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一方志著录于书目始于南朝宋王俭的《七志》，其“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著录有地记、地志等方志。到了唐魏征等撰《隋书·经籍志》时，其地理部首开将方志纳于正史艺文志的传统。此后，方志的不断发展，数量逐渐增多，在目录学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1912年近代第一部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终于问世。从此以后至今，不同的单位和个人陆续编制了众多的方志书目。北京图书馆是收藏中国新旧方志的最大藏家，对方志的整理也取得相当的成果，先后数次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清学部图书馆方志目录》系缪荃孙编。清学部图书馆是清政府筹办京师图书馆时的称谓，也就是北京图书馆的前身。该目录是清点内阁大库移交京师图书馆的方志目录，收入《古学汇刊》丛书，于1912年刊行。它著录通志60部，府、州、县志1676部，其中明代方志224部，不全志360部。1933年5月，谭其骧编制了《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目录》，收志书3800余种。该书目对著录项目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书后附索引。这对于以后方志书目的编制起到了很好的规范、指导作用。1936年6月《国立北平图书馆方志二编》出版，它收录了1933年5月－1936年6月入藏方志862部。1957年11月《北京图书馆方志目录三编》印行，它反映了抗战期间于西南等地区的采访成果和新中国成立后该馆的入藏情况，收志书2177种，附名胜、古迹、山志等180种，总计2357种。此后，北京图书馆入藏方志又有较大的收获。该馆现正在编制《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预计将在1996年内付梓。它反映了北京图书馆善本古籍以外的普通古籍中的总志、省、府、州、县、乡土志以及山、湖、江、河、塘、寺庙等志书。其中的省、府、州、县、乡土志等约6700余种。基本反映了该馆普通古籍中的方志情况。它与《北京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史部》地理类方志目一起，可反映现藏古籍中的全部方志。《北京图书馆普通古籍总目·地方志门》是我国第一部采用国家《古籍著录标准》著录的古籍书目。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作者四角号码综合索引，便于检索。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计算机开始进入图书馆领域。该馆地方志和家谱文献中心利用计算机建立了《新方志书目数据库》，它将所收藏的新方志按照CN-MARC格式及其相应的著录标准输入到计算机中，建立起书目数据库。该数据库可以从书名、著者、出版地、出版者、出版时间、分类、主题等途径检索进行单项或复合检索。该数据库收录了1980年以来全国各地修志机构编纂出版的省、地、市、州、县、旗、镇、村、街道等志书3000余种，并将随着该中心采编工作的开展而不断增加。

《上海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79年印行。著录该馆现藏方志5400余种，并有馆藏索书号。书后附书名索引。上海图书馆自1952年成立后，即重视方志的收藏。1957年曾编印过《上海图书馆馆藏方志目》(油印本)。后与上海市人民图书馆、上海市历史文献图书馆、上海市科学技术图书馆、徐家汇藏书楼合并，致使馆藏方志遽增，其中不乏珍本、善本，如宋绍定二年刻本《吴郡志》；明成化刻本《金华府志》等，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76年编印。该馆现更名为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书目收录该馆馆藏方志4200余种，其中包含从天一阁、天津、南京各图书馆以及日本藏书单位补充的国内外稀见方志缩微胶卷561种。是我国收藏方志较多的图书馆之一。《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油印本)，该馆1982年印行。该目录收1980年10月以前入藏的不同版本方志计3115种，附录53种，合计3168种。为便于民族研究工作者使用，除西藏、新疆、云南、广西等方志外，凡有民族内容而自成篇目者，均加以附注说明，此为该书目一特色。书后附有书名索引。《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地方志目录》，该馆1987年印行。目录收该馆1986年6月以前入藏的方志2400余种，约2700余种不同版本。范围包括总志通志，府、厅、县志，乡土志、乡镇志、村里志、卫志等。目录附有书名笔画索引，每种书附有馆藏索书号。《故宫方志目录》，故宫博物院图书馆1930年编印，收方志1400余种。该馆所藏方志基本为皇家藏书楼之旧藏，其中的珍本、善本较多。书后有附录和索引，1948年编印了该书目的《续编》。此外，自1912年以来，全国各类型图书馆、书店和私人藏书楼在不同时期编制了大量的馆藏方志目录，主要有：《金陵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方志目》、《九峰旧庐方志目》、《天春园方志目》、《来薰阁书店方志目》、《松筠阁方志目》、《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方志目录》、《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图书室方志目》、《四川大学图书馆馆藏地方志目录》等数十种。

