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宁波天一阁景点介绍2、游宁波天一阁_900字3、宁波的天一阁在哪里4、关于宁波天一阁的历史与故事5、天一阁的详细资料宁波天一阁景点介绍

天一阁，位于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年—1566年），由当时退隐的明朝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占地面积26万平方米，已有400多年的历史。

天一阁藏书楼坐北朝南，为两层砖木结构的硬山顶重楼式建筑，通高85米，斜坡屋顶，青瓦覆上。一层面阔、进深各六间，二层除楼梯间外为一大通间，以书橱间隔。

阁前凿“天一池”通月湖，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天一阁及其周围园林具有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

天一阁特点

天一阁及其周围园林具有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天一阁藏书楼在防火、通风、防潮方面也独具特色。楼上的通间大致上是用于存贮图书，布置书橱，用书橱将大通间有效地划开，使整个楼上分得井井有条，楼下为六间的布局。天一阁与范氏住宅中间还有一墙相隔，用以防火。

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天一街10号的天一阁，是我国最大的私人藏书楼。建于明朝嘉靖年间（1561年），原为兵部右侍郎范钦藏书处，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原藏书籍7万卷，现已达30多万卷，其中不少是珍本、善本和孤本，被人称为南国书城。如今，每日游人和查资料者络绎不绝。藏书阁内一个个玻璃柜内，存放着明代刻本和抄本。一些印书的刻板也有收藏，尤其是地方志和明代科举录，称得上全国之最。天一阁内有“凝辉堂”、“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四明亭”、“宝书楼”、“干晋斋”等胜景，浓荫蔽日，茂竹繁盛，景色幽静，占地约1万平方米。

天一阁取自古书“天一生水、以水制火”之意。藏书楼前凿一水池，蓄水防火。

清康熙四年（1665年），范钦曾孙范光文又在阁前增构池亭，环植草木，建造假山，堆积怪石。其中“九狮一象”景色尤佳，相当精巧，令游人叹为观止。院墙多有浮雕和砖雕，很具艺术感，颇有江南园林特色。

清康熙三十八年（1779年），诏书《四库全书》，范钦八世孙范懋捐出阁内藏书680多种，受到皇帝赞赏，名声大震。到后来，“文源”、“文渊”、“文律”、“文朔”、“文汇”、“文宗”、“文澜”藏书七阁纷纷效仿天一阁式样修建。

1933年至1935年，宁波当地人士筹款修葺天一阁，并将一批历代石碑移至天一阁后院，工程浩大。解放前夕，由于各种原因，天一阁藏书失落不少，阁内仅剩13000卷。解放后， 多次拨款维修天一阁，经多方求访，回收了历代藏书籍3000余卷，其中有的为海内孤本。1981年，天一阁内新建书库，为藏书提供良好环境，天一阁锦上添花，南国书城名闻遐迩。

到宁波不到天一阁是一大遗憾，借出差机会圆了我学生时代的一个夙愿。

古代一武将尚知爱书、习文，崇尚文武全才。读书成为当地人的风尚，历史上宁波名人倍出。如虞世南、潘天寿、柔石、殷夫、包玉刚、邵逸夫、包括溪口的蒋介石等。

藏书成为当地人的一大嗜好，不少人家都以藏书为乐，这恐怕也是天一阁藏书的历史条件之一。宁波我的几个网友，请我到他们家做客，一个女网友家的客厅居然整整一面墙，都是书柜。我略查一下足有5000本以上，多数是工具书和人物传记。

读书可以使人减少愚昧，藏书造福子孙后代。游山玩水是我的爱好之一，相比之下，游天一阁使我受益匪浅。

分类:地区浙江甯波市

解析:

天一阁是国内现存最古老宁波天一阁的藏书楼之一。古籍浩瀚，历史悠久，距今已有430多年的历史，素负“南国书城”之盛誉，巍然屹立在宁波城月湖之滨，成为亚洲现存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私人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三个家族图书馆之一。它是宁波人最引以自豪的一个文明星座。文人墨客到了宁波，没有不到天一阁一饱眼福的。这古朴的建筑，幽雅的园林，恬静的环境，确实令人神往。然而过去的天一阁只是一个普通的私家藏书楼，历经几代沧桑；如今的天一阁则是宁波的一颗“明珠”，它集藏书、文物、旅游于一体。1982年2月23日，天一阁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雄踞大门两侧是一对清代石狮。这些木结构的大门，是清道光年间造的。“南国书城”这四个字由著名国画大师潘天寿所书，而“古阁藏英”则是由大书法家沙孟海亲题。现在所看到的大门两旁对联是钟鼎文，读作“天一遗形源长垂远，南雷深意藏久尤难”，对联说明了天一阁藏书楼历史悠久和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登上天一阁藏书楼以后的感叹心情。黄宗羲号南雷，他曾赏叹“读书难，藏书尤难。藏之久而不散，则难之难矣”。

进入天一阁，首先映入宁波天一阁我们眼帘的是照壁上气势宏大的“溪山逸马图”，当年柬埔寨国家元首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曾在这里拍照留念。这幅八骏图是“堆塑”，它的作者是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天一阁的堆塑，绝大部分是他的作品。参观完这块照壁后，从右边的直门“春随人意”中进去（左面是1980年新建的书库和阅览室）。可以看见天一阁的又一块照壁，大家知道它叫什么吗？它统称为“麒麟”。但细分下来，这是一个龙角、牛嘴的“豺”，是正义的象征。

天一阁藏书已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幢藏书楼就是几经修缮后保存下来的天一阁遗址，它是晚清时期的建筑遗物。天一阁的主人名叫范钦，字尧卿，号东明。明嘉靖十一年（范钦27岁时）进士，做过湖广隋州知府、江西袁州知府、广西参政、福建按察使、云南右布正使以及陕西、河南等省的地方官。后来又巡抚南赣汀漳诸郡，宦迹遍布半个中国，直至官升兵部侍郎。范钦生性耿直，不畏权贵，曾顶撞过权倾朝野的武定侯郭勋，因此蒙受冤狱。后在袁州知府任内，因秉公执法又得罪了权臣严世藩，为了避祸，辞官还乡。回到宁波后，就建造了藏书楼。范钦爱书成癖，在做地方官时，每到一处总是留心搜集当地的公私刻本，对无法买到的书就雇人抄录。经史百家之书，他兼收兼蓄，不厚古薄今，比较重视当代著作和文献的收藏。在他的藏书中，明代地方志、政书实录、明人诗文集及历代科试士录，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还汇集了许多有价值的碑贴，其中著名的是北宋拓本。

