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时，香料业蓬勃发展，记载用香及其相关事物之专著蔚然成风，《四库总目提要》称《陈氏香谱》是众香谱的集大成之作，该书作者陈敬，字子中，北宋末年西京河南府(洛阳)人。

该书共分为四卷，首有至治壬戌熊朋来序，亦不载敬之本末。是书凡集沈立、洪刍以下十一家之香谱，彚为一书，记载了当时的香料，介绍了香料出处、历史及香的功效、用途、窨藏、用具、典故等，核心内容是合香的配方。

书中所列香料达80种，其中产于域外者占2/3，如龙脑香、沉香、檀香、乳香、安息香、苏合香、鸡舌香、龙诞香等；产于洛阳等中原一带的占1/3，如牡丹、丁香、白芷、梅花等。

书中记载的合香方有100多个，有印篆香方、凝和香方、拟花和百花香方、佩戴香方等。成香的类别有香粉、香丸、香饼、香柱等。

此书还如实记录了宋至元初社会用香情况，记录了香品产地、特征，广辑当代香方、修制诸法，烧香之香品、香器、香煤、饼、炭，以及与香有关的文学创作、香药医方、香药收藏等。全面反映了宋代香事活动和宋人文化生活的多个层面。

清初钱曾对《陈氏香谱》评价为：“凡古今香品、香异、诸家修制、印篆凝合、佩薰涂傅等香，及饼、煤、器、珠、药、茶，以至事类、传、序、说、铭、颂、赋、诗，莫不网罗搜讨，一以俱载。”

可以说《陈氏香谱》是宋末元初之香谱集大成者，它内容丰富，征引广泛，汇辑香学言论、轶文遗事，弥足珍贵。

中国古代的调味品　　中国自古以来到处都生长着丰富的调味品资源，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发现了甘、酸、辛、苦、咸五味，经过漫长的历史岁月的积累与探索，创制了丰富多采、名目繁多的调味料，对饭菜饮馔的色、香、味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作用。

　　从周代起，人们即已认识饮食中调味与健康的密切关系，因而，有因季节不同及时变换调味品烹调饮食的习惯。大致可分为六类。

　　一、食用油脂。有：花生油、动物油、菜籽油、大豆油、芝麻油、玉米芯油、米糠油、棉子油、葵花子油、茶油、椰子油、油橄榄油、桂皮油、海松油、花椒油、红花油。

　　二、鲜调味品。有：大葱、葱头、大蒜、生姜、香菜。

　　三、香辛调味品：大茴香、小茴香、莳萝、食茱萸、花椒、丁香、桂皮、辣椒、竹叶椒、砂仁、陈皮、甘草、当归、川芎。

　　四、粒粉调味品。有：食糖、芝麻粉、花椒粉、辣椒粉、椒盐粉、胡辣粉、五香粉、沙茶粉、虾籽、豆豉、红曲。

　　五、酱制调味品。有：酱油、豉油、虾油、糟油、鱼露、食醋、酒、腐乳汁、甜面酱、辣椒酱、辣瓣酱、沙茶酱、蒜头酱、蜜桂花、芝麻酱、花生酱、菌油、笋油。

　　六、花调味品。有：桂花、菊花、茉莉花、玫瑰花、夜合花。等等。《周礼天官食医》：“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多辛、冬多咸，调以滑甘。”

盐、梅、酒是最先出现的三大烹饪调味品。

传为商王武丁作的《商书》佚文《说命》三篇，下篇有“若作酒醴，尔惟麹糵；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注渭：“酒醴须麹糵以成，盐咸梅醋，羹须咸醋以和之。”先秦文献有云：“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是知人们很早就对烹调两者关系的个中奥妙有较深的领会。我们知道，盐中的氯化钠是咸味所自来，主要作用能调节细胞间渗透平衡及正常的水盐代谢，是人体血汗中不可缺少成分，又能调增食品滋昧。

　 盐的始用当甚早。《世本》称炎帝时“宿沙作煮盐。”甲骨文有云：“取■”（《合集》7022），末一字疑为卤字。《说文》谓卤“象盐形”。《玉篇》云：“卤，咸也。”《一切经音义》云：“天生曰卤，人生曰盐。”卤似指自然界的天然盐块，而非人工熬煮之盐。甲骨文又有“卤小臣”（《合集》5596）一名，似晚商已有盐官之设。《本味》述伊尹烹饪理论，有“咸而不减”之说。《尚书·洪范》记商末箕子言，有“润下作咸”，凡咸、苦、酸、辛、甘“五味”，咸为其一。

　　梅则主要利用其果酸作调料，梅酸具有收敛固涩、健脾胃、增强肝脏功能的作用。新石器早期人们已知利用梅酸，河南新郑裴李岗遗址出有梅核。安阳出土商代铜鼎，曾发现有满盛已炭化梅核者。殷墟西区M284墓中随葬一铜鼎，内也尚存一梅核。

　　至于酒的出现，似可上推到新石器中期以前，大汶口文化遗址墓葬出土有高柄陶酒杯以及硕大的滤酒缸；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小口圆肩小底瓮、尖底瓶、细颈壶等，或认为曾作酿酒、盛酒或饮酒之用。《淮南子·说山训》谓“清醠之美，始于耒耜”，显然酒的出现与农业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世本》称“仪狄始作酒醒变五味。”《战国策·魏策二》云：“帝女令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看来酒为饮料及调味品，至夏禹时已相当流行。

　　最早的酒属于谷物天然酒，谷类粮食受潮发芽变霉，由微生作用而引起糖化和酒化，大概至商代人们已从中悟出制造麹糵即酵母的酿酒新技术。郑州商城出土陶缸，曾发现粘有白色水锈状沉淀物。藁城台西中商遗址在一酿酒坊址出土的陶瓮内，发现盛有这种沉淀物达85公斤，经鉴定就是酵母，同出四件大口罐内还分别装有桃、李、枣等，说明商代不仅掌握麹糵酿酒，又能酿制果料酒。河南罗山天湖晚商息族墓地，出土过一密封良好的青铜卣，内装古酒，经色谱测试，每百毫升内含8239毫克甲酸乙酯，并有果香气味，是为浓郁型香酒④。安阳郭家庄一座殷墓出土的铜卣，也盛有白色透明液体，内含植物纤维状杂质，估计是酒⑤。总之文献提到的盐、梅、酒三大古代调味品，至少在夏商时代已用之于烹饪。

　　古代还有一味常用的香料调味品花椒。《诗·载芟》：“有椒其馨。”《荀子·礼论》：“刍豢稻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天论》：“君子啜菽饮水。”花椒能刺激味觉，减除腥腻，增加菜肴肉食的美味。花椒味辛而香烈，还可用酒浸泡，古称椒酒、椒浆，又可作药用，花椒调味，今已能追溯到商代，最近河南固始葛藤山发掘的晚商六号墓，墓主头旁发现放有花椒数十粒①。值得注意者，同一地区以前发掘的固始侯古堆春秋晚期一号墓，曾出一件制作精美、有盖紧扣的铜盒，盒内盛大半盒花椒②。似本地区先民一直持有花椒调味的食癖。

