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中国古代建筑专著是《营造法式》

《营造法式》刊行于宋崇宁二年（1103年），是北宋官方颁布的一部建筑设计、施工的规范书，是中国古籍中最完整的一部建筑技术专书。

《营造法式》是宋将作监奉敕编修的。北宋建国以后百余年间，大兴土木，宫殿、衙署、庙宇、园囿的建造此起彼伏，造型豪华精美铺张，负责工程的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致使国库无法应付浩大的开支。因而，建筑的各种设计标准、规范和有关材料、施工定额、指标急待制定，以明确房屋建筑的等级制度、建筑的艺术形式及严格的料例功限以杜防贪污盗窃被提到议事日程。哲宗元佑六年（1091年），将作监第一次编成《营造法式》，由皇帝下诏颁行，此书史曰《元佑法式》。

因该书缺乏用材制度，工料太宽，不能防止工程中的各种弊端，所以北宋绍圣四年（1097年）又诏李诫重新编修。李诫以他个人10余年来修建工程之丰富经验为基础，参阅大量文献和旧有的规章制度，收集工匠讲述的各工种操作规程、技术要领及各种建筑物构件的形制、加工方法，终于编成流传至今的这本《营造法式》，于崇宁二年（1103年）刊行全国。

《营造法式》主要分为5个主要部分，即释名、制度、功限、料例和图样共34卷，前面还有"看样"和目录各1卷。

第1、2卷是《总释》和《总例》，考证了每一个建筑术语在古代文献中的不同名称和当时的通用名称以及书中所用正式名称。总例是全书通用的定例，并包括测定方向、水平、垂直的法则，求方、圆及各种正多边形的实用数据，广、厚、长等常用词的涵义，有关计算工料的原则等。

第3至15卷是壕寨、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等13个工种的制度，详述建筑物各个部分的设计规范，各种构件的权衡、比例的标准数据、施工方法和工序，用料的规格和配合成分，砖、瓦、琉璃的烧制方法。

第16至25卷按照各种制度的内容，规定了各工种的构件劳动定额和计算方法，各工种所需辅助工数量，以及舟、车、人力等运输所需装卸、架放、牵拽等工额。最可贵的是记录下了当时测定各种材料的容重。

第26至28卷规定各工种的用料定额，是为"料例"，其中或以材料为准，如例举当时木料规格，注明适用于何种构件；或以工程项目为准，如粉刷墙面（红色），每一方丈干后厚1．3公分，需用石灰、赤土、土朱各若干公斤。卷28之末附有"诸作等第"一篇，将各项工程按其性质要求，制作难易，各分上、中、下三等，以便施工调配适合工匠。

第29至34卷是图样，包括当时的测量工具、石作、大木作、小木作、雕木作和彩画作的平面图、断面图、构件详图及各种雕饰与彩画图案。

"看详"的内容是各工种制度中若干规定的理论和历史传统根据的阐释，如屋顶坡度曲线的画法，计算材料所用各种几何形的比例，定垂直和水平的方法，按不同季节定劳动日的标准等等的依据。

纵观《营造法式》，其内容有几大特点，第一，制定和采用模数制。书中详细说明了"材份制"，"材"的高度分为15"分"，而以10"分"为其厚。斗拱的两层拱之间的高度定为6"分"，为"栔"，大木做的一切构件均以"材"、"分"、"栔"来确定。这是中国建筑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模数制的文字记载。第二，设计的灵活性。各种制度虽都有严格规定，但未规定组群建筑的布局和单体建筑的平面尺寸，各种制度的条文下亦往往附有"随宜加减"的小注，因此设计人可按具体条件，在总原则下，对构件的比例尺度发挥自己的创造性。

第三，总结了大量技术经验。如根据传统的木构架结构，规定凡立柱都有"侧角"及柱"升起"，这样使整个构架向内倾斜，增加构架的稳定性；在横梁与立柱交接处，用斗拱承托以减少梁端的剪力；叙述了砖、瓦、琉璃的配料和烧制方法以及各种彩画颜料的配色方法。第四，装饰与结构的统一。该书对石作、砖作、小木作、彩画作等都有详细的条文和图样，柱、梁、斗拱等构件在规定它们在结构上所需要的大⒐乖旆椒ǖ耐保补娑怂堑囊帐跫庸し椒āH缌骸⒅⒍饭啊⒋返裙辜穆掷颓撸褪怯肻\\"卷杀"的方法制作的。该手法充分利用结构构件加以适当的艺术加工，发挥其装饰作用，成为中国古典建筑的特征之一。

《营造法式》在北宋刊行的最现实的意义是严格的工料限定。该书是王安石执政期间制订的各种财政、经济的有关条例之一，以杜绝腐败的贪污现象。因此书中以大量篇幅叙述工限和料例。例如对计算劳动定额，首先按四季日的长短分中工（春、秋）、长工（夏）和短工（冬）。工值以中工为准，长短工各减和增10％，军工和雇工亦有不同定额。其次，对每一工种的构件，按照等级、大小和质量要求——如运输远近距离，水流的顺流或逆流，加工的木材的软硬等，都规定了工值的计算方法。料例部分对于各种材料的消耗都有详尽而具体的定额。这些规定为编造预算和施工组织订出严格的标准，既便于生产，也便于检查，有效地杜绝了土木工程中贪污盗窃之现象。

《营造法式》的现代意义在于它揭示了北宋统治者的宫殿、寺庙、官署、府第等木构建筑所使用的方法，使我们能在实物遗存较少的情况下，对当时的建筑有非常详细的了解，添补了中国古代建筑发展过程中的重要环节。通过书中的记述，我们还知道现存建筑所不曾保留的、今已不使用的一些建筑设备和装饰，如檐下铺竹网防鸟雀，室内地面铺编织的花纹竹席，椽头用雕刻纹样的圆盘，梁栿用雕刻花纹的木板包裹等。

《营造法式》的崇宁二年刊行本已失传，南宋绍兴十五年（1145年）曾重刊，但亦未传世。南宋后期平江府曾重刊，但仅留残本且经元代修补，现在常用的版本有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今南京图书馆）发现的丁氏抄本《营造法式》（后称"丁本"），完整无缺，据以缩小影印，是为石印小本，次年由商务印书馆按原大本影印，是为石印大本。

1925年陶湘以丁本与《四库全书》文渊、文溯、文津各本校勘后，按宋残叶版式和大小刻版印行，是为陶本。后由商务印书馆据陶本缩小影印成《万有文库》本，1954年重印为普及本。

日本古建筑汲取了中华建筑风格，它具有哪些特点呢？

从公元631年(唐贞观五年)到公元895年(唐建宁一年)的264年间，日本为学习中国文化工艺和政策制度等，向大唐派遣了19次党团。狮子本公司当时对促进日本社会发展、促进中日文化友好交流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狮子本公司为日本带来了文学化、音乐舞蹈、科学技术、法令制度等，现在也在日本广泛传播。其中建筑设计的影响最深。日本的古都国家建筑总体上是唐代的风格，其中混杂着许多寺庙、佛堂等独特的日式特征，在唐代的古籍和古籍中可以找到几乎相似的模板。

有唐朝余韵，也有本土特色，日本古代建筑怎么能窃取师大党的独创性风格？

唐朝使节带来的唐朝风格

在本公司派遣开始的贞观年间，唐代稳定的国内外环境和经济的高度发展，使唐代的城市建设持续发展。这个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集体建筑物是首都长安城。当时中国建筑领域已经走在世界前列，长安市的建设表明我国古代建筑设计和施工水平正在逐渐完善。长安市内以中轴线对称排列的布局形式对日本建筑设计风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第一次来长安的狮子当事人对这个大国的雄伟都城更加感到震惊。不仅是日本平圣经，平安庆的设计建设也受到了很大影响。

