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一篇文章，讲过关于春秋时期"姓"与"氏"的不同，那么今天这篇文章，想和大家聊一聊"名字"。

我们在上学时的课本上，经常会看到作者介绍，我想大家都有印象，但事实上"名"和"字"是不一样的，比如诸葛亮字孔明、李白字太白，苏轼字子瞻。

但你是否知道，春秋时代就有"名"和"字"的用法，今天就和大家说说春秋时"名"和"字"命名的原则和禁忌。

命名的时间和原则

关于取名的时间点，在《仪礼丧服传》中有记载，其中有："子生三月，则父名之。"之说，也就是说，当孩子出生三个月后就会为他命名。

至于如何命名，在《左传》桓公六年有一段相关记载：

公问名于申繻。对曰："名有五，有信，有义，有象，有假，有类。以名生为信，以德名为义，以类命为象，取于物为假，取于父为类。"

鲁国太子诞生后，桓公向大臣申繻请教，该如何为孩子取名？

根据申繻的回答，当时取名有五个基本原则，分别是信、义、象、假、类。而这其中，根据孩子手上的掌纹来命名称为"信"；期许孩子的德行而以吉祥的字眼来命名是"义"；用孩子的身体特征来命名是"象"；假借世间万物的名称来命名是"假"；而以和父亲相关的事物来取名则称为"类"。

这么看来，春秋时代的取名方式其实已经很多元了，我们接着找几个例子，看看是不是真的就像申繻说的一样吧！

首先是以掌纹命名的"信"，像是正苦恼着怎么给太子命名的桓公，他后来的第四个儿子季友，就是因为掌纹看起来像是"友"这个字，所以取名为"友"。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春秋时代使用的文字和我们现代使用的文字有很大的不同，所以季友的掌纹并不是指我们现在使用的"友"字，否则这样的掌纹也太奇葩了。

而通过以掌纹命名，我们也能看出，春秋时代的人们就会看首相了。不过除了以掌纹命名之外，掌纹也可能与婚姻有关呢！比如桓公的妈妈仲子，是宋武公的女儿，因为仲子一出生掌纹看起来就像"鲁"字，后来就嫁到鲁国，成为鲁夫人。是不是觉得很神奇呢？

回到正题，接下来的是"义"，也就是用吉祥的字眼给孩子命名，这边举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例子，如果看过《封神演义》的话，大概会知道，周文王叫姬昌，为什么取名为"昌"呢？

根据《史记周本纪》的说法："太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太任，皆贤妇人。生昌，有圣瑞。古公曰：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姬昌诞生时，有祥瑞之兆，姬昌的爷爷太王一看，非常激动，认为是上天要让周部落兴起了！

于是姬昌的"昌"，就是取"昌盛"的意思。这样的命名方式其实到现代依然很普遍哦！像是俊杰、荣华、雅婷、丽娟，这样的菜市场名其实都是寓意很棒的好名字呢！

然后说到用孩子身体特征来命名的"象"，这也是笔者自己觉得最有趣的一种命名方式，比如晋文公重耳，根据历史记载，重耳的体征有些异于常人，当初重耳流亡在外时，发生了一件让重耳觉得无比羞耻的事。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及曹，曹共公闻其骈胁，欲观其裸。浴，薄而观之。"这里说的"骈胁"是什么意思呢？一般我们的肋骨是根根分明的，但重耳的肋骨是紧密相连的。

曹国国君曹共公对重耳的"骈胁"感到非常好奇，但人家毕竟是晋国的公子，总不能叫重耳把衣服脱了给他看吧？所以曹共公决定去偷看重耳洗澡，只是曹共公去偷窥就算了，居然还被发现了，于是重耳即位后就攻打曹国报了偷窥之仇。

总而言之，重耳的体征比较特别，虽然史书上明确记载下来的只有"骈胁"，但根据"重耳"这个名字，很有可能重耳的耳部构造也有些异常。

再举一个例子，重耳有个儿子名为"黑臀"，也就是后来的晋成公，为什么他会叫"黑臀"呢？《国语》里说："吾闻成公之生也，其母梦神规其臀以墨，曰：使有晋国，三而畀欢之孙。故名之曰'黑臀'"。

晋成公出生时，他的妈妈做了一个梦，梦到有神明拿笔用墨在婴儿的屁股上画圈，并作了一个预言，说这个孩子会成为晋国国君，但将来只能传承三代。笔者认为所谓的"神明拿笔用墨在婴儿的屁股上画圈"，大概是指孩子生来屁股上长了个明显的黑色胎记，总而言之，这个孩子就因为这样被命名为"黑臀"了。