　　糖作调味品大概也甚早。《洪范》“五味”中有甘。《诗·绵》述晚商时周人古公亶父迁周原，称“周原膴膴，堇荼如饴。”《礼记·内则》有“枣栗饴蜜以甘之”。饴是麦牙糖，蜜是蜜糖。五味之甘，可能指这类糖。适量食之，能补气血，养阴和中，解除疲劳。

酱

　　汉代以前，“酱”是“醢”和“醯”的总称，醢，指用鱼、肉等制成的酱；醯，指带酸味的酱或酱汁，用以调味。因此也称为“醢酱”和“醯酱”。

　　醢的起源约在殷商时期，远早于豆酱。其制法是：以干肉为原料，加梁曲、食盐和好酒，渍之，置于容器中，密封百日，即成。古籍记载，周代有醢酱，包括兔醢、鱼醢、蚳（蚁卵）醢；有枸酱（一种水果酱）、芥酱（一种蔬菜酱）等。

　　至汉代，因“醯”带酸味，借指醋；“酱”则包括豆腐。

　　《周礼天官醢人》“醢人掌四豆之实”郑玄注：“醢者，必先膊干其肉，乃后蓙之，杂以梁曲及盐，渍以美酒，涂置瓶中，百日则成矣。”

　　《礼记内则》：“腶修蚳醢，脯羮兔醯，麋肤鱼醢。”

　　《周礼天官醢人》：“馈食之豆，其实葵菹蜃，蚳醢。”

　　《说文》：“醢，肉酱也。”

　　汉刘熙《释名释饮食》：“醯，多汁者曰醯。醢，沈也。宋、鲁人皆谓汁为沈。”

　　汉崔寔《四民月令》：“正月可作诸酱至六七月之交，分以藏瓜，可以作鱼酱、肉酱、清酱。”

醋

　　一种酸性调味料。我国酿醋的历史悠久，大约起于汉代。在甲骨文、钟鼎文及其他已发现文物中，未见有关于谷物醋的记载。醋，最初指酸的滋味。殷商时期，调味用盐与梅。至周代，制作肉酱，秀醢，因在分解过程中，产生大量有机酸，如各种氨基酸、乳酸、醋酸等，因而，酱汁的味道是酸的，称为“醯”。至汉代，醯、酢混用，皆指食醋。南北朝以下至唐，始从“酢”渐过渡到用“醋”字。

　　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中，记载了许多制曲酿醋的方法，其时并已能酿造具有独特风味的陈醋。唐代时《新修本草》中载有米醋、麦醋、杂果醋等外，药物学家还特制加有药物的药醋，用于治病。后世传其技，使醋成为中国人民调味烹饪中不可或缺的原料。

　　驰誉中外的有山西太原一带的老陈醋，江苏镇江的香醋，四川阆中用多种中药制成的保宁醋等。古代，又称女子善妒为“吃醋”、“醋娘子食杨梅”，以为调侃。

　　《尚书》：“酒醴须曲蘖以成，盐咸梅醋，羮须成醋以和之。”醋，指酸味。

　　汉史游《急就篇》：“芜荑盐豉醯酢酱。”王应麟补注：“[酢]，醋也。”

　　汉崔寔《四民月令》：“五月五日可作酢。”

　　《齐民要术》卷八注：“酢者，今醋也。”

　　宋吕本中《官箴》：“王沂公常说：‘吃得三斗酽醋，方做得宰相’，盖言忍受得事。” 油

　　我国古代食用油脂来源于植物与动物。植物油脂在食物烹调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使用与生产当晚于动物油脂，大约迟至秦汉之际，人们已知道以白苏子榨油，然其产量甚低。其后，中国人食用的植物油脂主要有：芝麻油、菜籽油、胡麻油、花生油、向日葵油、豆油等。

　　芝麻，也称脂麻、胡庇，原产于我国，古籍中称麻、苴、油麻等，其所产油也称香油，大约于唐代时开始生产。

　　油菜，也称胡菜和芸薹，来自西域，初时作为蔬菜，见载于《齐民要术》。唐代开始榨油。

　　胡麻，原产我国，即由用亚麻，生长于北方，《诗经》中以其为粮食作物，榨油食用的记载见于明代的《土方记》，至清末已火面积载培，成为我国主要的油料作物之一。

　　花生，也名落花生，明宋应星《天工开物膏液》中尚未见记载，始见于王世懋《学圃杂疏》，清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 始谓其可以榨油。

　　向日葵，十七世纪时从国外传入，原产美洲的墨西哥与秘鲁，当时以其籽炒食，别名有向阳花、迎阳花、天葵子、转日莲、西番莲、西番葵、西番菊、大菊、洋瓜子等，至近代才榨油。

　　大豆，原产于我国，古代作为粮食作物的“五谷”之一。称为菽，以其榨油食用，大约在隋、唐、宋时期。

　　其中，以芝麻油、菜籽油、豆油最为重要，与饮食烹饪有密切的关系。

　　六朝至唐以前，食用多为荤油，至宋代始普遍食用素油，而以芝麻油为上品。唐韩鄂《四时纂要》：“[香油]治头风、白屑、头痒、头旋、胸闷。”

　　宋沈括《梦溪笔谈》：“今之北方人，喜用麻油煎物，不问何物皆用油煎。”

　　庄绰《鸡肋编》：“油通四方可食胡麻为上，俗呼芝麻。”

　　明韩奕《易牙遗意》：“用肥鹅肉切长条丝麻油浇供。”

　　宋应星《天工开物》：“凡油供馔食用者，胡麻、菜菔子、黄豆、菘菜子为上；苏麻、芸薹子次之；大麻仁为下。”

蔗糖

　　用甘蔗汁加工制成的糖。中国自古以来就栽培甘蔗、饮食蔗汁。

　　公元前，即推广至中原地带，已懂得将蔗汁加工成固体糖块。至五世纪，甘蔗产地，由两广、两湖扩展到长江下游，广州已能从蔗汁炼制“沙糖”。

　　七世纪初，在学习印度制糖技术的基础上，大大提高了生产工艺，使制出的白沙糖和冰糖质量远超过外国。

　　蔗糖，因其原料、工艺的不同，呈现不同的色味和形态，在古籍中又称做石蜜、糖霜、蔗霜、蔗冰、沙糖等。古代除食用外，还常用于医药。

　　唐天宝十二年（公元753年）鉴真和尚东渡日本，有方物蔗糖二斤十两三分，献给东大寺，同时，也把制糖的方法传给了日本人民。

　　汉杨孚《异物志甘蔗》：“交趾所产甘蔗特醇好，本末无薄厚，其味至均斩而食之既甘，榨取汁如饴饧，名之曰糖，益复珍也。又煎而曝之，既凝而冰，破如砖，其食之入口消释，时人谓之石蜜者也。”

