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王觉仁，原题：《李世民隐瞒了什么：囚慈父于后宫 曾有弑父之心》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一生中最为重大的转折点，它将李世民一举推上了大唐帝国的权力巅峰，同时也将他推上了一个彪炳千秋的历史制高点。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个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无疑也使他背上了一个沉重的道德包袱——终其一生，李世民也未能真正摆脱玄武门之变留下的心理阴影。

我们说过，这样的一种负罪感在某种程度上被李世民化成了自我救赎的力量，成为缔造盛世贞观的潜在动力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强烈的道德不安也驱使着李世民把权力之手伸向了他本来不应染指的地方。

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这个地方历来是“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然而这一次，唐太宗李世民却非进不可。

形象地说，李世民“非法进入”的是“历史殿堂”的“施工现场”。

准确地说，是李世民执意要干预初唐历史的编纂。

进而言之，就是李世民很想看一看——当年那场骨肉相残的悲剧事件，包括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在史官笔下究竟是一副什么模样！

为此，当玄武门之变已经过去了十几年后，李世民终于还是抑制不住内心的强烈冲动，向当时负责编纂起居注的褚遂良发出了试探。

贞观十三年（公元639年），褚遂良为谏议大夫，兼知起居注。太宗问曰：“卿比知起居，书何等事？大抵于人君得观见否？朕欲见此注记者，将却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耳。”

遂良曰：“今之起居，古之左、右史，以记人君言行，善恶毕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不闻帝王躬自观史。”

太宗曰：“朕有不善，卿必记耶？”

遂良曰：“臣闻守道不如守官，臣职当载笔，何不书之？”

黄门侍郎刘洎进曰：“人君有过失，如日月之蚀，人皆见之。设令遂良不记，天下之人皆记之矣。”（《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打算调阅起居注的理由是“观所为得失，以自警戒”，听上去很是冠冕堂皇，也与他在贞观时代的种种嘉言懿行颇为吻合，可是褚遂良知道——天子的动机绝非如此单纯！退一步说，就算天子的出发点真的是要“以自警戒”，褚遂良也不愿轻易放弃史官的原则。所以，他毫不客气地拒绝了天子的要求，说：“从没听说有哪个帝王亲自观史的。”

李世民碰了钉子，可他还是不甘心地追问了一句：“我有不善的地方，你也记吗？”这句话实际上已经很露骨了，如果换成哪个没有原则的史官，这时候估计就见风使舵，乖乖把起居注交出去了，可褚遂良却仍旧硬梆梆地说：“臣的职责就是这个，干嘛不记？”而黄门侍郎刘洎则更不客气，他说：“人君要是犯了错误，就算遂良不记，天下人也会记！”

这句话的分量够重，以至于李世民一时也不好再说什么。

这次的试探虽然失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放弃。短短一年之后，他就再次向大臣提出要观“当代国史”。这一次，他不再找褚遂良了，而是直接找了当时的宰相、尚书左仆射房玄龄。

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每观前代史书，彰善瘅恶，足为将来规诫。不知自古当代国史，何因不令帝王亲见之？”

对曰：“国史既善恶必书，庶几人主不为非法。止应畏有忤旨，故不得见也。”

太宗曰：“朕意殊不同古人。今欲自看国史者，盖有善事，固不须论；若有不善，亦欲以为鉴诫，使得自修改耳。卿可撰录进来。”

玄龄等遂删略国史为编年体，撰高祖、太宗实录各二十卷，表上之。

太宗见六月四日事，语多微文，乃谓玄龄曰：“昔周公诛管、蔡而周室安，季友鸩叔牙而鲁国宁。朕之所为，义同此类，盖所以安社稷、利万民耳。史官执笔，何烦有隐？宜即改削浮词，直书其事。”（《贞观政要》卷七）

李世民这次还是那套说辞，可在听到房玄龄依旧给出那个让他很不愉快的答复后，他就不再用试探和商量的口吻了，而是直接向房玄龄下了命令：“卿可撰录进来。”在这种情况下，房玄龄如果执意不给就等于是抗旨了。迫于无奈，房玄龄只好就范。结果不出人们所料，李世民想看的正是“六月四日事”。

看完有关玄武门之变的原始版本后，李世民显得很不满意，命房玄龄加以修改，并且对修改工作提出了上面那段“指导性意见”。这段话非常著名，被后世史家在众多著作中广为征引，同时也被普遍视为李世民篡改史书的确凿证据。

当然了，纯粹从字面上看，李世民说的这段话也没什么毛病，甚至还颇能体现他作为一代明君的坦荡襟怀和凛然正气。因为他告诉房玄龄：不必替他遮遮掩掩，反正玄武门事件本来就是像“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那样的义举，目的是为了“安社稷、利万民”，所以史官大可不必有什么思想负担，更不必用“隐语”和“浮词”来替玄武门事件进行粉饰。最后，李世民要求房玄龄及其史官们：在修改的时候不必有什么忌讳，大可“改削浮词，直书其事”！

那么，今天的我们到底该如何看待这段话呢？是把它看成李世民直面历史、忠于事实的一种可贵品质，还是恰好相反，将其视为有损于李世民明君形象的篡改历史的行为？

很遗憾，在绝大多数后世史家的眼中，李世民的上述言行被普遍判定为后者。

人们倾向于认为，李世民所谓的“周公诛管、蔡，季友鸩叔牙”、“安社稷、利万民”等语，其实是为玄武门之变定下了一个政治基调，也是为史官们修改史书提供一个钦定的指导思想。比如牛致功就在《唐高祖传》中说：“李世民要史官们把他利用阴谋手段夺取太子地位的宫廷政变写成‘安社稷、利万民’的正当义举，也就是要把他杀兄夺嫡之罪合理化。房玄龄、许敬宗正是遵照这种要求修改《实录》的。”

既然皇帝已经给定了框架，史官们当然要努力把李世民塑造成“周公”、“季友”这样的人物了，而他的对手李建成和李元吉，在贞观史臣的笔下当然也要处处向“管、蔡”、“叔牙”看齐了，若非如此，又怎能衬托出李世民“安社稷、利万民”的光辉形象呢？