狮子本公司在大唐堂堂多次拜会统治者，举行朝拜和宴会的地方大部分是在唐代政治文化中心长安市大明宫举行。派遣本公司200多年的人熟悉长安城，特别是大明宫的风格特征。在长安城派遣使节期间，师的日本画家们惊叹于唐代绝妙的建筑风格，全心全意临摹各种建筑图纸，并把他们像宝贝一样带到日本。这个模仿的建筑设计图有很多宫殿、佛堂、寺庙、塔等建筑物，图纸中的建筑风格和设计施工方法对当时日本的建筑设计和施工发展只能产生很大的影响。

日本狮子党回国后建造的寺院

唐朝统治数百年来，从日本派遣的狮子当事人不断吸收中国的建筑技术，为了改善当时日本的居住环境，回国促进了整个国家建筑设计水平的发展。由于唐朝狮子、造船技术及定位技术的不足，长安的海洋中牺牲了很多人。尽管如此，许多日本工匠仍然怀着对中国优秀建筑水平和文化遗产的无限憧憬和热情漂洋过海。

为了一眼就能看到长安建筑的美丽风采，正在研究先进的建筑设计工艺和建设方法。来自日本的本公司对日本建筑业晋升和发展的贡献不可估量。多亏回国的狮子党，日本在建筑设计和施工等领域少走很多弯路，极大地推动了日本建筑产业和建筑内在的文化发展。当时不仅对日本建筑物，对日本以后的建筑物发展也起到了决定性的基础和推进效果。

建筑设计的交流融合。中国建筑设计界有句话说，要研究中国当代的建筑类型，不能错过日本。一位建筑师为大型古董居民社区设计了唐朝风格的塔，很多人看到后感叹，感叹日本佛塔是如何搬到中国的。不得不说，当代建筑和日本建筑有很大的共性。

这种共性是多维的。唐朝作为当时东方的中心，日本的建筑风格自然受到唐朝文化的全面而深刻的影响。公元6世纪中期，佛教从中国传入日本国内，还带走了唐代独特的建筑艺术，包括唐代的建筑结构方法和施工技术、地区布局、城市总体规划等，使日本建筑技术出现了质的飞跃。英国著名建筑历史学家帕特里克詹金斯写了关于：的文章。“我们研究日本古代建筑时，可以看到，正如很多建筑艺术史著作所述，日本建筑深受当代文化的影响。

日本白凤时代以后，受唐朝的影响，佛教盛行，掀起了佛教建筑高潮。其中包括法兴寺、法隆寺、四大天王寺等。这些佛教建筑讲究的手法与仁东烨装饰风格和唐代木秋的手法相似。此后，在国家时代，日本建筑界逐渐形成统一的唐代风格，呈现出向中国唐代建筑鲜明特征和日本本土化特征转变的趋势。例如，日本宫殿建筑的屋顶结构形式大部分模仿唐朝时期中国风格的屋檐屋顶，形式比较单一，以休山顶等结构为主，屋檐上添加日本独有的新元素是唐朝风格和日本本土风格融合的典型例子。

“融合当代风格的天朝破风结构”

日本国家时代以后，沿袭了用毛笔庙连接的唐代木质建筑设计，但与唐代传统建筑不同，直接暴露了木质结构，不使用复杂的工艺过程、建筑技巧装饰房子，使整个建筑看起来更加简单朴素，接近自然。这与当代的建筑风格截然不同。

在日本皇室的宫殿里，皇室贵族想要表达的也是崇拜自然的简单朴素的居住思想。“日本对美”的代表作桂利宫是简洁明了、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建筑理念。桂利宫的御运门是用面团编织而成的，高度比较低的建筑物，有竹子栅栏连接。宫殿内建筑物的天花板大部分由竹木结构、草修补或树皮修补等材料组成，建筑物的墙壁上没有太多油漆和奢华的装饰。整个宫殿都以自然为主的材料作为主要装饰材料，展现了皇室贵族的端庄、清贵和与自然和谐共生。

方坟，意思是方形的坟墓。

佛图：

(1)佛塔。

《魏书·释老志》：“凡宫塔制度，犹依 天竺 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 ’，或云‘佛图’。”

《北史·魏纪二》：“毁 邺 城五层佛图，于泥像中得玉玺二。”

参见“ 浮图 ”、“浮屠 ”。

(2)佛寺。

《太平广记》卷八九引 南朝 齐 王琰 《冥祥记》：“﹝ 法朗 ﹞见道边败坏佛图，无复堂殿，蓬蒿没人。”

《资治通鉴·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乙卯，诏州郡县众居之所，各听建佛图一区……於是曏所毁佛图，率皆修复。” 胡三省 注：“佛图，即浮屠，或曰：佛图，即佛寺。”

清 钱谦业 《黄子羽六十寿序》：“今也束身浄业，飞心佛图。”

在中国古代文物中，古代石刻的数量与它所包含的文化内容之丰富都应该名列前茅。就现有的石刻文物来看，古代石刻遗存中包含有文字、纹饰图案、造型雕刻、建筑构件等多个方面的文化内容，不仅是中国考古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涉及到哲学、文学、历史学、民俗学、美术史学等众多学科的研究。现在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古代石刻研究已经形成了专门的学科分支，历来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

对石刻的研究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以往对石刻的研究，主要着重于对历代石刻材料的收集整理、编辑目录、对有关信息的记录、石刻文字辨识与内容考证等几个方面。在宋代已经兴起的中国金石学，就是以历代石刻作为主要的收藏与研究对象。就现在可以见到的古籍来看，从宋代以来，产生了近千种有关石刻的专门着录，保存了大量石刻文字资料。而在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以后，科学发掘与考古学研究方法的运用，给石刻研究开拓了新的途径。即注重石刻类型的研究，通过石刻类型的归纳来更好地解读石刻文字内容，并且通过研究各种石刻类型的产生与变化过程来揭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变化的内在规律，使传统的石刻研究出现了新气象。近代以来，在科学考古发掘与调查中获得了大量新的石刻资料，有助于我们完成上述的研究课题。有关中国石刻的新发现，我在一本小书《二十世纪中国文物考古发现与研究丛书——古代石刻》中有过比较全面的介绍，可以参考。中国古代的石刻产生与发展的过程，概括地讲，应该是从原始的实用性石刻向墓葬纪念性石刻演化，东汉时期大量使用的墓葬石刻造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一个高潮，形成了一些基本的石刻类型，如碑、摩崖、墓志、阙、柱等，从而奠定了石刻在中国使用的基础。而后佛教的流行，使以佛教石刻为代表的宗教石刻产生，又形成了一些新的带有外来文化因素的石刻类型，如造像、浮图（塔）、经幢、刻经等，在南北朝隋唐期间形成了中国古代石刻发展的第二个高潮。在此后，已经定型的各种石刻类型一直沿用到近代。这一过程，可以通过大量的考古发现加以证实。

特别是在考古发现中有关早期石刻类型的重要发现，对于全面了解石刻类型的形成与演化具有重要的价值。值得注意的是：与西方几个文明古国相比，中国古代文字石刻出现的时间比较晚。古埃及的文字石刻可以早到公元前3000 年，西亚古文化中可以早到公元前3500年。在两河流域、古代伊朗地区都有公元前一两千年的文字石刻。而中国古代专门的文字石刻可能要到公元前500 年至300 年以后才开始出现。这就给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古代石刻的起源提出了一个重大的疑问，即中国古代石刻的产生是否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而要正确认识这一问题，就必须对中国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及其形成过程做出科学的分析。我们在这里试着将中国古代石刻的主要类型及其形成演化的过程作一个简要的分析介绍。现存最早的中国古代文字石刻——秦《石鼓文》，就是雕刻在天然石块上的，可能是春秋时期的产物。它们或者是在一块独立的天然大石上刻字，或者是将天然的石块略加表面处理后进行雕刻。中国古代将这样的石刻叫做“碣”。这是最原始的石刻形态。

