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给书籍分类排次序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很早以前，就有圣人给《诗》《书》《礼》《乐》《易》《春秋》排过序。后来有贤人改良这个排法，结果排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在我们看来，这两种排序都是有道理的。前一个次序是教育学的，也就是按施教的先后排序；后一个次序是历史学的，也就是按书的年代先后排序。不过相比之下，影响更大的是后一个次序。它由《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保留下来，成为几千年中国目录学的圭臬。我们于是想：既然从20世纪中期以来，出土了许多汉以前的文献，那么，是否有必要按《汉志》的标准，也给它们排个序呢？显然，应该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这样做有两个很明显的意义：一方面，对考古学在文献学方面的贡献作一个总结；另一方面，验证和补充《汉志》，丰富这份关于汉代知识体系的记录。

限于篇幅，我们打算先提出一份关于子书文献的清单。这主要因为，子书在出土文献中占有很大比重，品种很多样，而且大部分是佚籍。比如《汉志》著录诸子之书4324种，新出土的相关文献有65种，约为15%。这个数量是很可观的。

现在，我们打算按《汉志》的体例来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书文献。为此，提出一份相关简帛资料的缩略语名单，如下：

1 子弹库楚帛书：即湖南长沙子弹库出土的帛书。1942年，因被盗掘而问世，今藏美国华盛顿赛克勒美术馆。

2 信阳楚简：即河南信阳长台关出土的竹简。1957年至1958年，在两座战国墓中出土，共148简。

3 银雀山简：即山东临沂银雀山的竹简。1972年，在两座西汉初年墓（墓葬年代在公元前136年至118年之间）中出土，共4956简。

4 马王堆简和马王堆帛书：即1972年至1973年，在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墓葬年代为公元前168年）出土的文献，包括竹简617简、帛书12万多字。

5 八角廊简：即1973年，在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出土的竹简，约2500简。

6 阜阳汉简：即1977年，在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的竹简，约6000简。

7 张家山简：即1983年底至1984年初，在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的竹简。

8 放马滩秦简：即1986年，在甘肃天水市放马滩秦墓出土的竹简，共461简。

9 慈利楚简：即1987年，在湖南省慈利县城关石板村出土的竹简，整简1000余简，共计21000字，主要记载吴越二国史事。

10 郭店楚简：即1993年，在湖北荆门郭店村出土的竹简，共804简，有字简730简，其上有13000多个楚国文字。

11 上博简：1994年，两批战国楚竹书出现在香港文物市场，上海博物馆斥资购回，共得1200余简，其中第二批为497简。

12 清华简：2008年，清华大学接受校友捐赠，收藏了一批在海外流散的战国竹简，共2496简。

13 北大简：2009年，北京大学接受社会捐赠，得到3300多简西汉竹简，其中完整简有1600余简。

就出土子部文献来说，以上最重要的是郭店楚简、上博简和年代较晚的马王堆帛书。依马王堆3号墓墓主下葬时间（前168）推算，本文介绍的出土子部文献，均应产生在刘向校书（始于公元前26年）之前。

以上诸项并不代表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的全部。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重要文物。例如1951年至1954年，在长沙五里牌、仰天湖、杨家湾等地出土了战国简；1959年至1989年，在甘肃武威磨嘴子、旱滩坡、五坝山等地出土了汉简；1965年以来，在湖北江陵望山、凤凰山、藤店、天星观、九店、岳山、秦家咀、扬家山、毛家园、高台、王家台、周家台等地出土了大批战国至西汉的竹简木牍。这些新资料，已经得到各方面关注，成果很多。除掉发掘报告、简帛汇编、研究论文和校读记以外，还有一些概论性的著作。今参考这些成果，排列新出土的汉代子部文献如下。

二

儒家：《汉志》著录52种，以《晏子》为首，次为《子思》及孔子后学之书，次为《孟子》及稷下儒家书，次为其他儒家书，次为汉儒之书及杂著。诸书特点是生发六经，留意仁义，祖述尧舜，宗师仲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29种。

（1）《晏子》一种，银雀山简。今存102简，约3500字。共16章，为《晏子春秋》的最早传本。据此拟题。晏子生卒在孔子前，刘向《晏子实录》云其书“皆合六经之义”，故列为儒家之首。

（2—3）《缁衣》两种：一为上博简，24简，978字，简长543公分。一为郭店楚简，47简，存1156字，简长325公分。两种《缁衣》均为23章，每章均以“子曰”开头，内容接近传世本《礼记·缁衣》，据拟篇题。《汉志》“诸子略”以《子思》为儒家次篇，梁沈约曾说《缁衣》“取子思子”。今据此著录。

（4—5）《五行》两种：一为郭店楚简。50简，1144字，简长325公分（同《缁衣》），共28章，有篇题。一为马王堆帛书，存180行，约5400字，经外有传。两种《五行》皆属思孟五行的作品，据拟篇题。

（6—9）郭店楚简四种：一为《性自命出》，67简，约二十章，前半论“乐”，后半论“性情”，据简文拟题。一为《成之闻之》，40简，论君子立教、立言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尊德义》，39简，存千字左右。篇首云“尊德义民乎民伦可以为君”云云，据拟篇题。一为《六德》，49简，据内容拟题。四篇简长皆为325公分，内容亦接近上文《缁衣》《五行》。

（10—11）郭店楚简二种：一为《鲁穆公问子思》，8简，存150字。据首句拟题。一为《穷达以时》，15简，存300余字，载孔子厄于陈蔡时的言论，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64公分，皆出孔子后学之手。

（12—13）郭店楚简二种：一为《唐虞之道》，29简，论尧舜禅让等事，据篇首四字拟题。一为《忠信之道》，9简，据内容拟题。二篇简长皆为282公分。一说此二篇属纵横家。查郭店楚简有纵横家书《说之道》，简长152公分。此二篇的形制与之不合，故仍归儒家。

