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的核心典籍》解读
国学的核心典籍
一、国学的核心经典
国学的核心经典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意识思想——儒家经典,而儒家思想的核心是“十三经”。
发展演变:十三经是由先秦的六经、西汉的五经逐渐发展而来的,最终形成于南宋。先秦,六经:《易》、《诗》、《书》、《礼》、《乐》、《春秋》;汉朝,五经:以《易》、《诗》、《书》、《礼》、《春秋》为“五经”,立于学官。唐朝,九经:唐朝时,《春秋》分为“三传”,即《左传》、《公羊传》、《谷梁传》;《礼经》分为“三礼”,即《周礼》、《仪礼》、《礼记》。这六部书再加上《易》、《书》、《诗》,并称为“九经”,也立于学官,用于开科取士。晚唐,十二经:唐文宗开成年间,在国子学刻石,内容除了“九经”之外,还加上了《论语》、《尔雅》、《孝经》。五代,十一经:五代十国时后蜀国主孟昶刻“十一经”,收入《孟子》,而排除《孝经》、《尔雅》。南宋,十三经:正式形成于南宋时《孟子》正式成为“经”,和《论语》、《尔雅》、《孝经》一起,加上原来的“九经”,构成“十三经”。
至此,儒家的十三部文献确立了它的经典地位。清乾隆时期,镌刻《十三经》经文于石,阮元又合刻《十三经注疏》,从此,“十三经”之称及其在儒学典籍中的尊崇地位更加深入人心。清孔尚任《桃花扇·逮社》:“你看十三经、廿一史、九流三教、诸子百家、腐烂时文、新奇小说,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连楼。”清昭连《啸亭续录·石经》:“雍正中,有生员蒋衡字湘帆者善书法,立志书十三经,十余年乃成。”(参阅清顾炎武《日知录》卷十八;清钱泰吉《曝5书杂记》卷上)
《十三经》的内容极为宽博:
《周易》是占卜之书,其外层神秘,而内蕴的哲理至深至弘。
《尚书》是上古历史文件汇编,主要内容为君王的文告和君臣谈话记录。
《诗经》是西周初至春秋中期的诗歌集,内分“风”、“雅”、“颂”三部分,“风”为土风歌谣,“雅”为西周王畿的正声雅乐,“颂”为上层社会宗庙祭祀的舞曲歌辞。
《周礼》主要汇集周王室官制和战国时期各国制度。
《仪礼》主要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的礼制。
《礼记》是秦汉以前有关各种礼仪的论著汇编。
《春秋》三传是围绕《春秋》经形成的著作,《左传》重在史事的陈述,《公羊传》、《谷梁传》重在论议。
《论语》是孔子及其门徒的言行录。
《孝经》为论述封建孝道的专著。
《孟子》专载孟子的言论、思想和行迹。
《尔雅》训解词义,诠释名物,经学家多据以解经。
儒家文化在封建时代居于主导地位,“十三经”作为儒家文化的经典,其地位之尊崇,影响之深广,是其他任何典籍所无法比拟的。最高统治者不但从中寻找治国平天下的方针大计,而且对臣民思想的规范、伦理道德的确立、民风民俗的导向,无一不依从儒家经典。儒家经典施于社会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二、《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各注释版本中,以清代学者阮元主持校刻的《十三经注疏》最为完善,是研究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参考资料,是文史研究工作者经常要查检的书。十三经注疏清代由阮元主持校刻的一部,号称善本,但卷帙浩繁,不便查检。原世界书局将阮刻本缩印为两巨册,使用较方便。
《周易正义》,魏·王弼、晋·韩康伯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尚书正义》,魏·王肃伪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等正义。
《毛诗正义》,汉·毛亨传、郑玄笺、唐·孔颖达等正义。
《周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仪礼注疏》,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
《礼记正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左氏传正义》,晋·杜预注、唐·孔颖达等正义。
《春秋公羊传注疏》,汉·何休解诂、唐·徐彦疏。
《春秋谷梁传注疏》,晋·范宁注、唐·杨士勋疏。
《论语注疏》,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疏。
《孝经注疏》,唐玄宗注、宋·邢昺疏。
《尔雅注疏》,晋·郭璞注、宋·邢昺疏。
《孟子注疏》,汉·赵岐注、宋·孙奭疏。
《十三经》是儒家文化的基本著作,就传统观念而言,《易》、《诗》、《书》、《礼》、《春秋》谓之“经”。《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属于《春秋经》之“传”。《礼记》、《孝经》、《论语》、《孟子》均为“记”。《尔雅》则是汉代经师的训诂之作。这十三种文献,当以“经”的地位最高,“传”、“记”次之,《尔雅》又次之。十三种儒家文献取得“经”的地位,经过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南宋宿儒朱熹以《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与《论语》、《孟子》并列,形成了今天人们所熟知的《四书》,并为官方所认可。