时至今日，学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贞观史臣在玄武门之变的前前后后确实对李世民作了一定程度上的美化，与此同时，李建成和李元吉则遭到贞观史臣不遗余力的口诛笔伐，被描写成了彻头彻尾的昏庸之辈、卑劣小人，甚至是衣冠禽兽。对此，司马光在《通鉴考异》中引述了《高祖实录》和《太宗实录》中的相关描写，今节录于下。

《高祖实录》曰：“建成幼不拘细行，荒色嗜酒，好畋猎，常与博徒游……”又曰：“建成帷薄不修，有禽犬之行，闻于远迩。今上以为耻，尝流涕谏之，建成惭而成憾。”

《太宗实录》曰：“隐太子始则流宕河曲，游逸是好，素无才略，不预经纶，于后统左军，非众所附。既升储两，坐构猜嫌。太宗虽备礼竭诚，以希恩睦，而妒害之心，日以滋甚。又，巢剌王性本凶愎，志识庸下，行同禽兽，兼以弃镇失守，罪戾尤多，反害太宗之能……”

正因为两朝实录对建成和元吉极尽歪曲之能事，所以连一向倾向于李世民的司马光也不得不在《通鉴考异》中下了一道按语：“按：建成、元吉虽为顽愚，既为太宗所诛，史臣不能无抑扬诬讳之辞，今不尽取。”而《剑桥中国隋唐史》也认为：“建成和元吉两个人在正史上都被说得无甚是处。根据这些史书的记载，元吉酷嗜射猎，在战阵上反复无常，又是个好色之徒和一个虐待狂；太子建成则冥顽不灵，桀骜难驯，沉湎酒色。这些贬词至少是传统史料中这一时期的记载对他们故意歪曲的部分结果。”

赵克尧、许道勋在《唐太宗传》中也提出了类似的看法：“唐朝官修史书总是把建成与元吉加以丑化，而对世民则尽量粉饰。直至五代，刘昫等编撰《旧唐书》，也持相同的观点。……所谓‘直书其事’，则未必能做到实事求是。”而牛致功更是在《唐高祖传》中强调，从唐朝的《实录》、《国史》到后来的《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无不受到李世民改史的恶劣影响。他说：“这几部史书，是后来人们研究唐代历史的主要依据。在这几部史书的影响下，高祖缺乏果断处事的能力，李建成庸劣无能，李世民功德卓著，几乎成了妇孺皆知的常识。由此可见，李世民为了文过饰非而歪曲历史、篡改《实录》的影响多么深远。”

综上所述，贞观史臣确实曾经在李世民的授意下，对玄武门之变前前后后的历史进行了一定程度的篡改。而篡改的主要方向有三个：一，对李世民加以美化和粉饰；二，对李建成和李元吉加以丑化和歪曲；三，对有关玄武门事件的许多关键性细节加以改动和增删。

也许，正是由于一些重大的历史细节被动过手脚，所以像“杨文干事件”、“毒酒事件”、“昆明池密谋”、“傅奕密奏”、“秦王密奏”等一系列事件才会变得云山雾罩、扑朔迷离，并且引起后世史家和学者的广泛争议，甚至屡屡被指斥为杜撰和造假。

但是，当后世学者在怀疑并指责李世民及其史臣篡改历史的同时，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却非常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既然李世民要改史，为什么不改得彻底一点？为什么不把他弑兄、杀弟、逼父、屠侄的行径全部抹掉呢？尤其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亲手射杀兄长李建成的那一幕，为什么仍然白纸黑字地保留在史册当中？假如把建成和元吉改成是死于乱刀之下、或者是身中流矢而亡，岂不是更能减轻他弑兄杀弟的罪名？还有，那十个被残忍屠杀的侄子，李世民同样可以把杀戮责任随便推到某个小人物身上，或者干脆也说死于乱兵之中，可为什么他没有这么做呢？为什么这一切，李世民都没有掩盖？

在此，我们似乎有必要重新审视一下李世民所说的“周公诛管、蔡”的那段话。也许那不仅只是一种冠冕堂堂的道德说辞，也不仅是为史臣改史所定的政治基调，很可能同时也是李世民努力要达成的一种自我说服。

也就是说，李世民需要告诉自己和世人，他诛杀建成、元吉的行为并不是一场争权夺利的杀戮，而是一种锄奸惩恶、济世安民的义举！进而言之，恰恰是毫不避讳地、大张旗鼓地将这段历史昭示天下，他才能减轻自己内心的负罪感，获得一种内心的安宁，也才能正大光明、堂而皇之地获得一种道德解脱。

如果用宗教的语言来说，这种心态和做法可以称之为“发露忏悔”，也就是主动袒露以往的某些“罪恶”，让其暴露在世人的目光中，或者说让其在道德与正义的阳光下涣然冰释，从而让自己获得道德与灵魂意义上的新生。

综上所述，在玄武门事件中，李世民真正要掩盖的东西很可能并不是兄弟和侄子们的死亡真相，而是一种他难以在道义上重新包装、也难以在道德上自我说服的行为。换言之，这种行为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敢“发露”的，宁可背负着它沉重前行，也绝不愿将其公之于世！

那么，这种行为是什么呢？

有关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的那场流血政变，李世民到底向我们隐瞒了什么呢？

贞观十七年（公元643年），唐太宗李世民看了一本古籍中的一篇文章后，内心某个隐秘的角落忽然被触痛，于是潸然泪下、悲泣良久。他动情地对身边的侍臣说：“人情之至痛者，莫过乎丧亲（父母）也。……朕昨见徐干（东汉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中论·复三年丧》篇，义理甚深，恨不早见此书。所行大疏略，但知自咎自责，追悔何及？”（《贞观政要》卷六）