（14—26）上博简十三种：其一《性情论》，40简，1256字，简长572公分，分6章。据内容拟题。其二《子羔》，14简，395字，简长555公分，记述孔子答子羔问先王之游事。据第5简简背上端文字拟题。其三《鲁邦大旱》，6简，208字，简长555公分，记孔子答鲁哀公论刑德。以首四字为题。其四《相邦之道》，存4简，107字，简长55公分，记述孔子与子贡讨论王道。据末篇内容拟题。其五《弟子问》，存25简，简长547公分。据内容拟题。其六《孔子见季桓子》，存27简，554字，简长546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七《君子为礼》，存16简，简长545公分。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八《中弓》（“中弓”即孔子弟子“仲弓”），存28简，简长47公分。据第16简简背文字拟题。其九《颜渊问于孔子》，存14简，312字，简长462公分。据句首文字拟题。其十《民之父母》，14简，397字，简长458公分。记子夏问诗及为政之道，文字内容与《礼记·孔子闲居》《孔子家语·论礼》多相重而稍胜，据拟篇题。其十一《昔者君老》，存4简，158字，简长442公分。记太子接受国君遗训的经过，据首句文字拟题。其十二《子道饿》，存6简，121字，简长44公分。据首简首三字拟题。其十三《从政》，存24简，659字，简长426公分。据内容拟题。

（27）《宁越子》，慈利楚简，简长45公分。应即《汉志·诸子略》儒家所载《宁越子》。

（28—29）《儒家者言》两种：一为八角廊简，存104简，分为27章。一为阜阳汉简，木牍正、背面共存有47个篇题。二书皆记孔子及弟子言行，内容与《孔子家语》《说苑》等书相重，据拟篇题。

道家：《汉志》著录37种，以《伊尹》等三代道书为首，次为《老子》，次为《文子》《庄子》《周训》等先秦道家书，次为黄帝书，次为其他道家书及杂著。诸书皆宗秉要执本、清虚自守等君人南面之术。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9种。

（1—3）马王堆帛书三种：一为《九主》，存52行，约1500字。内容为伊尹论“九主”（一说出自《伊尹》），据拟篇题。一为《明君》，存48行，约1500字，以奏疏口吻说明君之理，据拟篇题。一为《德圣》，存13行，约400字。论德、圣，据拟篇题。三篇均抄写在帛书《老子》甲种卷后。

（4—6）《老子》三种，郭店楚简。甲种存39简，简长323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二十章；乙种存18简，简长306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八章；丙种存14简，简长265公分，内容与《老子》相重者达五章。

（7）《老子》一种，北大简。存282简，约5265字，简长约32公分。

（8—9）《老子》二种，马王堆帛书。甲种存69行，约抄于高帝时期；乙种存31行，约抄于文帝时期。《德篇》在前，《道篇》在后。

（10）《文子》，八角廊简，残存277简，约2790字。其中87简内容与今本《文子》相重，据拟篇题。

（11—12）《庄子》两种：一为阜阳汉简，残存8简。其内容与传本《庄子》中的《外物》《让王》《则阳》等相合，据拟篇题。一为张家山简，存44简，约1692字，原有篇名作“盗”。

（13）《周训》，北大简。存200余简，约4800字，分14章。原题“周驯”。

（14）《太一生水》，郭店楚简，14简，约350字，简长265公分。含“太一生水”“天道贵弱”两主题，据篇首文字拟题。

（15）《亘先》，上博简。存13简，500字左右，简长394公分。“亘先”二字抄写在第3简简背，意为先天地而生。

（16—19）马王堆帛书四种：一为《经法》，存55行，约5000字，含《道法》《国次》等9篇，以农战、法治为主题。篇名“经法”二字写在篇末。一为《经》，又名《十六经》，存65行，4000余字。全篇共15组，以阴阳刑德为主题，有《立命》《观》等篇题。一为《称》，存25行，1600余字。篇题“称”写在篇末。一为《道原》，存7行，464字。篇题写在篇末，其后记字数“四百六十四”。以上四书均抄写在帛书《老子》乙种之前。

阴阳家：《汉志》著录21种，以早期阴阳家书《宋司星子韦》为首，次为《公梼生终始》《邹子》等六国阴阳家书，次为《容成子》等历法五行阴阳家书，次为汉阴阳家书及杂著。小序云阴阳家出自天文历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楚帛书》，子弹库楚帛书，900余字。分三部分，分别讨论四时、天象、月忌。有神像图，无篇题。

（2—3）银雀山简两种：一为《阴阳散》，论及“阴散为生，阳散为死”。二为《曹氏阴阳》，论及天地四时刑克。二篇均有篇题。

法家：《汉志》著录10种，前7种为战国古书，含《李子》《慎子》；后3种为汉代书、不知作者之书及杂著。小序云法家出自刑法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1种。

（1）《慎子曰恭俭》，上博简。6简，128字，简长32公分。简首云“慎子曰恭俭以立身”云云，据拟篇题。

墨家：《汉志》著录6种，首为周初尹佚所传之《尹佚》，次为墨子弟子书，末为《墨子》。小序云墨家的主张是贵俭、兼爱、尚贤、右鬼。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3种。

（1—2）上博简两种：一为《鬼神》，又名《鬼神之明》，存8简，197字，简长53公分，据首句拟篇题。一为《容成氏》，53简，3000多字，简长445公分，有篇题。前者主题（“鬼神之明”）又见于《墨子·明鬼》，后者所述上古帝王传说有兼爱、非攻、尚贤、节用的倾向。据此录为墨家。

（3）《墨子》，信阳楚简，存119简，470余字，简长45公分，似是《墨子》佚文。原无篇题。

纵横家：《汉志》著录12种，前5种为《苏子》等战国书，中1种为秦代书，后6种为汉代书。小序云其出自行人之官。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5种。

