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过云楼藏古籍善本一百七十九种，以216亿元的价格成交，创下了古籍类藏品的成交纪录，这或许令很多藏友记忆犹新。近年，古籍类藏品以稳健的价格表现，丰厚的历史价值，深厚的学术底蕴，逐渐吸引着藏家的眼球。时至今日，这个项目已经不容小觑，很多大型拍行纷纷开设古籍专场。古籍收藏成为市场中的一颗明星。古籍收藏，历来是收藏界中品味较高的一个项目。不仅需要藏家具有欣赏、鉴别的能力，更需要藏家具备一定的学术修养。历来大学问家大多嗜好收藏古籍。为了探寻古籍类藏品的魅力，记者走进中国书店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拜访了资深古籍鉴定专家窦水勇老师。在业内，人们都称他“窦师傅”。访谈之中，故纸墨香扑鼻而来。古籍收藏，投资正当时古籍收藏自古就是文人雅好，而古籍类藏品的交易量和交易额在艺术品市场中异军突起还是十几年前的事。

　　蒙学经典：《蒙求》 《百家姓》 《千字文》 《三字经》 《小学诗》《鉴略妥注》 《了凡四训》 《声律启蒙》 《训蒙骈句》 《颜氏家训》《幼学琼林》 《增广贤文》《朱子家训》

　　四书：《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而五经是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

　　诸子百家：《老子》、《庄子》、《管子》、《列子》、《墨子》、《荀子》、《尸子》、《孙子》、《孔子集语》、《晏子春秋》、《吕氏春秋》、《贾谊新书》、《春秋繁露》、《扬子法言》、《文子缵义》、《商君书》、《韩非子》、《淮南子》、《文中子中说》、《山海经》、《阴符经》、《关尹子》、《亢仓子》、《鬻子》、《公孙龙子》、《鬼谷子》、《子华子》、《尹文子》、《鶡冠子》、《穆天子传》、《十洲记》、《列仙传》、《抱朴子》、《握奇经》、《尉缭子》、《曾子全书》、《子思子全书》、《盐铁论》、《说苑》十、《独断》、《傅子》、《神异经》、《博物志》、《神仙传》文、《六韬》、《司马法》、《吴子》、《邓析子》、《慎子》本）；、《孔子家语》、《孔丛子》、《周髀算经》、《九章算术》、《太玄经》、《新语》、《新序》、《白虎通德论》、《风俗通义》、《论衡》、《潜夫论》、《申鉴》、《中论》、《人物志》

　　廿五史：

　　《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 、《旧唐书》 、《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宋书》、《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

　　四大名著：《红楼梦》、《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

　　另外:《西厢记》、《牡丹亭》、《桃花扇》

　　三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醒世恒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等等

　　主要表现为以严刑峻法推行政治、思想高压政策,不但对十恶处刑更重,而且扩大了谋\反、谋大逆的定罪范围,提高了量刑标准；严禁宦官专政,臣下朋党,更完备地确认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广泛增加满族享有种种特权的条款；继续维护封建等级制度和宗法统治进一步实行重农抑商等

大清律例的特点：严刑峻法,增加满族享有种种特权,重农抑商

2文字狱

金朝时的文字狱

元朝时的文字狱

清顺治时的文字狱

清康熙时的文字狱 1明史案

2黄培诗案

3《南山集》案

清雍正时的文字狱 1年羹尧案

2谢济世案、陆生楠案

3曾静、吕留良案

4屈大均案

5裘琏戏笔之祸

6“清风不识字”案

清乾隆时的文字狱 1王锡侯《字贯》案

2徐述夔《一柱楼诗集》案

书籍的销毁和篡改

文字狱：1、名词,专指一类迫害文人,以排除异见的事件

2、动词,指利用特权对异己进行构陷

3、形容词,形容统治者对被统治者实行的无情专制

《汉语大词典》定义为“旧时谓统治者为迫害知识份子,故意从其著作中摘取字句,罗织成罪”,《中国大百科全书》则定义为“明清时因文字犯禁或藉文字罗织罪名清除异己而设置的刑狱”