　　《新唐书西域传》：“贞观二十一年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上诸蔗，榨沉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

　　元洪希文《糖霜》诗：“携来已见坚冰渐，嚼过谁传餐玉方？”

　　明宋应星《天工开物甘嗜蔗品》：“凡狄蔗造糖，有凝冰、白霜、红砂三品。糖品之分，分于蔗浆之老嫩。”

　　又《造兽糖》：“凡狮、象糖模，两合如瓦为之，杓泻糖入，随手覆转倾下。模冷糖烧，自有糖一膜靠模凝结，又曰享糖，华筵用之。”参阅袁翰青《中国化学史论文集》。

蜜

　　省称“蜜”。即由蜂采花汁酿制而成，不加人工或略加人工的具有天然甜味的一种稠厚液体。在麦芽糖发明前，是唯一的甜味食品。蜜的组成及香气、颜色，因蜂种、蜜源的花不同而异。含有多量果糖及葡萄糖，此外尚有蔗糖、麦芽糖、有机酸类、挥发油、维生素类等的微量成分。我国用蜜，约始于周代后期，人们以蜜作食品，封建贵族间以蜜作馈赠之礼，其时已有蜜渍的果实。所食之蜜，皆为岩石、林木、土穴间野蜂所产，因而称为石蜜、崖蜜、岩蜜、木蜜、土蜜等。至迟东汉时，已有人工养蜂产蜜。魏晋南北朝至隋，有蜜饯、蜜蟹等食品。蜜多由南方贡献至中原。宋以后，广泛用于菜肴、糕点、医药。

　　晋皇甫谧《高士传》、张华《博物志》及《永嘉地记》，皆有关于养蜂产蜜的记载。

　　《礼记内则》：“子事父母，枣栗饴蜜以甘之。”

　　汉赵晔《吴越春秋》：“截止以甘蜜丸攩，报吴增封之礼。”攩，属茱萸类的一种芳香果实。

　　汉许慎《说文》：“蜜，蜂甘饴也。”

　　晋郭璞《蜜赋》：“繁布金房，叠构玉室。咀嚼滋味，酿以为蜜。散似甘露，凝如割肪。冰鲜玉润，髓滑兰香。穷味之美，极甘之长。百果须以谐和，灵娥御以艳颜。”

　　晋葛洪《西京杂记》：“南越王献高帝石蜜五斛，帝大悦，厚报遣其使。”

　　南朝梁陶弘景《本草注》：“石蜜，即岩蜜也，在高山岩石间作之。色青，味小（少）酸，食之心烦，其蜂黑色似虻。其木蜜悬树枝作之，色青白。土蜜在土中作之，色亦青色，味碱。人家及树空作者亦白，而浓厚味美。”

　　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杨国忠家，以炭屑和蜜，塑成双凤。”宋沈括《梦溪笔谈》：“隋大业中，吴郡贡蜜蟹二千头。”

　　宋张邦基《墨庄漫录》：“东坡性喜饮，而饮京不多。在黄州，尝以蜜为酒，又作《蜜酒歌》，人罕传其法予尝试为之，味甜如醇醪。”

香料的产地多在域外，随着丝绸之路的开辟，汉代从域外输入了香料，并移植了某些芳香植物，如胡椒、龙脑香、迷迭香、乳香、安息香、苏合香、沉香、丁香等。这些香料不仅丰富了汉代以来中国上流阶层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也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不同香料传入时间和传播途径均有差异，需要通过对文献材料和考古发现研究分析，方可确切了解沿丝绸之路而来的诸多香料如何促进了世界上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互动，从而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与沟通。

一、汉代香料的输入及其用途

汉代丝绸之路的开辟为域外香料的输入提供了条件。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材料可知，汉代时香料有的经陆上丝路从西域传入，也有的经过海上交通从南方海外传入。

古代传说中有西域香料传入汉代中国的记载。相传东方朔《海内十洲记》记载，西海中有聚窟洲，洲上有大山名神鸟山，“多大树，与枫木相类，而花叶香闻数百里，名为返魂树。……伐其木根心，于玉釜中煮取汁，更微火煎如黑饧状，令可丸之，名曰惊精香，或名之为震灵丸，或名之为反生香，或名之为震檀香，或名之为人鸟精，或名之为却死香，一种六名。斯灵物也，香气闻数百里，死者在地，闻香气乃却活，不复亡也。以香熏死人，更加神验”

①。西海在古代文献中是个模糊概念，具体所指各有不同，但西海在西域却是广泛的共识。同书又记载：“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胡月氏国王遣使献香四两，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香非中国所有，以付外库。”据说，“神香起起夭残之死疾”，“后元元年，长安城内病者数百，亡者大半。帝试取月氏神香烧之于城内，其死未三月者皆活，芳气经三月不歇”。

月氏西迁中亚，是汉武帝反击匈奴前听闻的史实；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的故事发生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后，说明这个故事是以汉通西域为背景产生的。这些传说虽不免有夸张成分，但故事的产生应该是以西域传入香料的史实为根据的。

晋人张华《博物志·异产》记载：“汉武帝时，弱水西国有人乘毛车以渡弱水来献香者。

帝谓是常香，非中国之所乏，不礼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千乘舆闻，并奏其香。

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枚，与枣相似。帝不悦，以付外库。后长安中大疫，宫中皆疫病。

帝不举乐，西使乞见，请烧所贡香一枚，以辟疫气。帝不得已听之，宫中病者登日并差。长安中百里咸闻香气，芳积九月余日，香由不歇。

帝乃厚礼发遣饯送。一说，汉制献香不满斤不得受。西使临去，乃发香气如大豆者，拭着宫门，香气闻长安数十里，经数日乃歇。”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弱水象征极西且遥远的河流。张星烺先生说：“《博物志》此节记事，与上方所录《十洲记》聚窟洲之却死香，大同小异。聚窟洲与凤麟洲皆在西海之中，凤麟洲四面有弱水绕之。凤麟洲既已承认为指欧洲地域而言，则《博物志》此节之弱水西国，亦必指欧洲而言也。”

其地域所指未必如张先生如此坐实，大抵指中国以西的远方国家。

正史书上也有关于西域产香和传入中国的记载。《东观汉记·李恂传》记载：“为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宝，诸国侍子及督使贾胡数遗恂奴婢、宛马、金银、香、罽之属。一无所受。”

《后汉书·李恂传》有同样记载，李贤注引《袁山松书》曰：“西域出诸香、石蜜。”南朝时范晔《和香方》序云：“甘松、苏合、安息、郁金、柰多、和罗之属，并被珍于外国，无取于中土。”魏晋时人鱼豢《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物产，有“一微木、二苏合、狄提、迷迷（当为‘迭’）、兜纳、白附子、熏陆、郁金、芸胶、熏草木十二种香”。大秦是古代中国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

