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论语》

《论语》是中国春秋时期一部语录体散文集，由孔子弟子及再传弟子编纂而成。主要记录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较为集中地反映了孔子的思想，是儒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

全书共20篇、492章，首创 “语录体” 。中国现传扬并学习的古代著作之一。 主要由仲弓、子游、子夏首先商量起草，和少数留在鲁国的弟子及再传弟子完成，纪念老师，忧虑师道失传。

并由子夏开创了章句的读法。故汉儒曰：章句发明始于子夏。 南宋时，朱熹将它与《孟子》、《大学》、《中庸》合称为“四书”。 

2、《中庸》

《中庸》是儒家经典的《四书》之一。原是《小戴礼记》第三十一篇，作者现学术界普遍认为是子思及其弟子多人所作。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由儒家学者在战国写成。

宋朝学者对《中庸》非常推崇，而将其从《礼记》中抽出独立成书，朱熹则将其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编为《四书》。

《中庸》在字面上的解释即是“中道及常理”之意。而执中又当求“中和”，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其主旨在于修养人性。其中关联及学习的方式（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做人的规范如“五达道”（君臣、父子、夫妇、昆弟（兄弟）、朋友之交）和“三达德”（智、仁、勇）等。

3、《史记》

《史记》是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太初四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

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马迁开始了《太史公书》即后来被称为《史记》的史书创作。前后经历了14年，才得以完成。《史记》全书包括十二本纪（记历代帝王政绩）。

三十世家（记诸侯国和汉代诸侯、勋贵兴亡）、七十列传（记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迹，主要叙人臣，其中最后一篇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

八书（记各种典章制度记礼、乐、音律、历法、天文、封禅、水利、财用），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余字。《史记》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

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8]，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其首创的纪传体编史方法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

《史记》还被认为是一部优秀的文学著作，在中国文学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有很高的文学价值。

4、《孙子兵法》

《孙子兵法》又称《孙武兵法》、《吴孙子兵法》、《孙子兵书》、《孙武兵书》等，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兵书，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军事著作，早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约2300年。

被誉为“兵学圣典”。共有六千字左右，一共十三篇。作者为春秋时祖籍齐国乐安的吴国将军孙武。《孙子兵法》是中国古代军事文化遗产中的璀璨瑰宝。

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容博大精深，思想精邃富赡，逻辑缜密严谨，是古代军事思想精华的集中体现。《孙子兵法》被奉为兵家经典。

诞生至今已有2500年历史，历代都有研究。李世民说“观诸兵书，无出孙武”。兵法是谋略，谋略不是小花招，而是大战略、大智慧。

如今，孙子兵法已经走向世界。它也被翻译成多种语言，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具有重要的地位。《孙子兵法》竹简1972年出土在临沂。

5、《山海经》

《山海经》是中国一部记述古代志怪的古籍，大体是战国中后期到汉代初中期的楚国或巴蜀人所作。也是一部荒诞不经的奇书。该书作者不详。

古人认为该书是“战国好奇之士取《穆王传》，杂录《庄》、《列》 、《离骚》 、《周书》、《晋乘》以成者” 。现代学者也均认为成书并非一时，作者亦非一人。

《山海经》全书现存18篇，其余篇章内容早佚。原共22篇约32650字。共藏山经5篇、海外经4篇、海内经5篇、大荒经4篇。《汉书·艺文志》作13篇，未把晚出的大荒经和海内经计算在内。

山海经内容主要是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包括夸父逐日、女娲补天、精卫填海、大禹治水等不少脍炙人口的远古神话传说。

《山海经》具有非凡的文献价值，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中外交通、民俗、神话等的研究，均有参考，其中的矿物记录，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关文献。

关于人性剖析

主要是佛教唯识类的经典，探讨的是人的思维、心理和情感，堪称是古代“心理学”之集大成，这部分佛经和论著是大乘佛教最最难的部分，往往经文厚（比如《瑜伽师地论》的厚度堪比两三本大字典），经义晦涩难懂，即使在佛教界历来也是见解各不相同。

