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情画意写入园林散文

　园林，在中国的古籍里，依其不同的功能和性质，又称作园、囿、苑、园亭、庭园、园池、池馆、别业、山庄等，英美各国则称之为Garden、Park、LandscaPe Garden。它们的性质、规模虽然不完全一样，但都具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在一定的地段范围内，利用并改造天然山水地貌或者美化山水地貌，结合植物的栽植和叠石理水以及亭台楼阁等建筑的布置，从而构成一个供人们观赏、游憩、居住的优美环境。这就是我国用来包装山水的园林。

　我国的园林建设有着悠久的历史，自古至今，已有3000多年。早在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文王筑灵台、灵沼、灵圃，可以说这是我国最早的皇家园林。汉代以后，官僚、贵族、富商开始经营私家园林。西汉时期茂陵人袁广汉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奇禽怪兽委积其间。积沙为洲屿，激水为波澜……奇树异草、糜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西京杂记》），这是我国最早的私家园林。此后，历秦、汉、魏、晋、南北朝，再至唐、宋、元、明、清，皇家园林、宅第园林、寺观园林、风景园林等各类园林相继发展。所谓“擅山海之富、居川林之饶、崇门丰室、洞户连房、飞馆生风、重楼起雾、高室芳树、花林曲池、桃李夏绿、竹柏冬青……”这些，都形象地描绘了我国园林的多彩多姿。特别是明清时期，我国的园林建设在继承唐宋传统的基础上，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无论在造园艺术和技术方面都达到了十分成熟的境地。这一时期的园林保存下来的较多，形成了比较集中且具有一定风格特点的地区：北方以北京的中心，如北京的圆明园、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等：江南以苏州、杭州、扬州为中心，如苏州的拙政园、狮子林、网师园、留园，扬州的个园、何园，杭州的西湖风景园，无锡的寄畅园，上海的豫园等；岭南以珠江三角洲为中心，如广州的余荫山房，东莞的可园、顺德的清晖园等。

　“似取山川来掌上，如携天地入壶中”，这些建于城市或城郊的园林盛景，空间虽小，而景色如故。山不高而有峰峦起伏，水不深而有汪洋之感，湖水悠悠、有桥梁连其透迤，楼阁巍巍、有道路通其脉络，竹丛树荫、幽深莫测，园路常曲、长桥多折，组合成了千变万化的园林景色。它把我国的秀美山河，包装、打扮得如诗如画。可以说，我国园林艺术历史渊源之久长，造园艺术之完美，建筑风格之独特，早己饮誉世界。我国的园林是全世界公认的瑰宝。这正如明末来中国传播天主教的意大利人利玛窦在《基督徒中国布教记》中所记叙的：“在中国园林中，有许多从来没有见过的东西，连记叙它们都是很愉快的，那儿有人造的假山……有建筑、踏级、池塘、树木和其它珍奇的东西。一切都处理得素净淡雅……”。法国19世纪浪漫主义文学代表作家雨果在谈到中国圆明园时曾热情地指出：“一切近乎超人的民族所能幻想到的一切都荟集于圆明园。圆明园是规模巨大的幻想的原型，如果幻想也可能有原型的话。只要想象出一种无法描绘的建筑物，一种如同月宫似的仙境，那就是圆明园。假如有一座集人类想象力之大成的灿烂宝窟，以宫殿的形式出现，那就是圆明园。”正是我国精湛的园林艺术以及其充满幻想的魅力，征服了世界各国的文艺家、建筑师、造园家、旅行家……使中国园林赢得了世界“园林之母”的美誉。

　进入 80 年代以来，随着中外文化交流事业的发展，我国一座又一座古典式的优美庭园，飘洋过海，相继在世界上许多国家落成揭幕，还有的在国际园林评比中获奖。 1980年5月，仿照苏州网师园“殿春簃”原型，在美国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建起了“明轩”，以后，又在加拿大温哥华中山公园建起了一座园中园——逸国，在德国的杜伊斯堡市建起了“郢趣国”，在澳大利亚墨尔本市修建了“棂星门”及其它园林设施……此外，以“芳华园”命名的中国园林，1883年在德国慕尼黑举办的第16届国际园林艺术展览会上获得“园艺建设中央联合会大金质奖章”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大金奖”：年在英国利物浦举办的国际园林节上，中国的“燕秀园”获得“大金奖”、“最佳亭子奖”和“最佳艺术造型永久保留奖”……

　今天，仿照中国用园林“包装山水热”，在世界各国正方兴末艾。

　我国用来包装山水的园林艺术，是一种融建筑、园艺、美术、文学和生态学等多种学科于一体的综合性艺术。园林建筑与一般房屋建筑相比，有其独特的性质。这是因为：一座园林，从它一开始，其建造目的主要是为了满足人们向往自然的游憩生活需要而创作的，其精神功能居于主导地位，而房屋建筑则不能不是以其满足人们居住需要的物质功能为主。由此，决定了我国用园林包装山水，有以下特点。

　 （一）注重立意及意境创造。

　“意在笔先”，这是古人从书法、绘画、文学等艺术形式的创作中总结出来的一句名言。“意在笔先”，对园林艺术的创作与设计也是完全适用的。一座园林，其山石、池水、花木、建筑等诸多的组景要素如何组合，当以立意为基础。立意，即着重艺术意境的创造，寓情于景、触景生情、情景交融，是我国传统造园的特色。园林立意，它受宗教对仙山琼阁的憧憬，诗人对田园生活的讴歌，以至历代名家山水画寓情寄意的影响是很深的。故诗情画意常常在许多园林建筑艺术意境的创造上反映出来。计成在《园冶》一书中写道：“轩楹高爽、窗户虚邻，纳千顷之汪洋，收四时之烂漫。”“萧寺可以卜邻，梵音到耳，远峰偏宜借景，秀色堪餐，紫气青霞，鹤声送来枕上。”“溶溶月色、瑟瑟风声，静拢一榻琴书，动涵半轮秋水，清气觉来几席、凡尘顿远襟怀。”在这些描写中，计成把远山、萧寺、湖水、花卉、云霞、月色、风声、梵音、琴书等各式各样的形、声、色等组景因素都点了出来，其目的就是要围绕某种意境，运用、安排好组景要素，以加强园林艺术的组景效果。我们都到过苏州的拙政园。园的中部以荷花池畔的远香堂为中心，有一很好的立意及其组景效果。远香堂的命名，就是“香远益清”意境的概括。人立在堂里，可以看到四面的景色。堂的东、西、南三面，分布着亭、台、楼、阁、曲桥、香榭，形成了一组精美的建筑群；堂北，穿过“荷风四面”亭，登上旷若郊野的小山，就是文征明题匾、联的四方亭。匾日：“山花野鸟之间”，联为：“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这样，就把清幽、恬淡的立意及意境创造形象地表达出来了！而且，这种表达并不直露，它讲究的是“隐秀”、“曲致”，即所谓“景愈藏，而意愈深”。在这里，隐是为了更好的显，虚是为了更好地衬托实，只有有隐有显方能使人“瞩之不见，观之不畅，而思之有味。”拙政园中部的景观布置是立意与意境创造俱佳的典型范例。

