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教一家，五教同源是什意思

在中有儒、、道三教，儒家修治平，佛教一切生皆有佛性，道家返璞真，些都是在善的基上展出，人向善的宗教，故“一家”。五教泛指世界各大宗教，也都以善出。

例而言，儒家思想可人，等於佛教的人乘思想;天主教、耶稣教主生天，等於佛教的天乘思想;道家的清，任性逍，等於佛教的、乘思想。各宗教在多元化的人，均扮演著人向上向善的角色，或身教，或家教，或含容各科的心教育。

人佛教重下的土，致力於解人各，所以出世思想作入世事，於菩乘的思想，主“人成即佛成”，也就是以、出世的思想做人天乘入世的事，而菩道的慧。以上系各大宗教五乘佛教，皆可引生到理想世界，其根本究竟乃行的大乘佛道，故曰五教同源。

八、人佛教的定是什

佛教的教主迦牟尼佛，就是人的佛陀。他出生、修行、成道、度化生均在人，一切都以人主。

人的佛陀，他所展的人佛教，具有人性、生活性、利他性、喜性、代性以及普性等六特性。

人佛教重人生合理的生活。是南、北，教、密教，都具有人性。人佛教是地球人走向未的一道光明。

什是人佛教

佛陀的教法都是人佛教。五乘共法、各宗各派、三十七道品、因果、禅中道等，一切的佛法都是人佛教。在度化生的方法上，以人信心、人喜、人希望、人方便，作日常人系的不二法，也是菩利生的。

“慈悲喜遍法界，惜福利人天，禅戒行平等忍，愧感恩大心”，首佛光四句偈可作人佛教精神涵的明。 >

儒释道三教一体 九流同源

广东省社科院研究员 雷铎

西方学者评出“东方三大圣人”，第一是老子，第二是孔子，第三是六祖慧能，正好代表了中国三教：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以禅宗六祖慧能为代表的中国佛教。

儒教最主要的是一个字：“伦”，也就是伦常。封建社会由于人们所处社会地位和阶级的不同，每个人都应各安其位。儒家认为天下一盘棋，上天把你摆放在哪里，赋予你什么权力、职责、义务，那么你就遵守、履行属于你的责任、义务，你就要乐天知命，这其实就是最早的“螺丝钉理论”。

道家的核心是“命”，既是生命的“命”，也是修炼的“命”——是意义完整的、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机器，有这样的“命”或人生，你这个人才算是活得有价值，你要修一个好的人生、快乐的人生、健康的人生，那才过得有价值。老子的《道德经》虽然只有五千言，但是他是世界上影响最大的哲学家。《道德经》的每一句话都是“蜂王浆”。老子可能三五个字就够我们用一辈子。现在大家引用最多的“大智若愚”，其实还不是老子最核心的观点，其最核心的是“知其雄，守其雌，为天下溪。为天下溪，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知其白，守其辱，为天下谷。为天下谷，常德乃足，复归于朴。知其白，守其黑，为天下式。为天下式，常德不忒，复归于无极”之类，就是我们常说的“知雄守雌”、“知白守黑”和“大朴不雕”，这既是老子“无为”的政治主张，也是老子对于个人修养的治学主张。

佛家讲的是“见性”。“性”是什么？是“心性”，也就是修养。佛家有七个字：“见性、救世、通万有。”见到你的心性，叫“内观内照”，就是你自己要想到有一盏探照灯，来照亮你，你自己首先要能看明白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是它的一种很客观的修炼方法。佛家的修行基本上都有三步，叫做“戒、定、慧”。戒是有所不为，不能说谎话、不能杀生、不能做坏事之类；定是不为万物所扰，哪怕泰山塌下来，我也不为所动；慧呢？由戒和定入手，慢慢会产生智慧，就是所谓的“定慧双修”，不定就不能产生智慧，有了智慧以后又可以更好入定。佛学是非常高深的古典哲学，而佛教是一种非常严格的宗教形态，这样，“佛”就包含了佛家、佛学、佛教三个东西，家、学、教三者都有了，形态是最完备的。佛教佛学的主要东西是什么？可以用乾隆的话来概括，乾隆给北京的五塔寺写的一篇记里头是这样说的:“塔，标义；经，标口；佛，标身。”意思是说，佛庙里的塔代表的是佛教崇高向上的意义；佛像代表的是佛的形象，告诉你佛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而佛经代表的是佛祖的嘴巴，告诉你他讲过一些什么的话——前两者是外在形式，它的精髓在于“经标义”，佛经(包括一个伟大的中国宗教家惠能的《坛经》)就和儒家的《四书五经》或道家的《道德经》和《庄子》一样，是伟大的思想宝库。