像唐朝的玄奘大师就是唯识的大成就者，可惜他传于中国的唯识宗（实相唯实）教义由于实在是太难，只传了几代就几乎失传了。

主要的经典有《华严经》、《解深密经》、《如来出现功德经》、《大乘阿毗达磨经》、《入楞伽经》、《厚严经》等六经及《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大乘庄严经论》、《集量论》、《摄大乘论》、《十地经论》、《分别瑜伽论》、《观所缘缘论》、《唯识二十论》、《辨中边论》、《大乘阿毗达磨杂集论》等十一论，又特以《解深密经》及《成唯识论》为凭据。

如果要系统学习，一般初学者都先学《入楞伽经》、《解深密经》然后按兴趣再学以上其他的经典。

如果你不想系统地学习的话，只想初步了解，可以找找国内各佛学院关于“唯实”一类的教材，这些教材都比较精要、条理清晰，特别适合初学者。以前我学习的时候一个问题看经书一直搞不懂，后来师父给了我一本唯识的教材就看懂了，可惜后来送朋友了。

儒家发展中对人性的看法主要有:孔子是没有直接谈人性的善恶的,只是注重教导大家来从善。儒家的人性论是从孟子开始显现化的。孟子认为人性本善,人一生出来一无所知,最根本的是善的。

孔子儒家的基本观点是：性相近，习相远

孔子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性问题的哲学家。他虽然提出了这个观点，但他从来没有论述过这个问题。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把“习”和“性”区别开来，这个表述，得出了孔子“上治、下愚”的思想。

照孔子看来，一方面有天生的先知先觉的圣人，另一方面又有天生的不知不觉的愚人，这两种人都是天生的。因而是不可以改变的，下愚的人并不能变为尧舜，所以他说：“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孟子以水来比喻人性，水性就下，有的时候水能跃起浪花、激流能翻过山丘，但水的本性仍然是就下。这就好比人性，人性有不善的时候，但人性还是本善。

孟子认为人能分辨是非，人有恻隐之心，人有礼仪道德，能做到这些的前提是人性本善，人的不善全是后天才有的。

孟子所说的是人有善恶的表现，不足以说明人性本善。孟子更像是在以说教的方式来劝善，只有把人性说成本善才容易劝善。

"人性本恶"是谁说的？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人性本恶的是荀子。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比孟子小70多岁。孟子死时，荀子才10多岁，还是个儿童呢。 荀子论述“人性本恶”，相对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个进步。既有逻辑，不像孟子信口雌黄；又有论证，不像孟子胡搅蛮缠。与孟子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与“性”相对的是“伪”。“伪”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

谁提出人性本恶说，谁提出人性本善说？人到底是善是恶？

这个问题当年孟子和荀子吵得很厉害，从当时的社会反响来看，好像是孟子占了上风的。

人本来是什么样子，一出来其实并无所谓好坏之分的，因为他是无害的，所以也可以当成是好的，至少他的出世首先带来的是家人的喜悦，虽然他是哭着来到这个世界上的。

所有的好坏是非黑白善恶都是后来才有的，因为有了社会万象的参照，所以可以映射出其好或坏，包括他所受的教育、所接触的人、所获得的观念，都逐渐的产生出来，而这些，则正是人之偏见的产生的过程，所有那些好坏善恶的标准衡量之，则有了善恶之别。

事实上，好坏善恶的标准从来不是确定无疑的。世上并非是黑白无间道的，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处于中间这类，不好也不坏，非善非恶庸庸碌碌过了一生的人占绝大多数。

孟子：“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

荀子：分清天赋（“性”）和人为（“伪”）的区别。他认为“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面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荀子性恶》

最早提出“人性本善”和“人性本恶”观点的人分别是谁？

孟子提出的性善论，荀子主张性恶论。

孟子与荀子同为先秦儒家大师，但其关于人性善与人性恶的观点却截然相反。那么究竟谁的观点代表儒家原则？是孟子对而荀子错，还是荀子对而孟子错，抑或是二人都错？结论只能是二人都错，也就是说二人在逻辑思辨上都是独断的，而都是出于独断这一点又恰恰便是包括二人在内的儒家的共同原则。儒家学说是一道德体系，其中的许多原则属自明性质，非由逻辑论辩可以证明，也无须通过逻辑论辩的形式证明。