　 （二）注重点景及构景中心的创造。

　作画有“画龙点晴”之笔。一篇散文有文眼，一首诗有诗眼。宋祁的诗句“红杏枝头春意闹”这个闹字就是诗眼。一座园林，则有点景之作。点景，也称之为园林的构景中心，即是通过突出或强调某一景物，使它在周围的景物中显示出来。一般说来，园林某处富有独创性的建筑物，常常被用来作为整个园林画面（一座园林可比作一幅立体画）的重点或主题，这就是点景。我们游览北京的颐和园，就会感到园林的点景之作或构景中心对于旅游者观赏园林美景所起的重要作用。“台榭参差金碧里、烟霞舒卷画图中”，这个景观特色，在颐和园里，你登上佛香阁就会有真切的感受。佛香阁是颐和园的标志性建筑，是全园建筑中最引人注意的点景。它位于颐和园万寿山南坡的中轴线上，21米高的巨大的石砌高台在万寿山的半山腰把它托举起来，它的顶部超过山脊，离地面高达41米，左右配以重檐方亭。前有金碧辉煌的排云殿，后有光彩夺目的“智慧海”，并有东西两侧长廊和其它建筑群为之烘托，气势极为壮丽。拾级登临佛香阁平台，向南眺望可借有广阔水域的昆明湖及湖心的龙王庙岛、十七孔桥、廓如亭及远景之长堤烟景；向西眺望，玉泉山塔和秀丽的西山景色尽收眼底，并以转轮藏、五方阁为俯借对象。在构图上，佛香阁高低、大小、收放对比适宜，空间富于节奏感。所以，佛香阁，它不失为我国园林艺术中，作为点景和构景中心的极佳范例。

　 （三）注重借景及借景的艺术运用。

　中国园林艺术如计成在《园冶》中所说的一样：是“多方胜景、咫尺山林”。它与中国传统山水画缩地于尺幅之中，在方寸之间展现千里江山是基本相同的。由于一座园林一般占地面积不大，所以十分注重借景。借景的目的是把各种在形、色、声、香上能增添艺术情趣、丰富画面构图的外界因素，引入到本景空间中来，使园林景色更具有特色和变化。借景的方法包括“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物而借、应时而借”等，园林通过借景可以扩大空间、丰富景观效果，提高游憩品味。古人云：“园虽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讲的就是要注重借景。苏州的沧浪亭，是北宋时代苏子美建造的一座面积不大的园林，然而，建园的能工巧匠们却构筑了一条高低曲折并用花窗隔开的复廊。使游人通过这条复廊，得景于内外远近，发挥了很好的借景作用。复廊内傍园林、外依碧水河塘。你从外廊走，仿佛你并不在园林里面，而是在园外青葱翠色的郊野漫步，但是，转过脸，你从花墙往里看，却看到园内树影婆娑，古亭傲立，绿竹红花，随风摇曳，别有一番风味。如果你从内廊走，你可以尽情欣赏园内那些亭台、假山、芭蕉掩映的小榭、飞檐凌空的厅室等建筑艺术。从花墙往外看，园外风光又扑入你的眼帘。走完复廊，登十多级梯阶，便到了见山楼，登楼纵目远望：白墙黑瓦的苏州古城、曲折纵横的城河，盘门古塔、远处的上方山，一览无余。正是沧浪亭借景艺术的成功运用，你会觉得石亭上的那幅“清风明月本无价，近水远山皆有情”的联语，真乃“巧而得体、精而合宜”了。

　 （四）注重文以点景，景缘文出，使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和谐统一。

　我国当代造园大 师陈从周教授曾说：“中国园林是‘文人园’，其主导思想是人文思想”。我们每到一处园林，除了观赏建筑壮美、布局精巧、花木艳丽之外，更会感受到它人文底蕴的深厚。有诗云：“楼外楼头雨似酥，淡妆西子比西湖，江山也要文人捧，堤柳而今尚姓苏”。西湖苏堤、白堤，就是以苏东坡、白居易的姓氏命名的，用以纪念他们，疏浚西湖，筑堤造园。可以说，西湖风景之美，一半是自然造化之功，一半则应归功于历史上骚人墨客“题以发之”的包装与吟咏。 1979年，由王荣初选注、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西湖诗词选》，就收录了历代文人骚客歌咏西湖风景的诗词多达343首（诗274首，词 69首）。诚所谓“地以诗生辉，诗以地益秀”

　江山也要文人捧，园林胜景之所以要有名文及佳美诗词、对联包装，并与之相匹配，这是因为自然山水之美的精妙处，如果缺少文人从美学和艺术的角度去欣赏、品味，就会如同得璞玉而怀宝不识，一般人难以发现领会山水之奥妙。只有通过文人学士的生花之笔，艺术地描绘出它的胜概，才能引发人的游兴，吸引人们去观赏。其实，以文点景的名文诗作，就是“留之久远”的导游词。我们有的风景园林，就是以文人“归老之计”命名的，苏州的网师园，就是清乾隆间宋鲁儒移情山水、取“渔隐”之意（网师即渔夫）命名的：此外，园林里的殿、堂、轩、馆、斋、苑、舫、楼、台、亭、榭等的题名，也多与历史上名人、名文、名诗相因由。爱晚亭名出自杜牧诗句“停车坐爱枫林晚”，留听阁名出自李商隐诗句“留得残荷听雨声”。明月楼出自徐凝诗句“天下三分明月夜”等，此外，我在上文《楹联溢彩、山水增色》中谈到楹联对园林的点染、包装、“题以发之”时，也综述了园林里的楹联对增强我国风景园林的意趣和韵味的作用。总之，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和谐统一，是我国园林艺术的又一大特点。

　 （五）源于自然、再造自然、胜于自然。

　我国的园林艺术，是在自然界与人类活动交界面上的一门“师法自然、再造自然”的艺术。我国建造园林，既注重依山附水，因地制宜，自成天然之趣，但也并非完全依赖自然的山、水、树木景观；也不是单纯地摹仿自然，依原样地再现自然；而是要经过造园者的精心设计，再因势就势，包山模水，人工为之，即经过艺术的包装、加工、点染，使之比大自然更典型、更集中、更富有诗情画意，这就是所谓“天工”和“人巧”的结合。而且，这种结合，从结构上说，是一种统一，也就是造园师们通过虚与实、真与假、大与小、露与隐等一系列多样统一的刻意安排，并经过各种景象的取舍精选、建造、加工、包装，以求所建的园林呈现再造自然，胜于自然的“人巧”之美。以承德避暑山庄为例，它取材于自然山水，虽没有宏伟高大的建筑，没有绚丽斑烂的色彩。但却是“自然天成地就势”，努力做到建筑的艺术布局与自然山水环境的巧妙结合。山庄内大小建筑共 110余组（群），它们有的置平岗、跨溪流、借山势、依危崖；有的高居于群山之巅；有的深入水际或坐落在山坳沟底之中，却都达到了“人巧”“天工”完美结合的奇妙境地。这个奇妙，不是别的，而是胜于自然的奇妙。这正如朱启钤在《重刊园冶序》中所说的：“以人为之、美入天然，故能奇”。是“虽为人作、宛自天开”的“奇”。

