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作为拥有五千年文化的文明古国，从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等，无论提到哪一件中国的传统文化古籍都是让人羡慕无比的瑰宝。

当阿里达摩院利用数字化技术，在四川大学的文史专家们的牵线搭桥下。终于在汉典重光平台上回归了首批数字化的古籍，包含40余种宋元刻本、写本，共有20万页。让我们不禁看到了新的希望。

我国古籍流失最严重是主要原因是战乱。当时许多所谓的外国科考队趁着混乱的局势，肆无忌惮的盗挖、偷运、走私、贸易。导致殷墟甲骨、敦煌遗书、西夏文献等众多古籍珍本纷纷流落海外。更有甚者连流落何方都无从得知。让国人为此感到心痛不已。

而在全球许多博物馆内都可以看见这些中国古籍的身影。让我国著名学者郑振铎曾经发出无奈的感慨：“史在他邦，文归海外”。国家政府对这些流失海外的古籍也极其高度重视，但是在国际环境影响下，我国想要全部追回这些古籍原件的难度非常大。有很多时候也是凭着爱国人士的一腔热忱通过拍卖、捐赠等方式让古籍回家。

这些古籍都是我们五千年文明的历史见证，是我国发展的历史载体。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发展研究提供了更详尽清楚的路径。为了避免这些古籍再次流失遭受毁坏。我国许多地方都成立了专门的古籍保护研究院，除了运用传统的修补技艺来修补受损的古籍外。还通过数字化这种科学技术让这些珍贵的古籍得到长久的保存。每一本能传承至今的古籍都是无数前人耗费心血或牺牲生命保留下来的，而我们必须更好的将这些传承给后世子孙们。

古籍是指书写或印刷于1912年以前、具有中国古典装帧形式的书籍。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经过岁月的流逝，时间的侵蚀以及天灾、战乱的毁坏，这些古籍基本上都已经是千疮百孔、破旧不堪，很难完整的保存下来。但是我们现在还是能看到很多完整的古籍陈列在图书馆、博物馆内，这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今天就一起来看看吧！

时光倒流，为古籍“续命”

所谓“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偏偏在这三百六十行内，有这么一群人，他们不在乎是不是“状元”，不在乎自己能不能月入过万，只为了心中的信仰而战——古籍修复师。由于古籍的特殊性，不易保存，导致流传下来的古籍大多是残缺不全的，古籍修复师就负责还原它们本来的样子，这个还原并不是单纯的恢复之前的形状，而且要“修旧如旧”，要还原成它们最原本的样子，就像从来都没有被破坏过一样，这是何其的艰难，简直可以称得上是化腐朽为神奇。

九九八十一难，古籍终存

古籍修复是一项特殊的技艺，修补过程十分复杂，一本古籍的修复，至少要经历拆线、配纸、染色、修补、压平、裁齐、装帧……数十道工序，而且相当耗费时间，师玉祥先生说过“有时候修复简单的一页会耗上好几天的时间”，这个工作讲究的是静下来。修书亦修心。

且从事装订修补工作不但要熟悉各个朝代书籍的形式和版本，还要了解各朝纸张、书皮及装订风格，更要有娴熟的技艺。修补一本古书往往要经过十几道工序，一招一式极考究，对从事装订修补人员的要求更是近乎苛刻。

行业形势严峻，刻不容缓

目前全国各图书馆、博物馆、文物管理单位需要修复的古籍超过1000万册件，但是根据统计，全国的古籍修复人才不足100人，且除了人才数量十分稀缺之外，行业内还存在综合素质低、职称低、年龄老等情况，许多年轻人因为这个行业的枯燥乏味、赚不到钱，从而放弃了，我想说，这些古籍都是我们几千年遗留下来的珍贵瑰宝，是我们民族的传承，每一本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尽一份自己的绵薄之力，保护古籍修复技艺，延续我们的千年传承。

对此，你怎么看呢

　古时候的书籍现在拿起来读又是一种不同的意境，那么对于这种意境只有真正的在真书里面才可以体会，那么你知道有哪些鉴别古书的方法吗以下是我为你整理的古书真假的鉴别方法，希望能帮到你。

古书真假的鉴别方法

　一、封面。古书封面为四周单线边栏，分为三行，右行为编著撰选者姓名，中行为书名，左行为刊印人或斋、堂名。

　二、装订。古书装订在宋以前均为卷轴形式和折叠页装。册装书的出现是在宋代以后，册装最初是蝴蝶装，后来进到了包背装。线装书是在明代中叶以后才有的。

　三、版式。古书的版式，北宋和南宋前期刻本基本上是白口，南宋后期出现黑口，元末至弘治年间通行粗黑口。明正德，嘉靖年间又出现白口书，之后一直到清代，黑白两种书口同时流行。

