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文之所以是从蒙古文演变而来的是因为女真曾被蒙古统治过，蒙古文化也因此对女真人产生了非常大的渗透。女真文字便就是因此逐渐被废弃，待满文创制出来之后更是彻底停用。

就先祖女真的文字来说，这一民族一开始是不存在文字的。后来随着辽朝的建立，女真部落被纳入到这一政权的统治之下。受辽朝统治期间，诸多女真人开始学习契丹语与契丹文。待出身女真完颜部的阿骨打于1115年建立金国之后，这一国家最初所使用的官方文字也依旧是契丹文。不过对于女真人来说，契丹文的使用终归存在很多不便之处。为此，完颜阿骨打在1119年的时候下令颁行了女真文字。

完颜阿骨打所颁行的这套女真文字是同时结合契丹文与汉字创制出来的，也称“女真大字”。后来在1138年的时候，金熙宗又重新制定了一套女真文字。这套女真文字仅以契丹文作为参照，被称为“女真小字”。

女真文字被创制出来之后，主要运用于官方文件的书写。金国统治期间，女真人除了女真文之外，同时还会使用契丹文与汉字。等到金国在1234年因蒙古的进攻而结束统治之后，女真人又开始受到蒙古文化的影响。话说，女真被纳入元朝的统治范围内后，元朝统治者曾颁布过“若女真生西北不通汉语者，同蒙古人；女直生长汉地，同汉人”这样一则规定。基于这一规定，很多女真人不再是女真人，而是被归为了蒙古人与汉人。

在此情况下，女真文字虽还仍旧处于使用当中，但是使用率开始逐渐下降。随着蒙古统治时间的延长，女真人所受到的蒙古文化的影响也就跟着日渐加剧。在这一情况之下，女真人逐渐开始学习蒙古的文字与语言，而女真文字则逐渐得不到流传。

十六世纪的时候，女真再一次崛起，身为女真人的努尔哈赤顺利建立了后金。努尔哈赤建立后金之时，女真人所使用的书写文字主要是满文与汉字。在此情况下，努尔哈赤命人重新创制了一种民族文字。这一新文字以蒙古字母为基调，然后根据女真语音创制而成。努尔哈赤将这种文字命名为“满文”，随着它的诞生，早前的女真文字彻底停止使用。而为了与皇太极后来创制的满文加以区分，努尔哈赤创制的文字也被称为“老满文”，而皇太极所创制的满文则为“新满文”。这两种满文的区别在于前者没有圈点，后者则在字旁追加了圈点。

2007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7]6号）的颁布，拉开了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序幕。2007年2月28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工作会议，全面启动古籍保护工作，国务委员陈至立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8月3日，文化部在京召开全国古籍保护试点工作会议，选定57家（后增至59家）古籍收藏单位，开展为期一年的古籍保护试点工作，印发了《古籍普查方案》等文件，宣布成立了由66人组成的专家委员会。

自9月底开始，文化部组织开展了名录的申报工作。申报工作受到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各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全国文化、文博、教育、民族、宗教等系统的200余家单位及个人参加申报，截止12月中旬，申报数量总计超过5000部，古籍类型除大量的汉文古籍外，还有丰富的民族文字古籍、金石碑拓、敦煌文献、舆图、竹木简等。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的入选标准十分严格。名录的主要收录范围是1912年以前书写或印刷的，以中国古典装帧形式存在，具有重要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的珍贵古籍。少数民族文字古籍视具体情况适当放宽。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标准，原则上与《古籍定级标准》（WH/T20-2006）所规定的一、二级古籍的评定标准相同，即国家珍贵古籍原则上从一、二级古籍内选定。属以下两种情况的古籍暂不入选：一是专家审定时对版本存疑的，暂不入选；二是申报的版本残缺超过50%以上，其他收藏单位有同一版本全本的，暂不入选。11月初，文化部成立评审委员会，聘请简帛、碑帖、敦煌文献、佛经、汉文古籍、民族语文古籍、古籍保护等各学科专家，开始进行名录的初审工作。经评审委员会反复研究、审议，于12月中旬初步确定了名录的推荐名单。2008年1月7日，文化部办公厅向全国古籍保护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及各省（区、市）文化厅局发函，就名录推荐名单征求意见。根据各方的反馈意见，评审委员会研究后对推荐名单作了相应调整，于1月23日至29日在《中国文化报》及中国古籍保护网上向全社会进行了为期7天的公示。根据公示意见，经评审委员会再次研究，将名录推荐名单调整确定为2392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于2008年3月1日批准颁布首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2392种及“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51家。这2392种《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有汉文古籍2282部，包括简帛117种、敦煌文书72件、古籍2020部、碑帖73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110部，包括焉耆—龟兹文、于阗文、藏文、回鹘文、西夏文、白文、蒙古文、察合台文、彝文、满文、东巴文、傣文、水文、古壮字等14种文字。

