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五千年前，在中国的纸出现之前三千年前，古埃及人就已经发明了最古老的纸，称之为纸莎草纸（Papyrus），也称纸草纸，英文的纸（paper）这个单词就是来源于拉丁文Papyrus（纸莎草纸），可见这种纸在西方古代应用的广泛和悠久。纸草纸不仅是古埃及重要的书写材料，而且也大量出口到其他国家，成为古埃及人，古希腊人，古罗马人，亚述人，阿拉伯人所广泛使用的书写材料，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用古埃及文、古希腊文、古罗马文和阿拉伯文等书写的纸草纸文献，数以十万张计之多，纸草纸文献上记载了大量的古代法律、宗教铭文、天文地理、文学，数学知识等珍贵历史资料，其中历史最早的是从古法老墓葬出土的距今五千多年前的无字纸，载有文字的纸草纸文献距今也有四千五百多年的历史了，比我们中国人使用甲骨文还早了近两千年。这种用纸草纸写成的书籍，虽历经数千年，仍然清晰如新，纸质决不比我们中国的纸差，而且纸草纸也不像有人说的那样，容易断裂，现在埃及都还有根据古代技术进行制造的纸草纸，造出的纸任意折叠完全没有问题。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都收藏有这种纸草纸古籍，象前文提到的林德手卷（Rhind papyrus，又称为莱因德纸草书，是公元前1650年左右的埃及数学著作），就收藏在大英博物馆。

西游记搞错了不是很正常吗？那是小说，又不是史书，上面还说玄奘去西天取经是向释迦牟尼如来取呢，但释迦牟尼其时已涅槃千年有余了，更何况还有佛陀的几大弟子勒索之事，岂有可能？小说系艺术创作，并不能作为史实依据。

当然，至于说唐朝时印度会否有纸，答案应当是肯定的。

唐朝去西天取经的和尚不止玄奘一人，在玄奘之后几十年，便有一位义净三藏法师亦效法玄奘西天取经，在他所著的《南海寄归内法传》中提到印度“造泥制度及拓模泥像，或印绢纸随处供养。”可见，义净法师当时在印度就已经见到纸了，而义净系于咸亨四年（673年）2月8日，到达南印度，之后在印度盘桓十余年，距离玄奘回国（贞观十九年，西元645年）仅三四十年的时间，义净能在印度见到纸，玄奘必定亦能见到。

且，玄奘后来将中国的道德经等翻译成梵文传到印度，想必玄奘翻译的译本必定会是纸质的而非用贝叶吧，故而，唐朝时期印度应该是有纸的，但是佛会有纸质书籍，想来只要纸足够多，应该是会有的，而当时中印交流，无论陆路或海路，都很频繁，而纸又如此轻便易于携带，想来印度的纸必然不会很少，故而印度当时应是有纸质书籍的。

且据季羡林考证，7世纪末叶印度语言里就已经有了“纸”字，倘若不是有大量使用，怎可能在文字中有反应？而且是新出字词。

当然，当时印度佛经承载主体应该还是贝叶，或许玄奘当时取回来的都是贝叶经，也有可能是请人抄于纸上携带回来，都未可知。

高尔基说过：“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作为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对世界文明有着极大的意义。我国作为文明古国，几千年的历史精髓都是通过文字记载在书籍上传承下来的。

那么我国古代的图书，究竟是如何发展的呢？

进行总括的话，我国古代的图书形式主要分成两大类：一种叫手抄本，一种叫印刷本。顾名思义，前者是手写时代的书籍，后者是印刷术出现后的产物。

手抄本最早的形式称为简牍。“简”就是竹片，“牍”就是木片。

许多竹简穿连在一起叫做策（册），古代通常把1篇文章编为1册，这也是书籍最早的计数单位。

古人编简成册之后，会在两端加上空白简，以起到保护作用。这两个空白竹片也叫做首简，随着后来的竹简越来越多，为了便于管理，首简外面会提上书篇名，这便是我们后世书籍中扉页的起源。

还有一个小知识点可能让很多人理解错了。在毛笔出现之前，记录文字都需要刀刻。由于竹片表层油脂多，又容易生虫，所以需要将竹片拿火上烤，这个步骤叫做“杀青”。

可是秦朝出现了毛笔，不需要刀刻，因此定稿之后只需将竹青削掉就可以写字了。削竹青的步骤也是“杀青”，意为定稿的意思。现代所用的“杀青”一词是毛笔出现后的削竹青，而不是之前的烤竹片。

