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留下了许多名著。这些精神财富是无价之宝。我们学了很多书，但也只限于理解。比如我们要讲的中国四大古籍，可以说是家喻户晓，但是很少有人读过！

第一册：山海经

是一本以神话为主流的书，内容包括的范围非常庞大。除了大量的神话材料外，还涉及到学术领域的方方面面，如宗教、哲学、历史、民族学、天文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医学和卫生学等。该书包罗万象，堪称当时日常生活的百科全书。

中国古代一直把山海经作为历史参考书，是中国历代史家必备的参考书。因为这本书历史悠久，就连司马迁写山海经的时候都觉得“史记，禹本纪都是妖怪，我不敢说什么。”对研究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都很有价值。

当然，这本书估计大家都很熟悉，可能会说出山海经里一些怪怪的名字，但真正完整的书不多吧？你读过吗？

第二册：山海经

，这是一本真正精彩的书。一方面，作者直面人生，揭露社会腐败，透析人性善恶，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并不多见。另一方面，当作者参与书写饮食男女时，他使用了许多令世界震惊的*秽词语。这被人们视为古今第一*书，长期被列入禁书黑名单。

金瓶梅宋武在金瓶梅年杀了自己的小姨子的故事作为引子。通过对封建时代资产阶级势力的代表——官僚、恶霸、富商西门庆的罪恶生活的描写，揭露了北宋中期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具有深刻的认知价值。但是，作为禁书，读过的人肯定不多。

第三册：金瓶梅

成书于战国时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医理论专著。总结了春秋至战国时期的医学经验和学术理论，吸收了天文学、历法和数学、心理学等理论。秦汉以前，应用阴阳、五行、天人合一的理论。

对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疾病的诊断、治疗和预防作了全面的阐述，建立了独特的中医理论体系，成为我国医学发展的理论基础和源泉。是中医四大经典著作之一。

当然，黄帝内经的很多内容都不太好理解，而作为医学书籍就更没人感兴趣了吧？

第四册：伤寒论

是中华民族的经典之作，是祁门、刘仁、太乙三大秘中的第一秘。是易经最高水平的预测。被誉为帝王之学，夺取天地创世之学，也是研究天体、人、地球运动规律的科学巨著。

又称“怪门”、“怪门墩”、“墩家墩”，预测精度很高。有句老话为证：学会避怪门，人家也不用问。目前，道术被广泛使用。但常被视为占卜之书，是许多玄学大师的必读之书。但是大部分人大概都入门不了吧？

你知道所有这些精彩的书吗？你读过其中一本吗？

　　忆古思今

　　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历史内容丰富多彩，历史人物风姿万千。我们中华民族有一部令子子孙孙为之骄傲、为之神往的历史。当然，任何事物都有两面性。对于每一个人来说，面对悠久而丰富的历史，究竟怎样去了解它、认识它并从中获得教益，受到启迪与鼓舞？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了。看来，怎样读史，确是值得认真思考、认真研究的。依我的肤浅看法，首先是了解和认识最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其次是着眼于从历史中获得思想上的启示。这种启示，一是可以通过对历史事实和历史过程的认识而获得，一是可以从历代史学家对历史和史学的评论中去发掘。这两个方面都很重要，而对于后一个方面我们似乎还有许多事情可做，还有许多问题需要进一步去深入思考。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有责任感的、有成就的史学家，都会以他们的心血凝聚起来的思想，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对此，我首先想到的自然是太史公司马迁。司马迁写的《太史公书》--后人称作《史记》，一方面展示了他那时的一部辉煌的中国通史，一方面凝聚了他对史学和历史的深刻的理解与认识。2000多年来，赞叹它、研究它的人不绝于时，证明它有巨大的魅力和不朽的地位。对于这样一部宏伟的历史著作所展示的历史长卷来说，在历史运动中的个人，都扮演着怎样的角色呢？这些角色和他们所活动的历史舞台及其背景，对今天的人们有些什么样的重要启示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时代的人都会有他那个时代的思想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而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人也会有属于他那个领域或视角范围内的一些认识，这是一部说不尽的"史家之绝唱"。尽管如此，在太史公的深邃的思想领域中，必有一些最根本的、对不同时代的不同的人们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思想观念。

