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宾李庄古镇

中国李庄古镇座落在宜宾市东19公里的长江南岸。古为渔村，汉代曾在这里设驿站，由于濒临长江，故为明、清水运商贸之地。舟楫往还，多在此停留。镇上酒肆茶楼，商店林立，繁华热闹。现仍保存明、清古镇的格局和风貌

，石板街道，两旁多位清代建筑，风火山墙高耸，雕花门窗，古色古香。院落间有幽深的小巷。

宜宾龙华古镇

龙华古镇位于屏山城西北37公里处，始建于宋，明清时期已形成古镇现存规模，此地历为川边驻兵重镇。明末清初设守备，雍正九年改守备为平安营都司，统屏山、马边、沐川、雷波等地驻军，咸丰元年(1851)年筑城堡

，其后咸丰九年，几任都司曾加以修葺。都司衙门的雄美石狮现移凉桥桥头供人欣赏。

江安镇江

江安镇幅员面积547平方公里，属低山丘陵区，由坝区、丘陵、岩区三种地形组成。境内季风气候明显，四季分明。

江安镇地处江安县城，是江安县政治、经济、文化和商业中心，建镇历史悠久，文化底蕴丰厚，是省级历史文化名镇。其西临长宁县，南与蟠龙、留耕镇接壤，东与怡乐镇相邻，北与桐梓镇、滥坝乡隔江相望，地理条件优越，水陆交通便捷，物产资源丰富。

宜宾其他古城遗址

宜宾现有几处古城遗址:唐旧州城遗址，在城北三公里旧州坝，筑于会昌三年，至宋末历时四百年。现夯土建筑的城墙基脚可现。尚存城墙二段。宋登高山抗元城址。筑于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

茶文化吸收了儒、佛、道三家的思想精华。佛教强调“禅茶一味”以茶助禅，以茶礼佛，在从茶中体味苦寂的同时，也在茶道中注入佛理禅机，这对茶人以茶道为修身养性的途径，借以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有好处。而道家的学说则为茶人的茶道注入了“天人和一”的哲学思想，树立了茶道的灵魂。同时，还提供了崇尚自然，崇尚朴素，崇尚真的美学理念和重生、贵生、养生的思想。

茶道强调“道法自然”，包含了物质、行为、精神三个层次。

物质方面，中国茶道认为：“茶是南方之嘉木”。是大自然恩赐的“珍木灵芽”，在种茶、采茶、制茶时必须顺应大自然的规律才能产出好茶。

行为方面，中国茶道讲究在茶事活动中，一切要以自然味美，一朴实味美，东则行云流水，静如山岳磐石，笑则如春花自开，言则如山泉吟诉，一举手，一投足，一颦一笑都应发自自然，任由心性，好不造作。

精神方面，道法自然，返朴归真，表现为自己的性心得到完全解放，使自己的心境得到清静、恬淡、寂寞、无为，使自己的心灵随茶香弥漫，仿佛自己与宇宙融合，升华到“悟我“的境界。

君不语，茶里品味，可以除疲劳、涤思想、振精神。通过品茶，达到修身养性；通过品茶，提升精气神智。

茶无言，水中沉浮，把那清新山野、悠远历史、浪漫诗词、深沉哲理静静地传送，令你清醒，令你精神，令你脱俗。茶的灵性，是需要用心去品，才能感觉到的。　

人生为壶，沏杯香茗，品味时事，动心风云。

茶叶产业是宜宾的传统优良产业，走精加工、集团化发展之路，更能做大做强。由于其特殊的地形，形成了冬暖夏暖的封闭特殊气候。是我国同纬度地区冬季平均气温最高的地区。在发展著名的早茶产业中，具有得天独厚的水热资源优势。

宜宾市是长江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森林覆盖率达3891%，土壤多呈酸性或微酸性。是最适宜发展高档有机茶和绿色食品茶的地区。宜宾茶业持续快速发展，茶园面积和综合产值不断上升。四川省建设千亿茶产业和茶产业强省战略的引领者形象日益显现。众所周知，喝茶有益健康。

《神农本草经》、《本草诗意》等中国古籍都记载了茶的益智、明目、解渴、利尿、防病祛病等功能。对感冒、痢疾、眼疾、咳嗽哮喘、营养不良、心血管疾病等疾病有很好的防治作用。茶文化作为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的代表，不仅在中国广受欢迎，在国外尤其是在日本也很有名。在茶叶加工中，产品结构也是影响成本的因素之一。到目前为止，我国茶叶产品的科技含量和机械化水平还比较低，多为手工加工，人工成本占总成本的比重较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更多的80后、90后将进入富裕阶段，成为消费力最强的新中产阶级。我国茶文化源远流长，茶文化底蕴深厚，不同民族的饮茶习俗也不尽相同，这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广泛的茶文化宣传资源。国家提出要大力发展文化创意产业，茶叶产业也要把发展文化创意产业作为推动产业升级的新引擎。大型茶叶企业将更加积极地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引进先进的茶叶种植、生产加工和包装技术，加快茶产业信息化步伐，创新管理体制，提高管理水平，进一步提升茶叶产业整体发展水平。

长江古名江，又称大江，六朝以后，通称“长江”。近代不少国家把整条长江称为扬子江。长江各段名称和别名总计不下30种。一般常用的分段名称有：

从江源至当曲口(藏语“曲”即“河”)，长358公里，称沱沱河，为长江正源；

当曲口至青海省玉树县巴塘河口，长813公里，称通天河；

巴塘河口至四川省宜宾市岷江口，长2308公里，称金沙江；

岷江口至长江入海口，长2884公里(荆江裁弯取直后，缩短航程80公里，为2800余公里)，通称长江。

其中，宜宾至湖北省宜昌市，因长江大部分流经四川省境内，俗称川江，长1030公里。

湖北省枝城至湖南省岳阳市城陵矶，因长江流经古荆州地区，俗称荆江；

江苏省扬州、镇江附近及以下江段，因古有扬子津渡口，得名扬子江。

人类从古至今，探寻的步伐从未停止过。人们为什么如此热衷于寻找河流的源头呢？找到江河的源头又有什么意义呢？早在战国时期《尚书·禹贡》中就有关于长江源头的说法，《尚书·禹贡》全文只有1100多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中导山和导水章节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这是我国现存最古的一部全国区域志。历代研究地理的学者大都推《禹贡》为先祖。

专家：这个书里面就记载长江就是“到江于岷江”。到长江发源地是今天四川省的岷江，那么当然这个说法是反映了差不多近4000年以前中国当时的一些看法，后来人们已经发现有些不妥当，但是呢，它被尊为经典，神圣的经典！那么就没有学者敢轻言易改。

这是有记载的江源开端，这个开端是否正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的先人在2000多年前关于江河流水的思考已经指向源头了。尽管源头何处还是茫然不得而知。在西汉的历史记载里有人对岷山导江这个说法有了新的解释，他认为书里记载的岷山不是嘉陵江所在的岷山，而是今天四川西部的松藩北部的岷山，这里正是岷江的发源地。岷江就是这样被当做长江正源了，于是岷山导江这个错误便改头换面继续延续。相反，长江真正的干流金沙江却被人认为是支流。

