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山少林寺创建于北魏太和十九年（公元495年），地处中原腹地，交通发达，与都城洛阳隔山相望。孝文帝为了安置他所敬仰的印度高僧跋陀，在嵩山少室山北麓敕建少林寺。跋陀收有两位高徒，其一为慧光，律学巨匠；另一为僧稠，被誉为“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永平元年（公元506年），印度高僧勒拿摩提和菩提流支，先后来到少林寺，开辟译场，少林寺西台舍利塔后建翻经堂，由慧光助译，共同翻译印度世亲菩萨《十地经论》，历经三年完成。《十地经论》翻出后，慧光在少林寺弘扬师说，内容包括《四分律》。慧光弟子主要有法上、道凭、灵衍、道云、道晖、灵隐等。《四分》一宗之确立，实始于慧光。《四分》在少林寺内传承有序。少林早期律学，以《四分》为先，先导之以戒行、律学，然后学之以经论。少林弟子沿此双轨并进，成果累累。至初唐，根基已固，律宗开山，水到渠成。唐长安四年（公元704年），义净自印度取经回国，至少林寺结戒坛，尽源于少林寺悠久的律学传统。

隋文帝崇佛，于开皇年间（581—600年）诏赐少林寺土地一百顷。隋朝初年，由于皇帝的赏赐，少林寺从此成为拥有众多农田和庞大寺产的大寺院。隋朝末年（618年），朝廷失政，群雄蜂起，天下大乱，拥有庞大寺产的少林寺，成为山贼攻击的目标，“僧徒拒之，塔院被焚”。为了保护寺产，少林寺僧人组织起武装力量与山贼官兵作战，少林功夫作为少林寺的武装力量初步形成。唐武德二年（619年），隋将军王世充在洛阳称帝，号“郑国”。其侄王仁则占据少林寺属地柏縠坞，建辕州城。武德四年（621年），少林寺昙宗等十三位僧人，擒拿王仁则，夺取辕州城，归顺了秦王李世民。三天后，李世民派特使来少林寺宣慰，参战僧人皆受到封赏，昙宗还被封为大将军僧，并赐给少林寺柏縠坞田地四十顷。少林寺自此以武勇闻名于世。少林僧众习武蔚然成风，代代相传。

在唐代，少林寺为当时禅学重镇。唐弘道元年（683年），达摩禅派重要领袖法如禅师驻锡少林寺，六年后圆寂于少林寺。当时著名禅师如慧安、元珪、灵运、同光等，皆驻锡于少林寺。一代名僧玄奘法师（600—664年）曾先后两次上表，请求入少林寺修禅译经，却未获准。新罗国僧慧昭（774—850年）于元和五年（810年）入少林寺修禅多年，公元830年回国建玉泉寺，圆寂后谥号“真鉴国师”。随着达摩开创的禅宗教派兴盛并成为中国佛教最大宗派后，特别是进入宋朝（十世纪）以后，少林寺开始成为禅宗教派的朝圣地。为了纪念达摩，在少林寺后山达摩曾经坐禅传法的地方，修建初祖庵，并建立高大的“面壁之塔”。

蒙古族建立后的元朝，少林寺名僧辈出，是少林的第二个辉煌时期。少林寺作为禅宗祖庭，曹洞宗法脉回归祖庭，人才济济，高僧辈出，由此开启了少林寺一个最辉煌的时代，为该时期中国禅宗教派之轴心。元代中期，以邵元为代表的一批日本僧人到少林寺求法，成为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佳话。雪庭福裕禅师住持少林寺期间，还创立了寺院宗法门头制度，使少林寺僧人皆视少林寺为家，成为明朝（1368—1644年）少林功夫武术水平崛起和体系及门派形成的重要基础。