香料还经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南方沿海地区，进而传入中原。公元前204年～公元前203年，赵佗建立南越国，考古发掘资料说明南越已有从海外输入香料和燃香的习俗。

中国原本没有燃香的习俗，燃香和燃熏的香料从海上丝路传入。南越王墓中曾出土五件四连体铜熏炉，炉体由四个互不连通的小盒组成，可以燃烧四种不同的香料。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都说明，熏炉首先见于广州南越王墓，除铜制外，亦有陶制，应是南越国的发明。熏炉的普遍存在，说明熏香已经成为南越国贵族统治阶层的生活习尚。

1955年，在广州华侨新村西汉墓出土四件釉陶熏炉，其中一件似豆形，圜底，唇沿内敛成子口，与盖吻合。通高172厘米，腹径112厘米，盖面隆圆，作几何图形镂空，顶有鸟形钮饰；器身如豆，器腹处有四个对称排列的圆形小气孔。

燃熏的香料主要产于东南亚地区，这就透露出南越国与海外方国早有贸易往来的信息。中国古代的熏香炉式样有南北之分，北方中原流行博山式熏炉。博山香炉又称博山香熏、博山熏炉等，是汉、晋时期常见的焚香器具。汉代刘向《香炉铭》描写这种器具：“嘉此正器，堑岩若山。上贯太华，承以铭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李尤《熏炉铭》云：“上似蓬莱，吐气委迤，化白为烟。”

从时间上看，南越盖豆式熏炉在先，中原博山式熏炉在后，说明香料和熏香习俗由海外输入路线是先至番禺（今广州地区），后传至中原。据统计广州地区汉墓出土物中，发现熏香炉多达200余件。

当时的香料主要来自东南亚地区，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广州与东南亚地区的交往频繁。汉武帝平南越之后，汉朝与东南亚、南亚地区有了直接交往。海外香料通过南方沿海地区转输中原地区。汉代人已经知道古代印度是香料产地，《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天竺国“有细布、好毾 、诸香、石蜜、胡椒、姜、黑盐。和帝时，数遣使贡献，后西域反畔，乃绝。至桓帝延熹二年、四年，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这说明天竺诸香先是经西域传入，后西域因战乱造成陆上丝绸之路交通的阻碍，才转由海路输入。汉代时内地至交址任职的官员往往贪赃纳贿获得南海的珍奇香料，携之以归。他们又用这种域外珍品贿赂权贵，以求升迁。《后汉书·贾琮传》记载：“旧交址土多珍产，明玑、翠羽、犀、象、瑇瑁、异香、美木之属，莫不自出。前后刺史率多无清行，上承权贵，下积私赂，财计盈给，辄复求见迁代。”

其中有“异香”，即来自海外的香料。

用香是上层贵族奢侈生活的表现。从用途上看，香料可分为熏燃之香、悬佩之香、涂傅之香和医用之香。西汉时内地已有用香的记载，司马相如《美人赋》写他赴梁国途中，朝发溱洧，暮宿上宫，“排其户而造其堂，芳香芬烈，黻帐高张”；“寝具既设，服玩珍奇；金鉔熏香，黻帐低垂”。东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一记载，汉成帝皇后赵飞燕住昭阳殿，有绿熊席，“其中杂熏诸香，一坐此席，余香百日不歇”。

汉代用香的记载更多见于东汉时期。应劭《汉官仪》记载，尚书郎有女侍史二人，“皆选端正，从直女侍执香炉烧熏从入台护衣”。晋王嘉《拾遗记》卷六记载，东汉灵帝在西园建裸游馆，盛夏与宫人游此，“宫人年二七已上、三六已下，皆靓妆，解其上衣，惟着内服。或共裸浴，西域所献茵墀香，煮以为汤，宫人以之浴浣。使以余汁入渠，名曰流香渠”。

汉末曹操提倡节俭，其《内诫令》云：“昔天下初定，吾便禁家内不得熏香。后诸女配国家，因此得香烧。吾不好烧香，恨不遂初禁令，复禁不得烧香，其以香藏衣着身亦不得。”

此外，曹操还曾以香料作为礼品赠送蜀相诸葛亮。因为香是名贵之物，得之不易，曹操在《遗令》中也特别嘱咐：“余香可分与诸夫人，不命祭。”

汉末士夑任交州刺史，“兄弟并为列郡，雄长一州，车骑满道，胡人夹毂焚香者常有数千”。秦嘉的《重报妻书》则透露出香从西域传入的信息和香的用途。另外，汉末乐府长诗《焦仲卿妻》中，刘兰芝自言用具：“红罗覆斗帐，四角垂香囊。”汉末诗人繁钦《定情诗》云：“何以致叩叩？香囊系肘后。”这些例子说明香囊既挂在室内，又佩戴身上。

汉代传入的其他香料品类

汉代传入中国的香料有哪些？文献上往往笼统记载为“香”，而不言具体品种。历史上传入中国的香料品种很多，但大多见于后世的记载。有学者认为：“三国以后，中国自西南海上诸国运入者，以香料为大宗，而汉代未之见也。”他认为这是因为香料输入与佛教有极深之关系，佛教传入前中国对香料之需要不太大。该观点认为佛教传入中国以后，香料需求量更大，有合理的论证。但若据此以为“汉代未之见”，则不免过于绝对。根据现有历史文献的梳理和考古发掘材料的分析，可知汉代已有一些可以考知具体品类的香料输入。

龙脑香是由龙脑树树干析出的白色晶体，具有类似樟脑的香气，原产于东南亚苏门答腊岛、加里曼丹岛、马来半岛和婆罗洲等地。

婆利国在今印度尼西亚，具体地点不详，有巴厘岛、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诸说。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广州南越国时期的墓葬中出土的铜熏炉腹内常有灰烬或炭粒状香料残存，广西罗泊湾二号汉墓出土的铜熏炉“内盛两块白色椭圆形粉末块状物”，研究者认为可能属龙脑或沉香之类的树脂香料残留物。 迷迭香是一种具有清香气息的香花，在温暖的微风及炎热太阳下会释放出香气，原产于南欧、北非、南亚、西亚等地，并引种于暖温带地区。

《魏略·西戎传》所记载大秦出十二种香中便有“迷迭”。晋郭义恭《广志》云：‘迷迭出西海中’。迷迭至迟汉末时已经移植中国。曹丕《迷迭赋》序云：“余种迷迭于庭之中，嘉其扬条吐香，馥有令芳，乃为之赋。”赋中有云：“越万里而来征。”

曹植《迷迭香赋》中写道：“播西都之丽草兮，应青春而凝晖……芳莫秋之幽兰兮，丽昆仑之芝英。”王粲《迷迭赋》云：“受中和之正气兮，承阴阳之灵休。扬丰馨于西裔兮，布和种于中州。”他们都强调其来自远方异域，而且来自西方。陈琳、应玚等皆有同题之作，都热情洋溢地赞美迷迭的枝干花叶之优美及其芳香之酷烈。