专家：东汉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它记录说：“绳水出徼外、至棘道入江”，那么这个话是说金沙江从宜宾进入了长江，这个记载没错，但是它错误的把金沙江仅仅是当作长江的一条小的支流，这个是记载错误的。相延着汉书地理志，班固汉书地理志的这个记载，后来到了北魏时期，有一个伟大的地理学家叫作郦道元，他写了一部水经注也错误地相延着汉书地理志的记载，说“绳水出徼外，至棘道入江”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为什么呢？自古以来判定一条江河的源头或者正源的标准都是以这条河的水流量河的长度来定，长的、水流量大的，就是这条江河的源头。

金沙江的水流量明显要比岷江大而且河长也要比岷江长，为什么我们的祖先在论及江源时舍金沙江之远而求岷江之近呢？有过这样两种解释：一是班固或者郦道元根本没有对这两条江进行过实地考察，而只是从民间传说以及古籍记载得出相关结论，这个推论我们完全可以理解，金沙江和岷江两岸都是崇山峻岭，即使在拥有现代交通工具的今天，要走完这两条江也要付出巨大的艰辛。而在古代没有道路也没有交通工具，要进行实地考察更是难上加难。第二种解释认为大禹在中国具有近乎神圣的影响力，在人们的心目中，大禹的故事以及大禹的论断也都是不可推翻的真理，而班固和郦道元当然不可能摆脱此种局限。翻开地图，我们可以看到长江从宜宾开始叫做金沙江，一直到云南丽江，到了青海玉树就到了长江的上游，这就是通天河流域。但是，通天河和金沙江有什么关系呢？它和长江又有何联系？

一件意外事件改变了人们对金沙江的认识。唐初的时候，唐王朝和吐蕃战事不断，为了讲和，唐王朝昭告天下考试招驸马，吐蕃使臣禄东赞机智夺魁，为吐蕃赞普松赞干布迎娶回文成公主，历经千山万水文成公主来到吐蕃，她协助松赞干布治理吐蕃，向吐蕃百姓传授文化知识、生产经验，为百姓针灸治病、阻止瘟疫的蔓延，文成公主被吐蕃百姓称为救苦救难的白度母。当时，汉藏往来多途径青海玉树通天河一带，说明当时人们对金沙江以上的通天河段已有相当了解，但是，当时的人们却似乎没有想到通天河流到下游就是金沙江，即古绳水也。

专家：最早的这个时候，朱元璋这个时代有一位高僧，他到西藏去取经，回来的时候路过青海，他亲自看到金沙江是长江上源的这个事实。所以他写了一篇望河源的文章，从现在我们所找到的文章当中，这篇文章可能是最早论述金沙江是长江上源的文章了。

这位去西域取经的高僧宗泐为我们给出了答案，由此可以说明，当时人们对江源的了解比唐代前进了一大步。那么对于黄河之源，我们的先人又有怎样的认识呢？关于黄河的源头历史上有很多种说法，最早的记载是在山海经中，书中记载：“昆仑之丘，河水出焉”，意思是说，黄河的水来自于一个叫昆仑的地方。自此便有了河出昆仑之说。

山海经记载了中国古河道的诸多信息，但是没有人知道这本书是谁写的，写作年代也始终没有定论，成了一个不解之谜。著名诗人李白一句：“黄河西来绝昆仑，咆哮万里触龙门”令河出昆仑的说法更加广为流传了。但是性情豪放的李白又给后人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以一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还”再次解释黄河。这又是怎么回事？有人解释说，其实这并不矛盾，“黄河西来绝昆仑”说的是黄河源头的来源，而“黄河之水天上来”说的是黄河水体本身的来源，“来自天上”并没有错，所以两者并不矛盾。还有一些人认为，“黄河之水天上来”也许只是李白的浪漫联想而已。因为在古代乃至今天，人们经常会把天地引用到诗词作品里，那么黄河之水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

专家：到了魏晋南北朝，魏晋南北朝大家知道，在现在青海跟新疆那地方，崛起的一个吐谷浑这样一个王国，那么当时中原地区人跟他就有所交往，所以从那里可能得到了一个消息，说这个河呢，不是从那里流过来的，不是从昆仑山流过来的，而是从哪里来的呢？而是从星宿海那里流过来的。

唐贞观九年，也就是公元635年，吐谷浑乘中原战乱，不时骚扰内地，唐太宗派大将军李靖、候君集率兵出击，曾到星宿川达柏海山，望积石山观览河源，这里的柏海是指今扎陵湖，星宿川指此湖西面的星宿海。史书虽说他们观河源其实还是没有真正看到河源的正源，不过这是中原地区到达河源地区的最早记录，这比过去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

专家：元代大家知道了，元代是第一次把现在藏族地区纳入到中原王朝的管辖范围，由于这样一个情况，当时的元世祖忽必烈，就是元朝的奠基者，他就决定要在黄河的源头去修一个城市，所以他就当时派了一个人叫都实，领着一些人到那儿去考察到底黄河的源头在哪儿，有一个跟他一块去的就是他的弟弟，都实的弟弟叫克克簇，这个克克簇他是一个翰林学士，就写了一个书，叫河源志，根据河源志的记载看来，他当时实际上这个都实还是走到了星宿海，并没有再往前走，所以他也没有真正地考察黄河的源头。

河源间的星宿海是黄河流经两山夹峙间的开阔川地，没有波浪、没有涛声，是人迹罕至的草滩上的水泡子，娴静如处子，大小不一，星罗棋布，一到晚上月光泄地，星光闪烁之下，这草滩上的水泡子也恍着群星，星宿海由此得名。星宿海离河源不远了，但是星宿海却仍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河源，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人类几乎所有的文明起源都离不开河流，从长江、黄河、澜沧江到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每一条大河都是人类文明的摇篮，在中国人心目中，长江、黄河、澜沧江就是盘踞中华大地的三条巨龙，江河里流淌的是中华文化的血脉，三大江河在民族文化心理上具有不可替代的象征意义。

在这张地图上，除了长江、黄河，我们还能清晰地看到澜沧江的脉络，澜沧江由青海进入西藏，再流经云南，出中国国境后流经缅甸、老挝、泰国、柬埔寨、越南，然后注入南海。这是一条国际河流，在国外澜沧江也被称为湄公河，意为众水之母、众水之河。作为流经五国的文化走廊、天然水道，哺育着不同语言不同国家的两岸生灵及万类万物，缔造了东南亚地区悠久的文明。在中国境内，澜沧江的知名度远不如长江、黄河，可是因为澜沧江承载、引领着历史最悠久、地势最高峻的茶马古道，而蜚声世界。

专家：从这个名词来看，那么因为中国大量的种植茶叶和茶叶出口是在唐以后，所以这条路看来可能是从唐开始开辟的，它在和西藏交易方面、中国和东南亚都是一条重要的文化交道，文化的通道，现在这条道应该说还有用。

从古至今，无数游客进出澜沧江，他们的足迹遍及整个澜沧江流域，但是却很少有游客留下历史记录，只有两个奇人在澜沧江畔留下了游历的踪迹。第一位留下记录的是来自欧洲的异乡人马可·波罗，马可·波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中国向欧洲人作出报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因此，马可波罗被誉为中世纪的伟大旅行家、中西交通史和中意关系史上的友好使者。马可·波罗出生在威尼斯一个商人家庭，1275年， 21岁的马可·波罗跟随父亲和叔叔经过三年的长途跋涉来到了中国元朝的首都大都，见到了忽必烈大汗，忽必烈非常高兴，在宫内设宴欢迎并留下他们在朝中居住下来。