　四、字体。古书字体主要有两种，一种宋体字，另一种是元体字。尽管时有非欧非颜，非柳非赵的所谓“馆阁体”出现，但那并非主流。

　五、纸张。宋代印书多用麻纸和以竹为原料的玉扣纸。元刻本常用竹纸或皮纸，比宋版用纸稍黑。明代印书，前期多用江西棉纸，后期多用竹纸，晚期盛行毛边纸。清代大多采用开花(又称桃花纸)，但在实际应用中，几乎以前所用的各种纸张，清刻本中都在运用。

　六、讳字。避讳讲究自周代始，官名、人名、地名均随帝王名字的改变而改变，这对判断古籍年代极有参考价值。历代避讳常见的有改字、空字、缺笔。秦汉时大多采用改字和空字避讳，讳名不讳姓。用缺笔字代讳字发端于唐，又在宋版书上特多。金元刻本无讳字，多俗体、简体。明前、中期亦不避讳，明刻讳字始于明光宗朱常洛。清刻本避讳尤其苛严。

古书籍版本的类别

　以刻印时间区分：宋刻本——北宋本和南宋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三朝本、递修本、初刻本、重刻本、翻刻本、影刻本、初印本、后印本。

　以刻印地点区分：浙本、建本、蜀本、江西本、平阳本、朝鲜本、日本本、越南本、梵本。

　以刻印单位区分：官刻本、家刻本、坊刻本、京本、监本、兴文署本、经厂本、殿本、内府本、藩本、局本、扬州诗局本、书院本、公使库本、汲古阁本、陈宅书籍铺本、建安余氏本。

　以装订形式区分：卷子本、经折装本、旋风装本、包背装本、线装本等。

　以制版工艺区分：写本、拓本、刻本、活字本、套印本、钤印本、石印本、影印本、饾版、拱花。

　以写本种类区分：写本、稿本、抄本。

　以活字种类区分：泥活字本、木活字本、铜活字本、铅活字本。

　以字体、行款区分：大字本、小字本、软体字本、硬体字本、X行本。

　以纸张区分：麻纸本、树皮纸本、竹纸本、公文纸背本等。

　以颜色区分：朱墨本、朱印本、蓝印本。

　以板式区分：巾箱本、两节版本、三节版本、百衲本、配本、黑口本。

　以刻印质量区分：邋遢本、大花脸本、书帕本、写刻本、精刻本。

　以内容区分：单刻本、合刻本、抽印本、丛书本、增订本、删本、节本、足本、残本、校本、注本、批点本、真本、伪本、序跋本、插图本、过录本、X卷本。

　以用途分：进呈本、底本、样本。

　以流传情况和价值区分：俗本、孤本、秘本、善本、焦尾本、XX藏本。

古书的修复保养方法

　霉菌

　收到发霉的书籍，就要第一时间放它到干爽的地方，用吸尘机吸走发霉孢子，情况稳定后，再用工具刮走霉菌的主要部分。而残留的霉渍，可先用热水清洗，再用双氧水处理。

　干裂

　先给它一点雾气，让它变软，再用纤维纸托底，避免裂缝伸延。而修复好的书籍，可存放在较为稳定的环境里，减少受光线的影响，作长久保存。建议书籍最好存放在相对湿度达百分之五十至六十之间、空气流通、温度低于二十五度、没有阳光直射的环境。但亦鼓励用者定期将书籍取出翻阅，以便检查它们是否一切正常。

　有虫

　旧书假如保护不周就轻易生虫受损，假如书籍生了虫子，就把书用塑料袋包好，然后放进电冰箱冷冻12个小时左釉冬蛀虫就会被冻死。

　水浸

大门

宋代曾名“中门”，因江岸建有石坊，名为“黉门”。现存大门系清同治七年（1868）重建，采用南方将军门式结构，建于十二级台阶之上，五间硬山，出三山屏墙，前立方形柱一对，白墙青瓦，置琉璃沟头滴水及空花屋脊，枋梁绘游龙戏太极，间杂卷草云纹，整体风格威仪大方。门额“岳麓书院”为宋真宗字迹，因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宋真宗以岳麓书院办学很不错，又闻山长周式以德行著称，特别召见周式，拜为国子监主簿，请他留在京城讲学做官，但周式心系岳麓，仍请归院，皇帝就亲赐“岳麓书院”、御匾悬挂于大门正上方，并赐经书等物，岳麓书院从此名闻天下，前来求学者络绎不绝，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大门两旁悬挂有对联“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上联出自《左传·襄公二十六年》，下联出自《论语·泰伯》，源出经典，联意关切，道出了岳麓书院英材辈出的历史事实

