唐朝皇室贵族中便男女无别，唐中宗韦皇后和权臣武三思同坐御床玩双陆，中宗还在一旁为他们点筹。边帅安禄山在后宫与杨贵妃一起吃饭、打闹，常常通宵不出。宫中的女官们时常“出入内外，往来宫掖”，⑻结交朝臣外官。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与族兄杨国忠甚至并辔走马入朝。至于寻常百姓人家就更没有什么约束了。“君家在何处，妾住在横塘，停船暂相问，或恐是同乡”，⑼这首唐诗便描写了一位船家女子与陌生人大大方方打招呼、攀谈的情景。白居易的名诗《琵琶行》叙述了一位商人妇在丈夫外出时夜半与一群陌生男子在船上聚会交谈并弹奏琵琶的事情。宋朝人洪迈曾感叹道：“瓜田李下之疑，唐人不饥也。”⑽唐朝妇女在社交上面体现的这种自主性，一扫六朝充斥着的铅华脂粉，体现出富丽堂皇、多姿多彩的美。

三、进取性

马克思曾经高度评价了妇女的历史作用，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某种程度上说，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历史的经验证明，妇女地位的提高，对推动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国历史自春秋、战国之交进入封建社会以来，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三次高潮，即三次鼎盛局面。而尤以第二次最为兴旺。所谓最为兴旺的第二次，便是以唐朝作为代表的。

唐朝前期，农业生产蒸蒸日上，手工艺品日益精巧，商品经济空前繁荣，城市车水马龙，繁华似锦。唐朝后期，江南经济进一步发展，为以后南方经济水平超越北方奠定了基础。在政治上先后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国家统一，社会安定，呈现出一派升平景象，封建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日臻成熟和完善，而且社会风气也日益开放。此时的女性，也由于在日益开放的社会风气中的熏陶，价值观以及生活方式都有了很大的变化。而在此，亦出现了中国的第一个封建女皇帝——武则天，而武则天的出现，又从另一个角度，像是一针兴奋剂，更加促使了唐朝女性积极参加社会各项活动，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即女性意识上的进取性，继而完成唐朝妇女女性意识极大的彰显。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其他坐过皇帝宝座的小女皇也有，但现在一般的观点都把武则天作为唯一的女皇来看待，因为她是凭借自己的实力登上皇帝宝座的，不是别人的傀儡。武则天自立为皇后之后，开始参预朝政，与高宗并称“二圣”。683年，高宗死，李显继位为中宗，尊武氏为皇太后，由太后临朝称制。翌年，废李显为庐陵王，立李旦为睿宗，武太后掌实权。690年，废李旦自立为则天皇帝，改国号为周，改元天授，史称“武周”。武则天称帝后，大开科举，破格用人；奖励农桑，发展经济；知人善任，容人纳谏。在她掌理朝政的近半个世纪，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后来“开元盛世”打下基础。武则天当政期间，唐朝女性较以前更多地参与到政治经济的国家生活中来，使得压抑了许久的女性意识，得以一定程度的苏醒。

在传统社会中的男性统治者看来，女属阴，男为阳，但在唐代，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屡见不鲜，自武则天当政以来，这种妇女参政议政的现象更为突出。如上官婉儿的一生曲折动荡，并投靠多种政治势力，但是我们不难看出，其作为杰出的唐朝女性的代表，在参政议政等等方面，都展现出了她独特的女性魅力和其不朽的才华，这是在“男尊女卑”的封建社会阴影下，其女性意识的强烈表现。也从另一个层面上，代表了唐朝女性开阔的思维方式，以及积极的思想意识。社会地位是一个反映人们在社会关系中差别性的社会学概念，具体是指人们在社会等级关系中所处的位置，并通过人们在社会上所尽义务、拥有的权力，以及受到的待遇等表现出来。唐代女性之所以勇于冲出封建礼教的禁锢，与其在当时文化教育较普及的社会氛围中亦能习文读书、接受教育是密不可分的。唐朝妇女学习诗文更加蔚成风气，仅《全唐诗》中收录的女作者就有100余人，唐人笔下的美好女性几乎无人不能吟诵诗章，挥毫成诗。唐太宗长孙皇后喜爱读书，可以著述。徐贤妃4岁随父读书，能诵《论语》、《毛诗》，8岁就能写文章。武则天文史兼通，故此才能替皇帝批阅奏章、代行朝政，从此登上权利的台阶。《女论语》作者宋若昭五姐妹自幼随父读书，她们都不愿意嫁人，立志要以学扬名，唐德宗时将她们召入宫中，称为“学士”。许多著名文士的妻子都是丈夫的闺中诗文之友，诗人元稹的前妻韦氏、继室裴氏，著名才子吉中孚之妻张氏，进士孟昌期之妻孙氏、殷保晦之妻封询都是才女，有的还常代丈夫作诗应酬或书写文卷。出身士人或平民家庭的著名才女、诗妓薛涛与女道士李冶、鱼玄机都是自由读书习诗。鱼玄机在观看新科进士题名时曾吟出“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⑾的诗句，表达了对自己才华的自信，和不能与男子同登金榜、一展雄才的遗憾。