相信有些人会有疑问：为什么都说竹简，但没有人说木简呢？

因为先秦时期，竹简是写书用的，木头片主要用于内容较短的公私文书，等于现代的办公专用纸。

一块木片叫做版，写上文字便摇身一变成为牍。木牍因为用途不同而名称不同。在木片上记录物品清单或户口明细，这叫做“籍”或“簿”，虽然它俩都是竹字头；在木牍上画地图，这也是今天“版图”的由来；古人称书信为尺牍，主要是因为写信要写在木牍上。

竹简木牍之后，慢慢出现了帛和纸材质的书。

帛属于织品，一般幅宽22尺，4丈为1匹。古人一般将帛书折叠后进行保存，比竹简方便不少。比如马王堆出土的帛书，就是由整匹帛写成后折叠放入墓中。

不过后来发现折叠后的帛非常容易破烂，于是他们开始在末端放一个轴棍，然后从左往右卷束在一起。

这种方法应该是从汉代开始的，因为汉代开始将书籍的数量称“卷”，这与先秦的“篇”应该是同一个数量单位。这个“卷”可能就与纸帛书的保存方式相似。

除了卷轴式的书，我们还有一种比较常见的，便是折本书。在很多影视剧中，大臣给皇帝上的折子便是折本书。

卷轴式的书有的可以长达几丈，翻阅起来非常不方便。于是开始出现在裁剪好的纸张上，正反两个方向都写有文字，然后折叠起来，纸张两端再各加一张硬纸进行保护。

目前有一种说法是，折本书不是我们发明的，而是印度传入的。因为在一些古代典籍中记录，印度的佛经最早使用折本式的书，后来启发了我们开始广泛应用。因此折本书也称为经折装或梵夹装。

折本书与卷轴相比虽然阅读方便了，但如果内容多会叠成厚厚一摞，拿着非常不方便，阅读的时候还容易散开。为方便阅读，市面上又出现了旋风装。

旋风装就是选一张大纸作为书皮，然后把折子从首页到末页都粘到书皮里边，连书脊也包在一起。这样看书需要不停地翻阅，古人评价曰：旋转如风，因此也被称之为旋风装。

如果你无法想象旋风装到底什么样，那你就找一本现在装订的书，旋风装是现代图书装订的雏形。

随着印刷术的出现，装订图书的方式也有了很多发展。一些现代描写唐末和北宋的古装戏中，文人书房中的书都是躺着放的，其实这还有待考究。

从唐朝到北宋，图书的装订都采用蝴蝶装。一张纸印上字之后，纸张从中缝处对折，有字的一页向内、空白的一页向外，把对折好的一叠书页用一张大纸从前面包到后面，并把末页折口处牢牢粘在书页上，这便成为了一册书。

由于这种包装方式的书一打开，版面左右对称，像展翅的蝴蝶，因此而得名。

“蝴蝶书”虽然比折子、旋风装阅读起来方便，但是由于有字的一面向里，空白页向外，往往书一打开先看到空白页。并且每看完一页需要连翻两页才能继续往下读，不是很方便。

于是从南宋开始，出现了包背装。与蝴蝶装相反，包背装是将有字的一面朝外，在空白边框处打出两至三个小洞，用纸捻装订成册。再用一张书衣把书从前到后包裹起来，用浆糊进行粘连，首页不外露，所以叫包背装。

无论是蝴蝶装还是包背装，由于是大纸折叠装订而成比较好伸展，一般图书都是书口朝下立在书架上。因此那个时候的藏书多为竖着摆放，不会躺着平放。

由于那个时候的纸张质量一般，长期竖放会造成书籍从中间断裂，于是我们后来非常常见的线装书就出现了。

线装书是在包背装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在书籍打出小洞之后，用线绳进行串连。由于书本可以横放，因此书皮也不再需要硬纸了，软纸作为书皮就可以。