范钦的藏书楼原名叫“东明草堂”，楼前开凿一池与月湖沟通，蓄水备用。当时宁波有许多藏书楼，但先后遭受兵火破坏，范钦想，兵灾无法避免，火灾可以防止。为了防止火灾，范钦费尽苦心，查阅了许多书本，最后在《易经》中看到有“天一生水，地六成之”这句话而受到启发，便取其以水制火之意，将藏书楼改名“天一阁”。藏书楼上为一大通间，楼下六间，象征：“天一地六”。范钦不但将藏书楼改了名，还规定抽烟喝酒后切忌登楼，不准擅领亲朋好友开门入阁及留宿阁内，更不准擅自将藏书借出外房及他姓者，凡违者处以不能参加祭祀祖宗的大典的惩罚。天一阁的主人连取名时都考虑到了防火的重要，可见其用心良苦。

范钦一直活到80岁。临终时把大儿子大冲和二媳妇（次子大潜已故）叫到榻前，他把遗产分成两份，一是白银万两，二是全部藏书。大冲体察老父心情，决定“代不分手，书不出阁”。范钦的后代对天一阁藏书的保护制订了许多严格的禁约。据记载嘉庆年间，宁波知府邱铁卿的内侄女钱绣云是一个酷爱读书的聪明才女，为求得登阁读书的机会，托邱太守为媒与范氏后裔范邦柱秀才结为夫妻，婚后的绣云满怀希望，以为这下可以如愿以偿了，但万万没想到，已成了范家媳妇的她还是不能登楼看书，因为族规不准妇女登阁，竟使之郁郁含恨而终，遗命夫君将她葬于阁边，愿以芳魂与书作伴，了却她另一种“青灯黄卷”的夙愿这一悲剧足以说明禁约的严格。

原来藏书楼四周都是花园，以防附近一旦发生火灾不会遭受其害。到了清初时，范钦的曾孙范文光请来名匠垒起玲珑假山“九狮一象”、“福禄寿”等。由名匠大师堆砌造就的玲珑剔透、形象逼真的假山中有许多动物，大家不妨数一数共有几只？

主人为了保护藏书楼而制定了极为森严的规定，同时作为一份私人财富，藏书楼也是外人不可染指的。然而世代规约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第一个破例登上天一阁藏书楼的外姓族人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清代康熙十二年（公元1673）黄宗羲由于他的道德、文章、学识、气节在当时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佩。在范氏族中曾做过嘉兴府学训导的范友仲帮助下，很快取得了范氏各房的同意，登上了天一阁。原来范钦后代为防止藏书失散，还议定藏书由子孙共同管理，阁门和书橱钥匙分房掌管，非各房齐集，任何人不得擅开。黄宗羲不仅阅读了天一阁的全部藏书，还为天一阁藏书整理编目作出了贡献。

天一阁坐落在浙江省宁波市月湖之西的天一街。

天一阁是中国现存年代最早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和世界最早的三大家族图书馆之一。

始建于明嘉靖四十年（公元1561年），由当时退隐的兵部右侍郎范钦主持建造。

范钦平生喜欢收集古代典籍，后又得到鄞县李氏万卷楼的残存藏书，存书达到了七万多卷，其中以地方志和登科录最为珍稀。

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下诏开始修撰《四库全书》，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638种，于是乾隆皇帝敕命测绘天一阁的房屋、书橱的款式，兴造了著名的“南北七阁”，用来收藏所撰修的七套《四库全书》，天一阁也从此名闻全国。

明清以来，文人学者都为能登此楼阅览而自豪。

范钦为了保护藏书而订立了严格的族规，如女子不得上楼。

世代的子孙严格遵循“代不分书，书不出阁”的遗教，但终因年代过于久远，藏书还是有很多的失散。

嘉庆十三年（公元1808年），阁内的藏书实有4094部，共53000多卷。

鸦片战争时，英国侵略者掠去了《一统志》等数十种古籍。

咸丰年间（公元1851～1861年），又有盗贼潜入阁内，偷去了许多的藏书，转卖给法国的传教士和造纸厂。

后来又经历了许多的变故，到1940年，阁内的藏书仅存1591部，共13038卷。

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保护天一阁，专门设置了管理机构，探访得到了流失在外的3000多卷原藏书，又增入当地收藏家捐赠的古籍，现藏珍版善本达到了8万多卷。

天一阁之名，取义于汉郑玄《易经注》中“天一生水”之说，因为火是藏书楼最大的祸患，而“天一生水”，可以以水克火，所以取名“天一阁”。

书阁是硬山顶重楼式，面阔、进深各有六间，前后有长廊相互沟通。

楼前有“天一池”，引水入池，蓄水以防火。

康熙四年（公元1665年），范钦的重孙范文光又绕池叠砌假山、修亭建桥、种花植草，使整个的楼阁及其周围初具江南私家园林的风貌。

天一阁面积约26万平方米，分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

以宝书楼为中心的藏书文化区有东明草堂、范氏故居、尊经阁、明州碑林、千晋斋和新建藏书库。

以东园为中心的园林休闲区有明池、假山、长廊、碑林、百鹅亭、凝晖堂等景点。

以近代民居建筑秦氏支祠为中心的陈列展览区，包括芙蓉洲、闻氏宗祠和新建的书画馆。

书画馆在秦祠西侧，粉墙黛瓦、黑柱褐梁，有宅六栋，曰：“云在楼，博雅堂，昼锦堂，画帘堂，状元厅，南轩。

”与金碧辉煌的秦祠相映照。

天一阁博物馆是以藏书文化为特色宁波天一阁，融社会历史、艺术于一体的综合性博物馆，占地26000平方米。

环境幽雅，园林精美、建筑古朴，富有浓郁的地方特色。

总体布局由藏书文化区、园林休闲区、陈列展览区三大功能区组成。

天一阁藏书楼是宁波天一阁我国现存历史最久的私家藏书楼，也是世界上现存最早的三个私家藏书楼之一，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公元1561—1566）之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

于1982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现藏各类古籍近30万卷，其中珍椠善本8万卷，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最为珍贵。

近年来，我馆事业发展迅速，先后新增中国地方志珍藏馆、银台第官宅博物馆、麻将起源地陈列馆等处。

中国地方志珍藏馆收藏全国各级各类当代地方志6730多册，占总数的80%以上。

银台第博物馆展示了清代官宦人家的家居艺术和建筑艺术，获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

麻将起源地陈列馆以三维空间展示麻将的起源及与宁波的历史溯源。

建于二十年代的秦氏支祠以其独特的祠堂文化，精湛的民间工艺为游客所叹服，并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行列。

天一阁博物馆常年举办各种书画展览，在精神文明建设方面成绩显著，自1996年以来获省级文明单位称号，并被评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宁波市行风建设示范窗口、市一级绿化单位及市十佳旅游景点等等。