四、开放性

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唐前期（高祖——唐玄宗）经过“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后，唐代乃至整个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到顶峰，与此同时，人的个性得以相对自由发展，生活在这个时期的广大女性纷纷从封建礼教的束缚下解脱出来，精神面貌焕然一新。例如：唐前期，女性大多大胆追求个性美，着装服色的选择将官方规定弃置一旁，甚至盛行穿胡服、戴胡帽等；施面妆也是“浓妆艳抹”。唐朝妇女的日常服装，上身着衫，下身穿裙。衣裙上有瑰丽的花纹，裙子以红色最为流行。富家女子常常用精美的丝织品做衣料，衣服柔薄而精巧。从总体上看，唐代服装造型雍容华贵，配饰富丽堂皇；质料唐以丝、麻为主，以红、紫、黄为等鲜艳的暖色调为主要色调。唐朝妇女上身常着圆领的长衫，肩上披帔，还有特别的短袖半臂衫套穿在长衫外；下身穿裙，裙腰高，线条优美，显得身材颀长、秀美，反映相对稳定的一面。唐朝以汉族为主，汉族的文化源远流长，文明且讲究，逐渐形成了飘逸的塔形衣冠。因居住在温暖湿润地区，丝织技术高超，丝织品花色品种很多，以轻盈精薄著称。如吐鲁番出土的轻容纱比马王堆出土的素纱更精巧。唐代的贵妇大都“缣罗不着爱轻容”。而且，在唐朝还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唐朝女性喜欢穿男性服装。唐朝统治者出身胡族，因而尚武，故此喜着胡服；唐朝前期社会开放，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较多，男装较为方便；唐代妇女的自我表现意识较强，男装可以体现女性身体各部位的曲线。尚武和开放，无疑是女扮男装流行的大背景，突出女性人体美，则可能是个别妇女的意识，未必是所有人的想法。而开放和体现人体美，也可以通过其他装饰表现出来。但北齐、北周、隋朝也同样有胡族血统，有尚武精神，有开放的社会，却还没有见到妇女大量穿男装的现象，足见唐朝女性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唐朝前期宫廷和上层社会活动中，不像其他时代那样排斥女性。而这些女性的社会形象，往往是以男装的模样出现的。两个极具影响力的女性武则天和太平公主喜穿男装的事例，必然会对社会风气产生影响。从高宗到睿宗统治时期，武则天、韦后、安乐公主、太平公主、金仙公主、玉真公主等女性给社会造成一个所谓“女人国”的形象，但是在传统的男性权威的思想意识支配下，出头露面的女性往往要以男装的形象站在人们面前。服装在人们的“衣、食、住、行”中排在首位，足见服装在日常生活中的作用，它可以体现一个民族的整体精神面貌，而唐朝女性在服装穿着上的富贵、典雅、夸张、华丽以及匠心的独特，都体现出唐朝妇女在其意识上的开放性和积极性的一面。