在山崖上直接刻写文字所形成的石刻，中国古代称之为摩崖。它也是最原始的石刻。一般是在山崖中选择一片比较平直的石壁，直接在上面刻字。到了汉代以后，有时也在山崖上进行整修，开凿出一片规整的平面来，甚至有些摩崖还开凿成一个碑的平面外形，在上面刻铭。保留至今的汉代石刻中，有很多着名的摩崖石刻。例如在陕西汉中的东汉永平六年汉中太守鄐君开褒斜道记，建和二年司隶校尉杨孟文石门颂，永寿元年右扶风丞李禹表刻石，在甘肃成县的建宁五年李翕析里桥郙阁颂，在新疆阿克苏的龟兹左将军刘平国刻石等。汉代以后，摩崖仍然是一种重要的石刻形式，尤其是在山地中大量使用，古代摩崖往往聚集在着名的风景胜地、寺庙和古代文化遗迹附近，形成了丰富的文化景观。其中有大量的题名、诗词、游记、摩崖刻经、摩崖造像等。象山东掖县的北齐云峰山题刻，湖南祁阳的唐大历六年大唐中兴颂，福建南安县九日山的祈风题记，重庆涪陵等地的长江石鱼题刻等。从我们现在所见到的资料来讲，加工成固定形制的文字石刻，例如碑这样的纪念石刻在中国古代出现，最早也是西汉晚期的事。在西汉晚期和东汉时期，石刻开始大量出现，并且日益普及，雕刻技艺也非常成熟。促成这一变化的应该是多方面的文化因素。就目前所见，石刻运用得最广泛的，还是在丧葬建筑之中。所以，中国古代丧葬制度的变化可能是石刻在古代中国风行开来的一个根本因素。

就现在所见，在西汉时期，文字石刻还主要限于实用性的场合，如黄肠石、地界石、纪事刻石等。但是也是从西汉时起，石材与治石技艺在墓葬中的使用达到了空前的盛况。近年发现的河北满城西汉中山王陵、河南永城西汉梁王陵、江苏徐州西汉楚王陵等大量陵墓都是在山岩中开凿出来的。它们规模宏大，建造时的石材加工技术十分成熟。通过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山岩中开凿陵墓与用石材建筑墓室的做法在西汉时已经十分普遍。在山东一带，西汉时期已经较普遍的使用了刻有画像的石椁墓，有了麃孝禹刻石这样的小型碑刻。这些表现着中原葬制的一个根本性变化，表明了人们希望彰显自身声名，祈求不朽的意识。它推动了墓葬石刻由实用向纪念性的转化，从而出现了用以标志墓葬的墓碑。此外，我们推测，石刻的大量使用与文字碑石的出现还可能与汉武帝通西域后西亚北非一带的文化因素传入中国有一定关系。

中国的碑在东汉时期正式定型，它的形制基本上是一件长方形的竖石，下部另接底座。顶部的形状一般加工成圆形、三角形或者平顶。这些外形与西亚北非的古代碑石十分相似。中国金石学中习惯称为：圆首、圭首和平首。以后碑首增加有盘龙纹饰，并逐渐形成一种固定的外形。叫做螭龙首。后来发展到将螭龙首单独刻成一石，放置在碑身上面。碑座也由长方形的石座演变成龟形、须弥座形等精美的形状。这是中国碑石特有的外形。早期的碑石中间多有穿孔。学者多根据《礼记》等古文献的记载认为碑的形制来源于中国古代墓葬中下葬用的辘轳座和宗庙前树立的石碑。

在碑身上面刻写铭文。是树立碑石的主要目的。一般在碑正面刻写铭文。中国古代的文学理论中把它专门定为一种文体，叫做“碑铭”。如果内容比较多，还会在背面以及侧面刻写文字。但是这些位置刻写的文字大多是题名、附言等，正文大多是刻在正面的。根据碑石上的内容，我们可以将中国古代的碑石大致分为以下几类：墓碑、功德碑、记事碑、经典刻碑、造像碑、图碑、题名碑等。

墓碑是专门树立在墓葬前面的碑石，用以标明墓葬的主人，颂扬他的一生事迹。它是中国古代墓葬建筑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东汉时期，已经基本形成了在墓葬茔域中使用成套石刻建筑的制度。根据《水经注》里对汉代陵园的记载，以及天津、北京等地出土的鲜于璜墓碑、幽州书佐石阙等汉代墓葬石刻的分布情况，可以推测：在汉代，中上等级人士的墓葬中，一般采用建筑享堂一座、墓碑一座、墓阙一对、神道柱一对（及神道碑一对）这样的建筑组合。这也形成了石阙、石祠堂与石柱等具有实用建筑意义与纪念意义的几种古代石刻类型。墓阙是汉代陵园建筑中的大门。现在在四川、山东、河南、北京等地还发现有汉代的墓阙。特别是四川的多座汉阙，保存得最为完好，如雅安的高颐阙。河南登封的少室阙等保存得也不错。现存的汉阙一般高4——6 米，用石块垒砌。左右各一座，相对树立。阙分基座、阙身与阙顶几部分，阙顶虽然是石雕，但是仍模仿木制建筑的斗拱屋顶形式，华丽庄重，往往在阙身上刻画图象。图象的内容有神话、历史故事和各种纹饰。象河南登封的少室阙、启母阙上，就有古代孝子和神仙的故事画。

神道柱的典型代表有南京和丹阳等地南朝陵墓石刻中的神道柱和在北京石景山出土的东汉幽州书佐神道柱等。汉代与南北朝的神道柱外形主要是一根刻有瓜棱纹的圆柱和柱顶的一个长方形碑面。以后的神道柱多取消了碑面，或者就与通称为华表的望柱合为一体。碑具有很大的实用性，出现并定型以后，很快就被社会各界广泛地使用开来，赋予它多种用途，如记功颂德、诏书告示、文书契约、书籍范本、记事等，成为古代中国最主要的一种石刻类型，也是最重要的纪念性建筑。

功德碑是专门歌颂古代帝王、官员、功臣、神灵、以及孝子节妇等人伦典范的纪念性碑刻。记事碑的内容比较丰富，涉及古代社会的各个实用方面，记录的内容有诏书、公文、契约、协议、合同、诗词、记事文章等等。经典刻碑是专门刻写古代经书典籍的碑石。形状与通常使用的碑石一致，但是多件碑石成组排列，顺序刻写一部或多部经书。在印刷术产生之前，刻写石经是要起到以下的作用：即保存经文的标准本，供人们对照、临摹与传播。最早的一部石经是东汉末年制作的熹平石经，刻写了中国儒家尊崇的经典七种，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和《论语》。这些碑石现在已经全部毁坏，仅剩下一些残石。汉代以下的各个主要朝代也沿承了刻石经的习惯。魏、五代时的蜀、唐、宋、清各代都制作了石经。其中唐代刻写的12 种经籍与清代刻写的十三经至今还保存完好。图碑指在碑面上绘制各种图表的碑石。例如绘制天文图、地图、河流图、风景画、世代表以及一些着名画家的作品摹刻等。用石碑刻图主要是在宋代以下的历史时期。现存最古老的图碑是苏州博物馆收藏的淳佑七年地理图、天文图、绍定二年平江图和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的阜昌七年华夷图、禹迹图等。题名碑是以记录人物姓名为主的碑石。唐代起有了官方树立的专门记录官员姓名的题名碑。如唐开元十一年刻立的御史台精舍碑，记录了曾任御史官员的姓名。唐郎官题名石柱也是类似的题名石刻。