明王朝是在汉人反抗蒙古人的战争中建立的。所以，在冷兵器时代的明朝，民间习武风气盛行。这是少林功夫武术水平精进和体系、门派形成的大环境。明朝近三百年间，是少林功夫武术水平大发展时期。少林寺僧人至少有六次受朝廷征调，参与官方的战争活动，屡建功勋，多次受到朝廷的嘉奖，并在少林寺树碑立坊修殿。少林功夫也在实战中经受了检验，少林功夫威名远扬，也因此确立了少林功夫在全国武术界的权威地位。少林功夫对少林寺僧人参战地区（河南、山东、江苏、浙江、福建、云南等）和游方地区（河南伏牛山、四川峨眉山、云南鸡足山等）的武术起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少林功夫的武术技艺，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得到了同行及全社会的普遍认可。同时，少林功夫的理论得到了空前发展，著述之繁，现已无法统计。其中流传至今的有四部重要武术著作：明释洪转《梦绿堂枪法》、明程宗猷《少林棍法阐宗》、清吴殳《手臂录》和清张孔昭《拳经拳法》。

据明万历九年（1581年）王士性《嵩游记》，此时少林寺僧人达到“八百余僧”规模。按少林寺宗法门头制度，除了少林寺常住院执事僧以外，其他僧人都是分散在各个宗法门头内。佛教组织的基本原则是游方制度，核心内容开放，也就是僧人进出的自由权。但在少林寺宗法门头组织结构内部，僧人们师承关系又是相对单一和稳定的，他们要严格遵守宗法传承制度。除非特殊原因，僧人们不会频繁流动。少林寺宗法门头制度具有开放和稳定的双重性，对于少林功夫的发展和传承，尤其是少林功夫体系和门派的形成，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满清入关建立政权以后，受战乱影响，此时的少林寺僧人规模逐渐缩小。清朝廷对少林寺非常重视。雍正十三年（1735年），皇帝亲览寺院规划图，审定方案，重建了山门，并重修了千佛殿。乾隆十五年（1750年），乾隆皇帝亲临少林寺，夜宿方丈室，并亲笔题诗立碑。少林寺僧人白天照常经课坐禅，夜间坚持在少林寺最隐蔽的后殿——千佛殿，习武不辍，以至大殿地面因长期练功发力形成陷坑，至今遗迹仍存。从清朝白衣殿壁画和文献记载，少林功夫在清朝以来，仍维持着很高的水平。

民国期间（1911—1949年），少林寺遭受了一场人为的重大火灾。一九二八年，军阀混战，殃及少林寺，大雄宝殿、藏经阁楼等重要建筑及典藏，皆被烧毁，损失惨重。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特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政府颁布新的宗教政策以来，随着国家的开放政策和全球多元文化时代的到来，少林寺继承和发扬自己独特的优良传统,先后恢复禅堂，每年举行精进禅七。收集整理古籍善本，少林寺藏经阁已被国家列为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并整理出版《中国佛教医药全书》、《中华武藏》等多部著作。广泛开展中外文化交流活动。少林文化已被世界越来越多的民族认同，成为连接世界人民友谊的纽带。在世界各地热爱中国文化的人们心目中，少林文化成了中华传统文化的象征。

古籍善本本身蕴含着丰厚的历史积淀和文化价值,因此它是我国民族文化重要的一部分,应该被好好的珍藏。近年来,对于古籍善本的收藏也成为众藏家非常青睐的一件事情。古籍善本收藏,需要注意一些保存技巧,否则它很容易被破损。一定要注意防潮、防虫、防水等。

收藏古籍善本,藏家要定期翻翻书,让纸张也“透一下气”。特别潮湿的日子,尽量避免打开书柜,古代的纸张一般都是用竹纸或绵纸,并用石灰水打纸浆,造出来的纸吸水性强,在潮湿的环境中容易发霉。同时,每年要“晒书”两次。天气干燥,吹西北风时,要打开柜子,让空气流通一下。秋天和冬天最好把古籍善本拿出来“晒”,但不能在烈日下暴晒,而是放在室内通风之处“晒”。

此外,还要增加书的“体味”。在古籍善本附近放芸香草、烟叶、花椒包等,可以起到驱虫的作用,同时也使书的“体味”更浓——书香。但千万不可放樟脑丸,长期则会使纸张的酸性增加,使纸张变得更脆、发黄,是对纸张的破坏。