（1）《战国纵横家书》，马王堆帛书。存325行，约11000字。前半讲述苏秦游说，后半辑录战国游说故事。据内容拟题。

（2）《说之道》，郭店楚简。27简，403字，简长152公分。一说所记为苏秦言行。篇首云“凡说之道，急者为首”云云，据拟篇题。

（3—5）《语丛》三种，郭店楚简，格言体。甲种存113简，简长173公分，一拟篇题为《物由望生》；乙种存54简，简长152公分，一拟篇题为《名数》；丙种存73简，简长176公分，一拟篇题为《父无恶》。体式接近《说苑·谈丛》《淮南子·说林》等书，据拟篇题。

杂家：《汉志》著录20种，前2种为“黄帝之史”等人所作，次6种为周秦书（含《吕氏春秋》），次9种为汉代书，末3种为“杂”集之书。小序云其特点是“兼儒、墨，合名、法”。今著录出土文献1种。

（1） 《吕氏春秋》，阜阳汉简。存40余简。内容与《吕氏春秋》相合。其中《知士》《童（重）言》等章有标题。

小说家：《汉志》著录15种，前9种为先秦人所作，后6种为汉代人所作。两部分皆依作者为序，而未以书中人物为序。小序云其出自“街谈巷语，道听途说”。今依此著录出土文献4种。

（1） 《赤鹄之集汤之屋》，清华简。共15简，简长451公分。讲述伊尹救夏桀故事，标题见末简简背。

（2—3） 复生故事两种：一为《丹》，放马滩秦简，存8简，简长约23公分。述及“丹”死而复生故事，据拟篇题。一说应题《志怪故事》或《墓主记》。一为《泰原有死者》，北大木牍，168字，牍高23公分。以复生者口吻说丧祭宜忌，秦人所作，据篇首文字拟题。

（4） 《妄稽》，北大简。存107简，约2700字，简长约23公分。讲述汉代妒妇故事。原有篇题。

三

我们在编写以上这份子部文献目录的时候，想到一些有意思的道理。

第一，关于中国“书”观念的形成。

按照《汉志》的六部分类，以上列举的只是战国至西汉出土文献中的诸子之部；如上文所说，还有许多文献未予介绍。比如在湖北江陵望山楚墓、荆门包山楚墓、随县曾侯乙墓、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很多记录车马甲胄的遣策，或者记录司法、交易、疾病、祷祝、占卜等日常事务的书信、律令、簿籍、签牌。这些文献是我们通常说的档案或文书，不是“书”（典籍），所以按刘向等人的目录体例，本文未予著录。但这些资料恰好提示了刘向等人校书时的环境：他们必须面对大量文书文献，必须把“书”和文书档案明确地划分开来。而这样一来，他们写下的《别录》《七略》和《汉志》，便成为中国“书”观念形成的标志。

刘向等人所建立的“书”观念，对后世影响很大。几千年来，各种文书档案都被目录学家排斥，而未阑入“古典文献学”的范围。学者们昧于对文书档案的了解，于是有“中国古‘书’产生于何时”的困惑。解决这个问题难吗？其实不难。以上目录告诉我们：只要和文书作个比较，“书”的来历就清楚了。“书”区别于文书的主要特点，从形式上看，是经过了编纂；比如刘向等人的校书，主要内容便是采用合并众本为一定本的方式编书。但从实质上看，二者功能不同：“书”是公诸大众的文献，而文书则是用于日常事务，只在当事人中小范围流传的文献。因此可以说，“书”的形成，其实质就是大众文献的形成。换言之，“书”的产生，其实就是把原来用于日常事务的文献加以提升，使之具有超越意义。正因为这样，最早的中国“书”有三大特点：其一被称作“典”“谟”“训”“诰”，其二以律令、道德教训等具普遍意义的知识为内容，其三用于体制化的教学。“六经”就是这样的“书”。而子部“书”的形成，则表明“经”的扩大。正因为这样，《汉志》把子部书看作“《六经》之支与流裔”。

第二，关于六部分类法的形成。

根据以上论述，我们可以为“书”下一个定义：“书”就是因传播需要而被编纂的文献。从这个角度看，目录学上的六部分类法，乃意味着社会对六类文献提出了传播需要，使之进入编纂。这六类书，就是《汉志》所说的“六略”。其中“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书由刘向校理，原是皇室之书；“兵书”“数术”“方技”三略之书分别由步兵校尉任宏、太史令尹咸、侍医李柱国校理，原是官守之书。透过这种分工，可以看出两种“书”的分别：刘向校理的是国家图书馆的收藏，是已经成形的“书”；另外三人校理的是部门资料室的收藏，尚未脱离档案性质，是半成形的“书”。不妨说，所谓“校书”，是让后一种“书”取得正式身份的仪式。

那么，为什么在“六艺”“诸子”“诗赋”三略之外，增加的是“兵书”“数术”“方技”三部呢？这个问题，可以从出土文献中找到答案。资料表明，在出土文献中，子部书占有很大比重（从数量看，是诗赋文献的十倍）。按照刘向等人“诸子出于王官”的说法，这意味着，有一批官守——例如联系儒家的司徒之官、联系于道家的史官、联系于名家的礼官、联系于墨家的清庙之守、联系于法家的理官、联系于阴阳家的羲和之官、联系于纵横家的行人之官、联系于杂家的议官、联系于农家的农稷之官等等——在提升档案为“书”的历程上，做出了重要贡献。另一方面，在战国至汉初的墓葬中，出土了很多“兵书”和“数术”“方技”之书。其中兵书有银雀山的《吴孙子》《齐孙子》《尉缭子》《六韬》等，有张家山的《盖庐》等；数术书有多种《历谱》、多种《日书》、多种卜筮祭祷竹简，以及马王堆的《天文气象杂占》《五星占》《出行占》《木人占》《阴阳五行》《太一辟兵图》等；方技书则有《脉书》《病方》《白水侯方》《十问》《合阴阳》《杂禁方》《引书》《脉死候》《六十病方》《医马书》等。这些资料意味着：刘向等人校书之时，其实对官守文献做过调查，进而从百官中选出步兵校尉、太史令、侍医三职——选出了三类书的代表。正因为这样，《汉志》认为：从档案到“书”的演变，是首先在官守中完成的。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部分类法的形成，而且要借助官守来理解六类中各小类的形成。