经过长期的演变之后，儒、释、道三家已经互相渗透、互相同化，某种程度上已经“三教一体”了。少林寺有一个供奉释加牟尼、孔子、老子的地方，对联是:“百家争理，万法一统；三教一体，九流同源”，少室山还有一幅对联:“才分天地人总属一理，教有儒释道终归一途”，概括得很到位，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从不同的方向出发，但最终我们能达到共同的目标。

从对个人的修养角度来说，三教说法不同，但劝人为善和劝人向上的精神是相同的：儒家是“修身、治世、平天下。”道家是“养生、遁世、穷万物。”释家（佛家）是“见性、救世、通万有。”这三句话是我自己的概括，不一定准确，但是我想这样可能好记一点。

也可换一种说法，儒家是尽“人道”，释家求“佛道”，道家穷(穷通、追究)“天道”。“人道”和“佛道”比较明白，而“天道”是什么呢？天道应该包括很多东西，例如“天机、天意、天命”，其本义不是讲迷信，而是讲“天”的规律或自然规律，包括我们已经知道的规律和我们尚不知道的规律。

还可换一种比较方法，儒家叫做“正心”，释家讲究“明心”，道家追求“炼心”。在这背后，儒家讲“治世”，道家讲“治身”，佛家讲“治心”。

再换一个角度来说，三家对世界的概括，儒家讲的是“未知生焉知死”、“独善其身，兼济天下”，不要去着迷于云里雾里的事情，而要重视现世的修炼；道家讲的是“穷尽变化”，努力了解世界和社会的变化规律；佛家则讲“缘起性空”，不要被外部世界纷纷扰扰的现象所迷惑。

如果极而言之做一个简单小结，则儒家比较重视一个人的行为规范，讲的是社会的“游戏规则”，道家比较重视方法，讲的是“游戏技巧”，释家比较重视内在修养，讲的是“大智慧”。总之，儒释道三家对世界的研究尽管有一些差异，但总的都是提倡从研究自己开始，也就是从主观、内部的修炼做起，然后进而研究社会和世界，使自我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智慧的人，从这个基本精神来说，儒释道三家三教都是中华文化的精髓或“蜂王浆”，是对现代人也大有裨益的学问。

“三流九教”是从古自今流传下来的分层次的各类活计，而在封神榜中，也有三教之分。这三个教派是天地初开之时鸿钧道人的三个门徒所创立的。这三个教派按照现在的说法就是修仙炼器的门，三教所做之事也不相同，都有自己的主张和教义。也正因为这些不同点，三教的实力相差得也是天壤之别。

公元前800年，东周时期，截教创立。其中截教是三大教派中实力最为强大的，最初的掌管教众的是通天教主，他主张有教无类，因此招纳了许多人才。弟子们大多数都是全面发展，当然也有一些选择的是术业专攻，这些都不影响其成为一个大教派。阐教与截教的主张不太一样，阐教在元始天尊的带领下，主张因材施教，这个教众讲究的就是精英模式的培养，现在也称金字塔顶端教育。

最后一个教派是人教，人教与前面二者的主张几乎完全不同，它主张以人为本，是一个完全服务于人的教众。其主要目的也只是为了感化人类，但是由于不像前面两个教众一般可以修仙，该教派的弟子往往因为阳寿受限而使教派凋零。

而在封神的过程中，这三个教派打着天命之托的名号，实则是为了争夺封神的主导权，也就是今后在天庭里的控制权。由于三教不同的理念，导致了后面的争夺只剩下了阐教和截教。而正是这两个教派，引发了后面的商周之乱。公元前1068年（纣王七年），是封神榜开始时期，而封神榜中有三教，我国历史上也有三个著名教派，分别是释教、儒教和道教。