丁香，即丁香属，又称紫丁香属植物，又指丁香属植物树上的花蕾，又名丁子香，原产于南亚、东南亚及马达加斯加，引种于热带地区。在中国古代文献上又称为鸡舌香，这种鸡舌香汉代时已传入中国。应劭《汉官仪》记载：“桓帝侍中刁存，年老口臭，上出鸡舌香与含之。”

实际上刁存并非特例，汉代尚书郎上殿，“握兰含香，趋走丹墀奏事”乃常规。“尚书郎奏事明光殿，省中皆胡粉涂壁，其边以丹漆地，故曰丹墀。尚书郎含鸡舌香，伏其下奏事。黄门侍郎对揖跪受。”这种香曾被曹操当作礼物送给蜀相诸葛亮，云：“今奉鸡舌香五斤，以表微意。”三国孙吴康泰《吴时外国传》云：“五马洲出鸡舌香。”五马洲又称马五洲，在今印度尼西亚，具体地处不详，可能在巴厘岛。

乳香，别名“熏陆”，一云“杜噜”。汉译佛典中译为“杜噜”，《翻译名义集》卷八云：“杜噜，此云熏陆。”乳香是应用极广的香料，可以用来熏香、照明、调料，还可用以活血止痛。

1983年，广州象岗山南越王赵昧墓西耳室的一个漆盒内发现的树脂状药物，外形与泉州后渚宋船内发现的乳香类似，因此专家断定为乳香。乳香主产于红海沿岸，真正生产乳香的地区是南阿拉伯的也门哈德拉茂省，史书上没有见到南越国与红海沿岸地区交通往来的记载，因此当地发现的乳香可能是从南亚地区间接输入的。三国时万震《南洲异物志》云：“熏陆出大秦国。

在海边有大树，枝叶正如古松，生于沙中。盛夏木胶流出沙上，状如桃胶。夷人采取卖与商贾，无贾则自食之。”《魏略·西戎传》记载大秦十二种香，其中有“熏陆”。古书上大秦范围很广，西亚地中海尚岸地区亦在其中。南朝时中国医家已经以乳香入药，最早见于梁代陶弘景《名医别录》，以为能“疗主风水毒肿，去恶气，……疗风瘾疹痒毒”。《大唐西域记》记载，南印度阿吒厘国“出熏陆香树，树叶若棠梨也”。

苏合香为金缕梅科植物苏合香树分泌的树脂，又名帝膏、苏合油、苏合香油、帝油流。

此种香产于非洲、亚洲的印度及土耳其等地。

苏合香用途很广，汉代人对苏合香已有较多的了解，并应用于宫廷。《后汉书·西域传》记载大秦国出苏合香，并云：“合会诸香，煎其汁以为苏合。”西晋傅玄《郁金赋》有“凌苏合之殊珍”之句，称之为“殊珍”，意谓来自域外。《梁书·诸夷传》“中天竺国”条以为苏合乃“大秦珍物”，说中天竺“西与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所以国中“多大秦珍物”，其中包括苏合。关于苏合香之制作，书中记载“苏合是合诸香汁煎之，非自然一物”。苏合香对醒脑开窍有奇效，又能清热止痛，作外敷药。

宋人赵汝适《诸蕃志》云：“苏合香油出大食国。”“蕃人多用以涂身，闽人患大风者亦仿之，可合软香及入医用。”沉香，中国古代文献中有时写作沈香、琼脂。沉香气味香如蜜，所以又称为蜜香。入水下沉，又称沉水香。印度、缅甸及柬埔寨、马来半岛、南中国、菲律宾、摩鹿加群岛等地皆产沉香木。《诸蕃志》云：“沉香所出非一，真腊为上，占城次之，三佛齐、阇婆等为下。”这些地方皆在东南亚一带。

沉香木是一种绿乔木，只有树龄二十年，或五六十年以上的树，枝干腐朽，其木心部分凝聚了树脂的木材，才是所谓沉香。沉香的采集非常危险，必须经过原始森林，穿越山崖，因此十分珍贵。古印度药书中曾记载焚烧沉香，其熏烟可使身体染上香味，并可用来作为治愈外伤及伤口的药材，有镇痛作用。葛洪《西京杂记》记载，汉成帝时赵飞燕被立为皇后，其妹赵合德遗飞燕书，并送礼致贺，礼品中有沉水香。后来的小说《赵飞燕外传》大约由此生发，多处写到此香。

安息香，原产于古安息国、龟兹国、漕国以及阿拉伯半岛地区，唐宋时因以旧名。《新修本草》曰：“安息香，味辛，香、平、无毒。主心腹恶气鬼。西戎似松脂，黄黑各为块，新者亦柔韧。”据说该香是从安息香树伤口处流出的树脂凝固而成，中国原从波斯商贾手中购买此香，苏恭《唐本草》说它出于西戎，当指古代波斯，后来改从东南亚购进，所以李珣《海药本草》说它生于“南海波斯国”。

《诸蕃志》云：“安息香出三佛齐国，其香乃树之脂也。”安息香是中国较早从海外进口的香料，《酉阳杂俎》前集卷十八云：“安息香树，出波斯国，波斯呼为辟邪。树长三丈，皮色黄黑，叶有四角，经寒不凋。二月开花，**，花心微碧，不结实。刻其树皮，其胶如饴，名安息香。六七月坚凝，乃取之。烧之通神明，辟众恶。”李时珍说：“此香辟恶，安息诸邪，故名。或云：安息，国名也。梵书谓之拙贝罗香。”汉代文献称波斯之地为安息国，魏晋以后安息国不复存在，而称此地产香料为安息香者，可能沿袭汉代旧称。

据此推测，安息香应该在汉代已经传入。

郁金香，别名郁香、红蓝花、紫述香、洋荷花、草麝香。由于地中海的气候，郁金香形成了适应冬季湿冷和夏季干热的特点，但其确切起源已难于考证，现时多认为起源于锡兰及地中海偏西南方向的地区。郁金香所散发的香气使人为之倾倒，姿态高雅脱俗，清新隽永。

西晋傅玄《郁金赋》则把郁金与外来的苏合香相比，“气芳馥而含芳，凌苏合之殊珍”，暗示郁金也是来自域外的殊珍。西晋左芬《郁金颂》则明言从域外传入，“伊此奇草，名曰郁金，越自殊域，厥珍来寻”。《梁书·诸夷传》“中天竺国”条特别强调：“郁金独出罽宾国，华色正黄而细，与芙蓉华里被莲者相似。国人先取以上佛寺，积日香槁，乃粪去之。