　我国的园林，是用诗情画意来包装山水的，是“诗情画意、写入园林”的艺术。观赏我国的园林，是观画、是读诗，会使人既得美景之享受而怡情悦目，又会让人明生活之哲理而旷达今古。郑板桥面对一竹石小景曾这样写道：“修竹数竿、石笋数尺……而风中雨中有声，石口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让我们在观赏我国园林时，也能达到象郑板桥一样“非唯我爱园林，园林亦爱我也“的境地。

数学是中国古代科学中一门重要的学科，根据中国古代数学发展的特点，可以分为五个时期：萌芽；体系的形成；发展；繁荣和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一、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原始公社末期，私有制和货物交换产生以后，数与形的概念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仰韶文化时期出土的陶器，上面已刻有表示1234的符号。到原始公社末期，已开始用文字符号取代结绳记事了。

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器有用1～8个圆点组成的等边三角形和分正方形为100个小正方形的图案，半坡遗址的房屋基址都是圆形和方形。为了画圆作方，确定平直，人们还创造了规、矩、准、绳等作图与测量工具。据《史记·夏本纪》记载，夏禹治水时已使用了这些工具。

商代中期，在甲骨文中已产生一套十进制数字和记数法，其中最大的数字为三万；与此同时，殷人用十个天干和十二个地支组成甲子、乙丑、丙寅、丁卯等60个名称来记60天的日期；在周代，又把以前用阴、阳符号构成的八卦表示八种事物发展为六十四卦，表示64种事物。

公元前一世纪的《周髀算经》提到西周初期用矩测量高、深、广、远的方法，并举出勾股形的勾三、股四、弦五以及环矩可以为圆等例子。《礼记·内则》篇提到西周贵族子弟从九岁开始便要学习数目和记数方法，他们要受礼、乐、射、驭、书、数的训练，作为“六艺”之一的数已经开始成为专门的课程。

春秋战国之际，筹算已得到普遍的应用，筹算记数法已使用十进位值制，这种记数法对世界数学的发展是有划时代意义的。这个时期的测量数学在生产上有了广泛应用，在数学上亦有相应的提高。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也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尤其是对于正名和一些命题的争论直接与数学有关。名家认为经过抽象以后的名词概念与它们原来的实体不同，他们提出“矩不方，规不可以为圆”，把“大一”(无穷大)定义为“至大无外”，“小一”(无穷小)定义为“至小无内”。还提出了“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等命题。

而墨家则认为名来源于物，名可以从不同方面和不同深度反映物。墨家给出一些数学定义。例如圆、方、平、直、次(相切)、端(点)等等。

墨家不同意“一尺之棰”的命题，提出一个“非半”的命题来进行反驳：将一线段按一半一半地无限分割下去，就必将出现一个不能再分割的“非半”，这个“非半”就是点。

名家的命题论述了有限长度可分割成一个无穷序列，墨家的命题则指出了这种无限分割的变化和结果。名家和墨家的数学定义和数学命题的讨论，对中国古代数学理论的发展是很有意义的。

二、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

秦汉是封建社会的上升时期，经济和文化均得到迅速发展。中国古代数学体系正是形成于这个时期，它的主要标志是算术已成为一个专门的学科，以及以《九章算术》为代表的数学著作的出现。

《九章算术》是战国、秦、汉封建社会创立并巩固时期数学发展的总结，就其数学成就来说，堪称是世界数学名著。例如分数四则运算、今有术(西方称三率法)、开平方与开立方(包括二次方程数值解法)、盈不足术(西方称双设法)、各种面积和体积公式、线性方程组解法、正负数运算的加减法则、勾股形解法(特别是勾股定理和求勾股数的方法)等，水平都是很高的。其中方程组解法和正负数加减法则在世界数学发展上是遥遥领先的。就其特点来说，它形成了一个以筹算为中心、与古希腊数学完全不同的独立体系。

《九章算术》有几个显著的特点：采用按类分章的数学问题集的形式；算式都是从筹算记数法发展起来的；以算术、代数为主，很少涉及图形性质；重视应用，缺乏理论阐述等。

秦汉时期强调数学的应用性。成书于东汉初年的《九章算术》，排除了战国时期在百家争鸣中出现的名家和墨家重视名词定义与逻辑的讨论，偏重于与当时生产、生活密切相结合的数学问题及其解法。

《九章算术》在隋唐时期曾传到朝鲜、日本，并成为这些国家当时的数学教科书。它的一些成就如十进位值制、今有术、盈不足术等还传到印度和阿拉伯，并通过印度、阿拉伯传到欧洲，促进了世界数学的发展。

三、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

魏、晋时期出现的玄学，不为汉儒经学束缚，思想比较活跃；它诘辩求胜，又能运用逻辑思维，分析义理，这些都有利于数学从理论上加以提高。吴国赵爽注《周髀算经》，汉末魏初徐岳撰《九章算术》注，魏末晋初刘徽撰《九章算术》注、《九章重差图》都是出现在这个时期。赵爽与刘徽的工作为中国古代数学体系奠定了理论基础。

赵爽是中国古代对数学定理和公式进行证明与推导的最早的数学家之一。他在《周髀算经》书中补充的“勾股圆方图及注”和“日高图及注”是十分重要的数学文献。在“勾股圆方图及注”中他提出用弦图证明勾股定理和解勾股形的五个公式；在“日高图及注”中，他用图形面积证明汉代普遍应用的重差公式，赵爽的工作是带有开创性的，在中国古代数学发展中占有重要地位。

刘徽约与赵爽同时，他继承和发展了战国时期名家和墨家的思想，主张对一些数学名词特别是重要的数学概念给以严格的定义，认为对数学知识必须进行“析理”，才能使数学著作简明严密，利于读者。他的《九章算术》注不仅是对《九章算术》的方法、公式和定理进行一般的解释和推导，而且在论述的过程中有很大的发展。刘徽创造割圆术，利用极限的思想证明圆的面积公式，并首次用理论的方法算得圆周率为 157/50和 3927/1250。

刘徽用无穷分割的方法证明了直角方锥与直角四面体的体积比恒为2:1，解决了一般立体体积的关键问题。在证明方锥、圆柱、圆锥、圆台的体积时，刘徽为彻底解决球的体积提出了正确途径。

东晋以后，中国长期处于战争和南北分裂的状态。祖冲之父子的工作就是经济文化南移以后，南方数学发展的具有代表性的工作，他们在刘徽注《九章算术》的基础上，把传统数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他们的数学工作主要有：计算出圆周率在31415926～31415927之间；提出祖暅原理；提出二次与三次方程的解法等。

据推测，祖冲之在刘徽割圆术的基础上，算出圆内接正6144边形和正12288边形的面积，从而得到了这个结果。他又用新的方法得到圆周率两个分数值，即约率22/7和密率355/113。祖冲之这一工作，使中国在圆周率计算方面，比西方领先约一千年之久；