专家：马可·波罗很聪明，他的语言能力特别强，他很快学会了蒙古语，他对元朝他也是很忠诚，所以当时忽必烈就任命他当了一个朝廷的官。他在元朝当官当了17年，到过几次澜沧江这块儿地方，但是由于当时的条件，所以他没有能够沿着澜沧江这个源头澜沧江往上去找源头。

300多年后，第二位踏访澜沧江的人出现了，他就是中国旅行家徐霞客。

徐霞客，中国明代旅行家、地理学家、散文家、中国以旅行为毕生事业的第一人，出生在江苏一个没落士绅家庭，自幼聪慧过人、好读书，徐霞客从20岁开始他的游历生涯，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而走得最远、费时最长，游记文章写得最多最精彩的是澜沧江、沙江及周边地区，但是，他对澜沧江本身却几乎没有描述，这不禁令后人大惑不解，作为一代旅行家的徐霞客，难道竟然对澜沧江没有探寻的兴趣？他如此痴迷于云南，跋山涉水、艰辛无比到底所为何来？

专家：主要原因是两个，一个他整个旅行30多年，他是一个人只身旅行，自己带干粮，自己走路，靠着两个脚走路，澜沧江的源头是经过了高山峻岭、急水急弯，他很难有这个条件往上继续；二徐霞客是一个学者，他的学风是非常严谨的，他追求的是实学，他没把握的话基本不讲。

今天我们的摄制组探求澜沧江的源头依旧困难重重，这里自然环境恶劣，在溯源的路上，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陷车、挖车、推车在摄制组看来几乎每天必须要做的功课。有时一天也就前进几百米，到源头仅仅60公里路程竟然要走8天，三辆越野车的避震都要更换，轮胎换了4条，发动机、风扇、皮带2条，过了草滩路就是泥潭路，过了泥潭路又进河滩路，今天的我们有车，有充足的给养，有辅助的先进设备，寻找源头尚且如此困难，更何况古人呢？

徐霞客是一个对探求江河源头有极大兴趣的人，他专门写了一本书，叫作《江源考》，凭借自己实地考察得出的证据，在书中对长江和黄河的源头进行了大胆的分析和更正，从而彻底改变了人们对长江源、黄河源的认识，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说，徐霞客在云南澜沧江金沙江一带的游历考察是为了实践他一生中一个最大的梦想，纠正岷山导江说，从而确认金沙江是长江的上源，徐霞客可以说是第一个人，亲自一步一步地走路探这个江源，探了江源之后他勇敢地写出了《江源考》这篇文章。

专家：这篇文章原来有两万好几千字，那么现在只剩下留传下来只有两千来字，那么非常地可惜，大部分关于他探江源的一些作为一个论文的记载没有保存下来，但是仅仅从他保存下来的这两千多字的江源考里边，他明确地说明了这个金沙江是长江的正源，岷江只不过是长江的支流。

在当时，人们对金沙江通天河上源仍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徐霞客能作出这样的推论，不能不说是一个认识上的飞跃，这为以后长江江源头的探寻指明了方向。徐霞客的贡献还不仅如此，接着，徐霞客根据中国山脉大势与江河源流的关系，断定黄河发源于昆仑之北，长江发源于昆仑之南，但是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他只到了云南丽江，再未能溯江西上探明究竟，而对于澜沧江，徐霞客则采取了巧妙的回避态度，也许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过，黄河、长江、澜沧江发源于同一个地方，三江源区域。也许，他因此而错过了一个重大发现的机会。

到了清代的中晚期，西风东渐，边患不断，促使中国地理学有了长足之进，由于汉、藏、蒙等民族在青藏高原往来频繁，人们对江河源的描述也越来越详细，1704年，为了编制全国地图，康熙皇帝派人探测青藏地区，不过因交通险阻、气侯恶劣，他们都无法进入江源深处实地探查，只能作出“江源如帚，分散甚阔”的描述，把长江源头地区的布曲、尕尔曲、当曲或楚玛尔河等支流都当做长江源头。这一次，虽然没有真正确定长江的源头，但是至少人们对源头区域已经有了较直观的了解，这次探测还包括了对黄河源头的访查。当时的清朝皇帝为了根治这条多灾多难的大河，迫切需要对源头的了解，他们越过扎陵湖、鳄陵湖后，到达星宿海，留下了星宿海之源“小泉万亿历历如星，众山环之”的文字记载，以及一幅星宿海地形图，再次肯定了元朝的结论，将星宿海作为黄河的源头。这会是黄河关于源头最终的认定吗？从1707年开始，在康熙皇帝的主持下，法国传教士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率领中国测量人员用三角测量法在全中国实行大规模测量，达11年之久，于1718年绘制成皇舆全图，这是中国运用近代测量法经过实地测量后绘成的第一本中国地图集。在这本地图集还分别为黄河、长江绘制了河源图、江源图。

专家：乾隆47年，1782年，这一年黄河在河南的青龙岗决堤，乾隆皇帝就派了阿弥达——也是一个侍卫，派他到青海的西宁去祭告河神，并且来探寻黄河的真正源头，结果这个阿弥达就到了星宿海，他们还是延续了原来的河出昆仑的说法。所以清代的河源探索，应该说他又是突破了一步。

钩沉历史，在源头的认定上一个有趣的现象，长江因为经有明文，岷山导江说，被错误地引用了2000年，而早在1300年前，即公元7世纪上半叶，就有人提出卡日曲是黄河正源的说法，却一直被怀疑否定。公元1280年元朝的都实，公元1704年清朝的拉锡都曾到过河源，望星宿海而止步，仍不知河源何处，1952年，黄河水利委员会组织的河源考察队，把约古宗列曲作为黄河正源，此说存在了20多年，但争议不断。1978年夏天的又一次考察中，发现有三条河流汇入星宿海他们是扎曲、约古宗列曲和卡日曲，三河相比，卡日曲最长，流域面积700平方公里，长约30公里。关于黄河源头的结论又回到了公元7世纪上半叶的说法，卡日曲才是黄河正源，卡日曲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北簏的各姿各雅山，海拔4800米，山脚下有平静的小湖泊，有泉眼，那时泉眼中涌出的清洌洌的泉水是黄河的源头之水。20世纪70年代 中国有了根据卫星资料绘制成的三江源区百万分之一的地图，至此，第一幅精确反映三江源区山脉水系的地图诞生，它为以后的实地考察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1976年和1978年的夏天，国家两次组织江源考察队，深入江源实地勘察后发现，长江上源伸入唐古拉山与昆仑山之间，有大大小小几十条河流，较大的为楚玛尔河、沱沱河、当曲，这三条河的比较是:楚玛尔河水量不大,当曲的流域面积与水量最大,而沱沱河水量比当曲小,长度却比当曲远18公里,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沱沱河为长江正源。再沿沱沱河上溯至最上源，沱沱河又分两支，东支发源于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山西南侧，海拔6621米，西支源出尕恰迪如岗雪山，海拔6513米，东支较西支略长，长江的正源头应为唐古拉山主峰格拉丹东雪山。格拉丹东雪山上端是巨大的姜古迪如冰川，那冰川融水形成的点点滴滴便是长江的初始流出。

