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尚书》又称《书》或《书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献汇编类史书。《尚书》分为《虞书》、《夏书》、《商书》和《周书》等子篇目。其中，《虞书》是传说时代五帝之一虞舜在位时的政治文献汇编，《夏书》是传说中夏代的政治文献汇编，《商书》和《周书》则为商代和周代的政治文献汇编。以此类推，《周书》的着作年代大致可以确定为周代，《虞书》、《夏书》、《商书》的着作年代，或为西周史官、或为春秋史官、或为战国史官对五帝时期以及夏商时期政治事件的追述。

关于《尚书》的书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说法是，“尚”与“上”互为通假，那么所谓“尚书”，即是指上古皇家档案文件的汇编；第二种说法是，“尚”即“崇尚”之意，那么所谓“尚书”，即指是可为后人崇尚的典籍；第三种说法是，“尚”即把卷着的、包着的、摞着的东西摊开或展平，那么所谓“尚书”，即是解密的王家文档或向社会公开的皇室卷宗。结合该书内容来看，以上三种说法均可成立。

据有关资料显示，《尚书》流传于世的，前后共有三个版本。其一为秦朝博士伏生版，称《今文尚书》；其二为孔子的后人西汉孔安国版，称《古文尚书》；其三为东晋豫章（即今江西南昌）内史（相当于今省财政厅长）梅赜（zé）版，称《伪古文尚书》。一般认为，秦朝博士伏生版《今文尚书》中的《周书》，从《牧誓》到《吕刑》，该十六篇为西周的真实史料，《文侯之命》、《费誓》和《秦誓》为春秋史官对西周史料的追述，《虞书》中的《尧典》、《皋陶谟》、《禹贡》反而是战国史官编写的古史资料。而今本《古文尚书》，总体认为是梅赜伪造的，但也存在争议，此不赘述。

关于《尚书》的成书、面世、聚散和真伪，有着极其曲折而传奇的故事。相传，最早的《尚书》版本，系春秋末孔子汇集古代文献编订而成的。孔子晚年因有感于礼崩乐坏，世事浇漓，人心不古，于是集中精力整理古代典籍，以期扶大厦于将倾，挽狂澜于既倒。他将上古时期从尧、舜、禹一直到春秋秦穆公时期的各种重要文献资料汇集在一起，经过认真遴选后，挑出其中100篇编辑成《书》，并用它作为自己私学的教材，教育学生。

据称，孔子编订该书的要旨有二：第一，使帝王明白仁君治民的道理。春秋之世，圣王遁迹，暴君迭出，人民群众苦于虐政，备受煎熬。为拯救危世，感化当世人君，孔子作《书》经，希望人君发扬尧、舜、禹、汤、文、武的光荣传统，对人民群众百姓仁慈一些；第二，让臣子明白贤臣辅佐君王的道理。自周室东迁之后，各地方政权中人臣事君心不在焉，乱臣贼子迭出，弑君犯上的事屡见不鲜。为拯救危世，感化当世人臣，孔子作《书》经，记述上古贤臣辅佐君王的事迹，作为臣子学习的榜样。

就这样，该书自春秋一直流传到战国，一向平安无事。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颁布《挟书令》，令凡是民间收藏的《诗》、《书》以及诸子百家的着作，全都要送交官府集中焚毁。这次焚书事件给《诗》、《书》的流传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西汉立国之后，鼓吹“以儒术治天下”，于是大张旗鼓地收集民间遗漏的《诗》、《书》残本，可是收效甚微。事有凑巧，济南郡（治所在今山东章丘南）有个叫伏胜的老头，本系孔门弟子轌（xuě）子贱先生的后裔。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于朝廷设博士70人“以备顾问”，伏胜即为其中一。前213年，秦始皇颁布焚书令，伏胜已经退休在家了，大约是出于对上古典籍的尊崇，他便冒着生命危险，暗地将《书》经藏在自家墙壁的夹层内。

时间一晃就是几十年过去了，伏胜听说朝廷正大张旗鼓在民间寻摸遗漏的《诗》、《书》，于是打夹壁搜出藏书，一看只剩《书》经29篇了。这时的伏胜已经是九十多岁的高龄老人，于是朝廷便派后起之秀、年轻学者晁错前往济南郡让伏胜一对一口头传授。完事后，晁错便带着笔记和原典返回首都洛阳，随后将它们整理一番，朝廷准予公布于众。因为晁错的笔记是用当时的大白话写的，所以这个版本的《书》以及其注疏就被后人称作《今文尚书》。