商务印书馆

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897年，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现代出版机构，与北京大学同时被誉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双子星。

商务印书馆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1897年在上海创办，创办人为夏瑞芳、鲍咸恩、鲍成昌、高凤池等。初为合伙经营的小型印刷工场。1901年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资本增至五万元，张元济入股，并主持编译工作。1903年建立印刷所、编译所和发行所，改为中日合办，资本各十万元，引进日本先进印刷技术。翌年编印《最新国文教科书》，数月间风行全国。此后，陆续编印修身、算术、史地、英语等教科书，兴办师范讲习班、附属小学、养正幼稚园及函授学校，还出版各种中外文工具书、刊物和学术著作。1907年在上海闸北宝山路建成印刷总厂和编译所新址。1909年将编译所收藏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的图书馆定名为涵芬楼，后改名为东方图书馆，对外开放。1914年初清退日股，资本增至一百五十万元，职工达七百五十人，成为国内最大的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总务处、编译所、印刷总厂和东方图书馆等被日军焚毁。随后，企业得到部分恢复。抗日战争前夕，在长沙建设印刷厂，往香港和西南地区疏散存书和机器。抗战爆发后，总管理处迁到长沙，后移至重庆，抗战胜利后迁回上海。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的五十三年间，除了以编印教科书为主要业务外，还陆续出版了《辞源》、《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国医学大辞典》等大型工具书，《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重要刊物，整理影印了《四部丛刊》、《丛书集成初编》、《续古逸丛书》、《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大型古籍，还出版了严复、林纾等人翻译的著名外国小说和学术著作。全盛时期在北京、香港设有印刷分厂，先后在全国各地和新加坡、吉隆坡等八十三个地方设立分馆，在国内外颇负盛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迁址北京。1958年以后，根据国家出版方针的规定调整了出版范围。现主要编译出版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编纂出版中外语文工具书以及研究著作、教材、普及读物等，出版《中国语文》、《方言》、《英语世界》等期刊，在读者中有良好影响和声誉。一个世纪以来，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己任，竭力继承中华文化，积极传播海外新知，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是“全国优秀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设有25个部门，控股一个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在职员工260人。

商务印书馆年均出版图书、音像制品等700余种。100多年来，共出版各类书刊4万余种。代表性出版物有《辞源》《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新时代汉英大词典》、《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故训汇纂》、《四库全书》（影印文津阁本）、“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400种）“世界名人传记”（40种）“中国文化史知识丛书”（100种）“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及《英语世界》、《中国学术》杂志等。有不少品牌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辞书奖和国家期刊奖。

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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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于1897年2月11日创立于上海，至今已走过了近110年的历程。它的创立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业的开始。一百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从最初一个小小的印刷作坊，逐步发展成为现当代中国首屈一指的出版和文化机构，历经沧桑、默默耕耘，人才荟萃、名家辈出，至今出版各类书刊近5万种，为开启民智、昌明教育、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得到几代国家***的重视，正如陈云同志所说，“是一个很重要的文化教育事业单位”。