1978年1月13日，新华社向全世界发布了这一江源考察的最新消息，同时还宣布长江全长不是过去说的5800公里，而是6300公里，为世界第三长河。

我们的摄制组经过千辛万苦，终于到达格拉丹东冰川的脚下，在藏族同胞的带领下，我们几乎是在向冰塔林挪动，天空开始下雪了，雪夹在寒风中，不停地打在我们的身上，5公里多的路程，如果是在北京，我们最多也就是一个小时就走完了，可是在前往格拉丹东冰川的这5公里路程，我们走了5个多小时，在下午的2点30分，我们终于站在了第一座冰塔山的脚下，海拔高度是6400米。老天好像被我们的精神感动了，太阳从云层的后面飞速地显露出万道光芒。阳光下，格拉丹东雪山显得格外耀眼，正是这冰塔山上熔化了的冰川水一滴一滴汇集成滚滚的长江，并孕育了几千年中华文明。

澜沧江源头的探寻，比长江、黄河要晚得多，1866年，有六个法国人从越南湿热的森林出发，没有任何澜沧江的地图资料，到了中国西南部的寒冷山区，长途跋涉，两年之久，这是一次危险的旅程，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他们难以准确测定澜沧江的长度，也无法提供充分的证据以证明源头之所在。1994年，美国探险家米歇尔·佩塞尔与他的两个同伴从玉树州出发，沿澜沧江寻找源头，他们走了好几天到了一个当地叫隆布拉的地方，认为那就是澜沧江的源头。米歇尔· 佩塞尔时年58岁，他付出了常人难以体会的艰辛，可他对澜沧江源头的认定却被证明是一个错误。充满诱惑的澜沧江的源头到底隐藏在哪里？1999年6月，中国科学探险学会18位专家组成的科学考察队踏上了寻找江源的旅程，只见澜沧江源区河网纵横水流杂处、湖沼密布，通过对扎那曲、扎阿曲的实测对比，认为扎阿曲应是澜沧江正源。

中国西汉和东汉的雕塑作品，主要包括石刻、玉雕、陶塑、木雕和铸铜等品种。当时，雕塑艺术应用范围非常广泛，表现技巧迅速提高，举凡大型纪念性石刻、园林装饰雕塑、各种明器雕塑及实用装饰雕塑等方面，均有显著发展，留存至今的汉代雕塑遗物极为丰富。

石刻 汉代雕塑艺术的新成就，突出地表现在大型石刻作品上。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1对大型石刻,是原存陕西省长安县常家庄的牵牛石像和斗门镇内的织女石像，两者东西相隔约3公里。据《汉书·武帝纪》记载,它们是汉武帝元狩三年(前120)在上林苑“发谪吏穿昆明池”时建立的，按左牵牛、右织女的格式，设置在昆明池东西两岸，故而又称汉昆明池石刻。牵牛石像高 258厘米，右手置胸前,左手贴腹，作跽坐状；织女石像高228厘米,作笼袖姿态。这组石刻取材于牛郎织女神话故事，均用花岗岩雕成，石像形体高大，是中国早期园林装饰雕塑的代表。

牵牛石像

另一组著名的西汉大型石刻，是陕西省兴平县道常村的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墓石刻,系元狩六年少府属官“左司空”署内的石匠所雕造。作者运用循石造型方法,将圆雕、浮雕、线刻等技法融于一体，使作品兼有写实与写意的风格。现存作品有立马、卧马、跃马、卧虎、卧象、石蛙、石鱼、石蟾、卧牛、野猪、野人、野人搏熊、母牛舔犊等14件，另有题铭刻石2块。 原先皆散置于墓冢周围，现集中陈列在墓前东西两廊内。立马石刻，亦称马踏匈奴，高168厘米,是群雕中的主体。作者采用寓意手法，以战马将侵扰者踏翻在地的情节，赞颂霍去病反击匈奴侵扰所建树的赫赫战功，是汉代纪念碑雕刻的重要代表性作品。

现存两汉大型石刻，尚有陕西省城固县饶家营汉博望侯张骞墓前的1对石虎（或称石辟邪）,约雕造于西汉元鼎（前116～前111）年间，虽已严重风化，犹存雄健姿态。另有咸阳石桥乡出土的石蹲虎、山西安邑出土的石走虎、青海海宴出土的石虎座等。西汉小型石刻，有河北满城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出土的跽坐石俑、西安坝桥及兴平北吴村出土的石虎镇等。

东汉大型石刻，以四川省灌县都江堰出土建宁元年(168)雕刻的李冰石像最为重要,石像高290厘米,形貌雍容大度。属石翁仲性质者，有安帝元初(114～120)年间雕刻的河南登封中岳庙前1对石人，作夹道而立、 拱手拄剑状,用方柱形石材雕成,形貌朴拙。原存山东曲阜张曲村、今存曲阜孔庙的2件石人，高约254厘米，雕造于桓帝时期(147～167)，胸襟前分别有“汉故乐安太守□君亭长”和“府门之卒”篆书刻铭，神态肃穆恭谨。江苏东海昌梨水库 1号墓的妇女抱婴蜀柱、山东安丘董家庄画像石墓的多人物高浮雕蜀柱，其形体虽略小于上述石刻人像，而生动活泼程度过之。

李冰石像

东汉石俑，以河北望都2号墓出土光和五年(182)雕刻的骑马石俑最为出色，通高79厘米，刻画一位买鱼沽酒、骑马而归者怡然自得的神态，马腹与基座之间已作镂空处理，显示圆雕技艺益趋成熟。四川省出土东汉石俑较多,其中，重庆江北区鹅石堡东汉墓出土3件伎乐石俑，姿态或坐或立，以刀法简洁、形象生动见称；峨眉双福乡出土农夫、部曲、伎乐等石俑，以形象丰满、神态淳朴见长；芦山石马坝出土2件镇墓石俑,或持锸执箕，或执斧捉蛇，以形貌狞猛为特色。

东汉石刻艺术的成就还体现在造型劲健的大型动物雕刻上。山东临沂石羊岭出土的1对石羊(故宫博物院)，高95厘米,用矩形石材雕成,胸前分别镌刻“永和五年”(140)、“孝子孙侯”、“孙仲乔所作羊”等隶书刻铭，形象古朴典雅，富有装饰趣味。雕造于桓帝延熹(158～167)年间的汉汝南太守宗资墓石天禄与石辟邪,高约165厘米，虽遭风化剥蚀，仍具挺拔豪迈之气势。河南洛阳孙旗屯出土的石天禄与石辟邪，高109厘米，身长166厘米，躯体矫健，神态威猛，保存状况最佳。此外，陕西咸阳沈家村出土的1对石兽、山东嘉祥武氏祠的1对石狮、四川芦山杨君墓石狮及雅安姚桥高颐墓石辟邪等，均属东汉晚期的优秀石刻。

玉雕 汉代玉雕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发展。1983年广东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不少高浮雕的西汉前期玉雕精品，如玉剑具上雕饰的龙虎纹，通过高低起伏、回环□侧的形式处理，产生忽隐忽现、变幻无穷的艺术效果。透雕双龙凤纹玉环，虚实相生，繁而不乱。风格与此相近者，有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圆雕玉人与浮雕玉剑具、北京大葆台西汉墓出土的透雕玉舞人与螭虎纹玉佩等。