第三，关于学派分类的标准。

对于“诸子百家”“九流十家”等概念，研究者曾提出怀疑，认为这些概念不符合哲学史或思想史的事实。比如著名的《剑桥中国秦汉史》就说：“刘向和刘歆所编的书目，作为遗产，所留下的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分类却往往是错误的。”（中译本第696页）这种说法对不对呢？不对。因为它忽视了刘向等人的文献学实践，进而忽视了思想同物质的关联。

不过，这一说法提出了一个问题：应当如何“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事实上，解答这个问题的最好的办法，就是为古代子部文献编一份目录。因为编子部书目的关键就是进行学派划分，划分过程中必须试用各种方法，从而找到正确的出路。从简帛研究者的经验看，可用的方法有三条：一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特色词，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同一个学派会有相同的问题和语言方式）；二是根据已经明确的学派文献的思想主旨，来判断暧昧文献的归属（因为学派成立的基础是有相近的学说）；三是从暧昧文献的存在样态——比如出土地点、物质形式——中找到古人赋予的分类属性，进而得出判断（因为学派意味着历史上的认同）。本目录就是这样做的。比如，除掉注意出土文献同传世文献在文句、主题词、思想倾向的关联外，也注意这些文献在出土时彼此类聚的方式。这样一来，“对中国哲学进行重大划分”的基本道理便呈现出来了。其核心是三句话：（一）对于当今的分类来说，古人的分类是最重要的历史事实，必须尊重。（二）古人的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们说了什么，而且表现在他们做了什么以及如何做。（三）因此，思想考察应该从语言的物质载体和物质表现入手。

以上这些话，包含这样一个意思：古代人进行学派划分，是有其物质依据的。主要有三种物质：一是人。比如《吕氏春秋》说“老聃贵柔，孔子贵仁，墨翟贵廉，关尹贵清”，说的就是作为学派标志的人。这种人又称“子”，也就是代表了某个师承系统。二是书。比如《汉志》以“凡某某家”表书的数量，说“凡诸子百八十九家”云云，这其实就是把书作为“家”（学派）的代表。三是官守。比如司马谈说“夫阴阳、儒、墨、名、法、道德，此务为治者也”，意思是六家之分取决于求“治”的路线，每家源于一种为官的职责和习惯。第三项最为重要，因为在上古时代，官守不仅掌管了资料（书），而且掌管了教育（人），具有根本意义。刘向等人虽然是面向“书”来进行学派划分的，但他们却能尊重传统，把学派的渊源归结于官守，便可以说是把握了事物本质。《汉志》中有这样一个事例：同样是容成公所传书，《汉志》却把《容成子》归入诸子略阴阳家，把《容成 》归入方技略房中术，因而打破了“人”的标准（所以，本目录也依据《容成氏》同《墨子》的关联，将其判为墨家）。《汉志》这样做的依据是什么呢？最有力的推测是：依据官府所藏。由此看来，《汉书·叙传》所说“刘向司籍，九流以别”是富于深意的一句话。这句话说明，九流十家是刘向、刘歆、班固共同认可的学术分类。

第四，关于目录学的学术要求。

在中国学术史上，刘向等人的校书活动是一件划时代的事情。它不仅建立了“书”的观念，而且创立了一套目录学体系，包括六略三十八部的分类和为古书整理本撰写叙录的方法。在子部书方面，则有两件事让人印象深刻：其一是用校勘、辑佚等手段将大量散简、异本汇编为子书，其二是用目录序次展现学术的时代变迁。从本目录可以看到：《汉志》诸子略著录各家，都是严格按文献的形成年代排序的。也就是说，重视文献自身的源流，是刘向等人最重要的工作思路。

按照这一思路，本目录在编制之时，也充分关照古人通过行为所表达的文献分类。这类行为有三种：其一，往往将同类文献抄集在一处；其二，往往用不同质量的竹帛抄写不同内容的文献；其三，为便庋藏，往往用相同长度的简帛抄写同类文献。通过这些行为，我们懂得：古文献的载体是同它的文体相对应的。比如竹制载体有“简”有“楬”。“简”是大竹，通常载录书籍，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之书；“楬”是小竹，通常用为签牌。又如竹、木之间也有体用之别，即通常把竹质材料用为书籍的载体，而把木质材料用为文书的载体。这种情况提示我们：对出土文献进行目录编制，必须注意载体的形制，把它们用作分类、排序的依据。比如郭店楚简有《唐虞之道》和《忠信之道》，简长282公分；又有《说之道》，简长152公分。后者的性质很明确，是纵横家书；如何判定前者的性质呢？从形制不合这一点看，本目录认为其学派属性也不相合，遂把前者判属儒家之书。

总之，为出土文献编制目录是一件有意义的工作。它拉近了我们同资料的距离，使我们渐次走进刘向等人的工作现场。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这个目录学的基本要求，我们于是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这个认识是：所谓“辨章学术”，意味着要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来认识古代知识与思想的逻辑关系；所谓“考镜源流”，意味着要结合制度与人这两个要素，来探明古代知识与思想的来龙去脉。

（作者单位：温州大学人文学院）

东汉的时候，班固根据刘歆的《七略》修改撰写了《汉书·艺文志》，里面记录了很多学术思想。这部书里分为了六略三十八种，有一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是一部史志目录书籍。《汉书·艺文志》是我国现在存有的最早的目录学文献，它拥有完整的书目，开创了史志目录的先河，为后代很多史志目录书籍带来了借鉴。

一、《汉书·艺文志》有完整的分类体系

《汉书·艺文志》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数术、方技六略，十分详尽地记录了西汉之前的藏书。“辑略”作为总序排在了书的最前面，总共收录有五百九十六家之多，分为三十八种类别，详细清晰，结构合理，查找起来很方便。总体上是在《七略》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增加或删减了一些分类不当的地方，沿袭了《七略》的基本框架和结构。为后代很多史志目录书籍带来了参考，都纷纷效仿，科学的分类体系给了后代书籍一个很好的参考价值。