荀子和孟子二人，荀子主性恶，孟子主性善，荀孟的不同不在于儒家“仁”的思想的差异，也不在于儒家逻辑论证方法的差异。孔孟荀三人所以能并列为早期儒家大师，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孔孟荀三人在思想和方法论上的一致。荀孟所以不同，是因为二人在儒学的理想与实践上有着不同的侧重。表面上看性善、性恶正相反对，实际上却更加反映了荀孟二人极为一致的儒家本色。

孟子和荀子都认为性不是不可以改变的，不是决定一切的，所以所谓性善性恶，先天后天，原也就无所谓善恶，性善性恶只是二人逻辑论证的不同前提而已。孟子的“义”出乎心性，但是“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也”。“苟得其养，无物不长；苟失其养，无物不消”。仁义者，“求则得之，舍则失之”。先天虽有的，后天也有可能会失去。荀子的仁义虽在生性天情之外，但君子“化性起伪”，“强学而求有之”。先天没有的，后天也可以具备。所以先天有没有并没有关系，关键是要看后天能不能拥有。所以说，性善论与性恶论是同样归结为儒家“仁政”理想和“求”与“学”的实践原则，在此一点上二者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孟子和荀子既然一致，为什么会有一人主张性善、一人主张性恶？其原因即在于二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对此，司马迁早有指出。《史记》将孟子与荀子合传，是有其充分考虑的。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孟子说：“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从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又说孟子“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所谓“所如者不合”与“迂远而阔于事情”，是说孟子的学说主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相差太远，孟子被认为是过于理想化了。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司马迁评价荀子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禨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着数万言而卒。”所谓“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说明到荀子时社会现实更趋恶化，更不容提出过高的理想。

孔孟荀三人的身世环境属于同一类型，都有所谓是非淆乱、老而发愤的经历。但孔子生当春秋末年，孟子生当战国前期，社会政治状况毕竟要好一些，使人感觉尚有药可救。而荀子生当战国末年，作为春秋战国最后一位集大成的学术大师，所感受到的社会环境的险恶，以及来自儒家统系的责任感和心理压力，都在孔子孟子之上。所以荀子专意著作了《性恶》一篇，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 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孟子讲仁义，把仁义概念建立在对人的心理分析之上。为了强调仁义，所以深自树立，高自标榜，以求激励人心，要求人在后天行事中保持

荀子说人性本恶,有他的原话吗？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主张人性本恶的是荀子。荀子名况，字卿，战国时期赵国人，比孟子小70多岁。孟子死时，荀子才10多岁，还是个儿童呢。

荀子论述“人性本恶”，相对孟子的“人性本善”，是一个进步。既有逻辑，不像孟子信口雌黄；又有论证，不像孟子胡搅蛮缠。与孟子明显不同的是，他对人性下了定义：“生之所以然者谓之性。”就是说：性，是天赋的、与生俱来的原始质朴的自然属性，是不待后天学习而成的自然本能。与“性”相对的是“伪”。“伪”是人为、后天加工的意思。比如，仁义礼智信就是“伪”，是人为教化的结果。他认为：“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荀子明确把人性限定为人的自然属性：“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无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而把仁义礼智信归结为“伪”，是人的社会属性。

他认为：性是恶的,伪是善的。如何使人由恶变善呢？荀子认为要通过后天的礼仪教化来“化性起伪”：“人之性恶，其性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仁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 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化之化，礼仪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由此观之，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他认为：凡人都是好色好利、憎丑恨恶的，这恭都是人性本恶的表现，如顺其自然发展，社会就会充满争夺、残暴、 。因此，必须用师法教化、礼仪规范来使人向善，但善不是“性”，而是“伪”。

荀子对孟子的“性善论”给予了批判：“孟子曰：‘人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在荀子看来，孟子的性善论和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良知良能说，是不了解性和伪的区别。

在人性问题上，孟子主张本善，荀子主张本恶。在人性向善的方法上，孟子主张通过教化，扶植和培养善的萌芽，使善性得以发扬光大；荀子主张通过教化，限制恶的趋势，使人性之恶向善转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