至于乾隆年间修的《四库全书》,就更是搞的彻底,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满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

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连宋应星的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也因为有碍于愚民而禁毁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所“汉化”深者：尤其中华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外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难怪鲁迅先生说：“对我最初的提醒了满汉的界限的不是书,是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的头,这才种定了的,到我们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了血史”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与清代统治者利益相关的明朝人的文学和历史作品遭到大力剿灭,而且殃及北宋南宋《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

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

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

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宋主”可以说是他的尊称这两句的格律也应作“仄平”,两个字的音也都是“仄平”,改为“宋主”并不涉及音律问题；“寄奴”二字也与清朝犯忌的“胡”、“戎”、“夷”、“虏”等了无关涉那么为什么还要改呢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看到就感到别扭,因此即使没有“违碍”之处也要改这是多么自觉的奴才态度!难怪鲁迅说《四库全书》不仅藏在内廷,而且“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作者里面,也曾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病后杂谈之余》)

唐玄宗登基后，以道家清静无为思想为治国之道，提倡文教。政治上任用贤能，改革官职，整顿吏治，使得唐中期朝政稳定。经济上，制订新的经济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大力发展农业。打击豪门士族，解放劳动力，减轻人民负担；文化上，打击佛教势力，淘汰僧尼；军事上，改革兵制，在边境地区发展屯田，提高军队战斗力，扩张疆域。外交上，实行和解的民族政策，改善民族关系。

政治

改革机构

唐玄宗对吏治进行了整治，提高官僚机构的办事效率。

第一，精简机构，裁减多余官员，把武则天以来的许多无用的官员一律裁撤，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这不但提高了效率，也节省了政府支出。

第二，确立严格的考核制度，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在每年的十月，派按察使到各地巡查民情，纠举违法官吏，严惩不怠。 [31] 

第三，重新将谏官和史官参加宰相会议的制度予以恢复。这本是唐太宗时期的一种制度，让谏官和史官参与讨论国家大事，监督朝政。到了武则天主政之后，提拔了许敬宗和李义府等人做宰相，有的事不敢再公开，因此将这种制度也就废除了。

第四，重视县令的任免。唐玄宗认为郡县的官员是国家治理的最前沿，和百姓直接打交道，代表了国家形象。所以，玄宗经常对县官亲自出题考核他们，确切地了解这些县官是不是真正地称职。如果考试优秀，可以马上提拔，如果名不副实，也会马上遭到罢黜。 [31] 

重用贤臣

唐玄宗不仅极有胆量和魄力，而且精通治国方略，

唐玄宗走马任姚崇

深知用人乃治国根本，而且其也很善于发现人才。先起用姚崇、宋璟为相，其后又用张嘉贞、张说、李元纮、杜逻、韩休、张九龄为相。他们各有所长，通晓治国方略,并且尽忠职守，使得朝政充满朝气。而且玄宗在此时亦能虚怀纳谏，因此政治清明，政局稳定。 [7] 

正是由于开元初期君臣一体，上下同心，全国经济迅速繁荣，迎来了“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的开元盛世。 [6] 

修订律法

开元八年（720）以前一段时期进行的行政改革的内容几乎完全是恢复和贯彻武后建立统治前奠定的行政准则。这些改革体现在垂拱元年（685）前定期修订和重新颁布的一整套法典，即律、令、格、式之中。垂拱元年以后，武后未作进一步的修订，虽然编成了体现修订法典的立法《格后长行敕》。武后垮台后，唐中宗神龙元年（705）在唐休璟、韦安石和苏瓌的主持下，彻底修订所有法典的工作才得以进行。唐景龙四年（710）睿宗登基后，下令重新修订，同时指定一个包括许多法律专家在内的编纂组织负责。新法典在先天元年（712）阴历二月编成并颁行。 [32] 

唐六典

先天二年（713）末，姚崇和卢怀慎领导一个被指定修订令、格和式的组织，这部分法令与行政事务有关。修订的法令于开元三年（715）阴历三月完成，然后被颁布执行，后来被称作《开元前令》。如太子宾客在旧时作为兼职无品，《开元前令》时被正式定入官品。