从上述方志书目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1]编制书目的单位多、数量大，全国各主要图书馆均编制了馆藏方志书目，而收藏量多的图书馆数次编制其方志书目，反映出这些图书馆对方志工作的重视，对于推动全国方志书目的发展也起到积极的作用；[2]所编书目多以各单位自编自用为主，正式公开出版的不多；[3]著录项目基本齐备，书名、卷数、纂修者、版本、附注、索书号等一应具备，有的还对方志内容做了析出；[4]在编排上，以行政区划为主，在一个地区下，将方志按编纂时代的先后排序，使人们对该地区方志发展情况一目了然；[5]在收录范围方面，基本以省、府、州、县、乡镇志为主，有的兼收总志、山、水志等；[6]在书目形式方面，打破了单一的传统印刷型，出现了机读书目数据库，这必将对方志书目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二一个单位或个人的方志书目反映的情况毕竟有限。因此，在馆藏方志书目编制的基础上，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目前，全国性的联合目录主要有《中国地方志综录》和《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综录》，朱士嘉先生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57年出版。早在1932年，朱士嘉先生就将其调查情况——《中国地方志统计表》发表在《史学年报》1卷4期上。该表初步统计了宋、元、明、清和民国的方志数量。1935年朱士嘉先生根据国内外50家图书馆和私人藏书楼所藏方志编成了《中国地方志综录》，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著录方志5832种，书后附17种方志统计表、15幅方志统计图、《民国所修方志简目》、《上海东方图书馆所藏孤本方志录》、《国外图书馆所藏明代孤本方志录》和书名索引，后又有《补编》问世。1957年，朱士嘉先生又根据全国41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对原书进行了修订，著录全国28家图书馆的方志7413种。《中国地方志综录》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科学院北京天文台编，中华书局1985年出版。该目录收全国190个图书馆、档案馆等单位藏1949年以前各时代编纂刊行的通志、府志、州志、厅志、县志、乡土志、里镇志、卫所志、关志、岛屿志等8264种。书后附有索引。它是目前反映方志藏书单位最多的一部联合目录，也是目前了解全国方志不可缺少的工具书。

《中国新方志目录(1949－1992)》，中国地方志资料工作协作组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出版。它既不是馆藏方志书目，也不是联合目录，而是出版目录。它收录了这一时期全国各修志机构正式与非正式出版的各类方志9391部。其中省、地、县的志书1157部，乡镇、村、街道的志书1162部，各类专业志书7072部。专业志书的收录是该书目区别以往各方志书目的一个显著特点。因为此书是由全国各地修志机构提供资料编辑而成，所以该书目对于了解这一时期方志编纂出版情况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全国性联合目录编制的同时，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也开始编制。进入70年代后期，特别是80年代以来，为配合新修方志工作的开展，山西、福建、山东、四川、安徽、烟台、湖南、广西、江西、山西、河北、北京、天津和江苏等地的图书馆或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相继编制了一批地区性的方志联合目录。台湾地区现存方志数量较多，并编制了相应的联合目录。1956年台湾“中央图书馆”编有《台湾公藏方志联合目录》，先发表在《学术季刊》4卷4期至《卷3期上(1956年6月－1957年3月)，后发行单行本，收方志3530种；1980年增订后重新排版发行，比1956的目录多收方志568部。1985年由王德毅先生编制的《台湾地区公藏方志目录》出版发行，该目录收录台湾地区12家图书馆的馆藏方志4600余种，它以本国文字为主，外国人编纂被译成中文者也兼而收之，并附有日文编纂的台湾各地方志。该书目反映了台湾地区所藏方志的三个特点：一是多藏台湾志书，二是所藏志书以明代方志为丰富，三是多存海内孤本。由于历史上的各种原因，我国方志大量流失国外。美、日、英、法、澳等国对其所藏方志进行了整理，出版了方志书目。主要有：《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朱士嘉编，美国政府印刷局1942年石印出版。它著录了该馆馆藏宋代方志23种，元代方志9种，明代方志68种，清代方志2376种，民国方志463种，总计2939种。在该馆所藏方志中，一是乡镇志多为其他图书馆所罕见，如《康熙浒墅关志》等；二是藏有不少清代著名学者所编纂的志书，如章学诚的《乾隆永清县志》、戴震的《乾隆汾州府志》等。后有《续编》，增收方志300余种。《欧洲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 (法)赫·渥艾特(Y·Hervouet)编，法国巴黎耶区莫顿公司1957年出版。此书收录欧洲9国25个图书馆藏中国方志2590种，除其复本为1434种不同版本。其中有207种是《美国国会图书馆藏中国方志目录》所未收的。书后附有方志地名索引。该书目编纂简明扼要，使用方便。

