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史》——于元末至正三年（1343年）由丞相脱脱和阿鲁图先后主持修撰，全书有共496卷，纪传体，是25史中篇幅最大的一部官修史书。

《宋史纪事本末》——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604年）由陈邦瞻编撰，历时一年完成，全书109卷，为纪事本末体。

《宋史》作为正史，有其丰富的资料性，在研究宋代的一些细节问题时，其参考价值要远高于《宋史纪事本末》，但卷帙繁浩，难以一一细度，多只能在需要的时候备查，相对而言，《宋史纪事本末》可读性强一点，看你的需求而选吧！

宋刻本，指宋代刻印的古籍。宋刻本印书多用皮纸或麻纸，文理坚致有韧性。版式疏朗雅洁，版心下方往往有刻字工人姓名和每版的字数。在古籍善本市场上，宋刻本无疑是皇冠上的钻石。自明代中后期以来，宋刻本一直受到学者、藏书家的特别重视。早在明朝，宋刻本已有“寸纸寸金”之说。明末崇祯年间，著名刻书家、藏书家毛晋，其家藏图书达89000多册。他为搜寻宋刻本，在其藏书楼“汲古阁”门前，悬挂征求启示。据统计，今天在整个中国所能找到的宋刻本，总量不会超过1200部，多数已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宋刻本之所以被誉为是中国古籍中的瑰宝，除其存世稀少之外，更为重要的是明清所刻印五代以前的书籍，差错讹误甚多。不少学者借助宋刻原版，校正明清以来所刻古籍的讹误，恢复古籍的真实面貌。宋版的版式设计堪称精致。文字的分布极为讲究，板框的高广与行格的多寡，都以事先设计要求的字体大小及每行字数的比例而定，大字本每半页七八行，每行约十五六字以下；小字本每半页十三四行，每行约二十三四字以上。如今流传最多的是每半叶九到十二行，每行十八到二十二字的中字本刻书选用字体，各地风格不同。浙本多用秀丽俊俏的欧体字；蜀本多用雄伟补拙的颜体字；建本字体介于颜、柳之间，横轻竖重。印书用墨也很讲究，色泽清纯匀净。官刻书多在卷末镌校勘人衔名，私刻和坊刻本多在卷末镌刻书题记或牌记。宋代，政府对校勘十分重视，甚至由皇帝亲自过问，聘请专家把关。为了保证刻书质量，官方还采取若干措施。如规定刻板前需要进行三次校正，即校勘官校完，送复勘官复校，再送主判管阁官三校，这样才可以拿去刻板。而刻板完成，对版样还要再校对。此外，还要在卷末刊载经手校勘的人的名字，以示责印书的纸张，多就地取材，采用桑树皮、楮树皮、竹子为原料。就其质料来说，多数都是皮纸和竹纸（采李致忠说）。宋代刻印之书，由工于书法的人缮写上版，字体既美，校刻亦精，字体大都采颜、柳、欧阳笔法，其风格北宋质朴，南宋挺秀。所谓“纸坚刻软，字画如写”（明高濂《遵生八笺》）则是宋刻本的共同特色

宋代丛书除了首创体例的《儒学警悟》之外，当以左圭的《百川学海》影响最大。左圭字禹锡，号古郧山人。此书编于南宋咸淳九年(1273年)，书前有左氏自序，书名《百川学海》取自于西汉扬雄“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一语。书中汇集唐宋人著作为多，间及两晋南北朝人著述，共计一百种，一百七十四卷，以天干为序，编为十集，每集包括十种著作。许多唐宋人的杂著，特别是一些农学典籍，如唐代陆羽《茶经》，宋代蔡襄《茶录》、《荔枝谱》，释赞宁《笋谱》，范成大《梅谱》、《菊谱》等藉此以流传。这部丛书虽成于《儒学警悟》之后，但《儒学警悟》收书仅六种，且都是宋人著述，而《百川学海》则搜集丰富，跨越数代，所收书包罗经、史、子、集四部，奠定了综合性丛书庞杂、总聚的规模。此外，《百川学海》成书后，不仅曾在宋代刊刻，明代又两度重刻，流传较广，其对后世丛书刊刻的影响，超过了《儒学警悟》。因此，民国时陶湘在影刊《百川学海》的序中说：“若求其搜采渊宏，体例完备，于学术得融贯之益，于原书无割裂之嫌，合四部以成编，如百川之归海，名实相副，巨细无遗，开从来汇刻之风，为后世丛书之祖者，惟左氏《百川学海》，庶几足以当之。”可见《百川学海》在丛书发展史上的地位并不次于《儒学警悟》。该书现有宋刻本一种，明刻本两种，民国影刊本两种。各种版本的卷数和每集所收种数不同，编排次序也有差异。