李世民说的“所行大疏略”，意思是高祖李渊逝世时，他所行的丧礼过于粗疏简略，未尽到人子之孝，因此深感愧疚和自责，追悔莫及。

也怪不得李世民会感到痛心愧悔，因为对待高祖的身后事，他的许多做法的确有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埋葬高祖的献陵在规格上就比埋葬长孙皇后（包括逝世后的太宗本人）的昭陵要逊色得多。献陵是“堆土成陵”，规模和气势十分有限；而昭陵则是“因山为陵”，规模浩大、气势宏伟。高祖安葬后，李世民也并未流露出应有的思念之情，而对长孙皇后则是情深意长、无比怀念，曾“于苑中作层观，以望昭陵”（《资治通鉴》卷一九四），结果立刻遭到魏征的暗讽和讥刺。

而时隔多年之后，李世民突然对父亲流露出的这种忏悔和内疚之情，难道仅仅是因为自己在高祖身后没有尽到孝道吗？在高祖生前，李世民又做得如何呢？之所以会有如此强烈的愧悔，是否跟武德九年（公元626年）的玄武门之变有关呢？

或者我们可以换一个方式追问：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清晨，当李世民在玄武门前一举除掉太子和齐王之后，当守门禁军与东宫齐王卫队激战正酣的时候，太极宫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是否真如史书所载，高祖和近臣们正悠然自得地“泛舟海池”，沉浸在一片诗情画意之中，对宫门前正在发生的惨烈厮杀一无所知？是否直到尉迟敬德满身血迹、“擐甲持矛”地前来“宿卫”，高祖和一帮近臣才如梦初醒？

事实上，六月四日高祖李渊“泛舟海池”的这一幕，历来备受后世史家的强烈质疑。

因为它的疑点确实太多了！

首先，如同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天早晨是李渊召集三兄弟入宫对质的时间，为此一帮宰执重臣也都早早就位了。在此情况下，李渊怎么可能有闲情逸致到海池去泛舟？其次，就算李渊和近臣发现三兄弟全都迟到了，许久等不到他们，百无聊赖之下才跑去泛舟，可是，就在宫廷的北正门，几支军队正杀得鸡飞狗跳、人喊马嘶，而高祖李渊和那帮帝国大佬怎么可能对此毫无察觉？就算他们一时间都被海池的美丽景色陶醉了，可宫中有那么多的嫔妃、太监、宫女，难道他（她）们也全都被施了迷魂术和定身术，以至于没有一个人察觉、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最后，退一万步说，就算上面这些都是事实，可当尉迟敬德带着武器擅闯皇宫大内，一直逼到皇帝的面前时，高祖身边的侍卫都哪里去了，为何史书中连一个侍卫的身影都看不到？在天子的人身安全遭遇重大威胁的时候，难不成他们全都约好了，在同一时间集体人间蒸发？

我们只能说——这样的记载太不可理喻了！

如果说李世民和贞观史臣确实是对玄武门事件动了手脚的话，那么我们相信，这个所谓的“泛舟海池”应该就是被重点篡改，以至于改得毫无逻辑、牵强附会、面目全非。

可是，为什么李世民弑兄、杀弟、屠侄的那些真相都可以不改，却偏偏改了这个地方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派兵逼宫、控制高祖的真实内情要远比所谓的尉迟敬德“擐甲持矛、入宫宿卫”复杂得多、性质也严重得多，所以只好授意史官进行篡改？我们是不是可以认为，李世民在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对父亲所做的一切，已经完全坐实了“不忠不孝、悖逆君父”的罪名，以至于比弑兄杀弟在良心上更难以承担、以礼教伦常的标准来看更不可原谅，因而在面对后辈和世人的时候更难以启齿呢？

也许正因为此，所以贞观史臣最后才不得不虚构了“泛舟海池”的一幕来掩盖真相；也许正因为此，所以时隔多年之后，当身为君父的李世民在儿子们的夺嫡之争中差一点目睹骨肉相残的悲剧重演时，他才能深刻体会高祖当年的惨痛心境，也才能对自己当年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从而才会借“所行大疏略”为由，深切地表现出对高祖李渊的愧悔之情。

讨论至此，我们似乎已经逼近了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那个最后的真相！

关于这个隐藏最深的真相，一部一千年后重现人间的敦煌残卷，也在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公元1900年，敦煌莫高窟的藏经洞被意外发现，消息震惊中外，可清政府并未对此采取任何保护措施。于是随后的几年里，一批又一批价值不可估量的古代文献被西方的探险家和文物掠夺者陆续盗运到了欧洲。在斯坦因（匈牙利人，后加入英国籍）盗走的文献中，有一部被冠以编号的敦煌写本，内容就涉及了唐太宗和玄武门之变。王国维先生是中国第一个研究这份文献的学者，将其命名为《唐太宗入冥记》。这份文献虽然只是唐代的民间话本，算不上正规史料，而且作者已不可考，但是里面透露的某些信息却至关重要，非常值得我们关注。

卞孝萱先生在《“玄武门之变”与〈唐太宗入冥记〉》一文中说：“胜利者唐太宗为了维护其仁孝形象，对先发制人、杀兄诛弟、逼父让位的行为加以涂饰。当日唐史臣秉承太宗之意，在两朝实录、国史中，篡改了‘玄武门之变’前后一连串事实的真相。敦煌写本《唐太宗入冥记》编造建成、元吉在阴司告状，阎罗王勾太宗生魂入冥对质的故事，实际是为建成、元吉鸣‘冤’。”

由此可见，这个唐代写本虽然体裁近似小说，内容纯属虚构，但是它所透露出的信息却不可等闲视之。换言之，值得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它的故事情节，而是其中蕴含的寓意。