《英国各图书馆所藏中国地方志总目录》， (英)安德鲁·莫顿(Andew Morton)编，英国伦敦大学东方与非洲研究院1979年出版。收录大英博物馆、牛津、剑桥等大学图书馆所收藏的251》种方志。《中国方志目录》， (澳)唐纳德·莱斯利(Donald Leslie)和詹瑞姆·戴维德森(Jeremy Davidson)编，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远东史研究系1967年出版。该书是一部“目录的目录”，它根据中、日、欧、美等国出版的中国方志目录汇编而成，收有111种资料，对每种加以简介。这111种资料中，既有专著，也含论文。书后附图书馆和研究机构、地名、主题、人名、引用期刊和著作索引。日本是收藏我国方志较多的国家，所编制的方志目录反映了该国收藏方志的基本情况。如：《日本主要图书馆、研究所藏中国地方志总合目录》，日本国会图书馆参考部1969年编印。该书目反映了日本主要图书馆现藏方志(含丛书)以及缩微胶卷方志约万余种，是日本近年来所编最全的日藏中国方志目录。《东洋文库地方志目录》，东洋文库编，1935年出版，收方志2550种；《日本现存明代地方志目录》， (日)山根幸夫编，东洋文库1967年出版，1971年增订本，收明代方志299种；《中文地志目录》，日本天理图书馆编，天理大学出版部1955年出版，收方志1430种。《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东洋文献中心联络协会编，东洋文库1964年出版，等等。从上述情况看，首先，全国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书目资源的共享，这对于人们利用方志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次，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主要是各修志机构所为，所编目录不仅增补了全国性联合目录的不足，而且还纠正了其中的一些错误，可与全国性联合目录互为补充；再次，海外方志目录可以使我们了解方志流失的情况，对于有针对性地采取各种方式使其回流有着积极的意义，同时也表明海外对方志这一文献的重视。三众所周知，由于方志的内容丰富，资料甚多，因而方志的篇幅一般都较长。要了解一部方志的基本内容，提要是不可缺少的。它可以使人们在不长的篇幅内对一部方志的发展脉络、编纂原委、编纂者简历、价值高低、版本流传等情况有所认识。而方志的辑佚考录则可使人们了解方志的历史。

方志提要是随着方志的发展而出现的。南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了《三辅黄图》、《长安志》等志书。全国性方志提要书目主要有：《方志考稿(甲集)》，翟宣颖编著，北平天春书社1930年出版。这是我国第一部方志提要专著。它以天春园所藏方志为基础，撰写了600余种的通志、府志、直隶州志、州志、厅志、县志和乡镇志的提要。包括河北，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山西、河南、江苏8个地区。多数为清代方志。每部方志“必首严名称，次述其纂修年月与纂修者姓名，次叙旧志之沿革，次叙其类目，次辨其体例，最后评其得失，尤注意所包之特殊史料。”《中国古方志考》，张国淦编著，1962年中华书局出版。张国淦先生在30年代就开始系统整理元代以前的方志，著有《中国地方志考》在《禹贡》4卷3—5、7、9期和5卷1期上连载。《中国古方志考》是在其基础上修订而成的。该书“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因系资料性质，故只辑录旧文，有删无改，分析论断，多出前入，编者间抒己见，则附著案语之中”，共收元代以前的方志2071种，计总志151种，河北49种，山西32种，辽宁7种，陕西74种，甘肃43种，新疆2种，山东36种，江苏178种，安徽118种，浙江246种，福建98种，河南91种，湖北129种，湖南154种，江西203种，广东141种，广西95种，四川290种，贵州7种，云南27种。是当时我国收志书最多的方志提要专著，对以后方志提要考录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稀见地方志提要》，陈光贻编著，齐鲁书社1987年出版。该书共有方志提要1120余种，多为上海图书馆所藏之书。该书内容丰富，体例完整，阅读该书，不仅可以了解方志的编纂者情况，地理沿革，前志源流，当地土特产，还可以略识名胜古迹，著名人物的活动等。书后附有《古今图书集成方志辑目》。《古今图书集成》是我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类书，所录诸书今天基本散佚，尤其方志甚多，约有1430余种。经陈光贻先生考证，在已散佚的方志中，宋以前的有455种，元志12种，明清志140余种，合计600余种。该《辑目》所注方志的存佚情况主要依据《中国地方志综录》。