宋代制墨名家见诸史册的多达100余人，张遇、潘谷、吴滋、戴彦衡、沈珪、叶茂实最具代表性，他们在选料、配方、烧制、用胶、捣杵等工艺方面都有独到之处，为后人留下了丰富制墨范例。

张遇，黟县人，他是宋代油烟墨的创始者，以制“供御墨”而闻名于世，他制的墨因加入了麝香、金箔而称为“龙香剂”，其配方一直相传下来，成为墨中极品。“张墨”为历代收藏家追求的瑰宝。其子张谷、孙张处厚都是一代名墨工。

潘谷也是宋代有名的制墨大师。据宋代古籍记载，在相国寺每月五次开放时，“赵文秀笔及潘谷墨”，经常是文人争购的对象，所以当时收藏潘谷墨的人很多。宋陈师道撰《后山谈丛》称道：“香彻肌骨，磨研至尽，而香不败。”

潘谷不但精于制墨，而且善于辨墨，凡墨只要经过他手一摸，便知精粗。宋代学者何蘧在他所著的《墨记》中说，有一次黄山谷将自己所藏之墨请潘谷鉴定，他把墨囊一触，便告诉山谷说，这是李承晏的软剂，如今已经很少了。潘谷又拿出一囊说，此谷20年前造者，今精力不及，无此墨也。黄山谷取出一看，果然如此。

潘谷在制墨上的贡献是巨大的，然而在封建社会，这位技艺高超的墨工。据当地地方志记载：“宋时徽州每年进贡佳墨千斤。”

潘谷之佳墨，则“墨成不敢用，进入蓬莱宫”，被列为贡品送到宫中，作为封建王公贵族的欣赏品。虽然一代墨仙所创之墨早已不见，但从徽墨之发展亦能看到潘谷的贡献。

吴磁所造之墨的妙处在于“滓不留砚”，他曾经得到宋孝宗犒赏缗钱两万的奖励。沈桂以松脂、漆滓烧得极黑的烟，名为漆烟，人称其墨“十年如石，一点如漆”。他是漆烟墨的创始者。

《宋史》（元·脱脱等） 《正说宋朝十八帝》《宋史演义》《行走在宋代的城市》《国史大纲》《宋朝典章制度》《细说宋朝》《两宋王朝：奢华帝国的无奈》《宋朝事实 宋史资料萃编 第一辑》《宋朝开国演义》《文盛武衰 宋朝历史一瞥》《宋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长篇》《三朝北盟会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邵氏见闻录》《续邵氏见闻录》《宋史随笔》《北宋文人与党争》《南宋文人与党争》《宋代宰辅制度研究》《两宋财政史》《宋代商业史研究》《宋代江南经济》《宋蒙关系史》《宋朝军制初探》《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军事研究》《宋太宗对辽战争考》《南宋地方武力研究》

宋代诸帝多尊崇道教，宋太宗时曾访求道经7000余卷，令人删重校正。宋真宗大兴道教，认道教神灵赵元朗为宗室，封其为“保生天尊大帝”，封老子为“太上混元皇帝”。宋徽宗信道最笃，他自称是昊天上帝长子神霄帝君下凡，号为“教主道君皇帝”。他还排斥佛教、焚弃佛经，并下诏将寺院改为道观，让佛教归服道教。由于雕版印刷的盛行，宋代道教典籍得到大规模编刻，宋真宗时编辑《大宋天宫宝藏》，张君房撮其要，辑成道教类书《云笈七签》。宋徽宗又在崇宁年间整理道书，并在政和年间编成了《万寿道藏》。在道教理论方面，宋初道教理论家陈抟作《太极图》等图式及《九宝指玄篇》等著作，阐述宇宙生成理论，发明了炼养内丹的五个境界，使内丹炼养术更具有哲理色彩。神宗时的张伯端撰《悟真篇》等著作，进一步阐明炼养内丹的方法并描述炼养内丹过程中的种种表征。他们所最后确定的内丹炼养术使道教的炼养理论大大推进了一步，为后世道教所宗本，他们的学术思想对宋代理学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

《三朝北盟会编》

中国宋代史学名著。250卷。作者徐梦莘(1126～1207)，江西清江人，29岁举进士，一生大部分时间居家著述，至绍熙五年(1194)撰成此书。三朝，指宋徽宗、宋钦宗、宋高宗三朝。该书会集了三朝有关宋金和战的多方面史料，按年月日标出事目，加以编排。宋金和战是北宋末南宋年间头等大事，宋人据亲身经历或所闻所见记录成书者，不下数百家。徐梦莘将各家所记，以及这一时期的诏敕、制诰、书疏、奏议、传记、行实、碑志、文集、杂著等兼收并蓄，对记述的异同和疑信，也不加考辨。书成之后，实录院取进，作为编修《高宗实录》的参考。此后，徐梦莘又继续编纂了《北盟集补》50卷，但早已失传。该书征引的文献材料达200多种，而且所引用的全录原文，这种引用方法，在过去编年史著作中是不多见的。所征引的史料，有许多后来散失，赖该书得以保存。为研究辽、宋、金史的基本史籍之一。