下面就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写本的大致内容。

故事说的是唐太宗入冥之后，在阴司遇见了一个名叫崔子玉的判官，此人在阳世的身份是滏阳县尉。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往来于阳世与阴间的“双重身份者”（在中国古代话本和民间传说中，这种“双重身份者”代不乏人，据传近代的国学大师章太炎也曾入冥充当判官）。由于崔子玉在阳世的身份是李世民的臣子（但是官职卑微），而现在皇帝李世民在阴间反而成了他的审判对象，于是崔子玉就决定利用自己在阴司的职权和太宗做一回交易，借以换取自己在阳世的高官厚禄。他告诉太宗，建成和元吉入阴之后，“称诉冤屈，词状颇切”，亦即暗示这件“官司”颇为棘手，然后让太宗回答一个问题，说如果答得上来就可以回长安，答不上来恐怕就没有生还的希望了。太宗一听吓坏了，连忙要求崔子玉提个简单一点的问题，并且承诺说：“朕必不负卿！”

然而，崔子玉所提的问题却一点都不简单。

他看着唐太宗，一脸正色地说——“问大唐天子太宗皇帝在武德九年，为甚杀兄弟于前殿，囚慈父于后宫？”

李世民一听，顿时哑口无言，“闷闷不已，如杵中心”，心里仿佛横亘着一块木头，良久才说，这个问题他回答不了。

崔子玉一看太宗的反应，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替太宗想了一个答案，原文是：“大圣灭族□□”。后面脱了两个字，但是大意还是清楚的，无非是太宗“大义灭亲”云云。作为交换，太宗许给了崔子玉“蒲州刺史兼河北二十四州采访使，官至御史大夫 ，赐紫金鱼袋，仍赐蒲州县库钱二万贯”的优厚条件，终于顺利通过这场冥世拷问。

在这个故事中，崔子玉所提的那个问题是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价值的一个信息。其中，“杀兄弟于前殿”遍见正史记载，而且李世民本人对此也直言不讳，所以并不稀奇；真正让李世民感到难以启齿、同时也让我们感到非同小可的是后面的六个字——“囚慈父于后宫”。

很显然，这是一个被所有官修正史一律遮蔽掉的信息。

要解开被正史隐瞒的玄武门之变的另一半真相，这六个字就是一把至关重要的钥匙。

虽然《唐太宗入冥记》的内容出于虚构，但是其题材和寓意在当时肯定是有所本的，不可能毫无依据。据卞孝萱先生分析，该作品很可能成书于武周初期。在唐人张（约生活于武周至玄宗前期）的笔记史《朝野佥载》中，我们也发现了有关“唐太宗入冥”和“冥官问六月四日事”的记载（见《朝野佥载》卷六）。而王国维先生在相关的研究著作中，也曾引述《朝野佥载》、《梁溪漫志》、《崔府君祠录》、《显应观碑记》等多种史料，考订了唐太宗和崔子玉故事的源流，发现崔府君的故事在蒲州一带流传甚广，山西省现存的碑刻中也保存了有关他的一些传说。由此可见，《唐太宗入冥记》中所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很可能在唐朝初期已经广泛流传于民间。

然而，就算这样的说法渊源有自，可毕竟属于民间传闻，何况《唐太宗入冥记》也只有这语焉不详的六个字，除此之外我们什么都看不到。既然如此，那我们又凭什么知道李世民在玄武门之变中对李渊都做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又凭什么断定“囚慈父于后宫”就是李世民向我们隐瞒的真相呢？

在相关史实已经被官修正史全部篡改或删除的情况下，要破解这个真相确实难度很大，但是并非不可能。

因为我们相信，常识和逻辑的力量始终是强大的；况且，无论贞观史臣如何竭力隐瞒真相，正史中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凭借这些弥足珍贵的线索，再辅以合乎常识的分析、以及合乎逻辑的推断，我们就有可能能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真相。

在前文，我们已经对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六月四日李渊“泛舟海池”的一幕提出了诸多质疑，其中的核心问题就是——就算李渊和近臣真的在海池上泛舟，可宫中有那么多的侍卫、嫔妃、太监、宫女，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察觉到玄武门前的激烈战斗，也没有一个人赶来通报这骇人听闻的政变消息？

在此我们不妨先做一个假设：假如在玄武门战斗爆发时，有一个人（或侍卫、或嫔妃、或太监、或宫女，或随便宫里什么人），他（她）的眼睛、耳朵、手脚功能都还正常，没有被施以迷魂术和定身术，及时向皇帝通报了政变消息，那么李渊会作何反应？

如果此刻的李渊还是一个精神正常的人、还是一个大权在握的皇帝，他会继续悠然自得地泛舟，等着尉迟敬德或随便哪个政变将领前来逼宫吗？

显然不会。这个时候，一个正常的皇帝只可能做三件事：一，第一时间离开海池，进入太极宫中某个最隐蔽且最易于防守的地方，命近卫禁军刀出鞘、箭上弦，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二，火速下诏，由身边的宰执重臣到玄武门宣旨，命令所有人放下武器，听候裁决；三，立刻调集皇城中所有未参与政变的禁军，逮捕兵变各方的首脑和主要将领，随后调查事变真相，严惩政变者。

所以，只要整座太极宫中有一个人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正常，及时向皇帝报警，那皇帝肯定会采取上述举措。而一旦皇帝采取上述举措，李世民的这场政变还有几分胜算？就算李世民不会马上溃败，但是他必然要与皇帝开战。而我们知道，在玄武门事变前夕，李渊对皇权的控制仍然是有力的，并未出现大权旁落的情况，所以，秦王斗胆与皇帝开战的结果，恐怕不会令人乐观。

由此可见，如果我们所见的正史记载是真实的，也就是尉迟敬德是直到前方战斗接近尾声时才入宫去找高祖的，那么李世民就等于是在打一个天大的赌。

赌什么呢？

赌好几支军队在玄武门前乒乒乓乓地打仗，而整座太极宫中的所有人在那一刻全都丧失了正常的视觉、听觉和行动功能！

这可能吗？

这当然不可能！

既然不可能，那么李世民要如何保证玄武门前开战的同时，太极宫中的所有侍卫、嫔妃、太监、宫女都不会去向皇帝报信呢？

答案只有一个——控制他（她）们。

如何控制呢？

不言而喻——派兵入宫，用武力控制他（她）们的人身自由。这才是真正可行、真正有效的“定身术”！

到这里，一个被李世民和贞观史臣刻意隐瞒的重大真相就浮出水面了。

那就是——事实上玄武门之变有两个战场：一个在玄武门前，一个在太极宫中。

前者是我们熟知的，是公开的第一战场；而后者是我们完全陌生的，是被遮蔽的第二战场。

那么，这个战场的范围有多大？是整个太极宫吗？最需要控制的目标是谁？是所有侍卫、嫔妃、太监、宫女吗？

这是不可能的。李世民绝不会笨到把有限的兵力放到整个太极宫中去漫天撒网。而且就算你控制了九十九个，只要有一个漏网，跑去跟皇帝报信，整个行动照样是前功尽弃。所以，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直接派兵进入皇帝所在的地方，直接控制皇帝！