　　比方说，人们为什么要学习历史？人们应该用什么方法或态度对待历史和现实的关系？这是有关社会公众同历史学之关系的最根本的问题，直至今天，还不断有人提出类似的问题来。其实，关于这个问题，太史公早已作了精辟的回答。他写道："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未必尽同。帝王者各殊礼而异务，要以成功为统纪，岂可绲乎？"（《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这几句话是非常深刻、非常重要的。第一，他指出现实中的人们之所以要了解历史、认识历史，是把历史作为现实的一面镜子来看待，加以对照，作为借鉴，既不是把历史与现实等同起来，也不是要现实去模仿历史，二者是不应当混同的。这是明确地指出了古今的联系和区别：因有联系，故可"自镜"；因有区别，故"未必尽同"。第二，他指出了以往帝王"各殊礼而异务"，他们的制度、政策往往是不同的，但都是要达到治理国家的根本目的。可见"自镜"决不是混同古今。这两点，很辩证地阐明了"居今之士"何以要"志古之道"。可见，拒绝历史经验，是愚昧的；生搬硬套历史经验，也是不高明的。

　　又如，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是否有自身的法则（即今天我们所说的规律）？如果有的话，人们认识这种法则有什么意义？这是人们学习历史、研究历史一个带根本性质的问题，而首先是认识历史之本质属性的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应当坦率地承认，这也是千百年来人们为之争论不休的问题之一。这个问题，太史公司马迁也触及到了。他从对社会经济生活的考察中，得到了如下的认识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征期会哉？（《史记·货殖列传》序）这是把耕种、开采、加工、交换，以及交换中的贵贱变化等人们的分工及相互关系，视为符合于"道"的自然现象。太史公在讲到类似的经济现象时还说："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又说："无异故云，事势之流，相激使然，曷足怪焉。"（《史记-平准书》后论）他认识到：事物发展到极盛就会转向衰落，有利的客观形势发展到了顶头也会转向不利的方面，这是各种事物之间的相互影响、冲突而造成的，是没有什么值得奇怪的。显然，人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其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对过往历史有一个大致正确的看法，而且还在于对现实的历史运动和未来的历史前景，会有比较清醒的认识和比较客观的态度。

　　再如，历史运动主要是由人的活动组成的；离开了人的活动也无从讨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各种问题。那末，作为一个个体的人，究竟应当在历史活动中扮演什么角色呢？这不仅涉及到人对自身生命价值的认识，还涉及到作为个体的人在社会生活、历史运动中所具有的价值。历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们对此有种种说法，都给人以有益的启迪。他们所论大多是理性的阐说，这无疑能够提高人们的认识，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在这方面，太史公从史学家的角度，冷静地观察那些经过历史潮流汹涌澎湃冲刷之后（如大浪淘沙之后），仍然没有逝去的历史人物，并对他们的精神世界、社会活动进行分析和综合，从而提出了撰写历史人物的基本原则；这原则既是太史公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又是他告诫后人如何做人的准则。太史公在综论他为《史记》作人物列传时是这样说的："扶义倜傥，不令己失时，立功名于天下，作七十列传。"（《史记-太史公自序》）" 扶义倜傥"，主要是讲德行、风采；"不令己失时"，是讲善于把握时机、机遇；"立功名于天下"，是讲以天下为己任的事功目标。显然，在太史公看来，他所要写进《史记》的历史人物，一般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人。然而，太史公却又并不是用绝对的观点来对待这个准则的；他的史笔之下，也活画出一些世侩小人，而正因为有这些人的存在，才更衬托出那些写入历史书的杰出人物的真正本色。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到，所谓"扶义倜傥"等等，这正是太史公所希望于后人的，后人应以为"自镜"，做一个正派的、适应历史潮流的、有益于天下的人。

　　太史公

　　司马迁的《史记》一书，留给后人许多启示；这些启示大多同具体的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结合在一起，这是《史记》之所以受到后人传诵、崇敬的主要原因。这里所举出的三个方面的启示，着重于人们为什么要重视历史、认识历史、记住历史上的经验教训，历史演进的法则何在，在历史演进中人应当有什么作为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在司马迁时代，在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就是在当今，也仍然是带有根本性质的问题。总起来说，任何时代的人们，在认识与处理历史与现实的关系上，在对待史学与社会及人生的关系上，都可以从《史记》中得到必要的启示。