1204年，成吉思汗征讨乃蛮人之时，乃蛮人掌印官回鹘人塔塔统阿虽然遭逮捕，依然守着国家的印信。成吉思汗非常嘉许他忠于自己国家的行为，遂命令他掌管蒙古国的文书印信，并命令他教授太子、诸王畏兀字以书写蒙古语。

蒙古人至此时便采畏兀字母以书写蒙古语，学界称为回鹘式蒙古文，蒙古族开始采用回鹘字母拼写自己的语言。这种书写系统是现行蒙古文的前身。

扩展资料

14世纪初，经蒙古学者却吉·斡斯尔对原有文字进行改革，成为至今通用范化的蒙古文。云南的蒙古族会彝语和汉语，其蒙古语与北方的蒙古语大致可相通。1368年，元朝覆灭后，八思巴字也一并退出通用体系 。

20世纪40年代，蒙古国在苏联影响下，成立了以达木丁苏伦等作家参加的“文字改革委员会”，不久后正式废弃回鹘体蒙古文，开始使用以斯拉夫字母为基础创制的西里尔蒙古文。

80年代后，蒙古国曾有部分初中和高中开设回鹘体蒙古文课程，但推广效果并不理想。蒙古国仍然只有部分学校开设回鹘体蒙古文课程，但无论家长还是学生都不重视这一课程的学习。

1979年中国正式确定了蒙古语基础方言和标准音。1980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批准转发了“八省区蒙古语文工作协作小组”《关于确立蒙古语基础方言、标准音和试行蒙古语音标的请示报告》，决定以察哈尔土语为标准音。

1977年八省区第二次蒙古语文专业会议上通过了“关于蒙古语文标点符号的规定”。1991年自治区民语委下发了“关于试行蒙古语文缩写和略写法的通知”。

1996年规范了“蒙古文字母顺序”。1997年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蒙古文正字法委员会”，并召开第一次会议，将3000多条不规范的基本词条规范为1500余条，并统一了其派生词的书写形式。

2010年，蒙古国总统额勒贝格道尔吉下达关于恢复扩大回鹘体蒙古文使用的命令。命令规定，蒙古国总统、国家大呼拉尔（议会）主席、总理以及政府官员等在与外国同级别官员进行交流时。

公文和信函必须使用回鹘体蒙古文；蒙古国公民的出生及结婚证明、各级教育机构颁发的相关证件、毕业证书等必须同时使用回鹘体蒙古文和西里尔蒙古文。

-蒙古文字

蒙古人属于游牧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传奇色彩的民族。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蒙古族形成了许多自己独特的文化，草原文化就是其中的一种，蒙古族独特的草原文化又包含些什么特点呢？

蒙古族是一个历史悠久而又富于传奇色彩的民族。千百年来，勤劳勇敢的蒙古族人民一直游牧、生息于南起长城、北抵大漠、东达兴安岭、西越贺兰山的这片苍茫大地上。每当提起她的名字，人们便会想起“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古歌谣，眼前便会呈现出蓝天白云、碧野红花、羊群斑斑、肉乳飘香的广阔无垠的草原，浮现出这个“马背上的民族”曾经叱咤风云、纵横欧亚、英勇善战、气吞山河的伟岸雄姿！

蒙古族是中国人口较多、分布十分广阔的少数民族之一。根据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现有人口480多万人。主要聚居于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多分布在辽宁、吉林、河北、黑龙江、新疆、青海、河南、四川、贵州、北京、云南等地。

蒙古族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蒙古语属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分内蒙古、卫拉特、巴尔虎——布里亚特三种方言（按地区划分为中部方言、西部方言和东北部方言）。蒙古文属拼音文字类型，初创于成吉思汗时代。现行蒙古文有29个字母，其中表示元音的5个，表示辅音的24个。拼写时以词为单位上下连书，行款从左向右。

蒙古族起源于古代望建河（今额尔古纳河）东岸一带。据13世纪蒙古族的传说，大约距今2700多年，蒙古部落被别的游牧部落击败，仅剩两男两女，遁入额尔古涅——昆，生息繁衍。后来人多地狭，意欲出山，于是做风箱化铁溶山，开辟通道，全体迁徙出来。