由此可见，即便只是从常识和逻辑的角度来分析，《入冥记》中提到的“囚慈父于后宫”的说法也完全可以成立。也就是说，李世民要想确保整个政变行动万无一失，就必须在袭杀太子和齐王之后，第一时间入宫控制高祖。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作为一个精神正常、大权在握的皇帝，高祖李渊如果不是在第一时间被李世民控制，那他绝对会采取应变措施，也绝对有能力进行镇压，而玄武门之变最终也可能功败垂成。由此，我们基本上可以断定，史书中记载的高祖“泛舟海池”的一幕肯定是出自贞观史臣的虚构，而事实很可能是——李世民在玄武门前袭杀太子和齐王后，立刻派兵入宫，把高祖和一帮近臣囚禁了起来，而囚禁的地点有可能就是海池。

这应该就是李世民在太极宫中开辟“第二战场”并“囚慈父于后宫”的真相。

尽管这个真相被贞观史臣极力掩盖，但是在现有史料中，我们还是发现了一些至关重要的线索和疑点。从这些线索和疑点入手，我们应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首先，在《旧唐书·隐太子建成传》中，我们注意到了这样一段话：“俄而东宫及齐府精兵二千人结阵驰攻玄武门，守门兵仗拒之，不得入，良久接战，流矢及于内殿。”此外，在《唐文续拾·卷二》李俨所撰的《杜君绰碑》中，我们也发现了“矢及宸闱”这样的说法（据《旧唐书·长孙无忌传》，杜君绰是进入玄武门埋伏的九人之一）。

“流矢及于内殿”、“矢及宸闱”……这样的表述意味着什么呢？

所谓“内殿”和“宸闱”都是指皇帝所住的地方。既然连箭都射到了皇帝面前，那么李渊还怎么可能安心地“泛舟海池”呢？

所以，我们有理由认为，所谓“流矢及于内殿”和“矢及宸闱”应该都是关于“第二战场”的一种较为隐讳的说法。也就是说，在李世民派兵入宫控制高祖的过程中，肯定与皇帝身边的禁军侍卫发生了一定程度上的武装冲突。因为皇帝身边的侍卫不可能全被李世民收买，而一旦看见秦王带着士兵杀气腾腾地闯进宫中，那些侍卫也断不会束手就擒或者坐以待毙，可见一定范围内的战斗是不可避免的。而发生战斗的时间，应该是与第一战场、也就是玄武门前的混战同步，也就是东宫齐王兵正猛攻玄武门的那个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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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古籍拍卖会场场火爆，且价格越拍越高。书价大幅提升是否等于所有古籍都能升值？王令策认为，善本古籍和版画古籍的增值潜能较大。

善本古籍

善本古籍主要指具有历史文物、学术资料和版本艺术价值的版本书。它包括内府刊刻的殿版书，海内外绝无仅有的孤本，内容好、书法精的明清抄本，以及清初以前的精美刻本。年代越久远，书品就越珍贵。往往衡量私人藏书是否达到藏书家水平，也经常以收藏多少善本书为标准。

宋版书一向被认为善本书之佼佼者，有“一页宋版，一两黄金”之说。由于宋版书弥足珍贵，有宋版书的人大都不愿意轻易出手，特别是收藏家手里的宋版书，别说让他出让，甚至从不示人。所以，一旦有缘与宋版书相遇，只要财力允许，下决心买下定是一条增值财路。元版书虽不能同宋版书相提并论，但收藏界一向认为，宋元本同属珍稀善本，爱好者值得关注。现在随着时光的流逝，许多年代较近的古书便自然升华，明版乃至清初版本，凡是具有文献价值和刻印精美的古籍，也已步入善本行列。王令策说，目前明清善本尚不难寻，价格也不算太高，但增值潜力颇大，收藏者值得关注。

王令策告诉记者，善本的古籍有以下9种代表性：

①元及元以前刻印、抄写的图书；②明刻本和明抄本（刻印模糊和流传较多的除外）；

③清代乾隆以前的流传较少的刻本和抄本；④太平天国及历年农民政权所刻印的图书；⑤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⑥辛亥革命以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⑦有名人学者亲笔批校、题跋、评论的刻本；⑧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古代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技术水平的各种活字印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⑨明代的印谱、清代的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印谱（有特色又系足本或有亲笔题记）。

版画古籍

在收藏者关注善本古籍的同时，也越来越重视版画古籍的收藏了。王令策说，从历次书刊拍卖会的图录看，无不将漂亮的版画画面精印拍卖图册中，哪怕书中只有一幅也从不放弃。我国版画古籍很多，诸如《芥子园画谱》、《芥子园画传》、《晚笑堂画传》、《百孝图说》、《红楼图咏》、《唐诗画谱》、《鸿雪因缘图记》、《三才图绘》、《孔子圣迹图》、《御制避暑山庄三十六景图诗》以及《耕织图》、《棉花图》和《蝴蝶秋斋所藏画册》等。最为精美的要属明末画家胡正言的版画力作《十竹斋书画谱》和《十竹斋笺谱》，这两套版画古籍不仅在于艺术上的卓越成就，而且还开创了木版水印先河，解放初年，一部明版装裱成册的《十竹斋书画谱》仅售10元，如今它的价值已经超过10万，可见版本好，刻印精美，书品完整的版画古籍，都值得投资收藏。