线装书的出现是革命性的，因为从线装书开始，书籍不再会因为日常摆放而出现损伤，翻阅又非常方便自如。所以人们对线装书仍然情有独钟。

书的由来解释如下：

在古代，有一个人他的记性很不好，就想办法，因为记性不好总是想不出来，有一天在玩石头，无意间发现了石头上可以刻出印记马上告诉了其他人，于是就把他想出来的事刻在他家周围的大石块上，就这样他的记性增了很多。但是，石块又大又重，不方便拿，他就把一些小石子排在一起用一种枯草根绑起来，但又容易散落。他实在想不出来更先进的办法，就停止了他的研究。虽然他想不出来了但又传给了子子孙孙。 有一次，那个人的后代想起了可以把竹子瓣编织在一起可以，也能刻印记。后来，又先进了，他的后代又发明了能写印记出的小木棒。也发现了可以把好几排竹子瓣垒成一层一层的。 后来又发明了纸浆，书就出世了。

书是人类用来记录历史、传承经验、教授知识的重要媒介，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

最早的时候，人类还没有发明文字，借助在草绳上打结来记录事情。后来，人类发明了文字，但是当时还没有纸张，就在墙壁或者石头上进行记录。

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朝，人们就将文字刻在乌龟壳和扁平的兽骨上，这种文字被称为“甲骨文”。

到了战国时期，才出现了竹简。它是一种用竹片做的书，是用熟牛皮编串起来的，然后在上面用刀子刻字或用漆笔写字。

不过，竹简太重，而且不容易保存。之后，人们又开始用丝织的绢布来书写文字。绢布轻软平滑，而且易于着墨。更关键的是它比竹简更加轻便，而且还容易保存。

到了东汉时期，蔡伦改进了造纸术，从此纸张成了人们最主要的书写材料，纸质书也越来越多。就这样，纸质书一直流传至今。

应该是莎草纸。

莎草纸是为古埃及人广泛采用的书写载体，它用当时盛产于尼罗河三角洲的纸莎草的茎制成。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古埃及人就开始使用莎草纸，并将这种特产出口到古希腊等古代地中海文明的地区，甚至遥远的欧洲内陆和西亚地区。对古代写在莎草纸上手稿的研究，或称为纸莎草学，是古希腊古罗马历史学家的基本工具。“莎草纸”并不是现今概念的“纸”，它是对纸莎草这种植物做一定处理而做成的书写介质，类似于竹简的概念，但比竹简的制作过程复杂。

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东汉时期的纸质图书流通方式获得了重大进步。纸被用于民间进行通信往来，手工传写越来越普遍，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得到发展，市场上出现了专门的书肆。体现了我国古籍的巨大进步。

汉代曾经普遍以简帛作为主要书写材料。自从蔡伦独创新意，使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加工造成新“纸”后，纸就逐渐应用于民间通信活动中。

在新纸出现的初期，纸质的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究其原因，或是产量不够，或是人们思想观念尚未转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纸张的优越性。

《北堂书钞》记载了东汉时期书法家崔瑗用不起缣帛，以纸抄书送给朋友，特附言致歉：

今遣奉书，钱千为贽，并送《许子》十卷，贫不及素，但以纸耳。

这封年代大约为东汉中期的书信，反映了当时纸已经成为较为普遍地应用于民间的书写材料。蔡伦纸也为书籍通过抄写实现流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用纸抄写比较容易，使得文字、书籍的传播更加广泛。《晋书·文苑·左思传》：“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个“洛阳纸贵”的典故中说到的“传写”，就是汉代书籍流通的另一种重要方式。

造纸技术也促使了东汉时期图书收藏的兴盛。事实上，两汉王朝都比较注重知识，早在西汉初年，经过秦末战火，图书文献损失极为严重，“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汉高祖刘邦统一国家后，开始文治建设，曾3次征集和整编图书。

一是在汉代初期，汉高祖令萧何收集秦都秘籍；二是在汉武帝时，广开献书之路，除宫廷收藏以外，在宫廷之外建立了不少保管图书典籍的机构，如石渠阁、麒麟阁等。同时私人收藏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三是在汉成帝时的献书活动。

经过西汉官府这三次大规模的征书活动，使汉代图书收藏达到了一定的高度。“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先后收藏于长安的文献达13500余篇。由于这些文献极为零乱，皇帝便令人主持整编工作。于是出现许多“校书大家”，比如刘向与刘歆父子即为典型。