西汉后期的玉雕作品，首推陕西咸阳北郊汉元帝渭陵附近出土的圆雕玉奔马,质料晶莹润泽,雕琢精美，此作品包含仙人盗药、天马行空的情节构思，寄寓着西汉贵族祈求长生、幻想升仙的思想。该处还出土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小型圆雕作品，造型浑厚古朴。传世的西汉玉雕如藏于美国萨克勒氏手中的灰绿玉辟邪，亦呈昂首奋进状，背上踞坐羽人，艺术构思和咸阳出土玉奔马相仿。

东汉玉雕，有河北定县北陵43号墓出土透雕加线刻的西王母玉座屏、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圆雕玉辟邪等。

陶塑 汉承秦制，西汉前期，某些军功显赫的将领及受封的诸侯王，也使用陶塑兵马俑随葬，以炫耀其生前地位及权力;其大宗者,现已发现3批:①1965年秋出土于陕西咸阳杨家湾汉墓的11个从葬坑中,计有骑兵俑500多件，步兵俑1800多件。墓主人可能是文、景时期某位高级将领。骑兵俑高50～68厘米左右，步兵俑高约44～48厘米，多数敷彩，制作精美，神态威武（见杨家湾陶俑）。②出自咸阳东郊狼家沟汉惠帝安陵第11号陪葬墓的从葬沟中。已清理出陶俑84件，多为步兵俑和射击俑。其中作举臂投射状的射击俑，姿态极生动。③1984年冬在江苏徐州狮子山麓发现2个从葬坑,出土数以千计的陶塑兵马俑，皆作四路纵队排列,面朝西方,气势森严。主墓尚未发现，推测墓主人是西汉前期封在徐州(彭城)的某位楚王。

西汉侍女俑，在陕西西安姜村、临潼均有出土，具有体态端庄、形象俊美的特点。西安白家口和江苏铜山出土的西汉舞女俑，长袖飘拂，舞步轻盈。山东济南无影山出土乐舞杂伎陶俑盘，注重人物不同身份体态的刻画，场面欢快热烈，整体效果颇佳（见无影山陶塑）。

陶塑骑兵俑

东汉陶塑品种增多。反映农业生产的作品，有广东佛山出土的插秧运肥陶水田模型、四川宜宾出土持锸执箕俑等；反映庄园经济及阶级关系的，如河南陕县及淅川出土由部曲家兵守卫的陶水榭、四川新津出土佩刀执锸的部曲俑；刻画农妇繁重劳作的，有四川新津出土的背儿捧箕俑、彭山出土的哺婴俑、新都出土的持镜执鞋俑、河北内丘出土的抱婴举灯俑等;反映家内劳作的,有山东高唐、河北石家庄及四川重庆出土的庖厨俑、河北内丘出土的舂米俑；反映医疗卫生的，有河南南阳出土的针灸陶人；反映娱乐生活的，有河南洛阳出土的各种乐舞杂伎俑、灵宝张湾出土的绿釉六博俑、四川资阳出土的吹笙俑、成都天回山出土伴唱俑与坐式说唱俑、郫县宋家林出土的立式说唱俑等。后者高665厘米，作者运用准确洗练的艺术手法，将说唱艺人滑稽幽默、自我陶醉的神态，刻画得维妙维肖。

东汉动物陶塑，形象十分生动。如河南辉县百泉出土的陶子母羊与陶狗、河北沧州出土的绿釉陶猪、四川成都、彭山及乐山等地出土的大陶马等。

木雕 汉代木雕继承了楚、秦艺术传统。遗留至今者多属圆雕的偶人车马，木版浮雕仅在江苏盱眙东阳及邗江胡场西汉墓中有少量发现。

西汉前期的木俑，以云梦大坟头、长沙马王堆、江陵凤凰山出土者为代表。云梦大坟头1号墓出土木俑,轮廓鲜明，脸面保留着刻削的棱线，尚存战国木雕之古朴遗风。马王堆汉墓出土木俑，分着衣和彩绘两大类，头像雕刻精致,较战国木俑更为写实传神。江陵凤凰山167号汉墓出土的车仗奴婢木俑群，包括持戟谒者俑、伫立侍女俑、荷锄农奴俑、执斧工奴俑、驾车木马及木轺车等24件，生活气息很浓，人物身材颀长，躯体轮廓极富曲线变化，衣纹质感很强，彩绘服饰鲜丽。

彩绘木俑

西汉后期木俑，以江苏连云港云台高高顶、高邮县天山、盱眙县东阳、仪征县烟袋山、邗江县胡场、湖南长沙杨家湾刘骄墓出土者为代表。其中，连云港出土高51厘米的抄手侍俑，体态丰盈，亭亭玉立；持盾木俑表情庄重，刀法明快。仪征与邗江出土的跽坐说唱木俑或伎乐木俑,手势生动,五官清晰，表情幽默，标志着西汉后期木雕艺术有了长足进步。广东广州皇帝岗出土西汉晚期木船模型，附有5名作片状造型的举桨划船木俑,侧面姿态颇生动。

东汉木雕在河西走廊出土较多，著名的如武威东汉墓出土的木雕舞俑与侍俑、木雕镇墓独角兽、木狗、木猴、木牛、木马、木鸡、木鹅等，刀法明快、造型简洁（见武威汉墓木雕）。

青铜雕塑 汉代青铜雕塑以善于刻画特定人物的表情动态见称。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两广地区西汉初期墓出土的几组铜俑。广西贵县风流岭31号墓出土的 1件身着盔甲的跽坐铜俑,高39厘米；伴出1匹青铜马,高约115厘米，姿态雄健威武，是继秦代铜车马之后，西汉前期的大型青铜雕塑杰作。广西西林县普驮粮站铜鼓墓，出土1件青铜骑马俑和一组青铜4人六博俑，造型亦甚生动，六博俑外形洗练，着重刻画因胜负而引起的得意或沮丧神态。广州动物园汉初辛偃墓出土2件鎏金侍女俑,出色地刻画了地位卑微而善良聪慧的侍女形象。

西汉中、后期，铜俑种类增加，优秀遗例如陕西西安玉丰村出土的铜羽人，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以及甘肃灵台、西安东郊、四川资阳等地出土的铜六博俑。其中，铜羽人长脸尖鼻、颧骨隆起，大耳过顶、肩臂生翼,作举手微笑状,反映了当时封建贵族祈求“羽化登仙”的社会风尚。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铜说唱俑，形貌服饰似胡人，满脸堆笑,逗人开怀。灵台出土的4人六博铜俑，表情亦极生动。此外，陕西兴平茂陵东侧陪葬坑出土的鎏金铜马,高62厘米,长76厘米，筋骨劲健，金光熠熠，显示了西汉后期雕塑与冶铸的卓越技艺。

铜羽人

东汉青铜雕塑，有甘肃武威雷台出土的青铜车马仪仗俑群、湖南衡阳道子坪出土铜牵马俑、贵州清平坝出土的青铜车马、河北徐水防陵出土的2匹青铜大马(高约116厘米)、河南偃师李家村出土的鎏金铜奔羊、小铜牛和小铜马等。造型格外精美、构思特别奇巧的是武威雷台的铜奔马，亦称马踏飞燕，通高345厘米，作者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设计一匹飞驰电掣的骏马,三足腾空，一足踩在展翅疾飞的鸟背上，侧视的基本轮廓呈倒三角形，具有强烈的运动感，被誉为汉代青铜雕塑的奇葩。