二门

大门之后，宋元时为礼殿所在。明代嘉靖元年（1527）扩建文庙于院左，始改建为二门。五间单檐悬山，中三间开三门，花岗石门框，左右各辟过道通南北二斋。抗日战争期间被日本侵略者炸毁，1984年重建。、门额正上方悬有“名山坛席”匾，撰者无考。原为清同治七年（1868）所置，抗日战争期间被炸毁。现匾为1984年复制，集清代著名湘籍书法家何绍基字而成。两旁有对联“纳于大麓；藏之名山”，上联出自《尚书·舜典》，下联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意为岳麓书院被浩瀚的林木所掩映，藏在地阔物博的岳麓山中。撰联人为清末（湖南高等学堂）监督程颂万。二门过厅两边有清代山长罗典所撰的对联：“地接衡湘，大泽深山龙虎气；学宗邹鲁，礼门义路圣贤心”。二门背面有“潇湘槐市”匾。原为清代学监程颂万撰书，毁于抗战，现匾为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楚图南补书。”潇湘”泛指湖南，”潇湘槐市”是说岳麓书院是湖南文人、学者聚集的场所，引申为岳麓书院人才之盛，有如汉代长安太学槐市之盛。

讲堂

讲堂位于书院的中心位置，是书院的教学重地和举行重大活动的场所，也是书院的核心部分。自北宋开宝九年（976）岳麓书院创建时，即有“讲堂五间”。南宋乾道三年（1167），著名理学家张栻、朱熹曾在此举行“会讲”，开中国书院会讲之先河。

檐前悬有“实事求是”匾。民国初期湖南工专校长宾步程撰。“实事求是”源于《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校长将其作为校训，旨在教育学生崇尚科学，追求真理。

大厅中央悬挂两块鎏金木匾：一为“学达性天”，由康熙皇帝御赐，意在勉励张扬理学，加强自身的修养，原额被毁，1983年依康熙字迹重刻；二为“道南正脉”，由乾隆皇帝御赐，它是皇帝对岳麓书院传播理学的最高评价，表明了岳麓书院在中国理学传播史上的地位，此额为原物。讲堂壁上还嵌有许多极有价值的碑刻文物，如由朱熹手书、清代山长欧阳厚均刻的“忠孝廉节”碑，由清代山长欧阳正焕书、欧阳厚均刊立的“整齐严肃”碑，清代山长王文清撰文的《岳麓书院学规碑》《读书法》等十数方，这些都是中国书院教育研究中的重要史料，在今天仍有启发意义。

讲堂屏壁正面刻有《岳麓书院记》，为南宋乾道二年（1166）书院主教、著名理学家张栻所作，是岳麓书院培养人才的基本大纲，对书院教育有重大影响，该文由湖南大学校友、湖南省书法家协会主席周昭怡1983年书。屏壁背面刻有麓山全图，摹自《南岳志》。

教学斋\半学斋

讲堂两旁有南北二斋，分别为教学斋和半学斋，均为昔日师生居舍，过去学生大量的活动时间就是在这里自修。书院建斋舍历史悠久，自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始建斋舍52间，现存建筑为光绪二十九年（1903）改学堂时改建，始定名教学斋、半学斋，以适应教学、办公的需要。”教学斋”斋名出自《礼记·学记》，“半学斋”斋名源出《尚书·说命下》。

湘水校经堂

湘水校经堂现存建筑位于讲堂左侧。原名成德堂，亦为书院讲堂，始建于明嘉靖六年（1527）。清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创办湘水校经堂，设于今船山祠处，并亲题门额。湘水校经堂在岳麓书院内办学前后共45年，清光绪元年（1875）从岳麓书院迁到城南天心阁附近。原堂址改建为船山祠，并将吴荣光亲题的“湘水校经堂”堂额留于明德堂以作纪念。

明伦堂

书院明伦堂始建于明正德二年（1507年），守道吴世忠仿郡县学官，拆书院大成殿，扩建文庙与院左，于大成殿后建明伦堂，寻毁。明嘉靖年间重建，十八年（1539年）知府季本聘熊宇为山长，讲学明伦堂，次年庚子科考，中式者十人，一时科甲大盛。后又毁。清代重建，顺治九年（1652年）刊立“卧碑“，置于明伦堂左，作为书院学规，后又废。今复原明伦堂与文庙大成殿后，现为书院硕士生、博士生上课学习之所。 御书楼