以张元济、夏瑞芳为首的老一辈出版家，平地为山、艰苦创业，为商务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早在商务创立不久就成立股份公司，并从此先后延请高梦旦、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人才，开展以出版为中心的多种经营，实力迅速壮大，编写大、中、小学等各类学校教科书，编纂《辞源》等大型工具书，译介《天演论》《国富论》等西方学术名著，出版鲁迅、巴金、冰心、老舍等现当代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整理《四部丛刊》等重要古籍，编辑“万有文库”“大学丛书”等大型系列图书，出版《东方杂志》《小说月报》《自然界》等各科杂志十数种，创办东方图书馆、尚公小学校，制造教育器械，甚至拍摄**等。极盛时期，商务有员工5000多人，在海内外设有分馆36个，各类办事机构1000多个，所出书刊占全国60%以上，创造了中国现代出版业的诸多第一，成为当时亚洲最大的出版机构，在海内外铸造了商务印书馆的这个民族出版业最著名的品牌，成为堪与北大媲美的文化重镇。从这座文化重镇里，走出了一大批杰出人物，陈云、张元济、茅盾、陈叔通、周建人、胡愈之、王云五、郑振铎、叶圣陶、蒋梦麟、竺可祯、黄宾虹、袁翰青、陈翰伯、陈原……这些光辉的名字都写在了商务的史册上。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日寇侵华，国难不息，商务也饱受兵燹，两度惨遭破坏，艰于维持。但是，在百般艰苦的环境下，商务坚持“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之精神，依然举起文化抗战和国家复兴之大旗，与各界人士共同努力，出书不辍，奋斗不歇。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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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后，商务积极完成公私合营改造，并1954年迁至北京，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开始了新的奋斗历程。1958年，全国出版社业务分工，商务承担了翻译出版国外哲学社会科学和编纂出版中外语文辞书等出版任务，逐渐形成了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世界名人传记”为代表的翻译作品，和《辞源》《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英华大词典》等为代表的中外文语文辞书为主要支柱的出版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10年来，在汉译世界学术名著和辞书两大支柱之外，商务人锐意进取，积极、稳妥地开拓新的出版领域，比如大力扶持出版国内学者的原创性学术研究，出版传播国内学者的一流研究成果；针对青少年和大众读者，开发素质教育读物和文化普及读物；与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合作，翻译出版哈佛商学院的畅销经管图书；成立商务印书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旨在以学术研究带动对外汉语教材研发，把中心建成世界汉语教学精品图书的研发基地和出版基地。以开启民智、昌明教育为宗旨，秉承普及知识、传播文化、扶助学术的出版理念，商务不追风，不逐利，踏踏实实为海内外读者服务、为广大学人服务，出版规模不断扩大。近些年陆续出版的《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故训汇纂》及“新华”系列汉语辞书，“新时代”“精选”“牛津”“朗文”等几大系列外语辞书，影印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商务印书馆文库50种等大型原创学术著作，以及“汉译世界学术名著”10辑400种、《蓝海战略》等哈佛经管图书150种，等等，都深受海内外亿万读者的欢迎，成为图书市场上商务代表性品牌。有100多种精品书刊相继荣获国家图书奖、国家期刊奖等省部级以上重要奖项。一直以来，商务在出版行业处于领军地位，始终有较大的影响力，目前是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中国编辑学会、中国辞书学会、中国版权保护协会等行业团体的副会长单位。

为了长远发展，商务在人才队伍建设、信息化建设、开拓经营领域以及国际合作等方面，都下了很大力气，已经形成业内较强的竞争力，奠定了可持续发展的坚实基础。现有正式员工275人，其中，90人拥有硕士、博士学位，97人拥有副编审以上高级职称，学术水平和专业素养较高。一批年轻人走上管理岗位，成为业务骨干，促进了管理队伍和技术队伍的年轻化、知识化。商务在出版行业内较早利用新兴的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实施全面、系统的信息化建设，开发了在国内出版界领先的辞书语料库及编纂系统、门户网站、管理信息系统，正一步步实现生产、管理、销售的自动化、网络化。此外还积极开拓与出版业务相关的经营领域，目前成立并控股北京群益物业公司、北京商易华信息技术公司、北京涵芬楼书店有限公司等经营性机构，在上海、太原、长春、武汉、南京等地开设专卖店等，在多种经营上迈开了坚实的步伐。商务有着良好的国际合作关系，不仅与香港、台北、新加坡、吉隆坡等地的海外4家商务印书馆进行经常性的业务交流，而且还合资成立并控股了一家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此外，商务还与牛津大学出版社、朗文出版公司、拉鲁斯出版公司、哈佛商学院出版公司以及小学馆、斗山东亚出版公司等世界著名出版机构保持着密切的合作关系。版权贸易活跃，每年引进和输出图书200多种。

现在，商务年出图书800种左右，其中新书350种左右，重印书450种左右；此外还出版《英语世界》《汉语世界》杂志及《中国语文》《方言》等重要学术期刊20种，以及部分音像制品。据近几年开卷图书市场调查报告显示，在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上，商务出版的中外语文辞书处于绝对领先地位。2005年全年出版码洋54亿元，利润超过5000万元。各项指标在全国综合性出版社中均位居前列。