夏代已经推断出春分、秋分、夏至、冬至。东夷石刻连云港将军崖岩画中有与社石相关的正南北线。商代关注不同天气的不同现象。甲骨文中有关于风、云、虹、雨、雪、雷等天气现象的记载和描述。西周时期用土圭定方位，并且知道各种气象状况反常与否，均会对农牧业生产造成影响。《诗经·幽风·七月》，记载了天气和气候谚语，有关于物候的现象和知识；《夏小正》是我国最早的物候学著作。春秋时期，秦国医学家医和开始将天气因素看做疾病的外因；曾参用阴阳学说解释风、雷、雾、雨、露、霰等天气现象的成因。《春秋》将天气反常列入史事记载；《孙子兵法》将天时列为影响军事胜负的5个重要因素之一；《易经·说卦传》指出“天地水火风雷山泽”八卦代表自然物。战国时期，重视气象条件在作战中的运用。庄周提出风的形成来自于空气流动的影响，并提到日光和风可以使水蒸发。《黄帝内经·素问》详细说明了气候、季节等与养生和疾病治疗间的关系。秦代形成相关的法律制度，各地必须向朝廷汇报雨情，以及受雨泽或遭遇气象灾害的天地面积。《吕氏春秋》将云分为“山云、水云、旱云、雨云”四大类。汉代列出了与现代名称相同的二十四节气名，并且出现了测定风向及其他天气情况的仪器。西汉时期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和今文经学大师董仲舒指出了雨滴的大小疏密与风的吹碰程度有关。东汉哲学家王充《论衡》，指出雷电的形成与太阳热力、季节有关，雷为爆炸所起；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提出梅雨、信风等名称。三国时期，进一步掌握了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数学家赵君卿注的《周髀算经》，介绍了“七衡六间图”，从理论上说明了二十四节气与太阳运行的关系。两晋时期，“相风木鸟”及测定风向的仪器盛行。东晋哲学家姜芨指出贴近地面的浮动的云气在星体上升时，能使星间视距变小，并使晨夕日色发红。晋代名人周处的《风土记》提出梅雨概念。南北朝时不仅了解了气候对农业生产的影响，还开始探索利用不同的气候条件促进农业生产。北魏贾思勰《齐民要术》，充分探讨了气象对农业的影响，并提出了用熏烟防霜及用积雪杀虫保墒的办法；北魏《正光历》，将七十二气候列入历书；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提出冬季“九九”为一年里最冷的时期。隋唐及五代时期，医学家王冰根据地域对我国的气候进行了区域划分，这是世界上最早提出气温水平梯度概念的。隋代著作郎杜台卿《玉烛宝典》，摘录了隋以前各书所载节气、政令、农事、风土、典故等，保存了不少农业气象佚文；唐代天文学家李淳风《乙已占》，记载测风仪的构造、安装及用法。宋代对于气象的认识更为丰富和详细，在雨雪的预测及测算方面更为精确。北宋地理学家沈括《梦溪笔谈》，涉及有关气象的如峨眉宝光、闪电、雷斧、虹、登洲海市、羊角旋风、竹化石、瓦霜作画、雹之形状、行舟之法、垂直气候带、天气预报等；南宋绍兴酒秦九韶《数书九章》，列有4道测雨雪的算式，说明如何测算平地雨雪的深度。明代工部尚书熊明遇《格致草》，根据西洋科学原理，辨析了自然界变化与历史上所载的灾异及风、云、雷、雨诸气象现象之间的关系，他所设计的“日火下降、气上升图”，系统地说明对流性天气的形成。清代译著《测候丛谈》，采用“日心说”，全面介绍了太阳辐射使地面变热以及海风、陆风、台风、哈得来环流、大气潮、霜、露、云、雾、雨、雪、雹、雷、平均值及年、日较差计算法、大气光象等大气现象和气象学理论。

岁月推移，天象更迭。我们祖先辛勤劳动，留下宝贵的天象记录，无一不反映出先人孜孜不倦、勤于观测的严谨态度，无一不闪烁着我们民族智慧的光辉。这些，是我国古代丰富的文化宝库中的一份珍贵遗产，对今后更深刻地探索宇宙规律，都将起到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