贾人从寺中征雇，以转卖于他国也。”李时珍《本草纲目》引陈藏器曰：“郁金香生大秦国，二月、三月有花，状如红蓝；四月、五月采花，即香也。”郁金香汉代时已移植中国，东汉朱穆曾专门作《郁金赋》云：“众华烂以俱发，郁金邈其无双。比光荣于秋菊，齐英茂乎春松。”朱穆是东汉中晚期人，其赋中并未提及郁金香来自何处，说明这种异域花种已为人们司空见惯。

结 语

汉代是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个高潮时期。汉武帝时代开拓了丝绸之路，使中国与域外的交通得到空前发展。随着丝绸之路的开拓，中外文化交流得以有组织、有规模地展开，各种香料的输入是这个经济贸易与文化交流高潮的重要表现。汉代从域外输入的器物产品和香料品类丰富了汉代社会的物质和文化生活，对汉代社会产生了潜在的深刻影响。

尽管香料属于生活的奢侈品，香料的输入起初更多地为上层贵族统治阶层服务，但是这些舶来品随着中外交流的开展影响了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物质成果和精神产品的互通有无，促进人类相互间的认知和不同文明的互动，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不断跃升。香料的传播不仅丰富和改善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而且也推动了世界各民族的互相认知和世界文明的进步。

我国用香历史悠久，而古人用香也非常讲究，比如说用香类型，一般来说是风香，雅香以及颂香。

风香指的是老百姓平时所用的生活香料物品，这种香料非常简单，而且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大多是生活物品。而雅香则重在精神追求，颂香一般指的是去寺庙焚香，祭祀这种。香这个字本身指的是五谷的香气，后来又演变成了一切香气，而香气其实跟药物以及食物的关系更是非常紧密的。

而对这三者的认识，真正要追溯的话，则是在上古时期。根据史书记载，很多人觉得神农氏是我国历史香文化的祖先。当然这也是有原因的，比如说香这个词的本身意思指的是五谷的味道，而它的发现者则是神农氏。另外神农尝尽天下百草，自然能够分辨这些东西是有毒的还是可入药的，香草更不在话下。

他知道香草对于人的作用是有利还是有弊，因此才出现了使用香草的习俗，可见他本人才是风香的传统祖先。而古人用香其实是非常讲究的，不管是沐浴还是在祭祀的时候，都会用不同的香料。可以说古时候一些有身份的人，所用的香料并不在于香味本身，只在于追求内心的平和，其实这就是雅香。

而且对于古人来说，香味更是一种道德约束，香气更是能衡量一个人的品格是否正直，同时它又能安定人心，可见古人在用香过程中，还是非常讲究的。

国内

香料历史悠久，追溯到五千年前的皇帝神农时代，就有采集植物作为医药用品来驱疫避秽。当时人类对植物中挥发出的香气已很重视，闻到百花盛开的芳香时，同时感受到美感和香气快感；将花、果实、树脂等芳香物质奉献给神，芬芳四溢而达到完美的宗教境界。因此，上古时代就把这些有香物质作为敬神明、祭祀、清净身心和丧葬之用，后来逐渐用于饮食、装饰和美容上。在夏商周三代，对香粉胭脂就有记载，张华博载“纣烧铅锡作粉”，《中华古今注》也提及“胭脂起于纣”，久云，“自三代以铅为粉，秦穆公女美玉有容，德感仙人，肖史为烧水银作粉与涂，亦名飞云丹，传以笛曲终而上升”，可见脂粉一类产品早在三代已使用。春秋以后，宫粉胭脂在民间妇女中也开始使用。阿房宫赋中描写宫女们消耗化妆品用量之巨，令人叹为观止。“齐民记要”记有胭脂，面粉，兰膏与磨膏的配制方法。

汉代初期，罕见的外来香料传入中国，但汉朝的皇后都因崇尚俭朴而不轻易使用香料，最晚直到东汉班固时期，历史上才明确记载苏合香等香品传入中国。汉代以后，透过西域陆路的交通贸易，以及与外国之间往来的影响，

香料东传的路线，基本上有以下几种：

一、中亚经由天山南北路的丝路到中国；

二、从罗马帝国经印度、中亚到西藏；

三、经中亚到青海、新疆进入河西走廊；

四、从中亚、印度等地，经缅甸进入中国云南；

五、从中亚、印度等地，经缅甸进入四川成都等路线，然后再到中国各地。

不论香料东传是哪一条路线，都是路途相当遥远而艰辛，所能携带的香料数量也极为有限。直到海上贸易兴起，来自南洋、印度或是罗马等地的香料才开始大量输入中国。明末以后，海外贸易盛行，各种香料由海上船舶大量运入中国，民间各种合香、线香等制作盛行，使用方式更为多元，使用香料渐成为人们生活的一部分。

国外

国外也有数千年的历史。公元前3500年埃及皇帝晏乃斯的陵墓于1987年发掘，发现美丽的油膏缸内的膏质仍有香气，似是树脂或香膏。2011年可在英国博物馆或埃及开罗博物馆看到。僧侣们可能是主要的采集、制造和使用香料者。

埃及人在公元前1350年沐浴时，用香油或香膏，认为有益于肌肤，当时用的可能是百里香、牛至、没药、乳香等，而以芝麻油、杏仁油、橄榄油为介质。麝香用得也很早，约在公元前500年。公元七世纪埃及文化流传到希腊、罗马后，香料成为贵重物品即贵族阶级的嗜好品，为了从世界各地寻求香料及辛香料，推动了远洋航海，促进了新大陆的发现，对人类交通史大有贡献。

《圣经·旧约·埃及记》第30章记载：“请你取用香料，即苏合香、没药、枫子香、纯乳香，各种香料必须重量相同，然后按照制造香料的技术制造熏香。”文中提到的香料都是由树脂等天然物质制成的，其中有些香料至今还在使用。在同一章中还有关于制造香油的记载，所用原料是液体没药、肉桂、桂枝和橄榄油。

随着香料需求量的增加，草根树皮不便处理和运输，花类也无法四季供应。因此到中世纪时，阿拉伯人开始经营香料业，并用蒸馏法从花中提油，较著名的是玫瑰油和玫瑰水。中世纪后，亚欧有贸易往来，香料是重要物品之一。中国香料也随丝绸之路运往西方。

1370年最古老的香水即“匈牙利水”问世，这也是用乙醇提取芳香物质的最早尝试。开始时，可能只是从迷迭香一个品种蒸馏所制得，其后则含有薰衣草和甘牛至等。这时的调香比以前原始的用纯粹的天然香料植物来调香前进了一大步，已有辛香、花香、果香、木香等精油和其他香料植物精油、香膏等供调香者使用，香气或香韵也渐趋复杂。1670年马里谢尔都蒙创造成含香的粉，叫“La Poudre a la Marechale”闻名有两个世纪之久，这也视为一种新的香精配方的典范。十七世纪中发现了不但使用了天然植物精油于调香，而且还应用了天然动物香料，1708年伦敦调香师查尔斯李利制成了一种含香的鼻烟，它含有“龙涎、橙花、麝香、灵猫香和紫罗兰”综合性的香气。1708年著名的古龙水（Eau de cologne 亦称科隆水）问世了，它原来的目的是要具有清毒杀菌性，但由于它带有令人感兴趣的而又协调的柑桔香气和药草香就很快地、普遍地被人们用作为漱用水，这种香型流行极广，药草香普及世界各地，至今仍然风行不衰，并有了很大的提高和发展。这确是一种极为成功的调香创作。