在宋璟和苏颋担任宰相时，诏令又命再作修订，这一次包括刑法在内。有些曾协助姚崇的法律专家也参加了这一工作，编纂工作成于开元七年（719），阴历三月呈送唐玄宗御览并被公布。它通常被称作《开元后令》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其大部分内容收入《唐六典》，此书提供了唐代行政法的详细内容。 [33] 

因此，从唐景龙四年（710）至开元七年（719）的十年是制订中央行政法典的重要时期，这种法律旨在把中国再度置于一个精心制订的统一行政规定和实践的体制之下，所以这十年对恢复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帝国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军事

兵制改革

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唐高宗和武则天时期，对于军事不太重视，到了唐玄宗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开元十一年（723），唐玄宗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玄宗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31]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唐玄宗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玄宗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31] 

开疆拓土

国力强盛是开元之治的另一重要标志。自唐高宗以后，吐蕃强大，成为唐朝西方严重威胁。武后时期，后突厥复兴于漠北，契丹崛起于东北，又造成唐朝北方形势的紧张。许多在贞观﹑永徽年间归属唐朝的地区重又脱离控制。玄宗加强邻接地区的军队，开立屯田，大大充实了防务，又从东北到西北和南方设立了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伊西北庭﹑剑南等九个节度使和一个岭南五府经略使，以统一指挥战守军事。于是在开元五年，收复陷于契丹二十一年之久的辽西十二州，于柳城（今辽宁朝阳）重置营州都督府，漠北的同罗﹑拔也古等都重新归顺。唐玄宗在东北设置了靺鞨都督府、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等，中国历史上首次将东北三省全境纳入中国版图。 [1]  后突厥与唐之间的战争也逐渐停止而代之以友好往来，唐又在西域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阻止吐蕃势力的北上，在陇右﹑人往来河西之西增置军镇，巩固河西走廊的安定，保证了中国和中亚﹑西亚的交通顺畅。当时唐朝的声威远达西亚，各国使者和商不绝。 [34] 

经济

生产发展

唐玄宗执政后，政治的安定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生产发展，经济繁荣。开元时期，土地开辟，许多“高山绝壑，耒耜亦满”。

据杜佑《通典》所记：“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东至宋（今河南商丘南）汴（今河南开封），西至岐州（今陕西凤翔），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今湖北江陵﹑襄樊），北至太原﹑范阳（今北京），西至蜀川（今四川成都）﹑凉府（即凉州，今甘肃武威），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可见当时粮食布帛产量丰富，物价低廉，商业繁茂，道路畅通，行旅安全。到开元二十年，全国有民户七百八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六（最多时逾千万），人口四千五百四十三万一千二百六十五，比之唐初户口增加一倍半以上。 [34] 

耕地面积

唐玄宗时期全国耕地面积66亿亩。唐朝的版图，比之于汉代，有新的拓展；大运河把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更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促进了全国经济的增长。史称：“开元、天宝之际，耕者益力，高山绝壑，耒耜亦满”。根据现有史料推算，当时全国实际耕地面积约八百五十万顷，折合今亩达66亿亩（当下的中国为18亿亩），人均占有达9亩多。远远超过中国今日的平均数（14亩）。 [35] 

提倡节俭

玄宗於这段时间甚为节俭，规定三品以下的大臣，以及内宫後妃以下者，不得配戴金玉制作的饰物，并且遣散宫女，以节省开支。他又下令全国各地均不得开采珠玉及制造锦绣，一改武则天以来後宫的奢靡之风。他并命令宇文融清查全国的逃亡户口及籍外田地，共查得八十多万户，大幅增加唐朝的税收及兵力来源。因为这些措施，唐朝的财政变得丰裕，而且全国的粮仓充实，物价十分廉宜。 [34] 