习俗，也叫风俗习惯，它是长期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一种约定俗成的社会习惯。习俗虽然不是以行政命令或国家强制性手段对社会各成员的思想、行为进行约束，但在法制还不健全和完善的中国古代社会，习俗文化在维护社会安定、维持封建统治等方面，往往发挥着法律所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唐朝妇女社会地位似乎也有所提高，唐贵族妇女多有参政习惯，即使一般女性，外出经商者有之，诣阙进诗者有之，与男子自由交往者有之，出外游乐聚观者有之，受到的限制较其他朝代为少。一般认为，这与大唐国力强盛所引发的自信心和李唐皇室身上具有的推崇妇女的鲜卑遗风有关。盛唐时期，社会风气开放，不仅男人喝酒，女人也普遍饮酒。女人丰满是当时公认的美，女人醉酒更是一种美。唐明皇李隆基特别欣赏杨玉环醉韵残妆之美，常常戏称贵妃醉态为“岂妃子醉，是海棠睡未足耳”。唐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相当有开创性的朝代，不仅武功鼎盛、宗教自由、文化丰富，更难得的是“女权高涨”，因为李渊是从边疆入主中原，所以曾经广泛接触四方少数民族，于是自然形成一种塞外民族开放豪迈、不拘小节的作风。男性如此，女性也是这样，所以才有“唐朝豪放女”的美誉。这种崇尚自己的作风，也影响了女性美容化妆的风格，当时，女性化妆时，还喜欢在脸上涂上两块红红的姻脂，是那时非常流行的化妆法，叫做“酒晕妆”。

唐朝是妆饰极盛的时代，从保存至今的美术、雕塑作品以及诗文的描述中可见一斑，唐代仕女图、敦煌壁画中的妇女服饰鲜明、新奇、精巧，开放的社会在服饰上也是不论古今中外兼收并蓄的。但从发髻样式和华美的种类来说，各不下十几种，点唇的样式也名目繁多。唐初卢照邻的《长安古意》写到当时贵族妇女的妆饰之盛：“片片行云著蝉鬓，纤纤初月上鸭黄。鸭黄粉白车上出，含娇含态情非一。”写娼家妇女“娼家日暮紫罗裙，情歌一啭口氛氲……罗襦宝带为君解，燕歌赵舞为君开。”两种妇女，社会地位一贵一贱，然而在服饰美容上同时起到引导社会新潮流的作用。唐朝妇女对于“胡妆”的偏爱也是很有特色的

唐朝是封建时期最开放、自由的一个朝代，这种向往自由的态度也表现在了唐代的服饰上。唐朝服装主要是以汉服和胡服为主，其中工艺装饰大多采用花卉图案，且构图活泼自由、疏密匀称。实际上唐人对美的理解和长安城、以及民风的改变息息相关。而唐朝服装在其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所以这次就通过唐人的服饰还有长安城的文化为大家讲讲唐朝为何能成为古人思想、以及物质出产的鼎盛时期。

云缕心衣：唐代服装与长安气象

文 | 葛承雍

文章选自《大唐之国》(葛承雍 著 三联书店2018-10)。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一

一个时代的服装与其社会文化是紧密相联的。以杨隋为首的关陇集团统一全国后，为压倒婚娅贵族势力，强调重冠冕，欲根据《周礼》重新厘定服装制度，但由于各民族长期相互仿效，要大规模地变易服制比较困难，特别是俗具五方的长安，人物混淆，华戎杂错，北族南俗的服饰形制已包融合璧，这在社会心理上是不易更动的。隋文帝只对个别衣冠作出厘革，隋炀帝时才下诏宪章古制，将各有等差的礼服制度作了一番改造。

唐承隋旧，武德四年正式颁布冕服定制。朝服与公服是官吏上朝、行礼、祭礼时用的礼服，根据官职不同以律令形式规定衣服的色彩、花纹、样式。而平时百官常服同于庶人，即使皇帝常服，也只用袍衫。

初唐服装虽有少数上层贵臣衣罗曳绮者，但社会总体上比较朴素，从李寿墓壁画来看，长安妇女的衣装，上穿小袖短襦，下着紧身长裙，裙腰束至腋下，配挂披帛。以后近百年间，服装样式虽屡经变化，但这个基本样式始终得以保持。这种以小袖为尚的风气，无疑是受胡服影响的缘故。