三、十三经简介
(一)《周易》
原称《易》,又称《易经》,是古人卜卦用的书。周朝统治者习惯用蓍草来占卜吉凶。称为占筮。占卜时根据蓍草茎数量的奇、偶,排成各种卦,再参照占筮书的记述,判断出吉凶。《周易》就是这类占筮书的一种。
《周易》中用“”和“”两个最基本的符号代表阳和阴,分别称为阳爻、阴爻。把和叠列三层,可以形成八种组合形式,叫做八卦,又称经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为了记住这八卦的符号,古人总结了顺口溜:
乾三连,坤三断
震仰盂,艮覆碗
离中虚,坎中满
兑上缺,巽下断
这八卦的每一卦代表一种物象,一种事物,如乾为天,坤为地,震为雷,巽为风,坎为水,离为火,艮为山,兑为泽。对于每一卦象的含义还可以进一步引申,例如乾既代表天,又可以代表国君、朝廷、君子、男人、刚健、阳气等,而坤除了代表地外,还可以代表臣子、女人、柔弱、阴气等。用八卦的卦象两两重7叠,又能组合成六十四卦,称为别卦。在《周易》中,对于每一卦以及卦中的各爻,都有阐述其意义的解说,这就是卦辞和爻辞,它们是《周易》的正文部分。
《周易》的作者和著作时代是怎样的?《周易》的起源为河图、洛书。传说远古时代,黄河出现了背上画有图形的龙马,洛水出现了背上有文字的灵龟,圣人依此制定出八卦。到了殷商末年,周文王把八卦演为六十四卦,春秋时期,圣人孔子为之作《易传》十文,即《十翼》。可见《周易》是不同时期由不同的人写成的。班固《汉书·艺文志》有“人更三圣,世历三古”的说法。就是说:《周易》的成书,经历了上古、中古、下古三个时代,由伏羲、文王、孔子三个圣人完成。古代曾有伏羲氏、神农氏推演八卦的说法,那只是传说,并不可信。近代学者们根据卦辞、爻辞记载的一些历史材料,比较有把握地推断这部书是西周初年的作品,但具体的作者仍然难以判断。
现今传世的《周易》中,还包括解释经文的传,称为十翼。十翼是由《彖传》上下、《文言》、《系辞》上下、《说卦》、《序卦》、《象》上下、《杂卦》等十部分组成的。十翼的作者并非一人,而且也不是作于同一时代。据研究,《彖传》写作最早,似在春秋、战国交替之际,其余的则是战国至西汉初年的作品了。这十翼对《周易》的解释未必都能符合经文的原意,因此不能完全依赖它们去理解《周易》的正文。
《周易》本是一部占卜算卦的书,但是书中在讲到阴阳二者之间的矛盾变化时,也反映了古人的某些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到了汉朝,《周易》被尊为六经之首,人们认为它包含了其他各经最根本的道理。汉朝在国家学校中教授《周易》的博士就有施、孟、梁丘三家;此外,民间还有大约十家,它们都属于不同的流派。20世纪70年代,在长沙马王堆汉墓中曾经出土帛书《周易》的残本。它同今天流行的《周易》相比,虽然六十四卦的卦名全都相同,但是卦的次序却很不一样。汉朝的学者们大多以象数之学来讲解《周易》,也就是依据形象和数量来推测自然界的变化对社会政治的影响,因此《周易》常常成为他们预言灾异的工具。三国时期,王弼改变了大谈象数的风气。他注释《周易》主要是借机阐发自己的哲学思想。王弼在注中糅合了《老子》、《庄子》的道家学说,为魏晋时期的“玄学”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古代有大量解说《周易》的著作,除了一部分涉及古代哲学思想的以外,还有许多是宣扬封建迷信的,必须注意把它们区分开来。
(二)《尚书》
原来仅称为《书》,是中国夏、商、周时代一些政治文献和传说资料的汇编,其中也包括某些追述更古时代的史事记录,因此它属于政治书。春秋以后,《书》被儒家学者们尊奉为经典,称之为《书经》。自汉朝开始,又称它为《尚书》。“尚”即是“上”,“尚书”就是指上古时代的史书。
最初《尚书》中保存的历史文献是很多的。至西汉初年,由山东人伏生传授下来的《尚书》只有28篇了。这部《尚书》是用汉代通行的隶书文字抄写的,所以汉朝人称它为“今文尚书”。传授今文《尚书》的学者们常常利用阴阳五行的观点阐发他们的迷信思想,形成了《尚书》的今文经学派,并且由朝廷立为博士官。西汉中期以后,又多次发现先秦时期用古文字体抄写的《尚书》,人们称之为“古文尚书”。它比今文《尚书》多16篇。东汉学者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对古文《尚书》做了大量的注释工作。他们多从名物制度、文字训诂等角度来解释经文,形成了《尚书》的古文经学派。在汉朝,古文《尚书》未被朝廷所承认,没有能立于学官,以致西晋以后它全部散失,现今只能看到它的篇目名称了。东晋时期,豫章内史梅赜向朝廷贡献了一部《尚书》,共58篇。梅赜根据一些散佚的《尚书》文字,编撰成所谓古文《尚书》25篇,后人称之为“伪古文尚书”。梅赜同时又吸收了原来今文《尚书》的28篇(但被离析为33篇了),共凑成58篇。这就是现今通行的《十三经注疏》本《尚书》,它实际上是由今文《尚书》和伪古文《尚书》两部分合成的。此外,梅赜还贡献出一部《尚书孔氏传》,十三卷,说是西汉经学家孔安国解释《尚书》之作。这部书后来经清朝学者们考定,实系后人伪造,于是称它为伪《孔安国尚书传》,但也收入《十三经注疏》之中了。
(三)《诗经》