经济繁荣

农业

开元时期大唐兴修大型水利工程。据统计

曲辕犁，筒车，翻车

，开元时期共修水利38处，天宝时又修8处，合为46处。玄宗还在全国各地大兴屯田，农业生产的发展使各地官府仓库了的粮食堆积如山。 [36] 

农耕技术提高，水稻广泛采用育秧移植。茶叶生产在开元时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唐朝出现了世界上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作者陆羽被后人称为“茶圣”。饮茶之风开始在唐朝盛兴。生产工具还得到了改进，出现新的农业工具──曲辕犁；创制新灌溉工具──筒车。

手工业

开元时期的丝织业花色品种多，技术高超。陶瓷业也出现了景德的青瓷、邢窑的白瓷和唐三彩。

城市规模

唐长安城

开元时期世界著名的大都市主要分布在中国，例如长安、洛阳、扬州、成都等。长安城城内分为坊和市，坊是居民宅区，市为繁荣的商业区。

长安城是各民族交往的中心，也是一座国际性的大都市。其建筑形制不但影响了后世各个王朝都城的建立，还影响到朝鲜和日本。日本的平城京、平安京等都城的建造都是以唐长安城为模版而建立。

文化

提倡文教

唐玄宗时期，诗赋成为进士科主要内容，以及为了撰拔人才，亲自在殿试考核吏部新录取的县令。而且对儒生十分优厚，下令群臣访求历朝遗书，共觅得图书近五万卷，便唐朝的文化事业迈向鼎峰。

人才辈出

社会经济的繁荣必然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唐诗最为后世称道，著名诗人高适﹑岑参﹑王维，特别是李白﹑杜甫都生活在这个时代，而唐代中期的著名诗人（所谓大历十才子）也是这个时期培育出来的。其它音乐﹑绘画﹑雕刻﹑塑造等艺术也无不有显著成就。 [34] 

整理古籍

开元年间整理国家图书馆的藏书数53915卷。玄宗时代，唐朝的文教事业也有很大发展。今天我们所常说的四部（四库）图书分类，正式被国家官方图书馆所采纳，就是在唐代。“藏书之盛，莫盛于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 [37] 

诗圣杜甫、诗仙李白都主要生活在这个时代。举几件文化建设上的典型事例。第一件事，唐玄宗曾组织鸿儒硕学，在集贤书院校雠四部图书；第二件事，开元二十年编订《大唐开元礼》，是最完备的礼制建设，稍候不久又完成《大唐六典》的编纂，是最完备的行政法典性质的文件；第三件事，大力提倡教育，广泛设立公私学校。开元二十一年（733）五月敕：“许百姓任立私学，欲其寄州县受业者亦听。” [38]  开元二十六年下令天下州县，每乡都要设置学校一所，以教授学生。这样推行政教的结果是：“于时垂髫之倪，皆知礼让。” [39]  可以说教化大兴！ [35] 

重道抑佛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31] 

在开元二年，唐玄宗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玄宗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四库全书》是在乾隆皇帝的主持下，由纪昀等360多位高官、学者编撰，3800多人抄写，耗时十三年编成。丛书分经、史、子、集四部，故名四库。共有3500多种书，79万卷，36万册，约8亿字，基本上囊括了中国古代所有图书，故称“全书”。当年，乾隆皇帝命人手抄了7部《四库全书》，下令分别藏于全国各地。先抄好的四部分贮于紫禁城文渊阁、辽宁沈阳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河北承德文津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北四阁”。后抄好的三部分贮扬州文汇阁、镇江文宗阁和杭州文澜阁珍藏，这就是所谓的“南三阁”。