胡服的传入，至唐已有几百年的历史，至于流行在广大妇女中间并形成一种长安气象，则是在唐代贞观到开元、天宝年间。《大唐新语》卷九载贞观时，长安金城坊捕获胡贼不得，因为有胡着汉帽，汉着胡帽。可见在唐初，汉胡帽已难分彼此，所以在唐代陶俑及壁画中，着折领胡服穿长靿靴者极多，这在韦泂墓和永泰公主墓壁画上都有代表款式。可知，长安妇女的穿着亦仿效其他民族。

进入盛唐后，五彩斑斓的胡服更成为长安服装的时尚。《安禄山事迹》卷下载：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钗衣之制度，衿袖窄小。长安韦顼墓石椁上妇女穿戴金锦浑脱花胡帽、卷沿翻毛花胡帽以及翻领胡服与金锦小蛮靴的形象，反映出盛唐的服装样式，体现了文化交融的潮流，为长安气象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外在标志。

上排左起：

初唐女陶俑，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彩绘蝶髻挽袱女俑，中国历史博物馆藏

双螺髻女立俑，唐郑仁泰墓出土

女立俑，陕西礼泉县新城公主墓出土

下排左起：

双髻女俑，陕西西安灞桥新筑唐金乡县主墓出土

女性俑，陕西西安市新城区韩森寨红旗机电厂唐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倭堕髻女俑，陕西西安鲜于庭诲墓出土

安史之乱后，回鹘装束流行于长安，花蕊夫人《宫词》云：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此后，胡服的影响逐渐减弱，女服款式也随之变化，除吐蕃服装流行长安外，比较典型的打扮是衣衫加宽，袖子放大等。像《簪花仕女图》中出现浓丽丰肥的盛唐贵妇装束似为这个时期的普遍样式。文宗太和二年，朝廷禁止短窄衣服，开成四年，却又禁止衣裙宽大，不过十年时间，女装加肥的样式被朝廷予以限制，从而改变京城的风尚，但是诏下，人多怨者。京兆尹杜悰条易行者为宽限，而事遂不行。长安女性服装照旧是宽大无比，追逐凝重娇媚。到了晚唐，这种特点更加显著，一般妇女服装袖都超过四尺。

男子的主要服装也呈现出倜傥风仪、华而不缛的样式，如常服有宽袖也有窄袖，有圆领也有翻领，一般总是裹乌纱幞头巾子，系红鞓腰带，穿乌皮六合靴。从懿德太子墓和章怀太子墓壁画可知，男子服装由皇帝到官吏，在样式上几乎相同，只是在质料和颜色装饰上有所差别。

从这条嬗递的变迁轨迹看来，简素俭约到去朴趋艳的社会风习，从贞观末年滥觞，开元中叶成为潮流，至安史之乱中断，尔后又回归如昔。这种现象的产生有两个深刻的原因。

首先，唐代服装的变化往往从统治阶级上层越礼发端。这是因为人口集中、商业繁华的长安，是统治机构及其成员聚拢的地方，各地贵族士人、富商大贾、少数民族上层往往云集于此，他们汇集的结果，大大提高了城市的消费水平和文化水平，同时对服装乃至城市风尚的变化也发挥主导的影响。特别是开元之后社会财富积累增加，这个阶层人数扩大，特权优厚，使得他们不甘于礼制的约束，好新慕异，纵情享乐。文宗时宰相李石说：吾闻禁中有金乌锦袍二，昔玄宗幸温泉，与杨贵妃衣之，今富人时时有之。这种喜好华贵服装的时尚，反映长安城市风貌的急剧改观，形成了新的堂皇气象。当然，富人放纵声色的影响，胡商交易竞争的游荡，市井居民追逐眼前欢乐的倾向，有时会导致社会出现追求奢华的趋势，造成一番虚假的繁荣景象。