祖冲之之子祖暅总结了刘徽的有关工作，提出“幂势既同则积不容异”，即等高的两立体，若其任意高处的水平截面积相等，则这两立体体积相等，这就是著名的祖暅公理。祖暅应用这个公理，解决了刘徽尚未解决的球体积公式。

隋炀帝大兴土木，客观上促进了数学的发展。唐初王孝通的《缉古算经》，主要讨论土木工程中计算土方、工程分工、验收以及仓库和地窖的计算问题，反映了这个时期数学的情况。王孝通在不用数学符号的情况下，立出数字三次方程，不仅解决了当时社会的需要，也为后来天元术的建立打下基础。此外，对传统的勾股形解法，王孝通也是用数字三次方程解决的。

唐初统治者继承隋制，656年在国子监设立算学馆，设有算学博士和助教，学生30人。由太史令李淳风等编纂注释《算经十书》，作为算学馆学生用的课本，明算科考试亦以这些算书为准。李淳风等编纂的《算经十书》，对保存数学经典著作、为数学研究提供文献资料方面是很有意义的。他们给《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以及《海岛算经》所作的注解，对读者是有帮助的。隋唐时期，由于历法的需要，天算学家创立了二次函数的内插法，丰富了中国古代数学的内容。

算筹是中国古代的主要计算工具，它具有简单、形象、具体等优点，但也存在布筹占用面积大，运筹速度加快时容易摆弄不正而造成错误等缺点，因此很早就开始进行改革。其中太乙算、两仪算、三才算和珠算都是用珠的槽算盘，在技术上是重要的改革。尤其是“珠算”，它继承了筹算五升十进与位值制的优点，又克服了筹算纵横记数与置筹不便的缺点，优越性十分明显。但由于当时乘除算法仍然不能在一个横列中进行。算珠还没有穿档，携带不方便，因此仍没有普遍应用。

唐中期以后，商业繁荣，数字计算增多，迫切要求改革计算方法，从《新唐书》等文献留下来的算书书目，可以看出这次算法改革主要是简化乘、除算法，唐代的算法改革使乘除法可以在一个横列中进行运算，它既适用于筹算，也适用于珠算。

四、中国古代数学的繁荣

960年，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割据的局面。北宋的农业、手工业、商业空前繁荣，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火药、指南针、印刷术三大发明就是在这种经济高涨的情况下得到广泛应用。1084年秘书省第一次印刷出版了《算经十书》，1213年鲍擀之又进行翻刻。这些都为数学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从11～14世纪约300年期间，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数学家和数学著作，如贾宪的《黄帝九章算法细草》，刘益的《议古根源》，秦九韶的《数书九章》，李冶的《测圆海镜》和《益古演段》，杨辉的《详解九章算法》《日用算法》和《杨辉算法》，朱世杰的《算学启蒙》《四元玉鉴》等，很多领域都达到古代数学的高峰，其中一些成就也是当时世界数学的高峰。

从开平方、开立方到四次以上的开方，在认识上是一个飞跃，实现这个飞跃的就是贾宪。杨辉在《九章算法纂类》中载有贾宪“增乘开平方法”、“增乘开立方法”；在《详解九章算法》中载有贾宪的“开方作法本源”图、“增乘方法求廉草”和用增乘开方法开四次方的例子。根据这些记录可以确定贾宪已发现二项系数表，创造了增乘开方法。这两项成就对整个宋元数学发生重大的影响，其中贾宪三角比西方的帕斯卡三角形早提出600多年。

把增乘开方法推广到数字高次方程(包括系数为负的情形)解法的是刘益。《杨辉算法》中“田亩比类乘除捷法”卷，介绍了原书中22个二次方程和 1个四次方程，后者是用增乘开方法解三次以上的高次方程的最早例子。

秦九韶是高次方程解法的集大成者，他在《数书九章》中收集了21个用增乘开方法解高次方程(最高次数为10)的问题。为了适应增乘开方法的计算程序，奏九韶把常数项规定为负数，把高次方程解法分成各种类型。当方程的根为非整数时，秦九韶采取继续求根的小数，或用减根变换方程各次幂的系数之和为分母，常数为分子来表示根的非整数部分，这是《九章算术》和刘徽注处理无理数方法的发展。在求根的第二位数时，秦九韶还提出以一次项系数除常数项为根的第二位数的试除法，这比西方最早的霍纳方法早500多年。

元代天文学家王恂、郭守敬等在《授时历》中解决了三次函数的内插值问题。秦九韶在“缀术推星”题、朱世杰在《四元玉鉴》“如象招数”题都提到内插法(他们称为招差术)，朱世杰得到一个四次函数的内插公式。

用天元(相当于x)作为未知数符号，立出高次方程，古代称为天元术，这是中国数学史上首次引入符号，并用符号运算来解决建立高次方程的问题。现存最早的天元术著作是李冶的《测圆海镜》。

从天元术推广到二元、三元和四元的高次联立方程组，是宋元数学家的又一项杰出的创造。留传至今，并对这一杰出创造进行系统论述的是朱世杰的《四元玉鉴》。

朱世杰的四元高次联立方程组表示法是在天元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把常数放在中央，四元的各次幂放在上、下、左、右四个方向上，其他各项放在四个象限中。朱世杰的最大贡献是提出四元消元法，其方法是先择一元为未知数，其他元组成的多项式作为这未知数的系数，列成若干个一元高次方程式，然后应用互乘相消法逐步消去这一未知数。重复这一步骤便可消去其他未知数，最后用增乘开方法求解。这是线性方法组解法的重大发展，比西方同类方法早400多年。

勾股形解法在宋元时期有新的发展，朱世杰在《算学启蒙》卷下提出已知勾弦和、股弦和求解勾股形的方法，补充了《九章算术》的不足。李冶在《测圆海镜》对勾股容圆问题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得到九个容圆公式，大大丰富了中国古代几何学的内容。

已知黄道与赤道的夹角和太阳从冬至点向春分点运行的黄经余弧，求赤经余弧和赤纬度数，是一个解球面直角三角形的问题，传统历法都是用内插法进行计算。元代王恂、郭守敬等则用传统的勾股形解法、沈括用会圆术和天元术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他们得到的是一个近似公式，结果不够精确。但他们的整个推算步骤是正确无误的，从数学意义上讲，这个方法开辟了通往球面三角法的途径。

中国古代计算技术改革的高潮也是出现在宋元时期。宋元明的历史文献中载有大量这个时期的实用算术书目，其数量远比唐代为多，改革的主要内容仍是乘除法。与算法改革的同时，穿珠算盘在北宋可能已出现。但如果把现代珠算看成是既有穿珠算盘，又有一套完善的算法和口诀，那么应该说它最后完成于元代。

宋元数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反对理学家的象数神秘主义。秦九韶虽曾主张数学与道学同出一源，但他后来认识到，“通神明”的数学是不存在的，只有“经世务类万物”的数学；莫若在《四元玉鉴》序文中提出的“用假象真，以虚问实”则代表了高度抽象思维的思想方法；杨辉对纵横图结构进行研究，揭示出洛书的本质，有力地批判了象数神秘主义。所有这些，无疑是促进数学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西方数学的融合