《四库全书》完成至今的两百年间，饱经沧桑，多份抄本在战火中被毁。其中文源阁本在1860年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火烧圆明园时被焚毁，文宗、文汇阁本在太平天国运动期间被毁；杭州文澜阁藏书楼1861年在太平军第二次攻占杭州时倒塌，所藏《四库全书》散落民间，后由藏书家丁氏兄弟收拾、整理、补抄，才抢救回原书的四分之一。文澜阁本在民国时期又有二次补抄。1914年在杭州图书馆第一任馆长钱恂的支持下，由徐锡麟二弟徐仲荪及其学生堵福诜自费补抄，历时7年，史称“乙卯补抄”。1923年，时任浙江教育厅长的张宗祥得知徐仲荪、堵福诜的义举后，十分感动，但他知道“修补”量相当浩大，单靠几个人很难完成，必须由政府牵头。在他的重视下，补抄人员增加到百余人，费用全部由浙江籍人募集，徐仲荪任总校，堵福冼任监理，历时两年，史称“癸亥补抄”。解放初，由于徐仲荪和堵福洗修补《四库全书》有功，他们俩的画像曾被悬挂在杭州文澜阁，以志纪念。2008年后《四库全书》大部分内容已经恢复。如今《四库全书》只存3套半，其中文渊阁本原藏北京故宫，后经上海、南京转运至台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也是保存较为完好的一部）。文溯阁本1922年险些被卖给日本人，现藏甘肃省图书馆。文津阁本于1950年由中国政府下令调拨到中国国家图书馆，这是唯一一套原架原函原书保存的版本。而文澜阁本则藏于浙江省图书馆。

1966年10月，当时正处于中苏关系紧张时，为保护《四库全书》安全，林彪下令将文溯阁《四库全书》秘密从沈阳运至兰州，藏於戈壁沙漠中。辽宁有关人士要求归还，以书阁合璧。甘肃方面也修建藏书楼，加强保护。文溯阁《四库全书》其最终归属仍处争议中

　　对古书的篡改反映了清政府实行的文化专制政策。

　　清朝对古书的篡改主要是在编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

　　清乾隆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大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馀种、8万馀块。除了焚毁书籍，大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大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

　　《四库全书》的编修可以说是全国图书都要进献检查，不仅不利于大清的文献被禁毁，连前人涉及契丹、女真、蒙古、辽金元的文字都要进行篡改。查缴禁书竟达三千多种，十五万多部，总共焚毁的图书超过七十万部，禁毁书籍与四库所收书籍一样多。“初下诏时，切齿于明季野史。其后，四库馆议，维宋人言辽金元，明人言元，其议论偏谬尤甚者，一切拟毁，……隆庆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明清之际，黄道周、张煌言、袁继咸、钱肃乐、顾炎武、黄宗羲、孙奇逢诸人的著作，均于例禁。后来稍稍放宽，有些人的著作，只要“改易违碍字句，无庸销毁”。但对钱谦益、吕留良、屈大均、金堡以及戴名世、王锡侯、尹嘉铨诸人的作品，查禁特别严厉。乾隆时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吴晗说过“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矣！”文字狱如此之彻底，一篇吴三桂的“反满檄文”，一本《扬州十日记》，一本《嘉定屠城记略》，竟在中华本土湮灭二百多年，二百多年后才从日本找出来！

　　《四库全书》所收古籍许多经过篡改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四库全书》的编纂者对于反映民族矛盾、民族压迫和民族战斗精神的作品尽量摒弃和抽毁，对于不能不收录的名家名作则大肆篡改。如岳飞《满江红》名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胡虏”、“匈奴”在清代是犯忌的。于是《四库全书》馆臣把它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张孝祥名作《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膻腥”犯忌，改作“凋零”。陈亮的《水调歌头·不见南师久》词云：“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于中应有，一个半个耻臣戎。”“耻臣戎”犯忌，改作“挽雕弓”。还有更荒谬的，辛弃疾的《永遇乐·千古江山》中的“斜阳草树，寻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被改作“人道宋主曾住”。“寄奴”是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的小名，用小名称呼帝王，做惯了奴才的《四库全书》馆臣觉得别扭而加以改动。

　　再如宋代《契丹官仪》记载辽国见闻：“胡人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胡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胡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四库本则篡改为：“契丹之官，领番中职事者皆异服，谓之契丹官。枢密、宰臣则曰北枢密、北宰相。领燕中职事者，虽国人亦汉服，谓之汉官。执政者则曰南宰相、南枢密。”改掉“胡服”“胡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