其次，唐代服装受到外来文化影响而变化。长安聚集了四域的外客和胡商，人数之多远过于前朝后代，他们以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影响和吸引着汉族市民。加之他们又不受唐朝礼法的约束，服饰没有严密的等级规章，无须琐细地区分尊卑身份，因此穿胡服既不受越级僭用的刑法管制，又不受背离纲常名教的指责，故长安虽没有异族入侵用屠刀逼令人们改衣胡服的情况，但新的服装观念敏锐而迅速地渗入市民的思想，人们普遍喜欢穿戴胡服。尤其是在社交活动中，服装最外在而又最能表现人的精神气质，更能敏感地反映城市生活习惯的变化，因而唐朝文化在几百年间变化最快的就数服饰，以致突破贵贱界限，流风波及社会的各个阶层。

二

一个王朝首都居民的穿着对全国有着巨大的影响，而长安当时又是世界著名的都会和东西文化交流的中心。四方外来的衣冠服饰使东方格调与西方特色汇集融合，像吐火罗人着小袖袍小口袴，戴大头长裙帽；波斯人剪发戴白皮帽，着贯头衫，并有织成的巾帔；胡姬们则服大衫，披大帽帔，纵横驰骋。这些都使长安百姓目不暇接。然而，服装离不开民族的属性，它不是外来文化的原始翻版或仿造，而是具有民族特点的社会生活的产儿，又具有护身的物质功能和形象的精神功能。作为大交会、大吸收、大变化时代的唐朝服装，彰显出长安气象，着重体现出以下几个特征。

开放性：妇女的首服(帽子)，是服装中引人注目的部位。唐代长安初行用缯帛障蔽全身的羃，复行高顶宽檐、纱网垂颈的帷帽，再行顶部略尖、用乌羊毛或厚锦缎制作的胡帽(浑脱帽)。《旧唐书舆服志》载：武德、贞观之时，宫人骑马者，依齐、隋旧制，多著羃。虽发自戎夷，而全身障蔽，不欲途路窥之。永徽之后，皆用帷帽，拖裙到颈，即渐为浅露矣。开元初，从驾宫人骑马者，皆着胡帽，靓妆露面，无复障蔽。士庶之家，又相仿效，帷帽之制，绝不行用。开元十九年甚至连朝廷也要求妇人服饰帽子皆大露面，不得有掩蔽。废弃羃、帷帽而大行胡帽，整个面庞全部袒露在外，摆脱礼教的精神羁绊，鲜明地反映了长安社会风尚的开放性。又如唐代女服有各种形式的衣领，常见的有圆领、方领、斜领、直领和鸡心领等，盛唐时期，长安还流行袒领服，里面不穿内衣，袒胸脯于外，并且愈是贵妇往往愈穿露胸的上衣，像懿德太子墓石椁门上穿袒领服的妇女，就是此类装束。一直到中唐，裙腰之上还有抹胸，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思想开放。

右：戴笠帽女骑马俑，唐郑仁泰墓出土

多样性：长安妇女一般的日常服饰，大都是上身着襦、祆、衫、帔，而下身束红、紫、黄、绿等色的多幅裙子。宫女们一律着半臂(半袖)，其款式一般为长与腰齐的短袖上衣，穿在衫襦之外，显示出新颖利落的健康格调，特别是半臂袖口加带褶的边缘，成为惹人注目的装饰品。此外，长安妇女还流行穿着袍衫及戴幞头的男装，不仅流行于坊市中的民间女子，甚至宫廷内的宫女、贵妇们也喜爱男装。早在高宗、中宗时期，就有衣男子衣而靴，为奚、契丹之服。天宝年间妇女更是着丈夫服靴衫，内外一体也。天宝四载苏思勖墓壁画上戴幞头、穿圆领宽袖袍的女着男装像充分印证了这一服式。至中晚唐，贵族妇女仍有常穿男装的。女子喜效男装，追求轻便、洒脱、活泼、明快的效果，这也是当时长安服装多样性的一个表现，更是社会习俗的剧烈变化。