可以说，经过改革开发20多年来的努力，商务印书馆现在已经成为风格比较突出、特色比较明显、文化底蕴比较深厚、发展势头比较稳健、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拥有独特地位、在海内外具有广泛影响的一家著名出版单位。

商务印书馆现隶属于新组建的中国出版集团，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和出版体制创新的机遇和挑战。

商务之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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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择要列之如下：

出版第一部语法学学术专著——《马氏文通》（1898）；

出版第一部中英文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1898）；

出版大陆第一部英汉字典——《商务书馆华英字典》（1899）；

第一个使用纸型印书（1900）；

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论著（1902）；

第一个使用著作权印花（1903）；

第一个作为文化企业引进外资（1903）；

第一个作为民间企业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师（1903）；

第一个系统地编印出版《最新教科书》等近现代中小学教科书（1904）；

第一个创办《东方杂志》等一系列现代意义的杂志（1904）；

第一个采用珂罗版印刷（1907）；

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双语辞典《英华大辞典》（1908）；

第一个采用电镀铜版印刷（1912）；

第一个使用自动铸字机（1913）；

第一个采用胶版彩色印刷（1915）；

出版我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辞源》（1915）；

出版我国第一部专科辞典《植物学大辞典》（1917）；

成立我国第一个中资**机构——活动影戏部（1918）；

生产制造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1919）；

制作我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1919）。

商务印书馆对文化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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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是我国现在所有出版社中资格最老的出版社。它不是我国最早的出版社，在它之前还有很多，竞争中都被淘汰了。开始时它是个小印刷厂。当时正值甲午战败之后，人心思变，出版事业发展。同时代人杜亚泉说，当时“维新同志，皆以编译书报为开发中国急务，而海上各印刷业皆滥恶相沿，无可与谋者，于是咸踵于商务印书馆”。指出了商务成功的关键是讲究质量，因为办事认真，讲信用、保质量，所以南洋公学代校长兼译书院长张元济辞掉公职到这个小印刷厂主持编译工作，从此商务兼营出版。张元济进商务后，陆续进用高梦旦、杜亚泉、蒋维乔、庄俞等一批反对科举有志于维新的年轻人。他们都将富国强兵、复兴中华的希望寄托在未来一代，他们兢兢于小学、中学课本以及词书等学习用书的编写。他们的认真，使出版物获得成功，又注意经营管理，企业就站住脚并得到发展。敬业乐事的精神和注意经营管理代代相传，成为传统。它几十年服务于人民的文化需要，几十年服务于积累文化，对社会有一定贡献，所以建国后，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在1952年6月指定商务印书馆为中央一级出版机构，这在私营出版业中是仅见的。公私合营后它在党和政府直接领导下，更加兢兢业业，为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努力工作。在近现代出版史上它努力为人先，开创性活动极多，影响深远。这儿罗列其什一，以见其贡献。

出版社第一个建立编辑部的是商务印书馆。中国出版事业虽然源远流长，但其文字工作都是一个人说了算，没有编辑部一说。商务印书馆初创时是印刷厂，兼出一些书，也同样没有编辑部，由创业人之一鲍咸恩先生兼做文字工作。经理夏瑞芳经常向人请教，怎样使出版业务发展，知道要有一批学者。当时与商务印书馆有业务往来的南洋公学译书院，其院长兼代校长、维新人士张元济苦于公学学监、美国人福开森事事牵肘使得无法办事。夏瑞芳与张元济在两年多的业务交往中建立了个人感情，1900年夏先资助张办《外交报》，次年夏建议张对商务投资，进而顺理成章地1902年张辞南洋公学职进商务。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张元济通过朋友蔡元培等聘请了一批各有专长的新派人士进商务，成立编译所。编译所的成立使商务在同业中占有绝大优势。又有高梦旦从事协调，破除文人相轻的陋习，各人发扬专长，又互相切磋，书稿质量自高于同业。商务自此继印刷后在出版上也站住了脚；同业也纷纷仿效，推动了出版业的进步。