溪山逸马图

系已故民间老艺人胡善成堆塑的力作，八匹骏马在溪边扬鬃踢蹄，甩尾扭头，嬉戏嘶鸣，其形其姿，栩栩如生。

画面造型粗看时比例失调，其实是充分运用了中国传统绘画技巧，突出了画面重点。

东明草堂

系天一阁建成之前范钦的藏书处。

范钦（1506—1585），字尧钦，号东明，故题其书室为“东明草堂”，又称“一吾庐”，现东明草堂于1980年重建。

范氏故居

原系范宅的东厅，后为范氏后裔居住生活之处。

它处于高墙环绕的天一阁藏书楼之外，做到了生活区与藏书区相互隔离，是范钦为保护藏书的精心安排，现建筑为清道光九年重建。

司马第

即范钦宅第，环境幽雅，位于月湖深处，林木荫翳，规模丰敞，于1996年恢复司马第台门、耳房。

宝书楼

天一阁又称宝书楼，建于明嘉靖四十年至四十五年（1561——1566）之间，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藏书处，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楼。

范钦取“天一生水”之说，以水制火之义，建筑书楼。

楼上一大间，楼下成六间，并名为天一阁，且在阁前凿池蓄水以防火。

清康熙四年（1665），范钦曾孙范光文又在阁前叠山理水，建筑园林。

园林以“福、禄、寿”作总体造型，用山石堆成九狮一象等景点。

风物清丽，格调高雅，别具江南庭院式园林特色。

范钦原有藏书7万余卷，现尚存17万余卷，大部分为明代刻本和钞本，不少已是海内孤本，尤以明代地方志和科举录为特色，解放后，经文物工作者多年访求和当地藏家的慷慨捐赠，阁藏古籍已达30万卷，其中善本8万余卷，蔚为大观。

尊经阁

中国历代尊崇经学，各省、郡、县学中均建有尊经阁，用以珍藏经籍。

此阁原在宁波府学内，系光绪年间重建的重檐歇山顶建筑。

1935年宁波地方人士筹款维修天一阁时移建于此。

明州碑林

共计有碑173通，其中近90通是1935年从宁波府学、县学等处迁来。

碑林中保存了自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至清光绪二十四年先后16次重修府学的碑记。

还有格言、箴言、学田、学山、进士题名等碑，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内容、经费来源和人才培养情况。

千晋斋

民国时期，甬上学人马廉藏有晋砖千余枚，颜其藏室曰“千晋斋”。

后捐赠天一阁，特辟一室陈列，仍用其名。

东园

位于天一阁东南，占地约6000平方米。

自1959年始，平整土地，种植竹木，移迁石亭、铁牛、石虎于此，园林初具雏型。

1974年将搜集的69通碑石嵌入围墙。

1982年东园扩建，挖土成池，堆土为山，环园建廊，又移建清末建筑两幢，于1986年告竣并对外开放。

百鹅亭

明万历年间遗物，为墓前祭亭，原在祖关山，1959年移建于此。

此亭结构精巧，雍容华丽，枋额等处雕有“鱼跃龙门”、“双狮戏球”、“海马跃浪”、“麒麟招宝”等图样。

凝晖堂

为砖木、石柱结构的清代建筑，内陈列收藏的明清帖石，有明代上石的“神龙本”《兰亭序》、文征明小楷《薛文明甫墓志铭》等。

书香墨香，相得益彰。

麻将起源地陈列馆

麻将是中国博弈文化的集大成者，由马吊牌、骰子和宋代三十二张宣和牌化合而成，它的整合、流传、发展都和宁波息息相关。

我们利用麻将发明人陈政钥先生（清道光年间的三品官）家族的宗祠，分“麻将的历史和文化”、“麻将与宁波”、“世界各地麻将牌展示”三部分，并配以中式、西式两间棋牌室和“三缺一”的塑像向观众呈现了麻将的历史和发展，理清了麻将源流的脉络。

本陈列重在展示麻将运动的趣味性和益智性，旨在提倡健康文明的竞技麻将运动。

目前，是国内唯一一家以麻将为主题的专题性陈列馆

秦氏支祠

建于1923年到1925年，系秦氏族人为祭祀祖先而建，时耗20余银元。

祠堂以照壁、台门、戏台为中轴线，五间两弄，前后三宸，两侧置配殿、看楼，占地26亩，建筑面积2000余平方米，祠堂建筑融合了木雕、砖雕、石雕、贴金、拷作等民间工艺，是宁波民居建筑艺术集大成之作。

秦氏支祠的戏台汇雕刻、金饰、油漆于一体，流光溢彩，熠熠生辉。

戏台的屋顶由16个斗拱承托，为单檐歇山顶，穹形藻井并由千百块经过雕刻的板榫搭接构成，盘旋而上，牢固巧妙，为宁波小木工艺之绝招。

花轿厅

宁波花轿又称万工轿，以其做工精细而著称。

展出的花轿高3米，长15米，宽95厘米，木质透雕，漆朱贴金，给人金碧辉煌之感。

传说南宋小康王赵构被金兵追杀，幸得一个宁波村姑相救。

脱险后，两人约好来年接村姑入宫，但两人所约暗号泄露，于是赵构下旨浙东女子皆封王，出嫁时可穿戴凤冠霞帔，乘坐龙凤花轿，官员遇见，文官下轿，武官下马。

于是从南宋开始，宁波姑娘出嫁坐花轿的民风愈来愈盛，花轿制作也愈来愈考究。

南园

位于天一阁藏书楼之南，占地3400平方米，是天一阁扩建一期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于1996年动土，历时二年，园以水为主，水岸聚而不分，池岸迭石玲珑。

池畔为临水的主体建筑“水北阁”；池南面建“抱经厅”。

整个园林简洁、清晰，给人以闲适、雅逸和平静之感。

银台第（官宅）博物馆

银台第位于月湖北岸，偃月堤边，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原为嘉庆十年进士、通政司副史童槐的私宅。

童家为诗书礼仪世家，童槐之子童华中道光十八年进士，曾以礼部尚书入南书房行走，为光绪皇帝老师；其孙童祥熊，中光绪九年进士；所以童府有“一门三进士”的说法。

在1999年的月湖历史文化景区一期建设工程中，银台第得以修复，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进行陈列布展和管理，成为展示清晚期到民国宁波官宦人家家居艺术的专题性博物馆，并荣获2000年度全国博物馆十大精品陈列“最佳创意奖”。

陈列保留了传统的建筑格局，在“如何利用古建筑搞陈列”的问题上进行了一些探索。

通过绳武堂（主厅）、今白华堂（祭祀厅）、书房、议政厅、家塾、宴席厅、雅玩室、沐浴房、绣房、卧室、佛堂、磨房等场景式陈列，全面反映了清朝中晚期宁波官宦学士人家的生活环境、家居艺术和蕴含的社会性与社会关系。

白云庄

位于宁波市西郊的白云庄，原为明末户部主事万泰的庄园，因其子万斯选著有《白云集》，死后葬于此地，故名“白云庄”。

我国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浙东学派”的代表人物黄宗羲先生曾讲学于此，故又称证人书院，现为省级文保单位。