东汉时期的图书流通方式也和西汉时期一样，是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朝廷沿袭了西汉时期管理图书中的制度，对国家所藏图书进行了严格控制，允许阅读者只能是皇帝、皇帝特许之人、编书者和校书人员。

此外，东汉朝廷召集过许多著名学者，利用国家所藏档案图书，撰写国史，如班固、蔡邕等，先后在国家图书馆东观，利用藏书，撰写《东观汉纪》。

同时，东汉时期，允许私人藏书，故当时的藏书家很多，藏书量也很大。据《后汉书》记载，班固、王和平、蔡邕等人，家中藏书甚多。由于东汉时期藏书事业的发展，“校书大家”郑玄即为典型。

造纸技术的改进，也促使了“书肆”的出现。通过东汉时期思想家王充的学习经历，可以看到当时洛阳这样的都市中图书市场的作用。

《后汉书·王充传》记载：王充小时候就失去了父亲，因孝顺在乡里被称赞。后来到了京师，在太学求学，扶风人班彪做了他的老师。王充喜欢广泛的阅读书籍而且不摘章守句。由于家里穷，没有书可读，他常在洛阳的书铺上游走，看人家卖的书，看过一次后就能记住并背诵，于是，不久就广泛地通晓了众多流派的各家学说。

王充后来回到乡里，隐居从事教学。他完成的文化名著《论衡》，在学术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他的学术基础的奠定，竟然是在洛阳书肆中免费阅读书肆中所卖的书而实现的。

东汉时期还有另一位学者荀悦，他的学术积累就是在书肆读书实现的。据史载，荀悦12岁能读《春秋》。因为家贫无书，每至书肆便饥渴阅读。荀悦后来成为著名的历史学者。他所撰写的《汉纪》，成为汉史研究者必读的史学经典之一。

汉代图书在市场的流通，表明书籍在纸张发明的推动下已经走向社会，并且有了与之配套的书写文书使用的文具。推想当时买卖图书已经有了大体确定的营业商和营业点。这也是文化发达程度的体现。