￥

59

百度文库VIP限时优惠现在开通,立享6亿+VIP内容

立即获取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中国方志书目与索引述略

方志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具有较高史料价值的地方文献。它综合记述了一个地区自然、社会的历史与现状，具有资政、存史、教化的功能。从秦汉之发端，两宋的成熟，到明清的鼎盛，乃至于今天的盛世修志，两千年来人们已经编纂了大量的方志，并将继续编纂下去。为了使方志的功能得以充分发挥，人们对其的典藏、整理、研究也随之展开、深入，并且已取得相当的成果。为便于人们的工作与研究，人们编制了大量的方志书目与索引。

盛世之下搞收藏是赚钱之道，收藏这行和政治经济有很大关系的。按照目前的行情还是不错的，以后再机器越来越多人的创作能力就越来越退步，字画就显得尤为珍稀，稀少的东西创造价值。还是很有前景的，下面是一些

参考资料：

3价格评估

明 张宏《青绿山水图》

艺术品收藏者和投资者还要懂得如何评估书画的价格。因为只有懂得如何评估书画的价格，收藏东西时才不会花冤枉钱。书画的价格一般由以下几个因素决定：

1 书画的艺术水平。例如艺术水平高的石涛书画，要比书画的价格贵得多，要高数倍至上百倍。但王雪涛书画中的精品可能要比齐白石差的作品贵。

2书画是否珍稀。高水平书画艺术家的作品传世越少越贵，所谓“黄金有价艺无价”就是这个道理。

3书画所处的社会状态。书画处在经济繁荣的社会状态时就高，反之就便宜。收藏者综合状态好时就比不好时要价高得多。

4书画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而且不受尺幅限制。当前社会上有一种说法认为尺幅大的书画就值钱，这个论点很荒谬。买书画不是买白菜、萝卜挑个大的就好，好的书画不一定就尺幅很大，像宋朝的扇面尺幅不大，但是艺术水平极高。再像国外的达芬奇等艺术大师的画作也都不大，《蒙娜丽莎》尺寸仅为77cm×53cm，是当今世界上最贵的油画作品。有些佚名的古代书画作品由于本身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很高，也很值得收藏。

4技巧

宋 扇面

从长远而言，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内艺术收藏力量不断增强，中国书画的地位及价值将无法估量对书画有难好的人，除收藏欣赏之外，还作为一种保值、增值的投资方式。书画收藏与许多投资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关键在于要掌握收藏书画的五个基本技巧。

不要做超越自身能力的投资，要量力而行。尤其是在起步阶段，谨慎为宜。拍卖市场售出的书画，少则几千几万，高则数十万，上百万，初入门者最好留意那些中等名家的作品，往往价格不高，但质量较好。

不要购买有争议的作品。因为书画市场上伪品甚多，如不细心，以真货的价买了假货，不仅丢了资金，还会挫伤个人锐气，挫伤自己的胆识。千万不能大意，购买时如果自己在技术上把握不准，可以请行家鉴定。

宋 扇面

不要四面出击，广泛收集。要选择一个门类，或者某个时期，某种题材，某个画派，甚至某个画家的作品，集中精力弄懂弄通某个类型或某个画家作品的行情，掌握其艺术特征，做到心中有底有数，这样才会稳操胜券。如果要广收博采，那必须有高深的资历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才能达到目的。注意收集各种有关资料进行系统的了解和研究，例如书画报刊、艺术投资文章书籍、拍卖图录和拍卖成交价格表，只有广泛地收集信息，分析信息，才能保证投资的收益。把握好出让时机。出让艺术品，是艺术品投资的后续劲作。只有出售，才能获取收益。在出让时，应考虑市场状况、行情趋势以及自己资金周转情况等。