藏书楼是体现中国古代书院讲、藏书、祭祀三大功能之一的藏书功能的主要场所，岳麓书院创建始即在讲堂后建有书楼，宋真宗皇帝赐书后更名“御书阁”，元明亦称“尊经阁”，位置有所变动，至清康熙二十六年（1687），巡抚丁思孔从朝廷请得十三经、二十一史等书籍，建御书楼于今址。清代中期，岳麓书院御书楼已发展成为中国民间一座较大型的图书馆，藏书14130卷。今天的御书楼仍然作为古籍图书馆供书院教研人员使用，藏书数量已逾五万册，大型工具书如《四库全书》、《续解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均有珍藏。 文庙

文庙位于书院左侧，自成院落。由照壁、门楼、大成门、大成殿、两庑、崇圣祠、明伦堂等部分组成，岳麓书院祀孔子始于书院初创时期，北宋时期曾建礼殿于讲堂前，内塑先师十哲像，画七十二贤。南宋乾道元年（1167）改为宣圣殿，“置先圣像于殿中，列绘七十子”。明弘治十八年（1505），改名大成殿。正德二年（1507）迁于院左今址。天启四年（1624）重修，正式称为文庙。其规格与各郡县文庙相当。

濂溪祠

专祀周敦颐（1017-1073）。清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始建于六君子堂基地，二十五年（1820）迁于今址，祠内悬有“超然会太极”匾，祠内壁上有《移建濂溪祠碑记》石刻，原《濂溪祠记》碑，仍留于今六君子堂内。

崇道祠

崇道祠又称“朱张祠”，专祀朱熹、张栻。元延祐元年（1314）建诸贤祠于讲堂左侧，合祀朱张及书院建设有功之臣。明弘治七年（1494），始建于讲堂后，后毁。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布政使觉罗敦福重建于今址。现恢复古代祭祀，祠内悬”斯文正脉“匾，刻朱张二人像。

慎斋祠

慎斋祠，又罗山长祠，专祀岳麓书院山长罗典。乾隆四十七年（1872年）聘为岳麓书院山长，主持岳麓书院共27年，对岳麓书院的人才培养，基本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慎斋祠初建于咸丰年间，位于屈子祠之侧。旋废。现恢复于船山祠北侧。

四箴亭

四箴亭专祀程颢、程颐。程颢、程颐均为北宋教育家、理学的奠基人，曾问学于周敦颐，世称“二程”。明天启四年（1642），推官林正亨重修，改名“四箴亭”，自此专祀二程。清嘉庆二十三年（1818）迁建于今址。亭内现存清刻程氏《视》、《听》、《言》、《动》四箴碑。

六君子堂

六君子堂始建于明嘉靖五年（1526），此后多次迁移，又屡有所毁。清嘉庆十七年（1812）重建于今址。三间硬山建筑，与崇道祠连成一片。祠内嵌有《改建六君子堂碑记》，所祭祀的六位对书院发展和建设有功的先儒分别为：朱洞、李允则、周式、刘珙、陈钢、杨茂元。

船山祠

船山祠专祀明末著名学者王夫之。祠庙原为清道光十三年（1833）创建的湘水校经堂。光绪元年（1875）湘水校经堂迁往河东办学，于是辟为船山祠。祠前悬有清代岳麓书院著名学者、外交大臣郭嵩焘所撰对联。 麓山寺碑亭

麓山寺碑亭位于园林南侧。明成化五年（1469）知府钱澍始建。现存建筑为1962年重建。“麓山寺碑”四字为近人黎泽泰于1962年书。亭内就是著名的“麓山寺碑”。麓山寺碑是中国现存碑刻中影响较大的一块碑，由唐开元十八年（730），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书丹并镌刻，因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碑侧碑阴有宋代大书法家米芾的题刻。

百泉轩

百泉轩始建于北宋之初，地处岳麓山清风峡谷口，溪泉荟萃，乃岳麓书院风景绝佳之地。历代山长爱溪泉之妙，筑轩而居，享尽自然的天籁之音。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访院，与山长张栻“聚处同游岳麓”，“昼而燕坐，夜而栖宿”，都在百泉轩中，相传二人曾在此论学三昼夜而不息。

碑廊

岳麓书院办学千年，留下了大量有价值的碑刻。碑廊中即嵌立历代遗碑13方及新制的岳麓书院文献史料碑刻27方。在这些碑刻中，朱熹手书的“道中庸”、“极高明”等碑，是书院的重要遗存。