中国古代石刻里另外一种重要的类型就是墓志。中国古代的墓志基本上是埋藏在地下墓室中的。因此，以往传世的古代墓志材料大多是被盗掘出来的。清代末年以前，所着录的墓志数量还比较少。随着近代 考古发掘工作的进展，陆续有大量各朝代的墓志出土，估计可达万件以上，使得墓志成为现存中国古代石刻中数量最大、文字内容最多的一个门类。以前对于中国古代墓志产生的时间有过多种推测，提出西汉产生墓志、东汉产生墓志，……一直到南朝出现墓志的种种说法。实际上，中国墓志的产生是一个逐渐演变的长期

过程。它与碑的突然出现不同。有很多出土文物能够证明这一点。在古代中国，应该是首先产生标志墓葬的思想与习俗，然后才在长期的演进中，将用于标志墓葬的器物经过多次变化，最后定型为长期使用的中国墓志的。

在西汉末年，首先是在画像石墓中的石件上出现了刻有墓主官职姓名与葬年等字样的题记。例如河南唐河出土的新莽始建国天凤五年（18 年）十月十七日冯孺人画像石题记：“郁平大尹冯君孺人始建国天凤五年十月十七日癸巳葬。千岁不发。”它刻于墓中主室的中央石柱上。又如陕西绥德出土的东汉“永元十二年四月八日王得元室宅”画像石题记，刻于墓中主室后壁立石上。这些题记作为画像石的附属题铭出现，并不是主要作为墓志使用，也不是很普遍的现象。但是它却是在墓中较早出现的成篇石刻铭文，开创了在墓葬中使用石质文字铭刻的先例。根据在山东邹城、滕州等地的汉代石棺椁出土情况，在西汉中晚期已经大量使用石棺椁了。古代文献中记录有汉代使用柩铭的事例。《汉书薛宣传》云：“其以府决曹掾书立之柩以显其魂。”《太平御览》卷五五二引《博物志》云：“汉滕公薨，公卿送至东都门。四马悲鸣，掊地不行。于蹄下得石椁，有铭曰："佳城郁郁，三千年，见白日，吁嗟滕公居此室。’”可以反映出在汉代已经有了在棺柩上刻写柩铭的习惯。现存实物中有在四川芦山出土的东汉建安十六年（211 年）王晖石棺，棺首刻有妇人掩门的画像，右侧刻写铭文，就反映了汉代的柩铭原状。《隶续》卷二十中还记载了汉永初七年（113 年）延年益寿椁题字。这些可能也是石棺柩上的刻铭。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柩铭与墓志是两种不同类型的器物，但是晋代的一些柩铭却改变了自己的形制，不再刻在石棺柩之上，而是刻成一块单独的小型碑石，虽然它的铭文中仍然是称作“某某人之柩”，可是它与棺柩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外形也向墓碑与墓志靠拢。以至在以前的金石着录中，人们也将它们作为墓志一类看待。例如晋元康六年（296 年）贾充妻郭槐柩铭，外形象一座圭首的小型立碑，高0。76，宽0。312 米，与同时期的另一件晋永平元年（291 年）二月十九日徐君夫人管氏墓碑相似。这件徐君夫人管氏墓碑虽然自铭为墓碑，但却出土于墓中，应该也是作为墓志使用的。又如安徽寿县出土的晋元康元年（291 年）六月十四日蒋之神柩，同样是刻成小碑形。洛阳古代艺术馆收藏的晋元康三年（293 年）十月十一日裴祗柩铭也是一件单独的刻石。此外，晋元康八年（298 年）魏雏柩铭是一件附有两个小石柱的砖铭，高0。455，宽0。21 米。它们都与后来的墓志十分近似，或者就可以认为是墓志一类的器物了。

除此之外，在东汉时期埋设在墓中的石刻文字还有些自称为墓门、封记等。其内容也比较复杂。马衡在《石刻》一文中介绍了一件西汉左表墓门，并且认为“前面说的左表墓门把死者官职姓名和年月详细记载，就是墓志的用意。”这些墓门应该是指砖室墓或者画像石墓的石制墓门。在上面刻字的现象并不是很多见，可能还没有形成风气。墓记（又称封记）则和墓砖铭一样，是与墓志相近的石刻。金石着录中记载的传世品有东汉延平元年（106 年）九月十日贾武仲妻马姜墓记等。这些墓记用近似正方形的石版或砖刻写而成，如1929 年在洛阳北郊王窑村出土的贾武仲妻马姜墓记，刻于红砂岩上，据郭玉堂当时所见，“似黄肠石，字刻石端。”收购者“剖取其刻字一端，而弃其余。”现存石长0。46，宽0。585 米，石面经琢磨，仍存凿痕。黄展岳指出：“王窑村一带系东汉帝陵区，曾多次发现黄肠石和黄肠石刻，马姜墓石为黄肠石无疑，马姜墓应是黄肠石墓。此墓石原来很可能是嵌在墓室壁的明显部位。”墓记表现出专门用于纪念的礼仪作用。文字体例内容与后代正式定型的墓志十分相似。所以这些墓记可能就是最早的墓志。

在这里我们需要再提一下汉代的画像石祠堂题记，如山东嘉祥宋山安国石祠题记、苍山元嘉元年（151 年）石祠题记等。如果把它们联系起来，应该得出一条由墓上祠堂画像石题记到墓中画像石题记或墓室题记，再到墓记的演变脉络。如果此推测不误，那么，祠堂画像石题记对墓志的形成也应该起过一定的作用。

综合以上介绍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秦汉时期的丧葬礼仪中，存在着用不同形式标志出墓主的习俗。这种标志墓葬的习俗与墓葬形制的改变，促使人们不断改进标志墓葬的器物，使之更加坚固持久，更加富有纪念性。墓志就是在这样的改进中逐渐形成的。只是它在汉代的墓葬中还没有形成统一的一种固定形制，所以才出现了名目众多，形制各异的柩铭、墓门、封记、墓记等多种石制品与砖制品。这是正式定型的墓志出现的前声。晋代开始把小碑形状的墓志放在墓室中，直至十六国时期，这种墓中的碑形墓志仍然流行。1975 年，甘肃武威赵家磨村出土了一件比较罕见的前凉墓志。原石作碑形高037 米，宽0265 米，厚005米。园首。碑额处题为“墓表”。是建元十二年（376 年）十一月三十日梁舒及妻宋华墓表。梁舒的官职为“中郎中督护公国中尉晋昌太守”。近年来，陕西咸阳市渭城区密店镇东北原又出土了一件十六国时期的后秦弘始四年（402 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吕他墓表，原石形状也是带碑座的园首小碑型，通高65 厘米，原来树立在墓室中。碑额中央刻写着两个字：“墓表。”对照晋代墓葬中的情况，很明显，这种习俗应该是沿袭了晋代的丧葬制度。由此可见，晋代时，在地位较高的官员墓中树立小碑的做法基本上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并且往往把这种小碑称作墓表。墓志这种称呼在当时还没有出现。最早出现“墓志”这一名称的是南朝刘宋大明八年（464年）的刘怀民墓志。就现有墓志材料来看，有盖的石制墓志大约出现在北魏孝文帝迁洛以后。现知最早的有盖墓志如北魏正始二年（505 年）二月十七日寇臻墓志。这种形制在墓志中占了主要地位，墓志的文体这时候也基本定型，并沿用了一千多年。