近代小学教科书是商务印书馆最早推出的。我国社会的近代形态，基础教育兴起很晚。戊戌时仅康有为《幼学通议》中提到，他是依据《礼记•学记》原则，谈不上近代教育。辛丑“新政”，清廷“令多设蒙养学堂”，同时规定“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教育目的仍是和科举衔接。有志之士进行了改变教育目的的活动，商务印书馆是重要的一环：它提供了近代基础教育第一批课本。最早是1902年6月由杜亚泉编写的《文学初阶》，共6册供3年用。它全部用儿童身边常见的浅近事物做认字课文和内容。如第一课，生字为“大小牛羊”4字，再组成：“大牛、小羊、大小、牛羊”4词作课文。八十课后出现简单句，如“牛负车、牛耕田、桃开花、竹生笋”。第三册开始穿插各科浅近知识，伦理修身，激励发愤读书学艺以振兴中国。后续各册有声光化学，中外史地人物。对道光以还割地“赔款”多有议论。这是第一本同科举教育割断而讲究国民素质教育的课本。1904年2月商务印书馆又推出小学《最新国文教科书》。这套课本由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共同编写，一反历来启蒙读本由一人写的作法。很多关于它编写认真的佳话至今流传。这本书编写认真，影响十分深远：蔡元培当时是旁观者，他叹为观止，说这本书的认真，改变了整个出版业编书草率的风气。这套课本开创了沿用至今的用楷体字排课文和每课都在一个展开面上，并附丰富的插图的作法。这套课本出版后，一直受到学生和家长、老师的欢迎。

我国第一部近代词书——《辞源》。我国的词书起源很早，但千余年来一直分为3个互不照应的体系：《尔雅》、《说文》和韵书——名物、文字和语音。而且主要环绕四书五经，脱离人们生活。《康熙字典》虽在-一定程度上将字的音、形、义结合解释，但它仅顾及字而还不懂复音词，只收列极少一部分复音词作为字(单音词)的义项无规律地安排在某个单字下；而且主要是专有名词。如“仓山”在“仓”字下：“河津”(龙门)在“津”字下，“天一星”在“一”字下。晚清复音词随着西学进入大量产生，没有一本词书搜集、解释，阅读书报常生误会。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高梦旦、陆尔奎有鉴于此，发愤编纂一部集词汇、单字、语音、释义于一书，熔旧学新知于一炉而检索方便的词书。陆、高二位于1908年开始与20多位编辑编写4年后完稿，发现词书释义中引文有因循类书而脱漏、多字——自古词书引文衍夺是常事，《康熙字典》这类问题仅影响字义的就有2600多条。他们硬是再添人全部重查原书，又花了3年时间才发排，于1915年出版。正是由于认真，后来中华书局《辞海》出版，虽后来居上，并不能压倒它，80多年经过修订，现在还在发行。

《辞源》在词书编纂上至少在3个方面具有开创性。首先收录了大量近现代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应用技术词汇。其次规定了这些复音词以第一字列于该单字后，便于检索。第三，单字义项严格以单音词所含意义为限，即严格以词为单位释义。第二、三两个原则至今为所有汉语和汉外词典所遵循。

世界词书销售量之最。《吉尼斯世界记录》在1980年版中说，它的这本书各种文本各年累计发行量已达到3200余万册，是世界书籍发行量之最。这个版本传到我国后就有人撰文指出它是夜郎，它的发行量远远落后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新华字典》。当时《新华字典》销售量已达8000万册。《新华字典》是魏建功等5位语言学家商定体例编法，由魏建功率领一批词书工作者精心编成，是以质量上乘。1970年周恩来总理又指示由北京大学文科各系、中国科科学院、商务印书馆、北京市教育系统抽调人员讲行修订，总理不仅多次具体指示，克服修订工作人员中普遍存在的怕被人说右的顾虑，还在百忙中亲自审读修改稿并作改动。当年，《新华字典》修订本全国各省市造货4000万册；以后每年分区造货量在1000一1500万册左右；至今累计发行量已在25亿册左右。这个数量在古今中外无数词书中是绝无仅有的；即使以人均占有量，世界上也没有第二本词典可望其项背。