说话间，到了西汉景帝三年，即前154年。这一年远在山东曲阜的鲁恭王刘余想扩建自己的府邸，因为鲁王的府邸就紧挨着孔府，于是他就和孔府的现主人——孔子的嫡系后代孔安国商量，让他腾出点儿地方。结果一拆不打紧，据称发现了一部《书》经，系用先秦六国文字书写，想必是孔子当年造房子给藏在里面以备不测的。

朝廷得知这个事后，就命孔安国对该书进行翻译、校对、整理，定名为《古文尚书》。该版本除包括《今文尚书》的29篇以外，其中还多出了16篇。就在孔安国先生将这个《古文尚书》编订完毕，恭恭敬敬地献给朝廷的时候，遇到了两汉后宫里常见的大事件——巫蛊事件，不知怎么地，把孔安国给牵连上了。结果，他老先生以及这本皇皇巨着，也给晾在一边了。这个《古文尚书》始终没能转正，只在民间下里巴人之中流传。

说话间，又到了西晋时期永嘉年间，五胡乱华开幕。战乱中，甭管是《今文尚书》也好，《古文尚书》也罢，统统散失了，不知去向。时间一晃又是两百年。到了东晋初年，豫章内史梅赜不知打哪里弄来一部据说比《古文尚书》还要古老的《古文尚书》，献给朝廷。梅赜先生版的《古文尚书》不仅包括伏胜先生版的《今文尚书》29篇，而且比孔安国先生版的《古文尚书》多出14篇，共58篇。就这么地，梅版《古文尚书》就非常吊诡地流传于世，一晃就是一千多年。据称，人们现在看到的《尚书》版本，就是后世学者根据梅先生的版本，再参照其他文献编定而成的。

当然，东晋以降，后世的许多学者都对梅赜版的《尚书》产生过疑问，但是没有一言九鼎的证据，也扳不倒人家。但是，也有一些学者坚信，东晋以来的《古文尚书》大体保留了汉代两版《尚书》的脉络。理由是，梅赜版的《古文尚书》，可能是他根据秦汉以后其他典籍中所传的零星断简增补而成的。

自西汉以来，《尚书》一直被历代帝王将相视为经时济世的哲学经典，它既是帝王们的枕边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的必修课。就文学而言，《尚书》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散文已经萌芽。据《左传》等书记载，在《尚书》之前，还有《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上古时代的政论性散文典籍存世，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书都没有传承下来，因此上咱们但凡谈到先秦散文，《尚书》即为不二之源头。

总观《尚书》诸篇文章，其结构已经较为完整，谋篇布局也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勃兴，便可以看作是对《尚书》散文技巧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都明显地受《尚书》文风、文字的影响。例如，南朝梁时学者刘勰先生在其大作《文心雕龙》中，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这便是该书的魅力所在。

时间进入到21世纪，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据称该批竹简曾经长期流散于境外，后为清华校友于境外购得回捐母校。随后，经过两年多的保护性清理和研究，最终确定该批竹简共为2388枚，其中发现了失传2000多年的战国版《尚书》。

据有关专家介绍，该版“尚书”已整理出六十余篇文献，其中《尹至》、《尹诰》、《程寤》、《保训》、《耆夜》、《金縢》、《皇门》、《祭公》和《楚居》9篇，不为传世版《尚书》所载。例如，《保训》讲述了周文王临终前对武王的遗训，其中提到尧、舜和商朝先祖上甲微的传说，这篇文献从秦始皇焚书以后，便告于湮没，其中包含的圣道思想，很有孔子《尚书》的意旨。另外，专家将竹简版《咸有一德》篇与传世《尚书》之《咸有一德》篇进行比对后发现，二者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这就说明，传世《尚书》之《咸有一德》篇系梅赜伪造。

相同的例子还见于《说命》篇。传世版《尚书》之《说命》篇由三篇组成，记载了武丁与大臣傅说的相关事迹。竹简版《尚书》也有《说命》篇，题为《傅说之命》，也由三篇组成。其中部分内容与《国语·楚语》的引文完全一致，证明是先秦时期《说命》篇的原貌。这就说明，传世《尚书》之《说命》篇系梅赜伪造。

《尚书》即上古之书，是儒家经典《六经》之一，故又称为《书经》，也简称《书》。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史书，其体裁属史料选辑，它的内容主要是商、周二代的政府档案，如政府报告、公告、誓词、命令之类，因而能说它是一部远古的政治论文集。在《汉书•艺文志》和《隋书•经籍志》中都言明《尚书》为百篇，但经过秦始皇焚书，《尚书》一度散佚，到了汉文帝时，才由伏生口授出来，共28篇。这就是所谓的今文《尚书》。28篇中以朝代分，计《虞书》2篇：《尧典》、《皋陶谟》；《夏书》2篇：《禹贡》、《甘 誓》；《商书》5篇：《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勘黎》、《微子》；《周书》19篇: 《牧誓》、《洪范》、《大诰》、《金滕》、《康诰》、《酒诘》、《梓材》、《召诰》、《洛诰》、《多 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