以后，每于除夕之夜，成吉思汗族人要把少许的铁烧红，放到砧子上锤打，以示不忘祖先故事。“蒙兀”是“蒙古”一词最早的汉文译名，始见唐代。“蒙古”最初只是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13世纪初，以成吉思汗为首的蒙古部统一了蒙古地区诸部，逐渐形成了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蒙古”也就由原来的部落名称变成为民族名称了。

蒙古族是一个勤劳、智慧而又思想开放、善于学习、勇于探索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他们不断总结生产生活中的各种实践经验，同时学习、吸收和借鉴国内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成果，逐步了解、掌握、积累了大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产生了许多发明创造和历史、文学、艺术成果，涌现了众多的科学家、历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为充实和丰富祖国光辉灿烂的科技文化宝库，做出了重要贡献。

蒙古族主要分布在中国西部和北部、蒙古国和俄罗斯。蒙古族群是一个宽泛的概念，包括中国蒙古族、喀尔喀蒙古人（蒙古国人）、布里亚特人（俄罗斯境内）、卡尔梅克人（俄罗斯境内）等支系，属蒙古人种北方类型，使用蒙古语、布里亚特语和卡尔梅克语，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蒙古”原为蒙古诸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的名称，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变逐渐成为这些部落的共同名称。蒙古族原住贝加尔湖以南蒙古高原，13世纪曾建立横跨欧亚两洲的蒙古帝国。1206年，铁木真在斡难河畔举行的忽里勒台(大聚会)上被推戴为蒙古大汗，号成吉思汗，正式建立建立了蒙古汗国。经过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东征西讨，蒙古人曾经在中世纪建立起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疆域涵盖中国、俄罗中欧、中亚、西中东、印度、越南、印尼、朝鲜半岛，令世人瞩目。1271年成吉思汗的孙子忽必烈建立元朝（1271-1368），1279年统一中国。13世纪初创立蒙古文，沿用至今。

中国境内的蒙古族为蒙古族群当中最大的一支，主要分布在内蒙古自治区，其余分布在新疆、青海、甘肃、辽宁、吉林、黑龙江等省区。蒙古族自称“蒙古”。其意为“永恒之火”，别称“马背民族”。蒙古族原信仰萨满教,后来信仰喇嘛教。蒙古族信仰喇嘛教始于元朝，由于元世祖的倡导,源于西藏的喇嘛教宁玛派首先在蒙古族统治阶级内传播发展。明末,喇嘛教格鲁派在内蒙古地区迅速发展。到了清末,内蒙古的喇嘛教寺庙约有千所（其中规模最为宏大的当属现在在呼和浩特的大召寺）,“殿宇雄伟,比拟佛国”，清政府给蒙古族的喇嘛教制定了严格、完善的制度。解放后，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群众有信教自由，也有不信教自由。

在“民族遗珍书香中国——中国少数民族古籍珍品暨保护成果展”中，少数民族古籍珍品讲述了各民族交往交融的动人故事，展现了源远流长的中华民族文化。

旧抄文本《东巴舞谱》用纳西族古老的东巴文记录了34种东巴舞蹈的仪式和跳法。东巴文是纳西族使用的一种文字，由象形符号、表音符号和附加符号构成，以象形符号为主。从左向右书写。多年来，民族古籍工作者挖掘整理了大批东巴文古籍，使民族文化精髓得以传承。

八思巴文是元朝时通行的蒙古文，八思巴文是1269年在藏文字母基础上创造的拼音文字，它用于拼写蒙古语、汉语、藏语等文字，通行了大约有100多年的时间。八思巴文有41个基本字母，它自上而下书写，行款自左往右。

我国通过开展少数民族古籍保护、抢救、整理、研究等工作的实施，八思巴文、东巴文等具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古籍原件被选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项目。

都是民族的瑰宝，应该得到有效的保护，让文化传承下去。

古老的蒙古民族，以悠久的历史，创造了彪炳于史册的文化与游牧文明。他们世代植根于蒙古高原这一广袤大地，以“美草甘水则止，草尽水竭则移”的方式生存繁衍着。从远古至近代蒙古族都是以畜牧经济为主体的，并以独特的生存方式创造了游牧民族独特的文化：一个“综合着文学艺术、饮食服饰、天文历法、建筑医药、民间工艺、节日习俗等等这个民族所积累起来的全部群体性质的文化”。它似一条脉脉清流哺育着生生不息的蒙古族人民，又似一面镜子，透视出蒙古民族强悍雄浑的勃勃英姿。因而，研究蒙古民族的民情风俗，总结和概括蒙古族传统文化，研究其珍贵的精神财富，探求其文化观念与根脉，成为研究者的重要课题。鉴于此，学术界和民间社会团体对蒙古族民俗研究倾注了相当的心血，但要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绝非易事。该课题对研究者的毅力和素养都是一个挑战。本书作者以极大的勇气，数年尽责守土，倾用了持久的潜心之功，对散在的大量的风俗资料进行了基础性的梳理和钩沉，抓住了蒙古族民俗的内在结构和思想内核，精练出长达27万字的著述，彰显出作者勇辟新径和爬梳文献的功力。