黄宗羲（1610—1695），字太冲，号梨洲，又号南雷，余姚黄竹浦人。

宁波天一阁他学识渊博，治学严谨，倡导以经学为本，以史学为辅，独创了“经世致用”为宗旨的学风，形成了我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史学派别——浙东学派。

康熙七年（1668）应邀来甬讲学，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其中就包括“布衣史家”万斯同，著名史学家、文学家全祖望，四明学风顿开。

清末白云庄逐渐荒废，至1986年得以重修，现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管理，主体建筑为五开间三进木结构平屋，四周围墙，环境清幽。

伏跗室

伏跗室位于城西孝闻街91号，坐西向东，为五间两弄三厢房木结构楼房，是浙东著名藏书家、目录学家冯孟颛先生（1886—1962）的藏书楼，现为市级文保单位。

“伏跗”源出《文选》王延寿《鲁灵光殿赋》“狡兔伏于跗侧”句，意为“伏处乡里不抗显，而致力于学”。

1962年，冯孟颛先生长孙冯孔豫代表家属，遵照冯老的遗嘱，将全部藏书260余箱近10万卷，捐献给国家。

伏跗室现由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馆进行管理。

楼内现有《冯孟颛先生平身事迹陈列》，用大量资料和事物生动翔实的介绍了冯老的生平简历、著述成果、藏书业绩，以资纪念。

书者，述也，以文字记述事物者也，书之含义甚多，今人称述书为书籍，为别于书法言也。书籍之肇始甚早，文字发明之后，即有书籍。不过，各代所用书写之质料，及其装订之形式，多有不同耳。从古至清，所有之书籍，以其形式可分为三期。由古至周末，为简牍时期；由秦至唐，为卷轴时期；由宋至清，为线装时期，兹分别述之如下：

简牍时期：三代以前，所用以载文者，竹木而已。载于竹者，曰简；载于木者，曰牍；连编简牍，则谓之策。古者，大事书之于策，小事则书之于简牍而已。初以刀刻，继以漆书，周宣王时，始有墨书。三代以上社会之文化，完全赖此以推进，国家之文明，亦完全赖此以保存，与后世之书籍功用正同。是简牍者，实即当时之书也，创之最早，行之最久。降及周末，尚仍流行“孔子读易韦编三绝”。既以韦编，其为简策也可知。是孔子之时之所谓书籍者，仍为简牍也。由古至周，所有书籍完全为简为牍，故谓之为简牍时期。 卷轴时期：嗣以简牍之书写烦难，而所载之文字有限，在秦以前人文简易之时，尚足应用。及秦灭六国，事务增繁，官私文书，日益增多，以前书写之方式，在事实上已感运用不能圆滑，不适于使用。而首感棘手者，厥为狱隶。因狱隶之文字，时间有限，不能任意积压，遂由狱隶之片倡而自动发生改革。篆书之耗时也，而改篆为隶；竹木之难治也，而代以缣素。以帛作书，从此肇始。但缣素价昂，一般平民无力购用。故缣素虽兴，只于官方通行，社会尚不普遍也。即以前所遗传之典籍文书，仍以简策保存者为多；钞录于缣素者，尚少也。迨至汉时，发明造纸，从此书写上又发生一极大之转变。盖纸为书写之惟一合适质材，有缣素之长而无竹木之短，价值既廉，得之亦易。此后遂以纸张为书写之独用品，缣素竹木均受自然之淘汰，而无人使用矣。惟无论缣素或纸张，其文字均系手写，所谓书籍者亦不过手写之纸卷，并非如今日之书也。及隋文帝开皇十三年，敕废像遗经，悉令雕撰。从此始有刻板印刷之书籍。以常理言之，刻印与抄写，其难易何止倍蓰，宜乎刻印发明，社会景从，各种书籍均改刻印也。乃事实竟大谬不然，除敕令刻印之刻经典外，其余文书仍均手抄，且以抄本为贵。此固由于提倡者之不力，要亦由于刻印之不佳使然。盖刻印初创前无取法，办理者既非有经验之人，而从事者又系毫无训练之辈。刻印度既不精良，文字尚多错误，其不受社会欢迎，固其宜也。且当时之士子，尚有一种特殊之成见，以为手抄一次，足抵目读数次。故多数上层社会家庭，仍多为其子弟聘请名师，专为指示抄写一切经史，印刷之书，概不购读。故刊印之木虽发明于隋，然终隋之世，未有特殊之进展。及唐，刻印之事，仍未畅行，社会心理仍贵抄录，不尚雕撰。迨至五代，后唐长兴三年二月，冯道、李愚等奏请刊印九经，从此重要经书均用刻印，而不再事抄写矣。雕刻刷印，至此方为成功。然一般每易误会，以为一代所刻之经书，即与现之经书同。其实则相去悬殊，极为不同。盖自以缣素作为以来，直至五代所有之书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抄或刻印，均系成卷成轴，所谓邺候架插三万轴者是也。并非如今装辑成本、成册、成部、成套者，其一卷即系一卷书。《史书》载宋以前之书籍，均系若干卷，并无若本者，盖系统记实。非如今以卷为虚以设之符号，有名无实地。其后，以卷本之舒卷为不便，检阅烦难，乃变而为折，又以折之久而易断，乃分为薄帙。及至有唐中叶，又创用叶子，即将长卷折叠成为若干叶，其形式宛如今之手折，或前清朝考之籍，无论缣素或纸张，无论手写或刻印，其形式完全为卷轴，故谓之为卷轴时期。 线装时期：至宋，因长卷之种种不便，遂依据叶子之格式，而改进为今日之线装式。即将一叶分割，使不连续，以一叶为一板，一叶为变易，但在检阅上、诵读上以及收藏，其为便利已不可以道里计也。故吾人所读之线装书，其实际肇始于宋，为时仅千年。宋以前，绝未有线装书也。文字多为刻印，抄写者甚少。至宋仁宗庆历中，有布衣毕升为活板，用胶泥刻字，从此又有活字印板之发明。元王桢亦有活字印刷法。明弘治嘉靖中，无锡华燧、安国先名曰“了聚珍板”。是均活字印刷也。在印刷上比较经济，但在书籍上，固与刻印无殊也。总之，自宋至清，其书籍之形式完全相同，均为线装，故此时期谓之为线装时期。清末则渐有洋装，民国后且有取线装而代之之势，其形式与装订，尽人所悉，毋庸赘述矣。 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写刻情形：

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祖本、写本、影写本、底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祖本，版本学中的专业术语。中国古籍中无论是刻本或是写本，最接近著作人或成书年代的本子最为真实完整，错误也最少，称为祖本或母本。