汉代青铜装饰雕塑的艺术成就亦颇足称道。据《西京杂记》记载,长安巧匠丁缓,善作九层博山香炉，镂以奇禽异兽，“穷诸灵异，皆自然运动”。河北满城刘胜墓出土的错金博山炉，炉盖为重峦叠嶂，山峦间缀以猎人和奔兽，雕饰华丽,铸工精致,可与之相互印证。造型别致的青铜灯具，也是汉代封建贵族钟爱的室内装饰雕塑品。广州象岗山南越王墓出土一批龙形、朱雀形、兽面形铜支灯，在烛光映照下，格外神秘威严。河北满城窦绾墓出土的鎏金长信宫灯，跪地捧灯的宫女，形貌文静端庄，设计精巧,具有除烛烟的构造(见彩图长信宫灯(西汉) 河北满城出土)。山西平朔安太堡汉墓出土的铜雁鱼灯，江苏睢宁及邗江东汉墓出土的铜牛灯，均有同样构造，造型简洁优美，都是汉代工艺雕塑精品。

从西汉时代起，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进一步巩固与发展,各族之间的交往更加频繁密切,边境各族的雕塑艺术有了显著进步。最具民族特色的作品，是北方的匈奴族和鲜卑族创作的动物纹铜带饰，南方的百越和滇族创作的人物与动物纹铜扣饰。

西汉时期匈奴族创造的长方形透雕铜带饰，通常以充满草原生活情趣的动物咬斗纹作装饰题材，构图讲究左右对称。如宁夏同心县倒墩子匈奴墓出土的双马相斗纹、猛虎噬鹿纹铜带饰，在内蒙古鄂尔多斯采集的双牛纹、双驼纹、骑士捉俘纹铜带饰,陕西长安客省庄140号墓出土的双人角斗纹铜带饰等。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和吉林榆树县出土的浮雕飞马纹鎏金铜带饰，乃是东汉初期鲜卑族的遗物。

汉初居住在岭南地区的民族，通称百越。广西西林普驮发现的汉初铜鼓墓,出土5件浮雕山羊纹鎏金铜饰牌，山羊造型矫健,作登高顾盼状,可能是西瓯越（骆越）的饰物。

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大量具有滇族艺术特色的青铜雕塑作品。在一件表现祭祀场面的铜贮贝器上，铸造了 127个人物形象。这里出土的骑士猎鹿纹、双人盘舞纹、押送战俘纹、二虎搏猪纹、猛虎扑鹿纹等透雕铜扣饰，则以形象生动、情节惊险而著称，显示了滇族匠师非凡的艺术才能。

宜宾博物馆馆藏文物5000余件，三级以上文物500余件。主要是历代陶器、瓷器、铜器和书画，其中，以汉代岩墓出土文物最富特色。从1984年起先后举办过“宜宾地区汉代出土文物展览”、“川南古代铜鼓展览”、“宜宾历史文化名城展览”、“蜀南竹海展览”、“宜宾地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展览”、“南方丝绸之路古币展览”等。其中，“宜宾酒史展览”曾赴深圳展出，对推动中国酒文化的研究起到了促进作用；“蜀南竹海展览”曾赴北京展出，对竹海旅游胜地的宣传和竹文化的研究做出了贡献；“宜宾历史文化名城展览”首开国内历史文化名城专题展览的先河，获得了大批专家学者和广大观众的赞许。这三个展览已作为长期性的展览保留，对外开放，“酒史”和“名城”两展览将进一步修改、充实，作为该馆的基本陈列。

1985至1988年间曾办有不定期的学术性刊物——《川南文博》（一度更名为《宜宾文博》），共出过4期，在国内文博界较有影响。

据近代考古学方面的成果，远在史前时代，人类就已经懂得从自然界中的物质，例如蜂蜜、鲜果等之中获取甜味食物了，但这些甜味食物还只能算自然物质而不能算人类的加工制品。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人类的糖业发展基本经历了早期制糖、手工业制糖和机械化制糖等三个大致阶段，这是世界糖业发展总的趋势，而我国则是这个总趋势的典型国家。早期的制糖工艺在我国的起源很早，据考证，早在殷商末年，我们的先民们就知道用谷物来制造甜味食品了。在西周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之中，有“周原膴膴，堇荼如饴” 的诗句，诗的意思是在西周远祖的古公亶父时代，周人西迁到了周原（今陕西岐山），这里的土地十分肥沃，即使野菜也象饴一样的甜蜜。据此我们可知，至少在西周以前，我们的先人就已经知道饴这种东西了。所谓饴，就是一种以谷物为原料制成的淀粉糖，现在一般叫麦芽糖，也称饴糖。史实证明，早在蔗糖问世之前，作为甜类食品，饴糖的食用已经很普遍了。饴糖的制造是以谷物的淀粉掺和麦芽再经过醣化熬煮而形成的粘稠状制品，民间流传十分广泛，从西周至唐代之间的史籍中都有许多食用和制作的记载，其中，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饧哺》中记叙最为详尽，乃至直到今天，一些家庭式作坊仍然沿用古老的传统工艺进行生产并供应市场。

在甜味食品之中，蔗糖比饴糖更为重要。世界上蔗糖的发源地有两处，一处是古代的印度，这在其古籍《吠陀经》中可以知道；另一处就是古代的中国，最早的文字资料见于战国末年爱国诗人屈原（也有人认为是宋玉）所作的《招魂》，其中有“腼鳖炮羔，有柘浆些”句，意为在烹煮鳖鱼和煎炸羊羔这些美味食品的时候，还要淋上一些“柘浆”调味。所谓柘浆，也就是指甘蔗榨出来的甜汁，因此我们可以认为，至少在战国末期，位于南方的楚国不但已经有了甘蔗的种植，而且人们已经能够懂得榨出其中的甜汁来作烹调食物时的调味品；又由于《招魂》一诗通篇描写的是民间常见的招徕亡魂的风俗礼仪，与之同时描写的还有稻、麦、鸡、牛等民间常用的食物，这足以说明蔗类制品的榨取与食用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到了西汉时代，蔗类制品的应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刘歆《西京杂记》曾述及“闽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 ，所谓石蜜，即是指以甘蔗为原料制成的固态制品，这与战国后期的液态“柘浆”，应该是一个技术上的进步。高帝即是指汉代的开国皇帝刘邦，可知汉初的蔗糖制品尚是稀罕之物，否则就不会作为贡品上献于皇帝。当然，汉代之际柘浆依然存在，不过功能又有了进展。元鼎五年（前112）十一月辛巳朔旦，汉武帝祀于甘泉宫，令司马相如等数十人赋诗称颂，共同制作了《郊祀歌》十九章，中有“泰尊柘浆析朝酲”之句 。这句话的意思是：用甘蔗汁可以解去贵人们早上犹未退去的宿酒。由此可见，至迟在西汉中期，人们使用甘蔗汁，不但是一种常用的调味食品，还往往用来作解酒之用。

同样也是这个司马相如，他的名作《子虚赋》，其中在描述楚国的物产如何丰富时，也有“诸蔗猼且”的文字表述，其中“猼且”即是古代的芭蕉，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畴，而“诸蔗”就是甘蔗。这可以说明，大致在司马相如在世时的西汉中期这两百余年之中，对于蔗汁的食用已经成为社会上层人物比较常见的事情。