审美性：服装既是实用物质的必需品，又是审美精神的艺术品。唐代妇女服装尤其重视审美的效果，长安士庶女子在室者搭较长的披帛，出家则披略短的帔子，一般应用薄质透明纱罗做成的长状巾子，多旋绕于手肩间，上面印花或加泥金银绘画。这种源于波斯、印度宗教文化的披帛经过变化后，在长安妇女普通生活中应用，使身体显示出优美的轮廓线，没有任何生硬的剪裁，说明其服装总体的审美性是很强烈的。又如女子的带束，除胡服腰系的鞢带外，一般有纱带、罗带、锦带，在带结中有合欢结、同心结等，将尾束结于前身飘垂，更显得身体婀娜多姿、颀长秀丽。另外，在袍装的翻领、袖褾、护腕、前襟上也都加饰美丽的图纹，使整个服装闪烁着典雅别致的情调，可见审美有着巨大的魅力。

普及性：服装样式一经设计，就必然超越各个阶层和群体的等级身份，或由平民大众流行于贵族上层，或由长安流行于全国，有着普及性的特征。虽然妇人宴服，准令各依夫色，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但是人们不依格令，随新好尚，上自宫掖，下至匹庶，递相仿效，贵贱无别。正像目前所见的考古资料中，很难将宫廷妇女所穿的公服和一般妇女所着的常服完全区分开来。例如半袖就是最先为宫女所服的宫装，后传至民间，妇女纷纷效仿，成为一种妆饰的华丽风气。《新唐书李承乾传》记其喜好突厥语言及服装，令众人仿效穿戴，遂在长安流行一时。唐中宗女儿安乐公主合百鸟毛制成的毛裙以及蜀川给她贡献的单丝碧罗笼裙，在长安见世后百官、百姓家效之。这种递相模仿的新鲜感无疑是服装得以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服装化高贵为平常的过程。

多变性：唐人服饰不仅在初唐、盛唐和中唐多有变化，即使是胡服也有前后两期变化。前期，胡服本男子所常穿，妇女穿它主要是来自西域民族或波斯文化的影响，特征为头戴尖锥形浑脱花帽，身穿圆领或翻领小袖衣衫，条纹卷口裤，透空软底靴。后期则如白居易新乐府时世装所形容，特征为蛮鬟椎髻，眉作八字低颦，脸敷黄粉，唇注乌膏，影响实出自吐蕃，即唐人所谓囚装啼装泪装，重点在头部发式和面部化妆，和衣服似无关。但是，妆饰的变异，必然使服装随之而变，从西安郊区出土的中唐以后的陶俑来看，衣襦日趋宽大褒博，下裙长垂曳地，这种从唐代官礼服沿袭而转成的便服，比起前期潇洒风流的服装来，显得完全近于病态，健康活泼的服式变成了孤冷退缩的形象。所以服装的多变有可能是社会进步的表现，也有可能是沉闷环境的畸形变态，关键是它与社会的变异相一致。

时代性：服装形式的发展，除了符合人们的群体心理，要轻便实用外，还与时代密切相联。例如鞋，它是服装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天宝以前，随着胡服在长安的盛行，靴作为配套服饰也颇受欢迎。后唐马缟《中华古今注》卷上载：靴者，盖古西胡服也。其制短靿黄皮，闲居之服。贞观时马周改变靴制，得着入殿省敷奏，取便乘骑也，文武百僚咸服之。一直到唐代宗时仍令宫人侍左右者，皆着红锦靿靴，歌舞者也都着靴。中唐胡服过时以后，妇女们则多穿高圆头、方平头、尖小头、云形、花形、重台、如意等式样的蒲履、丝履、线鞋、麻布鞋，小且浅，行动更轻便。从新疆吐鲁番唐墓出土实物和西安出土女俑鞋履来看，唐人鞋子上还绣织或装饰各式花样。虽然文武官吏还穿着靴子，但妇女们着靴则已少见，这就说明靴的穿着是有时代性的。