最初只称为《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春秋时期被儒家学者尊奉为经,以后称为《诗经》。书中收入了上起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下至春秋中叶(前6世纪)约五百年间的诗歌,保存到现在的作品共305篇。这些诗分为《风》、《雅》、《颂》三大类。《风》是十五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歌,其中有揭露、斥责统治者的残暴压迫,也有对庶民的爱情、劳动等社会生活的歌颂。《雅》又分为《大雅》和《小雅》。《大雅》主要是颂扬周统治者的文治武功,其中有许多内容是涉及周初及“宣王中兴”等有价值的史料。《小雅》多是西周后期和东周初期的作品,内容以反映王室统治危机的政治诗为主。《颂》主要是统治者敬神祭祖的庙堂颂歌。需要指出的是,《风》、《雅》、《颂》三部分在内9容上不是截然分清的,它们也有混杂交错的情况。这三部分的区别,除了在内容上各有侧重外,还有音乐方面的不同。一般地说,十五国《风》要配以具有地方特色的民间乐曲歌唱;《雅》大多是用西周都城镐京(今陕西西安市西)一带乐调谱曲的;《颂》的配乐表现出庄重、肃穆的特点。
古代传说周王朝有定时派人到民间搜集诗歌的做法,叫做“采诗”。这大约就是《诗经》的最早来源。在周朝上层社会的政治活动中,人们常常借用《诗》的一章或一两句来委婉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所以孔子曾经告诫他的儿子伯鱼说,“不学《诗》,无以言。”(《论语·季氏》)不学《诗》便无法和人交谈。
《诗经》传至汉代,有齐、鲁、韩、毛四家。其中前三家都属于今文诗学,西汉时得到朝廷的承认,立于学官,各设了博士官并教授门徒。今文诗学至魏晋以后逐渐衰亡。毛《诗》相传为西汉初年毛亨、毛苌所传授,属于古文诗学。现今传世的是毛《诗》,共311篇,其中有6篇仅存名而无诗文。《诗经》中记载了许多周人早期的开发活动和一些重要的历史事件,因此它不仅作为文学巨著对中国两千多年的文学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对于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也具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
(四)《仪礼》
原来只叫《礼》,汉朝时又称它为《士礼》、《礼经》,到了晋代才称为《仪礼》。
讲究各种典礼仪式是儒家学说的重要内容。儒家希望通过“礼”来区分人们的贵贱尊卑地位、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仪礼》就是详细记载古代各种礼仪的书。传说此书是周公所作,但缺少根据。《史记》等书则认为它出于孔子之手。现代学者一般认为,《仪礼》成书约在东周时期,不过书中记载的各种典礼仪式,应该在成书以前就存在了。孔子很注重采辑、整理各国礼仪,他把演习礼仪作为自己教学的重要内容,甚至在他游说列国的路途中,也坚持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礼仪。
现今传世的《仪礼》包括:士冠礼、昏(婚)礼、士相见礼、乡饮酒礼、聘礼、觐礼、丧服、士丧礼等,共17篇。它们记载了周朝统治阶级的加冠、婚丧、交际、敬老、宴饮、外交、觐见、祭祀等各种礼仪。西汉初年,由鲁高堂生传授下来的《士礼》即今《仪礼》17篇,至西汉中期分为戴德(大戴)、戴圣(小戴)、庆普三家礼学,它们都属于今文经学派,朝廷也设立了博士官。1959年在甘肃省武威发现了汉代抄在简上的《礼》多篇,为我们校定今本《仪礼》提供了重要的参考本子。另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又有《礼古经》56篇,是汉武帝时发现的古文《礼经》,其中有17篇与今文的《仪礼》内容基本相同。至于另外的39篇,汉代称为《逸礼》,早已失传。
(五)《礼记》
先秦时期,儒家学者们在传习《仪礼》的同时,也传授一些有关的参考资料。这些资料可以进一步解释、补充《仪礼》经文,阐发其经义,人们称之为“记”。当时这种《记》很多,作者也只一两个人。至西汉时期,礼学家们也都各自选取一些《记》作为讲授《仪礼》的辅助教材。这些《记》流传到东汉中期,只剩下了两种:一种是相传为戴德选辑的85篇本的“大戴礼”;另一种是相传为戴圣选辑的49篇本,称为“小戴礼”。东汉学者郑玄为其中的49篇本作了注解,从而使它的影响越来越大,由原来从属于《仪礼》的地位转变为独立成书,人们称它为《礼记》。在唐代,《礼记》更被列为九经之一,它与《仪礼》、《周礼》鼎足而三,称为“三礼”。
《礼记》是一部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杂说汇编。它的内容庞杂,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几方面:有专为说明《仪礼》的,如《冠义》,《昏义》、《乡饮酒义》等篇;有杂记丧服、丧事的,如《檀弓》、《丧大记》、《问丧》等篇;有记述各种礼节、礼制和守则的,如《投壶》、《礼器》、《明堂位》、《曲礼》、《内则》等篇;有记述孔子言论的(其中许多是假托孔子之名来阐发儒家的言论),如《仲尼燕居》、《孔子闲居》等篇;有比较系统地论述儒家某一思想的论文,如《礼运》、《学记》等篇。此外还有一篇属于授时颁政的《月令》,记述了夏历一年十二月的时令及有关的事物。《礼记》中有些篇章如《大学》、《中庸》等,谈及儒家关于如何修养道德、为人处世的哲学伦理观念,被后世理学家编入《四书》中,加以大力宣扬。《礼记》中还有《学记》、《乐记》两篇,从理论上对教育、音乐作了精辟的论述,至今仍可资借鉴。