释教是由外来文化传入盛行的一种教派；儒教是仲尼孔丘所创立的教派，与封神榜中的截教有着类似的主张，都是因材施教和有教无类；最后一个道教则是在阐教当中提炼出来有用思想，再加上其他理解所混合的一个特殊教派。说起道教，大众都应该十分熟悉，他们经常的装扮就是仙风道骨的样子。那么，道教为什么会选择和阐教融合呢？原因归结于当时的社会背景。

公元前1046年，周朝建立，百废待兴，后来在周天子推广的分封制下，形成了一种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局势。而就是在人教和阐教的帮助之下，周天子才会得天下。他们当时利用的就是得天独道的运势和趋之若附的人心，强制使用王权，推广着用来巩固地位的阐教和人教。

但是事与愿违，凡人的寿命较短，还需要奇根异骨去修炼，这些对于统治来说都是致命的，也就导致许多修炼者很难达到阐教用人的水平。再有当时截教的人数也不多，对于扩大教众来说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这时候，太上老君开始捡起了便宜，大肆推广教义，扩招教徒。

在太上老君的这种做法下，人教的扩大是必然的，阐教无法阻止，只能就这样放任人教对外扩大。而在周朝逐渐稳定之后，人教的地位也不可撼动了。就是王朝建立成功之后，不难发现，三教中的阐教和人教分别主宰起了神界、人界。两者随着各方势力和时间，慢慢融合到了一起。

有人会觉得匪夷所思，既然阐教掌管的是人们敬畏的神界，势力在其余的教派之上，那为什么不在当时阻止人教的泛滥？这件事情从其他角度来讲，很明显，阐教的人数虽然不多，但几乎都是精英，相比起人教的人数方面，阐教还是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且在三教扩张的时候，吸收了许许多多其他家的思想和行动。

虽然当时三教还没有处于稳定状态，但是在收拾好残局之后，才发现西方教已经渗透进来了，而且趋势过猛，根本抵抗不了，只能集各教联合起来奋力一搏。正是各教众开始联合起来的时候，人教还有阐教在西方教所给的压力之下，慢慢开始了新一轮的融合。这两个教派合并之后，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教派，那就是大家熟知的道家。

距今1800年，也就是东汉末年时期，道教的思想起源于黄帝，它的创始人是老子李耳。而在道教阻止西方教的扩散之后，西方教开始进行转型，慢慢由一个野蛮扩张的状态变成了一个柔性扩张的教派。这个时候的佛教也开始成型了，不过中原地区对于这个外来的教派还是十分抵触，依旧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

那这些截教的弟子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吗？当然不是。虽然在当年的封神之战当中，截教受到了十分严重的打击，几乎灭顶，但是由于一系列的操作和他们众多的势力人脉，在后来的恢复教派当中，残存的弟子还是站了出来，像往常一样，信奉着截教的教义，继续宣扬着有教无类的主张。

不过很可惜的是，由于他们所存的弟子修炼的都是道行高深的东西，再加上以前的法宝不知所踪，所以很难收纳一些入门弟子。这样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与阐教和人教相争抢的地位，只能转而去与道家争夺各种资源。而后来由于时间的原因，截教的大部分弟子都已经隐匿踪迹，所相伴的各种修炼方法和古籍也跟随他们一起消失了，唯独留下了他们的教义——有教无类。而这个教义就是后来儒教学派的精髓。

正因为这个思想，才让儒教迅速扩大，且在百家争鸣时期也不落下风。儒家的势力也容易招揽，再加上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理念，让儒家能把剩下的两家甩下，成为一家独大的经典派系。迄今为止，虽然三教所遗存下来的教派还有所存在的人员，但是儒家的发展是三者中最好的，也不枉当年奉行的“独尊儒术”了。