5五忌

北宋 曾巩《局事帖》

纸质文物种类繁多，主要有书籍、字画、契约、纸币和经卷等。书画收藏趋热，更多的人收藏书画，不只是为了欣赏，而是作为一种投资途径。

收藏书画有五忌

一是忌污染，如油渍、汗渍、茶渍和灰尘等，灰尘常吸附酸性物质、霉菌孢子，使纸张酸化、生霉。

二是忌生霉，特别是黑、黄、红、紫等各种产生颜色的霉菌，产生的霉斑极难清除。

宋 扇面

三是忌虫蛀，蠹鱼、烟草甲等害虫，往往能把书画蛀蚀得千疮百孔，惨不忍睹。

四是忌光照，一般光源都含有紫外线，紫外线使纸张发黄、发脆。

五是忌潮湿，纸张易吸湿，吸水后纸易生霉长虫、腐烂。除易因虫蛀腐烂而损坏之外，人为损坏也是主要原因之一：火灾、战争等的破坏，使许多珍贵的古籍、古字画、古文献佚失。

一般来说纸质文物的保护难度很大，收藏不当，会损坏藏品的品相。古人收藏书籍要用函套，字画用精制的画匣。制作画匣的材料要精选，防止木材中的油性物污染纸张，古代的木画匣不但选材讲究（常用樟木），而且是多层材料复合，外层是樟木，中间为楠木，最里层用上等丝绸，画还要用布套包裹。

手再干净也含有油脂、汗渍、灰尘和霉菌等污染物，因此拿取书画要带手套，观赏时人与书画保持15米左右的距离，以免讲话时唾液飞溅到书画上。秋高气爽的季节；可以将收藏的书画取出掸尘、晾放，让吸收的水分挥发。现代家具材料中含有大量甲醛气体，甲醛不但对人体有毒，而且还会损害书画，因此现代橱柜不适宜存放珍贵纸质文物。南方梅雨季节空气中湿度大，气温高，是虫霉高发时节，此时要使用专用干燥剂和防虫防霉剂，防潮及抑制虫霉的生长。

我国传统的造纸方法，是一种手工技术，主要工艺过程为：植物原料粉碎、沤制、蒸发、制浆、造纸、干燥，传统造纸法不须用化学助剂，而现代造纸是大规模的机器生产，生产出的纸张都经过数种乃至数十种造纸化学助剂的处理，纸上残留的化学助剂，带来许多副作用，使纸张耐老化性很差，较难长久保存。古纸由于造材考究，制作精细，基本未添加化学助剂，因此上述两种危害较小。而近现代的纸质文物，上述两种危害较为突出。 (黄川)

6专家之路

收藏家一定要具备自己的主见，把握自己，不要追潮流，否则等这阵炒风过后，就发现自己上当了，不应该

萧照瑞应图

把那些东西买回来。因此，作为一个收藏家，如果不同时是个鉴赏家，那是很危险的。因为不懂鉴赏就得听别人的，就会去盲目跟风；买东西时别人又不掏钱，他看错了损失是你的，况且你收藏那么多作品，真的、好的本身就是鉴定的依据。只要你经常学习、研究，与别人交流经验，那完全可以成为一个鉴赏家。“鉴赏”并不是一门“玄学”，鉴赏就是研究比较，真的与真的比，找出书画家创作的风格和不同时期不同面貌的规律。真的与假的比，找出判定真、假的道理。假的与假的比，找出作假者作伪的规律。从收藏家发展成鉴定家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条件，那就是你有藏品，藏品就是重要的鉴定资料。真正的书画收藏家收藏名人书画，应该通过不断地学习、观摩，形成自己的审美观点。

7品相要素

元 倪瓒《渔庄秋霁图》

书画艺术第一要有“骨力”，即作者继承中国传统书法方面表现的水平。

第二就是要欣赏一幅作品书写技法技巧，笔法运用的是否得当，即一幅作品的“姿态”。第三，考察作者艺术涵养的高低。即作者在继承传统上的再度创作，张扬出作者独特的个性，这应当是一幅作品的“灵魂”。

明 徐渭《墨花图》册

第四要看作品的章法布局，即“气势”。主要是字的行距、字距是不是合适，布局是不是错落有致。最后要看看作品中有没有“硬伤”。比如说错字、漏字，不规范的简化字，写作的内容是不是缺少一些章节不全面等。

三面镜子照出书法优劣从传统方面：评价一幅书画作品的优劣，首先要看这幅作品中展示出来的作者

书法作品

对古代优秀书法作品的整体的把握。换言之，就是要看作者在临帖上下了多少工夫，如果抛开这个历史传统，便不能称其为书法了。 同时还要看整幅作品的内容是否高雅，这体现作者对传统文化艺术作品的了解与掌握，以及自身的艺术修养和文化修养。只有这两者的有机结合，才能使作品有境界，才能给观赏者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整幅作品在有传统功力，有高格调的文化背景下，继而评价作品中是否充分展示了作者不同于旁人的艺术创造力，即个性，只有传统而没有个性的艺术是伪艺术，是工匠的艺术。而且不能给观赏者带来感官上的刺激、震撼，不是艺