《仪礼》仅仅记载了一些礼仪制度,而《礼记》则更多地论述了这些典礼制度的意义、作用,从理论上阐述了战国末期至秦汉时期儒家的“礼治”思想。《礼记》对于封建统治者强化思想文化统治、利用封建礼教束缚人们的思想、言行,可以产生更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它越来越受到历代封建统治者的重视,在儒家经典著作中的地位也不断地上升。
(六)《周礼》
原名《周官》,西汉末年,学者刘歆将它改名为《周礼》。这是一部记载政治制度的书。
关于《周礼》的成书,过去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公所作,今文经学家则指斥为刘歆所伪造。现在一般学者都认为这部书是战国时期的儒家学者搜集了周王室的官制以及春秋时各国政治制度,并根据儒家的政治理想加以增减排比而成的汇编。据《汉书》河间献王本传记载,汉景帝时,河间献王搜集到流散在民间的古本《周官》,才使此书为世人所知。因为这部书是古文经,所以长期遭到古代今文经学家的诋毁。
《周礼》记有三百多种所谓周朝的职官,并对其所司职务作了介绍,其中也涉及周代的一些典章制度。全书共由《天官冢宰》、《地官司徒》、《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等六大部分组成。书中的《冬官司空》早已佚失,西汉时以先秦古籍《考工记》补入。《周礼》一书对后世的政治有较大影响,诸如西汉末年的王莽改制、南北朝时期的宇文泰改革官制以及宋代的王安石变法等政治改革,都曾以《周礼》为号召,试图以此为依据。
近代学者曾以周代铜器铭文所记职官对照《周礼》的官制进行考查,找出一些不相符合之处,以此证明《周礼》系战国人所杜撰,并非是周朝政治制度的如实纪录。然而《周礼》中记述的另外一些制度,又确实在周代实行过,这可以从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那里得到证实。因此,这部书至今仍然受到人们的重视。《周礼》是我们研究周代典章制度的重要文献资料。
(七)《春秋》及其三传
“春秋”曾经作为东周各国史书的通称,同时也是春秋时期鲁国史书的专称。现存的《春秋》一书记述了鲁隐公元年(前722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共244年间的鲁国历史。这是目前我国最早的一部编年史书。据记载,孔子曾对《春秋》进行了修订、整理,并且把它列为六经之一,作为教授学生历史知识的重要教科书。相传孔子在修订《春秋》时,曾经运用一些隐微的言辞,暗喻、示意某种深远的意义,后世儒家学者们把孔子这种文笔曲折而意含褒贬的所谓“春秋笔法”称为“微言大义”。例如《春秋》经于鲁隐公元年下说“郑伯克段于鄢”。《左传》对此则解释说,由于共叔段的表现违背了做弟弟的伦常,所以《春秋》经不用“弟”字称呼他;这一事件如同两个国君之间争权,所以用“克”字;又由于共叔段的失败是因郑庄公蓄意逼迫造成的,所以经文不称郑庄公的谥号,而用“郑伯”,以批评他对弟弟有失教诲。不过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经的这种“微言大义”被古人过分渲染、夸大了。
古代为《春秋》经作的传,流传至今有三部,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和《春秋谷梁传》。《春秋》经本来有自己的单行本,后来按照编年次序,人们把它同各种传文合并起来,先列经文,后述传文。经文对史事介绍十分简短、概括,所以后世学者都要配合传文加以研读。
《春秋左氏传》又称《左氏春秋》或《左传》。旧传作者为春秋时的左丘明,近代学者们根据《左传》中所述史事,认为它当成书于战国初年。《左传》编年起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终于鲁悼公四年(前464年),比《春秋》经多出17年;《左传》所记史事更延至鲁悼公十四年(前454年),比《春秋》经晚27年。
《左传》以叙事为主,书中用大量史实补充、说明了《春秋》经,有时也订正《春秋》经的某些错误。因此《左传》有助于我们了解《春秋》经的那些概括、简略的记载,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古代史料,加之它叙事生动流畅,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和文学著作。
《左传》成书于战国时期,本是用战国时的古文字写成的,因此在汉代它属于古文经传,而且长时期只在民间传授,未能被朝廷立于学官。《春秋公羊传》也称《公羊春秋》或《公羊传》,《春秋谷梁传》也称《谷梁春秋》或《谷梁传》。它们的编年都与《春秋》经一样。古代学者曾经认为《公羊传》和《谷梁传》分别为战国时的学者公羊高和谷梁赤所撰写,并且二人同受学于孔子的学生子夏。但是这种说法缺乏足够的根据。可以肯定的是,二书在战国时仅是口传心授,直到西汉初年才用隶书字体写成定本,因此它们都有属于今文经传。
《公羊传》和《谷梁传》的内容都有着重于解释《春秋》经文,很少述说史事,所以它们不是史书,只是儒家后学们以自己的主观臆测来阐释《春秋》“微言大义”的著作。《公羊传》、《谷梁传》二书的作者是要把所谓孔子的“春秋笔法”点破、说明,让人明了其中的意义。不过,实际上这两部书的内容冗长空洞,所讲的“大义”也未必符合《春秋》的原旨。同《左传》相比,这两部书没有给我们提供新的史料,也谈不上文学价值。不过汉代及以后历代的今文经学家常常利用它们来发挥自己的政治观点,把它们作为议论时事的理论根据,因此这两部儒家经传、特别是《公羊传》,在中国古代经学史、思想史上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八)《论语》