此外，中国古代石刻材料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实用性的建筑物构件或单独的建筑形式，如雕刻精美的石柱础、石牌坊、石香炉、石柱、石人、石兽，象汉代霍去病墓前石雕、汉代石人、十六国时期的柱础、清代河南南阳山陕会馆牌坊等。它们也是古代石刻中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它们上面一般很少刻写铭文。

南北朝时期，佛教得到了广泛的普及，佛教艺术的传入，带来了新的石刻造型技艺与新的石刻适用范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石刻类型。其中直接服务于佛教的石刻有摩崖造像与石窟造像、造像碑、刻经、经幢、佛塔（石浮屠）、僧塔铭以及寺庙中的宗教碑刻等。除宗教碑刻外，其他类型都有自己独特的外形形制，其铭文也有一定的文体格式。中国早期佛教原来被认为是从西域信奉佛教的龟兹等古国经陆路传入。现在随着新的考古资料被发现，有了新的认识：佛教传入中原，可能在汉代有过多种渠道。江苏连云港发现的汉代孔望山画像，里面有些画面被确认为佛教的涅般图和佛像。说明佛教有可能通过海路传入。四川乐山崖墓中雕刻有佛像，四川出土的多件汉代铜树座上雕刻有佛像，又表现了东汉时期佛教在四川的传播情况。这些影响，又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陆路（即中国古代所说的身毒道）传播过来的。这些汉代的石刻图象应该是中国现有的最早的佛教图象。

而在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日益普及，中亚地区开凿石窟寺与雕刻大型石佛像的风气经西域传入中原。兴起了佛教造像的热潮。从这时起，在中原各地兴建了大量由佛像、菩萨弟子像与其他纹饰装饰起来的石窟。着名的云岗、麦积山、炳灵寺、龙门、响堂山等石窟群都是佛教石刻造像的瑰宝。在不适宜开凿石窟的地方，就大量制作单尊的石造像与造像碑。附着于造像的有造像人的文字题记，如河南龙门石窟的大量造像题记就是重要的石刻资料。造像碑是在南北朝时期、隋代以及唐代早期十分盛行的一种佛教石刻。它是利用中国汉代以来形成的碑的形制来雕刻佛像以及供养人画像的。造像碑上开凿小型的佛龛，里面雕刻佛与菩萨、弟子的造像。有些是四面开龛，有些是两面开龛或一面开龛。龛下往往雕刻香炉、护法狮子、天王力士等形象。有些碑上线刻大量供养人的画像，有些碑上要附刻长篇的造像题记或发愿文。还有一些造像碑的题材是千佛，就是在碑身上分层雕刻大量小型坐佛像。这种碑上一般没有文字或其他造像。

在北朝时期，还出现过另一种具有功德性质的佛教石刻，就是石塔。最早的石塔可能是在新疆与甘肃西部发现的一批北凉时期制品。这些石塔大多出土于古代寺庙遗址，可能是当时僧人修禅时放在面前观像用的。这些石塔上面刻写有佛教经文，如《增一阿含经》、《佛说十二因缘经》等。北朝时期的石塔多制作成四面多层楼阁式塔，每面雕刻佛像，往往也不雕刻经文。大约从初唐开始，佛教徒制造石塔的风气兴盛起来。这时制作的石塔，雕刻精美，大多附带有发愿文、题记与佛经经文等，在发愿文中自称为石浮屠（浮图）。另外，在舍利塔中埋藏的舍利石函，也有多次考古发现。

经幢是在唐代初期兴起的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石刻。它的外形是模仿佛教的一种法物——幢。幢原来是用丝帛制作的装饰品，形似伞盖，顶端装有如意宝珠。石经幢的主体是一根刻有经咒的石柱，上有石雕伞盖与宝珠。根据现有文物，具有明确纪年的最早石经幢是陕西富平出土的唐永昌元年（689 年）八月立佛顶尊胜陀罗尼经幢。佛教经幢上面主要刻写《佛顶尊胜陀罗尼经》。晚唐时期起，经幢逐渐由单层变成多层，底部有须弥座等巨大的基座，其中不乏规模宏伟的精美石刻，如河北赵县的宋代经幢。

刻经是佛教石刻中数量最大的成分。现在能见到最早的石刻佛经有北魏熙平二年法润等造不增不减经。北齐时期，山西、河北、山东等地在石窟和山崖间刻经的风气很盛。如着名的泰山经石峪刻金刚经、山西风峪华严经、河北邯郸北响堂寺涅般经、山东邹县四山刻经等。几年前，在山东东平县大洪山上新发现的北齐刻经与摩崖佛名引起了很多学者的注意。从隋代开始，由静琬法师倡导，在北京房山云居寺进行了佛教历史上持续时间最久的一项刻经工程。这项工程持续近1000 年，至明代才基本完工。它一共刻写有14620 件石刻经版，还有420 件残经版和各种碑铭82 件。总共刻写佛经1100 多种，3500 余卷。限于篇幅，这里仅简单地介绍了古代石刻的基本类型，有关它们的形成过程还有很多可以深入探讨的问题，希望能在以后做进一步的研究与分析。

《清明上河图》画卷，北宋风俗画作品。作者张择端，字正道，东武(今山东诸城)人。宋徽宗时为宫廷画家。少年时到京城汴梁(今河南开封)游学，后习绘画，尤喜画舟车、市桥、郭径，自成一家。《清明上河图》是他的代表作，曾经为宣和内府所收藏。绢本、淡设色，纵24．8厘米，横528．7厘米，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图描绘了清明时节，北宋京城汴梁以及汴河两岸的繁华景象和自然风光。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的构图法，将繁杂的景物纳入统一而富于变化的画面中，画中人物500多，衣着不同，神情各异，其间穿插各种活动，注重戏剧性，构图疏密有致，注重节奏感和韵律的变化，笔墨章法都很巧妙。全图分为三个段落。

首段，汴京郊野的春光：

在疏林薄雾中，掩映着几家茅舍、草桥、流水、老树、扁舟。两个脚夫赶着五匹驮炭的毛驴，向城市走来。一片柳林，枝头刚刚泛出嫩绿，使人感到虽是春寒料峭，却已大地回春。路上一顶轿子，内坐一位妇人。轿顶装饰着杨柳杂花，轿后跟随着骑马的、挑担的，从京郊踏青扫墓归来。环境和人物的描写，点出了清明时节的特定时间和风俗，为全画展开了序幕。

中段，繁忙的汴河码头：

汴河是北宋国家漕运枢纽，商业交通要道，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人烟稠密，粮船云集，人们有在茶馆休息的，有在看相算命的，有在饭铺进餐的。还有“王家纸马店”，是扫墓卖祭品的，河里船只往来，首尾相接，或纤夫牵拉，或船夫摇橹，有的满载货物，逆流而上，有的靠岸停泊，正紧张地卸货。横跨汴河上的是一座规模宏大的木质拱桥，它结构精巧，形式优美。宛如飞虹，故名虹桥。有一只大船正待过桥。船夫们有用竹竿撑的；有用长竿钩住桥梁的；有用麻绳挽住船的；还有几人忙着放下桅杆，以便船只通过。邻船的人也在指指点点地象在大声吆喝着什么。船里船外都在为此船过桥而忙碌着。桥上的人，也伸头探脑地在为过船的紧张情景捏了一把汗。这里是名闻遐迩的虹桥码头区，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名副其实地是一个水陆交通的会合点。