藏古籍辨版本

我国的古籍图书总体上是以雕版印刷形式为主，多种形式（活字、石印、影印）并存的局面。所谓雕版印刷就是把文字刻在木板上，然后用来印书的印刷工艺。先在木板上刻出阳文反字，再在板上涂墨，蒙上纸张刷印出书页。古人称用这种方法印出的书叫刻本或者刊本，现代人把它称为木刻本。木刻本又根据不同情况分成原刻本、翻刻本，写刻本、套色刻本几种不同的版本系列。周海鹰先生在接受采访时告诉记者。

原刻本，亦称祖本也就是现代人所说的第一版，是一部书的原貌和“灵魂”。作者、出版者往往十分重视原刻本，所以大都是精工细刻，同时对纸墨也很讲究，印出的书版面整洁、字迹清朗。一般来说，原刻本印刷的数量不大，所以古籍中的原刻本一直是藏家的首选。

判断一部古籍是否是原刻本，通常要从资料记载、出版者署名、书中的序言、跋语中的叙述去综合判断，有多个序言的古籍，要重视最后的序言是否被抽毁。此外，由于古籍雕版一经刻竣，便不会变动，所以还可用原刻本雕版的尺寸、字数去比对。周海鹰说，清康熙年间编纂出版的《康熙字典》，其中的武英殿内府原刻本是清初的著名善本，但《康熙字典》在清中期、清末，直至民国，翻刻、翻印已不知其许，原刻本与后印本价值差距甚远。从博物馆所藏康熙内府宫装本得知，原刻雕版板框19．5×14厘米，8行12字，小字按双行计。根据这个尺寸与实物一比对，是否原刻本便一目了然了。

翻刻本，也称重刻本或复刻本目前存世的古籍中绝大多数都属此类。翻刻本与原刻本相比，虽然基本相同，但往往因为政治、人为或技术的原因而有所变化，有时还产生一些差错。而且翻刻次数越多，错讹的地方也就越多。因此收藏价值相对于原刻本有一段距离。

翻刻本一般从牌记、序言中可以看出，但不排除少数不良书商为获得暴利，有挖补书牌、抽毁后序、后印改前印的做法。这就需要藏家从书品、纸张、不同时代的刻本特征去综合判断。周海鹰说，尽管如此，但有几种翻刻本倒是值得藏家关注。其一，原刻本已佚失不存，或只有孤本残卷存世或流失。那翻刻本也就成了存世的惟一，其珍贵程度不亚于原刻本。其二翻刻者是历史上著名的刻书机构。如历代的官书局，声名显赫的通志堂、汲古阁等等，这些机构往往集中了一批著名的工匠，刻工精湛，校勘仔细，纸墨上乘，其刊本以其印刷工艺上精美而提升了自身的艺术价值。三是影刻本。由于古籍中的宋元善本，书写多出名手，并非匠人所为，故字均肥细有则，佳者有欧柳笔法，墨色清润，印刷皓朗。影刻就是先在原刻本上进行影摹，然后再上版雕刻，如此印出的书与宋元版原刻本不仅内容相同，细节也相符，连版心中刻工的名字，所作的记号均原样保留。此种影摹宋刻的称“复宋本”，影摹元刻的叫“复元本”。古时影刻宋元版古籍最多也最精的是明末毛子晋的“汲古阁”。这些影刻本的价值要大大高于一般的翻刻后印本。

写刻本，是指由擅长书法的人书写上版，有时也有作者自己书写上版的这类刻本数量很少，属木刻本中的精刻精印本，也是古籍收藏中的上乘佳品。由于此类刻本多出于名书家之手，常常一页书就是一幅精美的书法作品，甚为难得。比较著名的有宋代苏轼写刻的《陶诗》，明代夫容馆本《楚辞章句》，清代郑板桥自书的《板桥集》。另外，清代扬州诗局也出版了不少这类写刻本。

套色刻本，又称套印本这类刻本是在同一书页上，分次印上颜色不同的文字和图画。这种套色印刷技术最早出现在元代，至明万历年间发展成熟。当时刊刻了不少朱墨套印、三色、五色的套印本。这些套印本的价值，往往高于同时期墨本价值的数倍，历来是收藏界追逐的热点。其经典作品有《程氏墨苑》、《春秋左传》、《十竹斋画谱》、《十竹斋笺谱》等。

活字本，即用活字排印出来的书最早使用活字印书的是北宋庆历年间的平民毕升。当时他用的是泥活字。此后陆续出现多种材质的活字本古籍。元代首先用木活字印出《大德旌德县志》；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后创立铜活字，清代又出现了磁活字版的《周易说略》，咸丰七年上海出现最早的铅活字本《六合丛谈》，开近现代铅字印刷之先河。活字本在古籍中所占份额极小，有记载说，流传至今的古籍总共有数万种，但其中有书目可稽考的活字本仅220种，明以前的活字本基本无实物存世。

目前藏家所想收藏的基本围绕着清武英殿木活字“聚珍版”和清铜活字版《古今图书集成》。

石印本是由一种特殊的药墨把文字写在纸上，待其微干将它移到石面上，再施油墨印书。这种方法在清末由欧洲传入，由于它省去了繁琐的雕版工艺，所以很快得到了广泛推广和运用，并逐步替代了雕版印刷术。

石印本存世量极多，早先收藏古籍的人对其不屑一顾，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用此法影印的前代古籍佚失后，这类石印本也成了珍品。因此，收藏石印本，要关注那些用宋元善本、明清版画为底本的影印本，一般的石印写本无大的收藏投资价值。

周海鹰说，在古籍收藏时，我们只要认清古籍的版本情况，把握住“善本时间早于乾隆；同一时期的古籍中刻本优于印本；初刻优于翻刻；套色优于单色；图画优于文字”的原则，就一定能提高鉴赏能力，淘到更多有价值的古籍。