造纸技术的改进，促进了通信、传写、藏书及书肆的发展，是文献流通方式的重大进步，也是文化史进程中的重大进步。

1简策装 “简策”是由带有孔眼、写或刻有文字的一根根长条形竹(或木)片，用绳连结起来，形成一篇着作的竹木书籍。其中有字的单根竹片谓之“简”；用绳编连起来的“简”谓之“策”，通常称作“简策”；编简成策的绳子谓之“编”。绳有丝绳和皮绳两种。用丝绳编的叫“丝编”，用皮绳编的叫“韦编”。《史记·孔子世家》里有“孔子晚而喜《易》，读《易》，韦编三绝”的记载。这一方面说明孔子读书之认真、刻苦；另一方面却记载了“简策”这种装订方法。 用“简”编连起来的“策”，其前面的两根简为空白竹片，叫“赘简”。赘简的背面一般都书写书名或篇名。策的最后一根简叫“末简”或称“尾简”。当以末简为轴，将策卷成一束时，赘简背面的书名或篇名就露在外面，成了这部书事实上的封面。它既类似于后来卷轴护首外面的题签，又像现代书籍的封面。起着保护书页(内简)和书写书名、篇名等封面的作用。 2卷轴装 卷轴装始于帛书，是由卷、轴、飘、带四部分组成的、类似于简策卷成一束的装订形式。卷轴装型制，在其一长卷文章的末端设一较幅面宽度长出少许的轴(一般为木轴，但也有考究者)，以轴为轴心，将书卷卷在轴上。缣帛的书，文章是直接书写在缣帛之上的；纸写本书，则是将一张张写有文字的纸，依次粘连在长卷之上。卷轴装的卷首一般都粘接一张叫作“飘”的、质地坚韧而不写字的纸或丝织品，飘头再系以丝“带”，用以保护和捆缚书卷。阅读时，将长卷打开，随着阅读进度逐渐舒展。阅毕，将书卷随轴卷起，用卷首丝带捆缚，置于插架之上。 3 旋风装 印刷术发明后，随着社会、文化、乃至印刷事业的不断发展，印本书日益增多，为便于翻阅，书籍的装订形式逐渐由卷轴装向册页装演变。作为过渡形式，出现了“旋风装”和“经折装”。其中，旋风装近于卷轴装，而经折装则近于册页装。 4经折装 经折装是将一幅长卷，沿书文版面间隙，一反一正地折叠起来，形成长方形的一叠，首末二页各加以硬纸的装订形式。这种装订形式已完全脱离卷轴。从外形上看，它近似于后来的册页书籍。是卷轴装向册页装过渡的中间形式。据说，这种形式始于唐朝末年。可能是受印度“贝叶经”的影响而产生的，故与“梵夹装”迄今所见到的着作，谈到“梵夹装”时，都说是“经折装”的别称，即“梵夹装即经折装”。其实，梵夹装乃由印度传来，为印度“贝叶经”之装式，东汉时传入中国。远早于经折装。一般认为经折装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梵夹装的影响。但经折装并非梵夹装 5蝴蝶装 将印有图文的面纸页对折，再把折缝粘连在预制好的订口条上，形成一本书籍，这是散页装订的最初形式、称为蝴蝶装（8-5）。 蝴蝶装是印刷史上第一次把散页的折缝集中在一边，形成订口而成册。由于蝴蝶装在锁线时，线是串在拼贴条上的，所以在书页的折缝中间没有线缝，并且在翻阅时可以摊得很平，便于阅读，现在重要的地图集，精美的画册等，仍有采用这种装订方式的。 蝴蝶装的书页，适合于单面印刷，图文向里对折，现在地图集中采用正面印了个双页图，背面印文字说明或印用色较少的单面图用蝴蝶装，使正面双页图展开平整。 6和合装 和合装的特点是内芯和封壳可以分开，内芯可以调换，而封壳硬而耐用。在封壳里层的上下接槽处各相连着一条供串线订本用的订条，一般与内芯订口的宽度相同，上面打孔2～3个（图8-6）。装配使用时，将对折或单页组成的内芯，在订口部位根据订条上的孔距位置相应打上孔洞，然后用带子或罗钉与订口条串起来扎紧，这种装订方式称为和合装。 7包背装 把印好的书页白面朝里，图文朝外对折，然后配页后，将书页折缝边撞齐、压平。再把折缝对面的级边，粘着千供包背的纸页上，包上封面，使其成为一整本书。这样的装订方式称为包背装（图 8-7）。包背装实是线装本的前身。 图8-6 和页装 图8-7 包背装 8线装本 将单面印好的书页白面向里，图文朝外地对折，经配页排好书码后，朝折缝边撞齐，使书边标记整齐，并切齐打洞、用纸捻串牢，再用线按不同的格式穿起来，最后在封面上贴以签条，印好书根字（即书名），成为线装书（图8-8）。 9三眼订 折好书页，配好页，码撞齐相邻的两边，用重物压住书页，手工打眼，穿线打结后，就成为一本书籍的书芯，最后包上封面，再裁切，就成为一本平装书籍（图8-9）。 图8-8 线装书 图8-9 三眼订 10．铁丝平钉 将书帖按三眼钉同样的操作方法，配成书芯后，用铰丝订书机将铁丝穿过订口的书芯，并在书芯的背后弯曲，把书芯订牢，再包上封面，三边切光，就成为书籍（图8-10）。这种装订方式称为铁丝平订（writ side-stitching)。用铁丝订书籍，因铁丝容易生锈，故容易损坏书籍。

蔡伦改进造纸技术后，东汉时期的纸质图书流通方式获得了重大进步。纸被用于民间进行通信往来，手工传写越来越普遍，国家藏书和私人藏书得到发展，市场上出现了专门的书肆。体现了我国古籍的巨大进步。汉代曾经普遍以简帛作为主要书写材料。自从蔡伦独创新意，使用树皮、麻头、破布和渔网加工造成新“纸”后，纸就逐渐应用于民间通信活动中。在新纸出现的初期，纸质的书并未完全取代简牍与缣帛图书，究其原因，或是产量不够，或是人们思想观念尚未转变。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人们充分认识到了纸张的优越性。蔡伦纸也为书籍通过抄写实现流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由于用纸抄写比较容易，使得文字、书籍的传播更加广泛。

《晋书•文苑•左思传》：“于是豪贵之家竞相传写，洛阳为之纸贵。”这个“洛阳纸贵”的典故中说到的“传写”，就是汉代书籍流通的另一种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