底本，是古籍整理工作者专用的术语。影印古籍时，选定某个本子来影印，这个本子就叫影印所用的底本。校勘古籍时要选用一个本子为主，再用种种方法对这个为主的本子作校勘，这个为主的本子也就叫校勘所用的底本。标点古籍时也要选用一个本子在上面施加标点，这个本子也可叫标点使用的底本。注释、今译以及做索引时，也都要分别选用一个本子来注，来译，来做索引，这个本子也可叫注释、今译或索引的底本。除影印外，其他各种整理方法所用的底本，通常也可叫做“工作本”。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图》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衲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衲本。清初人宋荦汇集宋元三种版本印成百衲本《史记》，近代又有百衲本《资治通鉴》和《二十四史》。其中，商务印书馆于1930-1937年影印的百衲本《二十四史》最为著名。该本选用当时最古的善本影印。如《史记》用宋庆元黄善夫家塾本，《汉书》用宋景佑刻本，《晋书》以几种宋刻本配齐，南北朝七史均用宋眉山七史本，《隋书》和《南史》、《北史》用元大德刻本，《旧唐书》用宋绍兴刻本，《新唐书》用宋嘉佑刻本，《旧五代史》世无传本，用清人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的本子，《新五代史》用宋庆元刻本，宋、辽、金三史均用元至正刻本，系初刻本，《元史》用明洪武刻本，《明史》用清乾隆武英殿原刻本。

邋遢本，古代书版因刷印多次，已经模糊不清，印出的书被称为邋遢本，如著名的宋眉山七史到明代还在使用，印出的书字迹迷漫，被称为“九行邋遢本”（因眉山七史9行18字）

活字本，用胶泥、木、铜、铁、铅、锡、磁、瓢制成方块单字，然后排版印刷的图书，称为活字本。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北宋中期，毕升首先发明了泥活字，元代王祯又用木活字排印了《农书》，但均未见存本。现存最早的活字本是1972年发现的西夏文木活字排印本《大方广佛华严经》。明清时期活字本较多，明弘治五年（公元1492年）华燧以铜活字排印了《锦绣万花谷》，弘治八年（公元1495年）又排印了《容斋随笔》和《古今合璧事类备要》等书。清雍正年间，内府以铜活字排印了一万卷《古今图书集成》，乾隆间又以枣木活字排印了《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此外，流传到中国的还有朝鲜活字本。

套印本，用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分版印刷的图书。常见的有朱墨二色套印本，被称为朱墨本。此外，还有三色、四色、五色、六色套印本。明代发明分版分色套印和凹凸版印技术，称为饾版和拱花，这种印刷方法，常用于版画。

巾箱本，袖珍本，巾箱即古人放置头巾的小箱子，巾箱本指开本很小的图书，意谓可置于巾箱之中。宋戴埴《鼠璞》载：“今之刊印小册，谓巾箱本，起于南齐衡阳王手写《五经》置巾箱中。”由于这种图书体积小，携带方便，可放在衣袖之中，所以又称为袖珍本。古代书商还刻印有一种儒经解题之类小册子，专供科举考生挟带作弊之用，这种袖珍本则称为挟带本。

两截本，有的书在版面中增加一条横线，使之分为上下两块，称为两截本或两节本。常见于图文并茂的小说戏曲，便览大全之类图书。

铅印本，采用现代铅印技术排印的古籍。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上海成立了中国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咸丰七年（公元1857年）出版了最早的汉文铅印本《六合丛谈》。此后，不少古籍也采用铅印法。晚清及民国铅印古籍多用线装，与刻本外观形式相似，要注意鉴别。

石印本，用石印印刷的图书。这也是晚清时传入中国的一种现代印刷方法。采用药墨写原稿于特制纸上，覆于石面，揭去药纸，涂上油墨，然后用沾有油墨的石版印书。石印与铅印本均是油墨印刷，与水墨印书的刻本古籍有区别，而且石印本多为手写软件字，易于辨认。

刊刻时代：

按照刊刻时代区分，有唐刻本、五代刻本、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金刻本、蒙古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民国刻本等等。

唐刻本，唐代中晚期雕版印刷刚刚出现，抄写本仍是图书的主要形式，流传下来的印刷品多为佛经和历书。

五代刻本，五代十国时期（公元907-公元959年）刻印的图书。包括后唐、后晋、后周刻印的蓝本九经及后蜀、吴越、南唐刻印的类书、别集、佛经。五代刻本大都亡佚，现能见到的多是刻经，有敦煌发现的后晋天福八年（公元934年）所刻《金刚经》，吴越所刻《宝箧印经》等。

宋刻本，两宋时期（公元960-公元1279年）在宋王朝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官私刻书业极为繁盛，刻书范围已包括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刻印质量上乘，被历代藏书家视为珍本。

辽刻本，与北宋同时代，在契丹统治区域内刻印的图书。契丹书禁甚严，辽刻本极少流传。1974年，在山西应县佛宫寺木塔中发现了60余件印刷品，多为辽代刻经，还有最早的刻本《蒙求》。

西夏刻本，西夏建国于1032年，1227年为蒙古所灭。西夏自创文字，并以西夏文刻印了《大藏经》等书，但传世很少。考古工作者在宁夏贺兰山中发现了8册蝴蝶装西夏文刻经。

金刻本，大致与南宋同时，在金代统治的中国北方地区刻印的图书。其中以平阳府（今山西临汾）刻书最为发达，官方设有经籍所，主持刻书。金刻本流传下来的不多，较著名的有《刘知远诸宫调》和《赵城金藏》。

蒙古刻本，元朝立国之前在平阳刻印的图书。基本沿袭金代平阳经籍所旧规。传世品有1247年刻《析城郑氏家塾重校三礼图注》，1249年平阳府张存惠晦明轩刻《重修政和经史证类本草》，1244年刻《玄都宝藏》残卷等。

元刻本，元代（公元1279-公元1368年）刻印的图书。北方以大都（北京）、平阳为中心，南方以江浙、福建为书坊集中心。元代刻本流传较多，且有独特风格。

明刻本，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无论在刻书地区、刻书形式、刻书范围等方面都远胜前代。流传下来的明刻本以中后期作品较多，正统以前较少。明中期以后刻本有两个显著变化，一是出现了适应于印书的仿宋字，二是线装取代了包背装。

清刻本，清代（公元1645-1911年）刻印的图书。这一时期，官私刻书业均达到鼎盛。尤其是乾嘉时期，考据学兴起，学者热衷于版本校勘，出现了大批校核精审，刻印典雅的图书。现今流传的古籍大部分是清刻本。其中，乾隆前后所刻精刻本受到学者重视，有不少被列为善本。

民国刻本，中华民国时期（公元1912-1949年）刻印的图书，以汇刻、翻刻历代珍本、善本居多。这一时期，影印、铅印技术已大量采用，传统的雕版印刷势渐衰微。

刻书地域：

按照刻书地域分，则有浙本、建本、蜀本、平阳本、外国本（日本本、高丽本）等。

浙本，宋代浙江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两浙路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刻书数量大，质量高，杭州、衢州、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等地均刻印图书，因而有杭本、衢本、婺州、温州、明州、台州、绍兴本的区分。