扇面画

术。也可以说，这三个方面是检验一个人书法水平高低的三面镜子，三个高度。

藏书画必须能书会画？答案是，不尽然。

不管是喜欢古代书画还是收藏现当代字画，都离不开相应的知识。我国有五千年文明史，入门前读一些美术史很必要，对欣赏优劣，鉴定真伪都有很大的帮助。

“鉴赏的水平需要逐渐修炼，只有平常多看、多学才能慢慢品味其中的奥妙。比如说中锋运笔，如果你经常写毛笔字，对于中锋运笔可能出来的各种效果会理解的更深刻。”宋卫国说，并不是说不会画画写字，你就不能入门书画鉴赏。只要平常多欣赏优秀的书画作品，细细体味并把握作品在布局、运笔、色彩，甚至落款、衿印这些细节上的特征，也一样可以成为“专家”。

8基本原则

明周臣《观瀑图》

书画辨伪的基本原则是“对照比较”，即俗话所说“有比较才能鉴别”。比照的主要根据是已被确认的“标准器”和“参照系”。面对一件书画作品，如何辨别真伪只有鉴定者将作品与自己所掌握的“标准器”和“参照系”进行充分比对，分析之后，才能做出判断。所谓“标准器”，就是最能代表书画家个体的笔墨特性图式。它是书画家作品个人风格的高度概括、综合、提炼、升华，是既抽象又形象，既固定又鲜活的一种图像模式。而参照系则包括材料、内容、题跋、印鉴、装裱等其它依据和历代典型赝品图示，它更多反映的是作者所处时代的特征和一些书画家作品作伪情况。个人风格和时代特征有机结合才能得出正确结论。鉴定者头脑中标准器和参照系的形成、建立，需要长期实践、学习、积累。如果头脑中既无标准器又无参照系，却要成为鉴定者，后果可想而知。笔者以为，书画辨伪第一应该强调“知真识伪”，“知真”就是建立真品标准器，辨伪的首要条件是熟悉真迹。第二应该强调“知假识伪”，“知假”就是明确伪品参照系，熟悉真迹同时必须了解赝品情况。两相对照，反复体验，才能逐渐成为行家。

当前是书画艺术市场有史以来最繁荣时期，也是赝品泛滥最盛时期。书画仿品，自古有之，但纯以牟利为目的，无所顾忌，大张旗鼓作伪，应属当今。这无疑是艺术市场的隐形杀手和收藏事业的毒瘤。有些人不敢收藏古代书画正是由于惧怕伪品，因为不会辨伪，认为古代书画辨伪十分神秘。实则不然，古代书画作伪手法就是已被总结出的那几种，我们可以从纸、墨、印、裱、时代特征和个人风格几个方面去综合鉴别。而当代书画作伪则技高一筹，使用了许多科技手段和现代技术。有些名家学生和家人作伪，更难识别。因为同时代人作伪，时代特征、纸、墨、印、裱等都几乎失去了参照意义，只有个人风格、笔墨特征可作依据，可要真正掌握诸多名家特征，谈何容易！所以从赝品角度看，收藏当代名家书画的危险是大于古代书画的。有人畏难古代书画的辨伪，只是没有学习，缺乏实践经验而已。

9基本依据

知真识伪

书画中的真迹精品，笔墨线条一定自然流畅且富于变化，章法结构一定出奇合理且意境深远，内容要饱满，题款要鲜明，印章要清晰。时代特征与个人风格是最真实、最可靠的，是书画辨伪的最重要依据。