二、《汉书·艺文志》的内容涵盖方方面面

《汉书·艺文志》里面记录的书籍内容涵盖各方各面，十分全面。无论是医学，天文，各家学派，诗礼乐等应有尽有，十分的详细，很有现实意义。作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型书籍，意义重大，给后世书籍一个非常好的参考。里面所记录的书籍年代久远，也侧面反映了西汉藏书之丰，非常的具有参考价值，是一部综合类的图书书籍。

《汉书·艺文志》作为我国最早的目录学文献，开创了史志目录书籍的先河，成为史志目录书籍中一个标志性的里程碑，意义重大，影响也十分的深远。直至今天依然有很多的书籍采用《汉书·艺文志》里面科学的分类方式。

1 新序•杂事的译文

楚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进曰：“君退朝而有忧色，何也？”楚王曰：“吾闻之，诸侯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足己而君臣莫之若者亡。今以不谷之不肖而议于朝，且群臣莫能逮，吾国其几于亡矣，吾是以有忧色也。”

（刘向《新序·杂事第一》）

楚庄王谋划一件事情，做得很妥当，群臣没有谁能赶上他，退朝以后，脸上露出忧愁的神色。申公巫臣进前说道：“您在退朝之后面露忧色，这是为什么呢？”楚王回答说：“我听说过这样的话，诸侯能自己选择老师的，就能称王；能自己选择朋友的，就能称霸；自满自足而群臣比不上他的，就会亡国。现在凭我这样没能耐的人，在朝廷上商量大事，群臣就比不上我了，我们国家大概要灭亡了吧，我因此现出了忧愁的神色。”

2 新序·杂事五译文

魏文侯问李克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李克对曰：“数战数胜。”

文侯曰：“数战数胜，国之福也，其所以亡，何也？”李克曰：“数战 疲，数胜则主骄。以骄主治疲民，此其所以亡也。”

是故好战穷兵，未有不亡者也。 赵襄子问于王子维曰：“吴之所以亡者，何也？”对曰：“吴君■而不忍。”

襄子曰：“宜哉吴之亡也。■则不能赏贤，不忍则不能罚奸。

贤者不赏，有罪不罚，不亡何待？” 孔子侍坐于季孙，季孙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马，其与之乎？”孔子曰：“吾闻取于臣谓之取，不曰假。”季孙悟，告宰通曰：“自今以来，君有取谓之取，无曰假。”

故孔子正假马之名，而君臣之义定矣。论语曰：“必也正名。”

诗曰：“无易由言，无曰苟矣。”可不慎乎？ 君子曰：“天子居闉阙之中，帷帐之内，广厦之下，旃茵之上，不出襜幄，而知天下者，以有贤左右也。”

故独视不如与众视之明也，独听不如与众听之聪也。 晋平公问于叔向曰：“国家之患，庸为大？”对曰：“大臣重禄而不极谏，近臣畏罚而不敢言，下情不上通，此患之大者也。”

公曰：“善。”于是令国曰：“欲进善言，谒者不通，罪当死。”

楚人有善相人，所言无遗策，闻于国。庄王见而问于情，对曰：“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

布衣也，其交皆孝悌，笃谨畏令，如此者其家必日益，身必日安，此所谓吉人也。官事君者也，其交皆诚信，有好善如此者，事君日益，官职日益，此所谓吉士也。

主明臣贤，左右多忠，主有失皆敢分争正谏，如此者国日安，主日尊，天下日富，此所谓吉主也。臣非能相人，能观人之交也。”

庄王曰：“善。”于是乃招聘四方之士，夙夜不懈，遂得孙叔敖，将军子重之属，以备卿相，遂成霸功。

诗曰：“济济多士，文王以宁。”此之谓也。

齐闵王亡居卫，尽日灸走，谓公玉丹曰；“我已亡矣，而不知其故？吾所以亡者，其何哉？”公玉丹对曰：“臣以王为已知之矣，王故尚未之知耶？王之所以亡者，以贤也，以天下之主皆不肖，而恶王之贤也，因相与合兵而攻王，此王之所以亡也。”闵王慨然太息曰：“贤固若是之苦邪？”丹又谓闵王曰：“古人有辞，天下无忧色者，臣闻其声，于王见其实，王名称东帝，实有天下，去国居卫，容貌充盈，颜色发扬，无重国之意。”

王曰：“甚善。丹知寡人自去国而居卫也，带三益矣。”

遂以自贤，骄盈不逊。闵王亡走卫，卫君避宫舍之，称臣而供具，闵王不逊，卫人侵之，闵王去走邹、鲁，有骄色，邹、鲁不纳，遂走莒，楚使淖齿将兵救齐，因相闵王，淖齿擢闵王之筋，而县之庙梁，宿昔而杀之，而与燕共分齐地。

悲乎！闵王临大齐之国，地方数千里，然而兵败于诸侯，地夺于燕昭，宗庙丧亡，社稷不祀，宫室空虚，身亡逃窜，甚于徒隶，尚不知所以亡，甚可痛也，犹自以为贤，岂不哀哉！公玉丹徒隶之中，而道之谄佞，甚矣！闵王不觉，追而善之，以辱为荣，以忧为乐，其亡晚矣，而卒见杀。 先是靖郭君残贼其百姓，害伤其群臣，国人将背叛共逐之，其御知之，豫装赍食，及乱作，靖郭君出亡，至于野而饥，其御出所装食进之。

靖郭君曰：“何以知之而赍食？”对曰：“君之暴虐，其臣下之谋久矣。”靖郭君怒，不食。

曰：“以吾贤至闻也，何谓暴虐？”其御惧曰：“臣言过也，君实贤，唯群臣不肖共害贤。”然后靖郭君悦，然后食。

故齐闵王、靖郭君，虽至死亡，终身不谕者也。悲夫！ 宋昭公出亡于鄙，喟然叹曰：“吾知所以亡矣。

吾朝臣千人，发政举事，无不曰吾君圣者；侍御数百人，被服以立，无不曰吾君丽者。内外不闻吾过，是以至此。”