古籍辨伪

采访时，王令策向记者推荐了四本收藏古籍的入门书籍，一本是毛春翔先生撰写的《古书版本常谈》，一本是《古籍基础知识问答》，再者就是李致忠的《古书版本学概论》和陈国庆先生的《古籍版本浅说》。王令策说，收藏古籍除了要掌握古籍方面的知识外，还应该了解伪造古书的一些伎俩。历来各种藏品都有造假者，古籍也不例外。不法书商任意剜改书名、著者之名，伪造珍罕书者防不胜防。其手段之狡猾，竟使行家也常常陷入真假难辨的窘境。

根据历来古籍书版的作伪现象，王令策认为主要有一下一些方式：

杜撰书名、著者如果某一部书，前代公私书目都不曾记载过，在以后某一时期突然出现，这部书可能是伪书。如明代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不法书商竟将其篡改为《游记名山》，骗人上当。

增删刻书牌记刻书牌记是考证此书的出版人、出版地点和年代的重要依据。版本异同，价差很大。故增删刻书牌记之事，在明清时期时有发生，如今虽未曾出现，但也要多个心眼。

割改序跋肆意割改序跋中的内容，撤换序跋，冒充古刻旧刻而从中牟利。

版本杂拼利用一本经多次传写或印刷而形成各种不同的本子，杂拼成一书。古籍《唐诗品汇拾遗》十卷，不法书商硬把三种版式行款各不相同的书瞎拼一气，冒充明成化间刻本。

剜改目录、卷数目录是记录图书的书名、著作、出版、内容的纲目。不法书商常利用同种书由于刊刻者、刊刻时间不同，目录卷数产生差异的情况，篡改卷数，删割目录，伪加编造，以残本冒充全书。

染纸造蛀，以充古籍采用染纸和伪造虫蛀的办法作伪。染纸作旧，明代有之，而近代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古字画的鉴别

纸绢鉴别

书画所用的材料绢和纸对于书画的断代起着一定的作用。绢和纸的鉴别是鉴定书画又一途径。根据和国学者目前的研究，晚周帛画和战国楚墓帛画以及稍晚时候的马王礁汉墓帛画，均是画在较细密的单丝织成的，至今为止未见用双丝绢的（即经线是双丝，纬线是单丝织成绢）。五代到南宋时期的绢，较前代有了发展和变化。从表面来看，除了单丝绢外，还出现了双丝绢的形式。这种双丝绢的经线是每两根丝为一组，每两组之间约有一根丝的空隙，纬线是单丝。元代的绢总的说来比宋绢显得粗了一些，不如宋绢细密洁白，并且还呈现出稀松的状态。明代的绢总的看来也是比较粗糙。明代早中期有一种质量较低较稀薄的绢，由于这种绢太稀薄不易落墨，所以书画家往往先将其托上纸然后再进行书画创作。纸的质料是判断书画年代的又一标准。汉、晋古纸，所见都是用麻料，较多的是用麻布、麻袋、麻鞋、鱼网等废料的再生物，也有用生麻--北方用大麻、南方用苎麻。它的特点是纤维较粗，所以也难以作得精细，它无光、无毛、纤维束成圆形，有时见木素。隋、唐、五代书画大都用麻纸，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唐摹《兰亭序》、杜牧书《张好好诗》，以及敦煌出洞的大批唐代经卷，无不如此。北宋以后则急剧减少，但北方辽金的经纸还用麻料。以后用麻纸作书画的则几乎没有。隋、唐之间，开始看到有用树皮造的纸，大都用楮或檀树皮，它们的特点是纤维较细，同时又随着手工业发展进步而产生的精细的佳作。此种质料亦发暗无光，仅比麻纸稍亮一些，纤维束成扁片形，微有纸毛。还有用桑树皮造的纸，其特点是纤维更细，发亮，纸面容易起长毛，纤维束为扁片形。北宋一开始，在书法墨迹中就出现大量的树皮造纸。以后，树皮纸产于全国。竹料的造纸用于书画始于北宋。竹料坚硬，最难制浆，前人无法处理它，所以不采用。竹料造纸其纤维最细，光亮无毛，纤维束或硬刺形，转角外也见棱角。北宋中期后，造书画纸的原料已无不具备，因而从此就不易以纸质来区别时代的前后了。

装潢鉴别

各个时代书画装潢有各自特色，可作为鉴别断代的辅助依据。如南宋宫廷收藏的书画有规定的装裱格式--绍兴御府装潢式，对不同等级的书画采用什么材料来装裱，都有严格的规定，如手卷用什么包首、什么绫子、什么轴心；立轴的用料的颜色、尺寸、轴头等都有一定的格式。元代宫廷藏画选择专人装裱。大德四年，"命裱工五芝以古玉象牙为轴，以鸾鹊木锦天碧绫为装裱，并精制漆匣藏于秘书库，计有画幅六百四十六件。"明代书画的装潢形式有进一步发展，书画卷增加了引首，并且有的被写上了字，有仿宣和装窄边的，也有用绫或绢挖厢宽边的；立轴则有宽边、窄边之分，有的还加了诗堂。清代宫廷收画的装裱，有其特殊的风格面貌。唐熙、乾隆时期，装裱的用料和技术、形式各方面都比较好，卷、轴的天头绫多为淡青色，副隔水多为牙色绫，临近画心那一部分多为米色绫（或绢），立轴有的有诗堂，有的则没有，但一般都有两条绶带。立轴天杆上的圆曲是定制的，与非宫廷有显著不同。嘉庆以后，宫廷装裱的质量逐渐低落，立轴的天杆逐渐变粗（晚期成为方形）一部分轴头不再用紫檀、红木了，而且显得比较笨拙。手卷比康乾时期也显得粗些。