后段，热闹的市区街道：

以高大的城楼为中心，两边的屋宇鳞次栉比，有茶坊、酒肆、脚店、肉铺、庙宇、公廨等等。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的专门经营，此外尚有医药门诊，大车修理、看相算命、修面整容，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门首还扎着“彩楼欢门”，悬挂市招旗帜，招揽生意，街市行人，摩肩接踵，川流不息，有做生意的商贾，有看街景的士绅，有骑马的官吏，有叫卖的小贩，有乘座轿子的大家眷属，有身负背篓的行脚僧人，有问路的外乡游客，有听说书的街巷小儿，有酒楼中狂饮的豪门子弟，有城边行乞的残疾老人，男女老幼，士农工商，三教九流，无所不备。交通运载工具：有轿子、骆驼、牛马车、人力车，有太平车、平头车，形形色色，样样俱全。绘色绘形地展现在人们的眼前。

　孔庙:我国的三大宫殿建筑之一

坐落在山东曲阜城内的孔庙，是我国的三大宫殿建筑之一，其规模仅次于故宫的古建筑群，我国最大的祭孔要地，是国家级的重要文化艺术遗产。 孔庙南北长1公里多，东西约有200米，占地327亩，周有围墙，四角之上还建有角楼。庙内共有厅堂殿庑400多间，包括三殿、一阁、一坛、三祠、两庑、两堂、两斋、十七亭、五十四门坊，前后共9进庭院，布局严谨，气势甚为雄伟壮丽，可以说曲阜城完全是为了孔庙而建。

　　孔庙的主体建筑为大成殿。殿阔4578米，深2489米，殿高248米，殿基占地1836平方米，金碧辉煌，是我国现存巨大的古建筑之一，可与故宫的太和殿媲美。最引人注目的是正面十根石柱，每根柱上雕刻两条巨龙，飞腾于云彩之中，两龙之间有一宝珠，故名之曰"二龙戏珠"。石柱均以整石刻成，气势磅礴。殿内有巨大的孔子塑像，像高33米，神采奕奕，威而不猛。孔子像两侧是颜回、曾参、孔及、孟轲"四配"的塑像，身高26米。另有"十二哲"塑像，身高2米。大成殿前有一亭子，名为"杏檀"，是孔子晚年讲学的地方，杏檀设教，弟子三千。

　　奎文阁，阁高2335米，分三层，有六、七重的斗拱与六叠的飞檐，建筑精美，阁内还珍藏有汉代的石刻，是极为珍贵的古代文物。

　　孔庙内的圣迹殿、十三碑亭及大成殿东西两庑，陈列着大量的碑碣石刻，特别是这里保存的汉碑，在全国数量最多。历代碑刻也不乏珍品，被人们视为书法、绘画、雕刻艺术的宝库。最为珍贵的是22块汉魏六朝石刻。其碑刻之多仅次于西安碑林，所以它有我国第二碑林之称。

　　金声玉振坊　　 孟子对孔子有过这样的评价：“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　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金声”、“玉振”表示奏乐的全过程，以击钟（金声）开始，以击磐（玉振）告终。以此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赞颂孔子对文化的巨大贡献。因此，后人把孔庙门前的第一座石坊命名为“金声玉振”。

　　金声玉振坊石刻，4楹，石鼓夹抱，4根八角石柱顶上饰有莲花宝座，宝座上各蹲踞一个雕刻古朴的独角怪兽“辟天邪”，俗称“朝天吼”。两侧坊额浅雕云龙戏珠，明间坊额填色4个大字“金声玉振”，笔力雄　劲，是明嘉靖十七年（公元1538年）著名书法家胡缵宗题写的。坊后是一座单孔石拱桥，桥面是二龙戏珠的石阶，桥下清流呈半圆绕过，这就是泮水，可惜泮水被石块封盖，只有泮桥独存了。桥后东西各有一幢石　牌，立于金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上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人称“下马碑”过去文武官员、庶民百姓从此路过，必须下马下轿，以示尊敬，就连皇帝祭祀孔子也要下辇而进，可见孔庙的尊严。

　　棂星门　　棂星，即灵星，又名天田星，古人认为它“主得士之庆”。古代祭天，先要祭祀灵星。孔庙设门名灵星，是说尊孔如同尊天。

　　棂星门在泮水桥后，四楹三间。石柱铁梁，铁梁铸有12个龙头阀　阅。四根圆石柱中缀祥云，顶雕怒目端坐的天将。额枋上雕火焰宝珠，明间额坊由上下两层石板组成，下层刻乾隆皇帝手书“棂星门”3个大字，上层刻绦环花纹。明代时此门为木制，清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重修时“易以石”。

　　棂星门里建二坊，南为太和元气坊，此坊建于明嘉靖二十三年（公元1544年）春，形制与金声玉振坊同，坊额题字系山东巡抚曾铣手书，赞颂孔子思想如同天地生育万物一样。北为至圣庙坊，明额题刻篆字，坊明代时原刻“宣圣庙”3字，清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易为今名。坊为汉白玉石刻制，三间四柱，柱饰祥云，额坊上饰火焰宝珠。后人为赞颂孔子思想对我国社会所发生的深远影响，使用了“德侔天地”、“道冠古今”8个字，意即他的贡献如同一夺一样大，他的主张古今来说都是最好的。因此在孔庙第一进院　落左右两侧修建了两座对称的木质牌坊，东题“德侔天地”，西题“道冠古今”，为孔庙的第一道偏门。两坊建于明初，具有明显的时代风格。建筑为木构，三间四柱五楼，**琉璃瓦，如意斗拱，明间十三踩，稍间九踩，中夹小屋顶五踩。坊下各饰　有8只石雕怪兽。居中的4只天禄，披麟甩尾，颈长爪利；两旁的4个辟邪，怒目扭颈，形象怪异。

　　圣时门　　据《孟子》记载：“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意思是说，在圣人之中孔子是最适合时代的。据此,清世宗于雍正八年（1730年）钦定孔庙正门名“圣时门”。圣时门始建于明永乐十三年（1415年），3间，弘治年间扩为5间中设拱门3　券，碧瓦歇山顶，四周是深红的墙皮，券内是杏黄的墙里，前后石阶上各有石刻龙陛。由拱门内望，令人有深邃莫测之感。

　　过圣时门，豁然洞开，偌大一个庭院，古柏森森，绿荫匝地，芳草如茵。迎面3架拱桥纵跨，一水横穿，碧波涣涣，荷叶田田，环水雕刻有玲珑的石栏。水“壅绕如壁”，故名“壁水”，桥因而利名，称“壁水　桥”。

　　桥南东西二门，甬道相连，东匾“快睹门”，取李渤“如景星凤凰，争先睹之”语，即“先睹为快”之意；西匾“仰高门”取自《论语》“仰之弥高”语，赞颂孔子学问十分高深。此是孔庙的第二道偏门。过去只有皇帝祭祀才可走正门，一般人只驵从仰高门进庙。

　　弘道门　　壁水桥北为弘道门，是明洪武十年（公元1377年）时孔庙的大门，清雍正七年据《论语》“人能弘道”钦定命名，以赞颂孔子阐发了尧舜禹汤和文武周公之道。门下有元碑两块，东四棱碑为“曲阜县历代沿革志”,记载了曲阜的变迁沿革，史料价值很高西碑为“处士王处先生墓表”颇有书法价值，是1966年移入孔庙保管的。