由宋君观之，人主之所以离国家，失社稷者，谄谀者众也。故宋昭亡而能悟，盖得反国云。

秦二世胡亥之为公子也，昆弟数人，诏置酒飨群臣，召诸子，诸子赐食先罢，胡亥下皆视群臣，陈履状善者，因行践败而去。诸子闻见之者，莫不太息。

及二世即位，皆知天下必弃之也。故二世惑于赵高，轻大臣，不顾下民。

是以陈胜奋臂于关东，阎乐作乱于望夷。阎乐，赵高之惑也，为咸阳令，轴为逐贼，将吏率入望夷宫，攻射二世，就数二世，欲加刃，二世惧，入将自杀，有一宦者从之，二世谓：“何谓至于此也？”宦者曰：“知此久矣。”

二世曰：“子何不早言？”对曰：“臣以不言，故得至于此，使臣言，死久矣。”然后二世喟然悔之，遂自杀。

齐侯问于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君曰：“列地而与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终身无难，臣奚死焉？谏而见从，终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而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轴为也。

故忠臣也者，能尽善与君，而不能陷于难。 宋玉因其友以见于楚襄王，襄王待之无以异。

宋玉让其友。其友曰：“夫姜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妇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亲。

子之事王未耳，何怨于我？”宋玉曰：“昔者，齐有良兔曰东郭●，盖一旦而走五百里，于是齐有良狗曰韩卢，亦一旦而走五百里，使之遥见而指属，则虽韩卢不及众兔之尘，若蹑迹而纵■，则虽东郭●亦不能离。今子之属臣也，蹑迹而纵■与？遥见而指属。

3 文言文《新序杂事》翻译

子张跑去找鲁哀公想混个官做，结果过了七天了，鲁哀公都不铞他，他觉得很没面子，就叫仆人捎话给鲁哀公，说：“我听说你喜欢人才，因此不远千里，冒着寒流和沙尘暴，不眠不休跑了N天才跑到这里，结果你过了七天都不铞我，我觉得你所谓的喜欢人才倒是跟叶公喜欢龙差不多。

据说以前叶公子高暴喜欢龙，全屋上上下下都是龙的雕刻，天上的龙知道自己在地上居然有这么狂热的FANS，也很兴奋，跑来见他，还摆了个自以为很个性的姿势，尾巴放在客厅，把头探出窗户打望，被叶公发现了，叶公幡然醒悟，原来平时看的龙的 集不够真实，真的龙太难看了，由于打击太大，顿时大脑一片茫然，吓得转身就跑。原来叶公只是龙的假FANS啊，他喜欢的只是似龙非龙的东西。

我听说你在诚聘英才，千里迢迢跑来，结果被你在这里晾了七天，原来你不是喜欢人才，你只是想靠招聘所谓的人才来提高自己的知名度而已。诗经早说过：‘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所以很抱歉，我先走。

4 刘向新序 杂事第四 文言文翻译

管仲告诉齐桓公说：“开垦田地，创建城邑，使得地利得以完全地发挥出来，则我（的能耐）不如宁戚，请将宁戚任命为田官；熟悉接待宾客，进退的各种谦让礼节，则我不如隰朋，请将隰朋任命为大行（官名，掌管接待宾客）；早到晚退，（顶着）冒犯君主（的风险），必定以忠心进谏，不重视富贵，不避开死亡，则我不如东郭牙，请任命东郭牙为谏臣；审判案件，解决纷争，不诬陷无罪的人，不杀害无辜的人，则我不如弦宁，请任命弦宁为大理（官名，掌管刑法）；平原、战场之上，能让战车和士兵都不后退（逃跑），击起战鼓则三军将士都能视死如归，则我不如王子成甫，请任命王子成甫为大司马（官名，掌管军事）。

您如果想要富国强兵，则有这五个人就足够了，如果想在天下称王称霸，那有我在这里。”。

5 文言文 《 新序 》

《新序》，是一本经西汉刘向编撰而成书的古代文献典籍。原本三十卷，至北宋初仅存十卷。后经曾巩搜辑整理，仍厘为十卷。内《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二卷，《善谋》二卷。采集舜、禹时代至汉代史事和传说，分类编纂，所记史事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颇有出入。《叶公好龙》就是出自此书。

虽然早期的资料认为刘向是《新序》的作者，但更准确地说他是该书的编者，因为书中材料的主体都来自于其他典籍，刘向本人并没有创作任何部分内容。把刘向视为作者而非编者起源于对《七略》中《新序》著录的错误解释，《七略》把此书和其他三种著述一同著录在刘向所“编排的”（即“序”）的67篇之中（见《汉书·艺文志》，第1727页）。根据《汉书·刘向传》（《汉书》卷三十六，第1958页），刘向“采传记行事，著《新序》、《说苑》凡五十篇奏之”。严灵峰认为在这段话中“新序”不是一部书名，班固用此词仅是意为“新编”，因而班固所说的仅是一部著作，即《新序说苑》。

后来的目录著作中称《新序》为刘向所“撰”（见《隋书·经籍志》，第997页；《旧唐书·经籍志》，第2024页；以及司马贞《史记索隐》，第2238页），然而，他们也称刘向“撰”《说苑》和《列女传》。而在刘向自己的《七略别录》中，他清楚地声称他从已存在的典籍中“编辑”（校）了这两部著作。由于这个原因，一些学者认为刘向没有撰写《新序》中的材料，他仅仅是对它们作了收集和编纂的工作。徐复观认为现代学者误解了“序”字在汉代的含义，并说这一词在汉代也意为“撰”。