这是孔子弟子及其再传弟子关于孔子和他的少数弟子的言语行事的记录,其成书在战国初期。《论语》在西汉时还只作为经书的辅翼,被看作是传、记一类的著作。直到东汉时,才作为正式经书列入“七经”之中。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前479年),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也是春秋末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孔子一生的学术活动以及他创立的儒家学说,对于传播和发展中国古代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论语》是研究孔子思想和儒家早期学说的最基本的依据,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史、教育史、文化史的重要文献。
《论语》一书传到汉朝时,已有三种不同的本子,即今文本的《鲁论》、《齐论》以及古文本的《古论》。现今传世的《论语》,是东汉学者郑玄参照上述各种本子整理而成的,共20篇。汉代以后,《论语》成为读书人的必读之书。南宋时,理学家朱熹把《论语》同《孟子》、《中庸》、《大学》合为《四书》,并为之作集注,使《论语》在宣扬封建礼教方面,处于更加突出的地位。
(九)《孟子》
这是一部记录孟轲言论行事、包括他和当时人及门人弟子们相互问答的谈话记录。《孟子》一书主要是由孟轲的门人万章、公孙丑二人所记,大约孟轲本人也亲自进行过润色。书中记载了孟子的政治活动、政治学说以及他的哲学、伦理、教育等思想。
孟子名轲,字子舆(约前372—前289年),是战国时期的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曾受业于孔子之孙子思的门人。在封建社会,孟子被认为是孔子学说的继承者,他发展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在儒家哲学中形成了一个理论体系。孟子在政治上提倡“民贵君轻”思想,是有进步意义的,但是他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以及宣扬人性善等思想,则反映了他的好古、唯心观点。
在汉代,《孟子》同《论语》一样,仅被当作“传”、“记”一类著作。直到宋代,《孟子》才由理学家们作为经书列入“十三经”。南宋朱熹把它编入《四书》,并为之作集注,更加深了它在封建文人中的影响。《孟了》现今只存七篇。相传另有“外书”四篇,早已佚失,今本“外书”系明人伪作。
(十)《孝经》
今本《孝经》仅1799字,分为十八章,基本内容是儒家倡导的封建孝道,宣扬“孝,德之本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等说教。虽然《孝经》通篇提倡行孝,但也由讲孝进而劝“忠”,主张孝子对待国君应该忠贞不贰。因此历代封建统治者对于《孝经》十分重视,要求所有的读书人都必须熟读它,特别是汉代,是读书人第一部必读的书。
《孝经》在内容上,有许多地方抄袭了《左传》、《孟子》、《荀子》等书,有时是撮取其大意加以复述,加上书中某些方面内容陈腐、文字粗陋的缺点,因此它有明显的局限性。
关于《孝经》的作者,历来有“孔子”、“曾子”、“孟子门人”等多种说法,但都不足信,不过认为总是孔门后学所作,当不致有误。《孝经》成书于战国末期,东汉时被列为“七经”之一。汉代曾有古文《孝经》,南北朝时已亡佚。
(十一)《尔雅》
这是一部古代训诂知识的汇编,即对古代经典中的词语进行解释的书。所以《尔雅》是考证词义和古代名物的重要资料,后世经学家常常用它来解说儒家经义。
《尔雅》共十九篇。前三篇《释诂》、《释言》、《释训》为一般词语的解释,其余则按各种名物分类解释,如《释亲》、《释器》、《释山》、《释草》、《释鸟》、《释畜》等等。关于《尔雅》的作者,旧说或认为周公所著,或指为孔子及其弟子所作,也有人以为出于汉代儒生之手。这些说法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据近世学者们的研究,《尔雅》一书并非一人一时之作,它是缀辑多家训诂材料汇编而成的。《尔雅》大约在战国时期初具规模,后来又经过汉初学者们增补润色,最后才成为今本的样子。
一、中国风水第一风水书:《宅经》
本书主要讲述了家居住宅的风水知识,将传统风水和现代科学有机融合,对众多杂乱的 住宅风水 理论进行了深入浅出的梳理,主要包括旺宅选址、宅亦有灵、室内布局、家居装修等知识。本书图文并茂,配图200多张,直观性强,通俗易懂,尤为强调实用性。此外,本书最后附录了“办公室风水”,拥有健康完美的居住环境,得风水宝地,提升您和全家人的运势。
二、中国风水文化之宗:《葬经》
《大藏经》为 佛教经典的总集,简称为藏经,又称为一切经,有多个版本,原是收藏经典,如寺院、道观专设藏经楼,储藏经文典籍。引申为书籍名称,如《大藏经》、《中藏经》。中华佛教宝库网专设“佛教藏经”。
三、形势派风水权威圣典:《撼龙经》