　　大中门　　过大中门，即进入孔庙第四进庭院。院落疏阔，古树葱郁，禽鸟翔集夏天鹳飞鹤舞，白鹭翩翩，冬春鹊鸣雀喧，昏鸦噪晚，显得十分幽深。

　　大中门原名中和门，较弘道门长且狭，共5间，原为宋代孔庙的大门，后经明弘治时重修，今门系清代所建。门左右两旁禹有绿瓦拐角楼一座，系元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为使孔庙象皇宫一样威严而建的。角楼均3间，平面作曲尺形，立在正方形的高台之上，台之内侧有马道可以上下。此两角楼瓦庙东北、西北两角楼构成一个巨大的长方形，以供守卫之用。

　　奎文阁　　入大中门，迎面迎面即为同文门。门屋阔5间，深2间，黄瓦歇山顶，斗拱布局疏朗。清初此门曾名“参同门”，顺治后改为此名。过同文门，院北端一座高阁拔地而起，顶檐下群龙护绕的一块木匾上大书“奎文阁”三字，它就是以藏书丰富、建筑独特而驰名中外的孔庙藏书楼。

　　奎文阁始建于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始名“藏书楼”金章宗在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重修时改名“奎文阁”，清乾隆皇帝重新题匾。“奎”是星名，二十八宿之一，来西方白虎之首有星16颗，“屈曲相　钩，似文字之画”，所以《孝经》称“奎主文章”，后人进而把奎（魁）星演化为文官首。后代封建帝王为赞颂孔子，遂将孔庙藏书楼命名为奎文阁。

　　奎文阁高2335米,阔301米,深1762米,黄瓦歇山顶，三重飞檐,四层斗栱。内部两层，中夹暗层，层叠式构架，底层木柱上施斗栱,斗栱上再立上层木柱。奎文阁结构合理，固坚异常，自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重修以来，经受了几百年风风雨雨的侵袭和多次地震的摇撼，虽然康熙年间的大地震使曲阜“人间房屋倾者九，存者一”，而奎文阁坚固的旁证仍然无恙，岿然屹立，不愧为我国著名的古代木结构建筑之　一。阁西碑亭中记载康熙年间地震的石碑就是奎文阁坚固的旁证。阁前廊下石碑二幢，东为“奎文阁赋”，系明代著名诗人李东阳撰文，名书法家乔宗书写；西为“奎文阁重置书籍记”，记载着明代正德间皇帝命礼部重修赐书庋藏的情况。

　　奎文阁前有两座御碑亭，亭内外共有四幢明代御碑。每幢高6米多，宽2米多，碑下的龟趺高1米多。碑　额精雕盘龙，绕日盘旋栩栩如生。碑文内容多是尊崇孔子。东南露天的“重修孔子庙碑”。为明宪宗朱见深所立。碑文极力推崇孔子思想，“朕惟孔子之道　，有天下者一日不可暂缺”。字楷书，书体端庄，结构严谨，以精湛的书法著称于世。石碑立于成化四年（公元1468年），习称“成化碑”。

　　此院东西各有一所独立的院落，名曰“斋宿”，祭祀孔子前祭祀人员在此戒斋沐浴。东院是“衍圣公”的斋宿所。清代康熙、乾隆皇帝祭祀孔子曾在此沐浴，又称“驻跸”。现举界有孔子生平事迹展览。西院是从祭官员的斋宿所，清代中期就已废弃，仅存院落清道光年间,孔子七十一代孙孔昭薰将孔庙内宋、金、　元、明、清五代文人谒庙碑130余块集中镶嵌在院墙上，改称“碑院”碑碣或流畅奔放，飘逸自如；或丰润温雅，神采飞动；或端庄典雅，质朴古拙；精品众多蔚然大观。

　　十三碑亭　　过奎文阁为孔庙的第6进庭院。院落狭长矗立着13座碑亭，南8北5，两行排列，斗栱飞翘，檐牙高啄，黄瓦耀金，栉次鳞比。十三碑亭专为保存封建皇帝御制石碑而建，习称“御碑亭”。亭内存碑55　幢，是唐、宋、金、元、明、清、民国七代所刻。碑文多是皇帝对孔子追谥加封拜庙亲祭、派官致祭和整修庙宇的记录，由汉文、八思巴文（元代蒙古文）、满文等文字刻写。

　　道北5座碑亭建于康熙、雍正、乾隆年间，道南的8座亭中，4座为金、元建筑，东起第三、六座为金明昌六年（公元1195年）所建，第四座为元至元五年（公元1268年）所建，第五座为元大德六年（公元1302年）所建，其余4座为清代所建。两座正方形的金代碑亭，斗栱豪放，布置疏朗，是孔庙现存最早的建筑。

　　各亭石碑多以似龟非龟的动物为趺，名曰贔屃（bi,xi)，据说是龙的儿子。传说龙生9子，各有所能，贔屃擅长负重，故用以驮碑。碑亭中最早的是两幢唐碑，一幢是立于唐高宗总章元年（公元668年）的“大　唐赠泰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一幢是立于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的“鲁孔夫子庙碑”，皆位于南排开东起第六座金代碑亭中。最大的一幢石碑是清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所立，位于北排东起第三座碑亭内。这块碑约重35吨，加上碑下的贔屃，水盘，约重65吨。这块石采自北京的西山，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能将此碑安然运抵千里之外的曲阜，不能不使人惊叹。

　　此院的东南、西南部，各有一片丛林似的碑碣。北墙朱栏内还镶着大量刻石均为历代帝王大臣们修庙、谒庙、祭庙后所刻。如从书法艺术上来看，真草隶篆，各有千秋。另有几座石碑从侧面记载了元末红巾军、明代中期刘六、刘七、明末徐鸿儒等农民起义的情况,是研究农民革命历史难得的珍贵史料。

　　十三碑亭院两侧，东建毓粹门，西建观德门，供人出入，人们依照皇宫之名，称为东、西华门。这是孔庙的第三道偏门。

　　大成门　　十三碑亭北，有五门并列居中的一座名大成门，是孔庙第七道大门。“大成”，是孟子对孔子的评价。他说：“孔子之谓集大成”，赞颂孔子达到了集古圣先贤之大成的至高境界。此处，五门大开，将孔庙分作三路：东为承圣门，内奉祀孔子上五代祖先；西为启圣门，内奉祀孔子父母中路大成门，三门并立，左掖金声门，右掖玉振门。“金声”是击钟的声音，表示奏乐之始；“玉振”是击磬的声音，表示奏乐之终，用以象征孔子思想集古圣先贤之大成。中路主祭孔子夫妇，并以历代先贤先儒配享从祀。

　　于大成门南端的十三碑亭系金代以来逐代增建而成。能工巧匠们充分运用传统的勾心斗角的建筑手法，巧妙地解决了建筑结构空间的问题。

　　杏坛　　“杏坛”二字，这就是相传孔子讲学的地方。孔子杏坛设教记载最早见于《庄子，渔父篇》：“孔子游乎缁帷之林，休坐乎杏坛之上,北子读书孔子弦歌鼓琴”。但是原址在哪里却无记载宋天禧二年　（1018年），孔子四十五代孙孔道辅监修孔庙，将正殿后移扩建，以正殿旧址“除地为坛，环植以杏，名曰杏坛”，金代始于坛上建亭，由当时著名文人党怀英篆书“杏坛”二字。

　　杏坛十字结脊，四面悬山，黄瓦朱栏，雕梁画栋，彩绘精美华丽，坛前置有精雕石刻香炉，坛侧几株杏树，每当初春，红花摇拽。乾隆皇帝曾为之赋诗：“重来又值灿开时，几树东风簇绛枝，岂是人间凡卉比，文明终古共春熙。”