刘向大概在公元前24或前25年把《新序》进献给皇帝。根据《晋书·陆喜传》（《晋书》卷五十四，第1486页）的一个说法，刘向是仿陆贾（约公元前228-前140）的《新语》而作《新序》。对《新语》通行本和《新序》的仔细比较说明，这两部书无论在文本上抑或结构上都没有任何紧密相似之处，这两部书的唯一相同特征是它们都有明显的儒家伦理思想。

《新序》是历史故事类编，是刘向现存最早的一部作品。尽管《新序》中的许多故事采自诸子史传，但就其材料取舍、思想内容来看，无疑体现了刘向本人的社会政治思想。这主要可以归纳为德治仁政思想、贤人治国思想、民本思想、从善纳谏思想诸方面。

《新序》通行本共有166个条目，分为10卷。人们还从其他资料中收集到59个条目的佚文。该书的绝大部分条目都是对早期哲学或历史著作中的材料摘录后加以转述或直接照抄而成。这些著作主要是《吕氏春秋》、《韩诗外传》、《史记》、《战国策》以及《春秋三传》（其中刘向对《榖梁传》很有偏见）、《庄子》、《荀子》。

书中大多数历史故事集中在春秋时期，最后一卷（卷10）完全是汉代的故事。书中前5卷冠以“杂事”之名。广常人世认为虽然这些卷的标题中有“杂”字，但实际上它们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它们通过一系列的范例藉以说明一个好的 的基本因素。其他各卷中，有的讽刺统治者的荒*奢侈（卷六），有的赞扬大臣的全节和忠诚（卷七），有的赞扬义勇之士（卷八），有的讲述大臣的善谋（卷九和卷十）。该书的思想基础是儒家学说，书中尤其强调统治者必须为人正直，要多听民众意见和留心贤能和有德之士——这些贤能之士不应动摇自己告诫和谴责残暴或愚蠢的国君的职责——的建议。

6 新序杂事 翻译

译文

梁君出去打猎，见到一群白雁。梁君下了车，拉满弓想射白雁。路上有个路过的人，梁君叫路过的人停下，那个人没停，白雁群害怕（飞走）。梁君发怒，想射那路过的人。他的车夫公孙袭下车按着箭说：“您住手。”梁君气愤地变了脸色生气地说：“你不帮助你的主君却帮助别人，为什么？”公孙袭回答说：“过去齐景公的时代，天干旱了三年，占卜的人说‘一定用人祭祀才下雨’。齐景公走下庭堂磕头说：‘我之所以求雨的原因，是为了人民。现在一定让我用人祭祀，才将要下雨，我将亲自充当祭祀的牺牲品。’话没说完，天下大雨达到方圆千里，为什么呢？因为齐景公对天有恩德对人民施恩惠，现在主君因白雁的原因而想射杀人，我说主君的话跟虎狼没有什么不同。”梁君拉着公孙袭的手，与他一起上车回去。进了庙门，梁君喊“万岁”，说：“今天真幸运啊：别人打猎都得到家禽野兽，我打猎得到对我有利的话回来了。”

7 刘向的《新序杂事》全文及其翻译

从前，周舍去侍退回简子，站在赵简子的门口三天三夜。简子派人出去问周舍："师长将用什么来指教我？"周舍答复说："期望作为直言诤谏的臣子，带着翰墨纸砚，跟在你的背面，待你有错的地方就把它记下来，每天有记实，一个月就有成就了，一年以后就有利润了。"简子听了这话很欣喜，就让他和自己在一起。住了没多永劫间周舍就死了，赵简子厚葬了他。三年之后，赵简子与医生们饮酒，酒酣之时，简子哭了，医生们起来准备脱离时说："臣等有死罪自己却不知道啊。"赵简子说："医生们返来入席，你们没罪。从前，我的好友周舍曾经说过：'一百张羊皮，还不如一块狐狸腋下的皮。'大众视为心腹，不如周舍的直言诤谏。往时纣王昏暴拒谏导致消逝，武王善于纳谏得以兴盛。从周舍身后，我未曾听到（有人说）我的差错啊，因而人君听不到（有人说）自己的差错，比及听到（有人说）自己的差错却不克矫正就要消逝了，我们国度大概将近消逝了吧，我是为此而抽泣啊。"

8 翻译《新序·杂事》从胡为到不如吾闻而药之也

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

原 文：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善者，我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吾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必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其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

注 释：

选处《左传·襄公三十一年》。子产是春秋时代郑国的政治家，姓公孙，名侨，公元前543年了任执政，有远见卓识，善外交，力主改革，使郑国在晋楚两个大国之间立于不败之地。本文记叙了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表现了他善于听取国人意见的民主政治思想。游于乡校：在乡校游玩。乡校，乡里的学校，也是乡里人聚会议事的地方。然明：姓鬷（zāng），名蔑，字然明，郑国大夫。毁：拆消，关闭。夫：用在句首引起议论的语气词。若之何：怎么。损怨：减少怨恨。岂不遽之：难道不能立即制止（人们的议论）吗？川：河流。大决：大的溃决。所犯：所造成的灾害。不克：不能。使道：使它流通，道同“导”。药之：（把批评意见）当作药。吾子：您，这是亲切的称呼。信：的确，真的。可事：可以服侍，事，服侍。赖：依靠。

译 文：

郑国人到乡校休闲聚会，议论执政者施政措施的好坏。郑国大夫然明对子产说：“把乡校毁了，怎么样？”子产说：“为什么毁掉？人们早晚干完活儿回来到这里聚一下，议论一下施政措施的好坏。他们喜欢的，我们就推行；他们讨厌的，我们就改正。这是我们的老师，为什么要毁掉它呢？我听说尽力做好事以减少怨恨，没听说过依权仗势来防止怨恨。难道很快制止这些议论不容易吗？然而那样做就像堵塞河流一样：河水大决口造成的损害，伤害的人必然很多，我是挽救不了的；不如开个小口导流，不如我们听取这些议论后把它当作治病的良药。”然明说：“我从现在起才知道您确实可以成大事。小人确实没有才能。如果真的这样做，恐怕郑国真的就有了依靠，岂止是有利于我们这些臣子！”