中国第一部规范词书——《现代汉语词典》。汉语是我国的主要语言，它有许多差异严重的方言，妨碍不同地区人们的交往。历代政府除了秦始皇“书同文”统一了字的写法，读音和词义始终没有统一。新中国建立后，有了规范语言文字的条件，大规模的经济、文化建设也提出了这个要求。这就有了《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必须推广普通话。周恩来总理指出：“学习普通话光靠耳朵和嘴巴是不够的，学了容易忘记，必须有一套标音符号，用来编印拼音的读物和注音的字典，供学的人随时查考。”1956年2月6日周恩来签署总理命令：“为了帮助普通话的教学，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应该在1956年编好以确定语音规范化为目的的普通话正音字典；在1958年编好以确定词汇为规范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确定由编辑、排校、出版词书经验最丰富的商务印书馆担任该词典的出版任务。并决定正音字典与词典合在一起。1959年初稿完成，商务印书馆从审稿角度提出意见修改后在1960年出版“试印本”向专家征求意见。各地专家意见汇总后经过修改1965年印出“试用本”送审稿。1973年开始对“试用本”进行修订。由于“四人帮”干扰，1978年才正式出版。至此，我们国家才有了第一部规范词书。这部词典由吕叔湘、叶圣陶、丁声树、李荣等专家审读，具有相当高的学术水平。它的科学性无愧于促进汉语规范化的任务，出版后享有极高声誉，去年又出版了修订本；前后10多年总共出版3000万部，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选题民主之最。商务印书馆出好书，它的功夫从选题开始。1903年10月它就开始实行“编译所会议”制度，从根本上保障了出好书。一百年中，选题民主程度必有不同，但做好做差在出书上大体都获得反映。做得最好，当推1958年独立建制后和1979年重又独立建制后。当时前后两位总编辑都享有国际声誉，他们都极尊重他人，发扬学术民主。1958年独立建制时，4年前三联书店牵头已制订了一个翻译外国哲学、社会科学著作长远规划，商务接手后，总编辑仍然亲自出马，在北京、上海、南京、武汉等地学术界广泛征求意见，再制订出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文革”结束后继续这一做法，而且学科范围扩大至全部选题内容，包括中外语文和词书。不仅范围扩大，也更加细致，多一个来回：先登门征求专家意见，汇总后再请专家会议确定，称“规划会”。已进行过4次。名著都是有定评的，还有什么意见可征求不一定!哪些应先出，哪些可晚些；哪本书请谁译最合适；用哪个版本最好；国际上有些什么动态，这些听听专家们意见不是更好吗在这样的规划基础上确定的选题计划，绝无商业味，自然经得起检验，符合读者的需求，前几年社科书订数普遍滑坡时，商务版的名著受影响比较小，年年有1/3重印。像这样的选题民主是仅见的。

（原载《中华读书报》1997年5月7 ）

香港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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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商务印书馆成立于1914年，一直致力推动中国文化和教育，主要出版历史文化画册、经典著作、语言学习及语文工具书和教科书等。2007年10月22日，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举行110周年馆庆酒会。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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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是由北京商务印书馆、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商务印书馆新加坡分馆、商务印书馆马来西亚有限公司于1993年共同投资的国内首家综合性合资出版机构。

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致力于促进和加强中外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采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管理方法，出版面向海内外的语言工具书，知识性丛书、华人学校教科书以及弘扬中华文化的书籍；经营中外文学书刊和与文教有关的声像制品（包括电子出版物）的出版、发行、印刷和销售。近年来，公司先后出版了《最新高级英汉词典》、《新编汉语教程》等精品图书和“中华文明系列”光盘以及《〈英语世界〉100期精华》、《全唐诗》和《百衲本二十四史》光盘等电子出版物，深受中国大陆和海外华人读者的欢迎。

商务馆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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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丈之松