由于不同时代经济发展、文化状况、政治制度、风俗习惯、生活水平、重大历史事件等的诸多差异，因而形成了不同时代独特的历史背景和历史印记。这种历史背景和印记决定了

元 王蒙《稚川移居图》

同时代艺术品创作的总体框架，也反映了当时大部分人的审美取向，是明显不同于其他时代的特种标识。历史上的“歌舞升平”与“金戈铁马”;“抗日战争”与“文化大革命”，时代特征是截然不同的。纸、绢等书画重要载体中同样储存着大量时代气息，也是断代依据之一。中国古代，丝织物在书画上的运用要比纸早，目前能见到最早的书画作品就是汉代帛画。据有关记载，唐以前有生绢的使用，唐时开始用熟绢，是用热水将绢制成半熟，加粉捶打而成。后代的熟绢，则像造纸一样，用加胶加矾的办法制成。宋代的绢本特点是横竖均为单丝，横丝比竖丝略宽，元代绢丝更细更稀，明代横竖粗细均匀，经纬较密实，到了清代，横竖都变为双丝。绢幅尺寸大小也有随朝代不同的演变过程。绫的出现较绢晚，宋代已有，明代至清初是绫本使用的高峰期，雍正朝以后则很少见了。中国是纸的故乡，唐以前为麻纸，唐时出现树皮纸，韩滉《五牛图》用的就是这种皮纸。北宋开始有竹纸。宋元用麻丝纸为多，宣纸少见。“宣德笺”纸的出现不早于宣德皇帝，云笺和金笺明中期以后开始盛行。蜡笺则盛行于乾隆中期至道光年间。近现代纸也是一样，建国初、文革中和当前所制出的纸也是有区别的。书画装裱形制也有明显时代特征，元代多册页和手卷，中堂、对联、折扇起源明中期。其他如印章、题跋等等也都可以帮助断代。印章在书画上的使用有清晰的脉络。宋以前，在书画作品上题款，钤印都很少，宋代开始用印时是水印印泥，至今观察多已暗淡不清。后来出现蜜印，但仍不持久亮丽。油印是在明代出现的，一直沿用至今。其中一些品牌印泥还有自己的特点，可帮助鉴别。书画作品中的上款最早出现在元代，但信帖则要早许多。元、明、清各年代上款的书写形式和称呼也不相同，而题跋的大量出现是在元明以后，题跋的内容和题跋者的身份对辨别书画真伪可能会起到重要作用。所谓“流传有序”往往就是从题跋、收藏印鉴和某些著录(如《石渠宝笈》、《江村消夏记》等等)而得来的。

而个人风格则突出表现在作品的笔性和墨法上。清人吴熙载在《书概》中说得很深刻：“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总之曰如其人而已”，又说：“书可观识，笔法字体，彼此

明 文徵明书法

取舍各殊，观之，高下存焉矣。”书画家由于出身、经历、学识、修养不同，在书画技艺方面师从和所下工夫不同;也由于执笔、运笔方法不同，即使同一题材作品所表现出的情趣、意境都会有很大差异。就用笔来说，中锋、侧锋、藏锋、露锋、逆锋、顺锋等等;笔势上方圆、疾缓、刚柔、健媚等等，每人各擅其长。对于墨彩，深浅、浓淡、干湿、枯润也各有所好。甚至有些书画家专用某种墨色，如李可染画山水就喜用乾隆御制墨，以追求黑中透紫、紫中闪亮的特殊效果。书画家的个人风格具有特定性和唯一性，独特的个性是通过独特的笔墨、章法表现出来的，别人无论如何临仿，要完全一致很难，子女高徒概莫能外。有许多书画伪品只能形似而不能神似，就是个人风格难以复制的例证。当然，要完全掌握一位书画家的个人风格也确非易事，因为个人风格是由诸多因素促成的，而且有一定的形成发展过程，是动态的和丰富的。每位书画家的早年、中年、晚年笔性、墨法、作品意境、思想感情都会有所变化，就连署款也会前后不同。齐白石的山水创作主要在早期，传世数量很少，其工笔草虫只作于40—60岁之间，晚年绝大部分是大写意花鸟。这些复杂的情况告诉我们，掌握书画家个人风格，必须了解全过程。关键在于对书画家个人风格的熟知程度，就如我们的亲人和交往的一些朋友，由容貌身材至脾气秉性、到特殊喜好、到思想情感，了解得越深刻，把握就越大，直至有些人能闻其声而知之，见其影而知之。

知假识伪

为了少走弯路，吸收前人经验，充分了解历代主要作伪方法必不可少，有利于辨伪中对号入座，朔本求源，知其所以然。

3

印刷术的发展历程：

中国大约在公元3世纪的晋代，随着纸和墨的出现，印章亦流行起来。

4世纪时，道教徒把印章放大，以印制文字稍多的符咒。这实际上是一种以盖章的方式印刷文字的方法。

与此同时，石碑拓印也在发展，把印章和拓印结合起来，再把印章扩大成一个版面，蘸好墨，仿照拓印的，把纸铺到版印刷，即为雕版印刷术。

考虑到雕版印刷术从发明到完善应用，从在民间流行到引起统治阶层和知识阶层的重视和记载，其间必有一段相当长的发展时期，因此，专家们认为雕版印刷术的诞生年代大约是在公元7世纪前期的唐朝初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术。