孔子听到了这番话后说：“照这些话看来，人们说子产不仁，我不相信。”

9 翻译《新序杂事》

《新序》，西汉刘向撰。原本三十卷，至北宋初仅存十卷。后经曾巩搜辑整理，仍厘为十卷。内《杂事》五卷，《刺奢》一卷，《节士》一卷，《义勇》一卷，《善谋》二卷。采集舜、禹时代至汉代史事和传说，分类编纂，所记史事与《左传》、《战国策》、《史记》等颇有出入。作者尚编有《说苑》一书，性质与此类似。《叶公好龙》就是出自此书。

原文：

1 梁尝有疑狱，群臣半以为当罪，半以为无罪，虽梁王亦疑。梁王曰：“陶之朱公，以布衣富侔国，是必有奇智。”及召朱公问曰：“梁有疑狱，狱吏半以为当罪，半以为不当罪，虽寡人亦疑。吾子决是，奈何？”朱公曰：“臣，鄙民也，不知当狱。虽然，臣之家有二白壁，其色相如也，其径相如也，然其价一者千金，一者五百。”王曰：“径与色泽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侧而视之，一者厚倍，是以千金。”梁王曰：“善”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

故狱疑则从去，赏疑则从与，梁国大悦。由此观之，墙薄则亟坏，缯薄则亟裂，器薄则亟毁，酒薄则亟酸。夫薄而可以旷日持久者，殆未有也。故有国畜民施政教者，宜厚之而可耳。

2梁大夫有宋就者，尝为边县令，与楚邻界。梁之边亭，与楚之边亭，皆种瓜，各有数。梁之边亭人，劬力数灌其瓜，瓜美。楚人窳而稀灌其瓜，瓜恶。楚令因以梁瓜之美，怒其亭瓜之恶也。楚亭人心恶梁亭之贤己，因往夜窃搔梁亭之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觉之，因请其尉，亦欲窃往报搔楚亭之瓜，尉以请宋就。就曰：“恶是何可构怨祸之道也，人恶亦恶，何偏之甚也。若我教子必每暮令人往窃为楚亭夜善灌其瓜，勿令知也。”于是梁亭乃每暮夜窃灌楚亭之瓜，楚亭旦而行瓜，则又皆以灌矣，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则乃梁亭之为也。楚令闻之大悦，因具以闻楚王，楚王闻之，惄然愧以意自闵也，告吏曰：“微搔瓜者，得无有他罪乎？此梁之阴让也。”乃谢以重币，而请交于梁王，楚王时则称说，梁王以为信，故梁楚之欢，由宋就始。语曰：“转败而为功，因祸而为福。”老子曰：“报怨以德。”此之谓也。夫人既不善，胡足效哉！

译文：

1梁国曾经有难以断定的案件，大臣们有些认为应当判有罪，有些人认为是无罪。即使是梁王也很疑惑。梁王道：“陶朱公（即范蠡），凭借平民的身份而做到举国首富，这必定是因为他有超乎常人的智慧。”于是就召来范蠡问他说：“梁国有难以断定的案子，断案的人一半认为有罪一半认为没有罪，即使是我也很疑惑，先生你来判断一下这个案件，怎么样？”范蠡说：“我是个身份低微的小民，也不懂得如何断案，既然大王让我断，那么，（我举个例子），我家有两个白玉璧，它们的颜色、大小、光泽都差不多，但是它们的价钱，一个卖千金，一个卖五百金”。王说：“大小与色泽都差不多，一个卖千金，一个卖五百金，为什么？”范蠡说：“从侧面看一个厚度是另一个的两倍，因此卖千金”。王说：“好。”所以案件难断就从轻发落，奖赏有疑问就赏与，梁王非常高兴。

由此看来，墙薄了就容易坍塌，丝织品薄就容易裂开，器物薄就容易毁坏，酒薄（淡，不醇厚）就容易发酸。那些薄的事物能够保持很长时间的，大概还没有。所以统治人民施行政令教化的诸侯们，应该以厚德对待人民就可以了。

2梁国大夫有个叫宋就的人，曾经担任边境某县的县令，和楚国邻界。梁国这个县靠近边境的某乡（亭：地区单位，相当于乡，被县管辖），和楚国邻近的乡，都种瓜，都有一定规模。梁国该乡的人，多次用心灌溉他们的瓜园，种出的瓜味道很好。而邻乡的楚国人很少灌溉瓜地，种出的瓜很难吃。楚国县令因为梁国的瓜好吃，对于自己管的乡种出的瓜难吃很恼怒。楚国的乡人嫉妒梁国乡人比自己有能耐，就在夜里破坏梁国乡人的瓜，瓜秧许多都枯萎而死了。梁国的乡人发觉了，就报告了亭尉（亭长，即乡长），打算去破坏楚国乡人的瓜报复他们，亭尉去请示宋就。宋就说：“这会导致相互怨恨的，别人干坏事自己也跟着干，是多么偏颇啊。现在我让你们每天晚上偷偷的到楚国乡里给他们灌溉瓜地，不要让他们知道。”于是梁国乡里的人每天晚上偷偷去给楚国乡人灌溉瓜地，而楚国人白天去看护瓜地，又进行灌溉，他们的瓜长得越来越好，楚国乡人感到奇怪就用心观察，原来是梁国乡人做的。楚国县令听到后非常高兴，把这事原原本本告诉了楚王，楚王听说以后，感到惭愧和内疚，对官吏们说：“如果没有我国去搞破坏的人，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对不起梁国的地方？这是梁国人暗地对我们谦让啊。”于是给宋就重金表示感谢，并请他转交给梁王，楚王并经常赞扬梁国的这件事，梁王认为楚王很有诚意，所以梁、楚梁国的友好关系，从宋就开始的。俗话说：“转败为胜，因祸得福。”老子说：“以德报怨。”就是这个意思。别人做坏事，自己怎么能去效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