《撼龙经》是唐代风水大师杨筠松的代表作之一,是龙脉风水的最权威圣典,被誉为“中国古代测绘学之最”,是了解与运用龙脉风水、快速振兴家业的最佳典籍,也是历代研究风水学者必读之书。
四、理气派风水创世代表:《催官篇》
《催官篇》·二卷〔通行本〕 是书 分龙、穴、砂、水四篇,各为之歌。砂、水二篇亦以方位为断,其说颇具悬解。是地理阴阳学术的一部风水经典,指导怎样选择聚气旺财之地,是龙脉风水的最权威圣典,被誉为“中国古代测绘学之最”,
五、唐代形法派风水代表作:《雪心赋》
《雪心赋》是唐朝卜应天所著。是中国堪舆学中的名篇名著《雪心赋》词理明快,便后学之观览,引人渐入佳境。是形势法(峦头法)风水的经典作品。
六、形法派专论山龙的代表作:《博山篇》
《博山篇》是唐末五代 风水 大师黄 妙应 集毕生之所学所著的风水宝典。该书是形法派专论山龙的代表作,深入辨析龙、砂、穴、水、明堂等风水要素的向背对人福禄造成重大影响。是中国古代风水勘舆书籍中很具权威性的名著。
七、明代形法派的代表作:《葬经翼》
《葬经翼》是明代由缪希雍编著而成。该书是明代形法派的代表作。该书将医学中的望、闻、问、切医学诊断流程四步骤收纳和移植到传统风水理论中,进一步地提升和完善了我国的风水理论体系。
八、明代专论水法的代表作:《水龙经》
《水龙经》为明末清初蒋大鸿所著。古人说'风水之法,得水为上',看一个地方的风水好不好,'水'的优劣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水龙经》专论水龙各种形态以及吉凶取舍,详细论述了阴阳二宅认水立局的各种方法,在诸多风水著作中,堪称一绝,是研究水龙风水的必读之本。
九、阳宅风水八宅派代表作:《八宅明镜》
《八宅明镜》是由杨筠松撰顾吾序箬冠道人编著,八宅明镜就是'八宅法',它把人与宅分成八类,再归纳为东西两大类,东四命适合住东四宅,西四命适合住西四宅。是流传最久、影响最广、阅读人数最多的一本阳宅风水书籍。在中国古代堪舆领域中独占鳌头,久盛不衰。
十、明代阳宅理论集大成的代表作:《阳宅十书》
《阳宅十书》是明代王君荣编著。该书精选当时最盛行的堪舆著述,将其汇总而成,是明代一部专论阳宅内形和宅外形各种吉凶情况的典范之作。
一、讨论了三阴三阳的含义和功用,以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和病状、脉象等。
二、论述了疾病的预后与四时阴阳的关系。
原文孟春始至,黄帝燕坐,临观八极,正八风之气,而问雷公日;阴阳之类,经脉之道,五中所主,何脏最贵雷公对曰:春,甲乙青,中主肝,治七十二日,是脉之主时,臣以其脏最贵。帝曰:却念《上下经》,阴阳从容,子所言贵。最其下也。
雷公致斋七日,旦复待坐。帝曰: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此知五脏终始。三阴为表,二阴为里,一阴至绝作朔晦,却具合以正其理。雷公曰:受业未能明。
帝曰:所谓三阳者,太阳为经,三阳脉至手太阴,弦浮而不沉,决以度,察以心,合之阴阳之论。所谓二阳者,阳明也,至手太阴,弦而沉急不鼓,炅至以病皆死。一阳者,少阳也,至手太阴,上连人迎,弦急悬不绝,此少阳之病也,专阴则死。
三阴者,六经之所主也,交于太阴,伏鼓不浮,上空志心。二阴至肺,其气归膀胱,外连脾胃。一阴独至,经绝,气浮不鼓,钩而滑。此六脉者,乍阴乍阳,交属相并。缪通五脏,合于阴阳,先至为主,后至为客。
雷公曰:臣悉尽意,受传经脉,颂得从容之道,以合《从容》,不知阴阳,不知雌雄。帝曰:三阳为父,二阳为卫,一阳为纪;三阴为母,二阴为雌,一阴为独使。
二阳一阴,阳明主病,不胜一阴,软而动,九窍皆沉。三阳一阴,太阳脉胜,一阴不能止,内乱五脏,外为惊骇。二阴二阳,病在肺,少阴脉沉,胜肺伤脾,外伤四支。二阴二阳皆交至,病在肾,骂詈妄行,巅疾为狂。二阴一阳,病出于肾,阴气客游于心脘,下空窍堤,闭塞不通,四支别离。一阴一阳代绝,此阴气至心,上下无常,出入不知,喉咽干燥,病在土脾。二阳三阴,至阴皆在,阴不过阳,阳气不能止阴,阴阳并绝,浮为血瘕,沉为脓肘。阴阳皆壮,下至阴阳。上合昭昭,一合冥冥,诊决死生之期,遂合岁首。
雷公曰:请同短期。黄帝不应。雷公复问。黄帝曰:在经论中。雷公曰:请闻短期。黄帝曰:冬三月之病,病合于阳者,至春正月脉有死征,皆归出春。冬三月之病,在理已尽,草与柳叶皆杀,春阴阳皆绝,期在孟春。春三月之病,日阳:杀,阴阳皆绝,期在草干。夏三月之病,至阴不过十日;阴阳交,期在漾水。秋三月之病,三阳俱起,不治自己。阴阳交合者,立不能坐,坐不能起,三阳独至,期在石水;二阴独至,期在盛水。
译文在立春的这一天,黄帝很安闲地坐着,观看八方的远景,候察八风的方向,向雷公问道:按照阴阳的分析方法和经脉理论,配合五脏主时,你认为哪一脏最贵雷公回答说:春季为一年之首,属甲乙木,其色青,五脏中主肝,肝旺于春季七十二日,此时也是肝脉当令的时候,所以我认为肝脏为最贵。黄帝道:我依据《上、下经》阴阳比类分析的理论来体会,你认为最贵的,却是其中最贱下的。
雷公斋戒了七天,早晨又侍坐于黄帝的一旁。黄帝道:三阳为经,二阳为维,一阳为游部,懂得这些,可以知道五脏之气运行的终始了。三阴为表,二阴为里,一阴为阴气之最终,是阳气的开始,有如朔晦的交界,都符合于天地阴阳终始的道理。雷公说:我还没有明白其中的意义。黄帝道:所谓“三阳”,是指太阳,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见弦浮不沉之象,应当根据常度来判断,用心体察,并参合阴阳之论,以明好坏。所谓“二阳”,就是阳明,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见弦而沉急,不鼓击于指,火热大至之时而有此病脉,大都有死亡的危险。“一阳”就是少阳,其脉至于手太阴寸口,上连人迎,见弦急悬而不绝,这是少阳经的病脉,如见有阴而无阳的真脏脉象,就要死亡。“三阴”为手太阴肺经,肺朝百脉,所以为六经之主,其气交于太阴寸口,脉象沉伏鼓动而不浮,是太阴之气陷下而不能上升,以致心志空虚。“二阴”是少阴,其脉至于肺,其气归于膀胱,外与脾胃相连。“一阴”是厥阴,其脉独至于太阴寸口,经气已绝,故脉气浮而不鼓,脉象如钩而滑。以上六种脉象,或阳脏见阴脉,或阴脏见阳脉,相互交错,会聚于寸口,都和五脏相通,与阴阳之道相合。如出现此种脉象,凡先见于寸口的为主,后见于寸口的为客。