不同源哦。

佛教 源自 尼泊尔，创始人 乔达摩。悉达多。 出身 王子。

基督教 源自 耶路撒冷一代， 创始人 耶稣。 出身 木匠的儿子。

道教 源自 中国， 创始人 张道凌 等 各种民间神棍。 出身 农民。

PS：道家。一个中国哲学流派。起源于 春秋战国。 创建者 老子，发扬者 庄子，列子，等等。

三教合一

三教合一是指佛教，道教，儒教三个教派的融和。

儒、道、佛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三教的分合是贯穿近二千年中国思想文化史中一股重要的流，对中国文化乃至中国社会的变迁产生巨大影响。对于此种现象，学者多以三教合一统而论之。然而，从三教并立到三教合一，则有一个过程。元明间“三教合一”一词的出现可以说是三教间关系已经具有内质的演变。今将这种演变分阶段具说之，希方家指正。

（一）

“三教”，指的是儒、道、释三家[1]。三教概念的发展，可以分几个阶段，魏晋南北朝是一个阶段，唐宋是一个阶段，元明清是一个阶段。最初的阶段里，虽然有三教的连称，不过彼此是独立的，当然相互间都有影响，儒、道、佛三者之所以相提并论，则是偏重于它们社会功能的互补。中间的阶段是一个过渡的阶段，主要在于彼此内在意识上的流通融合，逐步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就其主流而言，依然各树一帜。只有最后的阶段才出现真正宗教形态上的三教合一。其中，第二阶段是在继续第一阶段三教功能互补的基础上更添新内容，第三阶段亦是在前二个阶段的底子上再演化出来“三教合一”的新成份，这也反映了三教合流的趋势越来越大。

三教在社会上的客观存在是三教概念出现的基础，不过三教概念的提出却是社会意识发展变化的结果。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形成是在两汉之间，虽然“佛教传来以后的中国宗教史，是儒、道、佛三教的交涉史”[2]，但三教概念的出现和被社会所广泛接受，却是在魏晋南北朝时率先由佛教表现出来的，三国之前人们的论著中是没有“三教”一词的。《广弘明集》卷一载有《吴主孙权论述佛道三宗》一文，同时提及儒、道、释三家[3]。以及“牟子作《理惑论》，论儒佛思想之一致；道安以《老子》语解《般若经》；这些可以说是三教一致的最初意见”[4]。以后“暨梁武之世，三教连衡”[5]，三教一词出现在文献上的频率也越来越高了。在两晋南北朝时期，道教和佛教作为强大的社会存在已经无可置疑。时人于佛儒、佛道、儒道之间的互补共通之处，分别有很多的建议论述，尤其是“南朝人士偏于谈理，故常见三教调和之说”[6]。如孙绰在《喻道论》中云：“周孔救极弊，佛教明其本耳，共为首尾，其致不殊”[7]。明僧绍则认为“佛开三世，故圆应无穷；老止生形，则教极浇淳”，所以“周孔老庄诚帝王之师”而“释迦发穷源之真唱，以明神道主所通”[8]。王治心先生就张融、顾欢等人“道同器殊”思想阐述道：“在形而上方面的道，本来是一；惟在形而下的器方面，方有释教道教之分。……这些都是六朝三教同源的意见，这种意见，影响于后世亦非常之大”[9]。此外，作为体现此类理念的人物在当时也大量出现，著名的如道士陶弘景既著“《孝经》、《论语》集注”，又“诣鄮县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10]。还如沙门昙度“善三藏及《春秋》、《庄》、《老》、《易》。宋世祖、太宗并加钦赏”[11]等等，当时诸如此类的人物是很多的。存在决定意识，“这种情况的产生，是由于三教所依附的社会基础和所发挥的社会作用是相同或一致的”[12]。在这样的基础上，就出现了“三教”的概念。

在这一时期，由于一些帝王的崇佛，以及佛教作为一种新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生气和丰富内涵，使佛教成了三教的中心。梁武帝在其《述三教诗》中说他自己“少时学周孔”，“中复观道书”，“晚年开释卷，犹月映众星”，最后达到“至理归无生”[13]的认识，非常形象地突出了佛教盖过其它二教的吸引力。这可以说是该时期三教关系的一个特点。