《尚书》是以记言为主的史书，其内容大都是历史人物的言语以及朝廷的文诘。若按其 性质可分为以下六类：1讲述帝王事迹：如《尧典》，这已经能称之为正式历史；2记载 典章制度：属于后来志书性质，如《禹贡》，能说是我国最早的地理志；3议论国家政治: 《洪范》就是箕子为武王论天地之大法、谈治国平天下的道理；4誓师词：如《甘誓》、《牧誓》；5策命：如《文侯之命》；6诰：在全书中所占比重最大，其内容所涉及的范围也很广，有的是自上而下，也有的是自下而上。由此可见，前三类是历史记载，后三类是文书档案。虽然仅存28篇，但它所涉及的历史很长一上起尧舜时代的历史。《虞书》这两篇的内容上有较为密切的联系，能看作是姊妹篇。《尧典》着重记载尧和舜的事迹，反映原始社会末期氏族制度解体的历史。《皋陶谟》的中心问题是讨论治国的方略，提出“知人”、“安民”，同时提出了 “五礼”与“五刑”。

尚书主要讲了上古时期的历史事件、政治制度、礼仪文化、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内容。

尚书是一部纪传体的史书，书中通过记录先民治国理政、君臣之间的德行、礼仪制度、政治制度等内容，反映了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和社会文化的演变过程。尚书一共分为三个部分：尧舜禹之历、虞夏商之历、周宣王至春秋之间。

尧舜禹之历主要记录了传说中的三位古代君主的治国理政和德行，其中尧舜是中国古代文化中的两大圣君之一。虞夏商之历则是记录了中国古代的三个朝代，分别是虞、夏、商，反映了这三个朝代的政治制度、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内容。

周宣王至春秋之间则是尚书的主要内容部分，该部分主要记录了周朝从宣王到春秋时期的政治制度、社会风貌、礼制等方面的内容，反映了周朝政治制度的演变过程。尚书是中国古代政治、文化、思想等多个领域的重要文献之一。

尚书的起源：

尚书其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尚书最初是指主管国家文书的官员，他们负责记录朝廷和各级官员的言行，编纂成文献，以供日后参考。到了周朝，尚书逐渐演变成为一种文献形式，记录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资料。

周朝时期，尚书分为《大宗伯》、《司徒》、《司马》和《司空》四部分。其中，《大宗伯》记录天子的命令和政令，《司徒》记录诸侯国朝见天子的事宜，《司马》记录军事和战争方面的事宜，《司空》记录国家财政和工程方面的资料。这些记录整理成册，称为《尚书》。

《尚书》的影响力非常广泛，不仅对中国古代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的贡献，也对后世的文学、哲学、历史学等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古代经典著作中，《尚书》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被誉为“五经之首”。

《尚书》主要内容包括虞、夏、商、周四代的“号令”。

大部分是号令，小部分是君臣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如果你还是不是很清楚，我们来看现在中华书局版的目录，分为夏虞书、商书、周书三部分，每一部分又有“誓”“诰”“谟”等内容，是当时是史官记录或是后来的史官追记的。

一直到孔子《书》大概就是档案的集合，还没有成书。成书于汉人手里。被称为经，始于荀子，普及于汉代，改称《尚书》，也就是说，在汉之前叫《书》，汉之后叫《尚书》。

我们按年代的先后顺序梳理一下是这样的：《尚书》本是虞夏商周四个朝代的不同形式的政府公文，都是当时史官的记录或后来史官的追记，不成篇章，只是零散的档案集合，还没有成书。孔子曾经用它当过教材。成书是在汉朝，这时候名字已经是《尚书》了。

《尚书》的文体：

这一篇，作者没像前两篇那样“弯弯绕”，直接从书本身讲起。在第一段和第二段，作者从总的文体说《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说“最古”，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然后作者宕开一笔，介绍记言体和记事体的关系以及它们的演化。它们的关系是：记言体多见于两周，是记事体的一种特殊方式。

演化过程是，记言体早于记事体，因为记言体直录，只需略加剪裁；记事在战国得到长足发展，因其剪裁难，需要费太多的心思。《尚书》属于雅言。所谓“雅言”，是中国最早的通用语言，在通用意义上相当于现在的普通话。

在九年级有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有“察纳雅言”一词，是指正确的言论，意思已经变化了。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很好的见识。记言在前，记事在后，给我们找到文体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