建本，又称闽本，为宋元明福建地区刻印的图书。宋代福建刻书集书于建宁、建阳两地，建阳麻沙镇盛产榕木竹纸，易于雕印图书，因而书坊林立，一些著名书坊历宋元明三代未衰，所印图书又称为麻沙本。

蜀本，五代及两宋时期四川地区刻印的图书。以成都、眉山较发达，成都在北宋初刻印了著名的《开宝藏》，眉山则刻有《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七史及《资治通鉴》等书。蜀本又分大字、小字两种。

平阳本，又称平水本，金元时期山西平阳（又叫平水，今山西临汾）地区刻印的图书。金灭北宋以后，将北宋开封的刻工掠至这里，又设立刻书机构，从此平阳成为北方刻书中心。

日本本，又称东洋本，古代日本刻印的古籍。多用日本皮纸，与高丽本相似，惟质量不及高丽本。日本本常间用平假名和片假名，较易识别。

朝鲜本，又称高丽本，古代朝鲜刻印的汉文古籍。中国印刷术最早传入朝鲜，朝鲜刻本继而传入中国。朝鲜本刻印比较精美，书品宽大，写刻清晰，多采用洁白的皮纸。

刻书性质：

根据刻书的性质，又可区分为官刻本、家刻本和坊刻本。

官刻本，由官府刻印的图书。五代以来，历朝中央和地方官府均有刻书之举，但所设机构不同，所以官刻本又有各种不同名称。主要有：

监本，历朝国子监刻印的图书。主要是各种儒家经典、文史名著。据文献记载，从五代开始，国子监刻印有九经，北宋承其遗制，继续刻印经史，南宋时，旧版不存，遂征调地方版片至京师国子监印书，称旧版为“旧监本”，新版为“亲监本”。明朝在南京和北京均设国子监，都刻印了二十一史，因而又有“南监本”和“北监本”的区别。

公使库本，两宋地方官府动用公使库钱刻印的图书。

经厂本，明代司礼监所辖经厂刻印的图书。多《五经》、《四书》、《性理大全》等常见古籍。特点是书品宽大，字大如钱，但由于主持其事的是宦官，因而校勘不精，错讹较多。

内府本，明清两朝宫殿刻印的图书。明内府刻书主要是经厂本，清内府刻书多殿本。内府刻书往往不惜工本，讲究形式，但清内府本校勘亦精。昭连《啸亭杂录》续录有内府刻书目录。

殿本，清康熙间，于武英殿设修书处，乾隆四年（公元1739年）又设刻书处，派亲王、大臣主持校刻图书，所刻之书称为殿本。殿本校刻精致，纸墨上佳，堪与宋刻本相媲美。所刻《明史》、《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一向被列为清刻善本。

聚珍本，清乾隆年间选刻《四库全书》珍本，武英殿采用活字印刷，共刻木活字25万余个，乾隆定名为“聚珍版”，所印图书遂称武英殿聚珍本。后来各地官书局也仿聚珍版印书，被称为“外聚珍”，而武英殿活字本被称为“内聚珍”。

书局本，清同治间，由曾国藩提倡，江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安徽、两广、两湖、山东、山西、直隶先后创立官书局，所刻图书称为“书局本”或“局本”。

私刻本，即私人出资刻印的图书，其中不以营利为目的的私家刻书称为家塾本或家刻本。自宋代以来，私家刻书持续不衰，有的以室名相称，如宋廖莹中“世彩堂本”，余仁仲“万卷堂本”，明范钦“天一阁本”，毛晋“汲古阁本”，清纳兰性德“通志堂本”，鲍廷博“知不足斋本”，黄丕烈“士礼居本”；也有以人名相称，如宋“黄善夫本”，明“吴勉学本”。

坊刻本，历代书坊、书肆、书铺、书棚刻印的图书。坊刻本以营利为目的，刻印较差，往往校勘不精，惟宋代坊肆刻书，如临安陈氏、尹氏书籍铺等，所刻图书与官刻本、家塾本不相上下。

流传情况：

根据流传情况和珍贵程度，古籍又可分为足本、节本、残本、通行本、稀见本、孤本、珍本、善本等等。

足本，内容完整无缺的图书。

节本，因原书篇幅过巨，刻印时只节取其中一部分，或是因为其它原因予以删节，称为节本或删节本。

残本，指内容残缺的图书。古籍在流传过程中，由于各种原因造成残缺，有的仅是缺卷、缺册，经过抄配，仍能补全；有的残缺过甚，只能作为他书的配本。一般说来，残本较足本的价值要降低很多。

通行本，指刻印较多、流传较广、年代较晚的古籍版本。

稀见本，刻印较少，流传不多的古籍。如明刻方志，历代族谱、家谱，均不多见。

孤本，世所仅见的古代图书，往往不见于诸家著录，如明《永乐大典》。国内仅存一部的书则可称为“海内孤本”，如宋刻30卷本《五臣注文选》。

珍本，写刻年代较早，流传很少，研究价值较高的古籍，通常指宋元刻本，内府写本，有史料价值的稿本及名人批校本。

善本，最早是指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古籍，后含义渐广，包括刻印较早、流传较少的各类古籍。由于历代藏书家中，善本肯定是旧本，那些抄写、刻印年代较近的只能是普通本，如晚清藏书家丁丙在其《善本书室藏书志》的编例中，规定收书范围是：1．旧刻、2．精本、3．旧抄、4．旧校。他按照那个时代的标准，将旧刻规定为宋元版书，精本为明代精刻。依据这一划分，随着时间的推移，收藏家心目中的善本年代界限也日益后移。民国时期，明刻本渐渐进入旧刻行列，20世纪中期以后，乾隆以前刻本全都变成了善本，甚至无论残缺多少，有无错讹，均以年代划界。实际上，真正的善本仍应主要着眼于书的内容，着眼于古籍的科学研究价值和历史文物价值。1970年代末，《中国善本书总目》开始编纂，在确定收录标准和范围时，规定了“三性”、“九条”，这应该是对善本概念的一个完整周详的表述：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中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所谓孤本，顾名思义就是已知的唯一的一本，因此相当珍贵。

而善本，指的是内容完整的，校勘严密，刻印精美的，无文字讹误的书本，而且这个书籍必须足够的古老或者足够的稀少，古老就是接近甚至于就是原本。因此也非常的珍贵，但如果不止一本，则不能称为孤本。