陈原集张元济、茅盾、叶圣陶句成歌

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

此是良田好耕植，有秋收获仗群才。

世事白云苍狗，风涛荡激，

顺潮流左右应付，稳度过滩险浪急。

论传天演，木铎启路。

日新无已，望如朝曙。

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

从今以后更艰难，努力还需再试。

森森兮千丈之松，矫矫兮云中之龙。

言满天下兮百龄之躬！

近代以来，宋、元、明版的书价格都偏高，一部宋版的《孟子集注》价值500金。据《古玩指南》介绍，光绪末年的一般宋版书，每页要50到60银元，那个时候大概10个银元就可以买一亩地。30年代末期，傅增湘曾经过目一部宋版的《孟东野集》，价格是5000银元，他还看过一部《楚辞》，价格是8000银元，傅增湘曾花一万多元买了一部宋代孤本《周易正义》，民国时期一万大洋是天价，相当于几所房子的价钱。我们再与瓷器做个对比，《古玩指南》中指出，雍正的粉彩过枝五寸官窑大盘在民国时期的价格是200块大洋。即使是最贵的谷月轩的京彩瓷杯子，一只也就是500块大洋。

▲《古玩指南》

我们即使不讲学术地位，不谈社会影响，仅就价格、经济角度来谈，古籍善本也是高价位、高层次。现在古籍善本没有达到这个地位，说明古籍善本所蕴藏的经济潜力远远超过瓷器、书画、玉器，因此现在投入古籍善本的收藏是一个良好时机。

▲《古玩指南》

“

古籍善本在今天的收藏市场上尚属冷门，与瓷器、书画、玉器在受欢迎程度以及价格上相比尚有很大差距。但这并不能说明，今天的古籍收藏没有地位，其实古籍收藏蕴含的巨大的价值还远远未被呈现出来。刘建业先生认为，现在这种未热将热的时候，恰恰酝酿了古籍善本收藏大爆发的契机。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1、文献价值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回收旧书的平台有：

1 孔夫子旧书网：国内领先的二手书交易网站，汇集全国各地13000家网上书店和50000家书摊，展示多达9000万种书籍，拥有大量极具收藏价值的古旧珍本，如明清、民国古籍善本、珍品期刊、名人墨迹、民国珍本、绝版书、版画宣传画等，品类齐全，另外还涉及碑帖印谱、玉器、文房雅玩、邮票、钱币、陶瓷、古玩杂项等艺术品。

2 多抓鱼：采用“C2B2C”模式的旧书网站，用户可以在线上将闲置的图书、服装以及电子产品卖给多抓鱼，也能在线上和线下店买到由多抓鱼出售的商品。

3 有路网：卖书网站，自2008年创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二手图书的有效回收利用，它们不仅回收社会上的社科类、文史类图书，还大量回收在校大学生二手教材，回收范围广、收购价格高、省去了很多客户处理图书的麻烦，既能让二手书继续循环利用，又能卖出一个高价。

4 旧书街：国内领先的二手书交易网站，用户可以非常方便的在平台上面实现账户申请、开通社交化店铺、出售商品、求购商品、撰写书评、关注和被关注等一系列社交化电商功能。

5 二手教材网：该二手书网站隶属位于十三朝古都洛阳市伊川县的涧西壹加壹书店，已有十多年行业经验，是中原地区屈指可数的二手教材提供商。网站长期回收大学教材，主要收大三大四的专业课，大一大二的一部分。书本可以有笔记，但不能太多，不能影响再次阅读。

此外，还有7788旧书、换享好书、醒购、SNKRS中国、华硕商城、魅族商城等平台也可以回收旧书。以上信息排名不分先后，仅供参考。

张金平，1965出生于河南，北京地质学院语言文学函大授业。

　　1986-1989，山西芮城博物馆工作

　　1990-1992，山西运城文化馆对古籍善本进行撰集，整理和修复。

　　1993-2000，山西从事明清瓷器及古玩杂项的收藏学习和研究。

　　2001-2005，洛阳、三门峡，从事古玩艺术品的收藏和鉴定研究。

　　2006-2012，于山西进行高古瓷收藏学习研究并对书画学习和鉴赏付出了大量的精力。

　　2012-2014年底，在杭州从事古玩艺术品鉴定、修复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