中国从明代开始进入了封建社会的晚期，16世纪末以后，西方初等数学陆续传入中国，使中国数学研究出现一个中西融合贯通的局面；鸦片战争以后，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中国数学便转入一个以学习西方数学为主的时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近代数学研究才真正开始。

从明初到明中叶，商品经济有所发展，和这种商业发展相适应的是珠算的普及。明初《魁本对相四言杂字》和《鲁班木经》的出现，说明珠算已十分流行。前者是儿童看图识字的课本，后者把算盘作为家庭必需用品列入一般的木器家具手册中。

随着珠算的普及，珠算算法和口诀也逐渐趋于完善。例如王文素和程大位增加并改善撞归、起一口诀；徐心鲁和程大位增添加、减口诀并在除法中广泛应用归除，从而实现了珠算四则运算的全部口诀化；朱载墒和程大位把筹算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应用到珠算，程大位用珠算解数字二次、三次方程等等。程大位的著作在国内外流传很广，影响很大。

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到中国，1607年以后，他先后与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前六卷、《测量法义》一卷，与李之藻编译《圜容较义》和《同文算指》。1629年，徐光启被礼部任命督修历法，在他主持下，编译《崇祯历书》137卷。《崇祯历书》主要是介绍欧洲天文学家第谷的地心学说。作为这一学说的数学基础，希腊的几何学，欧洲玉山若干的三角学，以及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等计算工具也同时介绍进来。

在传入的数学中，影响最大的是《几何原本》。《几何原本》是中国第一部数学翻译著作，绝大部分数学名词都是首创，其中许多至今仍在沿用。徐光启认为对它“不必疑”、“不必改”，“举世无一人不当学”。满清侵入中原之后，科学再度被打入了“冷宫”。不但书的后半部分迟迟不能翻译，就连徐光启已经译出的上半部分也不再发行。西方传教士带来的科技著作，成为康熙、雍正或乾隆皇帝独享的业余爱好。

其次应用最广的是三角学，介绍西方三角学的著作有《大测》《割圆八线表》和《测量全义》。《大测》主要说明三角八线(正弦、余弦、正切、余切、正割、余割、正矢、余矢)的性质，造表方法和用表方法。《测量全义》除增加一些《大测》所缺的平面三角外，比较重要的是积化和差公式和球面三角。所有这些，在当时历法工作中都是随译随用的。

1646年，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来华，跟随他学习西方科学的有薛凤柞、方中通等。穆尼阁去世后，薛凤柞据其所学，编成《历学会通》，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历学会通》中的数学内容主要有比例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前两书是介绍英国数学家纳皮尔和布里格斯发明增修的对数。后一书除《崇祯历书》介绍的球面三角外，尚有半角公式、半弧公式、德氏比例式、纳氏比例式等。方中通所著《数度衍》对对数理论进行解释。对数的传入是十分重要，它在历法计算中立即就得到应用。

清初学者研究中西数学有心得而著书传世的很多，影响较大的有王锡阐《图解》、梅文鼎《梅氏丛书辑要》(其中数学著作13种共40卷)、年希尧《视学》等。梅文鼎是集中西数学之大成者。他对传统数学中的线性方程组解法、勾股形解法和高次幂求正根方法等方面进行整理和研究，年希尧的《视学》是中国第一部介绍西方透视学的著作。

清康熙重视西方科学，但只是作为自己的爱好。1712年康熙命梅彀成任蒙养斋汇编官，会同陈厚耀、何国宗、明安图、杨道声等编纂天文算法书。1721年完成《律历渊源》100卷，以康熙“御定”的名义于1723年出版。其中《数理精蕴》主要由梅彀成负责，分上下两编，上编包括《几何原本》、《算法原本》，均译自法文著作；下编包括算术、代数、平面几何平面三角、立体几何等初等数学，附有素数表、对数表和三角函数表。由于它是一部比较全面的初等数学百科全书，并有康熙“御定”的名义，因此对当时数学研究有一定影响。

清代数学家对西方数学做了大量的会通工作，并取得许多独创性的成果。这些成果，如和传统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但和同时代的西方比较则明显落后了。

雍正即位以后，对外闭关自守，导致西方科学停止输入中国，对内实行高压政策，致使一般学者既不能接触西方数学，又不敢过问经世致用之学，因而埋头于究治古籍。乾嘉年间逐渐形成一个以考据学为主的乾嘉学派。

随着《算经十书》与宋元数学著作的收集与注释，出现了一个研究传统数学的高潮。其中能突破旧有框框并有发明创造的有焦循、汪莱、李锐、李善兰等。他们的工作，和宋元时代的代数学比较是有进步的；和西方代数学比较，在时间上晚了一些，但这些成果是在没有受到西方近代数学的影响下独立得到的。

与传统数学研究出现高潮的同时，阮元与李锐等编写了一部天文数学家传记—《畴人传》，收集了从黄帝时期到嘉庆四年已故的天文学家和数学家270余人(其中有数学著作传世的不足50人)，和明末以来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的传教士41人。这部著作全由“掇拾史书，荃萃群籍，甄而录之”而成，收集的完全是第一手的原始资料，在学术界颇有影响。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近代数学开始传入中国。首先是英人在上海设立墨海书馆，介绍西方数学。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曾国藩、李鸿章等官僚集团开展“洋务运动”，也主张介绍和学习西方数学，组织翻译了一批近代数学著作。

其中较重要的有李善兰与伟烈亚力翻译的《代数学》《代微积拾级》；华蘅芳与英人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邹立文与狄考文编译的《形学备旨》《代数备旨》《笔算数学》；谢洪赉与潘慎文合译的《代形合参》《八线备旨》等等。

《代微积拾级》是中国第一部微积分学译本；《代数学》是英国数学家德·摩根所著的符号代数学译本；《决疑数学》是第一部概率论译本。在这些译著中，创造了许多数学名词和术语，至今还在应用，但所用数学符号一般已被淘汰了。戊戌变法以后，各地兴办新法学校，上述一些著作便成为主要教科书。

在翻译西方数学著作的同时，中国学者也进行一些研究，写出一些著作，较重要的有李善兰的《尖锥变法解》《考数根法》；夏弯翔的《洞方术图解》《致曲术》《致曲图解》等等，都是会通中西学术思想的研究成果。

由于输入的近代数学需要一个消化吸收的过程，加上清末统治者十分腐败，在太平天国运动的冲击下，在列强的掠夺下，焦头烂额，无暇顾及数学研究。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近代数学的研究才真正开始。

中国思想史上的利马窦

历史总像司芬克斯那样给人们留下一些不易解答的问题。在世界文化史上，最初只是活跃在那不勒斯一地的犹太教中一个主张改革的派别，何以在他们的首领耶酥被钉上十字架以后的数百年间，不但发展为独立的基督教，而且成为了幅员广袤的罗马帝国的国教？这个自视为普世教会的宗教在16世纪到18世纪，又何以非常迅速地在欧洲以外扩张，特别是在美洲和亚洲的传教事业获得巨大的成功？恐怕就可以算是此类难题之一。