附上国家对善本的完整详细的划定：

（1）元代及元代以前刻印或抄写的图书。

（2）明代刻印、抄写的图书（版本模糊，流传较多者不在内）。

（3）清代乾隆及乾隆年以前流传较少的印本、抄本。

（4）太平天国及历代农民革命政权所印行的图书。

（5）辛亥革命前在学术研究上有独到见解或有学派特点，或集众说较有系统的稿本，以及流传很少的刻本、抄本。

（6）辛亥革命前反映某一时期，某一领域或某一事件资料方面的稿本及较少见的刻本、抄本。

（7）辛亥革命前的有名人学者批校、题跋或抄录前人批校而有参考价值的印、抄本。

（8）在印刷上能反映我国印刷技术发展，代表一定时期印刷水平的各种活字本、套印本，或有较精版画的刻本。

（9）明代印谱，清代集古印谱，名家篆刻的钤印本（有特色或有亲笔题记的）。

何谓古籍善本？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国家文物法对古籍善本曾明文规定，凡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以前出品的文物和图书，均受国家法律保护，不得私自出口。于是收藏家们往往将这一时限之前的清代初期或更早期的精刻本和精抄本视为珍宝，因为最起码它的历史文物价值和学术资料价值是显而易见的，从而决定了其收藏和投资价值也是相当高的。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一、评判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1、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2、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3、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4、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5、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二、各种古籍善本的市场价格　　　　

近年来，我国古籍善本在拍卖市场上行情十分走俏，价格不断向上攀升。如一册《唐人写经遗墨》以88万元成交，《续华严经疏》以40万元成交，《四库全书珍本》以29万元成交，明代版《陀罗尼经》成交价9万元，清乾隆年间《汪由敦诗翰》成交价165万元，民国版《朱拓千叶莲花造像》成交价055万元等等，可见古籍善本近年来已成为拍卖会的重头戏，购买者十分踊跃。古籍善本现已成为收藏家们苦苦追求的收藏精品。　

目前，市场上的古籍善本价格还在不断攀升，特别是宋版书或更早的古籍涨幅更是惊人，眼下一般宋版书都是按页论价，而不是以本论价。一页品相上好的宋版书市场价大致在1 万元左右，换句话说，一册100页左右的宋版书价值可达到100万元左右。由于宋版书十分珍稀，其市场价格有可能还会进一步上升。元版书市场价与宋版书相差不是很大，市场价也随着宋版书的上扬而升值。明版书市场价要比宋版书低不少，其价格目前还比较平稳，但明版书要比以后的清版书的价格昂贵。明代初期的版本因流传下来的比较少，所以明初版本的升值潜力千万不可小视。明代中叶及明未的各种版本由于尚有一定的存世量，在相当一段时期内其市场价格仍将平稳地维持着原状。清版书由于存世量较大，清中叶及晚清的版本，市场价还不是很高。但清初康熙、乾隆年间的版本仍具有很高的收藏和投资价值。清代图书以木刻为主，晚清时有一部分石印版出现。清代版本尽管目前价格不是很高，但在这部分存世量较大的图书中仍不乏精品善本，这就要看收藏者的识别能力了。此外，民国初期的石印版和二十世纪30年代的一部分铅印版、影印版虽然不属于很珍贵的古籍善本，但也值得投资者收藏。古籍善本由于近年来在收藏品市场上十分受宠，因而各种伪造的古籍善本也应运而生。

三、古籍善本的几种作伪手法。

1、纸张做旧：纸张是文字的载体，没有纸张就没有书籍，因此判断古籍的真伪，首先要看纸张是否古旧。所以制作古籍伪本必须将纸做旧。将纸做旧有两类：一类是“染纸”，包括用糖水，或用栗子壳熬水，或用茶水，或用其它方法等将纸染成黄褐色，也有用烟将水熏黄的，以求使纸显旧色；二类是用“旧纸新印”，如果作伪者存有古纸，就可在纸上面新印古书内容，然后订成“古籍”，这种作伪方法尽管较少，但却使人很难从纸张上辨别其为赝本。　

2、伪造序跋：一些重复刻印本上，除保留有原书的序跋外，又增刻新有序跋，叙述重印的原因，序跋后还著有姓名、年月等。这些都表明了书籍的真实年代。作伪者往往裁掉对其作伪不利的序跋，或涂改其中的年代，也有重新伪造对其作伪有利的序跋。　

3、伪造名人题跋，藏章印记。　

4、伪造牌记：保留旧牌记，挖掉复刻牌记，或挖补，涂改复刻牌记的年代。　

5、裁截目录：将原目录裁去部分或全部，使人不知收全该书究竟有多少卷，以便用残本充当全本。

6、利用著录书：有些著录书的记载是错误的，作伪者便故意以此为据来兜售自己制作的伪本。　

总之，古籍善本作伪的手法有多种多样，有时只采用一、两种，有时则可能是各种手法混合应用。收藏者在实际辨别时，应该运用自己掌握的学识和有关资料进行全面考察被鉴定的古籍，并可请专家一起鉴定，应注意去伪取真，才能真正做到所购古籍物有所值。

书名：《造葬便览》

编著：不详

年代：清抄本

页卷：213页

大小：283M

简介：内容目录如下：生克制化歌，纳言五行歌诀，正五行总歌诀，廿四山分阴阳，洪范五行，八卦五行，双山五行，阴府五行，正五行，玄空五行，廿四位龙运泊宫吉凶定局，龙运泊宫克应总歌，泊宫凶歌，选择口诀，天机克择歌，造命总诀，禄马贵人格，趋吉神，命格妙诀，避凶杀，廿四山合大小中利各山白详列，最吉四大利星，鳌头廿四山大利年山向方，九星选日，年家总例墓龙变运定局，廿四山穿山甲定局，太阳临山法，太阴临山法，十二神将所属，查流年星宿，过宫歌，定太阳出没歌，定寅时歌，逐月动土吉日，逐月定磉吉日，立柱吉日，上梁吉日，逐月竖造吉日，盖房子吉日，造作门楼，造门安门吉日，逐月安葬吉凶，横推时局吉凶便览，丧葬行丧停丧总忌，安葬不可金立则取四利方，道寻太阴太阳月德临方，月家天官符定局，官符占山方局，重丧煞，罗天大退年诗例，大退日，大退时，杨公大败日，暗重丧日，天月重丧，太阳密日忌安葬，天地重复日，师忌例，师忌例，害师日时师主葬紧当防，四季大杀日葬师忌，移柩周堂，斩草破土吉日，下砖石吉日，逐月斩草破土吉日，入棺吉时，大殓吉时，行年六道，入殓安葬的呼日，六十甲子日有碍生入定局凡造葬等事皆依此避忌，成服吉日，逐月成服吉日，除灵罢服，除灵周堂，化命避忌，缠身官符，岁害杀，倒冲杀，刺害杀，岁冲杀，刺穴杀，刺血杀，落枕空亡即扫地空亡，启攒迁葬，墓龙不守塜吉月，墓龙在冢凶月，天牛不守冢吉日，发攒棺历鸣吠对日，故墓宿杀，会同改墓吉日，二十四山开门放水吉凶，通天窍年月日时走马六壬月局，真太阳斗母正到分针定局，罗天大进年家吉局，大进月最吉方，捉杀帝，星捉财帝星，六十年八节三奇帝星定局，天帑星立成局，六十年月家阴阳贵人定局，六十年月家催官使定局，飞解神年月定局，飞天禄马年月吉定局，飞天德年月定，飞天马年月吉定局，飞月德年月吉定局，壬癸水德星年月局，周天罗星年月定局，五通六圣催官年月定局，玉皇銮驾吉星总局，紫微銮驾年龙口工兔日虎时牛，紫微銮驾帝星年干吉星到山，年支白星到山，三亓年方白法定局，三元月白山向修方定向，三元日白方定局，三元时白方定局，阳遁年月日时定局，阴遁年月日时定局，天符经年支局，日家尊帝二星定局甲己丁壬戊癸日时家阳局，乙庚丙辛日时局，廿四山金精鳌极吉年定局，六十年五运年临山定例无移，斗首课格定局番化，金精鳌极廿四山定穴位爻，日精明暗到穴定局，月华明暗气日到穴定局，五天气治定局，论五炁减退局，论五气生旺局，吉气合垣局，五炁正垣局，论减福泄气局，廿四山缝针定局等。