接着，我们再来说说假借万物之名来命名的"假"吧！这次举孔子的儿子孔鲤为例，根据《孔子家语》的记载："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鱼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因以名鲤，而字伯鱼。"孔鲤出生时，鲁昭公送了鲤鱼给孔子，孔子为了纪念国君的赏赐，就将孩子取名为"鲤"。

另外像是，与孔子同时代，据说长得和孔子非常像，但和孔子是政敌的阳虎，阳虎名为"虎"，也属于这个命名类型。既然说是可以假借世间万物，自然不只有动物名，像是陈宣公、宋昭公、齐景公都名为杵臼，总感觉杵臼这个名字在当时很流行呢！大概也是那个时代的菜市场名吧！

最后，则是以父亲相关事物来取名的"类"，通常是有和父亲相似之处，才会以这种方式命名。像是我们最初提到的鲁桓公，因为太子和自己是同一天生日，后来决定给太子取名为"同"，便属于这个类型的命名方式。

取名有哪些禁忌

讲完春秋时代的五个命名原则之后，其实在取名上还有一些禁忌。申繻接着告诉鲁桓公的取名禁忌有六项：

不以国，不以官，不以山川，不以隐疾，不以畜牲，不以器币。

第一、不以本国国名命名；第二、不以官职名称命名；第三、不以山川的名字来命名；第四，不以疾病的名称来命名；第五，不以牲畜的种类来命名；第六，则是不以礼器的名称命名。

大家可以猜猜看，既然是禁忌，那我们还能找到例子吗？答案是可以的。为什么呢？说到底，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禁忌，是因为周朝已经有避讳的观念了，因此申繻说道：

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故以国则废名，以官则废职，以山川则废主，以畜牲则废祀，以器币则废礼。晋以僖侯废司徒，宋以武公废司空，先君献、武废二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

虽然没有汉朝之后那样严格，但当时确实已经会在死后避讳，尤其是周天子或诸侯国君，需避讳五代，也就是说要避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的讳。但要是取这六个类型的名，避讳时就会特别麻烦，因此才会避免这样命名。不过，如果真的碰上这样的状况，又要怎么避讳呢？

首先是"以本国国名命名"的话，自家的国名当然不能改，只能改人名了。那为什么强调是本国国名呢？因为在史书中，可以找到以他国国名为名的例子，像是卫宣公名晋，鲁定公名宋，晋悼公名周，尤其是晋悼公，居然以周王室的"周"为名，看来这样命名在当时是可以被接受的。

而若是"以官职命名"，为了避讳只能改掉官职的名称了，像是晋国没有"司徒"这个官职，就是因为晋僖侯名为司徒，后来便废司徒，改为中军；又比如宋国没有"司空"这个官职，就是因为宋武公名为司空，所以废司空，改称司城。

然后是"以山川之名来命名"，要是碰上这样的状况，也只能改掉山川的名字了。在《国语》中一则记载：

"范献子聘于鲁，问具山、敖山，鲁人以其相对。献子曰：不为具、敖乎？对曰：先君献、武之讳也。"献子归，遍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学。吾适鲁而名其二讳，为笑焉，唯不学也。人之有学也，犹木之有枝叶也。木有枝叶，犹庇荫人，而况君子之学乎？"

有一次晋国的范献子到鲁国做外交访问，在对话间提到了敖山和具山，鲁国人以这两座山所在的乡名进行回应，范献子觉得很奇怪，询问对方为什么不直接说这两座山的名字呢？鲁国人回答说，因为要避我们国君的讳呀！

原来鲁献公名具，鲁武公名敖，所以鲁国人不直接称呼这两座山的名字。其实范献子去鲁国访问的时候，离献公、武公的时代已经很久了，理论上已经超出避讳的五代了，但山川名称一但改了，大概要恢复也比较麻烦，所以鲁国人也就没有把称呼改回来了。

大家可以想想看，以山川名字来命名都这么麻烦了，更何况是"以疾病的名称来命名"呢？我们一生很难都不生病，在对话间提到疾病名称的机率可比提到某座山某条河还高，而且山川名还可以像刚刚故事里的鲁国人那样，说是某地的山，某地的河，疾病又能怎么改呢？

至于"以牲畜的种类命名"和"以礼器的名称命名"，则会在国家大事上产生麻烦，这里的牲畜指的是祭祀时的祭品，礼器则是礼仪的一部分，如果要避讳的话，就不能使用这个牲畜或这项礼器了，这也是相当困扰的事，因此也会避免这样的命名。