至隋唐两宋，不仅三教鼎立的局面达到了一个高潮，三教理念的交流也空前频繁。陈寅恪先生谓：“南北朝时，即有儒释道三教之目（北周卫元嵩撰齐三教论七卷。见旧唐书肆柒经籍志下）至李唐之世，遂成固定之制度”[14]。当时，三教之间关系成了政治上的一个热门话题，隋唐宋诸朝间屡屡举行的三教辩论大会，虽然表面上呈现了三家之间的区别与矛盾，但客观上却为三教的思想交流和融合提供了绝好的机会，并反映了社会政治对整合三家的需要。如唐“贞元十二年四月，德宗诞日，御麟德殿，召给事中徐岱、兵部郎中赵需、礼部郎中许孟容与渠牟及道士万参成、沙门谭延等十二人，讲论儒、道、释三教”[15]。三教在唐宋时频频进行的廷争，通过彼此之间的相互陈述与辩论，结果却有了更多共同使用的词汇、概念和思维表达方式，若“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说，学者利其简便”[16]，客观上使三教在内质上加深了彼此的了解与认同。如从唐代起开始风行中国佛教界的禅宗“是一个典型的儒、释、道三教结合的派别”[17]。甚至从唐时起“中医药学是儒、道、佛的一种共同语言和联系纽带”[18]。冻国栋先生也通过对《唐崔暟墓志》等史料的考释，认为：“儒、释、道兼习乃是隋唐时代士人及其家族的普遍趋向”[19]。同时，“中唐以后，天子生日举行有关三教的传统性活动——三教讨论”，致使“中唐产生了三教一致的思想”[20]。不过由于这些辩论的主题方向往往是在儒家经世致用的框架下展开的，目的是为了皇朝的“鼎祚克昌”和“天下大定”[21]，故三教连称在唐代，虽然亦将三教置于相同的地位，但此时三教内的重心，已由佛教转入到儒家，因为“南朝的梁陈，北朝的齐隋都极力提倡佛教。唐代思反其道，便极力提倡儒家经世之术”，并作为组织上述三教辩论的出发点[22]。思想上的融会贯通必定会见诸于作为思想载体的语言，唐时三教之称也在史书上频繁出现，达到了高峰。如在《旧唐书》中，“三教”一词共出现24次，比除了《新唐书》之外的其它二十二史中此词所出现的次数加起来的总和还多。可谓彼时之三教连称，系时风所趋，深入人心。武则天时编纂《三教珠英》，参加者皆为一时之选，如“引文学之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谟等”[23]，这些人俱是少读经书，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此当然也会给三教在文字表达中的频率高低带来影响。

不论是魏晋还是隋唐，三教的并提，都可以说有着以下的意味：第一，表明作为社会的意识力量，儒、道、释各有影响范围，可以说三分天下，虽然其间常有高低先后之争。第二，所谓三教归一、三教一家之类的说法，不论是出于那一家之口，无一不是从维护社会道德，有利政治统治为出发点和归宿，认为在这方面是完全“一”致的，即所谓“三教虽殊，同归于善”[24]。这种“一”致被强调的结果，实际上是将儒家理念作为三教的取舍标准，故反对三教并提的一方，也是以佛、道二家不具备能与儒家等量齐观的社会功能作为一条重要理由，认为三者在道德趋向上仍未一致，甚至还有所牴牾。不过在魏晋，乃至隋唐，反对方始终不是社会主流意见，至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未被最高统治者所采纳。第三，三教仍然各自保持着独立的形态，不过相互间在观念和思想方式上，不断地进行交流和融合，一定程度上从外在功能上的互补加深到内在思想上的融通。第四，由于自南北朝起玄学的消退和经学的东山再起，尤其是王通、韩愈等人对新儒学的发展，一直到程朱理学的兴起，儒学主导社会意识的动能日益强大，促使三教在隋唐之后朝儒家倾向的势头也愈来愈明显[25]。

（二）

从统合的角度看，“三教合一”的含义无疑要比“三教”更进一步。关键在于对“合一”的理解。如果将“合一”视作儒、道、佛三家的内在义理上，特别是在道德标准取向上走向融合的一种趋势，当然可以，但此至少在明代之前是称为“三教合流”或“三教归一”的。其实一般现在的学术著作中在说三教合一时，也就是这个意思。