雷公说:我已经完全懂得您的意思了,把您以前传授给我的经脉道理,以及我自己从书本上读到的从容之道,和今天您所讲的从容之法相结合的话,我还不明白其中阴阳雌雄的意义。黄帝道:三阳如父亲那样高尊,二阳如外卫,一阳如枢纽;三阴如母亲那样善于养育,二阴如雌性那样内守,一阴如使者一般,能交通阴阳。
二阳一阴是阳明主病,二阳不胜一阴,则阳明脉软而动,九窍之气沉滞不利。三阳一阴为病,则太阳脉胜,寒水之气大盛,一阴肝气不能制止寒水,故内乱五脏,外现惊骇。二阴二阳则病在肺,少阴脉沉,少阴之气胜肺伤脾,在外伤及四肢。二阴与二阳交互为患,则土邪侮水,其病在肾,骂詈妄行,癫疾狂乱。二阴一阳,其病出于肾,阴气上逆于心,并使脘下空窍如被堤坝阻隔一样闭塞不通,四肢好象离开身体一样不能为用。一阴一阳为病,其脉代绝,这是厥阴之气上至于心发生的病变,或在上部,或在下部,而无定处,饮食无味,大便泄泻无度,咽喉是干燥,病在脾土。二阳三阴为病,包括至阴脾土在内,阴气不能至于阳,阳气不能达于阴,阴阳相互隔绝,阳浮于外则内成血瘕,阴沉于里则外成脓肿;若阴阳之气都盛壮,而病变趋向于下,在男子则阳道生病,女子则阴器生病。上观天道,下察地理,必以阴阳之理来决断病者死生之期,同时还要参合一岁之中何气为首。
雷公说:请问疾病的死亡日期。黄帝没有回答。雷公又问。黄帝道:在医书上有说明。雷公又说:请问疾病的死亡日期。黄帝道:冬季三月的病,如病症脉象都属阳盛,则春季正月见脉有死征,那末到出春交夏,阳盛阴衰之时,便会有死亡的危险。冬季三月的病,根据天理,势必将尽,草和柳叶都枯死了,如果到春天阴阳之气都绝,那么其死期就在正月。春季三月的病,名为“阳杀”。阴阳之气都绝,死期在冬天草木枯干之时。夏季三月的病,若不愈,到了至阴之时,那么其死期在至阴后不超过十日;若脉见阴阳交错,则死期在初冬结薄冰之时。冬季三月的病,表现了手足三阳的脉证,不给治疗也会自愈。若是阴阳交错合而为病,则立而不能坐,坐而不能起。若三阳脉独至,则独阳无阴,死期在冰结如石之时。三阴脉独至,则独阴无阳,死期在正月雨水节。
黄帝四经·经法·四度原文及翻译
经法·四度
作者:佚名
大分君臣易立(位)胃(谓)之逆,贤不宵(肖)并胃(谓)立(位)之乱,动静不时胃(谓)之逆,生杀不当胃(谓)之暴。逆则失本,乱则失职,逆则失天,暴则失人。失本则亡,失职则侵,失天则几(饥),失人则疾,周迁动作,天为之稽。天道不远,入与处,出与反。臣君当立(位)胃(谓)之静,贤不宵(肖)当立(位)胃(谓)之正,动静参与天地胃(谓)之文,诛□时当胃(谓)之武。静则安,正治。文则(明),武则强。安得本,治则得人,明则得天,强则威行。参于天地,阖(合)於民心。文武并立,命之曰上同。审知四度,可以定天下,可安一国。顺治其内,逆用于外,成功而伤。逆治其内,顺用其外,功成而亡。内外皆逆,是胃(谓)重央(殃),身危为戮,国危破亡。外内皆顺,命曰天当。功成而不废,后不奉(逢)央(殃)。□声华□□者用也。顺者,动也,正者,事之根也。执道循理,必从本始,顺为经纪,禁伐当罪,必中天理。不(倍)约则窘,达刑则伤。(倍)逆合当,为若又(有)事,虽□无成功,亦无天央(殃)。毋□□□□,毋御死以生,毋为虚声。声洫(溢)於实,是胃(谓)灭名。极阳以杀,极阴以生,是胃(谓)逆阴阳之命。极阳杀於外,极阴生於内,已逆阴阳,有(又)逆其立(位),大则国亡,小则身受其央(殃)。□□□□□□□□建生。当者有□,极而反,盛而衰,天地之道也,人之李(理)也。逆顺同道而异理,审知逆顺,是胃(谓)道纪。以强下弱,以何国不克。以贵 ,何人不得。以贤下不宵(肖)。□□不□。规之内曰员(圆),柜(矩)之内曰(方),□之下曰正,水之上曰平,寸尺之度曰小大短长。权衡之称曰轻重不爽,斗石之量曰小多有数,八度者,用之稽也。日月星辰之期,四时之度,□□之立,内外之处,天之稽也。高(下)不敝(蔽)其刑(形),美亚(恶)不匿其请,地之稽也。君臣不失其立(位),士不失其处,任能毋过其所长,去私而立公,人之稽也。美亚(恶)有名,逆顺有刑(形),请(情)为有实,王公执□以为天下正。因天时,伐天毁,胃(谓)之武。武刃而以文随其后,则有成功矣。用二文一武者王,其主道离人理,处狂惑之立(位)而不吾(悟),声必有廖(戮)。柔弱者无罪而几,不及而翟,是胃(谓)柔弱。□正而□者□□而不既。名功相抱,是故长久。名功不相抱,名进实退,是胃(谓)失道,其卒必有身咎。黄金玉珠臧(藏)积,怨之本也。女乐玩好燔材,乱之基也。守怨之本,养乱之基,虽有圣人,不能为谋。
译文
作者:佚名
君主大臣改变了相互正常的位次就称为逆,贤与不贤的人职爵贵贱无别就称为乱,违反了服役务农的时节规律就称之为逆,滥行生杀赏罚之权就叫暴戾。违反了君臣的正常位次就使国家失去了生存的根本,混乱了贤与不贤人的贵贱位序就会使之各自迷失本身的身份职守,动静违逆时令,就会失去上天的保佑,君主暴戾就会失去民心。国家失去根本就会受以重创,贤与不贤的人迷失了各自身份职守就会发生僭越侵权之事,失去天佑则会有饥馑凶荒,失去民心就会遭到天下的憎恨。进退动静,都必须以天道作为法则。天道不远,人事的一切举措都应与之协调。