在十八世纪以前，调香师们所能得到的只是大自然所提供的天然动植物香料。配制的香水和香精，虽然比原始调香有所进步，但毕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此称之为“自然派” 调香。

进入十九世纪后，随着有机化学、合成香料工业的迅速发展许多新的香料相继问世，调香师的想象力越来越丰富，调香也逐渐由自然派向真实派、印象派、表现派、表现派与真实派相结合发展，它还在不断向前发展，有待于人们继续摸索、创新。最早制造合成香料是在1834年，人工合成了硝基苯。不久人们发现了冬青油的主要成分是水杨酸甲酯，苦杏仁油的成分是苯甲醛，并且用化学方法合成了这些香料。1868年合成了干草的香气成分香豆素，1893年合成了紫罗兰的香气成分紫罗兰酮，这些化合物作为重要的合成香料陆续进入市场。

现代形态的香水是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法国南部创办了香料公司以后才开始进入市场的。但香水在当时是一种价格昂贵的奢侈品，只供上层社会妇女社交时使用，香料公司得到宫廷的支持和保护。

合成香料工业、天然香料工业即精油工业、调合香料工业及食品香料工业总称香料工业。精油工业主要是处理从植物中采取的精油。采油的方法有：水蒸汽蒸馏法、压榨法、萃取法、超临界萃取法等。大部分精油作为香原料不加处理而直接使用，但有时也把精油中的主要成分分离出来使用，并且有的主要用作合成香料的原料。

合成香料随着用量的不断增加，需要大量廉价而且能够保障供给的原料。合成香料工业使用的原料，在天然精油方面主要是香茅油、松节油，在化学制品方面主要是乙炔、丙酮、异戊二烯。新的合成香料的研制也不断取得进展。主要是通过氧化、还原、缩合、重排、分解、酯化等化学反应来制造。在精制香料时不是单纯提高纯度就可以了，除去其中含有的微量的带有异臭的物质非常重要。

八角是八角树的果实，为八角茴香的别名。

八角茴香为中药名，又名大茴香、八角、五香八角、舶茴香。出《本草品汇精要》。为木兰科植物八角茴香 Illicium verum Hook f．的果实。

八角为常用调料。八角能除肉中臭气，使之重新添香，故又名茴香。八角是我国的特产，盛产于广东、广西等地。颜色紫褐，呈八角，形状似星，有甜味和强烈的芳香气味，香气来自其中的挥发性的茴香醛。八角是制作冷菜及炖、焖菜肴中不可少的调味品，其作用为其他香料所不及，也是加工五香粉的主要原料。

详见百科词条：八角 [ 最后修订于2015/7/14 17:11:44 共1082字 ] 以下结果自动匹配而成，不排除出现与主题不相关的内容，请自行区分。

香囊里面的香料有艾叶、菖蒲、金银花、藿香、白芷、丁香、苏叶、薄荷等。制作香囊需用到的材料：针线、布料、装饰用的流苏、挂绳。

一、准备一块适宜大小的布，布的大小视制作香囊的大小而定。

二、将布对折缝好两边位置，如图所示红线。

三、将缝好的小口袋开口处向外翻折。

四、在靠下的位置缝一圈线。

五、一圈完毕剪去线头。

六、在此线上面约一厘米处再缝一圈线。

七、缝好的图如下所示。

八、在任意一条线的中间缝一个绊。

九、缝好的效果如下图。

十、在两条线之间穿一根绳。

十一、另一面也同样穿一根绳于两线之间。

十二、将处于同一边的两绳头打上结。

十三、在最底部缝上流苏。

十四、效果如下图：

十五、最后将绳子穿在留出来的绊上。

十六、香囊便完成啦。

人们做菜都讲究色香味俱全，不仅味道要好吃，而且形状颜色也要好看，要让人看着有食欲才行，那么，美味的菜品做出来少不了调味品的加入，正是因为有了很多调味品的存在，那么，中国古代人们做菜有调味品吗？古代人做菜会加入什么？不同朝代人们的口味又是怎样的？具体的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中国传统的美食文化源远流长，美食离不开色、香、味。殷商时期，人们已开始用酸酸的青梅来去除异味;秦汉时期，人工调味品特别是酱和醋已广泛使用。

先秦时期流行“酸味”

从司马迁《史记》所记来看，早在商代初期，人们对食物的味道已很讲究。《史记·殷本纪》中有这样的记载：伊尹“负鼎俎，以滋味说汤，致于王道”。伊尹是商初大臣，为了说服商汤用王道治理天下，他背着一口大锅(鼎)来见商汤，用烹饪时要调制出好滋味的道理，来说服商汤。

可见，把饭菜做得有滋有味，已是当年掌勺者必须会的。伊尹是一位善于烹饪的美食家，因此被奉为厨师鼻祖，至今餐饮界都将他当神供着。在伊尹生活的年代几乎没什么调味品，当时做菜用什么来调味

古代做菜

盐，大概是人类最早发现的调味品。是菜离不开盐，盐因此有“百味之王”的美称。但盐作为基础通用调味品并不是万能的，如遇到腥膻味食材，盐便起不了多大作用。从史料记载来看，除盐之外，中国人最早使用的一种调味品是梅子。

《尚书·商书·说命下》有这样的说法：“若作和羹，尔惟盐梅。”这是商王武丁对贤臣傅说所说的话，意思是，如果我做汤羹，你就是少不了的盐和梅。《尚书》所记已为现代考古发掘证实，多座商墓出土物中都发现了梅核。如据杨宝成、杨锡璋执笔的《1969-1977年殷墟西区墓葬发掘报告》，在编号为M284商墓中出土的一只铜鼎内，便发现了当年用于调味的梅核。

在商墓考古中，还发现随葬有大量狗、羊、猪、鸡等很多动物，以及鱼形、鸟形、动物形器物，可见当时人类的食材已很丰富。但这些带有腥、膻气的肉类，烹饪时除掉异味才好吃，这便少不了调味品。梅子性酸，做出的菜品自然“酸味十足”。

从先秦时普遍使用梅子这种调味品来看，“酸味”应该是其时的流行味道，人们喜欢喝酸味汤羹便是证明，不然武丁也不会拿“若作和羹，尔惟盐梅”来说事。梅子作为调味品使用时，一般用青梅，除了做汤羹调味品外，做鱼、肉时也需用梅来去除异味。《晏子春秋·重而异者》所谓“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说的就是先秦人用梅子当调味品烹饪鱼肉制品的事实。