《造葬便览》，清抄本。堪舆风水系列，全书共213页，总容量约为283M。古籍屋收藏。更多堪舆风水系列百度搜索古籍屋进入网站查看。感觉不错关注留言点赞。是对我最好的支持。

温馨提示：

1本文古籍来源于网络，对于内容真伪无法考证，请大家不要较真去尝试，否则后果自负！

2 分享的目的仅供大家学习和交流，发扬和传承我国文化！

3 影印古籍数量过多，个别会缺页少码或扫描不清晰，也很正常！

如果喜欢此文的麻烦您帮忙转发一下，在此感谢！

4更多珍贵古籍，请关注公号古籍屋。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对于研究中国古典小说的学者来说，大谷文库是一个绕不开的名词，尤其是在明清小说的研究者眼中，大谷文库更是无法取代的经典。可以说，大谷文库已成为公认的一座中国古典小说的宝库，而这座文学宝库最初的建立者，竟然是一位日本僧人。

大谷光瑞，日本佛教真宗派西本愿寺第22代法主。作为日本大正天皇的姐夫，他在日本曾享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但作为一个随侵华日军一起踏上中国土地的掠夺者，这位披着文化考古外衣的僧人，给中国文物古迹造成的破坏之大，恐怕也无人能及。

偏爱文化考古的日本僧人

旅顺口区的太阳沟，在伪满时期，曾经一度是东北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今，在太阳沟随处可见的古建筑里，我们仍能依稀领略到它昔日的繁华。

与肃亲王府、关东州厅等宏大的建筑物相比，太阳沟深处，山坡上那栋俄式风格的二层小楼并不十分起眼，但却非常别致。在天气晴好的日子里，坐在小楼阳台上，可以看到不远处海湾里的海鸥是如何觅食的。不过现在这座小楼已经久无人居，显得格外破败，以至于当地文保部门不得不对其进行紧急修缮，好维持它不至于坍塌。但若时光倒退到百余年前，这座小楼却一派风光，是许多政要名流们出入的场所，因为，那时这里曾居住着一位特殊的主人，日本佛教界最重量级的人物：大谷光瑞。

大谷光瑞1876年出生，因为他们家族世代为西本愿寺法主，所以大谷光瑞一出生，就注定要成为僧人。资料显示，大谷光瑞10岁出家，20岁之前，一直是西本愿寺里规规矩矩的宗教领袖继承人。改变发生在1899年，这一年大谷光瑞第一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内地游历一个多月。这次中国之行，深刻影响了大谷的一生，让他从一位超然世外的宗教领袖，不知不觉间变成一个贪婪的掠夺者。

那次短暂的中国之行，让这位年轻的僧人对中国古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当时正在伦敦留学的他，很快便出资组建起一支探险队，以探寻佛迹为名，从喀什米尔高原深入到了中国的新疆地区。

事实上，探寻佛迹与文化考古只是一个幌子，大谷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掠夺。大量的古城、古墓遗址，遭到大谷探险队的盗掘，他和瑞典人斯文·赫定的探险队一道，在中国新疆地区展开了一场“夺宝大战”。

需要说明的是，与斯文·赫定不同，大谷光瑞和他的探险队员们并没有受过任何考古训练，他们只懂得掘墓，却连最基本的记录工作都不懂得怎么去做。以至于在挖掘过程中，大量古迹遭到毁灭性破坏，还有很多珍贵文物连出土地点都说不清。

大谷曾先后组织过3支探险队，在中国掠夺走了数以十万计的珍贵文物，这些文物多数是通过大连港登船运往日本，其中占比重最大的当数汉籍图书与碑拓。据说这些图书中仅孤本、珍本就多达数千册，而总数则超过40000册。可以说，3次探险让大谷收获颇丰，可巨大的探险经费与后期分类研究费用，也让大谷陷入了沉重的财政危机。再加上大谷一心忙于在中国探险，导致寺规松弛，僧侣贪腐现象泛滥，大谷也因此受到舆论指责，被迫于1914年辞去法主和伯爵的爵位，并于第二年定居到大连，成为满铁公司的文化与宗教事务幕后顾问及大东亚建设审议委员会委员。

大量稀世珍宝被装船运至日本

大谷光瑞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是日本殖民当局奉行扩张、掠夺政策的先锋人物。

1938年，他针对“七七事变”后的时局，写下《中国事变后对策》一书，极力主张扩大侵华战争，这本书也一度被日本关东军高层奉为经典，要求高级将领人人研读。此外，大谷还主编出版有《兴亚计划》《兴亚论丛》等丛书，不遗余力地鼓吹“南进”政策。

除了是一个狂热的侵华支持者外，大谷还有一个嗜好，那就是收集中国的古籍文献，大量珍贵的汉籍都成了他强取豪夺后的收藏品。在敦煌，他手下的干将吉川小一郎买通王道士，得以顺利地将敦煌藏经洞里的古籍洗劫一空。在楼兰，他手下的另一干将橘瑞超沿着斯文·赫定提供的地理坐标，找到楼兰古城，并从古城里发现了震惊世界的《李柏文书》。《李柏文书》是目前所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中国纸本书信实物标本，文书中出现的李柏其人，也是在楼兰所发现的全部文书中唯一一位史籍有载的人物。学界普遍认为，《李柏文书》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考古价值，同时也是堪与《兰亭序》相媲美的书法艺术精品。并且，作为与王羲之同时代的人物，李柏高超的书法技艺也改变了我们过去“书法帖学起源于江南”的认识，侧面证明西北可能也是“帖学”的发源地之一。

但可惜的是，这些稀世汉籍多数已被大谷光瑞一船一船地运回日本，其中一部分被他占为己有，另一部分捐赠给了韩国总督府博物馆、日本京都博物馆、龙谷大学图书馆，以及日本各地的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