不过，对于曾经满怀希望要使数亿中国人同样信奉天主的耶稣会教士而言，从利玛窦以来他们在华的传教事业虽然一度进展顺利，不但使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一批在晚明社会名声卓著的官绅归依天主，甚至后来或者担任钦天监之类要职，或则经常出入康熙皇帝的禁宫；而且有人认为18世纪曾经可能会出现一个中国式的基督教，各会传教士“曾希望在中国建立一个为国家政权所容忍、集儒教和中国古老智慧于一体的新教会。”（〔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1页。）

但是随着“礼仪之争”的发生，形势竟然急转直下，西方传教士在华传教活动被严令禁止。虽然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西方列强逼迫清廷签定的两个和约，都载有所谓“传教宽容条款”。这改变了明清之际耶酥会传教士的方略，使传教与西方殖民事业有了理不清的瓜葛。“条款使传教士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却使他们期待的目标——把中国变成基督的国度——变得越发遥远。”（朱维铮：《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前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页。）以致于到了上世纪末，随着中国的重新崛起，在塞缪尔．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那样的美国人看来，“大中华”成了类似伊斯兰教文明那样在今日阻止西方普世主义扩张的“文化和经济的现实，并开始成为一个政治的现实。”（〔美〕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重建》，新华出版社，2002年，第183页。）

于是，在世界文化史上，也许问题就转变为：与基督教在美洲和亚洲其他国度的胜利历史相对照，他们的传教事业何以在中国有了如此相反的记录？考虑到中国从来没有过宗教战争，中国人总体说来对宗教持相当宽容的态度，这一对比就更加催人深省了。这一问题当然非常复杂，作为学术问题涉及的面也十分广泛，但是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如何看待和评价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在华的传教活动？

历史还有另一面相。十九世纪中叶以来，西方文化已经前所未有地改变了中国的面貌，谁也无法否认，当今中国实际上是中西文化冲突——融合的结果。中国知识分子，甚至受过中等教育的普通公民，对西方的了解一定大大超过一般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了解。今天的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继续保持着旺盛的求知欲。加上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学者在宗教学、宗教哲学和比较宗教研究等各方面都有了新的创获。在这种情状下，利玛窦及其传教活动，自然就再次引发了人们的研究兴趣。

对这样一段历史及其后果的研究，历来有不同的学科方向和思考进路可供选择。比较常见的是历史学的进路，除了传教史的描写以外，还有从科学技术史的角度看传教士给中国带来的天文学、几何学以及水利、历算等的进步，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角度讨论中国文化对西方启蒙运动的作用，更多的似乎是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在此层面上，人们注意到“耶稣会曾设想在印度和中国造就一种能够吸收这两国古老文明的智慧和见解的新型基督教观，但该设想最后还是以失败而告终。”（〔英〕约翰．麦克曼勒斯主编《牛津基督教史》，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78页。）

对被称做“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的事情达致如此的结果，著名西方汉学家谢和耐（Jacques Gernet）认为，明清之际基督教来华传教的失败，乃是根源于基督教与中国文化的深刻差异和中国文化难以被同化的力量，而非简单的排外心理作祟。这种差异是整体性的，不仅在随处可见的伦理关系的处理上，而且在于儒家入世终极关怀完全不同于基督教将宗教义务与世俗义务对立起来的做法。

在形上学的领域，基督教的核心观念是造物主与其创造物之间的关系，而“可见的天与作为天理的积极因素的天之间不可分割的特点，及‘体’和‘用’观念之间的相互关系，是中国的基本观念。”中国人对基督教哲学的抗拒有更深刻的根源——语言。汉语中并没有表示“存在”的动词，“语言的结构和辞法似乎把中国和西方的思想导向了不同的方向，作为形成一个独立的、具有广阔背景的文化和宗教传统发展的基础。”（〔法〕谢和耐著，耿升译《中国与基督教——中西文化的首次碰撞》，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80页、225页。）

如此看来，人们可以提出一个问题：利玛窦等耶稣会教士的传教对于中国思想史、尤其是对中国哲学史的发展而言，是否只是一个历史的意外，或者纯粹是一个偶在？换言之，它有没有影响到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没有成为中国哲学史或者思想史的一部分？目前坊间流行的中国思想通史和中国哲学通史类的著作，似乎支持了对三百多年前基督教那场“失败”的上述意义评估。通过对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文本《天主实义》的深入研究，张晓林博士对此提出了异议。他笔耕数载，撰就这本《论天主实义》，相当系统、周详地论证了他对中国天主教神哲学或“儒家一神论”在中国哲学史上新的定位。

简要地说，张晓林认为，通过详细梳理《天主实义》所代表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体系与明末清初中国主流学者之思想的复杂关系，可以说明传教士与其中国皈信者共同阐述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不同于传统儒释道中的任何一种，然而，它不仅留下了一批值得重视的汉语哲学文献，而且它们所阐释的思想构成了中国哲学思想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在传统的三教之外另行开启了一种具有独特内容的思想体系的统绪。如果要描写自晚明以来的一个完整的中国思想－哲学的发展史，就应该对包含在其内部的天主教神哲学与传统中国哲学的相互影响有充分的研究和阐明。

我们知道，无论是中国思想史还是中国哲学史，作为现代学术的一门学科而言，都是在20世纪上半叶建构起来的，具体地说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建立起来的。那是“科学”刚刚上升为价值的时代，同时也是宗教受到严厉排斥和打击的时代。著名的“反基督教大同盟”一时几乎囊括了全部文化精英，就非常典型地说明那个时代的精神趋向。当时的历史科学范式，大致上先后是由实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提供的。这两个互相排斥的学派在历史主义的方法上有共同语言。这些都很自然地在对《天主实义》的研究中打下自己的烙印。

用一种公允的评述，人们都承认《天主实义》是利用儒学语言和概念阐释天主教教义。但是从历史主义的角度看，这种阐释的正确性就颇受质疑；而导致这种状况是由于利氏的学养有限（误解），还是故意曲解儒家经典，更是令人疑窦丛生。如侯外庐先生的《中国思想通史》说利氏“以孔子理论傅会基督教教义，其策略为“合儒、补儒、益儒和超儒”。从封建主义的立场来宣扬天主教的“合儒”，是“纯涉支离荒诞”（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1080页）。

《天主实义》“合儒”的正当性及与其作者的主观意图之间的关系，并非不可以讨论。但是什么是真正的儒学，本身就是一个问题。从解释学的眼光看，任何人的解释都必定带着自己或明或暗的“前见”，任何时代的理解都包含加达默尔所谓的“视域融合”，因此《天主实义》是否误解、以及多大程度误解了儒家经典，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现象的一次性和历史性的具体关系中去理解现象本身”（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第5页）。

将《天主实义》看做一个解释学的文本，使张著得以避免在历史主义范式中易生纠缠的问题，而将注意力集中在对属于效果历史的那个“理解”本身的反思。由此超出了以往对中国天主教的史学研究，而进入了文本研究。读者可以看到，张著确实对中国天主教最重要的文本《天主实义》与中国传统的儒释道的关系做了相当充分的比较研究，对明末清初中国主流学者与《天主实义》所代表的中国天主教神哲学体系似的关系，做了详细的梳理。