民族性：唐代服装虽然从异质文化中汲取养料，但却深深植根于民族的土壤里。例如裤褶服本是盛行于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少数民族的服装，唐贞观二十二年，朝廷令百僚朔望日服裤褶入朝。天宝中，朝廷规定朱裤褶为京官六品以下朝参之衣。但在安史之乱后，人们认为服装的外在形态以及整个胡人生活模式对长安社会起着销蚀的作用，要以汉族的服装来激发人们的民族之心，因此贞元十五年罢裤褶之制。这种以胡服非古之礼服，不符合汉民族的心理习惯为借口而加以摒弃的做法，表明唐代在打开大门吸收外族文化时，还是以民族的、社会的效果作为检验服装的基础。同样，为了消除本民族的涣散，唐朝对入居长安的胡人改穿汉服也进行干预，大历十四年朝廷下诏鸿胪寺：蕃客入京，各服本国之服，表面上是针对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实际上是预防给本民族心理造成消极影响。

流行性：唐代妇女服装流行性比较典型的是下裳的裙，其中最时髦的是中青年妇女喜欢穿着的石榴裙，唐诗中有许多描写，如李白诗移舟木兰棹，行酒石榴裙，白居易诗眉欺杨柳叶，裙妒石榴花等。石榴裙作为一种鲜艳的红裙，给人以鲜明、奔放、热烈的感觉，洋溢着青春的、明快的气息。裙子不仅流行色彩娇艳，流行式样也多，比如李群玉裙掩六幅湘江水的款式，王建两人抬起隐裙的花纹，孙棨东邻起样裙腰间，剩蹙黄金线万条的装饰，刘禹锡农妇白纻裙的颜色，皮日休上仙初着翠霞裙的质料，都说明裙式服装的流行得到了各阶层妇女的喜模乐仿，是由长安大众共同心理倾向形成的。

上述这些特征说明长安气象不是空泛的名词概念，也不是史料的层层堆积，而是活生生展现在人们面前的风貌神态。具体地说，唐代服装是当时生活方式链条中一个最突出而又最敏感的环节，它是长安世道人心变迁的前奏，其开放的程度往往成为社会转折的标识，其变化的速度则又经常成为民心趋向的碑记，所以服装的变化要牵动许多社会现象。虽然统治者企图禁止服装的越礼逾制，以实现等级名分、循礼蹈规的理想社会模式，但在长安这样政治、经济、文化重叠交融的中心地，恰恰发生着以服装为代表的审美观念、民族精神、时代气势、思想意识等方面的变革，这种多维、多变、多样形态的出现确是统治者始料不及的。

三

气象是由比较具体的万物与人物来体现的，从服装形式的初步印象可以感受到文化的基调，从款式审美可以领会到内在的气质，从外在色彩可以发现人们的心理世界与环境气氛。通过这样三个环节使人认识到唐代服装与其他历史时期的风格大不相同，不仅在于汉晋的冠冕变成了隋唐的幞巾，更重要的在于民族精神融汇了外来的文化营养，既花团锦簇又大方开放，既袒胸露臂又柔和明朗，这是各个朝代都没有的气魄。

然而，西域格调的服装一时风靡于长安并不是出于封建统治者的人为倡导，尽管汉魏传统服装备受冲击，但唐王朝希望能保持服装等级有差的规范心理却始终深化延续。无论其各时代服饰制令屡有变更，但大抵以紫、绯、绿、青四色来定尊卑贵贱。即使对日常穿着的常服，朝廷也经常横加干涉，固执地将它作为政治要求和道德伦理的象征，汇合法制、哲理、教化等各种手段进行纲常礼教的约束。

贞观时李世民《定服色诏》就说：自末代浇浮，采章讹杂，卿士无高卑之序，兆庶行僭侈之仪，遂使金玉珠玑，靡隔于工贾，锦绣绮谷，下通于皂隶，习俗为常，流遁亡反，因循已久，莫能惩革。咸亨时李治敕令：如闻在外官人百姓，有不依令式，遂于袍衫之内，着朱紫青绿等色短衫祆子，或于闾野，公然露服，贵贱莫辨，有彝伦。开元初，玄宗悉命宫中出奇服，焚之于殿廷，不许士庶服锦绣珠翠之服。可是一旦社会生产复苏，人们的生活方式就要不可抑制地冲破朝廷的刻板束缚，长安城内不久又争奇斗艳，尚胡曲，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天宝元年，江南数百名鲜服靓妆的妇女到长安表演，于是吴楚的大笠、宽袖、芒履以及短衣窄裳样式又在长安轰动一时，不胫而走。这种风气冲破着违式禁断的条例堤防，加速了服装的改变。