套版彩色印刷术是世界上最早的彩色印刷术，它是在雕版印刷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复杂、高精度的印刷技术。

它采用分色分版的方法，在一张纸上套印出多种颜色。其具体的操作程序是：按原稿颜色的多少，分别刻成相同规格的版，然后，再按颜色的先后次序逐块印刷。套版的规格尺寸都要求准确地固定在相宜的位置，保证在印刷过程中不能有丝毫的移动。

在古代缺少精密量具和卡具的情况下，必须依靠熟练的技艺来完成，所印出的成品称为套印本。套版印刷术发明的初期，一般只能印刷朱、墨两种颜色的套印本，称为朱墨本，或叫双印。后来，技术日臻完善，继而发展成用四色、五色来套印称为四色本、五色本等。

套版彩色印刷术诞生于我国，但到底发明于何时至今仍无明确结论。根据历史记载，北宋时期(960—1127年)已出现了铜版印刷的青、蓝、红三色 “交子”，但未发现实物。看来，套版彩色印刷技术的发明不晚于此，确切年代还有待于考古发现和研究。

今天能见到的套版彩色印刷品大多是明代万历年间的，这段时间是我国套版彩色印刷术的发展时期，很多印刷品极为精美。到了清代，四色套印、五色套印甚至更多种颜色套印的技术已经成熟，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活字印刷术：在活字印刷中，活字的制作技术是关键。我国古人曾用粘土、木材、铜、锡、铅等原料，进行了许多尝试，也曾成功。毕升所发明的胶泥活字印刷术的基本原理类似于近代的铅字的排版印刷。

他用胶泥制成一粒粒活字，经火烧硬，排置于一块带框并铺有松香、蜡和纸灰混合土的铁板内，用火加热，待混合土熔化全，即用一平板将其压平。类似铁板可备多套，一版印刷，一版排字，以提高印刷的速度。

活字一般都要烧制多套，常用字往往多数十个，以保证不缺字。而生、冷、僻字，则随用随烧，极为方便。毕升不仅发明了胶泥活字，并且还用这种方法印过书。

在毕升发明活字印刷术后，中国还出现过不少其它材质的活字，有木活字，锡活字，铜活字和铅活字等等。但只有木活字流传了下来。至于近代西方铅活字印刷的引入。

扩展资料：

为推进文明交流互鉴，加强馆际交流合作，宣传中国印刷术发明对推动世界文明进程的贡献，中国印刷博物馆代表团应邀参加了韩国举办的直指文化旅游节系列活动。

在10月2日举办的印刷文化的保护与传播研讨会上，包括中国印刷博物馆在内的全球40多个印刷博物馆和相关机构围绕印刷文化的未来发展方向这一议题进行了研讨和交流。

研讨会上共有来自6个国家的8名代表作了主题演讲。

如韩国韩语博物馆学者的《李氏朝鲜早期的书信、印刷及纸张》，埃及亚历山大图书馆学者的《十九、二十世纪埃及和阿拉伯世界印刷术与知识发展》，德国克林斯博尔博物馆学者的《对印刷术的一些思考：谁印刷？什么是印刷？为什么印刷》。

韩国国立科学博物馆学者的《韩国为印刷文化传播与保护所做的努力》等。中国印刷博物馆研究员李英发表了英文演讲《印刷术启迪世界文明》。李英在演讲中阐述了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发展历程，“以纸墨、雕版、活字为主的技术发明，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程。

中华印刷术的发明，引领和启发了世界其他地区印刷术的发展，对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起到了巨大作用”。与此同时，李英对古老文明的现代意义进行了思考。李英说：“在印刷术的故乡，以中国印刷博物馆为代表的机构和个人正在为推动印刷文化的交流与发展而努力。”

据了解，在“专业化+大众化”“知识性+趣味性”的指导思想下，中国印刷博物馆将优秀印刷文化带进了校园、军营和社区，在社会上取得了良好反响。由该馆主办的“中华印刷之光”巡展已在美国、德国、英国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展出。

此外，中国印刷博物馆正在筹划创办《世界印刷文化》杂志，成立印刷术相关课题小组，建设印刷文化遗产保护实验室。今年6月，由中国印刷博物馆牵头，国内16家印刷博物馆相关单位联合成立了“全国印刷博物馆展示联盟”。

人民网-中华印刷术发展具有世界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