在此过程中，作者注意到利玛窦对中国传统儒学及其流派的复杂性的知识是有限的，他所实际上面对的，并非完整的儒学传统；同时也注意到尽管利玛窦对佛道的专业知识相当有限，但是对佛道与基督教原理的冲突，却有着深刻的洞察。作者吸收了西方汉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使用了“儒家一神论”等概念，加上其运用资料的实证功夫，使他所描写的明清之际中西思想互动的脉络令人十分信服。所有这些都相当有力地支持了本书的宗旨，即中国天主教神哲学存在于中国哲学－思想的历史之中，而不在是纯粹外来的思想。

总体上说，中国学者对西方宗教及其哲学的研究，在最近二十年来有相当大的进展。而对西方宗教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的互动之研究，则相对滞后。因此，张晓林博士的这本论著，对扩大中国哲学史研究的视野，成为一个明亮的信号。其实，明末以来天主教神哲学在中国哲学－思想史的地位，其轮廓一直隐隐约约地浮现着。尽管它恐怕并非一线相牵、明明白白的传统，而是一个尚待研究和描画的脉络。且不说明末清初中国思想家与天主教神哲学的关系远未厘清，晚清太平天国与基督教的关系似乎也还大有再讨论的余地。康有为的思想创造中包含了多少基督教的刺激和启发？也很值得研究。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西方宗教文献对中国人形成现代性观念起了什么作用，现在也不很清楚。

　　中华书局成立于1912年元月，是中国历史最悠久的出版社之一，由陆费逵（伯鸿）先生在上海创办。建局之初，奉行“开启民智”的宗旨，以编辑出版各类教科书为主，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推行新式教育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建局不久，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得到迅猛发展，在国内出版业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同时，中华书局云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及社会名流，如梁启超、于右任、范源濂、马君武、田汉、张闻天、潘汉年、徐志摩、钱歌川、陈伯吹、张相、舒新城等，并陆续出版了《中华大字典》、《辞海》、《四部备要》、《古今图书集成》等颇有影响的书籍，编辑出版了《大中华》、《新中华》、《学衡》、《中华学生界》、《中华小说界》、《小朋友》、《中华故事》等20余种深受读者欢迎的刊物。从建局到1949年，中华书局共出书5800余种，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重要古籍、少儿读物等多种门类。在全国各地设立了50多个分支局，1000多家分销处还在，新加坡、香港和台湾地区相继设立分局，业务遍及全国并海外发展。是当时中国仅有的几家大型综合出版企业之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着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承担着国家级古籍整理的基本项目。历经20年时间，组织整理、出版的“二十四史”及《清史稿》点校本，被公认为新中国最伟大的古籍整理工程。相继编辑出版了《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全唐文》、《全唐诗》、《全宋词》、《古本小说丛刊》、《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资治通鉴》、《文苑英华》、《太平御览》、《永乐大典》、《册府元龟》、《清实录》、《光绪朝朱批奏折》、《中华大藏经》等一大批古代文史哲经典文献。陆续推出的重点丛书如“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代史料笔记丛刊”、“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中外关系史名着译丛”、“中华史学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文集丛书”、“中国近代人物日记丛书”、“新编诸子集成”、“中国佛教典籍选刊”、“道教典籍选刊”、“理学丛书”、“学术笔记丛刊”、“古逸丛书三编”、“清人书目题跋丛刊”、“中国古典名着译注丛书”等，为学术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基本典籍。中华书局还出版了梁启超、王国维、顾颉刚、陈垣、王力、钱钟书等着名学者的学术着作；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学术集刊、文史类期刊《文史》、《文学遗产》、《书品》等，在学术界、读书界、教育界有着广泛的影响。

　　近年来，在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普及工作方面，中华书局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先后出版了《左传译文》、《论语译注》、《孟子译注》、《庄子今注今译》、白话《资治通鉴》、白话《续资治通鉴》、《通鉴故事百篇》、《新编千家诗》、简体横排本《二十四史》、简体横排增订本《全唐诗》、《全宋词》，以及1981 年创刊的《文史知识》、1998年复刊《中华活页文选》（成人版、高中版、初中版、小学版）等，为提高全民族的素质尽一份力。

　　在传统学术和古籍整理方面，中华书局拥有雄厚的人才资源，已故着名专家学者如陈乃乾、徐调孚、宋云彬、杨伯峻、马宗霍、金灿然、赵守俨等，在中华书局的发展过程中起过巨大的作用。现有工作人员中，高级职称占27%，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20人，绝大多数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其中周振甫、李侃、傅璇琮、程毅中等先生在古籍整理及学术研究上均卓有建树。中华书局以她一流的作者、一流的编辑出版人才和高质量的出版物享誉海内外，是最能代表中国古籍、学术着作出版水准的出版社。

　　21世纪，在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方面，在汉语的世界化方面，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方面，中华书局将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1 汉书补注 清王先谦 1983年版 影印清光绪虚受堂刻本 1748页

　　2 后汉书集解 清王先谦 1984年版 影印民国4年虚受堂刻本 1361页

　　3 三国志集解 卢弼 1982年版 影印民国初石印本 1157页

　　4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 吴晗辑 1980年版 排印本 5314页

　　5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史记探源 清崔适 1986年版 排印本 229页

　　6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史记志疑 清梁玉绳 1981年版 排印本 1506页

　　7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史记汉书诸表订补十种 清梁玉绳等 1982年版 排印本 1046页

　　8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 宋熊方等 1984年版 排印本 1642页

　　9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汉书食货志集释 金少英 1986年版 排印本 313页

　　10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唐方镇年表 吴廷燮 1980年版 排印本 1567页

　　11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北宋经抚年表 南宋制抚年表 吴廷燮 1984年版 排印本 594页

　　12 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 元史本证 清汪辉祖 1984年版 排印本 596页