君臣各安其位就叫位次整肃,贤与不贤的人各安其位就叫贵贱正定,耕战参合于天时地利就称作“文”,伐乱止暴合于天道就称作“武”。君臣位次整肃则上下安定,贤与不贤的人位次正定则万事都可得到治理,有文德则政令清明,讲武德则国家强大。上下安定则国家就有了存在的保证,万事治理会更好地招揽人才,政令清明会得到天助,国家强大则威慑天下。参合于天地,顺应于民心,文德武德并举,君主就会得到人民的普遍拥戴。
深刻体会上述四项准则,大可平定天下,小可安治一国。在内政的治理上能够执道循理而在军事外交上却诛禁不当,则治国之功仍有所损。如在内政的治理上反义逆理,而只是在军事外交上诛禁得当,那么征伐之功也会失去。倘若内政外交的处理上都违背天道人理,这就是最大的祸殃,君主将身陷危难,还有被杀的危险,并且最终导致国家灭亡。如果内政外交皆顺应天道人理,则内绩武功都不会失去,而且亦无后患。
名不副实,这是不宜取的,顺天道,这是动的特征。中人理,这是静的特质。执守天地之道,遵循人事之理,必须从最基本的事情做起,并沿这条路去安排内政和外交。在征伐有罪之国时,必须符合天道。背盟弃义则进退窘困,征伐行动不合于天意则必受损伤。顺于天理、合于天当,则战争一旦发生,即使不能取得战功,也不会有什么灾祸。
不要从死亡的角度去阻止新生,不要从永生的角度去阻止死亡,也不要虚张声势徒有虚名。名声超过实际其结果反而是无名。在阳气极盛时,反有阴气孕育着,在阴气极盛时,却有阳气萌生着,这种现象,便称作变异的阴阳规律。阳气萌生于内,已经出现变异的阴阳定律,又不能及时摆正具体对策位置,那么大则国家败亡,小则殃及自身。因此在阳极阴生时,要果断地讨伐开始走向衰落之阳,而在阴极阳生时,要及时扶植新生之阳。天当有定数,这就是至极时就开始走向反面,盛极时就开始走向衰落;这不仅是天地自然的规律,也是人类社会的规律。逆、顺两种阴阳定律都同样是天道决定的,但人类相应的对策却不同。详细说明逆、顺两种定律,这就是在总体上把握了道的准则。强盛的向弱小的表示谦卑,那么有什么国家不能战胜呢高贵的向卑贱的表示虚心谦卑,那么什么人不能归附呢贤人向不贤的人表示虚心谦卑,那么国家又有什么事情不能治理呢
规用来画圆,矩用来画方,悬用以测端正,水用以测水平。用尺寸度量小大短长,用权衡称量轻重,用斗石量多少,用绳准来测度曲直。以上八种度量标准是人们日常生活中实际应用的准则。日月星辰都遵循着固定的运行周期,四时更迭都有一定的次序,自然界的消息盈虚进退出入自有一定的守则,事物的适度与非适度自有分际,这些都是天道自有的法则。地势高下各有定位,不至隐蔽不明。土地肥瘠不同,不至隐匿不清,这些都是地道所含的法则。国君臣子都各居其位,士人也得其所哉,擢用贤能量才授官,治理百姓秉公办事,这是人道所应守的法则,是非善恶各有名分,背于道理或合于道理自有客观情形作依据,真实虚假自有事实来判定,君主只要掌握上述准则,就可以成为天下的楷模。
顺应天道,诛伐必然要灭亡的国家,这叫“武”。在武功杀伐之后继之以文德安抚,这样就会有成功,而使用二分文德一分武功就可以称王天下。像那种弃天道、背离人理、处于悖逆之位而尚不省悟的君主,必有杀身之祸。守雌节者虽无忧患却能居安思危,祸患未至却能随时警惕,这便是雌节的含义。而恃雄节者却正相反,祸患已经临头还丝毫意识不到。名声与功绩相符,所以才能长存久安。名声与功绩不相符,名声超过实际,这就弃失了天道,最终必有祸患。厚积黄金珠玉而不分他人,这是惹怨的祸根。盛置女乐珍玩而蛊惑其心,这是生乱的开始。保守惹怨的祸根,培养生乱的苗头,即便有圣人在他的国家,也仍然难以为这样的君主出谋划策了。
文言文翻译 汉书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终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归心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省事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勉学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后娶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杂艺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养生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涉务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慕贤篇原文及翻译 颜氏家训·兄弟篇原文及翻译
关于阴阳学说,《黄帝内经》里论述最为丰富。《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两者不和,若春无秋,若冬无夏。因而和之,是谓圣度。故阳强不能密,阴气乃绝。阴平阴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又《素问·阴阳应象大论》:"阴在内,阳之守;阳在外,阴之使″。
《国学的核心典籍》解读
本文2023-10-14 00:55:27发表“古籍资讯”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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