或许正是对三教合一之称在理解上的模糊，古人极少用三教合一这个词，至少是明代以前基本上没有人使用过此词。作者曾请友人复旦大学吴松弟教授通过电脑光盘检索，三教合一之称在整个《四库全书》中只出现过八次，且全都是在元代以后。也就是说，在明代之前，只有三教的概念，而根本没有三教合一概念的流行。或者说，明代以前的人们，尚未认识到三教在外在形态上有合一的可能性。当然，明代人所说的“合一”，仍可分二个层次。其一依然是以往“三教归一”、“三教一家”的那层意思，即主要指三家在道德价值观念上的一致性。如顾宪成在《明故礼部仪制司主事钦降南阳府邓州判官文石张君墓志铭》中云：“东溟管公倡道东南，标三教合一之宗。君相与质难数百言，管公心屈”[26]。不过，从明代一位监察御史陆陇其所云，“今人言三教合一，岂非朱子之所叹然。又有谓三教不可合而各有其妙，不妨并存者，则又是以不合为合，尤巧于包罗和会者也”[27]。陆氏所谓三教的两种合一，其区别正是表现于外在形态上，即当时人们确有主张将三教混为一体。

三教合一概念在明代的提出，必定是当时的社会中已经有了合三教为一教的某种实际形态存在，哪怕是一种模糊的存在。值得注意的是，当时社会上确存在三教形态上的共一。如到了明代，三教共同崇拜的神祗日益流行，其中最盛的是关帝信仰，约成书于明中期的《三界伏魔关圣帝君忠孝忠义真经》称关羽君临三界，“掌儒释道教之权，管天地人才之柄”。再如晚明的林兆恩甚至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教合一的宗教“三一教”，宣称要通过“炼心”、“崇礼”、“救济”等手段，“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28]，甚至“立庙塑三教之像：释迦居中，老子居左，以吾夫子为儒童菩萨塑西像，而处其末座。缙绅名家亦安然信之奉之”[29]。实行了三教在信仰崇拜体系上的合一。从而使三教合一概念的内涵有了质的飞跃。

林兆恩的“三一教”，是以公开标榜三教合为一教作宗旨的，其它一些民间宗教里也有以此为旗帜的，此可见诸于那些民间宗教的经典“宝卷”。如《销释悟性还源宝卷·留三教经品》云：“自今慈悲来找你，才留还源三教经”；《开心结果宝卷》中有《三教菩萨品》；《混元红阳临凡飘高经》亦有《取三教圣人品》等[30]。此表明明清二代有更多无名有实的三教合一宗教组织，即是上述那些活跃在当时的五花八门民间宗教。对此明末清初时的颜习斋看得很清楚，他说：“大凡邪教人都说‘三教归一’或‘万法归一’”[31]。在这些民间宗教所奉行的宝卷里，三教之间的原有差别变得模糊甚至消失了，正如安娜·塞德尔所说 ，“这些佛——道经文起源于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世俗圈子中，在那里，两个宗教在教义上的区别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32]。事实确是这样，如罗教创始人罗清在其《五部六册》中的《破邪显证钥匙卷·破不论在家出家辟支佛品第一》里就进一步说明：“一僧一道一儒缘，同入心空及第禅。似水流源沧溟瀇，日月星辰共一天。本来大道原无二，奈缘偏执别谈玄。了心更许何谁论，三教原来总一般”。酒井忠夫先生曾对《五部六册》引文进行考证，发现其中不仅有《金刚经》、《华严经》、《法华经》等佛经，还有《道德经》、《悟真篇》等道教典籍和儒家的《大学》、《中庸》等[33]，说明这些所谓宝卷完全是三教合一的。大体上说，这些宝卷“全是邪教名目而假充如来佛经以欺人者”[34]，也就是说民间宗教如果在崇拜形式上还往往显示着佛教色彩的话，但其所主张的现世人们行为准则，却是儒家的忠孝仁义等伦理，如其中《销释孟姜忠烈贞节贤良宝卷》、《二十四孝报娘恩》、《节义宝卷》等等。

（三）

在区分三教和三教合一时，有一条界限是需要分明的，即站在佛、道的宗教立场上说三教一家，和以三家观念统一到一个宗教形态之中是有着根本性的变化，虽然后者也可说是前者观念发展的结果。