　　两庑　　大成殿东西两侧的房子叫“两庑”，是后世供奉先贤先儒的地方这配享的贤儒大都是后世儒家学派中著名的人物，如董仲舒、韩愈、王阳明等。在唐朝仅有20余人，经过历代增添更换，到民国时，多达156人。这些配享的人原为画像，金代改为塑像，明成化年间一律改为写有名字的木制牌位，供奉在一座座的神龛中。现在两庑中陈列着历代石刻。

　　“老桧曾沾周雨露，断碑犹是汉文章”。东庑中保存着40余块汉、魏、隋、唐、宋、元时的碑刻，最为珍贵的是“汉魏北朝石刻”共22块。西汉石刻，首推“五凤”；东汉石刻，以“礼器”、“乙瑛”、“孔　宙”、“史晨”碑为隶书珍品；北朝以“张猛龙”碑为魏体楷模。西庑内陈列的100多块“汉画像石刻”，也是久负盛名的艺术珍品。这些石刻，内容丰富，既有神话传说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又有反映当时社会生活的捕捞、歌舞、杂技、行医、狩猎，是研究我国汉代社会生活的珍贵资料。石刻的技法，有的细致精巧，有的粗犷奔放，各具风格。两庑北部陈列的584块“玉虹楼石刻”，是清乾隆年间孔子后裔孔继涑收集　了历代著名书法家的手迹临摹精刻而成的。这些石刻原被弃置在曲阜“十二府”的玉虹楼下，1951年移入孔庙，1964年装镶展出，供书法爱好者欣赏。

　　大成殿　　从杏坛北望，在双层石栏的台基上一座金**的大殿突兀凌空，双重飞檐中海兰色的竖匾上木刻贴金的群龙紧紧团护着3个金色大字“大成殿”。字径1米，是清雍正皇帝的手书。大成殿是孔庙的主殿，高248米，阔4578米，深2489米，重檐九　脊，黄瓦飞甍，周绕回廊，和故宫太和殿、岱庙宋天贶殿并称为东方三大　殿。大殿结构简洁整齐，重檐飞翘，斗栱交错，雕梁画栋，金碧辉煌，藻井枋檩饰以云龙图案，金箔贴裹，祥云缭绕，群龙竞飞。四周廊下环立28根雕龙石柱，均以整石刻成。柱高598米，直径081米，承以重层宝装覆莲柱　础，原为明弘治十三年（公元1500年）敕调徽州工匠刻制，清雍正二年火　后重刻。两山及后檐的18根八棱磨浅雕石柱，以云龙为饰，每面浅刻9条团龙，每柱72条，细心的工匠在石柱上记下了雕刻的龙的总数，共1296条。前檐的10根为深浮雕，每柱两龙对翔，盘绕升腾，中刻宝珠，四绕云焰，柱脚缀以山石，衬以波涛。10根龙柱两两相对，各具变化。无一雷同，造型优美生动，雕刻玲珑剔透，刀法刚劲有力，龙姿栩栩如生。这是曲阜独有的石刻艺术瑰宝，据说清乾隆皇帝来曲阜祭祀孔子时，石柱均用红绫包裹，不敢被皇帝看到，恐怕皇帝会因超过皇宫而怪罪。大成殿的建筑艺术，显示了我国劳动人民的才华和智慧。郭沫若曾为之赞叹。大成殿内正中供奉孔子塑像，坐高335米，头戴十二旒冠冕，身穿十二章王服，手捧镇圭，一如古代天子礼制。两侧为四配，东位西向的是复圣颜回和述圣孔伋，西位东向的是宗圣曾参和亚圣孟轲。再外为十二哲，东位西向的是闵损、冉雍、端木赐、仲由、卜商、有若，西位东向的是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颛孙师、朱熹。四配塑像坐高26米，十二哲塑像坐高2米，均头戴九旒冠，身穿九章,服，手执躬圭，一如古代上公礼制。塑像都置于木制贴金神龛内，孔子像单龛，施十三踩斗栱,龛前两柱各雕一条降龙，绕柱盘旋，姿态生动，雕刻玲珑，异常精美。四配十二哲两位一龛，各施九踩斗栱。龛前都有供桌、香案、摆满祭祀时使用的笾、豆、爵等礼器。殿内还陈列着祭祀孔子时中和韶乐乐器和舞具。殿外悬有10块匾额、3副对联，门外正中是清雍正皇帝题书的“生民未有”匾额，殿内正中是康熙皇帝题书的“万世师表”和光绪皇帝题书的“斯文在兹”匾额，南面悬挂着乾隆皇帝题书的“时中立极”等匾额。每块匾额长6米多，高约26米，雕龙贴金，精美华丽。殿建于两层台基上，前连露台，高2米多，东西宽约45米，南北深约35米，镌花须弥石座，双层石栏　干，底层莲花栏柱下均有石雕螭首，南面正中有两块浮雕龙陛。露台是祭祀时歌舞行礼的场所，现在第逢孔子诞辰（农历九月二十八日）都要表演祭祀乐舞----八佾舞。

　　寝殿　　沿大成殿回廊后转，层栏围绕，又一座重檐大殿矗立，它是孔庙三大建筑之一的“寝殿”（另两大建筑为奎文阁、大成殿），是供奉孔子夫人亓官氏的专祠。寝殿阔7间，深4间，间金妆绘，枋檩游龙和藻井团凤均由金箔贴成，回廊22根擎檐石柱浅刻凤凰牡丹一如皇后宫室制度。殿内神龛木雕游龙戏凤，精美异常，龛内有木牌，上书“圣圣先师夫人神位”。

　　亓官氏，礼器碑作并官氏，宋国人，19岁嫁与孔子，先孔子七年去世。她的情况古籍很少记载，直到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才被宋真宗赵恒追封为“郓国夫人”，元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又被加封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夫人” ，明嘉靖八年（公元1529年）孔子改称“至圣先师”，她也被称为“至圣先师夫人”。孔子死后，“即孔子所居之堂为庙”，亓官氏即同孔子一起被祭祀，唐代始有寝殿专祠，早期曾有塑像，清雍正火后重修时已为神主牌位，上罩木刻神龛，龛前置供桌。

　　圣迹殿　　圣迹殿是以保存记载孔子一生事迹的石刻连环画圣迹图而得名的大殿。此殿位于寝殿之后，独成一院，是孔庙最后的第9进庭院。殿系明万历二十年（公元1529年）巡按御史何出光主持修建的。孔庙原有反映孔子事迹的木刻图画，他建议改为石刻，由杨芝作画、章刻石，嵌在殿内壁上，这就是为数120幅的“圣迹图”。圣迹图每幅约宽38厘米，长60厘米，其所表现的圣迹从颜母祷于尼山生孔子，到孔子死后子弟庐墓为　止，并附有汉高祖刘邦、宋真宗赵恒以太牢祀孔子二幅。其中有人们熟知的“宋人伐木”、“苛政猛于虎”等孔子一生的主要活动和言论，是我国第一本有完整人物故事的连环画，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

　　圣迹殿内，迎面是清康熙皇帝手书“万世师表”石刻。字下正中为唐代大画家吴道子画的“孔子为鲁司寇像”，左边是晋代名画家顾恺之画的“先圣画像”，习称“夫子小影”，据说"小影"在孔子像中最真，最接近孔子原貌。孔子四十八代孙孔端友于宋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摹勒上三石；右边是吴道子画的”孔子凭几像“，孔子按几而坐，弟子分侍左右，孔子四十六代孙孔宗寿于宋绍二年翻刻石上。在这些画像上，有宋太祖、宋真宗等皇帝的御赞，有宋代绍圣、政和等年号和题跋。殿内还有宋代书法家米芾篆书的“大哉孔子赞”，还有清康熙、乾隆皇帝的御制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