评价该著作及其价值，首先遇到一个问题，即是何谓“风情”？简而言之就是民俗风情之义，对此中外典籍史书屡有阐述，我们以《汉书·地理志》为例：“凡民禀五常之性，而有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无常，随君上之情欲，故谓之‘俗’。”用现代观念意识来解释，即为“自然条件不同而形成的习尚叫做‘风’，由社会环境不同而形成的习俗叫做‘俗’。”故今人将民间的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宗教节日、体育卫生、民歌谚语、民间故事及其它带有民间色彩的文化形态和生活方式，都包括在每一个民族的“风情”范畴之内。《蒙古族民俗文化》作者对此的认同，不仅体现于本民族外在生存形式和“能歌善舞”、“骑马射箭摔跤”等可视表象的表达，而且锐意创新，以极强胆识超越于此，从蒙古民族的生活习俗中提炼其精华，力求展现蒙古民族坚韧守信、质朴务实和英雄主义的基本精神以及独特的人生价值观。具体而言，笔者认为该著述有以下几方面可圈可点：

首先，研究视野颇为开阔。以往文献中对蒙古族风俗的描述，大都不注意剖析民俗形成的文化背景，近年民俗学界后来学人，也大都习惯于沿着传统的行为惯性就直走下去，多专注于民俗事象的形态层面，极少跳出“资料再述”的框囿，很少将感性的风俗事象提升至意义的层面，进行多学科、多角度的审视与剖析。《蒙古族民俗文化》的作者在这方面迈出了重要一步，其学术自觉与视野拓新主要体现在：突破了以往重风俗描述而忽略民俗赖以存活的环境、演变轨迹与特征探究的传统研究范式。其中，最为世人所称道的是蒙古族的自然生态观，即游牧族群顺从“长生天”的可持续生存模式。作者认为，蒙古民族这一生产方式与文明的内在价值较之其它民族并无先进与落后之分，但在当今世界生态观深人人心之时，游牧文明和蒙古族古老生产方式之精华必将重新影响人类。

然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人们对蒙古族的了解还很不够。一提到内蒙古地区，人们只想到“风吹草低现牛羊”的场面，忽视了蒙古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与发明创造。《蒙古族民俗文化》的作者意识到这一痼疾，认为研究蒙古族民情风俗的意义不在其本身，而应考虑到蒙古民族多地域多层次的文化存在。因此，作者在著述中增添了蒙古民族历史、经济、文化等内容，为理解其民情风俗提供了大背景，致使整个蒙古民族的风俗及来龙去脉更加完整而系统化。“神灵世界的风波”一章，闪存着远古社会神灵的风波，原始萨满教的痕迹，又有现代佛教的遗存与鲜为人知的傩文化朦胧。记述了各个宗教之间的彼此协调融合，阐述了蒙古民族归纳各宗教思想精华并运，用于日常生活遂成民情风俗的渊源，提示读者注意到其他文化因子对蒙古民族风俗文化变迁的种种影响及不同风俗文化之间的有效互动。

其次，具有现代著述的结构意识。《蒙古族民俗文化》对蒙古族民情风俗的构架与流变的表述清晰，折射出本书作者所具备的多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学术素养。该著广泛吸收学术界相关研究成果，以人类学、历史学、民俗学等研究视角和蒙古族固有的文化特点，按其民俗事象的性质布局各章节，以此作为考察民族文化的契机，分析其文化观念和精神功能。专题分类的论述方法的好处在于脉络清晰，但是，作为一个文化体系，各章或各部分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其本身是一个水乳交融的整体，因此，作者在每一专题的后面都做出了一定分析，疏通了蒙古民族优秀文化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简单讲，本专著不是对所有风俗泛泛记叙，而是对有风趣、有特点的民俗事象进行特写；它不是对所有的风情项项说明，而是对那些具有鲜明蒙古文化特征的民俗加以适当的考证；它不是对同一风情的多种现象进行罗列，而是对那些同属同类但有特殊文化价值的民俗进行重组比较，增强了本书的可读性和学术性。本书各章节实质都是围绕三个方面阐述：一是民情风俗的来源；二是内容与表现；三是风情民俗的具体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