纵观从三教到三教合一观念的变化，可以察看到中国社会的一些发展动态。首先，自唐以后，无论是从外在的政治统一，还是内在的专制集权程度，都甚于以往的朝代，而且是一代甚于一代。这种专制集权的大一统社会政治体制的不断加强，愈来愈需要更为一致的含有宗教形态在内的社会意识形态，于是三教合一的呼声也越加强烈，包括象明太祖朱元璋这样统治者的极力提倡[35]。其次，鉴于自春秋至秦汉思想趋向一致所形成的传统，三教在长期并存的过程中，内质上通过交流，彼此的认同越来越加深，随着时间的推移，三教的真正合一就有了更充要的条件。如余英时先生指出：“唐宋以来中国宗教伦理发展的整个趋势，这一长期发展最后汇归于明代的‘三教合一’，可以说是事有必至的”[36]。又如元代全真教主王哲（重阳）在山东等地组织“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三教七宝会”等等，表明在新道教的内部，三教合一的因子更为成熟，“大量儒释思想被融入道教，已成为入明以后道教的一大特色”[37]。这种现象也在当时上层建筑中各个领域内泛现，如“‘三教圣人’在元代戏剧及其它著作中就突然出现了”[38]。再次，由于十三世纪以后佛教在印度的瓦解，使中国佛教再也难以吸收与中国文化异质的东西，这对加速与其它二家的同化，反而成了有利因素。最后，中国民众在宗教上一向是兼容并收的，儒、道、佛诸家的内容都早已司空见惯，三教合一把这些他们最熟悉的东西调和起来，推陈出新，民众是乐于其成的。这成了促成三教合一的重要社会条件。

三教合一概念及其相呼应的宗教形态在明代的出现既跟社会演变相关，也跟儒家学说的发展有关。林兆恩的“三一教”也好，其它形形色色的类似民间宗教也好，它们的社会道德取向却来自于儒家的价值观，可以说是宋明理学发展出来的一个副产品。宋明理学，正如很多学者所已经指出的那样，它的形成，是吸收了不少佛、道二家思想的结果，也强化了它的宗教气息，“尤其是理学家的修养功夫，无论主诚主敬主静主寡欲主返观内心主致良知主敬以直内义以方外……等等，莫不含有宗教上祈祷面目”[39]。“元明以后，佛教与道教衰落，理学勃兴。理学以孔子的伦理思想为核心，摄取了释、道的大量哲学思想、思维形式和修持方法，使三者密切起来，难解难分”[40]。甚至可以说，宋明理学作为“新儒家比道家、佛家更为一贯地坚持道家、佛家的基本观念。他们比道家还要道家，比佛家还要佛家”[41]，故可以说其本身就体现着三教合一。然而如此一来，就产生了一种复杂的情况。第一，宋明的新儒学由于种种原因成为一头独大的社会统治意识，完全改变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三教格局。第二，佛、道二家逐渐在“三教”中沦为配角的地位，这也降低了它们作为宗教在社会上的影响力。第三，在儒家内部，三教合一的思潮发展也愈来愈强烈。“三教合一”一词开始出现在《四库全书》的明代书文中，并且为数不少，正是此种情况的反映，因为《四库全书》中所收的宋以后的书籍文献，基本上是以儒家思想为基调的。

上述三点情况是同时发生的。于是，一方面作为社会意识上层的儒家思想在三教合一的理论上已经得到了很大发展并趋向于完备，但此儒家仍并非是宗教，依然缺乏诸如在生死问题上给人以终极关怀那样的宗教基本特征。周予同先生谓：“朱熹的祭祀论，不能于理论方面多无发挥，而复返于宗教的解释，实为宋儒哲学思想退化之一证”[42]。这既说明儒家有过适应宗教化的动向，也说明单靠儒家是宗教化不起来的，朱熹的“退化”也仅此而已。另一方面，虽然佛、道二家在此期间也大力发展了三教合一说，但和社会主流意识依然存在着差距，而且它们二家中任何一家的宗教影响力都在减弱。也就是说在当时社会中，主流意识和宗教需求间有着矛盾和缺口。