《中华大典》编纂工程

截至2010年3月，《中华大典》已出版了《文学典》、《哲学典》、《历史典·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分典》等50余册、近13亿字，预计今年还将出版1亿字。 “原定于今年完成的编纂工程将调整到‘十二五’期间内完成，全部出版后的《中华大典》预计有近8亿字”。“大典”办公室副主任伍杰说，《中华大典》是一部全面、系统、科学地对中国文化古籍进行整理、分类、汇编和总结的新型类书，在编排上既包含了中国古代类书编排的优点，又具有现代科学系统的分类特点，吸取和运用现代图书分类的方法。

《中华大典》编纂工程最早发起于上世纪80年代中期，由18家古籍出版社负责人提出倡议，包括钱钟书、冯友兰、任继愈、钱学森、季羡林在内的300多位学者联名向国务院呼吁，得到国家的大力支持。

进入新世纪后，国家对《中华大典》编纂工程日益重视，将其列为《国家“十一五”重点出版规划》和《国家“十一五”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的重点项目。“从最早的类书《皇览》，到最出名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没有一部类书有如此大的规模，有如此丰富的内容”，伍杰感叹，“其内容包罗了诸子百家、佛道众教、各地志书等大量优秀的文献资料，完全称得上是中国类书之冠”。 作为国务院正式行文批准启动的规模最大的文化出版工程，《中华大典》共有24部类，116部分典，其中4000万字以上的大型典9部，2000万至3500万字的中型典8部，另有7部1500万字以下的小型典。成书后预计辑录经典古籍2万余种，总字数近8亿字，超过了中国所有古代类书字数的总和。

“《中华大典》采用的是现代科学分类法进行编纂，与古人的分类法有着比较大的差异，每一部分典的内容都是从几千种古籍中提取出来的，编的时候要先进行普查，再确定通用书目。编纂的整体原则是‘古代要全，近代要精，小家要全，大家要精’。”伍杰说。

谈到为什么会推迟完成时间，他说，参加大典编纂的专家约有3000人，每个人交稿后都要通过编委会的反复审查，一旦发现问题就需要退回去修改，再加上校对、排版等工序，这个过程的工作量大大超出了预期。

伍杰说：“比如最简单的标点符号这一项，我们都知道古文献是不用标点的，我们编的时候就要一点一点的进行断句、标注，古汉语的语法结构和现代汉语有着很大的差异，标错一个符号，整段话可能就变成另外的意思了。所以不仅编稿的时候要非常认真仔细，审稿的时候更需要慎之又慎。”

本着对传统负责、对后人负责的态度，整部大典的编纂工作力求精益求精，而编纂工程的结项日期也因此被推迟到“十二五”期间。 “目前连书带稿已经有4亿多字，大典的编纂工程已经完成过半。”伍杰向我们展示了摆放在办公室墙角的半米多高的书稿。目前已全部完成出版的有程千帆先生主编的23册《文学典》和任继愈先生主编的14册《哲学典》，部分完成出版的有《医药卫生典》、《历史典》和《历史地理典》，此外还有已通过审核交给出版社的书稿近3亿字。

《中华大典》完成出版的部分，已经通过多种渠道在全球范围发行，包括加拿大、美国等国，像美国国会图书馆就有馆藏。

许多学者称赞《中华大典》编纂的高质量、高水平。复旦大学王水照先生说：“《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汉语古籍分类资料宝库，它是中国历史久远、从不间断的伟大文化成果的一个集中化体现。用科学体系把中国历代编纂类书的传统推向一个全新的高度，可谓功在当代，利垂后世。”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文学典》出版座谈会上曾高度评价这部作品，称它“开创了全面整理中国古典文学遗产的壮举，体现了当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新水平，是出版界组织编纂出版重大文化工程的成功实践”。

伍杰透露，全部纸质出版工作完成后，还将推出电子版的《中华大典》。

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