秦汉饮食突出“咸味”

从文献记载来看，现代烹饪中使用的大多数山东诸城前凉台出土汉代画像石《庖厨图》局部，先秦时均已使用，如花椒、桂皮、姜、葱、芥、薤、韭等都上了中国人的餐桌。《礼记·内则》即称：“脍，春用葱，秋用芥。豚，春用韭，秋用蓼。脂用葱，膏用薤，三牲用藙，和用醯，兽用梅。”

可见，先秦时，对以辛香为主的各种天然调味品的开发和使用，掀起了中国美食史上的第一波“滋味”革命。然而，在今天看来再寻常不过的调味品并不是当年先秦普通人可以享用的。直到秦汉时期人工调味品特别是酱、醋的发明和广泛使用，寻常百姓才真正吃得有滋有味了。

秦汉时发明的人工调味品主要有用大豆、面为原料制造出来的酱、清酱(酱油)及豆豉一类，一经发明，便带来又一波“滋味”革命：以前不好吃、无法吃的食物，因有酱而能吃，好吃;而且，经酱调制后菜肴还“好看”，美食因此有了“色、香、味俱全”的烹饪要求——中国人的饮食中从此离不开酱系列。

西汉元帝时，黄门令史游所作儿童启蒙读物《急就篇》中，记述了当时饮食中常用的调味品：“葵韭葱薤蓼苏姜，芜荑盐豉醯酢酱。芸蒜荠芥茱萸香，老菁蘘荷冬日藏。”

酱并非秦汉时才有，与醋一样早就使用，但先秦时酱称“醢”，醋叫“醯”。醢用肉为原料，即“肉酱”，所以《说文解字》在解“酱”字时称：“从肉，从酉。酒以和酱也。”醢为何后来改写成“酱”唐代学者颜师古在注《急就篇》中的“酱”字时认为：“酱之为言将也，食之有酱，如军之须将，取其率领进导之也。”意思是吃饭时少不了酱这种调味品，就如军队打仗少不了指挥将领一样。

古人认为酱和醋的调味功能相当重要，宋人陶谷《清异录》中称：“酱，八珍主人也;醋，食总管也。”酱咸醋酸，秦汉人饮食风尚因酱而发生了“重口味”的巨变，秦汉及以后“咸味”开始突出。随着原料的丰富，酱的品种和口味也在进一步发展。如明代以后，辣椒进入中国，“辣椒酱”又成为一道流行美味。

古人认为五味中“甜味”最美

先秦时，中国传统饮食中的“五味”概念已深入人心，味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已被充分认识。《周礼·天官》中“疡医”条有这样的说法：“凡药，以酸养骨，以辛养筋，以咸养脉，以苦养气，以甘养肉。”在五味中，古人认为“甜味”最美，故有“甜美”一词。古人用什么调味品让菜肴变得甜美？

早期主要有饴、蜜、蔗浆等，到宋代时，现在常用的红糖、白糖已能生产，而且质量上乘。在甜味调料中，“饴”使用最早。饴，即麦芽糖，现在仍有制作。饴的生产，应该在殷商时已出现，到西周时已是常见调味品和食品。《诗经·大雅》里的《緜》篇中，便提到了“饴”：“周原膴膴，堇荼如饴。”意思是，周原土地肥沃，长出来的苦菜像麦芽糖一样甜。

到春秋时，比饴甜度更高更好的蜂蜜使用增多。与此同时，一切有甜味的果实均可用于烹饪。《礼记·内则》称：“枣、栗、饴、蜜以甘之。”这种烹饪方法一直沿用至今。甜味调料还具有除臭解腥的功能，能缓和辛辣味所引起的刺激，增加咸味的鲜醇，行话称之为“提鲜”。另外，烹制时糖还可以加深菜肴的色泽，如烤肉时涂上糖，可使外表变成诱人的焦**。

《楚辞·招魂》就曾提到用甜味调料制作美食的方法。在煮甲鱼和烤羊羔时，用甘蔗浆调味、着色，即所谓“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而“粔籹蜜饵，有餦餭些”和“瑶浆蜜勺，实羽觞些”，则显示当时制作甜面饼时是用蜜蜂和麦芽糖;饮酒时掺蜂蜜喝，冲淡了苦味，让美酒更美。

江浙、四川等南方人做食品时最喜欢放糖，曹丕《与朝臣诏》中即有“蜀人作食，喜着饴蜜”的说法。这一饮食偏好，至今未改，如江南苏州、无锡、常州一带，菜肴以甜味为主，与齐鲁偏咸、淮扬偏淡、湖湘偏辣明显不一样。

唐宋时期“辣味”受宠

在五味中，含有挥发性成分的辛香调味品，对人的口、鼻刺激最直接，可极大地诱发食欲。这方面的材料主要有椒、桂、姜、葱、蓼、芥等，这些都是中国原产的本土调味品。其中，花椒和生姜最有特色，古人很喜欢，用得也多。先秦人最离不了的辛辣调味品应该是生姜，时人吃饭时多少都要来点，即《论语·乡党》中所谓“不撤姜食，不多食”。

在烹制牛肉等菜肴时，也总少不了生姜，且常与椒、桂一起使用。据东汉张衡《七辨》，汉代人制作肉类食物便是“芳以姜椒，拂以桂兰”。但引发新一波“滋味”革命的并不仅有上述这些本土调味品，还有“胡味”。西汉时，张骞从西域带回了蒜、芫荽(香菜)等，这些“胡味”让中国人最早品尝到了外来风味。再后进来的“胡椒”，则一直是古人眼里的高档调味品，尤以唐宋人最为崇尚。

胡椒原产印度西海岸，大概在明朝时引种中国，之前一直靠从中亚、南亚一带进口。胡椒的价值赛黄金，宋人陶谷《清异录·药谱》中便称胡椒为“金丸使者”。而黄金常见，胡椒难买。唐宋时，家里有胡椒是地位和财富的象征。有一件事可以说明胡椒的特殊地位。

据《新唐书·元载传》，曾官至宰相的唐朝大贪官元载被朝廷抄家时，竟然抄出了“胡椒至八百石”。明代爱国名臣于谦曾为此大发议论，他在《无题》诗中称：“胡椒八百斛，千载遗腥臊。”

在“外来风味”中，明清以后能对中国饮食产生革命性影响的是“辣味”——辣椒的味道。辣椒原产美洲，在被西班牙香料商发现后移种欧亚，明代后期，辣椒被当作观赏花卉引种中国。讲究口味的中国人很快发现了辣椒的食用价值，尤其是一向嗜辛辣的四川、湖南等地，一改对花椒、生姜的依赖，恋上了辣椒，“无姜不食”变成了“无辣椒不食”。从此，“辣味”成川菜、湘菜等菜系的主打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