印章鉴别

印章的时代特征与气息也是鉴别书画的佐证。印章的时代气息可从其形状、篆文、刻法、质地、印色等方面出来。宋代的书画作品，钤盖上书画家本人的印章为数很少，大多数书画家在作品上并不钤盖本人的印章。宋代印章铜、玉居多，少量是其它质料的。印色有蜜印和水印之分（南宋未期出现了极少数油印），蜜印颜色红而厚，水印颜色淡而薄。元代印章的篆文、刻法都有变化，出现了圆朱文印。质料有木、象牙、铜、玉等，印色大都采用油印和水印。自元代王冕开始采用石料刻印以后，采用石料刻印的人逐渐多起来。明代初期，各种石料的印章已相当普遍，篆文刻法也有新的变化，篆文每个字的停笔处，都比原笔画略粗一点，但显得较淡，并略呈**，同元代的印色就有些不同了。明代中后期印章以石质居多，其它如水晶、玛瑙、铜、玉等均有。字体有古文篆体等到各种形式。这一时期印色大多是油制的，颜色也有浓淡之分，也还有少数画家使用水印。清初，书画家印章甩用的篆文变化并不大，但印章形状、字体字形都有多样化的趋势。清代中后期的印章，篆文刻法有各种各样的规格，如浙派、皖派和其它各种流派，大都以《说文解字》为主体。印色从为油质，水印已不见使用。

题跋鉴别

题跋可分三类：作者的题跋，同时代人的题跋，后人的题跋。某件书画的题跋虽然也有对这件作品加以否定的，但是少数。最多的是为了说明这件作品的创作过程，收藏关系，又或考证它的真、表扬它的美，于是人所共知的。但书画既有伪作，题跋方面也同样有多种的作伪情况，因此书画鉴定不能不注意它的" 张变幻"。真古画而配以别人的伪跋，或伪古画而配以别人的真跋，都是常见之事。画上如有作者同时人的题跋，应当弄清楚他和作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情况从书画本身并不见得能知道，而须从一些题跋中去探索。后人的题跋对书画鉴定能起多大作用，更要根据具体情况来进行分析。作伪在宋代已很盛行，米芾《书史》便记载他临写的王献之《鹅群帖》及虞世南书，被王晋卿染成古色，加上从别处移来的题跋，装在一起，还请当时的公卿来题这些字卷。如果传到现在，宋人题跋虽真，帖本身却是米芾临的。题跋对书画的鉴定是否可信还要看题跋者的水平。弘历收藏至富，题跋也很多，但鉴别能力都差，往往弄假成真。黄子久的《富春山居图》，他先得了赝本，叹为旷世无双。后来对真本他反说是假的。文征明的题跋就较为可信，因他工书善画，鉴别能力高。鉴别的人除了眼力有高低之分，还须看他对作品的负责态度如何。董其昌经眼过很多书画明迹，但在评真上极不严肃，因此不能对他的题跋完全相信。总的说来，前代的鉴赏家去古较近，见到的东西多，有比我们占便宜的地方。他们的题跋虽不克尽信，还是值得我们研究思考的。

其它一些证据

别字：历来把写别字看得很严重，书画作者等都不至于有此等错误。如书画上或题跋上，尤其是书画的题款等等出现了这种情况，都被认为是作伪者所露出的马脚。

避讳：在封建帝王时代，行文要避讳，就是当写到与本朝皇帝的名字相同的字，都要少写一笔，这就叫避讳，通称为缺笔。在书画上面，看到缺笔的字，是避的哪代皇帝的讳，就可以断定书画的创作时期，不能早于避讳的那代皇帝的时期，否则就是作伪的漏洞。这一问题，一向作为无可置疑的铁证。

年月：书画上或题跋上所题的年月或作者的年龄、生卒不符，或与事实有出入，也将被认为是作伪的佐征。如张大千藏《湘江风雨图》与卷，曾影印于《大风堂名迹》第一集中。纸本，长幅。画墨笔水石风雨竹。自识；风林顾有终，志行昆季，求予写《湘江风雨》已三年矣，而予倥偬未能酬之。今年予上京师，与友携酒追而送别于鹿城之南，乘兴一挥而就，但愧用笔不精而情谊则蔼然也，时正统丙寅岁（十一年，1446年）秋七月望后一日，东吴夏昶仲昭识。钤朱文"东吴夏昶仲照图书印"、 "太常卿图书"等印。另北京文物研究所存一卷，画法款题印记，和张氏藏本完全一样。画在生纸，而末尾题识处纸色拖浆煮熟。细看两卷画笔均欠沉着，款字略有文微明法派，完全是一手之作。再拿夏画真迹中题记印亲校勘，乃知正统十一年丙寅（1446年）夏氏还在吏部考功习，而他官太常卿，则要到天顺至成化五年已丑（约1457年--1469年）间，所以不可能正统中已用"太常卿图书"的印章，因此肯定这两卷多是明代中期人凭空仿造的伪本。作伪者对夏氏的生平事迹，没有仔细调查研究过，所以露出了这样的破绽来，下述几例书法伪品也是以此判断鉴别的。唐代颜真卿《裴将军诗卷》（这本身是假的，姑不论），后面有宋初以"蔬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这两句闻名的诗人林通的题跋，系伪造，因为该跋的字体是学黄庭坚的，考林通死后17年黄庭坚才出生，不可能学到黄的字体。唐代欧阳询书小楷《般若婆罗蜜心经》本署书写年月是贞观九年十月四日。而《心经》乃玄奘法师从西域诸经中的一种，玄奘于贞观十九年二月六日才奉敕开始译经，欧阳旬岂能预书此经？由此可以断定此帖非欧阳询所书。唐代李邕书《少林寺戒坛铭》末署"杭州刺史李邕书，开元三年正月十五日建"。查《新唐书》本传，李邕书开元甘三年始为杭州刺史，史事不合，可知其伪。潜惠堂刻《灵飞经》后有赵孟俯二跋，其中一跋作于泰定四年（1327年），赵氏时年应74岁，而赵孟俯卒于至治二年（1322年），享年69岁。可见此跋不可能为赵书。明代馆阁体书法的代表人物沈度有一帖，款云"成化十四年秋七月望后一日"。考沈度卒于宣德九年（1434年），至成化于十四年（1478年）已死去45年了，凭此即可断定它是伪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