令人思索的是，经过中唐动乱之后的唐代服装，不仅没有趋于朴素无华，反而更加艳丽奢华，衣服且由实用转为装饰，越来越趋于长大宽博、拖沓宽松，直到走路也必须把衣角提起才能行动。文宗即位后虽禁高髻、险妆、去眉、开额及吴越高头草履，但终因长安贵戚皆不便，谤讪嚣然，议遂格。这不仅是豪门贵族竞相奢靡，精神颓废，更主要的是唐廷禁止奢服侈裳，其着眼点在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因此不能根治弊俗奢风。

不难看出，这种不同时期不规则的波动，反映出对服装的变化要作更广阔的、本源的理解。

第一，唐代服装的变迁往往在实物和思想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它自身的消化能力同吸收能力一样突出，力求在诸般差异中求得大一统的极致。就其整体特征来说，它的前期具有浪漫自由的风格，并通过这种形态造型独特地表现奋发向上的思想文化，在广泛融会外来文化中形成了长安气象。虽然有人认为安可以礼仪之朝，法胡虏之俗，但都邑坊市，骏马胡服，相率衣盛，奢丽相高，竟连贵族上层亦有此好。它的后期则以繁文缛节的装饰使服装趋向宽柔造作的地步，是其王朝衰落时矫饰主义的必然显现，这是因为遭遇的历史背景根本不同了。前期是国力强大的盛世，服装自发地引进起着锦上添花的作用，即使是民族冲突和战争也提供着接触的机会，促进了整个文化的发展。而后期则不然，服装的变化是以唐王朝没落、藩镇挑战和其他民族的入侵为背景的。在政局动荡、经济拮据的情况下，统治者重新找回礼制的程式，以维护自己的政权象征，把服装作为心灵中实体的慰藉，这是不同环境中生成的不同文化。

第二，虽然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高峰，但即使在最开放的开元、天宝时期，服装的明快开化也总是受到封建王朝的压抑阻挠，保守势力害怕服装的变革必然会转向政治新观念的需要，因此要把那种突破传统规范样式的服饰视若洪水猛兽的妖服。在唐代服装几个变化转折时期，时时受到这种俯就我范的束缚。比如永隆二年，高宗就以还淳返朴务遵节俭为名，认为花间绫锦裙衣等，靡费既广，俱害女工。但实质上，正如他自己说的：采章服饰，本明贵贱，升降有殊，用崇劝奖。这主要是为了保持等级贵贱的伦常秩序，以千篇一律凝固的服装程式来凸显皇家显赫的地位。这种在并蓄兼收的同时出现的保守倾向被后世封建社会所强化，造成唐以后服装的创新长期受到遏制。

第三，服装的更新在一定程度上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精神风貌、居民文化素养等内在气质，因为服装虽然不是精神的本身，但它是精神的物化。在长安相对稳定的漫长岁月中，它充当着美化生活的使者角色，衬托着人的健康姿容，在唐代社会转折之际，它常常是观念变革的先兆，是新的社会风尚产生的象征。从盛唐前受西域影响的胡服到中唐后受吐蕃影响的啼装，说明服装的变革正是每一个阶段新旧习俗变化的产物。同时，服装是人们最直接、最普通的自我表现，它经常被用来充当社会思潮和价值观念的标志，如唐前期长安闾阎富商以穿紫服赤衣为荣贵，以彰显身份的高贵，到唐后期，由于朝廷多赐章服，以示加恩，于是宠章尤滥，当时不以服章为贵。朝廷大量赏赐官服于一般人，自然官品身份的价值观念也就发生了贬值。因此，封建统治阶级有时视它为移风俗、美教化的根本，有时又视其为粉饰太平的要务，就是把服装列入了思想意识形态领域。

总之，唐代服装对长安宏阔气象的形成，有着经久不绝的影响，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民俗等诸多因素的综合表现。长安开荡捭阖的博大气象，也成为唐代服装的款式、装饰推陈出新的动力。虽然唐王朝有时以权法制约服装的演变，却并不能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