自卑亭

自卑亭位于书院东面200米。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长沙郡丞赵宁在路旁建自卑亭，供行人歇足之用。嘉庆十七年（1812）院长袁名曜改建于路中，民国时扩建马路于亭侧，形成现存格局。现存建筑为清咸丰十一年（1861）建造。“自卑亭”三字为清代山长车万育题书。亭内嵌有《自卑亭记》等碑刻。 时务轩

时务轩是为纪念清末维新派创办的学校-时务学堂而筑的纪念性建筑，位于书院园林内，与百泉轩隔池相望。轩内现嵌有梁启超《时务学堂故址》碑，该碑字迹为民国二十四年梁启超重游时务学堂旧址所书，另有李肖聃《跋》、李况松《跋》、陈云章《记》、黄曾甫《时务轩记》等碑刻。

赫曦台

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张栻观日于岳麓山顶，曾筑“赫曦台”，朱熹题额。明代王守仁有“振衣直上赫曦台”诗句。台后废。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山长罗典建前亭于院前，又改名前台。道光元年（1821），为存故迹，山长欧阳厚均改前台名为“赫曦台”。在台的左右内壁上有丈余高的“福”、“寿”二字，台的顶部雕饰有八卦图、蝙蝠、寿字图案。

山斋旧址

山斋旧址位船山祠右。南宋乾道元年（1165），安抚使刘珙始建，取名“山斋”，供山长（院长）居住。张栻主教时朱熹来访，曾寓居此屋，两人作同题诗《山斋》。南宋后期，山斋被战火所毁。清道光二十年（1840），山长欧阳厚均重建，题额“山斋旧址”。

杉庵

岳麓书院创建之前，东晋荆江州刺史陶侃（259-334）任驻长沙，勤慎吏职之余，常乘舟过渡到岳麓山游览，并在山中建庵读书，修养性情，因庵前遍种杉树，人称杉庵。清道光十八年（1838），其后裔、岳麓书院著名学生、两江总督陶澍，为纪念先祖开创岳麓文教之功，特重建“陶桓公杉庵”，摹刻家藏宋拓本《麓山寺碑》嵌于庵内。2001年修复杉庵于文庙后，将陶刻《麓山寺碑》又移嵌庵内。 岳麓书院古建筑群分为教学、藏书、祭祀、园林、纪念五大建筑格局。

岳麓书院主体建筑面积有31000多平方米，分为书院主体、附属文庙及新建的中国书院博物馆。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5000平方米，现存建筑大部分为明清遗物，其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岳麓书院历史上经历多次战火，曾七毁七建，现存主要建筑是清朝遗构。上世纪以来，经过几次大修，一些毁于战火的建筑得到了重修。岳麓书院古建筑在布局上采用中轴对称、纵深多进的院落形式。主体建筑如头门、大门、二门、讲堂、御书楼集中于中轴线上，讲堂布置在中轴线的中央。斋舍、祭祀专祠等排列于两旁。中轴对称、层层递进的院落，除了营造一种庄严、神妙、幽远的纵深感和视觉效应之外，还体现了儒家文化尊卑有序、等级有别、主次鲜明的社会伦理关系。

岳麓书院占地面积21000平方米,主体建筑有头门、二门、讲堂、半学斋、教学斋、百泉轩、御书楼、湘水校经堂、文庙等，并先后恢复重建设了延宾馆、文昌阁、崇圣祠、明伦堂及包括供祀孔子、周濂溪、二程、朱熹、张栻、王船山、罗典等的六大专祠建筑原貌，清代书院中的园林和书院八景也全部得到恢复。 岳麓书院为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书院建筑群。

普通版本古籍的修复要求比较单纯，一般只要把破损之处修补完成，装订成册，便于经常翻阅即可。但对善本、珍本古籍的修复，要求就高得多。善本、珍本大多是年代较早而具有版本价值和文物价值的书籍。为了妥善保持不同时代的善本、珍本的原来风貌，保存它在版刻和装帧方面的艺术特色，修复工作要尽可能按照这些古籍原来的式样进行。所以善本、珍本古籍修复的基本原则是“整旧如旧”。

“整旧如旧”在修补和装帧技术上是很细致、复杂的。它不仅要求古籍修复工作者掌握精湛的修整技术，而且还要具备一些版本知识，并对我国历代古籍用纸和装帧特色等有所了解，以便在修复中做到心中有数。

在开展工作前，首先要按照“整旧如旧”的原则，针对古籍破损的具体情况，制定适当的修复方案，再根据方案做好工具和材料的准备，然后进行修复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