需要是发明的源泉，解决这种矛盾与缺口的办法之一就是将儒家思想为主的三教思想合一而宗教化。儒学在明代最风行的王阳明一派的观念中强化了三教合一的思想，其“立三教合一之说而阴诋程朱为异端，万历中年，群然崇尚，浸*入于制艺”[43]。与此同时，理学中王学门徒里向社会下层发展的倾向也明显起来，如泰州学派的罗汝芳（近溪）讲学时，“至若牧童樵竖，钓老渔翁，市井少年，公门将健，织妇耕夫，窃履名儒，衣冠大盗，此但心至则受，不问所由也。况夫布衣韦带，水宿岩栖，白面书生，青衿子弟，黄冠白羽，缁衣大士，缙绅先生，象笏朱履者哉？是以车辙所至，奔走奉迎。先生抵掌其间，坐而谈笑”[44]。这些儒学家的弟子中三教九流都有，这样，以罗汝芳、管志道（东溟）为代表的王学弟子可以说是以“士人阶层为中心，逐渐向其它阶层推广的倾向，既流行于官僚，也流行于农、工、商。这是因为，善书、功过格都不再拘泥于吻合过去型的儒、佛、道的界限，而将三教混合一致，并以自己的实践立场为中心，理解三教的信仰和学问，因而作为新的民众道德而勃兴流行”[45]。于是，在民间广泛受其影响的情况下，真正具备三教合一性质的“三一教”之类就应运而生了[46]。其实，将儒家视为儒教的说法也大多来自此时[47]。这说明，从三教到三教合一的转变，是与明清时代的社会需求合拍，也和儒家思想的演变相呼应。

道教龙门派为何在明朝大力提倡“三教合一”？龙门派，全真派主流支派，承袭全真教法 。以全老庄之真、苦己利人为宗旨 。开派祖师丘处机。据史料记载，龙门派在阐发内丹学方面最是成绩斐然。在明清道教衰落时期，只有全真龙门派一度“中兴”，其他道教派别，例如正一派，则大都衰落不振。龙门派全面而深刻地继承了传统道家思想。为今时今日的道教奠定了根基。明清两代在全国各地，乃至东北、西南、西北等边远地区广泛传播。

那么问题来了，道教龙门派为何在明朝大力提倡“三教合一”？各位，所谓三教合一是指儒、道、释三家各自站在本家或本派的立场上，在保留自身基本特征的同时，汲取其他两家的某些要素或特征。明代，“三教合一”已经成为中国文化发展的基本趋势，被社会各阶层人士按照自己的理解所接受。这种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处理多元文化共存的参考材料。

据史料记载，儒释道三家均有著名人物推崇“合一”的理论。在儒家方面，王守仁为其代表人物。他曾举例说，儒释道三家之间的关系就像一间大厅，后来由于子孙分居，渐渐被隔成了很多小房间。这样再传四五代后，“则失其本之同”，变成了见仁见智的状况。而稍后的林兆恩更以儒家的观点来诠释道、释两教的教理，创立以儒为主体的“三一教”，宣称要“以三教归儒之说，三纲复古之旨，而思易天下后世”。

道教方面推崇三教合一的代表人物是张三丰。他认为“儒也者，行道济时者也；佛也者，悟道觉世者也；仙也者，藏道度人者也。各讲各的妙处，合讲合的好处，何必口舌是非哉？”主张三教虽在经典和形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对付民众还是“不可缺”的。至于龙门派，在他们看来，只要对释、道两教加强管理，就可以充分发挥释、道二教维系封建纲常的作用。因此，他们主张三教合一，以共同维护封建统治。

另外，龙门派之所以有此主张，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明朝时期道教其他教派已基本衰弱。而龙门派对此耿耿于怀，一直想要复兴道教。所以，他们就提出了三教合一的主张。其用意，就是要借助佛教和儒学的影响，来复兴道教。最后，从修炼的理论上看，龙门派的一些理论，比如说，丘处机提出要勘破生死之关，要炼心磨性。这些理论与佛教和儒学有相似之处。这也是龙门派为何在明朝大力提倡三教合一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