我们可以认为，在西汉中期的汉武帝时代，蔗糖的制取与食用应该是相当普遍的事情，这不但在司马相如的文赋中屡有出现，同时也见于同时代的其它人，例如东方朔的《神异经》：“南方有��之林……促节多汁，甜如蜜，咋啮其汁令人润泽……多则伤人。是甘蔗能减多益少，凡蔗亦然。 ”“��”一词，后来逐渐写成了“甘蔗”。它不但指出了蔗类植物的产地，甚至还指出了“多则伤人”这样科学论断，这与当代医学之中认为糖类制品不宜多吃是相一致的，笔者据此认为，如果不是因为蔗糖食品的相应普及，当时的人们是不可能知道其“多则伤人”的医学知识的。

值得一提的还有近代的考古成果。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所出土的简牍中有“糖一笥”的记载，笔者认为，其物能放置于竹笥之中，当是固态的制成品而无疑。这不但与战国时期液态的“柘浆”，在技术上可说是大大地进了一步，而且与汉初越国王献与高皇帝的贡品石蜜，在其普及性方面也有了进一步的拓展。

到了东汉的张衡著《七辨》，其中有“沙饴石蜜”的称谓。所谓“沙饴”，即是指结晶状糖类制品。我们知道，淀粉糖呈粘稠状，而要想得到结晶状糖类食品，除了蔗糖是不可能有第二种取代物的。应该说，最起码在东汉时期，人们已经能够食用到具有砂糖雏形的蔗糖制品了。西汉末年刘向作《杖铭》说：“都蔗虽甘，殆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 ”在铭中，刘向将甘蔗的特性用作人们常识的类比，可见甘蔗在当时已经相当普遍。

二、 三国时期至唐代以前的食糖简况

《三国志·吴志》中记载：吴主孙亮曾使黄门（宦者）取交州所献“甘蔗饧”食用。所谓甘蔗饧，也就是蔗糖。如果说战国时代屈原所知道的“柘浆”还是一种稀薄的液体蔗糖的话，那么三国时代的“甘蔗饧”则已经已经是真正意义上蔗糖了，它的形态是一种特意为之的粘稠状，其软柔的特性更能适应人们的食用，其意义就象今天的人吃软糖远多于吃硬糖一样，这与战国时代相比确实进了一大步。此外，这则记载还明白地告诉了后人“甘蔗饧”的产地是交州，也就是现在的广西南部及越南北部一带。由于甘蔗是一种热带、亚热带植物，三国时期的“甘蔗饧”来自于交州，这是合乎甘蔗生长特点的。

晋代嵇含是“竹林七贤”之一嵇康的孙子，其所著的《南方草木状》说：“诸蔗一曰甘蔗，交趾所生者围数寸，长丈余，颇似竹。断而食之甚甘。笮（榨）取其汁曝晒数日成饴，入口消释，彼人谓之石蜜。 ”这则记载明确地说明了当时甘蔗的产地和蔗糖的生产方法。与之同时期的古《南中八郡志》（今已佚，唐宋之际尚存）有这样的记载：“笮（榨）甘蔗汁，曝成饴，谓之石蜜。”这与《南方草木状》和记载是基本相同的，“南中”一词，古代泛指南方的的广大地区，最早出现在《魏书·李寿传》中：“封（李寿）建宁王，以南中十二郡为建宁国”，今考当时的建宁国，即为今天云南的曲靖地区。至于它的具体生产过程，则是借助于太阳的曝晒。这样的生产方式，也许受到了食盐生产方式的影响。液态的蔗浆在太阳曝晒的光合与蒸发作用下，形成了固态的结晶体，这与后世以蒸煮方式制糖，在生产原理上还有其本质上的差别。

东晋卢谌著《祭法》一书，其中有“冬祀用甘蔗”的记载 ，这是中国古籍中第一次使用“甘蔗”这一名词，它与西汉时代的“诸柘”一样，都是由嚼食甘蔗时的嘴部动作“咀咋”一词变化而来的。与卢谌同时代的著名画家顾恺之嗜食甘蔗，但吃的方式与众不同，总是从尾吃到头，每逢有人因惊讶而相问时，他的解释是“渐入佳境” 。顾恺之的吃法我们今天虽然无可非议，但却使我们知道东晋时期人们对甘蔗的直接食用也相当普遍。

另一位东晋大学者陶弘景著《名医别录》，其中有这样的记载：“蔗出江东为胜，庐陵也有好者。广州一种数年生，皆大如竹，长丈余，取汁为沙糖，甚益人。”这已经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最起码在公元六世纪的古代中国，已经能够制作“沙糖”了。所谓沙糖，即是指外表呈砂砾状的结晶糖，这与今天我们日常食用的砂糖在本质上已经没有多大的区别。

到了唐代，蔗糖的生产出现了新的格局。由于甘蔗的大量种植和消费的广泛普及，原来用日光爆晒的生产方式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求，于是人们将目光移向国外，寻求更好的生产方式。《新唐书》载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一年（647）遗使至“摩揭它国”求取熬糖法，然后下诏令扬州上贡当地种植的甘蔗进行试生产，其成品的色、味均远胜于摩揭它国 ，当时人们称之为“沙糖”，又称为“霜糖”。“摩揭它”（Magadha）为古印度时代的奴隶制城邦，在今印度比哈尔邦南部，曾一度统一印度全境，孔雀王朝时最为强盛，至公元四世纪的笈多王朝时仍为印度强国。中国晋、唐僧人法显、玄奘等都曾到此。摩揭它蔗糖的生产方式相对先进，它是利用火的热能作为蒸发方式来进行生产的，因而有更快的生产周期。唐太宗不惜远离数万里之遥而派人前往，从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方面来说，甚至比玄奘前往天竺求取佛经更具实际意义。

当摩揭它的制糖法取来之后，扬州生长的甘蔗成了制糖的最好原料。但应该指出的是，这里所说的扬州，并不是今天地理上的扬州地区，而是指唐初属于扬州管辖范围下的岭南东西两道，即今天的广东与广西。由于岭南甘蔗味甜而多汁，其质量远比西域摩揭它国的好，所以生产出来的蔗糖在味与色的方面都远胜于摩揭它国产品。

“沙糖”一词，从上文可知，出自于唐初，由于其呈河砂状，故名。今天一般写作“砂糖”。又由于其色泽为白色霜状物，因而当时又称为“霜糖”。我们知道，今天的砂糖有白砂糖与赤砂糖之分，从制作工艺上来说，白砂糖远比赤砂糖复杂，既然唐代的蔗糖已被冠以“霜”名，其色当为白色或接近的白色，因此可以认为，唐代的制糖工人们已经掌握了一整套的蔗糖提纯及脱色工艺，其生产流程应该与今天的现代法生产流程相去不远，在没有一定的化学工业知识为前提基础下是不可能生产出来的。“霜糖”的生产关键是脱色，据《新唐书》载，唐高宗李治上元元年（674），国内的制糖工匠发明了“滴漏法”为蔗糖脱色。其法是将蔗汁熬至相当浓度后倒入一个叫“瓦溜”的漏斗形陶器之中，从上淋入黄泥浆，以现代技术观点而言是把黄泥浆作为吸附式脱色剂来制取白糖。这种办法的出现，标志着我们古代的蔗糖生产已经能够采用接近于现代化学脱色的生产方法而进行生产了。