　　13 春秋左传注 杨伯峻 1981年版 排印本 1736页

　　14 中国历史纪年表 万国鼎 1978年版 排印本 164页

　　15 左传纪事本末 清高士奇 1979年版 排印本 833页

　　16 通鉴纪事本末 宋袁枢 1964年版 排印本 4064页

　　17 宋史纪事本末 陈邦瞻 1977年版 排印本 1198页

　　18 辽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 1983年版 排印本 727页

　　19 金史纪事本末 清李有棠 1980年版 排印本 879页

　　20 元史纪事本末 明陈邦瞻 1979年版 排印本 245页

　　21 明史纪事本末 清谷应泰 1977年版 排印本 1618页

　　22 三藩纪事本末 清杨陆荣 1985年版 排印本 98页

　　23 明季北略 清计六奇 1984年版 排印本 757页

　　24 明季南略 清计六奇 1984年版 排印本 525页

　　25 明史考证 黄云眉 1986年版 排印本 2647页

　　26 十三经注疏（附校勘记） 清阮元校刻 1980年版 影印世界书局重印嘉庆阮元刻本 2784页

　　27 明会要 龙文彬 1956年版 排印本 1563页

　　28 明经世文编 明陈子龙等编 1962年版 影印本 5563页

　　29 明清史论着集刊 孟森 1959年版 排印本 634页

　　30 明清史论着集刊续编 孟森 1986年版 排印本 558页

　　31 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 谢国桢 1982年版 排印本 288页

　　32 国榷 明谈迁 1958年版 排印本 6233页

　　33 弇山堂别集 明王世贞 1985年版 排印本 1975页

　　34 玉镜新谭 明朱长祚 1989年版 排印本 172页

　　35 小腆纪传 清徐鼒 1958年版 排印本 815页

　　36 小腆纪年附考 清徐鼒 1957年版 排印本 796页

　　37 南疆逸史 清温睿临 1959年版 排印本 158页

　　38 国初群雄事略 清钱谦益 1982年版 排印本 307页

　　39 明代黄册制度 韦庆远 1961年版 排印本 253页

　　40 明季史料题跋 朱希祖编 1961年版 排印本 146页

　　41 明清史讲义 孟森 1981年版 排印本 632页

　　42 史记(简体字本) 汉司马迁撰 南朝宋裴骃集解 唐司马贞索隐 唐张守节正义 1999年版 排印本 2564页

　　43 汉书(简体字本) 汉班固撰 唐颜师古注 1999年版 排印本 3134页

　　44 后汉书(简体字本) 南朝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 1999年版 排印本 2522页

　　45 三国志(简体字本) 晋陈寿撰 南朝宋裴松之注 1999年版 排印本 1108页

　　46 晋书 唐房玄龄等 1974年版 排印本 3306页

　　47 宋书 梁沉约 1974年版 排印本 2470页

　　48 魏书 北齐魏收 1974年版 排印本 3107页

　　49 周书 唐令狐德棻等 1971年版 排印本 944页

　　50 南史 唐李延寿 1975年版 排印本 2027页

　　51 隋书 唐魏征等 1973年版 排印本 1904页

　　52 旧五代史 宋薛居正等 1976年版 排印本 2042页

　　53 新五代史 宋欧阳修 1974年版 排印本 923页

　　54 宋史 元脱脱等 1977年版 排印本 14262页

　　55 辽史 元脱脱等 1974年版 排印本 1560页

　　56 金史 元脱脱等 1975年版 排印本 2906页

　　57 明史 清张廷玉等 1974年版 排印本 8642页

　　58 东华录 清蒋良骐 1980年版 排印本 547页

　　59 清稗类钞 清徐珂 1984年版 排印本 6544页

　　60 纲鉴易知录 清吴乘权等 1960年版 排印本 2982页

　　61 十国春秋 清吴任臣 1983年版 排印本 1787页

　　62 宋大诏令集 1962年版 排印本 946页

　　63 宋人轶事汇编 丁传靖辑 1981年版 排印本 1160页

　　64 宋宰辅编年录校补 宋徐自明撰 王瑞来校补 1986年版 排印本 1848页

　　65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宋李心传 1956年版 排印本 3409页

　　66 登科记考 清徐松 1984年版 排印本 1231页

　　67 二十史朔闰表(附中西回史日历) 陈垣 影印写本 1956年版 240页

　　68 风俗通义校注 王利器 1981年版 排印本 652页

　　69 廿二史札记校证 王树民 1984年版 排印本 889页

　　70 突厥集史 岑仲勉 1958年版 排印本 1136页

　　71 清代科举制度研究 王德昭 1984年版 排印本 282页

　　72 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 庄吉发 1987年版 排印本 644页

　　73 近代中国史事日志 郭廷以 1987年版 排印本 1450页

　　74 老子臆解 徐梵澄 1988年版 排印本 118页

　　75 掌故丛编 故宫博物院掌故部编 1990年版 影印本 972页

　　76 中国西南历史地理考释 方国瑜 1987年版 排印本 1310页

　　77 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上编） 郦纯 1982年版 排印本 628页

　　78 太平天国军事史概述（下编） 郦纯 1982年版 排印本 815页

　　79 太平天国制度初探（第二次修订本） 郦纯 1989年版 排印本 711页

　　80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1册）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1980年版 排印本 335页

　　81 太平天国资料汇编（第2册） 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 1979年版 排印本 973页

　　82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上册） 庄练 1988年版 影印台湾四季出版公司1980年排印本 325页

　　83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中册） 庄练 1988年版 影印台湾四季出版公司1980年排印本 295页

　　84 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下册） 庄练 1988年版 影印台湾四季出版公司1980年排印本 325页

　　85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1集） 陈垣 1980年版 排印本 561页

　　86 陈垣学术论文集（第2集） 陈垣中华书局1982年版 排印本 490页

　　87 枫窗脞语 罗继祖 1984年版 排印本 199页

　　88 古史新探 杨宽 1965年版 排印本 370页

　　89 洪业论学集 洪业 1981年版 排印本 445页

　　90 困学集 罗尔纲 1986年版 排印本 529页

　　91 莱芜集 王毓铨 1983年版 排印本 378页

　　92 史学丛考 柴德赓 1982年版 排印本 441页

　　93 探微集 郑天挺 1980年版 排印本 466页

　　94 昔华山馆丛稿 王仲荦 1987年版 排印本 607页

　　95 中国史探研 齐思和 1981年版 排印本 357页

　　96 注史斋丛稿 牟润孙 1987年版 排印本 544页

　　97 十三经清人注疏 大戴礼记解诂 清王聘珍 1983年版 排印本 261页

　　98 十三经清人注疏 今文尚书考证清皮锡瑞中华书局1989年版 排印本 535页

　　99 十三经清人注疏 礼记集解 清孙希旦 1989年版 排印本 1487页

　　100 十三经清人注疏 周礼正义 清孙诒让 1987年版 排印本 3568页

　　101 十三经清人注疏 论语正义 清刘宝楠 1990年版 排印本 800页

　　102 十三经清人注疏 尚书今古文注疏 清孙星衍 1986年版 排印本 613页

　　103 十三经清人注疏 诗三家义集疏 清王先谦 1987年版 排印本 1125页

　　104 南齐书 梁萧子颐 1972年版 排印本 1038页

　　105 北朝胡姓考 姚薇元 1962年版 排印本 438页

　　106 北周六典 王仲荦 1979年版 排印本 696页

　　107 建康实录 唐许嵩 1986年版 排印本 840页

　　108 十三经清人注疏 春秋左传诂 清洪亮吉 1987年版 排印本 907页

　　109 十三经清人注疏 孟子正义 清焦循 1987年版 排印本 1052页

　　110 十三经清人注疏 毛诗传笺通释 清马瑞辰 1989年版 排印本 1194页

　　111 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 唐长孺 1983年版 排印本 281页

　　112 魏晋南北朝史札记 周一良 1985年版 排印本 484页

　　113 中外关系史名着译丛 阿拉伯波斯突厥人东方文献辑注 费琅 1989年版 排印本 908页

　　114 中外关系史名着译丛 海屯行纪 鄂多立克东游录 沙哈鲁遣使中国记 1981年版 排印本 150页

　　115 中外关系史名着译丛 利玛窦中国札记 利玛窦等 1983年版 排印本 705页

　　116 说文解字诂林 丁福保编 1