原本说完命名应该就要说取字了，但取字的限制比较少，我们会在之后的文章，结合实例为大家介绍。

所谓避讳就是中国封建时代人们为尊敬君主、君主的亲属、圣人、贤者和长辈，在讲话时不直呼其名，在写文章时不照字直书，而用其他的字、词代替的一种习俗。

这种习俗起源较早它同封建专制特权、封建习俗和宗教迷信以及人们的情感好恶等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是汉文化的繁文缛节同汉语语音特点相碰撞的产物，带有强制，至少在周朝就有了。据《公羊传》记载，孔子作《春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后来，这种习俗经过封建朝代长时期的应用，花样不断翻新，需要避讳的地方越来越多，而且不少朝代的皇帝自己都还规定了一些避讳的范围和方法。让人们必须使用，否则就被砍头问罪。所以，这时的避讳便远远不是一种习俗的问题了，而是变成了一种法律。

避讳有几种意思:

1回避；避　避讳是中国古代为回避君父尊亲的名字的一种要求在言谈和书写时,遇到君父长上的名字一律要回避,否则认为极不礼貌取名时也不能取他们的名字中有的或同音的字忌。

2谓封建时代对于君主和尊长的名字，必须避免直接说出或写出。

3修辞学上辞格之一。说话时遇有触犯忌讳的事物，不直说该事该物，而用旁的话来委婉地表述。

文官死后最高荣誉谥号是“文贞”，但是为了避讳宋仁宗的名字"赵祯"，改为“文正”。现代主要是一些言辞禁忌。比如在新年、新婚这类开端之日，对语言的禁忌尤为讲究。所以大正月里忌说“死、输、光”等字眼，怕给全年带来灾祸。语言禁忌中最能表现民族特色和地域特色的是谐音式禁忌。语音与意义本来是任意约定的，没有什么自然的内在联系。而任何一种语言的语音系统总是很简单的，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同一语音形式表示几种不同意义的情况。这就为语言魔力的施展提供了机会，许多禁忌语都是由谐音联想而产生出来的。因为人类在愚昧阶段很难理解两个完全同音的事物会毫不相干，他们相信那些与不幸事物同音的语词会带来不幸。旧时代的戏班子里有很多忌讳的字，尤其最忌讳“散”字。因为散班是戏班里最大的灾难，凡事与“散”字同音的，也必须用别的字代替。比如雨伞，因为“伞”字与“散”同音，得叫“雨盖”、“雨挡”、“雨遮”、“雨拦”。又如船上人讳言“翻身、搁住”等字眼，于是把“帆”叫做“蓬”，把“箸”叫作“筷”。

在我国古代，城市的改名易称，大多因为汉字的避讳。翻开古典史籍，发现这样的事比比皆是，有的城市因避不同人的讳，还不止一次改名。　　

据《隋书·地理志》记载，为避隋炀帝杨广之“广”字，一下子就改掉几十个城市之名，其中广饶县改东海，广安县改延安，广都县改双流，广化县改河池，广州改为番州，广陵改为江都等。也许是杨广的名声不太好，有些城市在以后又恢复了原称。

如果说杨广只避一个“广”字，唐德宗李适避讳就宽多了，他不但避讳“适”，连长得像“适”的“括”字也不放过。《闻见后录》卷二六云：“处州，旧为括州，唐德宗立，当避其名，适处士星见分野，故改为处州，音楮。今俗误为‘处所’之‘处’矣。”

那时，不但避皇上的讳，名人的讳，还避恶人的讳，也就是我们说的“憎讳”。唐肃宗最看不起小人安禄山，以其为国仇恶闻其姓，把当时有“安”字的城市名一律改掉，于是改了几十个城名。据《举例》卷二记载，他把当时的安康改为汉阴，同安县改为桐城，绥安县改为广德，宝安县改为东莞，安昌县改为义昌等。有的不但改原字，连同音字也一律改掉。

三国孙权之太子名和，不但避讳“和”字，还避讳同音字“禾”，《三国志·吴主传二》云：“(赤乌)五年春正月，立子和为太子，大赦，改禾兴为嘉兴。”唐宪宗李淳，也是连同音字都要避讳，《旧唐书·宪宗纪上》说：“丁未，改桂州纯化县为慕化县;蒙州纯义县为正义县。”

到了宋太宗赵匡胤时，蒙州正义县又改为蒙山。不过，赵光义还算通情达理，允许同音字存在。他把丹州义川县改为宜川，常州义兴县改为宜兴，郴州义章县改为宜章，戎州义宾县改为宜宾等。　

从以上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出，除了安禄山的“安”字是“憎讳”外，其余全部是“敬讳”。“敬讳”是避讳的主流。至于“忌讳”，多是凶杀不吉字眼，地名中很少用到，所以在史书中也很少有因“忌讳”而改名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