综上所述，我国的蔗糖生产，源于战国而定型于唐初，这是史有明文的记载，应该成为基本的定论。

三、宋代以后人们对于蔗糖的食用及生产

宋代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载：“沙糖中国本无之，唐太宗时外国贡至……至此中国方有沙糖。”此后一些述及中国蔗糖历史的人，往往以此为据，认为中国的砂糖始于唐初。但此论其实并不确切，早在汉代以前，“沙糖”一词就已出现了。东汉名医张仲景曾以“沙糖”调制“青木香丸”；而南北朝是陶弘景作《本草经集注》又有“取（蔗）汁为沙糖甚益人”之语，可见远在唐初之前中国已有了原始的结晶状砂糖，只不过唐太宗派人从西域摩揭它国学习相对较先进的制糖技术后，使中国的砂糖生产得到了一个比较大的跃进罢了。

可以认为，中国蔗糖的生产，真正取得较大发展的是在唐、宋两朝之际，其中宋代的成就可能更大一些。据宋代洪迈所作《容斋随笔》载，宋代蔗糖的产区主要在福唐（今福建福清县东南）、四明（今浙江宁波）、番禺（今属广东）、广汉、遂宁（均属今四川）等五个地区，其中就质量而言以遂宁所产的为最好。远在唐代大历年间，有个姓邹的和尚来到遂宁（今属四川）北二十里的繖山居住，教当地的居民黄氏制造霜糖。到了北宋时期，繖山一带民众广植甘蔗，致使这一带居民以种植甘蔗为生的占十分之四，而以制糖为业的占十分之三，也就是说，宋代遂宁的居民中，绝大部分的居民就业都与蔗糖有关。遂宁所产的蔗糖当时称为糖霜，可知当为白色结晶状。

在遂宁当时所种的甘蔗之中，主要有四个品种，其名称分别是杜蔗、西蔗、艻蔗和红蔗。其中，红蔗又称为“昆仑蔗”，主要用于生吃；艻蔗又称为“获蔗”，可以用来制作沙糖；西蔗能够制作糖霜，但由于颜色并不纯白而略带浅色，因而在当地价格并不高；只有杜蔗最好，味甜而厚，用来制作糖霜，颜色雪白而似霜雪，因而价格最高。

在种植甘蔗方面，当时的人们已经知道甘蔗的种植最损耗地力，因而凡头年种过甘蔗的田地，第二年一定要改种五谷，用以休息地力，否则便得不到好的收成。

在蔗糖生产方面，据记载已经有了专业化较强的生产工具：削砍甘蔗的有蔗削和蔗镰；堆垛甘蔗的有专用的蔗凳；榨甘蔗汁的有蔗碾、榨斗和榨床；每一种工具都有其特定作用。

北宋宣和初年，王黼创应奉司，专门管理各地上贡朝廷的贡品，其中遂宁就以糖霜为主，每年要进贡数千斤。宣和末年应奉司停办，当时的京城汴京才不太见到遂宁所产的糖霜产品。

宋代遂宁所产的糖霜，在当时有极高的知名度，这可以从宋人的诗作中得到反映。北宋苏东坡有一次游润州（今江苏镇江）金山寺，有遂宁僧名圆宝者为寺中住持，于是东坡作诗赠之云：“涪江与中泠，共此一味水。冰盘荐琥珀，何似糖霜美。”盖因东坡知圆宝为遂宁人，于是自然而然地联想到遂宁的特产糖霜，由于可见当时遂宁糖霜具有极高的知名度。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黄庭坚也有一首极具风趣的糖霜诗，这是诗人在戎州（今四川宜宾）时因品尝到遂宁糖霜，感觉到其味极其鲜美而特地给好友梓州雍熙长老寄去一包并在信中所作的一首诗：“远寄蔗霜知有味，胜于崔子水晶盐。正宗扫地从谁说，我舌犹能及鼻尖。”在这里，黄庭坚采用了极具夸张的修饰手法，用舌尖舔舐鼻尖的描写，突出了糖霜的美味。

到了明代，宋应星作《开工开物》，其中的《甘嗜》篇也详尽地记叙了种蔗和制糖的各种方法，某些地方的叙述甚至比王灼的《糖霜谱》更为详尽。例如其中的牛拉石辘多次压榨取汁法，与现代制糖业所采用的多重压榨原理是相一致的；此外，在蔗汁澄清方面，书中所叙的石灰法，其生产原理在现代制糖中仍然沿用。

至迟在唐宋之际，中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开始向海外传播。据日本鸟仓龙治所作《冲绳一千年史》载，公元754年鉴真和尚东渡扶桑，为日本带去了制糖技术。而元代意大利人马可波罗也在他的《马可波罗游记》中提到中国的福州、泉州一带制糖业十分发达，远销至海外。又隔了大约二、三百年，大约在明代中期，从中国移居海外的侨民将制糖技术传到了东南亚的菲律宾，然后再传至远隔重洋的夏威夷等地。至于西欧各国的蔗糖生产技术，则是公元七世纪时由印度经阿拉伯人所传入西班牙、意大利等国的 。

西方各国对于糖的研究，据记载始于十六世纪中叶，1747年德国化学家A·马格拉弗首次从甜菜中分离出单糖，但并受到重视；直到1786年，马格拉弗的学生F·阿哈尔德由于其在柏林近郊试种甜菜获得成功，才促使他利用其老师的科研究成果而实现了从甜菜中提取单糖成为现实。从化学结构而言，这种单糖与蔗糖是相一致的，是以人们认为，阿哈尔德从甜菜中提取到了蔗糖。1799年，阿哈尔德正式发表论文，宣告了这一消息。到了1802年，阿哈尔德在西里西亚的库内恩建成了第一座甜菜糖厂。1822年，法国化学家佩恩采用脱色吸附剂用于甜菜糖的精制 ，也就是说，直到此时，国外才开始用自己发展起来的生产工艺制造糖类制品，与中国唐代初年就能生产纯白的蔗糖相比，在时间上晚了一千多年。

至于中国近代的机械化制糖，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拿来主义的道路。清光绪四年（1878）,英商怡和洋行在香港设中华精糖公司，这是中国最早的机械化制糖企业，机器购自英国，以土糖为原料生产精炼糖，每天能处理土糖4000担。第三年，该公司又在广东汕头的角石镇开设精糖分厂，以适应内地的需求。除此之外，由英国商人管理的香港太古洋行也创办了太古炼糖公司，其后美、日等国商人相继来中国建厂制糖，但由于社会动荡等多方面原因，这些糖厂不久都相继倒闭。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在中国的东北开始有人种植制糖用甜菜。光绪三十四年，阿城糖厂建成投产，能日加工甜菜350吨，这是中国第一座近代机械化制糖的民族企业。1915年，另一座同等规模的呼兰糖厂建成。但直到20世纪30年代以前，可以认为不论是甜菜制糖厂，还是甘蔗制糖厂；不论是外资兴办，还是民族资本，都没有取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而国内土糖寮、土糖房、小作坊式的制糖方式仍是遍布城乡。

从30年代开始直到建国之前，广东、广西等地的军阀企图通过创办糖业，充实自己实力，对兴办机械化制糖业不遗余力。仅以广东一省而言，就能日产蔗糖7000吨，但由于时局动荡，再加上民族工业基础薄弱，多数糖厂都最后走向破产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